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与《八九点钟的太阳》及胡平等相关评论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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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与《八九点钟的太阳》及胡平等相关评论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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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与《八九点钟的太阳》 作者：施雨 来源:文心社http://wenxinshe.zhongwenlink.com/home/news_read.asp?NewsID=4086
影片制作者还采访了红卫兵运动创始人之一骆小海，中共元老宋任穷的女儿、“文革”中在天安门第一个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以照像机记录下“文革”无数珍贵瞬间的李振盛和赵立魁，还有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王力雄及徐友渔等人。影片有英、中文字幕，大量运用当年的镜头资料，重建血与火的历史现场，保存下对这段不能被人类遗忘的史页的鲜活回忆。 《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与新中国同年诞生在北京，直到２０来岁才第一次离开中国到美国，是为数不多的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CBA）之一。她的父亲韩丁是美国著名作家和农学家，当年受联合国派遣支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建设，曾经被中共领导人尊为“国际友人”，与写过《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等齐名。 出生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卡玛（右）对中国情有独锺，摄影镜头始终对准中国，去年与高富贵（左）等人拍摄完成“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 当年，卡玛的父母，以及姑姑和姑父寒春、阳早一起来到中国。卡玛三岁时，父亲休假回美时遭到当时反共势力麦卡锡主义者发难，因得不到护照而不得离境，从此与妻子和爱女一别１８年。卡玛在中国长大，直到１９７１年才“来”到美国。当人们问起她第一次“回到”美国时是不是感觉到文化上的隔阂，她首先笑着更正道：“是‘来’到美国，而不是‘回’到，因为我确实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韩丁１９５３年回到美国，在麦卡锡时代曾因“亲共”而倍受审查，后来他与美国政府打了多年官司，才要回当年被没收的大量珍贵笔记。而卡玛和母亲则一直生活在中国，她在北京上了小学和中学，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三届”。她也和其他“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一样，经历文革、下厂当工人，因为文革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周恩来总理邀请一些美国人士访华，包括斯诺与卡玛的父亲韩丁。卡玛时隔１８年才与父亲重逢，并陪父亲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见。１９７１年，２１岁的卡玛来到父母的祖国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卡玛讲一口纯粹的京腔普通话，毕竟中文是她的第一语言。在内心深处，她也和所有成年后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样，一直怀有深深的中国情节。她在美国波士顿组建了非营利的长弓影视公司（Long Bow Group），主要制作与中国有关的影视产品，以让美国和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卡玛的丈夫及合作者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多年来他们夫妇共同拍摄过许多以中国农村、民俗、艺术等为题材的影片，目前还在为麻州碧波堤博物馆的中国民居“荫余堂”展览制作配套电视片。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导演之一的卡玛，“您有没有宗教信仰？”卡玛爽朗地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回答：“经历过那个狂热的时代，我怎么会再有什么信仰呢？” 卡玛所指的“那个时代”，就是影片所表现的主题所处的那段中国近代史上最疯狂、最黑暗的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八九点钟的太阳》第一次以视觉媒体的形式，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回顾，通过对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的采访，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回放，从中反思那些令人疯狂而失去理智的举动为什么会在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大地上产生，其震撼性远远不止于当事人对过去一段荒唐岁月的自嘲，或是影片制作人仅仅为了对历史负责而留下的真实记录。 卡玛回忆当年她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１０１中学，尽管卡玛与大家一起长大，但她时刻感觉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她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很小的时候，一大群孩子们围着我指指点点，‘外国人’，‘外国人’，我意识到自己不能算是中国人，虽然我和大家一样念书识字，一起玩耍，但我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可我也不知道我算哪国人，别人问起我，我就说‘外国’。” 正因为如此，学生时代学校里举行的许多活动，忆苦思甜啦，整风反右啦，老师都不让卡玛参加，大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然而，红卫兵的发起就是源于北京海淀区的几所高校附中，身边同学的各种遭遇，以及周围发生的一切不能不使她有所触动。她渐渐从狂热走向冷静思索。正如她在影片结尾的音乐里意味深长的表达，弦乐忧怨的《我的祖国》的旋律与键盘无精打彩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以重奏的形式出现，仿佛一腔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断断续续地被幽灵的嘲笑所打乱。 由旅美专业人士协会（ＡＣＰ）、海外文学创作社团“文心社”、长春藤国际教育中心、北德州清华校友会，联合举办的大型“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将于五月十六日将在达拉斯公映。影片放映之后，导演兼影片制作人卡玛·韩丁女士将同观众讨论与影片有关的问题。
来源:北京顽主吧http://tieba.baidu.com/f?kz=120730924
影片中的十几位受访者中，有分别来自三个家庭的成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及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李南央。影片的其他受访者包括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深具影响力的骆小海、名字被媒体歪曲利用的宋彬彬、为文革留下珍贵影像见证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王力雄等。 《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导演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高富贵（Richard Gordon） 《八九点钟的太阳》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长弓影视(Long Bow Group)制作，由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高富贵(Richard Gordon)联合执导。 卡玛（Carma Hinton）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在文革中渡过青少年时光，当过工人，一九七一年离开北京。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一九九九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卡玛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倾注多年心血，将这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再现出来。影片中的采访均由母语是中文的卡玛用中文提问，从数百小时的内容中精选出来。 在摄制《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前，卡玛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已有二十多年合作制片的经历，曾拍摄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张大千》、以农村民俗为题材的《正月》、《高跷》。他们合作拍摄制作的表现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迁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黄》和《百草》曾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全国性电视台放映并获二十多种国际电影大奖。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除了与卡玛合作之外，曾担任多部中国和美国题材影片的摄影师，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新星》、《前线》、《美国经历》等节目系列，以及许多独立制片的摄制组，如《远方的和谐——帕瓦罗蒂在中国》和《中国革命》等。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高富贵分别荣获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和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的奖励。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与卡玛共同担任撰稿。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主要著作有：《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毛的阴影》、《艺术的逃难：丰子恺的一生》、《火种：中国良心的声音》、《新鬼旧梦：中国异议者的声音》等等。白杰明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作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评论者，白杰明的文化时论、图书评介等多种文章广见于各种中英文杂志、报刊和学术期刊。
《多维时报》记者心远报导 唯一网http://www.v1v1.cn/music/61/t-11661.html
元月三十日，《多维时报》记者采访了反思“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兼导演之一卡玛。卡玛就其名字声明说：“你们发文章千万不要给我生造一个“卡玛·韩丁”的名字。我从来没用过。在中国我就是卡玛，虽然“百家姓上没有姓卡的”（一九六六年一老农听我报出姓名后语），但我从小就是这么被人称呼的。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用的时间远早于Carma Hinton。“韩丁”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即姓“韩”名“丁”（取“丁”字为的是笔画少，好写），并不是Hinton的音译。 长的白人模样，却一口极其道地的“京片子”，让人乍一听真是难以置信。卡玛对人们这么惊讶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她的母语本来就是中文。她父亲韩丁四十年代后期被联合国救济总署派到中国去工作，卡玛一九四九年就出生在北京。后来美国刮起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的黑风，韩丁一九五三年回美国后护照被没收，不能离境了；中美当时成了交战国，中国国内也越来越“左”。卡玛跟着母亲，在北京长大，经历了“文革”高潮，一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父亲应邀重访中国。 我们的话头就从“文革”的经历扯起。
多维：卡玛，请你先介绍一下你本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吧，“文革”开始时你应该是上高一。 卡玛：对，“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101中上高中一年级。我是北京的外国孩子中唯一一个考上自己选择的中学的──我在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我考初中的时候，还没有规定外国人准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所以我与中国孩子一样，报了三个志愿，参加统考，就这么考进去的。 北京101中不像外面传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只不过1953年以前它是干部子弟学校，有些干部子弟就因为这个传统，愿意上这个学校。实际上像我那个班，清华北大的教授、右派的孩子，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都有，干部子弟并不占多数。现在对“文革”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涉及任何一个题目，都有不实传言。 不断激进的倾向，从“文革”前的几年，六三年、六四年就开始了。我进初中时一二三班学英语，四五六班学俄语，我本来被分到二班，但这个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一看来个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管理，就把我推到了五班──五班班主任老师是政治老师。就是这样偶然的政治原因，让我学了俄语。当时我一不在，班主任政治老师就找我周围的同学谈话，“跟她说话要注意”，“不要拿她的东西”。我在学校经常被挑出来：“这个政治报告你不可以听”，因为你是外国人，有时就在全校众目睽睽之下得离开。也有人一天到晚找我的碴。初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是喜欢在外边野跑的人，写我想当个勘探队员，就有个同学质问我：你为什么想当勘探队员？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中国的宝都探走？！（笑）这种荒唐事“文革”前越来越多，给学生做关于农村四清成果、阶级斗争尖锐的报告，要求“对内要做到家喻户晓，对外要做到内外有别，绝对不允许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情况”。我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外国人，就得对我“有别”。不过我有些好朋友，听了报告转眼就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怎么感到孤独。有些同学对我非常好，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后来“文革”气氛越来越恶化，他们不顾对自己政治生命的影响，继续和我作朋友，没有疏远我，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些人。 继我上中学之后，别的外国孩子都被统一分配到北大附中，“文革”一来就让他们回家了。“文革”工作组到我们学校时，本来是要我回家的，后来朋友们给我出主意，我写了封信要求留下受教育，工作组就让我留下了。 工作组搞了一段运动，组织学生去军训，我不能去，和一个同学留在学校看桃园。这个孩子的爸爸“文革”前就是关押着的所谓“反革命”，也不许参加军训。那事我都记不得了，她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当时说，凭什么他们都走了就咱俩看桃园，走，咱们玩儿去！就去颐和园，游泳横跨昆明湖，一直游到龙王庙，游泳衣里掖着几毛钱，上了岛上还买爆米花。往回游时忽然又打雷又下雨……你可真会玩！ 六六年七月底突然工作组就撤了，学生回来了，我也回到学校。我们班几个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成立了红卫兵，自认为是领导一切的，把我们同学划分左中右，谁谁是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划到我这儿，不知划什么好，就写个大零蛋。“文革”中我没有被人打过──有些人有过极端的经历，但我没有。顶多有些老红卫兵对我破口大骂：你别想在学校呆着，滚回家去！ 现在有些人一说起来，好象所有干部子弟都非常蛮横，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班就有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六六年七、八月份联合写大字报批评“自来红”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能够接受我的同学有各种不同出身，对当时极端的?血统论?非常不满，我们就成了一个小圈子。 多维：你在“文革”中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吗？ 卡玛：那时参加组织没什么手续，我当时要好的这帮人到了六七年春天都是我们学校“毛泽东主义公社”这个圈子的，我也就算是吧，属于“四三派”。那时候组织也非常松散，一派内部山头也多，除了有些核心骨干，我们这些人比较逍遥，只是大的观点上近似。有个“公社领导”很做作，一副“领袖”作派，我们也很看不起。有一次他和对立派的人辩论起来，我们在一边看热闹。吵到激烈处，对立派的那个人鼻子一哼，说，“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满脑子领袖欲，还做伟人状，走起路来这样─他停顿一下，抬起两个胳膊肘，将两个拇指插在胸前假想的坎肩袖口处，踱来踱去，目视远方，接下去说，但并没有使人想起列宁！”我们都哄笑，大家都熟悉《列宁在十月》中的形象。那时确实有不少年轻人臆想着自己要成为什么伟人，可以说遍地是“小列宁”、“小毛泽东”。
多维：你参加过“大串联”吗？ 卡玛：当时按规定可不行，外国人哪能随便走啊，当时只有几个“开放城市”，象北京、上海，但还有个四十公里的圈，立了些岗，写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超越”。要想出去，得到公安局去申请旅行证。所以我后来不能去插队。一帮同学步行到内蒙去插队了，如果能允许我去，当时我就去了。 但串联的时候同学给我出主意，也都帮我撒谎，说我是新疆人，给我戴了个帽子，把头发都罩起来，从后面看着不显眼，从前面看要是看出我跟大家长相不一样，就说是新疆人，蒙混过关。人家有时候说那你说句新疆话，我就说我很小就到北京了，不会说新疆话。 有个初中同学，父母调动工作高中考到长春了，六六年八月底回来说，长春那儿冷冷清清，你们还不去我们那儿点火？我们就在火车上站了十九个小时去了长春。不过我们中间有几个有思想的，尤其是有个高三学生，到长春那个学校看了两天后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指挥别人怎么革命？我们对原来的旧教育制度不满，那么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改进，建议？什么都没有，跑这儿来瞎闹什么？我们就回去了。 这时候学校也走空了，我们就全给进京串联的外地学生服务，后来有同学说，邢台地震区房子还没盖起来，咱们到那儿干点活去──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接触社会，深入群众，就这么去志愿帮着盖房子，打井。在邢台我学会了一种中国最原始的打井方式。在那儿，1966年9月，我看到了“红海洋”──很穷的地方，村里土墙全刷上红油漆，用黄油漆写毛主席语录。我们非常反感，觉得这样是劳民伤财，背叛了毛泽东思想。 过了一个多月，报上又登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我们当时认为那些坐免费火车出去游山玩水的都是“挥霍劳动人民血汗”，步行串联倒可以做──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非常正统的。 多维：你们步行串联去什么地方？ 卡玛：我们本来跟别人一样，想从北京走到延安，走过了河北特别穷的一些地方，我们住在老乡家，一脸盆水冻成一大砣子冰。翻过山头到了山西，就说去大寨看看吧，后来又到了阳泉。这个时候又出来一篇社论──原来学生不可以到工矿企业串联，当时有些老工人也说学生反党，甚至来打学生。但是六六年深秋，我们走到半路时，中央文革又根据什么需要，说要“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学生可以去工矿企业了。我们就去煤矿，呆了好长时间，每天下矿井──现在想起来就后怕，真危险！──有些坑道像滑梯似的，有些坑道里只能一条腿跪着，拿镐刨煤…… 多维：你们不是去串联点火发动革命，是干活？ 卡玛：每天都挖煤！当然我们也关注革命，是抱着一种向工人阶级学习了解的态度，想知道社会实际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知道得多。那儿有很多“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很多出身不太好的职工找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诉说他们怎么受到歧视。矿上也成立一些组织，我们也想弄清他们谁对谁不对──哪里弄得清！六七年元月份到处夺权，矿工也跑到阳泉市里夺权，我们也去看，到各个办公室里看他们怎么抢大印。 后悔当时没有记日记，有些事现在印象就模糊了。人的记忆总是不可能非常清楚的，现在许多人写“文革”回忆录，太不严谨，怎么记得的就怎么写，很多人和事都弄得满拧，想当然的东西到处都是，越弄越糊涂，连学者都胡乱写！你倒是查查当时报纸啊，又不是查不到，总得把人啊事啊时间啊弄得准确点儿。
二、我也参加过给人定罪的群众专政讨论
多维：你没有跟同学一块儿上山下乡到边疆，当时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吗？ 卡玛：我在家呆了一段，不愿意脱离社会，我虽然算是外国人，但是我出生在中国，我的母语是中文，不愿意被排除在外，就要求到工厂劳动。六八年底我到了人民机器厂，正是遇罗克呆过的地方，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被抓走了，但是有一些认识他的工人，这就又成了一个小圈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对当时的正统思想什么都不信了，用那时的话叫做“痞了”，看谁都不顺眼，对谁都讲怪话，当时年轻，觉得自己特深刻。那个年月认为谁“有思想”，谁就特棒。所谓“有思想”，就是不同意当时的正统。我们都是自认为有思想的人，传看了好多像《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之类的书，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有所了解》，忘了作者是谁，我们对当时“文革”中很多事情已经有了不同看法。在学校里大家胡说八道，到了工厂我也照样胡说八道。当时上班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我有意乱抡胳膊甩腿，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跳，我就故意说“我落后呀！”自己很得意。倒长班时，下班要用报纸将机器盖起来防尘，简直烦透了：翻半天找不着一张没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的报纸！下了班还得念报纸学文件，工厂条件不好，没有坐的地方，地上油油的，得垫上报纸，谁要坐上一张有毛主席像的，那就有麻烦。我当时就发牢骚，说这叫人怎么活？ 有些年轻工人，是文革前因为出身问题没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对我说：社会可跟学校不一样，不能这么乱说，已经有人把你汇报上去了，说你“思想反动”。把我吓坏了。车间里有些机器比较大，上好一个机件，得走好几个钟头，我就去别的机床那儿跟这些人聊天。这些人也被警告了。我们不敢在工厂聊，就下夜班一起到龙潭湖，游到湖中心踩着水聊天。有一次忽然哗哗哗来了一队解放军，我们以为被发现了。赶紧游到边上藏在芦苇丛里，气都不敢出。 在这个厂呆了没多久。我有个表弟，是寒春和阳早的儿子，初中毕业时他妈妈非常坚决，闹着跟中国同学一起分配，不管去哪儿。他那届该分配时有了北京工厂的名额，表弟就跟着一批人分到光华木材厂当学徒，一个月挣十六块一毛八。他这样就算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正式成员，不是?外面?的人，而我一直还被排斥在“外面”呢，我特别想作一个“里面”的人。于是我也到外专局去说，没想到也就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进了做塑料贴面的车间，一个月也挣十六块一毛八。这时候我已学乖，不敢乱说了。我表弟在那儿也干了一段了，我刚一去工人就告诉我：你表弟可好了，跳“忠字舞”特认真！ 有一次对一批所谓“小偷”“流氓”“反革命”处理的“群众专政”讨论，居然也让我参加了。上级发下来一个名单，里面有政治思想犯，也有拿刀捅人、溜门撬锁的，让车间工人讨论该怎么判──没有法庭，没有法，没有程序，名单上每个名字下面三言两语写上点“罪状”，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形式！讨论中当然每个人都要显示自己革命，显示自己最恨这些“反革命”“坏分子”，都嚷嚷着不是“无期”就是“死刑”。我坐在那儿，真是难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根据判这些人呢？我就基本上不表态，只是有时说一句：“这够吗？” 多维：为什么你会老是质疑?够吗?？是因为你当时看过《新阶级》，接触了异端思想？ 卡玛：对于当时这一套，我们早都非常反感了。记得遇罗克的名字就在上面，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写了大量反动日记?，大家异口同声：要枪毙！我说，这算得上“死罪”吗？大家马上就瞪着我：这美国人怎么啦？ 多维：你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这会儿能参加了，难道你没有终于能成为“里面”人的庆幸？ 卡玛：没有。当时心情比较游离，只是觉得发生什么事我应该知道，可并不认同。不过，我当时不认同的只是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对“革命思想”本身的质疑，我当时认为这些是对“革命思想”的歪曲。更早些时，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万寿无疆”连喊三次，我们这圈人虽然自认为非常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我们认为“万寿无疆”，“最红，最红，最红”之类是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典型，极其可恨：它阻碍革命，将革命引向非常荒唐的极端，真的革命就没有了！我们并没对所谓“革命思想”，对意识形态作总体思考，只是认为革命不应该这样。后来看《新阶级》，抄了一大堆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因为经常给别人复述，到现在还记得。作者（德热拉斯──记者注）说：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他还把这个新阶级与以往的统治阶级比，说，这个新阶级的贪婪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却没有资产阶级朴素节俭的美德；它的排除异己就像贵族阶级一样，但却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度。我觉得写得太妙了，但还是在想，怎么才能有真正的革命呢？ 我的同学有时从插队的地方回来，有的人家里被抄得没地儿住了，就住我家。我们那时经常一起讨论书啊、胡聊啊、出去照相啊。我住的楼里有个堆扫帚簸箕的小黑屋，不属于谁家，我们就在那儿洗相片。有同学的父母就问：卡玛为什么要跟你们洗相片，是不是要拉拢你们，腐蚀你们？洗相片有什么特务活动没有？还有很多人劝孩子不要跟我来往，说沾海外关系没有好下场。同学中消息比较灵通的也来报信儿：公安局说我是“特嫌”（特务嫌疑），备了案。真是可笑，“特嫌”，我哪儿知道什么机密呀？ 但一九七一年初忽然外交部打来电话，说中美关系要有一个变化，我父亲要被邀请来访华，突然一下一些政府官员对我妈妈和我就特别友好了。我父亲来后，我就陪他到处参观，开始拼命学英文。
三、我不愿说这部片子表现“文革”
多维：你们拍了《天安门》之后来拍《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 卡玛：时间上是这样，倒没有因果关系。“文革”这段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历史，不断地在探讨、思考，任何人写出文章，我们都会找来看，一直没有离开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多维：什么时候有拍片子的冲动？ 卡玛：这种说法不适合我们这个片子。我这个人，这么说吧，不是那种能有大出息、特别想着要做大事的人，良心上的负担又特别重，总觉得，这么重要的历史，这么复杂的事件，这么多人流了血，这么多人人生经历……万一把握不好，万一弄出些什么错误来，就对不起人，要非常小心；我要是作了对不起人的事，又非常难解脱，会永远感到良心上的自责，所以我作事不是那么利索，不敢作很复杂的事。说得好一点，就是良心自责；说得不好一点，就是我怕负责任。（笑）这两个片子都是这样的，我好多朋友，包括中国的和美国的朋友都劝我拍，死说活说，把我说动了。 良心自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文革”这个题材，写东西好写，作为电影来讲太难拍了，因为画面资料太少，不像《天安门》，一九八九年因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全世界的媒体都拥到北京，五十来天，每一天都有很详细的影象资料，不仅是媒体，还有私人的；“文革”就不同了，记录影片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用当时留下来的画面资料，再现当时的历史环境、事件，加上对当今人物的采访。而能找到的“文革”时的资料片太少了，局限性太大，我觉得就更难做。 朋友们对我说，只要是想拍“文革”电影，不是只作口述史，所有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你拍不好，别人也拍不好，干吗不试试？还鼓励说：也许你更有能力拍好！再不拍，许多当事人都会不在了。 多维：“文革”全过程中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为什么您最后将焦点定在反映红卫兵？ 卡玛：我们并没有把某一些人定为焦点。但不同经历、不同圈子的观众，从影片中能看出不同的东西来。出于过去的派别分野、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的分野，一些观众看到他不顺眼的人，就成了他心目中的焦点，有评论者就说，这部片子是“以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干部子弟为中心”，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他们为中心！我碰到加拿大一位观众，大概是属于左派，他就问“你的片子怎么以自由亲美派为中心?（指徐友渔、朱学勤等人）”（笑）大概他们看到不顺眼的人，就觉得特别扎眼，觉得这些人在影片中地位比别人重要。 我们在选择、取舍人物和内容时，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有没有画面。没有画面的支撑，说得再多也是?白说?。有些东西很适合用文字表述，或做口述史，拍一堆脑袋在一起说话，讲得再惊心动魄，不能成其为电影啊。作为影片，必须要有当时的影视资料作为表现的主要材料，能和这搭上的，自然在影片中就显得重要，没有画面支撑的东西，并不是本身不重要，而是无论编导如何使劲地去表现，与有画面的片段比起来，实际上也显得很苍白。 好在表现“文革”、争论“文革”、反思“文革”，我们这个片子不是唯一，我特别庆幸这一点：不是唯一。一部片子能利用这样一些资料，去表现一些用文字很难达到的效果，为“文革”的讨论、争论增加一个侧面，而已！我们并没有想去表现“文革”的全部，我甚至一直非常不愿意说这部片子是表现“文革”的，这样说容易给人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多少年的大事小事，中央地方，那么多派别，你这部片子，能弄得清楚？不可能嘛。
“文革”实际上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年龄段的人，经历和思想历程太不一样了。“文革”中在大学的人，他们在“文革”中的起点、高潮、终点，与中学生不一样。再比如说，如果反映内蒙，那么抓?内人党?可能是他们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几年之后，而不是六六年“红八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故事很不一样，既然不可能把所有故事说清楚，两个小时长度不允许超过，还有经费的限制……那么，就只好圈定一个年龄段的人，把他们的故事说清楚，也能代表时代的一个方面。 我们的选择，集中在“文革”爆发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学年龄段的一些人的经历，以这种回顾为主。为什么这么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从影视资料考虑的。我们搜寻过，现有的影视资料中，除了大的群众场面，以及很少的像“破四旧”之类的资料，就没有什么了。有比较丰富的影视资料的，倒是“文革”前到“文革”中畸形的“革命文化”，这些内容又恰恰是我看到的描述“文革”的作品中比较少去表现的。 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受影视画面资料的限制，只能迁就有影视画面资料的内容；另一方面，现有影视画面资料能够支撑的内容，恰恰又是人们过去涉及较少的方面：关于“文革”的铺垫──一九六六年年轻人处于什么样的思想状况，不是一天就爆发成那样的，他们有很多年的铺垫，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在这些方面，影视资料比较充分。 多维：选定哪个年龄段，是依据你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最为熟悉和感兴趣？譬如，你的同龄人？ 卡玛：很难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同龄人，不过，这批人里我认识的比较多。大学生，像蒯大富等人，当然也可以考虑作一个片子将他们那些人的故事说清楚。但是，我们是首先找影视资料，所有能拿到手的都拿到手，再看它们能说清什么故事，就发现关于大学里的那些故事，很难说清；而且要说清他们为什么叫“红卫兵”，又得从中学说起，就太长了。 我们并没有先入为主地认定，我们偏爱中学这帮人，要搞这帮人的历史。其实，如果就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还特别愿意避开主流，多挖掘一点原来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文革”中北京中学生是比较为大家熟知的嘛，但是，像工人农民的处境，很少被关注，能拍出来不是挺好吗？我们挖空心思，想找资料来表现工人的故事。但我们发现，用纪录影片根本没办法讲他们的故事。电影作为一种载体，必须利用它的长处，不能强求它的短处。没有影视资料的选题，偏要去表现，就不会有效果。例如，66年?红八月?由于暴力不断升级、蔓延，在北京一些郊区出现了对原来的地主富农“满门抄斩”的非常残酷的现象，我们也想表现，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一个村，花了很多工夫想去采访。我们去了人找他们谈，作了笔记，最终还是没有弄出能编入影片的东西来──没有当年照片，带摄像机去又太扎眼，他们不敢说。 我们是将所有可能的线索都拿出来考虑了一遍。经过多次比较，最后才将范围确定在这批中学生身上：讲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能讲得好的。中学生在形成思想的年龄段，他们对如何形成思想的回忆，能找到资料片，就比较好讲他们的故事。 我们为探索各种可能性花了很多工夫，有些路走不通，有些走通了，这里面有偶然性。我感觉，编历史记录片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并不是说我可以任意选择，并不是说历史在那儿摆着，我们可以随便摘取任何一个“果子”放进我们的“果盘”。编片子的过程本身就有编片子的历史。历史有它的必然和偶然，有各种力量在互相作用。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过去那段历史作一种“对话”，有时候这种“对话”能达到比较深入的程度，有时候这种“对话”就中断了。观众看到的是一种结果，是“对话”中能深入下去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放弃了很多深入不下去的部分。 我们最开始编出四五个钟头的东西，反覆斟酌筛选，哪一个片段更能表现当时的历史，思想经历，取舍哪句话，解说词怎么写、场景的转换和衔接……有时候就为了几句话──你想，很复杂的事件，只能用几句话去叙述就难免有偏差，怎样说偏差最小？我们三人有时候好几天想不出来。
四、革命吞掉反革命，也吞掉老革命
多维：当时中学的老红卫兵有不少，为什么您一定要专门花时间说服骆小海，宋彬彬？ 卡玛：不是我专门花时间说服他们俩，而是我花了很多工夫去说服很多人，只是他们俩被说服了！ 要想让人同意上镜头谈，一个是看他愿意不愿意说自己的事，还有一个是看他能不能够信任我们能够公正地处理他的故事、他对我们谈的话。有些人过去被媒体采访，原话被歪曲，就再也不愿意谈了。 “文革”中打过人的人，唯一一个能够出来谈的就是杨瑞，她也写过书，叫做《吃蜘蛛的人》（Spider Eaters）。她非常诚实地、诚恳地谈到自己那时候参予打人。她说，当时一屋子人，别人都开始打了，自己打不打？在革命的面前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英勇地冲上去？──?英勇?用在这儿来了！她怕被人看成是叛徒、逃兵。 她说，在当时的气氛压力下，要想作另外的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良心的力量。她认为自己应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负责任。但是其他干过坏事的人，我就找不着愿意出来谈的──所以现在就是宋彬彬为那些人背黑锅。 多维：解说词是谁执笔呢？ 卡玛：解说词不是在拍摄之前写出来的，不可能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先写成一个脚本，再将镜头往上对。大的问题我们事先列出来了，采访很多人，搜集了很多资料，但这个故事的架构是什么？一点影儿都没有，是拍摄的、搜集的这些资料，不断在告诉我们：结构在哪儿，故事在哪儿。我们解说词是在剪接片子时不断斟酌，画面和文字不断互相调整。 论遣词用字的英文水平，白杰明比我们都要高，但是思想的商讨，哪一段怎么讲，是经过大家不断讨论，主要是我与白杰明，坐在那儿逐字逐句推敲；高富贵主要是在电影方面比我们强，但对中国的认识理解上不如我们两人。 多维：你们采访拍摄的素材花了多少时间？ 卡玛：我记不清，几乎对每一个人都采访两天。我在约人上镜头采访之前，有一圈更广泛的采访，其中有些人我说服不了他上镜头，就没办法了。
多维：影片大体线索和结构是怎样的，你为什么这么安排？ 卡玛：片子的结构，主要是三个家庭。我们选择要考虑一个因素：他们的故事的跨度要比较大。像李锐和李南央这对父女，有一些很不平常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我们片子并不按照既定的“文革十年动乱”的格局，是以个人的故事，与大的历史背景发生联系的一种结构。李锐在延安整风时就挨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又挨整，他的女儿不断努力跟他划清界线，直到最后李南央认识到她父亲的价值──整个跨度从四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就能借这个故事说好多事，就比其他好多人的故事有更大的力度。 再有遇罗克、遇罗文兄弟俩的遭遇──遇罗克在“文革”中被杀害，不能出来说话了，遇罗文出来说他们家的故事。另一个就是王光美和刘亭。 虽然我总不愿意将人归类，我认为个人就是个人，每个个人都有自己新鲜的故事，即使与别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在我们的选择中，总得有某些大的代表性。譬如说，王光美和刘亭代表了共产党的最高层，遇罗克、遇罗文代表了政治地位最低的；还有中间的，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遭遇。革命既吞掉了资本家的后代，也吞掉了老革命。 多维：但是这三个家庭中，并没有那种认为自己天然是“革命动力”的先锋呀？ 卡玛：那就是骆小海、宋彬彬等人了。我们片子中有三个家庭做为主线，但还有其他的个人故事。 多维：使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镜头和音乐，出于什么构想？ 卡玛：《东方红》是当时革命文化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个人崇拜一步一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六四年推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六五年拍成电影，对青年人有非常深的影响，许多人到现在还记得那里面的朗诵词。《东方红》是改写历史，再造历史的作品，在我们片子中用它，一方面是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出现──告诉观众六四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一种象徵作用，象徵着历史被改写，被重塑，提醒人们领悟，在这么一种政治文化中，它起到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在影片中，也是在设法再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什么？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再怎么讲，也讲不出昨天的事本身了，任何一段历史，再造重塑，都不是过去的那个时刻本身，回不到那个时刻，只能设法诠释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是立体的，我们的叙述层次再多，也不过是一些平行线。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 另外，《东方红》作为革命文化的代表，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相当于一种宗教仪式──在某些可以类比的程度上，就像在教堂里听着管风琴，唱着圣歌一样。人总要追寻人生的意义，在当时社会上，人们精神上没有其它东西，只有这个，年轻人是靠着这种东西来摆脱繁琐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希望升华到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在这种革命文化中，“上帝”，就是所谓“历史规律”，“历史规律”这种东西让你相信的时候，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你觉得你是不能违背的，比某种个人的迷信对人的控制还要深。历史规律，历史舞台，再现历史……这些深层的内容，都是我们引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用意。 多维：你们想通过这部片子达到什么意图？ 卡玛：我们通过这部片子如果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讨论，就达到目的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很高，好像我们掌握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真理，我们要去传播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只希望有包容多种声音、包容多种经历的历史表述，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人们的思想历程再现出来。如果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收获，使他知道了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想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观点，那就更好，那就算是“喜出望外”了。
五、美国人也应吸取“文革”教训
多维：这部影片什么时候首映的，共放映了多少场？ 卡玛：去年二月在柏林电影节上首映；后来又去过香港电影节，旧金山、西雅图、丹佛、温哥华、多伦多电影节等。……在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芬兰等等国家电视上播放过。遗憾的是我们的DVD和录影带没有发行，原因也很复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资金是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来的，要求我们的片子必须提供给PBS（公共电视）放映，他们还没确定什么时候放映，我们就不方便作其它方面的推介。 这部片子在欧洲比在美国受欢迎。欧洲人一般来说比美国人的文化素质高一些，他们更关注世界，不像美国人这么狂妄自大，比较狭隘，觉得与他无关的事就不关心。表现其它地方的历史、社会的有深度的作品，在欧洲能赢得更广泛的观众。 多维：在公共场合放映过吗？ 卡玛：在波士顿美术馆连续放过几个星期，在纽约一个专门放映非好莱坞主流影片的叫作Film Forum的小型电影院放映过两个星期，每天从下午1点到晚上十点，放映五场；一部严肃的记录片要能在那儿放映两个星期，就是了不起的事儿了。不过，我们发行的渠道还是比较少。公共电视台会放映，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像欧洲电视台那样积极，“太难懂！”“太深！”──美国人一般喜欢看那些轻松浮浅的、有娱乐性的片子。 我们的发行是交给NAATA（National Asian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美国亚洲人影视协会）。我们现在最想做的是赶快作一个纯粹的中文版──解说词是中文的，采访原话都是中文的。现在的采访用英文同声翻译，将中文的原话就给盖住了。现在这个版本虽然制作了中文字幕，但是观众看字幕就分散了对画面的注意力，忽略了人的表情，而且字幕的字数有限制，也不是很能达意。我希望发行时，中国观众能看到中文版本。 翻译成中文不会完全与英文一样，总的意思不会变，但是文字的推敲，有大量工作，长短也不一样。翻译是比较难的，英文配画面作了非常仔细的推敲，哪个词落在哪个镜头上，按什么节奏切割画面，有很多讲究。中文的语法结构与英文不一样，英文单词落在哪个镜头上剪下去非常顺眼又顺耳，中文句子顺序反过来就显示不出来了，就得写另外的句子。中文每个概念、用语言表达的音节数，要比英文短得多，“revolution”，中文就是两个音节“革命”，完全照原样翻译过来节奏就有问题，所以就得重写。 多维：什么时候能完成中文版呢？ 卡玛：我们正在筹经费，希望几个月内能完成。 多维：一年来观众是中国人多还是西方人多？ 卡玛：还是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更感兴趣吧。 多维：有没有设法进入中国大陆，在电视上播放，制作成DVD在市场上发行，等等？ 卡玛：这由不得我啊，近期从中国的正式渠道向观众播放是不可能吧，是否有可能由于人们喜欢看，流传很广，而慢慢传进去，就随它去了。在我们比较满意的中文版本定稿制作出来之前，我们才愿意大量发行，现在也没有制成DVD和录影带。 我欠中国观众一部片子！
多维：你们当时策划这部片子时，考虑过没有：是主要面对中国观众，唤起大家来反思“文革”呢，还是主要面对西方观众，对世界介绍中国“文革”真相？ 卡玛：两者都有。“文革”具体发生在中国，但是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人类追求乌托邦的历史。“文革”是登峰造极，“文革”中突现的人性的恶，也不光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各个民族、种族，各种文化，都会有。有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可能对人性中不可爱的一面能有一些抑制，恶性发展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特定条件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某一些人群，在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时候、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宽容、对他人的敌对，同时压制自己阵营内部的异见。而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着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帜。 现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就让我联想到“文革”中的荒唐事。例如，美国要打伊拉克，法国不同意，美国与法国本来是民主世界里的盟国，美国独立战争中还有法国人流的血，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分歧，有些美国老百姓就表现出很不理性、很疯狂的反法情绪，法国酒泼到阴沟里去，甚至将“法式炸薯条”改成“自由炸薯条”，让我想起“文革”中非常让我嗤之以鼻的行为。当时有人把鸡蛋糕改成“斗私糕”，把江米条改成“批修条”，（笑）商店名字也都改了。这一套怎么又在美国再现了！同一类型的思路，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如果只是老百姓起起哄，解解气，那也罢了，但是美国国会里的餐厅挂牌，正式改了“法式炸薯条”的名。我真觉得丢美国的脸。有人开玩笑说，乾脆“法式接吻”也改成“自由接吻”得了！（笑）甚至在竞选中说某人长得象法国人，居然也成了攻击、中伤对手的武器。这些都是相当丑恶的。这种不宽容、有不同看法马上产生敌对情绪的倾向，是普遍的，所有的人都应当警惕。
六、“文革”远比犹太人被迫害更复杂
多维：关于这部片子，主流社会评论反响如何？ 卡玛：目前影片放映还不是特别广，评论还不太多，参加了哪个电影节、在哪里上映，哪里的报纸就有些评论；我想在公共电视上播放前后，可能评论更多一些。有一篇评论写的有点深度，是Charles Taylor登在Salon.com上面的，对我们的结构处理和寓意，看得比较清楚。其它像《纽约时报》等，发的评介虽然篇幅很大，但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评论比较表面，叫好也不在点儿上。另外也有的过分偏于说“你看中国多可怕”之类──我哪里是想说中国“多可怕”！ 多维：中文版解说词和剧本是否想到过出版？ 卡玛：我想等到片子比较广泛地让人们看到之后，有人想研究剧本、文字再说。我怕有人懒得看片子，就看文字──这差得太远了。我们之所以拍电影，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只用文字表现，抄近道看文字就没意思了。 多维：你谈到“理想主义”，有没有回过头来想想，你的理想主义的来源，是从年轻时在中国包括“文革”中受到影响，还是来美国后，看到美国人有理想主义这一面？哪个影响更大？ 卡玛：这很难说。我的祖母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的想法与她的想法很相似。你说这算从哪儿来的？再比如说，写《牛虻》的伏尼契是我的曾姨母，十九世纪末的一个英国女孩儿，自己活得好好的，偏要关注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在伦敦的俄国、波兰流亡者圈子里交往，并成为?自由俄国协会?的骨干，听来很多故事，得到灵感，又将故事背景放在意大利写出小说……理想主义不是共产党专有的，共产党恰恰是对很美好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异化，一种歪曲。一旦中国共产党说的那些有关理想的大话破产之后，有些人一说起来关注别人、利他的思想似乎都是共产党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左?，似乎都没有存在必要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美国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利他行为方式的人，才呈现出很多人性、活力的方面。我很珍视自己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的理想主义与共产党有什么相通之处。有人说：“人之所以比飞禽走兽显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们脑瓜特别机灵，而在于他们中间居然产生了扶穷济困的伦理思想，居然出现了与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体弱的、肢体残的姐妹弟兄同舟共济的道德行为。”我认为说得很好。 多维：在反思“文革”问题上，中国人一直争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牢记被纳粹统治下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中国人缺乏那样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精神；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放下仇恨，向前看，否则活得太沉重。 卡玛：“文革”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是一个民族要将另一个民族整个灭绝，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复杂得多──“文革”不是第一环了，而是怨怨相报好几个回合之后的又一环了；党内和社会的上上下下，从迫害者变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这种种情况，不是在纳粹德国轻易能找到的。这是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简单套用某种模式，不能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我认为对待历史、对待“文革”的态度，每个人都应从自己作起，我现在是通过编好这部片子的具体方式来对待历史。我也同意不要仇恨，复仇的思想是不好的，很多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每个人解决自己良心上的问题，很难要求别人。不过，这段历史，我认为太应该关注，太应该讨论了，有些人不愿意谈，我是觉得非常遗憾的。另外也有一些人，动不动就说别人反思、忏悔不够，让我想起过去共产党“检讨过关”那一套，好象非得说出他们规定“上纲上线”的几句话才叫忏悔，有点“新正统”的架式。而要摆脱“文革”的阴影，我们是不是应该包容多种语言、多种方式、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反思与忏悔？
从中国到美国：卡玛专访 来源：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10/a-2003-10-16-5-1.cfm
卡玛和她先生有一个自己的小电影公司，叫Long Bow，中文名字是长弓。我们约好了采访时间，可卡玛打电话来说有件急事要处理一下晚来一会儿，好在他们公司今天有个小小的聚会。 一位埃塞俄比亚裔、在卫斯里女子大学教电影的教授为感谢卡玛在她电影编辑工作中的大力协助，特地做了一些家乡菜来请大家品尝。公司的秘书呀、剪辑呀、音乐编辑呀、助理呀、会计呀, 各路人马都到齐了。 卡玛的丈夫Richard. Gordon(理查.戈登)是公司的老板兼摄影师。此外还有好几个在这儿实习的哈佛大学的学生。
在哈佛东亚系文学研究专业毕业的上海姑娘小兰在这里实习有两年了，她帮助做翻译、剪辑助理和查找资料什么的，她说：“我看了卡玛做的片子觉得非常了不起。她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教一门课，叫China on film, 我去上过她的课，之后陆陆续续有时就星期五来。” 正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小秦也说：“卡玛的《天安门》也是我为什么想到这儿来的原因。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看，有的人都看了好几遍。做电影能做到这样，很了不起，非常难得的。” 从卫斯里女子大学毕业的台湾姑娘徐家穗在公司里做摄影助理和编辑助理，她说：“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这儿三年多了，在这之前就对电影感兴趣，后来我有个教授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应该跟他们联络一下，所以就来了。”
卡玛终于到了，她是去帮一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去银行办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位梁女士去年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钱存成了几乎是一种终生的定期存款，直到她59岁时才可以提取这笔钱，现在要更改可麻烦大了。梁女士说：“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她是一个很热心，很愿意帮助朋友的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爱助人，而且有那么一种周到的考虑，真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我也为有卡玛那么一位朋友感到幸运。” 记得前一阵访问过卡玛在纽约的一位姓林的朋友，她也说过：“我记得75年的时候，有一批从国内来的朋友，她特地从波士顿开车来接朋友。我非常爱她，她对朋友真诚，她对朋友好。” 卡玛和她特殊的经历吸引了不少的人，这也是很多人都想了解的。卡玛说：“我父母都是美国人，他们是四十年代末比较有理想的美国年青人，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觉得这场革命对中国是必要的，所以他们是认同中国革命的美国人。他们到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是给联合国救济总署作事，我是49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没有几个。过去当然也有其它的西方人，比方三、四十年代到了中国，也有在那儿出生的，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上教会学校，而且一到上高中的时候就送回本国去，欧洲呀，美国呀，再继续上学。所以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在四十年代末，就是48年、49年、50年，在中国出生，长到十几二十岁，完全用中文受的中小学教育，母语是中文的西方人很少。”
卡玛的母亲史克从四十年代到中国以后就一直工作生活在那里，开始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所以卡玛是在外院附小上的小学，以后她参加北京市的统考，上了101中。但是1966 年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卡玛说：“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在高一的时候就没学上了。一开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要把我赶回家去。那些所谓出身好的干部子弟，当时有几个，不是所有的，他们自命不凡，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领袖，所以就把全班的人都分成左、中、右。划到我这儿，美国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划好了，就给我划了个大零蛋，我就入另册了。” 但是，也有些同学对她非常好。可是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卡玛说：“后来我就要求，能不能就随便到个工厂干活去，我不愿意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我还是愿意参与，愿意作为那个社会的一个成员，虽然大家都说我是美国人，但是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那时候英文几乎不会，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唯一的环境，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环境。”
由于受到这种强烈的不愿意被隔绝，想过正常人生活愿望的驱使，经她一再要求，终于批准她到人民机器厂去当学徒工，之后又到过光华木材厂。 那些年，中国越来越左，越来越排外。在学校跟卡玛很要好的同学也受到了家里的压力，倒不是说他们的家长对卡玛个人怎么样，就是觉得沾一个外国人的边儿对家里，对个人都不利，入团入党这些事都受影响。和卡玛要好的几个同学对她说，家里要他们不要跟她来往，当然卡玛这些同学也不听家里的话。卡玛说：“大家那时候都挺不在乎的，我的朋友们，我特别感激他们，他们冒一种当时所谓政治生命的危险，来和我作朋友，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友情，在中国。”
(2)
卡玛父亲的护照也被吊销了，自1953年开始，15年之内他不能离开美国。卡玛说：“所以这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在中国呢，我的同学们被他们的父母告之说我们家有问题，不要理我，甚至还有人说我是特嫌，而那时我才16岁。那时候只要你沾点西方的边儿、外国的边儿、台湾的边儿，那你都是特务嫌疑。但是在美国这边呢，我爸爸又因为是左倾，而受到迫害，所以我们是两头不是人，在共产党的国家你是美国特务，在美国你又是共产党的特务，所以这两边也挺有意思，两边不是人。” 就在卡玛和她的家庭日益感到压力的时候，卡玛说：“忽然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家，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办公室，说中美关系要解冻，说要把我爸爸从美国请到中国，要开始有新的和美国的接近。一下子全变了，我忽然从特嫌变成了外交部的座上客。忽然变成对我们特友好了。” 卡玛说：“这样，我父亲在1971年春天被请到中国，我爸爸从1953年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我是18年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是1971年春天的时候。”
卡玛告诉本台特意记者说，1947年，她父亲是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去的中国，当时国共双方打内战都占着地盘，而联合国救济的是双方，他父亲被分到北方，在共产党所谓解放区的地盘上。卡玛说：“等联合国救济的事儿完了以后，他对那地方的政策、社会情况都特别有兴趣，就留下来，自己找了一个教英文的职业，后来他所在的北方大学学生都被编入土改工作队。那时，实际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但是有很多偏差，这等于是克服土改中过激过火行为的那么一个工作队。他的学生都走了，因为他是外国人又是不可以参与的。当时他要求，可不可以作为观察员去观察这个过程，后来得到允许，他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山西晋东南长治市附近一个叫张庄的地方，在那儿呆了六个月，做了很多笔记，他对那个村庄一直很有兴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翻身》。叙述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的农民土地改革翻身的故事。他当时是赞同土地改革的，但也没有回避土地改革中各种恶劣的、干部滥用权力的问题和极端暴力的问题。” 至今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一时期，外国人写中国，有两本书很有名，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另一本就是韩丁的《翻身》。 卡玛说，由于这段经历，所以她父亲对张庄后来的发展，对这村子里他认识的一些人很感兴趣，所以她父亲1971年一到中国就跟周恩来要求到张庄考察，去采访那些老乡。卡玛说：“当时张庄这个地方整个一片武斗，搞得是乱七八糟。当然中国官方就不愿意我父亲去那儿，他们想让他去大寨，因为大寨是一个模范，那时候给外边的人只能看好的不能看坏的。当然我爸爸就说，你们想让我看的模范是假的，后来周恩来就说，那咱们就来一个妥协，你也去大寨，我们也让你去张庄，你先去大寨，后去张庄。”
乘着韩丁去大寨，张庄赶忙经过一番整顿，又派去了工作队。但是韩丁去过大寨以后还真的很喜欢这地方。 这一年从4月到11月，韩丁在中国呆了7个月。期间，周恩来好几次接见他。卡玛说：“每一次周恩来接见我父亲时我都在场，其中有一次周恩来就问到我的计划，我说，我父亲回去的时候我要跟他走。周恩来问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沾谁的边儿谁都倒霉，当时周恩来以一种非常外交家的辞令说，‘哎呀，你太敏感了，不要走嘛’，可当时我已经很灰心了。” 卡玛继续说：“我小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什么了，那我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决定说，我到底是要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等到我十几岁，我自己可以有主见的时候，因为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我跟我同学们的关系又特别好，也没想到我应该马上到美国去，我还是特别希望在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正常人生活。但是这越来越不可能了，我觉得我变成了我好朋友们政治上的负担，政治上的风险，我年纪愈大一点，就愈觉得那种生活特别不正常，所以我就渐渐觉得我不想在中国待了。” 卡玛的决定与她父亲去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她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而1971年她父亲去中国，正好是个契机，7个月以后，当韩丁返回美国的时候，就把卡玛带回来了，那时，她已经快22岁了。卡玛强调说：“我不能说我是回美国，我是来美国，我回是回中国。”
(3) 卡玛刚到美国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她先在一个社区大学选了两门课读英文。她父亲韩丁在美国有一个农场，韩丁既是一位独立学者又是一个农民。卡玛帮父亲种地，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并在附近一个小皮鞋厂压鞋底儿自己挣钱，然后就去报考费城的宾州大学，宾州大学破格录取了她还给了她奖学金。 那时候，在美国能讲一口北京话的人实在不多，所以学校就让她在中文系作助教。因为那时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大门，所以有兴趣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学纷纷建立中文系，卡玛从宾州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费城附近一个叫斯瓦斯莫尔的小大学里教中文，一年以后又到波士顿附近的卫斯里女子大学教了两年中文。后来卡玛还想继续上学，就报考了哈佛大学的美术史系，念了一个博士学位。 卡玛的先生叫理查. 戈登, 卡玛说：“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高富贵，一个地地道道中国农民的名字。”卡玛说：“我们是在宾州大学认识的，等我上哈佛的时候，因为他喜欢拍电影，他就老影响我暑假跟他出去拍电影，拍着拍着呢，哈佛念学位的事儿就被挤一边去了，后来我就跟学校请了好多年的假，等把课程念完，博士资格考试考完以后，论文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有个大的架子，我就放了十几年。就是说，我请了十几年的假，翻过头来他们还承认。最后我把论文写完了，还拿到了学位。” 这些年来，卡玛夫妇拍的片子大都是有关中国的。第一部《踩高跷》，是高富贵还在大学读电影专业时，暑假里与卡玛一起到她父亲曾去过的张庄拍的一部大约30分钟的纪录片。在这部片子里，如同第二次获得解放的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踩高跷欢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这部片子在国际电影节上得了一些奖。卡玛说：“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当然农村踩高跷这种民间艺术使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更让他们感动的是这些人，他们感到跟这些人有一种贴近。” 卡玛说：“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去拍电影，他们一般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那么他熟悉的程度只能凭着他拍电影的那段时间，能做多少是多少。我跟张庄的关系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去过，是因为我的家庭跟张庄有一个很深的关系，在没有决定拍电影之前我们就去过好几次，经常给他们拍照片，那我先生更是专业的，我就带着他也去张庄，就等于是走亲戚那样。后来等到我们拍片子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已经很习惯我们拿着摄影机拍，所以他们就很自然。” 之后卡玛他们对拍电影的兴趣越来越高，有了这部片子的成功和信誉，他们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拿到了赞助，又去张庄拍了个三部曲。一部叫《小喜》，是关于这个农村几代妇女生活的进步。第二部叫《天地玄黄》，就是张庄几十年的变迁。第三部片子叫做《百草》，他们拍摄了一位既是祖传中医、又是祖传的天主教徒，村子里一个叫申发胜的人。作为国粹的中医，申发胜在农村可以作为一种中心人物，而作为天主教徒，他又是一种边缘人物。卡玛的影片成功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庭非常矛盾的处境，来探讨中国农村的宗教传统和医疗传统。这部张庄三部曲，陆陆续续拍了好几年，当时高富贵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山西话了，喝酒时能和老乡们用山西话划拳。这几部片子在美国的电影、电视节上都获了奖。 之后他们更是一发不可收；从《画家张大千》到《天安门》再到刚刚公演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每一部片子都历经无数的困难，倾注了他们大量的心血。在Long Bow公司做了23年剪辑的大卫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特别的，它介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美国之间，它不是给你解释中国是什么样的，而是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卡玛说：“我不记得有过什么顺利的时候，我只知道每天都很难，每天都象一个手指头吊在悬崖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人，一个独立制片的小公司，从筹款到影片完成，可以想见那种种艰辛。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卡玛说：“我一直感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他们拍出来的东西总有许多偏见，与我眼中的中国，离我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离我对我的朋友和我对中国的感情相差太远，所以我们拍东西就保持完全的独立。” 他们所拍的片子都是卡玛和她先生高富贵的共同创作，近年还有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白洁明加入进来。卡玛表示，就她个人来说：“因为我在中国美国两种社会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从文化上我是介于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从各方面都是一个夹在中间的人，所以我想，我对中国和美国都有我比较独特的看法。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就深感美国的一般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太肤浅，偏见太多，当然我在中国的时候呢，觉得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就希望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更真实更深入的了解，只此而已。” 卡玛说：“我拍关于中国的这些片子是希望给中国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我既不是把中国弄得很理想化，也不是把中国弄得象有些中国的批评者那样一无是处，我是希望有一种平衡，比较真实地把中国的美好、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危机都能够有所表现，我是希望有这么一种全面的角度看中国。” 卡玛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她说：“我希望从一种人性的角度，以一种人类的角度来考查一个具体地方的人们的行为和人们的文化，我对中国的批评，是从人类和人性的角度来批评的，我并不是想从一种所谓优越的美国来批评恶劣的中国，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也不是我做人的态度。”
宋彬彬访谈录
罪人不是她，“文革”罪行却无法抹杀 卡玛相信：宋彬彬背了黑锅！
来源：天涯社区
2004-02-11
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一） 作者：胡平 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宋彬彬是党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老红卫兵最突出的“功绩”之一就是打人。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象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我以为，假如宋彬彬确实没有打过人，那么她做出这番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要说她自己“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动手打过人，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还是反对打人，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类狗崽子”还动手打过亲爹亲妈呢，你能由此断言他是支持打人的么？尽人皆知，当头头的多半是“动口不动手”。昔日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组的人动手，但是，那能证明工作组反对打人吗？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样的问题也应向骆小海提出。骆小海也说他是反对打人的。我们知道，清华附中红卫兵在8月27日发表过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破四旧的前提下“纠偏”，严厉批评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里写到的那样，清华附中红卫兵正是打人之风的始作俑者之一。从6月起，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开始打人。8月26日，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等主持，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举行“斗争会”，晚上７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在会上，许多校领导和老师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注意：这是红卫兵亲自主持的斗争会，或许卜大华、骆小海没有出手，但是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他们出面反对出面制止了吗？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这场暴行负责任？ 当年骆小海的同班同学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里写道：“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了三论造反精神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着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汉纳"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二）(2008-03-05 02:53:22)标签：人文/历史文化
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 ——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二） 作者：胡平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作者：楼兰
我并不是“老三届”。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小学里混，因此当不上造反的“红卫兵”，也没赶上“大串联”、“毛主席接见”等热闹。而且因为红卫兵抄了我家，使我对那些“红袖箍”没啥好印象。但后来，咱也不得不步“老三届”和“红卫兵”们的后尘下乡插队，殊途同归的命运使我开始理解了比我年长的这些人，并对他们不无同情与敬佩。乃至终于嫁给了个“老三届”，使自己的命运与这批人愈加不可分割。 多年后在美国，由于职业需要，我研读了大量关于美国各年龄世代人群的资料，修炼得可对美国当今世代及特点如数家珍，并写过有关文章。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否有人进行关于世代划分和各年龄层群体的专门研究？更不了解如今的中国有多少个世代共存？又该以何种时间界线为标准来划分中国人的世代？（不过我觉得仅以出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等来划分太过简单）。 按照美国的世代划分法，出生在１９４６到１９６４年间的人，同属于“婴儿潮”世代，这代人如今在美国是如日中天的社会栋梁。自己正属于这个年龄段，在美国要学做“婴儿潮”，融入相应世代。但我仍然不能忘怀，遥远的祖国与我同龄的一批人。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历史截然不同，如果要为中国人划分世代，起止年限与称呼也绝对不会与美国一样。但我觉得，与美国“婴儿潮”们年龄相仿的一批人，在中国也应归于同一个世代。这拨人上起“老三届”中的“老高三”，下至１９７８年左右初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末班车者。他们当年同样是“生育高峰”的产物因而人口众多，只是他们远不如美国“婴儿潮”们好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最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或许应被称为“知青世代”，因为他们中学毕业之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大多得去当工农兵接受再教育。他们也或许可被称为“文革世代”，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为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我就属于这个世代！在中国和海外我所同学、同事、交往过的中国人里，最多的也是这代同龄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尽管经历各异，却有很多共同特性，因此我认为可以将他们归纳在同一世代中。与前辈后生们比较就可发现，比我们略小几岁生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的人，已经与我们这代缺少了共同语言，更不要说再晚出生的“新新人类”了。而更年长者却又与我们具有不同的时代感与经历。 任何国家和社会，不同世代之间存在“代沟”不足为奇，但却不应妨碍各世代的交流互通。美国花大力进行世代研究，目的就在于此——老辈理解小辈，才能为小辈提供适合未来的教育；后辈理解前辈，才能吸取前车之鉴继往开来。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 而中国的我们这代人，是否能被前人后人公正地理解？我们这代人本身又是否能客观地评说自己？或许不少人也像我一样，似乎对本代人了解很多，却又无法做出恰当公平的定论。 我们是非常复杂的一代，过分坎坷曲折的人生令我们深藏不露。我们是富于传奇的一代，许多亲身经历让后辈看来如同神话或闹剧。我们是大彻大悟的一代，看破红尘的超脱却常被人认为是愚钝或无能。 我一直想说说我们这代人，却又怕说不清楚适得其反！ 直到最近，观看了一部新问世的文献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ｎ），突然如梦方醒，似乎在其中找到了该如何描述我们这代人的答案！ 光是这电影的标题，就引我重温了伟大领袖的那段脍炙人口的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凡是曾在中国大陆成长、年龄四十以上的人们，都会对这“最高指示”倒背如流。 这部影片以难得的影视素材，追随当年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展示和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历史背景。观看影片，听那些受访人（大多是我们的同世代人）谈他们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使我记忆中已经朦胧远去的一些东西重新清晰起来。 是啊，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曾经豪情满怀热血沸腾，曾经做过被自己和社会认为是崇高伟大的事业或举动。那是因为我们成长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曾经以为，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幸福一代。在我们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时候，也确实起码曾在精神上这般幸福和自豪过。谁知，事实上，我们却成为中国近代最倒霉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一晃，我们已过了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逐渐西下的太阳。当年鼓舞我们的那种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战无不胜的勇气与胆量，如今已经在我们这代身上逐渐消失，后代们也不可能再拥有。 这代人短暂的精神幸福，竟然要以终身遗憾为代价！而且还要被社会所不停地诅咒：红卫兵残暴凶狠、知青不求上进、老三届丑陋窝囊、一代人荒废青春与生命……受害者们成了罪人。然而，这代人却是最能够忍辱负重的一群，自己不屑呐喊，好像也不奢望别人来为他们伸冤。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讲述了这代人青春期经历的故事，似乎在代表这代人发出寻求理解的呼声。影片重在客观叙说，并非做出结论，而是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那段文革岁月和那批青年人走过的历程。 正是这点使我得到启迪与警醒！原来，我以前就老想做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却做不出来，因此迟迟不敢为这代人说话。影片的编导则比我这样的人明智得多，因为他们相信观众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分析评说。 该令我们汗颜的是，编导拍摄这部有关中国历史之内涵深刻的影片者，竟然是三个洋人！ 我那“老三届”老公，看了该片后评议颇佳，还说了句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有同感的话：“让人家美国人来拍这么个反映中国文革历史的影片，咱身为中国人可真够惭愧的！” 我们与该影片的主要编导卡玛女士已相识多年，她是为数极少的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ＣＢＡ）之一，有着颇具传奇性的家世。但正因如此，有时人们将她的背景传的太奇，而影响了对她本人及作品的公正评说，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其实，除了长着美国白人的模样，卡玛骨子里是一副中国灵魂，她是正宗的出生在北京的“新中国同龄人”，标准的“老三届”高中生，讲一口纯粹的京腔普通话，写一手漂亮的毛笔草书……那不可磨灭的中国情结，导致她制作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国农村、民俗、艺术、历史的影视作品。也正因为她也曾经是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生长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一员，才能制作出如此一部能引起同代人心灵共鸣的影片。 卡玛对历史细节的记忆力与研究探寻精神令人印象深刻，那天她与我老公大聊文革前的中学往事，这俩当年北京名校的“老三届”，都是文革前奏的见证人，许多观点一拍即合。因此俺老公对其影片的观后感也较为深刻并应具代表性。我们有机会对该片先睹为快，内心有种受到震撼的感觉：终于有人在为我们这代人谱写传记了！ 有人认为现在总结文革尚为时过早，因为文革才过去三十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够遥远，不容易做出公正评说。但卡玛发现，与自己一样随着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已经是逐渐西下的太阳，她在中国的一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应该在“太阳”们还未落山之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自己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也让前人后人中国人外国人对这代人的经历有较公正的理解与评说。 卡玛的作品一如其人，客观、理性、细节准确、条理清晰，重客观事实而不做主观结论，将思索评价的余地留给观众们。《八九点钟的太阳》与其说是反映文革历史，不如说是为一代青年成长足迹做出诠释，从片名到内容都着重于这代人的经历与人性剖析。 我了解卡玛的秉性是期望人们公正地评说历史，也公正地评说她的作品。因此我在此既不介绍影片内容，也不详述卡玛身世（或许以后有机会再写），以便大家看了《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后，能做出见仁见智的判断。 特别是曾经为自己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而骄傲的我们的同世代人，真应该去看看这部影片，或许能再次解读自我和整个世代。而那些对我们这代已经过时的西下“太阳”多有嘲笑的更年轻者，又是否能从影片中感受到你们从未体验过的境界呢！？ 虽然卡玛本人声称：“这片子可不是个好看的娱乐片，因为资料太多，内容太深沉，看着会感觉很累。”我们却被影片别具匠心的编排所吸引。更令我没想到的是，我那在美国长大的Ｔｅｅｎａｇｅｒ女儿，居然也端坐两小时全神贯注看完影片，并产生了了解父母当年经历的强烈兴趣，缠着我们问文革时都在干什么，想听听父母们“大串联”和“上山下乡”时的故事。 “让后辈了解和理解我们”——不就是许多我们这代中国人想努力去做又没能做得很好的一件憾事吗？ 《八九点钟的太阳》替我们这代人做到了这点！
原载2003华夏文摘
——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 作者：华新民
那天的观众是华洋掺半，对于电影的题目“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有点费解，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却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伟大领袖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如楼兰所说的那样，“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为当年的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的，据笔者理解，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红卫兵。可以说，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几个月里，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显然，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世界是他们父辈的，因此也是他们的。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确实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标题是起得很合适的。至于卡玛，虽然是个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这件事的难度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出现在电影里的两个名气最大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姓名，但只能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在映完后的观众提问中，这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见到他们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千呼万唤始出来”，勉上银幕犹遮脸。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笔者猜想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名字也“发展”了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电影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最受他敬爱的神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卖。《八九点钟的太阳》多次引用了苏联电影《牛虻》的镜头，并且让刘少奇的女儿刘亭出场，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影片里介绍，一九七二年，在刘少奇的子女上书要求见狱中的父母时，那个称他们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毛伯伯，平日里谈笑风生，却在批示中冷冷地告诉他们：“父亲已死”，这时离刘少奇在开封死去已有三个年头。回想一九六六年夏天，刘亭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同电影中出场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女一样，都是各自学校里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是各个学校文革运动的主宰，简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后不过六年，当年还唱着：“忠于革命终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如今自己的爹却早已见了阎王，娘也在鬼门关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亲子之痛以外，如何面对当年被斥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学？如何面对那些被送去见阎王的老舍、卞仲耘的亲属？真应了伟大领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不过要说他老人家当时就存着欺骗利用之心，恐怕也没有那么英明。那时反右运动刚刚大获全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云云，无非是江山初定，传诸万世的踌躇满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况就不同了，“三面红旗”的失败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当年一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月份，刘少奇又当着毛的面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从此下了除刘的决心。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借助钟馗的。***的第一个“钟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力排众议替他解围的林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共高层领导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钟馗。毛曾经试探过罗瑞卿，私下问他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连罗瑞卿这样的近臣亲信都不愿意替毛辩护，可想高级干部中像林彪这样有自觉性指鹿为马的人不多——这些人都经历过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知道灾难的原因在哪里。“钟馗”失于朝而求诸野，他只有到刚刚进入懂事年龄的人中间去找。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刚过去的灾难没有太深刻的记忆，有记忆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为真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正是最理想的“钟馗候选人”。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记忆只能选择性地由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几年工夫，不利于统治者的记忆就抹得干干净净。 但是要让这些候选人为他所用，毛知道还要花一点功夫。为此，***在一九六三年初发表对毛远新和王海蓉的“春节谈话”，内容是教育改革，反对“把学生当作敌人”，主张在选课、考试等方面给学生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同时，他还提出全国的大学生伙食标准提高三元钱。这些意见不能说不对，但是他不通过政府部门去制定方案实施，甚至抛开本应该“领导一切”的党中央，而是从“二线”走到台前直接把话讲给学生听。一篇家常谈话，他便让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知道，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理解学生的要求，而且一切关怀和恩典都出自他个人。他不能让未来的“钟馗”们去感激那些注定要成“鬼”的人。 而对那些“小太阳”来说，毛还有额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虽说这是他为日后整“走资派”埋下的伏笔，但在当时的学校中，则体现为越来越讲出身的“阶级路线”，其效果是在升学，入团，入党和提干等方面替这些干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竞争对手。这无疑激发了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伟大领袖“最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电影在探索红卫兵一代人对毛的狂热崇拜时，花了许多镜头重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片断，以强调文艺作品对这代人思想的影响，然而对于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因素则几乎没有着墨，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一项缺失。 毕竟，思想灌输的影响是敌不过利害得失的。所以当后来文革进行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毛的“阶级斗争”露出了“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面目时，这些“一论”，“再论”，“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保爹保妈的“保皇派”。他们如“牛虻”大梦初醒，把怨恨发泄到那个称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战斗队改名为“大月亮”。一九六七年清明时节，老红卫兵们络绎于途，涌到八宝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们诉说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笔者就读的中国科大当时和八宝山相邻，有一天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反标”∶“拥护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老毛你敢吗？”——“牛虻”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过这时“神父”已经不在乎他们了，他已经有了另外一支真正愿意打鬼的“钟馗”队伍，那就是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毛招募这些“钟馗”的办法是替他们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时间里”加于他们的各种反革命帽子。于是“造反派战士最爱毛主席”的歌声响彻云霄。这批“钟馗”们——主要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负所望，一心一意为他实现了打“鬼”的目标。他们后来也遭到贬斥和抛弃，但情况同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国历来的老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毛的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对“钟馗”“轮”着加以使用的天机。 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贞（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贞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这是一则很少被人们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从朱成昭事件中警觉到，上一代人的记忆如果传给下一代将会发生怎样的事，这正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也许从此看出了大学生的“靠不住”，“知识越多越反动”，决定用更加愚昧和听话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深入发掘，让这一段历史不致因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没无闻。
“太阳”为何不落山 ——《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作者：曾慧燕
由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和白杰明（Geremie Barme）联手推出的文革启示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最近公映，在海内外掀起对当年红卫兵运动的反思热潮。此片名正是取自上述「毛语录」。不熟悉中国文革史的西方人士，可能对《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莫名其妙，但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文革世代」，则心领神会个中三昧。片中那些当年叱吒风云的老红卫兵追悔和无奈的镜头，再度呈现历史的血色面目，重新唤起人们对那已经逐渐朦胧远去的疯狂历史的回忆。 卡玛等人曾执导反映一九八九年***事件的纪录片《天安门》，现在再次推出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全片长约两小时，片中以丰富的影视素材，追随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从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入手，以个人故事和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透过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受访人「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叙述他们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展现了这代人由最初向往乌托邦社会的革命激情，转变为理想破灭、幡然猛醒的心路历程，探讨了文革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对中国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回顾了四○年代延安整风、五○年代大跃进、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Ｏ年公审「四人帮」的过程，时间纵横跨度数十年。 片中采访了三个具代表性的家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遭杀害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以及曾担任***秘书的李锐及其女儿李南央。另外还采访了红卫兵运动创始人骆小海、文革中在天安门城楼为***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见证文革并记录历史瞬间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及王力雄等。 「太阳」已于二ＯＯ三年九月下旬起先后在美国华府、波士顿和纽约上映，今年一月八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放映，将于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礼堂放映，届时卡玛将亲临现场回答观众提问。 此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为了配合「太阳」一片的面世，弥补因片长限制被迫「割爱」的访问内容，「减少良心上的压力」，同时为历史资料存真，卡玛等人开通http://www.morningsun.org网站，着重探讨文革(从1964年到1976年)历史，栏目包括「革命生活」、「砸烂旧世界」、「红太阳」、「历史舞台」、「东方红」、「音像多媒体」、「图片」、「文献」等，以多媒体形式呈现文革旧貌，包括大量文革期间的图片、文字资料、声像等珍贵史料；此外还有招贴画、样板戏、革命歌曲、老照片、像章和毛语录等，这些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文物，就像一座文革博物馆，较集中保存了来自那个年代至今仍未消逝的政治和文化痕迹。 卡玛说，这个网站没有经费和缺乏人手，只好「能做多少算多少」，目前上网的只是部分内容，它一如「太阳」电影，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而侧重展示个人故事和家庭遭遇，分析当年红卫兵复杂矛盾的行为，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许多观看了「太阳」的华人观众不约而同表示，此片的催生和制作者，「竟然是三个洋人！真令中国人汗颜。」也有人发表观后感对卡玛表示敬意:「一个外国女性，扛起沉重的摄影机，挑起本该我们承担的责任，为我们、为他们，为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录下这段血腥的历史长河──一部中国的《Schindeler's List》(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卡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北京出生，故有「新中国同龄人」之称，她是极少数「正宗」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也是大陆标准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讲一口带京腔的国语，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除了长着一副白人模样，骨子里非常中国。 卡玛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韩丁一九五三年自大陆回美国后，卡玛与母亲滞留北京，经历了文革，16岁就被人视为「特嫌」，尝尽受歧视的滋味。一九七一年韩丁成为大陆当局的座上客，获邀访华，卡玛命运得以改变，同年赴美，一九七六年毕业于宾州大学，后获哈佛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曾任教卫斯理女子学院。目前从事纪录片拍摄工作。 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虽然与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属同一世代，但他们远不如美国婴儿潮世代「好命」，算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曾被称为「知青世代」，因为中学毕业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也被称为「文革世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 他们曾被捧为「小太阳」，曾经满腔热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们本应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曾几何时，当年如日中天的「小太阳」，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成了日薄西山的夕阳，成为被残踏和牺牲的一代。 作为在中国特定政治环境生长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一员，卡玛有感与自己一样随着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命途多舛，从金光灿烂的「小太阳」，逐渐变成西下的夕阳，有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她希望在「太阳」们还未落山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让外界公正评价这代人的经历。基于这样的动力，继《天安门》后，她再次制作引起同代人强烈反响的纪录片。
卡玛表示，拍摄「太阳」比《天安门》难度大得多，因1989年***事件前后历时仅56天，且为全球媒体广泛报导，自始至终多角度呈现并且「纪录在案」，资料丰富。但文革音像资料缺乏，仅有的一点资料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文革至今仍被当局列为禁区，加上文革历时甚久，要想在两小时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呈现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完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力求藉此打开洞察历史的一扇窗户，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卡玛坦言，最初她「不是很敢拍」这个敏感题材。但在她的丈夫高富贵和白杰明的极力怂恿下，她也觉得「这段历史很重要，应该试一试」。 卡玛等人拍摄「太阳」，事前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下了相当多的功夫，她用「不惜工本」来形容，幸亏争取到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才能如此「奢侈」地花时间、「不要命」投入拍摄工作。 她说，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两小时的电影画面，但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光是说服骆小海、宋彬彬等人接受访问，就花费了许多唇舌。在她接触过的相关人士中，许多人「连谈都不愿谈，更别说在萤幕上亮相了」。尤其骆小海此前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认为对方「不守信用」，由于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非常抗拒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后来被卡玛的诚意打动才破例。 「太阳」于二ＯＯ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华府「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首映，现居华府的文革史研究学者华新民是当晚观众之一。他与其他几位后来观看过此片的学者，都相当肯定卡玛制作「太阳」的成绩和努力，但也指出片中个别地方的不足之处，总的来说则是「瑕不掩瑜」。 华新民说，电影片名《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可能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那是「伟大领袖」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当时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华新民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但并不是为当年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而是以北京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红卫兵。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的那几个月内，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夫人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曾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华新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片名起得很合适。」
外界对「太阳」的片名有不同解读，卡玛则解释此片名有「一语双关」之意，既有字面上直接取自「毛语录」的出处，也有「反讽」之意──讽刺***虽然将年轻人捧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事实上，在***的心目中，只有他一个人才是「真正的太阳」。但无论如何，当年***将「革命接班人」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确实鼓舞了千千万万个年青人的革命热情。 卡玛也不同意华新民关于这部电影「并不是为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而是以北京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的说法，她说此片没有以任何人为中心，不知华新民为何得出上述结论，「究竟这是别人的误读，还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在片中，她试图以个人故事和三个不同家庭为主要线索，如她敬佩的「思想先行者」遇罗克，遇家当时在政治上处于最底层，但遇罗克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出身论》，现在看来仍是「非常了不起」。 卡玛也访问了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她不认为曾贵为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在片中的地位比遇罗克重要。再如***的前秘书李锐，既是一位老革命，但也很早就受到来自革命阵营自家人的迫害，尝到「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滋味。他的女儿李南央受父亲连累，最初苦苦要跟父亲划清界线，最后才由恨转爱，「理解万岁」。 她指出，「太阳」选择上述三个处于不同地位的家庭为主体，就是不要以任何一个阶层人士为中心，而是希望通过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士，在某一程度上呈现文革的历史事件。在十多位亮相银幕的受访者中，有些红卫兵迫害过别人，最后自己也受迫害。正应了此片结尾字幕上引用的鲁迅名言:「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 华新民说:「卡玛虽然是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但卡玛不认为她跟电影中的受访者是同类人。她说她当时在大陆生活的处境，比出身「黑五类」的子女好不了多少。文革开始时她才十六岁，就被当成「特嫌」对待，许多人警告她的同学朋友不要跟她往来，以免受牵连，「没有好下场」。曾有出身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冲着她破口大骂，叫她滚出学校。 她说，当时她结交的朋友，虽然来自不同家庭，但都一致反对「血统论」。有位出身革命家庭的女同学跟她很要好，就被其他干部子女告诫：「你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干什么一天到晚跟那个美国人（卡玛）混在一起。」对方掷地有声地说：「我宁愿当个土八路，也不希罕什么红袖章。」卡玛对那些当时冒着政治风险向她伸出友谊之手的人士，至今心存感激，「那怕别人稍为对我好一点，我这人都特别容易感动。」 卡玛那时与母亲住在北京外文翻译局宿舍，大门有人把守，所有出入访客均要登记姓名才能放行，「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所有来找我的人，都要登记在案。一天到晚都要担心别人受我牵连。」 她的处境直到1971年才改变。那一年，中美关系处于解冻前夕，北京当局邀请1949年前同情帮助中共革命的外国友人访华，卡玛的父亲韩丁在受邀之列，卡玛的社会地位一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当年跟她划清界线的人，纷纷向她示好，令她五味俱全，深深体会到何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太阳」一片引起较多争议的，是「在银幕上现身却不露脸」的两个当年名噪一时的「红小将」，即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指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观众在电影中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 宋彬彬在片中辩称：「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据华新民指出，当晚放映完「太阳」一片后，卡玛在现场接受观众提问，当年小太阳，今天为何不露脸？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见到他们真面目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华新民据此用了一个语带双关的标题，在网上发表「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幽了「太阳」们一默。文中质疑宋彬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勉上银幕犹遮脸」。 「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的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1966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 华新民指出，「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限的原因。」 他说，令宋彬彬等人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也「发展」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 卡玛对此表示，她尽可能核实了宋彬彬的说法，也跟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人了解情况，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和会打人的人」。 她说，宋要武的名字传开后，这个名字后来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1966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连的红卫兵，将这股暴力之风刮到各地，「害了很多人」，宋彬彬对此表示难过和委屈。 卡玛认为，参与文革的中学生非常多，对文革的反思是千千万万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如果仅由宋彬彬独自承担非常不公平。何况外界许多传闻并非事实，例如宋彬彬并没有参与打人。她说:「每个人都有其隐私权，即使当年宋彬彬是所谓的公众人物，但她现在不愿意再次成为公众人物，就应该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既然宋彬彬否认当年那篇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是出自她的手笔，那么，对于这段历史公案，卡玛是否尝试过向光明日报的当事人寻找答案？卡玛说「试了试，但找不到」，她希望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尝试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学者宋永毅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与卡玛一起出席了「太阳」的放映研讨会。他表示，「太阳」是一部成功的文革纪录片，应该鼓励和肯定，但遗憾的是，片中好几位高干子弟如宋彬彬、骆小海等都是遮着脸亮相。反观遇罗文、李南央和刘亭等，都大大方方以真面目示众。卡玛的解释是因宋彬彬等人现在不愿意再度成为公众人物，她只好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宋永毅认为，宋彬彬等人当年早就是公众人物，这个理由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另外，宋彬彬说她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也没有在光明日报用「宋要武」之名发表文章，宋永毅认为这个说法有点「离奇」。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然***「赐名」，宋彬彬不可能抗命，否则就变成了「抵制伟大领袖」。 在大陆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北京之春》主笔胡平，也对宋彬彬的说辞表示怀疑。胡平指出，这部电影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难得的是，卡玛他们找到了宋彬彬、骆小海这样的红卫兵代表人物接受采访，但宋彬彬、骆小海都遮住脸，谈话也带有很明显的自我辩护色彩，其内容有可议之处，「这说明当年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留下十分浓重的阴影。他们知道自己当年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们不再把当那段历史当光荣。知耻近乎勇。」 他指出，文革的残酷，表现之一便是让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人，一下子获得太多太大做错事的机会、诱惑与权力，从而也给后来的他们留下极难克服的精神压力。 至于宋彬彬说，宋要武这名字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报纸在未徵得她同意就擅自改的，胡平说:「也许这是实情。当年的媒体塑造典型常常是这样想当然。但问题是，宋彬彬本人对这个钦赐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反感还是受宠若惊？」 胡平指出，就在宋彬彬被「伟大领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见报后，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卫东、志红等）。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可见当时全校的同学，起码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骄傲和光荣。」 他说，很难想像宋彬彬本人对自己被改名字会感到不愉快、不高兴。往后的一段日子，宋要武无疑是全国青少年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宋彬彬显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义，所以她在此后的革命行动中，用的都是宋要武的名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汉时，就用宋要武的名字发表声明指点江山。 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为此她与卡玛通了电话，卡玛相信宋彬彬的名字当年是被媒体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认同她的说法。
「牛虻」的故事文革前在大陆青少年中脍炙人口。故事的主人公牛虻是一个义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他最敬爱的教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出卖，「太阳」全片自始至终贯穿了「牛虻」的故事，并在遇罗文、朱学勤等人现身说法时，多次引用电影《牛虻》的镜头。 片中朱学勤提及电影《牛虻》对他的影响，其中最打动他的是牛虻和他的教父在监狱里面那场对话，这时，「太阳」片中穿插了《牛虻》的镜头:「亚瑟(牛虻)对蒙特里尼(教父)痛彻心肺地控诉：你对人撒谎，说对主暴露秘密可以永远保留，你对主也撒过谎，你曾经起过誓，可是你违背了。」 这时镜头拉回朱学勤身上，他说牛虻对教父的控诉，是希望能够促使教父反省，尽管牛虻知道这种反省是不可能的。朱学勤由此想到自己年轻时接受的革命文化，那时最吸引他的是道德美感。当他像亚瑟那样反省自己受的欺骗和愚弄时，「让我想起我的红衣主教，想起我们自己和党文化的关系。」 这时，「太阳」再次出现《牛虻》的镜头:红衣主教背影穿过一道道监狱铁门走向远处。朱学勤也感受到「像亚瑟和蒙特里尼最后告别的时候那种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红衣主教远去。」 华新民指出，卡玛在电影中，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产生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上当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 他说:「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1957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 卡玛不同意华新民的解读，认为「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狭隘」。她们完全没有将第一批红卫兵特地比作「受骗的牛虻」的意思，隐喻的其实是整整一代人，因《牛虻》曾影响了整整一代年青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卡玛曾调查受访者，影响他们最深的是那几本书？他们均不约而同提到牛虻，如遇罗文就多次提及牛虻对他的影响。更巧合的是，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是卡玛的曾姨母，「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影片最后的画面以天安门和***像为背景，配以解说词： 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 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 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 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 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 ***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徵 再次激励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这是导演别出心裁的安排，一方面引发人们对「太阳为何不落山」(毛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徘徊)的思考。另外，整部影片也贯穿了当年的「小太阳」历经理想幻灭、精神崩溃之苦后，觉今是而昨非，重新找到人生目标和关怀社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也没有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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