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例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该会忘不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学雷锋，做好事”运动，那个热乎劲呀，那个虔诚劲呀，现在想起来也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记得吧，在车站我们抢夺刚下车老太太的提包被误会抓进派出所，而当公安叔叔了解到我们是学雷锋小组的活动后欣然跟我们一起拎着老太太的小提包送她回家(尽管这样使老太太多花了数倍的时间与精力)；还有在饭店，每张餐桌的食客后面都围着一圈虎视眈眈的小学生，那也是我们------学雷锋小组成员在等待着收拾碗筷擦桌子(尽管这样常常令人误会为要饭的)；学校菜园子的菜秧总是没长起来就被淹死大半，只因为一拨接一拨的学雷锋小组前来浇水；家里的家务也被我们几兄弟姐们争着做，只由于妈妈设计了一本“学雷锋做好事”荣誉登记本。(为此我至今也认为我老妈至少具有中宣部副部长的领导能力，但当我东施效颦地向儿女宣示类似的荣誉登记本时，竟只被轻蔑地理解为“真逗”！人心不古啊！)一天，当我正动情地向女儿进行“学雷锋做好事”传统教育时，被女儿冷不防打断：“为什么是
说做好事而不说做好人？”你听听你听听！现在的年轻人！好人当然要做，但做好人是一辈子的事啊，不显山不显水，影响力不大啊。做好事就不同了，吹糠见米，效果显影响大不是？
　　要不怎么会有“一日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怎么会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言壮语？当然因此也会出现一些“左倾幼稚病”，比如为了学雷锋捡破烂换钱支援亚非拉革命，我将家里新买的墨水倒掉(取其空瓶值一分)牙膏挤光(取其空管值二分)；邻居小五将家里母鸡下的蛋叫给老师说是捡的，老师在连接五天表扬他拾金不昧后才感觉不对劲。
　　“树标兵”的作法有很长历史了，但在文革中最为风行，各行各业都树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标兵。当时我的“行业”是知青，所以只能谈谈知青中“树标兵”的情形。想起来，“树标兵”跟“做好事”很有内在联系。表面看来，“做好事”焦点在事，“树标兵”焦点在人；“做好事”一般是单独的一二件事，“树标兵”则通过标兵串起不少事；但标兵往往是通过具体的事情得以凸显的，尤其在文革中，往往一件事就树起一个标兵，因此也同样具有吹糠见米，效果显影响大的特点。换言之，标兵的出现，往往跟突发性偶然性的事情有关。比如，文革前的知青标兵如邢燕子侯隽确实是从默默无闻中显现的标兵，但文革中的各种标兵就多是由于某件突发偶然的事件一举成名，如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战备物资(两根电线杆)而牺牲，张铁生以一张“特殊的考试卷”而崛起，便是一正一反的两个典型例子。在当时知青的现实生活中，这类标兵最大的影响力往往就是那种“一举成名”的形式。我下乡那一带，就不乏类似的例子。如一个出身黑五类的知青，由于这种家庭背景，长期受压抑因而形成走路哈腰耷拉脑袋的习惯，一幅窝囊颓废的样子。谁能想到这副模样竟使他成为标兵！话说一天，他跟同组几为知青一起赶集，一路上其他知青高谈阔论意气风发，就他一人如往常一般哈腰耷脑跟在后头，就这么蹭蹭走着，不经意看到路边草丛掩映着一个破旧书包，他也没事找事地拎起来打开一看，居然是满满的钱。如此身世的他当然是乖乖将这包钱送到公社派出所。这事在当时只不过得到派出所的人口头含糊表扬了几句，之后就没有下文，大家以为这么过了也就过了，谁想到大半年后，人们几乎忘了这事的时候，地区知青办直接下达文件，迅即就将那哥们树为标兵，几个月后更推荐上了大学。后来听说，那是一个村子要购买拖拉机的钱，而那村子正是当时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老家，本早想表彰那哥们，一看他档案就搁下了，到了年终知青工作总结时找不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才把他重提出来了。据说这事对当时跟他一起去赶集那几位知青震动相当大，这也是的，如果当时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走路，这钱还轮着那哥们捡么？毫无夸张地说，这个标兵对我们那一带知青的实际性影响，就是致使相当数量的知青(包括老例在内)在相当时期内保持了耷拉脑袋走路的姿势。(然后，再花几乎同等时间来纠正这个姿势。)够邪门
吧？
　　当然也有颇具英雄壮举的例子，比如我一个幼儿园同学，从小好以拳脚跟人交际，不知是否这个原因，反正到下乡时，成了低我两届的妹妹的同学，作为知青到了林场。在林场习性依然如故，被领导视为头疼的角色。但在一次高压电线断线的事故中，这楞头青硬是生生将一个被啪啪炸响的电线搭着烧的职工拽离死亡，而他自己因此一个脚趾烧焦了，事后很快就入党成为标兵。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居然一发不可收拾地成为常胜标兵了：在大学是学生会主席，并为当时全
国大学学生联合会副主席，现已是一个大学副校长。我这个老同学确实是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是，我想，如果没有当年那个突发性的高压电伤人事故，他今天的路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当然，我也不是鼓励诸位网友到处寻找啪啪炸响的高压电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