我在文革的日子里
作者：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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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的日子里
作者：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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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的日子里 引言： 磨难与痛苦都会变成回忆，心酸与泪水终会变成坚硬的伤疤。四十年过去，往事并不如烟，今天写的片断回忆是真的，是痛的。我深深相信，不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只要坚持，忍受，向往生活，充满希望，一定能战胜一切。让人与人的歧视与欺压，让人的无知和邪恶烟消灰灭吧！感谢磨难带给我回忆的体会。谨写此文回顾我四十年前的下乡经历，留作纪念。
文革形势的发展，大字报、斗争、游街……抄家是平常的事。深夜，我在睡梦中时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我感觉家里有种不安宁的预感。 1969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帮戴高帽的“坏分子”从我家门口游街经过，他们敲着破铁盆、破铁桶，红卫兵跟在后面，大声高呼着口号，里头一个“大个子”的手持长鞭，恶狠狠抽打着那帮“坏人”。我家的门半开着，我探头望去，我爸也正好下班，从门缝看着人群，就在这一刹那间，不知从何而来的皮鞭重重的抽在我爸和我身上，那人喝着我爸跪下，打得我爸死去活来，接着用麻绳捆住，戴上高帽，推上跟着队伍游街……我哭着，身心彻底的巨痛。家庭的厄运到了。 12月24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居民大队通知父亲去开会，我代他去，他们发给我一张白条，上面写着“勒令”两个大字，正文：“通知郑××于12月26日前携带其妻子、儿女全家下乡务农管制……”当时是厂方联合当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我家成份是工商业，爸妈兄嫂被列为清理对象。接到这白纸勒令犹如晴天霹雳，全家厄运开始了。 指定下乡准备时间仅有的两天，大兄嫂与父亲决裂，准备到广东龙门找儿子插户务农去，兄嫂把自家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卖光了，19岁的女儿也马上出嫁。兄嫂一家离去，家里只有我和父母三口人，那年我24岁，父亲65岁，母亲55岁，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也如父亲说的“死也死在一起!”当地居民中队长有权力关系留住我，连夜赶来我家，想说服父亲把我嫁给他儿子，放条“生路”。我父亲拒绝了。两天的时间里，家里充斥着悲痛欲绝的气氛，欲哭无泪，妈变得心慌意乱，神志不安。我檫干眼泪，收拾着行李，清理下，只有一领棉被、一个煤炉、一个木箱子和七片眠床枋。 1969年12月26日一早，我们一家被勒令驱逐出家门，我回头望着留恋的家园，红卫兵在家门上贴白封条，后用木板写黑字的十字架钉上。我挑着行李，走了一段路再也走不动了，有一朋友的哥哥看见帮我挑至东门大街，然后放在大街中央，等待卡车运送。这时我爸押送的专车已先开去，车上看押的红卫兵手里拿着长棍吆喝着，车上的“五类分子”死死的蹲下，车不知道开往哪里。我和妈依偎着等车，大街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送行的人也多，夹道很拥挤，我听见人们议论着：“这个女孩还会下乡劳动？何不嫁给人啦？”我看着将要上车的人都是老的老，少的少，可能只有我是青年人吧。这时车子来了，我和妈被赶上车，周围都是惨哭声，吆喝声。车上，我碰见了女友的母亲，她带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哭着跟我说：“孩子他爸想不开，前天夜里上吊死了。当晚我马上报告居民大队领导，那领导回说，顶多打张证明给你买两叠草纸垫棺材去罢！”我楞住了。车是开往离城区十多公里的河溪公社，那是个穷僻的村落。路上翻坡过岭，车又急又转，崎岖颠簸，我和妈早上都吃不下饭，妈疲惫不堪，不做声，顿时晕了过去，我急得直喊救命！幸好同车的人帮忙，有的把帮涂上药，有的帮着按穴位，好不容易我妈才醒了过来。我感谢了她们。 车子好不容易到了中午才到达目的地，我才知道爸被关在一仓库里，看守的放他出来见我们。下午四点钟广播响了：“所有来的人都听从指挥，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监督，好好劳动，不许随便离开当地，如有抵奈者，不服从者，将……”来接领我们的是河溪村村书记，我点头谢谢书记说：“书记，请你帮找个好点的地方给我们住吧！”书记领着我们来到村最尽头的地方，一看，是一座宫庙，前面有个池塘，后面是山，山上有很多古坟和树木。宫庙的左边有村集中的一排排粪坑，苍蝇纷飞，臭气冲天。进宫里一看，里面尽是牛粪、蜘蛛丝、蟑螂、跳蚤，没窗没户，宫内的殿龛和外边烧钱的土塔已全毁掉，宫内又矮又黑又破，面积约9平方米。书记说这就是你们的住处。原来这宫庙是“三山古庙”，分中殿和左右分殿，我们住右边一间，中殿和左殿那边分给另一户“同路人”10人住。 夜幕降临，好不容易领到自己带的一领棉被，其它的家用品未领到。邻居一位老伯送来了一大碗冬节汤丸，有位大嫂拿来几把干的稻草，给我们垫地上当草床用，一好兄弟花力气从牛棚间抬来两扇木门帮安装门，关上后还差约20厘米宽的大缝，父亲用稻草塞上。天黑沉沉的，屋里幽湿，只听见呼呼的寒风，山上的大树被刮得哗哗的响，狐狸、狗叫声传来，那心酸的一晚，我们三人依偎着，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接到大队的通知，分配我们一家三口到河溪大队第七生产队，队长指着我说：“你是主要劳力，要和队员一起劳动，以工报酬，分给你为五分工（相当于半个工）。你爸不会劳动，那就以拾牛、狗、猪粪为主，满100斤粪为一个工，每晚由队记工员用大秤称了，再挑至公厕。”从此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对于农活我一窍不通，对农作物一点都不熟悉，最惨的是不会跟他们一样赤脚走路，挑担不会换肩挑，更不会下溪捞鱼。父亲拾粪更不容易，要耐心地等牛从牛棚出来拉屎拉尿，有时要走好多路才能拾到一些，有时拾多了，挑不来，需等我帮着挑，有时遇到天下雨，那真是粪遇雨淋一场空。每晚回来才记两三分工。 池底的烂泥是最好的肥料。我第一次劳动是挑烂泥，从池底挑至池边，要来回几十次。由于烂泥拌水，太滑了，我摔倒了，全身上下都是泥，一群男青年看见了，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些讽刺的话，我哭笑不得回家换衣服重回工地。轮到我挑粪水施肥，田埂一尺来宽，从公厕到田地，田路又滑又窄的，突然砰了一声，连人带粪桶掉到田里去，我全身臭得难闻，头上两条长鞭洗也洗不清，味道持续一段时间才消失。 过了好几天，我们开始装修屋子，神殿左边打上木板做睡床。宫外是露天的，生产队的老农帮我们搭起了草棚，原烧纸钱的土塔位作炉灶，用旧布围遮着做浴室和厕所。为了养猪还在草棚右角挖了猪粪坑。一切整理得干净条理，邻居都夸装点得好。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天有位大嫂来提亲事，跟我妈说：“你女儿只不过是十九二十岁（其实我当时25岁了），跟我儿子差不多年龄吧！我家有两间新房子、四头大猪、几头小猪、一头大牛、两座大谷店，我们很富裕的。”过几天有有一老姆说她儿子刚退伍，父亲是大队干部，说我要是嫁给她儿子，能到学校去教书，不用种田，自留地也有人帮你们种。我妈谢绝说：“对不起，我女儿已经定婚了。”他们半心半疑的。 家庭生活全靠生产队记工分点稻谷和番薯维持，只有二哥每月给家寄来15元，这样，我妈想出去“挽面”，那是潮汕这边一种民间的美容手艺。母亲每天穿上整洁的衣服走山路到邻隔的村，上门为女人们服务。青年妇女都喜欢她，知道她是县城人，都叫“县姆”。出嫁的姑娘需要打扮，找她“挽面”，也多点工费给她。从此我妈早出晚归，傍晚我总是到河溪岭上等她回家，天黑无人影，听到狐狸叫声，很害怕。父亲经常到河溪部队运煤处扫煤粉，有时到部队厨房外边捡些煤渣，给自家生火用，父亲年老体弱，煤扫多了挑不动，要等我帮挑。我也争取劳动机会，帮汕头造纸厂挑稻草，整天来回上船挑，一天顶多赚两元。拼力气的体力活，女孩做是力不从心的。于是到城里拿些绣花活来做。 下乡不久，我们购来一头30多斤的猪苗，小猪叽叽的叫，卖猪的人说：“你们看看，这猪苗长得活泼，走路特别快。”买来回到家，放下一看，小猪走路一瘸一拐的，邻居老农告诉我们：“这猪食量少，养不怎么大的，是头母猪苗。”原来小猪是个弱者，猪很可怜，但人有时也是这样的命运。过了些时候，我早晚绣花赚了80多元，买了四只小猪苗，由于冬天寒冷，小猪受冻，不过几天，一天死一只，全死光了。可怜我一针一线在煤油灯下挣来的钱就这样完蛋了。我责怪父亲不养大猪养小猪，父亲说下次领养头大猪，有钱给你买件新衣服。我们总结经验，下一回从汕头购来一头30多斤的杂交猪苗，这猪长得真快，很活泼，不随便拉屎拉尿，通人意，养一年多长到了500多斤，四个大汉才能抓住。村里人议论说，咱们从来没有养过这么大的猪，是神明养大的。大猪卖了，有了收入，生产队又奖励了大米、红糖，我们也尝到养猪的乐趣。后来也养了一群鸡，还有鸭和鹅，家里热闹了。 下乡期间，“红卫兵”、“民兵”时常来抄家。每逢宣判会、“五类分子”定期汇报会，定要我同“五类分子”一样，到村晒谷场集中，围在一起，并责令我大声宣读资料。有一次抄家，连我的整叠家信、《红楼梦》三本和杂志全部都抄走。经常责令我单人打扫村的整条大道，我扫了大半天，手心发肿起了血泡。 有一天，我二弟从雷岭骑自行车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载废木柴和点粉纤、萝卜干来回来看望我们。夜晚，红卫兵来抄家，说没先报告，就把二弟带走了。我们通宵睡不着，伤心的等待，第二天二弟才回来。1973年，二弟上大学，给我们回城带来了希望，也增强了农村劳动的信心，爸妈把一头不满100斤的猪卖了，凑足钱送他上学去。爸说“一胜百胜”，我也相信家庭的命运将带来改变。村里人知道我二弟上大学，说：“移民佬，他的儿子能上大学，难道比我们这边人聪明？”村里祖祖辈辈没有人上大学，也没有一个女的当上教师，妇女都不识字，连时钟的时间也不懂。平时，她们要我帮读信写信。那时我也想当名教师，可天不从人愿。家相对面的河溪小学，有位和我同龄的女教师，也是城里来的，人长得漂亮。我常到井边洗衣服，经常听到她上课的悦耳的琴声和歌声，我很羡慕她。 由于生活的贫困，要到棉城领些绣花活做，河溪到棉城只需三毛钱车费，可三毛钱不容易呀！那天，天刚蒙蒙亮，我起床，操着小路经新埔水库山路往棉城方向走。可我迷路了，在白竹山里走了两三个钟头，就是走不到出口，路上也没有行人，我害怕了。又走了好久，远远看见有几间房子，一看，原来还是在老地方兜着。好不容易到了棉城，已是中午了。我要往哪里吃饭呢……因为自从被遣送后，每逢回棉城，我都不愿意经过老家门口，因为房屋已不是我们的了，看了更会痛心落泪。我领到的是“大床单绣花”的刺绣，为了先取工款，只能领到八成半的工钱。拿到了100多元，这是个大数目！干脆花三毛钱坐车回家。回到家，妈看到钱，很高兴的。可是那未完成的千针万线还等待我多少个日日夜夜地奋战。当时农务繁忙，白天忙挑粪，晚上做绣活到深夜，体力精神透支很大，所以白天劳动力气不足，经受不了，请了两天假在家赶绣花任务。民兵发觉我夜里用电灯绣花，就把电线剪掉，停止我家的供电。我没办法，只好用小煤油灯，但煤油供应紧缺买不到，家里一片漆黑，心情也急躁，看来任务难完成了。 当天傍晚吃完饭，有一男一女民兵来叫我，要我立即去“开会”，他俩带我到大队仓库。一进仓库，灯火辉煌，人头涌动，村的青年男女民兵、红卫兵都集中在这里，一派杀气腾腾，我觉得我可能祸到临头了。他们一见到我，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大声吆喝：“把她带上来！站中央！把头低下！”我心跳得七上八下，发抖着，我很害怕。仓库很宽敞，汽油灯亮得发白，他们围成一大圆圈，我站在中央。斗争会开始了，人群中有个大个子吼着说：“郑××，你把头低下！再低下！”我只得低下头，其他红卫兵七嘴八舌的大声嚷：“你是什么成份？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不出工，吃闲饭？”“你看什么杂志？看什么书？”“你为什么信件那么多？”我被吓呆了，嘴唇上下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心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难道今晚他们会……我强忍着泪水，抬头说：“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毛泽东时代，我要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我随父母一同来，我出身工商业，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看的是《红楼梦》，是‘禁书’……因我兄弟姐妹八人，加上同学多，信件自然多……我因最近劳累过度没有出工，我要积极劳动，争取表现……”我无奈的说，断断续续。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对我恶凶凶的嚷：“滚出去！”两个民兵带我回家。 刚到家门口，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彻底地崩溃。父母亲以为我受挨打，问我怎么啦，我抽泣着说不出话来。窗外有几个民兵偷听我们的动静。过了一些时候，我跟父母亲说了今晚“斗争会”的经过，父母听了很痛心，无奈地安慰我说：“只要皮肉不受痛……你千万要忍受啊，将来定有出头之日的……”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心痛，委屈，无奈，整个枕头湿透了。我想自己来这世界20多年，犯过什么罪？我为何要受这样的折磨？我的青春将在这样受辱中度过吗？做人有没有平等与尊严？像这样发展下去真不是人要过的生活？这时我也想到了死，想几天前在河溪水库挑土填坝，那里的望天岭陡峭，有几十层楼高，下面水库溪水清澈见底，溪流很宽很长，不如跳到里面死个清凉！但转念又想我是个女孩，来到异乡异地，不明不白的死也会“臭名死尸”，经受不了磨练，活得没意气！在这社会里，有成千上万受连累的子女，也和我同样受尽多少折磨与羞辱，难道他们就用去死吗。不！不死！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在漫长的农村日子里，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雨，村里的女人重活不出工，我和其他男人一样，开荒扩种，平整耕地，挖沟修路，插秧拾草，样样都干，自留地种得象花园，番薯、花生、韭菜、合菜长得旺盛，特别是屋门口的三棵丝瓜，结果累累，自家都吃不完，自己的自耕稻谷地跟生产队田地相隔，一同施肥灌溉，队里丰收收割，我这边也丰收。我庆幸自己是个女的，要是男的得去扛大石头围堤，为村里人扛棺材和埋死人。 下乡几年，我努力锻炼，成了插秧能手，做活勤快，农忙时一天活相当于四个工的工作量。150斤重的稻谷能挑回家，也能自如挑担过跳板上船。但农务还是不能赤脚，又不适下溪抓鱼。家中没柴烧，我只得去拾山草树叶。我总是爬到高岗上，那幽森寂静，是一排排的墓群纪念碑。1969年7月28日，特大强台风正面登陆汕头，为保护牛田洋堤坝，驻地全国来的大学生、解放军抗险救灾，搭成“人堤”死守抗击强台风，他们很多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尸体从牛田洋飘到我们这边河溪村。为纪念这一惨烈的英雄事迹，当地政府、部队、人民群众在这里立了纪念碑墓群。因为这地方很少有村民过来，傍晚我经常到那里拾草，装到满大箩筐背回家。村里人知道，对我说：“你胆子真大呀！不要给鬼给抓去！”我答道：“神鬼我都不怕，怕的是饿肚子。”说起同下乡的人，有位阿叔住邻村，他有两个女儿，下乡前夕，17岁的大女儿嫁往和平。女儿结婚不久，夫妻不睦，离了婚，后来回到河溪跟父母同住。阿叔的主要劳动是拾粪，每天都从我们家门口路过，每次劳动来回，粪担定是歇于我家门口边，味道臭得难闻。他幽默地说，如果能回城，就把红头绳扎在粪担上，高高挂到大梁上。有一天，他小声地对我爸说：“听说林彪坐飞机失事摔死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不可说出去呀！说了要杀头的！”他边说边做了“杀头”的手势。我爸说我们没害人的。在离我们不远的邻村，又有位教师，前被划为“右派”，以理发为生，下乡到河溪后仍是理发，但当地也有理发为业的，真是同业路窄！不久老师的理发工具被人没收了，后来不得不远走到他乡理发。一次，我回县城遇见教师的妻子带着10多岁的女儿，她们戴着破斗笠，赤着脚，各挑着柴草到县城来卖，我细看，扁担头还挂着稀粥锅，锅盖上放着一小块萝卜干，她说这大热天气，柴草怎么也卖不出。看了很多同路人的辛酸生活，有的沦为乞丐，有的磨累得重病死了。我同情他们，我觉得比他们好多了，这也更坚定了自己的意志。 春夏秋冬，在没有希望的日子，我挣扎着。特别是六月大暑季节，收割、挖地，插秧，每天要劳动十多个小时，烈日暴晒，汗流浃背，口渴得喝窟沟水，饿了就是米汤才喝得下。干农活割破了手脚，鲜血直流，只得弄点火柴壳药贴上止血，忍痛继续劳动。天热插秧时，田里的水被晒得发烫，整天双脚浸在水里劳作，经常全身疲惫。要是遇上田里的“蜈蜞”那最可怕的，它是种吸血虫，经常在田水里潜伏，贴到皮肤吸血长时间，一条短黑的小虫吸了血变像手指大。长期的劳动，我脚破手裂，手结皮茧，手指变形，腰酸背痛。 有一回，父亲病得很严重，发高烧几天仍没退热，当地又没医生，如何是好？母亲流着泪，父亲虚弱地告诉我：“我死了，你告诉兄弟姐妹八人，用木板抬我到潮阳，我死也不在这里安葬！”我听了心如刀割，父亲吃不下饭，我要买河粉汤给他吃，可要走三里路到邻村才能买到。那天下大雨，小路泥泞，我摔了几次跤，全身泥土，湿透了，走都走不动，含泪返回了家。有一回，我中暑，几天肚子痛得难忍，又买不到药，只好要求村开个证明，让我至河溪军医所去看病。我连走路都很难，母亲背着我翻过河溪山，到军医所。病痛中我体会到生命的卑微，活着真的比不上一条狗自在。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路还是那路，树还是那树，人还是那人，但岁月刻下痕迹，五年了，青春的希望已经破灭，但我还盼望着挣脱出命运的枷锁。1974年4月29日，我在田里干活，二弟放假回来，急匆匆地对我说：“姐！听说××同学一家已经办理回城手续，说是到县战疏办公室办理的。”我扔下锄头说：“快！咱们骑车回县里去问下。”到了战疏办公室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找到主任，我把家庭情况和下乡的时间、地点等一一清楚的说，他问我：“你多大了？嫁人了没？”我说：“我30岁，没有嫁人！”他看着我：“不是吧？你这年龄应该定婚成婚了吧。”“真的！没骗你。”他从抽屉拿出一份表来，说：“这是你父母回城的复职证明和户口迁移证明，你就到派出所办理手续吧！”我接过证明书，如接到了生死状，飞奔着跟二弟一起到派出所，把户口回城复职手续办理完。回到河溪家里，我象疯了似的，把破草棚的柱锯断，草棚塌了下来，我手也被割出血来。 下乡五年，政府拨款每人360元为下乡安置费，我们三口共1080元，但村里没有下发给我们，就是没饭吃，要求也没分文。于是我向大队书记提出退还安置费及自留地收成补贴的问题。书记说：“安置费，我们用于别的，现在村里没钱，你们住的宫庙每月租金要10元，你们住五年了，自留地的农作物可收成时你来收。”我听了，火冒三丈的说：“老爷宫还要租金？为何不早说呢！”书记听了，“砰”地一声拍下桌子！我也“砰”地跟着打，说：“你书记解决不了这点小事？”他说：“现在不能办！等我们13名干部到齐开个会来决定。”我想，明天我们就要回城，过“五一”节了，不如算个清楚回老家吧。除了租金，超支的，自留地未收成的总共折换成300多斤稻谷，再换成大米。1974年4月30日，我们雇人用两辆板车将家里的破旧东西，和一头未养大的猪装上，离别我生活过五年的地方，我的第二故乡——河溪。来送行的邻居们有的说练得种田“本领”就要回去了，有的说我们是来逃难的。我感谢邻居的关心与体谅，我们会再来的，一定回来看看！ 我同父母回棉城后，老家的房屋仍被两户人家住着，他们对政府的落实政策是理解的，过了些时候搬走了。对于我家的房屋，房管同志将五年来的租金和维修费相抵，要我们向房管所缴交人民币730元。这么大的天文数字，我们实在是交不起，他们说要是差一分文也不得开锁。就这样，我们东凑西借，缴了款项，过了半年，才搬进老家住。 之后，我爸妈复职，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我也很快找到了工厂的临时工做。爸妈对女儿的婚事心急，经亲朋的介绍，我结识了同龄的男友。1975年春，我们结了婚。同年7月我转入我所希望的教书生涯。三年后相继产下两男孩，家庭生活过得愉快。但是，五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不时的回顾，夜里恶梦，梦到还住在原来的老爷宫里，哭泣了，丈夫被惊醒，安慰我。我亲朋同事知道我的经历，无不为之同情。特别是旅港的家公，知我此况，对我们婚事更是支持，对我的教育工作更为高兴，说教书育人，勿误人子弟。1983年夏天，在丈夫的支持下，我们带两个小孩回访河溪，来到我住过的地方，村貌开始有了变化，我住的宫庙也整修恢复，来祭拜的人很多，灯光烛红。我们奉上祭品，求好人一生平安。然后，我们拜访了村里的长老，还拜访了邻居，表示对村人的谢意。 回首四十年前发生的一幕幕，如同昨天一样，24岁到30岁，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家人的分离，离乡的无奈，生活的困苦，劳动的艰辛，成份的歧视，身心的创伤……一切都变成刻骨铭心的往事。但这些经历磨练我的意志，使我更珍惜生活，向往生活。文革日子里的回忆，也抚平心中对历史的伤感，回忆变成文字，文字变成永久的纪念！
（笔者2009年12月于汕头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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