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红色带刀侍卫（连载二）
作者：hangs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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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蓬：红色带刀侍卫（连载二）
作者：hangs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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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带刀侍卫 ——张国焘贴身侍卫的回忆 撰文 罗学蓬 来源:【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连载二）
1933年2月里的一天，张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川北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那年34岁，是大巴山深山老林中的猎户。长得来虎背熊腰，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彩。他身穿短襟，外面套着件兽皮背心，头上盘着一条宽大的帕子，赤脚套一双麻窝子草鞋。看见他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把他带进张主席的办公室，黄超也参加了接见。我退后几步笔直地站在墙边。 这是我们内卫的特权也是重要的责任，在当时那种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任何不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受到张主席的单独接见是莫大的殊荣，同时也肯定会使被接见者忐忑不安，因为内卫的眼睛从始至终一直盯着他。不仅对熊国炳这样的初次被接见者需得这样，连对一些被张主席视为“异己”的高级指挥员，我们也须对他保持警惕。有时张主席为主动表示对被接见者的信任，也会示意我们回避。可我们人在门外，也要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内卫一旦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熊国炳刚走进屋，张主席便离座向他迎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哈，我们的巴山英雄真是气宇不凡，英气逼人呐。坐，请坐。” 张主席连声邀坐，可熊国炳却不敢坐，仅是将半边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主席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地话来逗趣。黄超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忍俊不住。熊国炳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点，张主席便开始谈正事。他要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醒豁。"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在上海组织大学闹学潮的青年领袖，能言善辩，也是红4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 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往下说才好。 张主席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国炳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省长？”张主席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省主席当好。” 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了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4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3座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5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苏区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维埃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巳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了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以封建会道门面目出现在苏区各地的反动地下武装“白扇会”、“盖天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药铺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 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全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1935年春天红4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即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公告，长达92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布告的开篇是： “国民狗党真可恨， 罪恶多端数不清； 苛捐杂税千万种， 拉夫派款又抽丁； 连年混战二十载， 屠杀工农和士兵； 城市农村齐破产， 全国遍地是饥民； 奸污烧杀都占尽， 整得干人不聊生。 帝国主义大强盗， 原是工农大仇人。 ……”结尾是： “同起组织苏维埃， 独立自主中国新； 豪绅地主齐打倒， 封建残余一扫清； 全国干人齐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们； 帝国主义消灭净， 工农百姓享太平。” 我是1935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 张主席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把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熊国炳因在茂县时，袁克服等人联名上书张主席，反对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熊也在上面签了名。袁克服等人被撤去职务，送进了随军劳改队，与先期被关押的曾中生、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背着绳子长征。张国焘念熊国炳“本质”好，系无知被袁克服“利用”，就把他贬到方面军后勤部经理处当处长，和我们白天一起行军，夜里一起宿营。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他就成了我的大舅倌，一路上彼此照应不说，歇下来时还多了个说话的伙伴。 10月中旬，红4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红4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11月10日，中央电令巳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11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又重新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生还的李先念到延安后，被降为营教导员，前来看望巳遭批判的张国焘时，我向他打听熊国炳的消息，连他也不知下落，当时大家都估计熊国炳巳经不在人世。 谁知到了1960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 而那次在特殊政治气候下独特的、也是此生惟一的见面，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心酸。 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4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地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 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 大巴山中，那场大饥饿造成的灾难随处可见，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垒的坟茔，野菜、树叶、白鳝泥成为主要的充饥之物。 百业凋零，路断人稀，偶尔见到的几个山民，也是衣不遮体，满面菜色,其状之惨,远远超过了当年被四川军阀封锁的红区. 竹峪关离桥溪口20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巳经很闹热了。桥溪口那一天逢场，满街都是背背篼担箩筐的男女在拥挤。 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 “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 “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把盖碗茶都喊好了。”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20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脸色像大西北的戈壁一样焦黄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熊大哥，你老了哟！”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潮了。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选举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 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6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一路打乞讨回到大巴山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狗日的张国焘千不该万不该项，不该跑去投蒋介石，他这一跑，把我们4方面军的弟兄全坑苦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在城里见到王波和李玉兰，他们虽然当了官，对这件事的情绪也很大，说不应该由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替张国焘背这黑账。还说总有一天，这个冤案要翻过来。” 我还告诉他，李先念的警卫员刁仕昌如今也只能在土陶店里卖碗。 熊国炳说：“他总算有个单位，比我好嘛。我在大西北这些年里，啥子‘烂滩’都搞过。”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巳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李特、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在当时那种生生存亡的关头，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向前本来是不愿离开大家随陈昌浩回潜陕北的，王树声、李先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陈昌浩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后来，徐帅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为自己当时无法坚持意见迁就了陈昌浩，犯了错误。坦诚直书，并深感疚愧。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自己的失策和错误文过饰非。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200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他在那里等到伤势稍好，便离去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方知西路军巳全军覆没。 本来，前一年红4方面军还在懋功、阿坝一带盘桓时，他就从由川北跑来追部队的人员中了解到，红军和苏维埃撤出不久，一支国民党军队开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赤匪”头子，当场将他的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杀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父母遭毒打致残，三个妹妹也遭迫害。这消息使他悲痛不巳。如今他又孤身一人流落在戈壁荒原，更是倍觉凄凉。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 这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劝说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当道士，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位拖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入赘后就挑着副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卖杂货，从此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1949年9月酒泉解放，当彭德怀麾下的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政府按照当时的规定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10块银元和1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就不再管他了。他当过红军的高级将领，有了一些政治思想和分析能力，就很知趣，从此后再也没有向政府申诉过。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4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周纯全、袁克服、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 他说：“这事我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有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咋个能厚着脸皮去找党和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听他这么说，心里酸得不行，埋起脑壳喝了两口茶水，又问他：“当初我排里那个南江水口寺的×××，你还想得起么？” 熊国炳想了一下，摇了摇脑壳。 我告诉他：“1937年年底，保卫局把张国焘从川北带到延安的警卫排收了，弟兄们一窝蜂全都走了，就他妈我一个人没走。我从给张国焘当上警卫员后，每天要给他按摩一次。这东西习惯了，一天不做都周身不舒服。当时张国焘为留下我，还跑去和周兴吵了一架。后来又找我单独谈话，走不走，由我拿主意。我觉得首长落难，我屁股一拍就溜了，有点亏心，就硬起脑壳留了下来。×××就是那时走的。妈哟，没想这家伙命硬福大，1955年第一次授勋就混成个少将，当上了××军区的后勤部长。1958年夏天带着婆娘娃儿警卫秘书保健一大帮突然衣锦还乡。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跟前跑后地照料。他回到老家，去老汉老妈坟上磕了头上了香。还掏钱在老家院坝上摆了两天流水席，杀猪宰羊办起“九大碗”，来者有分，连方圆好几个公社的叫花子都赶去了吃了个肚儿圆。他也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叫花子，去了就亲亲热热叫老乡，还挨桌子估到敬酒。人都走了半把年，农民还在说他的好话——这狗日娃娃，当了大官，倒还没忘记老区的穷苦百姓，算他有良心。。” “他没来看一下你这老上司？” “后来听说他一来就到处打听过我……嘿嘿，我想，恐怕是我脑壳上这顶黑帽子把他这小将军吓住了吧？” 中午我想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下这位远客。可熊国炳说他经济上比我松活，说啥也不让我掏钱。那天运气不错，饭馆里有两样东西卖：红萝卜缨缨炒青海椒，包谷粑。更让人高兴的是还有高价红苕酒！我们整了两盘菜、6个包谷粑、1斤红苕酒。不敢再接着喝，一斤下肚两人都有些醉意了，怕喝多了打胡乱说，大家都脱不到爪爪。 我们晓得今后再见面是不太容易了，都很珍惜这点时间，从上午一直摆到下午4点多钟，我才送他到公路边等开往通江的长途车。分手时我们都留了通信地址，可我怕连累他，没给他写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10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的政治身分，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厚厚两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一张张地焚烧了。然后站起来，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老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第六章：苏区剿匪记
1933年7月，刚刚被田颂尧封为“川军29军特遣司令部”司令的杨永生组织神兵敢死队深夜袭击红军设在德汉城（今通江县永安乡）的军火后勤基地，炸毁了兵工厂，焚烧了被服厂、斗笠厂（斗笠当时是红军战士的装备之一）。 张主席对从刘存厚手中缴获来的这座兵工厂极为重视，对随这座工厂来到根据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更是优礼有加。他曾在总部亲自设宴招待该厂的工程师何伯阳等4名技术人员，许以极优厚的待遇。至今，在永安乡刘仁芳老人家的墙上还能看到“何伯阳，80元、许贵林，65元……孟善福，2元”等字迹。 80块银元是何伯阳的月工资，而当时这座兵工厂的熟练工人的月工资，仅是6块大洋，至于普通只有力气没得技术的工人，则更低，每月只给2元。差距是十几倍，几十倍。 所以，张主席对知识分子也并不搞“一刀切”，他认为对革命事业有危害的，就毫不留情地杀；有用的，还是会想方设法用特殊政策留下来。 张主席得知德汉城的兵工厂被彻底破坏以后，大为惊怒，亲自赶往德汉乡视察。我们去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遍地浓烟。 张主席从德汉视察回来，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剿灭清平寨杨永生股匪，彻底除掉这把插在苏区心脏地带的尖刀。 杨永生教名“灵功”，那一年40多岁，在大巴山中算得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 当然，他本身的经历也富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杨庆云，乃前清武举，武艺高强，为人正直，有胆略，识大体，遇事果断，镇人多为敬服，那时，哥老会盛行，崇尚“结仁”、“结义”，华庆云被公推为通江“仁”字堂口龙头大爷。邻近各县袍哥亦仰慕其大名，纷纷派人前来联系。庆云素有反清复明之志，对哥老会尤为重视，乃在祖宅设“南北通武馆”名义上收徒授艺，暗地里却大肆招徕八方江湖朋友。杨永生系庆云独子，爱若奇珍，自小便亲授其艺。杨永生聪颖无比，且练功不畏艰苦，是以武功逐日大进。庆云虽系一介武人，眼光却颇为远大，自忖当今世界，仅凭着拳脚功夫巳难以蹬打天下，便亲自登门，意欲将通江城中一饱学之士，前清秀才傅璋请至家中，悉心教授永生。傅璋时巳丧妻，膝下遗一小女，靠着一间塾馆，十几个蒙童的束修糊口，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他见庆云言辞恳切，再三恭请，便关了塾馆，携小女傅筱竺搬入了庆云家中，用尽全部心血，教授杨永生与筱竺。少男少女，竹马青梅，杨永生十三岁那年，考上由英国教会办的顺庆（今西充县）惠仁中学那年，杨庆云傅璋即给这一对金童玉女订下了终生，决定等杨永生学业完成，即回来与筱竺完婚。 不料就在杨永生快从惠仁中学毕业时，他那名震川北的父亲，却栽到了“白棚”郑稷生手里。 郑稷生家有租石上千，街房成片，系通江城中第一大户。他不仅在城里独资开设“大吉亨”号，专事经营川盐生意，连成都、重庆、汉口的著名盐号里，也有他买下的股份。但家有万贯金银的郑稷生，在桑梓之地却入不了袍哥，孤零零“白朋”一个。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见通江“仁”字堂口的总舵把子杨庆云，送上白银2000两，1000两给杨庆云，另1000两则捐给堂口。赠此厚礼，无非是希冀*。岂料杨庆云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怒不可遏地将银票掷之于地，当众斥道：“你郑稷生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蛮子蛮孙，一个根骨不正的杂种，居然也想来‘嗨’袍哥！我决不能让一颗耗子屎弄坏一锅汤，让你坏了我‘仁’字堂口的清白。你给我滚！滚！”杨庆云手下弟兄也陡地暴出一通吆喝。郑稷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言不发，拾起银票转身而去。原来，郑稷生母亲原是北平一贝勒家中的婢女（川人俗称为“蛮蛮”），英法联军进攻北平时，咸丰帝偕朝庭避难热河，满城惊骇，富室贫家尽皆外逃。郑稷生之母趁乱偷出一只御赐的嵌玉赤金盆，逃到荒僻的川北通江小城，隐姓埋名，后嫁与一郑姓男人，将赤金盆弄到武汉买与英国商人，携回一笔重金，买田置屋，开设盐号，积月累年，终成大富。遭这奇耻大辱，郑稷生万难咽下这口恶气，他索性将通江家产卖尽，携家小离乡而去。临行时扬言：“愿罄家财，必置杨庆云于死地！” 辛亥事发前夕客居成都的郑稷生偶见省督府悬牌，知令在省候缺的云南人吴良桐调补通江县令，即四处托人打听吴的情况，得知吴苦于短少川资，迟迟不能启程赴任。郑稷生大喜，立即登门送上白银3000两，伴吴赶赴通江上任。返乡途中，郑稷生又跪拜于吴良桐母亲膝下，恳求将其收为干儿子。吴就任通江知县后，感恩图报，且见郑稷生也确系一精明干练之人，便委任郑为通江警备队长，主管全县警防，郑大权在手，却对昔日仇人杨庆云处处恭敬，不敢冒犯。 辛亥年，成都保路风起，各地义旗高扬。吴良桐得知朝庭钦差端方于资中被诛，川督赵尔丰暴尸锦城街头，吓得魂飞魄散，急令郑稷生组织民团，发配枪械，深沟高垒，意欲据城固守。 杨庆云闻风急动，寅夜携家出城，利用袍哥名义广发公片宝札，并四乡奔走呼号，几天之内，将全县各堂口、武棚的弟兄集中起来，组织起两千余人的同志军，由杨庆云统领，包围了通江县城。 众人正鼓噪着准备攻城，忽然听得城中陡地一串锣响，城楼上高竖起大书“汉”字旗，竹竿参差，高挑出吴良桐阖家12口男女首级。 杨庆云等正惊讶不巳，只见郑稷生巳站立城头，高声喊道：“吴良桐逆天而行，不听忠告，稷生出于义愤，将其诛灭，巳宣布成立通江蜀军分府，决意与同志军同挥反妖之戈，共舞降魔之杵。”郑稷生猛然挥刀，将头上发辫割去，续吼道：“诸位头领若是不信，稷生削发以示反清妖之决心。” 杨庆云一声大吼：“既如此，请速打开城门，让我部进城。” 郑稷生道：“义军挟威而来，意在取城。今通江既巳宣告反正，还望杨总舵爷体恤民情，让大队人马安驻城外，至于各位头领，百姓必箪食壶浆以迎之。”杨庆云自然明白郑稷生此举纯系投机，不过事巳如此，再攻城便师出无名。再说此时与郑稷生计较往日恩怨，也有悖大义。与众头领匆匆商议后，只好将队伍驻扎城外，欲与几位手下大爷进城。不料城头蓦地一声炮响，顿时枪声骤起，弹矢如蝗，早巳埋伏在此的民团与警备队漫山遍野如狂潮般冲杀而来。通江北门处田坝上几成屠场，同志军猝不及防，无力招架，各股人马，或被杀，或缴械，逃脱者寡。杨庆云见大势巳去，痛心疾首，为避被擒受辱，一头栽进百丈深峡，悠悠一脉英魂，竟随滔滔通江河水东去矣。 除掉杨庆云，郑稷生立即在城中贴出告示，污蔑杨庆云“明为同志军首领，实系惯匪害民”等罪名，予以正法。旋即又带领警备队，在城郊圣钟坪抓获了杨庆云父母妻小以及傅璋父女，将傅璋父女押回县城，庆云亲人则被锁入一间柴房，一把大火烧了个灰飞烟灭。 郑稷生见13岁的傅筱竹眉目俊秀，清丽可人，遂将其收为三姨太。傅璋性子刚烈，将郑稷生骂了个狗血淋头，竟10日不进水米而亡。 尚在达县的杨永生得知噩耗，含血喷天，悲痛欲绝，又恐吴良桐心狠手辣斩草除根，派人前来追杀，于是含恨离校，前往清平寨姐姐家暂且栖身。 途中在一个叫香洞子的客栈歇宿，正逢东坪堡著名迷信职业者冉瑞益聚众传教，自称“通天大师”。各地信徒涌涌而来，将“通天大师”的法力吹嘘得赛过了太上老君。 杨永生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正苦于欲救老母而又手无缚鸡之力，闻此消息不禁大喜，暗想邂逅异人，莫不是菩萨显灵，特意前来超度我得道成仙，倘能将那神功奇法学到手，报仇雪恨，岂不是易如反掌？ 杨永生赓即前去拜冉为师，学练“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之法。 冉大师见他面目清秀、知书识礼，实为信徒中之佼佼者，便收杨为徒，并赐教名“灵功”。 杨永生到了姐姐家后，遵师之嘱，每月初一和十五，风雨无阻前往香洞子练功学法，因悟性极高，嘴巴又乖巧，深得师尊器重。 平素日子，杨永生便约同其姐夫沈开举于每晚二更到自家屋旁川主宫佛爷殿上既练武功，也练神功佛法，十余年间，从无间断。 1921年，附近乡绅姚子虎、陈先冶、古子龙、丁开泰等陆续拜杨为师，到年底，清平赛以及附近的村寨巳有数百人随他练功。 1927年春，冉瑞益“驾鹤升天、羽化成仙”而去。夏末，杨永生即在老鹞岭上的清平寨自立佛堂，把教徒改称神兵。杨自命为仙长，沈开举为副仙长。树黄色方形帅旗一面，称为“黄云”，教徒们一律身穿黄褂，头缠黄巾，使用刀矛、紫荆棍（酒杯粗细，长约七八尺的斑竹棍）、双天炮（双管土火枪）等武器，把祭祀和练功叫做“祭将”和“盘营”。祭将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以猪羊、玉米、酒菜为祭品，摆设香案，焚化纸钱，由杨仙长“发相”（以神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训示）。众神兵则跪地叩拜，接喝杨仙长御赐的神水，“盘营”一般则在“祭将”后进行，由执法官指挥，先放冲天炮两响请神，随后在先行官的导引下，神兵们左手按心窝，右手持刀矛跳行，盘“螺丝转”。先行官边走边唱“神兵来盘营，两脚要站伸，如若不站伸，军棍不饶人”的盘营歌。接着，执法官和先行官各执一面方形大黄旗凌空挥动，指挥神兵齐声高唱杨仙长写的“黄旗饶饶白云间，随带神兵上仙山；跟随仙长下凡尘，杀尽魔兵享太平”的“神兵歌”。边唱边操练，并在操练时不断高声呐喊：“打不尽，杀不尽，炮子来了两边分”。神兵们无不相信，只要把功夫练好，就能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了。杨仙长还给神兵定下了“不进民房，不偷不盗，不贪不奸，不吃鸦片”，“抱忠孝之心，去害人心和嫉妒心”等纪律及“借菩萨神威，保佑农民不受奴役之苦”的宗旨。 那时的通江县长郑稷生，拼命搜刮民财。仗着山高皇帝远，他居然违抗朝庭命令，强迫农民种鸦片，不问年成，一律按窝计税，故称“窝捐”。 杨永生的神兵势力兴起后，他提出了“不完粮，不出款，不整干人杀坏人”的口号，专门与官府和土豪劣绅作对，先后在德汉城设伏杀了郑稷生的收款委员（收税官）张蕴山，又聚集数千神兵强攻下小昌，杀了郑稷生派来监收盐税的一排税警队的兵丁，深得民众拥戴，从四乡八寨径往清平寨投于麾下，势力愈发大盛。
1927年7月，军阀吴佩孚战败，被杨森接至奉节。吴命其所部军长周肇歧到通江招兵卖马。周肇歧到通江后拉丁抢掠，无恶不作，通江人民不堪忍受，便暗遣代表到清平寨搬神兵解救。 杨永生慷慨应援，立调小庙沱刘子真和八树坪神兵共约2000攻打通江县城。 9月15日，神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教师爷刘子真率领，经通城坝，经五溪口直捣通江东门，缴了周军长派驻在此地的一排兵丁的械，杀死兵丁14人，一路由仙长杨永生亲自率领，于16日抵通江西门外凤凰山后，立即设坛“祭将”，放冲天炮，请“二十七宿”降临人间，扶助降妖。“祭将”完毕，众神兵手执大刀长矛黄荆棍，口念咒语，高喊着“打不杀，杀不进，把羊子兵（当时川人对北洋兵的俗称）杀干净！”向通江西门南门猛扑。 周肇歧的新兵和郑稷生的警备队与团练兵远距离盲目放枪，虽弹发如雨，但仍见神兵铺天盖地而来，认为神兵真的刀枪不入，吓得不战而乱，纷纷弃城而逃。 神兵攻到西门处时，城门巳闭，西门口“碗碗香”茶馆的老板刘景孚有心帮助神兵，与两个儿子一起跑出家去打开了城门，却在混乱中被冲进城来的神兵乱刀砍死。 杨永生进城后得知周肇歧与郑稷生均巳逃遁，立即派两路神兵火速追杀，一路追至苦草坝时，截获绿轿两乘挑夫百余，将坐轿的两人和轿旁随从50余人当场砍死，缴获银元80余担。事后方知轿中两人正是周肇歧军长和他的参谋长顾大用。另一路追至女儿洞时，将躲在山洞里的通江县长郑稷生阖家21口抓住砍死（傅筱竹也在其内）。 杨永生进入县衙，在县长的办公桌上发现通江大户周宏辉给郑稷生的“神兵明晨攻城”的密报，杨永生大怒，立即令人前往南安街，将周全家杀死，并烧毁住宅。随后，又下令放出狱中人犯，次日，又将“洋衙门”（法国人的天主教堂）付之一炬，将福音堂的耶稣像打碎，将陈设、器具抛置街上。 然后，杨永生命令通江商会会长陈鹤洲出面鸣锣，沿街呼喊：“天降神兵下凡，杀尽贪官污吏、羊子兵，保护忠臣、孝子、烈妇”，以此安定人心。又命各户沿街摆设香案，燃烛焚香拜神。随后在土地宫设立佛堂，供木雕人像为神，早晚上香膜拜，“发相”念咒，遍施神水，大办“开化”，广揽信徒。 杨永生还将缴获的周军长的银元弄到街上，给刚入教者每人一把，甚至朝天抛撒，任人去抢。由此一来，不少居民也都参加了神兵组织。 杨永生入据通江县城后，即派人到南江、巴中、万源、城口、达县，以及陕西的岚皋、镇坪、汉中、紫阳等县的边境地区“办开化”，使各地神兵组织迅猛地发展起来，连一些啸聚山林的匪棚，也都打出了神兵的旗号，两省八县边境各地，到处都挂起了黄旗尖角旗，神兵总数达到3万之众。 杨永生将各地神兵统一编为一百个“参”，并不定期地将各“参”中的骨干分子调集到通江城中“盘营”受训。 1928年初夏是川北神兵的极盛时期，杨永生重修扩建通江城中的川主宫和祖师观，塑神供佛，并将祖师观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庙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庙外“盘营”、“祭将”，喊声雷动，神兵声威，如日中天。 为便利出征和交通，杨永生还下令修筑了川垭子到九拐岩的大路，架设了郭家河的铁杆桥，大做善事，深得人心。 由于四川军阀混战防区制割据的需要，各军阀部队往往是假“招安”之名，行扩充之实，把收罗土匪与封建武装作为补充兵源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反动官府因剿匪不力，也只好祭起“招安”的法宝，给大大小小的匪首神汉封官加委，于是绿林草寇摇身一变成为军官。在四川最早的一批军阀中，刘湘的第2师曾招安廖光明营、吕超的第5师，也曾招安李绍舟营。1920年以后，招安土匪扩充军阀势力之事，更是屡见不鲜。 川北神兵势力坐大，不仅杨森、田颂尧等四川军阀争相派代表前往拜会拉拢，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也派出中共宣汉县委委员刘子泉和中共地下党员易心谷两人打入神兵组织，以此接近杨永生；继后又请宣汉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杨寿轩去通江见杨永生，动员杨接受中共领导，成为革命的武装，却遭到了杨永生的拒绝。 杨永生面对各方势力的拉拢，审时度势后，认为田颂尧势力最为强大，最终投向了田的麾下。 田颂尧以一纸国民政府的任命，杨仙长遂成为通江名正言顺的一县之长。 红4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通江县境后，杨永生也调集神兵配合田部与红军作战。 在九拐弯，一个“参”的神兵400余人向据守在山顶上的红军反扑。红军战士开初看到这些黄云一般滚滚而来、口中狂呼大叫着咒语的神汉，也很是害怕，直到指挥员几颗手榴弹往岩下扔去，炸得神兵血肉飞溅，再加上爆炸引起丛林起火，烧得神兵们鬼哭狼嚎，纷纷逃蹿，这一下，神兵“打不进，杀不进”的神话不攻自破，大长了红军士兵们的士气，争先恐后地从石岩后、树丛中跳出，向溃败的神兵追杀，杀死神兵200余人。 红军占领通江县城后，杨永生即率神兵退回老鹞岭上的清平寨，以此为根据地，频繁派兵袭扰红军。
剿灭杨永生神兵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红30军军长余天云与政委李先念的肩上。 余天云是放牛娃出身，文化不高，但作战英勇，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年仅20岁便升至一军之长，与许世友同为张国焘最为信赖的爱将，也是许多中下级军官崇拜的偶像。 因红30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绝大部分是从鄂豫皖过来的，对川北的情况不甚了解，总部遂从王维舟的红33军中抽调力量协助此次剿匪行动。 过去，川东游击军为对付军阀的进攻，考虑到川北民众迷信思想严重这一事实，也曾仿效神兵的作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红军队伍中建立起自己的神兵组织，与敌作战。再加上红33军的官兵全都来自大巴山各地，对当地风俗、民情了如指掌，与神兵中的不少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遂派曾任峰城乡团总的任俊卿率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 任俊卿是宣汉县峰城乡长田湾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中共宣汉县委委员。随后，地下县委派他打入敌人内部，到峰城乡当上了团总，其目的是把当地的180多条枪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中。 成立红33军以后，任俊卿率领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部特务营，有人枪300余。 在这次征剿行动中，任俊卿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正是他打入清平寨，生擒了仙长杨永生。 余天云、李先念与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曾传六一起制定了“打入虎穴，擒贼先擒王”的剿匪计划。 1933年7月28日，任俊卿率警卫营到红30军报到之后，立即被带到了曾传六面前。 曾传六问他：“古泽宽被抓起来了，你晓得吗？” 任俊卿吃惊地说：“他巳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是小庙沱乡赤卫队的中队长，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曾传六说；“前次我们打达县，他带人支前回来后，私藏了一对金圈子和一支手枪，这人以前参加过川东游击军，后来又在王驼子手下当过土匪，参加革命，是想投机。他这次私藏黄金和手枪，就是思想反动的表现，所以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他接着说，“俊卿同志，这次有个重要任务，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了，准备派你去完成，看你愿不愿意？” 任俊卿说：“分配我干我就干！” 曾传六说：“这个任务很危险，你接受就说，不接受就算了，你考虑好以后我再告诉具体要你去干啥子？” 任俊卿想了想说：“曾局长，那我就考虑一下再给你扯回销。” 第二天一早，任俊卿又去找曾传六，说：“曾局长，我巳经想好了，干！” 曾传六问：“不反悔么？” 任俊卿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反悔！” 于是，曾传六这才开始给他交待任务说：“当前，苏区各地到处遭到杨永生神兵的袭击，还破坏了我们宣汉城的后勤军火基地，张主席非常冒火，要我们一定尽快地将杨永生股匪剿灭。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出一个打入虎穴的计划，决定派你和保卫局的苏少云同志假装背叛革命，投靠神兵，打入他们的内部去相机行事，争取能够接近杨永生，寻找机会将他打掉，杨永生这个‘活对你的信任和重用，也是严峻的考验，在未行动之前，你必须严守秘密。” 任俊卿慨然道：“感谢首长对我的信任，上刀山，下火海，掉了脑壳我也不后悔！” 当日下午，余天云、李先念、曾传六召见任俊卿与苏少云，交代任务，布置行动方案。 余天云说：“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既是信任你们，也是考验你们。你们打进去以后，敌人也会考验你们。假如你们被我围剿部队或是赤卫队捉住，挨打受屈，都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要求送军部处理，如果随便暴露，也视为叛变论处。” 李先念接着说：“此行不是你们死，就是他们亡，对于匪首杨永生，能抓活的最好，不过恐怕不容易，听说这人武功很好，为人又非常机警。不能抓活的，打死也算你们立了大功，总而言之，你们决不能空手回来。” 曾传六最后说：“你们要直接见到杨永生，希望不大，只有先投靠巳经加入‘黄云’的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作为跳板，才有机会接近杨永生。你们这次装个土匪，就要像个土匪，不能露出破绽，土匪吃鸦片，你们也吃几口，土匪抢人，你们也跟着抢，土匪骂共产党，你们要骂得更厉害，首先要争取得到土匪头子的信任，到时里应外合，打掉杨永生。” 按照首长的布署，当天下午，任俊卿单独一人去见了被关押的古泽宽。 古泽宽过去和任俊卿同在川东游击军中担任小队长，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回到小庙沱家中治疗，因姐夫方宗华在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中任军师，古泽宽在家治伤期间方宗华曾带王驼子前去看望过他，并给了他金钱和物质上大力帮助，为感恩图报，伤愈后古泽宽就加入了王驼子的匪棚。红军进入川北后，王驼子利用古泽宽当过川东游击军这层关系，派他打入小庙沱乡苏维埃，为自己通风报信，并由方宗华与他联系。 见面后，任俊卿安慰他，要他老实向党交待，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 在任俊卿的劝告下，古泽宽交待了手枪藏在小庙沱土地庙里的菩萨座位下，还给王驼子、方宗华二人写了一张便条，证明任俊卿与苏少云均是他发展的人员。 随后，任俊卿把会见情况向曾传六作了汇报。 曾说：“这枪由你俩去取，作为护身武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先打死王驼子，抓个本钱。 按照首长的周密安排，次日凌晨，任俊卿和苏少云悄悄到曾传六的寝室里藏起来。 上午9时，曾传六宣布任俊卿与苏少云叛变逃跑了，并通知县城、小昌、龙溪等地戒严搜捕。 宣布之后，有的同志气愤地把他俩的被盖、衣物撕得稀烂，有的高喊要活捉任俊卿与苏少云。 这些，任俊卿和苏少云在曾传六的寝室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两天时间，红军和各地苏维埃兴师动众，大肆搜捕叛变投敌的任俊卿和苏少云，故意把任、苏二人逃跑的消息传遍了全县各地。 8月2日半夜，曾传六叫醒任俊卿和苏少云，带着他俩来到由红军把守的南城门，才与二人告别。 曾传六逐一和他俩握手，送给他俩的最后一句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莫忘你是革命人”。 任、苏二人离开通江县城，向着小庙沱方向进发，日行120华里，于当天傍晚赶到小庙沱土地庙，取出了古泽宽藏匿的手枪和80多发子弹。并在小庙沱打听到王驼子带着匪众前一日袭击了覃家乡苏维埃，杀了30多人，刚刚回到凉风垭口老巢。 3日中午，两人径往凉风垭口，在山脚下被土匪岗哨拦住，任俊卿说我们是从红军大牢里逃出来的，特意前来投靠王大爷的队伍，请先带我们去见方军师。 见岗哨要搜身，任俊卿主动把手枪和子弹交出来。到了山寨，岗哨去叫来了方宗华，两人便将情况向他述说一番，并拿出古泽宽给他的信。 方宗华见是古泽宽的亲笔信，并未起疑，马上带他俩去叫王驼子。 王驼子满脸杀气地问他们：“你们为啥也来干这一行？”任俊卿说：“大哥古泽宽被押，怀疑我们与他有牵连，也要把我们押起来，我们知道了风声，就带枪跑了。这几天，连天日也不敢见。” 王驼子又说：“你们莫非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不说实话，就休想活着回去！” 方宗华连忙说：“王大哥，他们逃跑是真，前几天小庙沱、覃家乡场上戒严，挨户搜查，说是抓两个叛变分子。我妹弟也确实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任俊卿也急忙说：“过去我在老家峰城乡那边当过田颂尧的团总，共产党来了，我就等于被埋了半截，哪里还有我的路走？所以古大哥一动员我投奔王大爷，我就答应了。若不相信，可朝天发誓，我如说了半句假话，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死无葬身之地！” 王驼子听他如此一说，态度遂缓和下来，说：“不入佛门，不受佛戒，若有三心二意，莫怪哥子我无情，按江湖规矩，哪里见哪里发财，黑铲（暗杀）处之。” 言毕叫一个大汉左手提鸡，右手执刀，另一人提一壶酒，拿四个杯，并把任俊卿和苏少云带到坝子中间跪下。王驼子一刀把鸡头剁下，将鸡血滴入杯中，大家一起喝了，对天盟誓。 “仪式”完成后，王驼子和方宗华便将二人带进一间屋内，让喽罗拿出一支步枪交给苏少云使用，把任俊卿交给他们的手枪也还给了任，于是，他二人便正式地加入了匪棚。
第二天傍晚，王驼子亲自带领一队土匪避开大路，专绕小道翻埂子、过山梁，夜行20多华里，到了巴中境内的小石板一户人家。 任俊卿与苏少云也参加了。在路上，王驼子让他俩走在最前面，并不准他们向后看。 起初，任俊卿以为王驼子要黑铲他俩，内心虽然惊恐，但表面上仍装得若无其事，以免引起怀疑。 到了那户人家后（后来才知是当地的农协主席），王驼子吩咐两名喽罗“堵水”（放哨），任俊卿与苏少云“加楔子”（砸门）。两人刚砸了几下门，便听到屋里传出了吼骂声，并有一支土火枪开了火。门砸开，大家一拥而入，钻进各间屋中，先朝有响动的地方放了一通枪，然后点亮油灯检查，看见一个壮年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巳经断气，桌子旁边还躺着一个正在抽搐的妇女，随后从里屋搜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小娃娃，全部推到坝子上，用刀砍死。而且，王驼子还叫任俊卿与苏少云动了手。 由于任、苏二人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尚佳”，王驼子对他俩的疑心消除了，并让他俩参与坐地分肥，享受与其他土匪同等的待遇。 而这一时期，红30军分兵数路，将铁门关，白椿坪、高滩子等地的神兵、土匪逐一歼灭击溃，前锋巳距老鹞岭不远。 20多天后，长池乡袁正明股匪中的两个头目，原国民党长池乡乡长罗柏林与乡队副陈元登带着10几个喽罗前来投奔王驼子，说袁正明巳被红军打死，袁部巳经瓦解，红军剿匪部队马上就要前来攻打凉风垭口了。 王驼子听后胆颤心惊，与方宗华商议后决定，九月一日率部投向清平寨。 任俊卿苏少云一听，暗暗高兴。 9月3日傍晚，巳经全部穿上黄褂，打着黄色三角旗的王驼子股匪324人到达老鹞岭。 如此危难关头，居然有部下冒死率兵前来“勤王”，杨永生喜出望外，立即大开寨门，将王驼子、方宗华等五位头目请进寨中，其余人员，则被带到寨墙外的一排棚子里住下。 中午，杨永生又吩咐神兵杀猪宰羊，为王驼子部接风洗尘。杨永生与沈开举还亲临王部驻地训话打气。 是夜，老鹞岭上，月明风清。 任俊卿与苏少云出了棚子，缓步来到峰顶上。 山岩边，道道工事里神兵一片片一团团地露天而卧，黄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山脚下，苍山若海，小河如带。鸡不鸣，狗不吠，天地宁静空朦。而在远处，一串串火光在夜色中闪烁跳动。那是杨永生的神兵正在大搞坚壁清野，烧毁己被裹胁上山的那些老百姓的空房空屋。 自己的队伍肯定巳经在不出数里远近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没法与之联系。好在他们巳经来到了杨永生身边，两人悄悄商定，待到红军攻山之际，趁乱将杨永生打掉，群龙无首，神兵必然大乱……当然，能多打掉几个匪首，那就更好。 9月5日，朝阳如血，霞光倾泻在万仞群峰，碧绿田坝之上。红军先以各种火炮向老鹞岭上实施了猛烈的轰击，炸得神兵们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后面的清平寨也不断挨炮，四处墙塌屋倒，狗奔鸡飞。 老鹞岭上的工事里，死尸累累，硝烟弥漫。 清平寨神兵的教师爷（负责军事操练的教官）与残存的神兵持械伏于工事中，紧张地注视着从突然沉寂下来的红军阵地上大步走出的一名红军军官。 万籁俱寂，在无数黑洞洞的枪口逼视下，红军军官的双脚踩踏着尸体、血迹坚定无畏地前进。 军官在半岩处站住了，威风凛凛地仰首叫道：“杨永生，出来说话。” 教师爷虎地站了起来，怒目狂喝：“仙长没空见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军官喊道：“我奉余天云军长之命勒令你部马上投降，否则寨破之时，玉石俱焚，你就后悔不及了。” 教师爷回道：“要我神兵投降，瞎了你娘的狗眼！回去告诉你那狗屁长官，从速退兵，我们和红军从此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军官道：“立即无条件投降，听候我军处置，这是最后通牒！” “去你妈的！”话音刚落，王驼子手一抬，红军军官应声倒地。 战火重起，军号声、呐喊声、枪炮声震天动地。红军官兵潮水般向山顶上冲去…… 听到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看到寨子里的神兵一窝蜂拥出寨门，任俊卿向苏少云丢了个眼色，两人混入到寨子里搬运弹药的神兵群中，进了寨门，直奔插着黄色帅旗的杨永生所住大院而去。 此时，大院里也是一片混乱，女人叫，娃儿哭。 身着同样黄褂的任、苏二人进得内院，并未让人起疑。任俊卿谎称有重要军情向仙长禀报，探清杨的住屋，遂径直前去，到得门前，看到杨永生与沈开举正在用菜油擦枪，手枪拆散摆在桌上。 “不准动！背靠墙角角站好！” 任俊卿大喝一声，一长一短两支枪，对准了杨永生与沈开举。 沈开举认出他俩是王驼子带来的人，还以为是王驼子起了歹心，想除掉杨永生，乱中夺权，坐上这清平寨的头把交椅，遂强作镇定地说道：“你们要干啥子？仙长善待你们，你们居然敢对仙长下手，菩萨会显报应的。” 任俊卿喝道：“去你妈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杨永生一听，飞身蹿出敞开的窗口，狂奔而去。两支枪同时响了，只见杨永生突地顿住，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后院的荷花池边。 沈开举吓得魂飞魄散，双膝触地哀告道：“红军饶命，我投降，我投降！” 任俊卿一把将他揪起，喝令道：“马上把院子里的人集中起来，听我训话。要敢乱来，我首先让你脑壳开花！” 二人将沈开举反捆了，将院内神兵集中到院坝上开大会。 任俊卿大声吼道：“我巳经把你们的杨仙长打死了，连他那样佛法高深的活神仙都打得死，你们还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么？” 神兵们闻此言，又见沈开举被擒，都表示：“我们拥护你们王大爷来坐镇清平寨！” 任俊卿向他们宣布：“你们错了，我们不是王驼子的土匪，是红军派来的。你们多数都是干人，是被杨永生骗来和逼来的，你们要懂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穷苦老百姓，你们只要放下武器，跟共产党走，共产党不但不会追究你们，还要帮助你们返回家乡，安居乐业！” 神兵们一听，当场放下了武器。 这件事，当时登在了红4方面军政治部办的《战士报》上，任俊卿与苏少云顿时成为了苏区军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英雄。报上同时还登了，任俊卿与苏少云各立一等功一次，发给奖状并奖给每人黄谷1000斤。
第七章：血泊中的红五星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椎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当的。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巳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身上。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军官兵绝对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甚至包括军事路线，都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巳。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要不搞肃反，很可能他的脑壳也得搬家。 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陕苏区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13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红29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苏区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在此次事变中，只有副军长刘瑞龙一人生还。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我认为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必需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不少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推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泥巴往脸上抹，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都不幸成了肃反对像。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当主任，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上任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4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主席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军前敌指挥罗泽洲之后不久，张主席也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视察。在邝继勋送张主席出了大门，准备上马时，张主席好像突然想起似地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是在川军中起家的，故川军中朋友部属甚多。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罗泽洲我帮过他的大忙。这次他两个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两封写给罗泽洲和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邝继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贵州人，起家在四川，死，也会死在四川。 邝继勋的老汉是个走乡窜寨摆地摊卖药的“打打匠”（会点武功，但主要卖跌打损伤膏药），常年奔波在外，最恨的就是各地的恶霸，辛辛苦苦找点钱，大都被这帮家伙盘剥去了。为了不让儿子将来也像他一样受人欺侮，老汉发狠心自小就逼着儿子习文练武，每日苦读诗书，舞枪弄棍，吃不了苦，就用棍子打着练。俗话说“黄荆棍儿出好人”，邝继勋长大成人后，果真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男子汉大丈夫。 1922年，刚满17岁的邝继勋投身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当兵。正月初七，赖心辉率部攻打什邡县城。盘踞该城的川西巨匪张申庭躲进北门真武宫巷子一厕所内，持双枪作困兽斗。因巷道狭窄，追击士兵死伤多名，于是追击部队在巷道口架起机枪，对准厕所猛烈射击，厕所内传出张的疯狂叫嚷：“老子早赚够了!还有哪个不要命的，靠拢来呀!……”声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标后飞身而下，一刀将他劈倒。张申庭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什邡县城万人空巷前来围观。张的头颅被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 这个勇敢机智，刀辟巨匪的，就是穿上军装还不到一个月的邝继勋。 赖心辉授给邝继勋奖金1000大洋，为其披红挂彩，还下令：“邝继勋直接擢升排长!” 邝继勋深知，对他这种没有后台的兵大棒来说，要想提升得快就得拿命去换。当上排长的邝继勋在每次在战斗中冲杀在前，没打几仗又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连长。 第二年夏天随师部驻内江，在这里他又率部歼灭了罗焕文、罗少文两股土匪。内江城里人一天之内就给军部送来几十面锦旗。赖心辉大喜过望，当即邀请地方官员和各界名流，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当众重奖邝继勋大洋2000块，并宣布：“邝继勋擢升营长!” 1926年，邝继勋任江防军第7混成旅主力团第2团团长。该旅旅长系江津人刘丹五，是个国民党左派，对邝在部队进行的革命活动比较支持。邝将留学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请来担任该旅的政治部主任，从此邝接受了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这年岁末，由秦青川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秋，四川各军阀之间爆发“下川东之战”。在与刘湘的这场混战中，“四川同盟军”一方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各路军阀全都战败。只有江防军中邝继勋指挥的第7混成旅，在前往广安支援罗泽州时，一举从刘的悍将范哈儿(绍增)手里夺回罗的防地代市场。连吃败仗的罗泽州，高兴得紧紧握住邝继勋的手，连呼“救命王!” 1929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一日)，邝继勋在蓬溪县牛角沟(今属大石乡)宣布起义。邝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 不久，起义失败后的邝继勋奉临时中央的命令来到了上海。他一来，上海滩上顿时血雨纷飞，命案不断。 同年11月11日，原临时中央军委秘书，此时已成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怀揣蒋介石的奖金，准备远飞意大利逍遥。当他和五六个护送的特务刚从霞飞路一道大门里出来时，突然从对面一家咖啡店内冲出三个持短枪的精壮汉子。为首一人手持双枪，左手一抬，“哒”一个点发打得白鑫脑袋开花，应声倒下，右手一抬，“哒哒哒”一个连射，两三个特务或死或伤。接着双方凭借街树、房柱展开了对射，子弹惊心动魄地呼啸。街上人群纷纷逃离，地面上到处是人们丢弃的帽子、鞋子、提包…… 这位当街击杀叛徒白鑫的好汉，就是刚到上海的邝继勋。 这年夏天，叛徒、特务和青帮相互勾结，对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形成严重的威胁。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邝继勋奉调来上海。他胆大心细，勇敢机智，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外表又像是上流社会的人，便于隐蔽，所以一到上海就成为了红队的骨干。 共产党的大叛徒于光天化日之下暴死街头，吓得许多与共产党有过节的角色胆颤心惊，连上海青帮的“老头子”黄金荣也睡不着觉了，他知道在“4?12”事件中，为了帮当年的门徒小蒋总司令的忙，他派出大批手下去砸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还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他马上派手下打听详细情况。 当天晚上，黄金荣就得到报告，说那个当街耍双枪的壮汉叫做邝继勋，刚到上海不久，过去在四川当过混成旅旅长。黄金荣一听，不禁心中发怵：共产党能把混成旅旅长调来当杀手，这次是真地要演大戏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邝的下一个靶子!好汉也不能吃这眼前亏啊!从这天起，他就深居简出，连场面上的应酬，能推的也尽量推掉。 过了些日子，黄金荣觉得风头过去了，一天晚上就带着几个保镖去日新浴室洗澡，待他洗完从池子里爬起来，披着浴衣浑身轻松地走进自己的雅间，一拍巴掌，马上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日本艺伎。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叭”一声枪响，接着“叭叭”又是两声枪响，室内一片漆黑，一阵混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看，黄金荣右手按着左肩，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墙上两盏壁灯破碎，两个日本艺伎吓瘫在地上，嘤嘤哭泣。 杜月笙、张啸林闻知“老头子”大难不死，登门看望时，黄金荣心有余悸地对他们说道：“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月笙，快些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告诉他，从今后，我黄金荣和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 后来，邝继勋被被中央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在此期间，他率领红6军和贺龙领导的红4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1930年7月4日组成了红2军团。红15军和红1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200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15000余人。可是，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他的厄运便接踵而至……他申诉，抗议，一切无济于事。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巳经是九点来钟，天巳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巳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巳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罗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继勋——这位红军的一代名将就被高高地吊起在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5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1935年9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至此，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巳几乎被张国焘一网打尽。 由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军的33军的指挥员们，也成为了肃反的重点对像。近些日子，全军许多部队被调离原防地，被集中在宣汉的南坝场、马桑沟、黄石杠、土门子几个地方集中整训学习。方面军派来了300多名河南籍、湖北籍、安徽籍的干部“掺沙子”，执掌33军中的各级统兵大权。政治保卫局也派出十几个肃反工作团一头扎进33军，根据他们掌握的名单，在王维舟的部队里大抓起了反革命，而且严刑拷打，草草审讯一下，仅根据口供，就开始处决反革命。肃反团的一切工作，33军各级指挥员一概不得介入，弄得下面的各级指挥员提心吊胆，叫苦不迭。 就在噩耗频传不久，连骁勇善战的王波师长也受到了一场惊骇！这天，王波接到罗南辉副军长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前往双河场，参加审查33军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的会议。双河场在宣汉境内，离他统帅的93师驻地有80多华里。王波带着4名警卫员半夜里出发，快马加鞭，赶到双河场时，太阳巳经升起老高了。双河场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子，过去是他们川东游击军的脚窝子地方，王波在这里常来常往，连场上的婆娘娃儿见了他都亲热得如同一家人。 到了双河场上才听一些先到的33军首长的警卫员们说，会议在场外两里处一座叫做杨家祠堂的大宅院里举行。只允许首长前去，警卫员们则能留在场上等。 王波把警卫员留在场上，与刚刚飞马赶到的蒋群林师长、3团政委龚堪彦步行出了场口。他们看到今日的警戒不同凡响，沿路两侧隔几步就站有一名持枪的红军士兵，而且从服装上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他们33军的兵，目光相互对视了一下，蒋群林师长轻轻嘀咕了一句：“我的个老伙计，今天这阵仗，恐怕要出鬼哩。”即将发生的惨案被蒋群林不幸而言中，连他这一师之长，顷刻间也做了刀下之鬼。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一天之前，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长巳经亲自率领300名执行队员赶到了双河场，把杨家祠堂变成了一座杀机四伏的陷阱。然后守株待兔，等着33军的高中级指挥员们规规矩矩前来引颈受戳。 王波和蒋群林、龚堪彦一进祠堂大门，便被几名面生的红军军官要求将随身携带的武器缴出来统一保管，待会议结束后再领回。他们三人刚刚把武器交出，抬头看见了站在大厅台阶上的保卫局长，心中顿时便有了不祥之兆。因为像他们这个级别的红军指挥员没人不知道他这政治保卫局局长是专门干什么活路的。 王波被允许继续向前，穿过天井登上阶梯，进入大厅会议室。而蒋群林师长和龚堪彦政委却各被两名彪形壮汉架住双臂，顺着贴墙的廊道带往后院。龚堪彦大叫起来，叫红军士兵松开手。没想立即受到了更严厉的对待，红军士兵将棕绳一抖，把他和蒋群林反捆起来，脚不沾地地拖进了后院。 王波心惊胆颤地走进大厅，注意到33军3个师长只有他一人在，98师蒋群林师长刚刚被抓，91师师长冉南轩也没看见人影。过去开会时见了下级指挥员的面总喜欢说粗话“涮坛子”，显得特别亲热的罗南辉副军长，今天也仅是神情冷漠地向他点了点头。而且，那眼神中分明含有什么难言之隐？ 指挥员们都在悄声议论：咋个回事，连分局保卫局长都从通江赶来了，莫非今天要拿我们33军的头头脑脑们开刀么？ 果然，后院很快便有叫喊声怒骂声传到堂屋里。堂屋里的指挥员们惊慌起来，许多人坐不住了，神情激动，纷纷交头接耳，出现了紧张恐慌的气氛。 王波师长第一个吼叫起来，大声质问坐在主席台上的罗南辉和保卫局长：“你们不是通知大家赶来开绥定道（今达州市）党的代表大会么？咋个又下枪又捆人，弄得来神秘兮兮的——到底是啷个回事啊？” 罗副军长犹如泥塑木胎，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在座的人多年来跟着王维舟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的战斗，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只不过警惕性再高，也绝对想不到今天会落到自己人布下的陷阱里。他们情绪激动地想离开堂屋，却被门口荷枪实弹地执行队员拦住。杀机毕现，堂屋里的指挥员们的情绪开始狂躁起来，纷纷离座，欲夺门而去。 这时，保卫局长得知除33军政治委员杨克明、政治部主任魏传统尚未落网，其余上了死册的73人巳全部就擒，虎地站了起来，厉声喝道：“大家不要嘈动，在座的同志都是党的忠诚战士，只不过反革命分子太阴险狡猾，他们以假相蒙住了你们的眼睛。我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大家宣布，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不是白吃饭的，我们巳经掌握了混进33军中的‘盖天党’、‘白扇会’分子的准确情报，才对他们采取行动的。”说到此，他抬头向着早巳等候在堂屋大门外的执行队长高声喝道：“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 执行队长一声令下，巳经被五花大绑的33军参谋长黎时中、91师师长冉南轩、98师师长蒋群林等73名33军的高中级指挥员被押到了天井上。四周，围满了手执雪亮大片刀，杀气腾腾地执行队员。再外面，则是手持子弹巳经上膛的步枪手枪冲锋枪的执行战士。 厅屋里的指挥员们也紧跟着保卫局长、罗南辉副军长拥了出来，齐聚在石阶上。许多指挥员一看眼前情景，紧张得连呼吸都停止了。 黎时中一看这场面，怒气冲冲地向着保卫局长吼道：“看样子今天这场面是你在当掌墨师了——我问你，大家都是共产党张主席领导的红军，你凭啥要把我们捆起来？” 保卫局长喝道：“黎时中，你还有脸说你也是红军！你能干啊，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居然也混到我们的红军队伍里，还爬到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 “哈哈！”黎时中狂笑起来：“我是反革命，你他妈的简直是血口喷人！你说我是反革命，你把证据给我摆出来，让大家断断道理？” 保卫局长道：“对你这样的家伙还能没有证据？让我告诉你，你黎时中混进红军之前当过国民党宣汉县政府的学监，是宣汉有名的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地主富农的狗崽子？地主富农哪一个不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就必须杀掉，所以你这样的臭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 黎时中让这堂而皇之的荒唐道理气糊涂了，他昂起头，红眼灼灼地瞪着保卫局长吼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照你这混帐逻辑，我们川东游击军的主要创始人李家俊、王维舟都成反革命了！可我要提醒你，李家俊不但把万贯家财都捐献给了革命事业，而且还在被敌人押上刑场，脑壳落地之前大声呼喊‘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他要不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是不是也要被你们当成反革命，死在你们的屠刀之下？” 保卫局长没有耐心与他理论，将目光落到执行队长脸上，猛然大喝道：“愣着干啥？还不动手。” 一声令下，众战士提着雪亮的大片刀，一拥上前，向着红军指挥员们的脑袋抡刀便砍…… 而此时巳被打入死册的杨克明，魏传统与几名警卫员巳经驱马来到了双河场的场口处。不料刚到场口，一位原川东游击军战士的老汉背着背篼从路旁的毛竹林中飞跑出来，变脸变色地喊去不得去不得！他说他刚才在杨家祠堂院墙外面割牛草，听见里面叫嚷得凶，悄悄爬上墙外的树子一看，川东游击军的好多头头们巳经被“外省老乡”捆了起来，祠堂后院里捆了一坝坝，看样子要砍脑壳。杨克明魏传统大吃一惊，赶紧掉转马头，策马扬鞭狂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趁热打铁，张国焘又下令将33军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学习为名集中关押，将邓廷壁、高继升等200余人陆续处决。 当巳经被释去兵权的王维舟得知双河场惨案发生，听到他的众多部下惨死的消息后，他被强烈地震惊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万难想像，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怎么会用比对付敌人还要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他的部下？他极度悲怆，极度郁愤，黎时中、冉南轩、蒋群林、龚堪庸……他们都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好战友！对党忠诚的革命战士！他们还很年轻，就这样死在了张国焘的屠刀下，我怎么向他们的婆娘儿女交待啊？我们一起血里火里冲杀过来，好容易盼来了主力红军……可现在他们死了，死在了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主力红军手里……啊，张国焘，你到底怎么了？ 当初他这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得知4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的消息时，他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立即派出王波率人前往迎接。嗣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4方面军33军，敲锣打鼓放鞭炮，每一个官兵都为自己能成为主力红军中的一员而倍感骄傲。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连红军的军装也没有来得及换上，就落入了张国焘设下的一个又一个圈套，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死得来惨不忍闻，不明不白！悲痛交加的王维舟不顾个人的安危，闯进总部找到张国焘为屈死的战友们喊冤，却遭到了张国焘严厉的驳斥：“什么党的忠诚战士？一个个头上包着白帕子，身上穿着长衫子，动作稀稀拉拉，我一看就和土匪差不多嘛。维舟同志，我们虽然算得是老战友了，可是，我仍然得提醒你，在当前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你必须加强自己头脑中的敌情观念。” 是的，他的的确确和张国焘算得上是老战友了，那还是在1922年，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在列宁亲自主持的东方和平会议期间，他和张国焘就巳经认识了。而且，在中共党内，他俩都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元老级人物。张国焘1921年参加了党的一大，并分管组织，可王维舟入党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3月——王维舟在上海参加的是受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韩国共产党，后转中国共产党，党龄从1920年3月算起，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早了半年——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怀疑张国焘对党的忠诚——正如同他绝不怀疑自己对党的忠诚一样！他不仅痛苦，而且迷惘……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长时间脱离党中央，带着一帮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孤军奋战在大巴山上，对党的方针、路线的认识有了偏差么？但是，面对川北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袖对英勇忠诚的33军的无端指责与污蔑王维舟决不能容忍，他愤怒地反驳道：“国焘同志，你的意思是，我王维舟这么多年来在下川东就率领着一帮土匪在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是谁把我川东游击军当土匪？是国民党，是军阀！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样的话，居然能出自你这共产党中央全权代表之口！” 张国焘冷冷说道：“维舟同志，你太意气用事了，我采取断然措施，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等到发生了29军那样的事件，就后悔不及了。” 王维舟万万没有想到，他历尽千辛万苦创建起来，并且在共产党的旗帜指引下与敌人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付出了无数人牺牲的川东游击军，居然在张国焘眼中与毫无政治信仰，反复无常的土匪神兵无异，悲愤之情，倒海翻江，他不由泪花滚滚地向着张国焘吼道：“我是33军的军长，你一口气杀了我几百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为什么不把我也当反革命和他们一起肃掉算了？” “因为我还相信你王维舟不是反革命，而是受了反革命的蒙蔽。我的回答，难道还不清楚吗？” 与张国焘的争辩丝毫未能减轻王维舟的痛苦。而且，他还得遵照张国焘的命令，回去收拾这副烂摊子。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从来没有对党的事业产生过半点的动摇。当他的部下们情绪冲动地要他带领大家离开4方面军，象过去一样另树红旗另立山头时，他坚决地制止了他们的行为；当少数人被张国焘搞的大肃反吓得心惊肉跳，背着他密谋准备拖枪投敌时，他毫不犹豫地先发制人，采取严厉手段予以处置。正因为如此，肃反风过去后，王维舟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他虽忍着心中的隐痛，为了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1950年，王维舟则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时，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向肃立墓前的生者以及死去的英烈悲愤地说道：“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300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地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和我风雨同舟，在地下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屠刀下牺牲了。"（大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 被张国焘冤杀的，还有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4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围剿红军的川军杨森部的独立旅旅长。该旅是杨的精锐，有2000多人，火力配置很强，有不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 当时和任炜章在战场上对峙作战的是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红73师，其装备远远不及任炜章旅，力量尤为悬殊。可就在南江城外，任炜章经张逸民策动，毅然反戈一击，投向了革命阵营。喜得王树声紧握着任炜章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 任炜章的独立旅被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他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从鄂豫皖过来的刘杞任政治委员。 不久，田颂尧卷土重来，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军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通电嘉奖。 但是，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固执地认为，这些军官今天可以把人马带过来，明天难免又随时可能把人马带过去。他对他们时时心存戒备。他在与亲信们的谈话中，多次强调过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 笔者注：要枪要兵不要官，这在立三路线肆虐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认识，道理冠冕堂皇：既然当了反动军队的官，尝到了当官的甜头，思想上必然堕落，革命意志必然不坚定。 6月下旬的一天，几十匹战马抖鬃扬蹄，卷起一路灰尘，向着南江县木门镇（今属旺苍县）奔去。那是川北党和红军的最高统帅带着他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赶到木门镇去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广华寺”，一座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古刹座落在一片同样小有名气的山林里。 寺庙内外，古木森森，枝叶繁茂，蝉儿在枝头吟唱，此起彼落，悠扬清亮。倘若在太平年间，朝山的香客会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眼下由于战乱，由于土匪出没无常，这块圣地早巳被人们冷落了。 上午9时左右，张国焘的马队到后不久，各军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先先后后地陆续赶到了。他们满以为是奉张国焘之命来这里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而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或衷心敬爱或心存敬畏的最高统帅会煞费苦心地在这座古刹里设下了一个“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来自投罗网。 而我却知道，肃清红军中高级军官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早巳在通江便制订好，张主席亲自赶往南江，不过是具体地实施这一计划罢了。 而且我还知道，张主席路经南江县城时，住在他尤为信任的一位爱将的指挥部里，并且叫这位爱将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提前赶往“广华寺”，将这座古刹四周的山头、要道全都控制了起来。 我们这个精锐的警卫排更是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都预先作好了防范措施。 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庙门处、庭院里、通往后面禅院的廊道上，肃立着武装的警卫。 充作会议室的大雄宝殿里一片寂静。高踞宝座之上的如来佛惊讶地注视着聚集在他的宝座之下却对他视而不见的人们。 是的，红军的指挥员们无暇顾及如来佛，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眼中，他们的统帅远比如来佛高大、具体得多。“真命天子”的传说让具有迷信思想的人对张主席顶礼膜拜，这在红军指挥员中同样为数不少。而真正的唯物论者对张主席也没有理由不肃然起敬。 张主席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当他的目光透过薄薄的镜片射到任炜章脸上时，分明还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可是，笑意转瞬即逝，统帅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指挥员们，声音不高却透着雷霆之力。 “我把大家从前线叫来，是因为我必须向你们中的某些人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去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号召反革命分子主动自首，没有解释号召反革命自首，仅仅是我们对付反革命的多种策略中的一种，似乎也就引起了一些暗藏在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幻想，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突地站了起来，声音也倏地响亮了许多。 “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巳经演变成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一丝淡淡的愁绪，凝聚在他的眉宇间…… 的确，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改编为红军独立师后的这三四个月时间里，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抢劫民财，私分战利品，甚至奸污妇女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的处置，还把强奸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儿的三个为首分子公开枪毙了。张主席此刻说的，想必就是这件事情了…… 还有更令他紧张的是，独立师前几天出现了一些异动。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火线上哗变了。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统帅的声音还在大殿里回荡着。 “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 张主席说到这里，把拳头重重往桌上一击，犹如睛空一声霹雳炸响。 绝大多数与会者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才附合着那巳经响起的热烈的掌声。 心事重重的任炜章猛然回过神来，也赶紧鼓掌。 掌声中，张主席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 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立即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抖开棕绳，把他捆绑起来。 任炜章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和死神这样迅疾地紧紧地攥住了他。他头上的军帽被揭掉了，露出一头猪鬃样的短发。他的个头很高大，黑红的脸膛上被阴云覆盖，喉咙发痒，想叫…… 他挣扎着抬起头凝视着一脸杀气的张主席，一时又不知道说啥好…… 还有什么可说的？谁叫你在军阀部队里担任过高官？谁叫你不管束好你的部下？ 他被拖了出去，立即，身后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就在这次会上，张主席宣布了一长串“反革命分子”名单，念一个名字抓一个，捆一个，第一名就是任炜章…… 黑夜降临了，狂悖的夜风敲打着牢房的牛肋巴窗子，弄出一片恐怖的声响。 半夜，一个南江口音上了年纪的士兵当班，他隔着破门，看了看坐在一堆乱草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淌着鲜血的任炜章，突然压低嗓子说道：“任师长，我是晓得你的呀，你和张参谋长都冤，可我……没办法救你出去。” “张逸民……咋样了？” “三天前，他就被处决了。” 得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一些，既然生的希望巳经破灭，他只渴求死得壮烈一些。 士兵说：“任师长，哪个会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哟！” “我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还年轻，还能为革命做点事……我的兄弟们都是真心实意过来的，杀我就行了，不要再连累他们，他们还年轻，很多小兄弟还没有成家。” “任师长，你说那些，我咋做得到？你有啥话留下，我想办法给你屋头的人带去。这个，我做得到。” “有话，不要把我的死讯告诉我娘和堂客耳朵里。”任炜章的声音异常平静，“还有，把我和张逸民埋在一个坑里……啊，有烟么，我想再抽一支。” 任炜章被抓后，红军独立师里连级以上的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他们敬爱的师长。 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砣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2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是拜把兄弟，跪在关公像前磕过头喝过血酒的，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 这是川北大肃反时常用的一种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卓有成效的，既能检验参予者是否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又能激发参予者强烈的阶级感情，而且还可以借此发现暗藏的阶级敌人。 石头像冰雹、手榴弹一样往坑里飞去，没有一个人敢哭出声，可是，抱起石头砸人的人和被砸的人，一张张脸膛上，早巳是泪飞如雨。 巳经变得像血人一般的任炜章不忍部下遭到和他一样的厄运，仰头大叫：“弟兄们，砸呀……快砸！” 鲜血喷起来老高，邱正和倒下了，任炜章还在摇晃着——猛然间，他像受伤的雄狮一样咆哮起来：“弟兄们，没啥！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终于，那些跟随任炜章征战多年又一起投向光明的军官们，怀着万分的痛苦和不尽的迷惘，硬起心肠把他们的师长砸成了一团肉酱。 任炜章临死前的遗言没有能够实现，不仅20年后未能重新成为一条好汉，没有能重新戴上红星帽。相反，在他死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就因为他在被大军阀杨森招编之前与一帮绿林好汉穷苦兄弟曾啸聚山林，一顶“土匪头子”的黑帽，压着他的英灵，更压得他的家属、亲戚，连同他战友的家属、亲戚抬不起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任炜章才得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历史，不仅染着斑斑血痕，还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 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难，徐向前元帅依然记忆犹新。 “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红33军中的各级指挥员被张主席一锅端，而身任军部特务营营长、三个月前还是名贯苏区的大英雄的任俊卿，自然也就难逃一死了。 任俊卿不仅是英雄，而且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中的一个成员。 在这个家庭中，有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3姐妹，和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6人参加了红军。 如果依照后来很在中国时兴了一些年头的的“血统论”来划分，他们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没有参军资格的。 他们的亲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维舟。 任俊卿的妻子是王家的老四王心雪。 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她参加红军时，只有9岁。 有人或许会表示怀疑，9岁的小娃娃，还尿床哩，红军正规部队又不是儿童团，怎么会收她？ 但事实上，清溪场的王新兰就破例当上了红军。为啥破例？原因有二，一者她当的是文艺兵，一入伍，就成了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里最小的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住“特招入伍的童星”吧；二者，她虽然出身富户，却是满门忠烈，如此可树典型，为扩红起到很好的影响。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王家的姐妹，一个个都长得乖俊可爱，身段儿柳秀，皮肤也好，像大巴山上刚成熟的白花桃，雪白里透着一点儿红润水灵。特别是王新国，在前进剧团里是众口公认的大美人，脸蛋、肤色、眉眼、身段，叫人怎么看怎么好，再挑剔的人也很难找出一点点毛病来。她是前进剧团里当之无愧的“头牌红星”，她唱的巴山民歌，清甜亮丽，悦耳动听，是每场演出中最受战士欢迎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姐姐新国，也厚爱妹妹小新兰，一见这一对姐妹登台，就高兴得乱吼。那时候不时兴鼓掌，红军战士们高兴了就跺脚，就大声吼。 王家满门参加红军，当时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他们的文章。可是，这6口人中的4口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 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一个在北京当高干，一个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红军之家”第一个被杀掉的，就是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 红33军的干部遭到大清洗，任俊卿也被抓起来关进了牢中。 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那是党组织派他以反动面目去为共产党抓枪杆子的——而在他当团总时与他交往密切的不少地方头面人物后来都成为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白扇会”、“盖天党”分子，在政治保卫局的审讯人员面前，他即便浑身是嘴也没法说清楚自己和那些反动朋友之间的关系。 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巳经被毒打折磨了几天的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潇潇的峰城山。他身上的灰军装褴褛不堪，糊满干涸的血斑，脸色蜡黄，行走困难。他的红五星、红领章早巳被摘去了。 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白骨、被狼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 他心里非常清楚，马上，自己也会被杀死后扔进坑里，尸体一样地会被狼撕狗啃。 他并不怕死，所以并无畏惧感，那么多老战友都被杀掉了，到了眼前这步田地，他倒真地希望能痛快地死去，人一死，精神与肉体都再也不会遭受折磨了…… 壅塞在胸中的是迷惑与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他感到很冤，他实在不明白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打天下，共产党的大领袖张国焘却要杀他，杀死他们33军中的那么多指挥员？ 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兵手里都提着雪亮的大片刀，但他们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要犯人当刽子手。这个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缩。于是，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很威严地喝斥他：“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应该指出，担任行刑任务的红军官兵的行为无可指责，他们这么做，也的的确确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出于对反革命分子的深仇大恨。而悲剧在于，他们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些一批批被他们砍掉脑袋推进坑里的“反革命分子”，其实是和他们一样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那一刻，任俊卿闻声猛地回过头去。他看清楚了，被强迫着当刽子手的，竟然是王新敏，他妻子王新雪的亲弟弟！ 目睹红军战士毒打威逼新敏，要他来杀自己，愤怒、悲痛、同情多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强烈地封住了他的嗓门，使他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 半晌后，任俊卿怆然喊道：“来吧，新敏，你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 这是奇迹，即将被杀的人居然给杀自己的人打气壮胆。 王新敏被推到了他的姐夫身边。他的脑壳里变成一团白蒙蒙热腾腾的浆糊，他想不透是咋回事，仅仅几个月前，他的姐夫还是名震苏区的大英雄，是他全家人的骄傲，怎么眨个眼睛就变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了？他双手握着大片刀，满眼流露着惊恐。在战场上与敌人肉搏时从不知道畏怯的英勇壮汉，此时此刻竟然瑟缩颤抖得像狂风中的一棵小草。 任俊卿也哭了，大滴大滴的泪珠滚下地，说道：“新敏，好兄弟！我死后，你姐……还有你的两个亲外侄，都拜托给你们了。来吧，莫怕，动作麻利点。”说罢，他猛地扭过头去。 王新敏脸上，泪水汹涌。 “任哥……任哥，我下手啦！”新敏大吼一声，紧跟着，刀，劈了下去。 可是，他心中的障碍妨碍了他的力量的爆发。那刀，仅在任俊卿的脖子上划开了一条像小娃娃嘴巴大的口子，人头并未落地，亮旺旺的血，“咕嘟咕嘟”地从口子里喷涌而出。 任俊卿陡然伸长脖子，举目向天，痛苦地狂叫道：“狗日的新敏，展劲砍！老子……痛得恼火！" 王新敏这才明白“手下留情”是多么的愚蠢。他用力甩开膀子，大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耀眼的弧线，带着亲人的至爱真情有力地劈向了姐夫的脖子。脑袋“咚”地落地，一腔热血，喷出好远…… 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新敏也未能逃过一死。任俊卿死后仅一个月，同为93师战士的王新敏、王新正兄弟俩也要被保卫局处决了。 临刑前，满腔悲愤的兄弟俩提出，要和自己的师长见一面，告个别。 王波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 师长爱他的士兵，士兵也爱他们的师长，可在这最后分手的时刻，却只能无言对无言，青山向青山。 士兵眼中，泪花滚滚，他们无权在被处死之前申辩，却有权流泪。 而师长的眼泪，却只能往心底里流淌…… 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 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新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新敏、新正最后分手时候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兰则对通江去看望她的人说：“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躲在岩包后面看见了，马上跑到清溪场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拢巳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回来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 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 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 一天深夜，小新兰和姐姐新国睡在一起。白天外出打粮太辛苦了，一躺下，姐妹俩就睡得像死人一样。不知啥时候，小新兰被惊醒了。她睁眼一看，姐姐巳经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 姐姐惊慌地嚷：“哎呀，我干啥子了哟？你们为啥要抓我呀？” 战士们不解释，捆好，就推着她往外走。 小新兰吓坏了，一下子扑上去，双手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杆，拼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紧她呀！” 新兰那时虽然才12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 新兰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对新国的死，王新兰一直挂在心里，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肖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这位领导前一点说得没错，王新国的确是出自非劳动人民家庭。但后一点却大错特错了，不少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恰恰是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主动放弃了了比普通农民好得多的生活，抱着明确的政治信念真心实意参加革命的，而不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那时候混进去，除了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脑壳耍脱，有啥子利益可图哟？ 新兰的五姐王新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组织上动员离开部队。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乡清溪场，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这样一个“红军之家”，就被曾经在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给毁灭掉了。 而在这样一场屠杀中，后来当上将军的王新兰却无法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执行的士兵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甚至连下令杀人的张国焘、陈昌浩，在肃反运动中具体执行杀人命令，杀了许许多多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赤色群众的周纯全、袁克服、曾传六等等也不是凶手。因为，王新兰不能否认，换成自己也一定会那样做……因为主观上，他们同样是为了“纯结革命队伍”、同样是为了“把红军的事情搞好”啊！ 袒露结疤的伤口，乃是为了汲取流血的教训……而这浸透着血与泪的悲剧，无疑是这个革命家庭献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王家满门6红军，就小新兰的命好。 姐姐死后，王新兰更把部队剧团当成了自己的家，大哥哥大姐姐们也都拿她当亲妹妹照顾，教她学会了唱歌、跳舞、吹笛、打洋鼓。部队过草地时，王新兰不知得了啥病，头发眉毛一根根往下掉，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在处置伤病员时，有人提出把她也留到老乡家养病。政治部主任洪学智说：“这个女娃娃演得不错，是个好苗子，再困难也要把她带上。” 看来年轻时候的洪学智也是个追星族，要不是他一句话，王新兰的命运恐怕就和五姐一样了。 几年后，巳经入了党的王新兰和几名女战士奉命到抗大学习，经过设在云阳镇的八路军总部时，因公路被暴雨冲断，就在滞留八路军总部期间，在陈赓的热心撮合下，她和年轻的指挥员肖华由彼此产生好感到最后成为了恋人。 再后来，八路军115师组织挺进纵队，由肖华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在冀鲁边区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汉奸作战。 1939年，王新兰从通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新华总社新闻台当报务员。 1940年伊始，肖华升任为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经党组织批准，24岁的肖华与16岁的王新兰，终于在抗日战火中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第八章：刺杀张国焘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1933年10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10万大洋购买张国焘的脑袋。 剿匪军总司令部赏格： 张匪国焘，共党巨头，窜入川境，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罪恶弥天，人神共愤。兹者，倭敌寻衅，国家有难，张国焘本应激发天良，共御其侮。乃竟敢抗拒政府，驱人民于水火，作泄愤之私图。吾民何辜，屡遭戕害！与国何仇，甘作孤注。此等元恶凶顽，若不及早翦除，将何以拯吾民而救吾国？兹特悬赏拘捕，无论军民，如能各本义愤，将祸首张国焘死毙者，赏洋5万元，生擒者赏洋10万元。储款以待，仰即同知。 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主席的案件。 一起是张主席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主席无羔。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混进通江公园，藏于黄桷树上，深夜潜至张主席所住木楼，幸被起床上厕所的参谋周世岳撞见叫喊起来，被火药枪击中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妄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主席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4军任政治委员）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4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经过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何畏的9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里的天主教教堂、列宁小学、考棚、禹王宫等处。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文庙与中山公园，共设置了3道防线，将张主席所住的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主席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那是1934年12月11日，4名刺客在通江城中大庭广众之下向张主席开了枪。张主席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 事后得知，谋杀张主席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24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20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3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21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10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3名过去的弟兄，巳“嗨”了浑水袍哥至今仍在血盆里捞钱的妄命之徒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这3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1934年底，红4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6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今达县市），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12月11日，川陕省第3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1500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班主金泰合，工须生，是个鸦片烟鬼。儿子金宝林艺名金童儿，工武丑，名声比他老汉还响亮，最拿手的是《皮金滚灯》、《三叉口》。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4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3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1000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的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答应帮忙。 12月10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 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 夜里，贺朝正与3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 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 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这时大约是10点来钟，通江城里，家家关门闭户，一派寂静。 街道上，每隔50丈左右才有一盏路灯，闪闪烁烁，半明半暗。 金童儿乘坐的轿子刚走到街口，就被一队巡街的红军挡了道。为首的军官喝道：“干啥子的？” 金童儿赶紧下轿，抖抖衣袖答道：“鄙人是绥定城洪祥班的少班主金童儿，是被请来为你们红军大会演出的，下午刚到，现在想去拜望个朋友。”边说，边递过一张自己的片子。 红军军官接过片子，却不看，问：“你的朋友是哪个？” 金童儿答道：“贵码头上的张国隆张大爷，他也是帮你们红军做事的。”那红军军官显然也知道张国隆这个名字，客气地说了声：“走好。”就算放行了。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在大河湾煤矿当拉煤工时，矿工们都很怕他。 一次，他惹恼了矿主邱登云，被邱百般欺凌一顿后，遂出了煤窑。张国隆咽不下这口气，当天夜里就带上几个和他磕过头喝过血酒的弟兄，冲进镇上的妓院，将正在床上颠鸾倒凤寻欢作乐的窑主的独生儿子邱昌林拉了“肥猪”，带到山上后，张国隆派一弟兄给邱登云带去口信，要他在3日之内送5支快枪、500发子弹来山上领人，到时不来就"撕票"。而这3天时间里，张国隆逼着邱昌林身穿从妓院里弄来的花红衣裤，头戴金银首饰，耳挂玉坠，唇抹朱砂，打扮成女人模样。他喝酒时，就让这个假女人在一旁执壶斟酒、敬烟奉茶。时不时还揪他脸蛋，摸他屁股，想尽办法侮辱折磨这个公子哥儿，发泄胸中恶气。直到邱登云在规定的期限内老老实实地把枪弹送来，还恭恭敬敬地给张国隆赔了不是，才让他把儿子领走。 此后，张国隆便领着这帮兄弟，专事拦路搂抢，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坐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巳经发展到了400多人枪，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 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上任第一天，他把全体弟兄集中起来，恶狠狠地训了一通话。 这一段正史野史中均难看到的特殊的土匪训辞，现在的人一定会颇感新鲜。 “哥儿一杆子张耳闭嘴，你我前有缘后有故，落在一窝草边，现时我等过了灰沟，进了广圈，莫比一般生毛子，哥儿一杆子千万要整住！摆了渡，过了河，要给老子留个粉壳壳，二天再莫打门神，再莫烧窑子，再莫拿梁子，设若醒二活三，我老子认得圆的认不得扁的，老子不毛你是虾的！” 这一段绿林暗语、土匪黑话，乍听着着实稀罕，翻译出来倒也不奇：“弟兄伙计们仔细听着，你我前世有缘，今生有故，落草在一个哨棚里。如今我们爬山越岭，涉水过河，开进了大码头，再也比不得一般土里土气的乡巴佬了，弟兄们一定要听招呼。从今以后，我就是台面上的人了，你们得给我争气，给我留点面子，今后再也不准越墙打洞，不准绑票拉肥猪，不准烧人家的房子，不准砍人家的脑壳了。假如再要胡作非为，我对事不对人，老子不严厉惩罚你就是从屁眼里屙出来的！” 进城后，张国隆为了故作姿态炫耀体面，居然包了城里最大的饭馆“宝丰园”大摆酒席，宴请当地机关法团、士绅阔佬，为其捧场张目。在一番不伦不类的“就职”致词中，也充斥着连篇的黑话：“在下张国隆，今请列位将就喝黄汤、捧莲花、拈滑溜、造粉子，兄弟我是识相的，抬头有玉帝皇天，埋头有土地老倌，在下先给列位丢个拐子（袍哥的见面礼节），烧香点蜡朝贡献茶，邀拜列官列员，绅粮伙举哟！”这一番黑话的意思是：“本人张国隆，今天请来各位光临，只不过喝杯水酒、拈点大肉、吃顿便饭。兄弟我也是懂点规矩的，面对青天黄土，鄙人这里先向各位行个礼表示敬意，求神不如求人，往后还要请各位官员、各位绅粮大力支持哟！”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缘。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却跑也不行,不跑也不行。因为，他和巴山地区的浑水袍哥的总舵把子王三春结下了“大梁子”（深仇大恨）。3年前，他运往重庆的两船鸦片在居然被土匪劫了道，探人四处打听，才弄清楚是王三春手下所为。所以，田颂尧派大军围剿王三春时，他也带着手下进山去帮清剿军敲过边鼓。双方的仇恨，也就越结越深。没想这次红军一来，田颂尧看重王三春手中的3000多条人枪，居然封了他一个“巴山游击司令”的官儿，把王三春招了安。如此一来，就把张国隆的后路断了。以他手下这点兵力，又不是王三春的对手，张国隆思想后，索性就豁出去投了红军。 在刀尖上闯荡多年的张国隆胆子毕竟非寻常百姓能比，听说红军杀气腾腾打来，许多人都吓得扯伸脚杆跑，他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字牌也都一样,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周纯全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到了张公馆门前，吩咐轿夫等着，上前叩响门环。门上一看是金童儿前来拜访，无须通报，就让他径自前往客厅。 客厅里，灯火辉煌，火盆里板炭燃得正旺，满屋暖意融融。张国隆正在和通江城里的几位商绅打麻将。见是金童儿，张国隆无暇分身陪他，欠欠身子，让他坐在一张凳子上，一边继续打牌，一边和他说话。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通江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 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第二天晚上演戏的地点是在列宁小学的操场上。把坝子边一个校长用来训话的土台子临时加宽加长，就作了舞台。 晚饭后，张主席由黄超、倪志亮、傅钟、李特等首长陪着，在我们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从总部出发前往列宁小学。沿途，特务营的战士在街道两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警戒线一直布到了列宁小学门口。 冬日里，黑得快，西北风呜呜地刮着，像刀子一样割脸。我们到时，代表们巳经坐了一坝子。学校的板凳不够用，后面的代表们就坐在课桌上。最前面空着3排长凳，那是特意为首长们留下的位置。那土台子经戏班的人用花花绿绿的围罩、幕布装扮起来，倒还蛮像个样子。戏班自己带来的两盏煤气灯，把整个舞台、坝子照得光亮堂堂。 直到张主席等领导进场，金氏父子这才猛然悟道，贺朝正等人是来刺杀红军首脑人物的。悟到这一点，父子俩三魂丢了两魄，可事到如今，他们也只能为自己寻条脱身之计了。 开戏前，我布置了4名卫士把守大门，20名卫士在学校四周作流动哨，其余的分散到坝子四周担任警戒。我和内卫尹中富则坐在张主席身后，与他寸步不离。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呜，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4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乘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3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巳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巳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主席遮雨，张主席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主席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10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主席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砰砰”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4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坝子上黑影憧憧，板凳踢倒了，桌子掀翻了。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窜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大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着张国焘的手急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主席打来的，抓刺客有其他的战士去，我惟一的任务是保护张主席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地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主席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主席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4名刺客当场被击毙3名，贺朝正正欲开枪自杀时，枪中巳无子弹。洪祥班36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26人，剩下8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主席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巳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挡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说，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主席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劈！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既然张主席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劈”，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可是，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因为在民国以前，犯了死罪的人一律都是当街砍脑壳，那是专业的杀人派头，有捧刀手，有刽子手，有装运犯人的站笼，还有骑着高头大马手捧令札的监斩官和提着红黑棍与大刀长茅的护卫队。直到民国后，才改为了用枪打后脑壳，一枪毙命，平淡无奇。中年以上的老百姓过去对砍脑壳的场面见多了，难免就有个比较，你红军这回要搞“大劈”，要“杀出威风”，心中既感到新奇，又有些犯疑，你红军能够杀出威风么？砍脑壳，那可是个技术活儿。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20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 这人叫袁占山，虽巳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他长得奇高奇宽奇厚，而绝不让人觉着他皮泡肉松。那脸膛，以前当职业刽子手时长年用紫云参擦抹，早巳失去本色，勃放出红通通豪光来。两只不大的眼睛，虽无“丹凤”模样，倘一鼓眼，也凛然生出神威。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去通江河边的河街上开了一家茶馆，笑迎八方客，求个肚儿圆。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巳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保卫局设在如今的通江中学，气势十分地吓人，大门两侧不论白天黑夜分立着4名背着枪的彪形壮汉，更让人望而生畏的是大门上交叉悬挂着两把亮铮铮的鬼头刀，老百姓大都不敢从门前走过，即便有事也都绕道而行。黎清财把袁占山带进大门，由首长向他交待任务，讲定酬金。袁占山脚杆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勾红布告巳经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巳经沉寂了20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30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上八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明天要出大缺（砍脑壳），哥子我要做个大活路。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过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血钱半块洋钱一个，血馒头两角生洋一个，要买带趁早，这贺朝正是真资格的对红心，血钱镇邪除怪，灵验得很，血馒头医五痨七伤，药到病除，要买的要带的明天法场上来现钱现货，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一块大洋作酒钱。” 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谢了，跑腿算我的。” 太阳还不到一竿子高，袁家茶馆里，早巳茶客爆满，与其说大家是来喝茶，不如说是前来听袁占山大讲特讲“砍头经”的。 一个老汉给袁占山捧场说：“你老弟这么多年没过瘾了，明天一定要露露真功夫，来个‘带把儿’的，给如今的年轻人开开眼。！” 袁占山故意做出副谦虚的样儿说：“这么多年没练了，手艺丢生了，莫说‘带把儿’，就是能咔嚓一声，刀起头落也不简单哩。”随后，袁占山就矜持地说起他过去的行道来，什么学砍脑壳要先学磨鬼头刀，把刀口磨薄，用指头一弹都要发出脆生生的响声啦，以及练刀法要先用芭蕉头弹好墨线放在板凳上，一刀一刀照着墨线砍，线如何由稀到密，直练到齐线削直芭蕉头不倒啦，最后还要练在夜间砍明火香头，也要练到砍下香头香不倒才算出师等等…… 听得一帮茶客，耳朵直扇。 有人又问：“这么说，‘带把儿’就更不简单罗？” “那还消说！”袁占山得意洋洋道，“百闻不如一见，明天各位到法场上来看就晓得了。”他边说边比划，“这挥刀、落刀、拍颈、踢脚、‘忍刀’，都极有讲究的，这‘把儿’宽过了两寸就算不得上乘功夫了。” “这回‘带把儿’，袁大爷不晓得要得好多财喜呵？”有人又问。 “屁！这回是红军长官交办的公事，我能厚起脸皮去讲价钱么？长官开口给5块，我就收5块……当然，要是尸亲找我的话，那就不同了。”他把巴掌举起翻了两翻，“少说也是这个数！”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扎断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4名号手以及用木板车临时赶做的一辆站笼早巳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作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10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声吆吆的军音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从前朝县衙里找出来的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名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身披黑红色磊氅，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足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押解红差的队伍后面，看热闹的老百姓牵起线线一浪一浪地往前涌。 贺朝正也真是不怕死，露在站笼顶部一个窟窿上面的脑壳左顾右盼，从容高喊：“仁义各堂哥弟道谢了，20年后，我姓贺的又是一条好汉！” 沿河滩的住户临时做了一笔生意，收一角钱，让到楼上去居高临下看独立杀人，直挤得楼板吱吱嘎嘎乱响。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巳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 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铺铺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贺朝正背靠通江河，面朝万人涌动的河岸，大模大样地盘腿坐下。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落教些，兄弟决不拉稀摆带，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说罢，伸直脖子，等着吃刀。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巳经挂在了胸。好个袁占山，左脚尖向前蹬贺朝正背心，用劲向右一踢，尸体竟翻面倒在右边，颈上红光一下喷起老高。这套动作一气呵成，不过两三秒钟工夫，可要知道，袁占山如不用这一蹬一踢，那尸身必然向后倒转来，血就要喷在他自己身上。好像是贺朝正临死还要考考袁占山的手艺，袁占山也冲他是个好汉，卖个人情不叫贺朝正人头啃沙。 血从颈腔汨汨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
第九章：袍界英烈
１、留过洋的“袍哥大爷” 提到张国隆，就不能不进一步谈谈张国焘与四川袍哥的关系了。 众所周知，旧中国的青红帮、哥老会，是任何统治者也不容忽视的一支政治力量。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哥老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四川则是袍哥，泸州一带大名鼎鼎的袍哥舵把子佘竟成，就曾经被孙中山高度器重，特地派人持他的亲笔信赶赴泸州邀请佘竟成东渡日本，与之长谈，并介绍佘加入同盟会。佘竟成回国时，巳由一个血性刚烈、闯荡江湖的袍哥龙头大爷，变成了孙中山任命的西南大都督，并派熊克武、谢奉琦与他一起回川筹划，举事光复四川。后来佘竟成被斩，孙中山于民国创建后，下令追授佘竟成为陆军中将，并在泸州忠山脚下树碑纪念。 四川保路运动，被史学家们称为“武昌起义的先声”，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中，冲锋陷阵唱主角的，正是铺天盖地的袍哥。连首任民国四川大都督尹昌衡，也曾出任过四川袍哥的总舵把子。 张国焘是个大政治家，他当然懂得如何利用川北的袍哥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红军进入川北后，轰轰烈烈地搞了肃反，搞了禁烟禁赌禁嫖禁娼，镇压反动会道门组织“盖天党”、“白扇会”，却惟独对袍哥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不仅不限制打击袍哥，相反，张国焘对川北各县的袍哥舵把子还故意施与恩宠，视他们为地方名流，优礼有加。 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确实给红军带来了诸多好处。在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时，这些舵把子通过各自在江湖上的渠道，把红军缴获的大量鸦片，运往成都、重庆、宜昌销售，再为红军买回枪支弹药、药品、布匹，并为红军聘请医生、修枪工匠等有实用技术的人才。 对处在众多敌人层层包围之中的红军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部队的生存更重要的了。鸦片现在全世界都认定它是毒品，这当然对。但从中国的历史看，鸦片在旧中国流毒极广，早巳成为公开的生意。尤其是在军阀统治的地盘上，鸦片交易是完全合法的。就拿通江来说，小小一座县城，红军进入之前就有13家鸦片烟馆。而且通南巴广种鸦片，至少巳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在所有人的观念中，它是和黄金一样的硬通货，比银元还要值价得多，苏区白区满中国都能用。而钱，就走不出苏区的地盘。国民党政府的钱我们不准它在苏区流通，它要涌进来苏区的经济就会被搞垮。所以苏维埃政府就用自己的钱来做交易。我们的钱可能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因为苏区金属、纸张奇缺，我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钱，是用布来做的。有一串（相当于一串铜钱）。两串，三串的，最大的币值是一元。上面印得有镰刀、斧头、红星和拳头等图案标志，还有川陕苏维埃政府的印章。这些年有不少成都重庆的文物贩子跑到大巴山来收购，一张布条条钱卖到了几百块钱。我们的布条条钱进入不了白区，买枪买子弹买药品，就必须拿鸦片去换。 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是总部的后勤部经理处。大量作战急需的军需物资都是这些同志通过袍哥大爷们拿鸦片到重庆、成都、宜昌那样的大码头换回来的。 红军的侦察员也经常化装成袍哥，和他们一起外出，伺机搜集情报。 当然，袍哥并无政治信仰，所以反复无常者有之，暗中通敌者有之，红军势大时，他们主动接近红军，甚至争先恐后地为红军做事，而红军势弱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又会反戈一击，配合进剿川军向红军进攻。 我中有敌，敌中有我，当时复杂激烈的斗争形势就是如此。 我这里要讲的是袍哥中的一个英雄。这个英雄绝对是货真价实的，不仅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心中拿他当个英雄看待，组织上也最终认定他是个真英雄，1987年4月21日，他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此人姓张，名小川，在红军进入川北之前，他便早巳是名震大巴山地区的一个大名人了。 张小川生长在巴中与南江两县交界的光雾山中。他父亲有田有树有房子，家里还长年雇着几个扛活的黄泥巴脚杆，在当地也算得个殷实户。光雾山方圆数百里，山峦起伏，峰岚层叠，自古是土匪猖獗之地。因防匪患，本地人几乎家家习武。张小川自小就与村里几个半大孩童伙在一起使枪玩刀，舞拳弄棍。稍大一点，就常和朋友们背上猎枪，唤上撵山狗，去深山老林里十天半月地泡着，无数的野物死在他那管越练越精的枪口下，可他也几次差点被野物撕碎。 1917年春月里，张小川在家里举办完了18岁的生日酒，又和两个要好的伙伴进了林子。岂料光雾山匪中枭首黄大爷率领匪众，下山抢掠，将村子里的男人杀尽，牲畜、女人、财物、粮食一并掳走，还点起火来，将满村夷为一片平地。张小川的老娘和妹子，也被掠上了匪巢朝天寨。 待三位汉子数日后归来，村子早巳是惨切切冷清清一片废墟。嗷嗷一通大哭，草葬了亲人后，三位汉子探明缘由，恨得眼洞子冒血，发誓要报这血海深仇。 那日破晓前，三人三枪三把刀，趁着浓浓山雾向朝天寨摸去。行至半道，忽闻山道上蹄声密脆，张小川三人立即隐入路边芭茅丛中，待三骑匪近身，突然蹿出杀了三匪，得了枪马，剩下一个年轻匪娃跪地求饶，从他口中得知大部土匪巳下山抢掠，只有匪首黄大爷和四五亲信留在寨内。问及老娘妹子，方知巳被土匪轮奸至死。张小川一声惨叫，抽刀猛劈，将匪娃一分为二。随后，变得如野兽般凶狂的张小川率领两位弟兄，乘快马旋风般冲进寨子，将措手不及的几名守寨土匪射杀，然后手刃黄大爷，将几具尸体全数斩为碎块，扔进老林子让鹰叼兽啃。 消息传开，张小川立即成了当地山民景仰的英雄人物，众人纷纷携上刀枪前来归附，拥戴他组织了山民自卫武装。巴山各县的袍哥，也都派人来邀他加入公口。张小川入得袍哥，声威更甚，赓即率兵出战，再袭朝天寨，将数十名土匪全部斩杀，得枪30余支。人多枪多，张小川的名声也日益远播。 不料，这竟引起附近士绅民团的嫉恨，纷纷造出谣言，诬陷他聚众造反，并频频上书巴中县长何维野，恳请急速派兵剿灭。城里商界财团，也一并出动，推波助澜。 何县长曾留学日本，是个不满25岁的新派人物，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对光雾山情况也有所了解，惜乎顶不住地方上倾巢而来的巨大压力，只好改剿为抚，期为做做样子。 谁知差官并不听他招呼，上了朝天寨，仗势欺人，向张小川要枪要马，并追缴杀匪所获财物。 官府不能剿匪保民，山民自己奋起将土匪消灭，反倒有罪，这是什么天理王法？张小川一条铁打汉子，怎能咽下这口恶气？据理力争，无奈差官飞扬骄横，盛气凌人，一怒之下，张小川将差官割去双耳，撵下山去，索性反了他娘的。 何县长招抚不成，只好派兵征剿，300官兵在民团配合下，围打了3天3夜，才攻破朝天寨。张小川被活捉，余下山民，非死即伤，仅有少数落荒逃散。 张小川被押解到巴中县城，关进了县衙死牢，时过数月，不仅迟迟未被推向市曹开刀，反而被款之以好酒好肉相待。 原来，这个中缘故，就在何县长身上。 何维野敬重张小川是条好汉，又无法贸然放他。正在这时候，英国人在重庆招募华工前往欧洲作战勤人员的消息传到巴中，何县长顿时心生一计。待一切安排妥当，那日三更时分，何县长差两位心腹径直往死牢中，将张小川带至巴中河边。 张小川双手被反缚，见状自忖必死无疑。岂料，何授一两位心腹将他手上绳索解去，送他上了一条早巳备好的篷船，竟伴他放舟南去，直抵达县。途中，这两人才把实情向他和盘托出。此系何县长精心安排，让他漂泊海外，逃出一条性命。然后再以看守不慎，被张小川越狱逃跑为由，搪塞地方。 听罢，张小川心中恰似倾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麻一起翻腾。两个心腹把早巳办好的招募合同与预付的三月薪金交与他，等船到达县码头，两人才与他告辞，赶回巴中复命……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也宣布参加英、法等国组成的“协约国”（美国在中国之后才对“同盟国”宣战）一方，向德、保、匈等“同盟国”集团作战。由于国力羸弱，武器窳败，并未派出一兵一卒。但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却仍然被西方列强当作了战争资源，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了前线。“协约国”商议决定，由英国与俄国出资，招募中国劳工到欧战西线与东线作战地后勤人员，主要承担运伤员、挖战壕、搬运粮秣弹药等事。 张小川被招募到了西线。与他同行的总共有15万同胞，他们先被集中到威海卫，进行训练、编队、装备，然后分期分批登海轮经日本大孤，再渡过太平洋、经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进入大西洋，到达英国的利物浦，再跨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比利时战线。 虽然合同上明确规定华工以及与华工有着共同命运的印度锡克族人、安（越）南人、埃塞俄比亚人同为“非战斗人员”，这些来自各国的劳工的待遇也比士兵相差甚远，可是在法国、比利时、伊拉克的无数条战线上与士兵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劳工们在战线一旦被德国人突破的时候，却不得不拿起武器投入到战斗中。 张小川福大命大，那么多华工死在了西线上，他在枪林弹雨的生死场中闯荡了将近两年，不仅没死，还由于表现勇敢，具有号召力，被英国人提拔为“四道”（即营长。华工在威海卫训练时即被废去姓名，每人手腕上用机器套上一个钢箍，上面编有号码，彼此皆以号码相称。然后被编为15人一篷——一座帐篷住15人——三篷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篷、排、连、营长手分别发给印有一、二、三、四道黄杠的红布条，戴在袖口上），在战斗中数次受伤，却终于活了下来。1918年“同盟国”投降后，他才作为国家的有功之臣重返祖国，衣锦还乡。不仅用大把的英镑在巴中城里置房买屋，而且让人感到稀奇的是，他还学会了一口洋腔，能和天主教堂的英国牧师阿伦“叽哩咕噜”地摆龙门阵。继何维野之后上任的县长在大街上见了他，也都笑脸相迎，赶着和他握手。 稍后，张小川前往重庆创办盐号。继而创办钱庄、火柴厂和玻璃厂，随后又在自贡创办盐业。 1928年，张小川当上了巴中袍哥“义字”公口上的龙头大爷。
红军进入川北之际，巴中县城里的不少大户绅粮纷纷逃往重庆、成都，达县躲避。妻兄劝张小川携家眷暂往重庆避难。小川慨然道：“跑的人作恶多端，害怕红军来了收拾他们，所以不跑不行。我们为啥子要跑？张家自发达以来，多年修桥铺路，造福桑梓，扶贫怜弱，行善积德，从未欺压过邻里百姓，有的做生意，有的办教育，没有一人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官，红军不会难为我们的。” 果然，红军占领巴中后，不仅从未收拾他，反而对他优礼有加，待若上宾。红军先后驻巴中的最高军事首脑如邝继勋，如许世友，均成了他的好朋友。 张小川此人之了不起，并不在于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过去，而在于红4方面军撤离川北以后。 红4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之前，总部机关集体搬迁到了旺苍老城。张主席把张小川请到旺苍他住的观音阁，设宴款待他。并要他在红军撤离后，以反动面目出现，首先在反共阵营中站住脚根，然后相机帮助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张明恩领导巴山游击队。 张小川慨然应允，而且果真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红军一走，各路川军以及胡宗南、萧之楚、孙蔚如的蒋氏嫡系部队疯狂涌入大巴山，大肆围剿追杀刘子才部，随国民党军队回来的还乡团，杀未随大部队撤走的苏维埃干部、赤卫队员、伤病红军以及红属更是杀红了眼。加之我们在撤离之前大搞“左”的一套，极大地伤害了苏区群众的感情，过去一些曾经拥护红军的群众也都站到了反动军队一边。 可怜刘子才那1000多兵马，哪儿能抵挡得住？接连遭到重创后，只得远避深山，以求先将队伍保住以后再谋发展。 在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张小川遵照张主席的指示，与敌为伍，而且多次率领民团，配合川军对游击队的围剿行动。但是，在围剿中，他却经常派人给刘子才通风报信，并为其密送弹药等。 而刘子才派出与张小川秘密联络的，就是他手下的侦察大队大队长管青山。 1935年冬天，刘子才部400来人被围困在九子岭上，此时山中巳是冰天雪地，游击队弹尽粮绝。张小川借围剿为名，多次派亲信将枪弹藏于山上，并组织亲信，将粮食与盐巴装在楠竹筒中，为游击队送去。 这年的11月27日，在川军与民团的合力进攻下，红军游击队终于被击溃，刘子才与管青山等7人突出重围，逃到筲箕湾红属蒋炳全家中。刘子才全然不知，他最信任的管青山巳经在外出侦察时落入川军旅长杨猷轩手中，并巳叛变，被杨猷轩派回游击队中作内应。 当此游击队全军履没之际，却被管青山当作了他向杨猷轩邀功请赏的最好机会。 当夜，他策动了3名游击队员叛变，并借口查哨将一名忠于刘子才的队员用短刀杀死。可这名队员被杀时却大声吼叫起来，惊动了刘子才，其余叛变队员一拥而上，用锄头将另一名忠于刘子才的队员以及房东蒋炳全一家全部挖死，然后将刘子才五花大绑，连夜送给杨猷轩邀功。 由于管青山叛变，张小川也落入了杨猷轩手中，张只求速死，对自己帮助红军游击队之事和盘托出。杨猷轩顾忌张小川在袍界中的地位和威望，对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以图让他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曾“误入歧途，为虎作帐，现迷途知返”等等。 通、南、巴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关于杨猷轩威逼张小川的民间故事： 张小川被押出大牢，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在牢中得知，自他被抓后，杨猷轩巳经抄了他的全部家产，自己的宅院巳经成了杨猷轩的参谋长、也是刚刚上任的国民党巴中县长饶兴文的衙门兼公馆。自己满门老幼，也被关进了大牢。 走进厅堂，张小川看到一张红木嵌大理石面的圆桌上摆满了美味珍馐。主人是饶兴文，陪客只有一位，就是川军21军少将旅长、北路“剿匪军”总指挥杨猷轩。 下人端上一只瓷盆，饶兴文站起将盆盖揭开，只见一只硕壮的金色乌龟静卧清汤之中，8只雪白的花球在四围绽放。 饶兴文得意地说道：“小川兄知道的，旅座恐怕就没有品尝过了。这道‘霸王别姬’，是我巴中第一名菜。霸王者，乃产于巴河之金龟也。这龟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八只花球，全是鸡肉做的。这鸡，也非一般家养，而是大巴山中老林子里的锦毛青杠鸡，其味鲜美滑爽，也是一绝。来，请尝尝，请尝尝。”说着，边殷勤地给杨猷轩、张小川布菜。 这“霸王别姬”果然鲜美可口，杨猷轩边吃边夸赞，张小川也挟了两筷子。 此时，张小川置身于自己昔日家中的客厅里，睹物思亲，触景生情，真个是百感交织，心潮难平。他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小川老弟，”杨猷轩说道，“你这一辈子，漂洋过海，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创下了这样一份家业，赤匪是干啥的？就是专门杀你这样的有钱人，共你的产，拿给干人享受，我硬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也会和共产党搅到了一起？” 张小川道：“我和红军相处两年有余，他们对得起我，我也不能做忘恩负义之徒。” “中毒太深，中毒太深！你看看通江的王平阶那帮绅粮，过去对赤匪巴心巴肠，还把自己的祖屋都捐献给红军办医院，可最后咋样？张国焘逃跑之前，还不是下令把他们全都给弄死了。赤匪没有下你的黑手，不过是为了利用你罢了。” 张小川道：“立身世间，各人有各人的情份，各人也有各人的仇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杨旅长，人各有志，不能强勉……” 饶兴文赶忙抓起酒壶，给杨、张二人斟酒，口中连连道：“喝酒，喝酒，我们边喝边谈。” 蓦地，后院里传来一声凄厉悠长的惨叫。 “嗒”的一声脆响，张小川酒杯坠地，跌得粉碎。 两双眼睛立即落到他脸上。 杨猷轩笑道：“老弟也算是漂洋过海出生入死的好汉了，怎么竟让一女子叫声吓成这样……哈哈，饶县长，后院里是怎么一回事啊？” “嘿嘿，旅座，我的一个小妾，因昨夜里犯了过失，我手下正在教训她。” “哦，小妾夜犯过失，是不是犯了红杏出墙之过？” 饶兴文故意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道： “惭愧，惭愧。” 杨猷轩大笑道：“怎么？还真让我瞎猜到了？” 张小川听他二人对话，双眼发直。 窗外，女子的惨叫之声持续不断。 杨猷轩不悦地说：“这种贱货，杀掉算了，还教训个啥？” 饶兴文偷瞥一眼张小川，将脸移向杨猷轩说道：“昨天深夜，小妾在她房中与一野汉子幽会，被我手下发现。这贱货色胆包天，竟敢在我府中干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我当然不能容她。不过，一刀杀掉，那就未免太便宜她了。我巳下令手下将她拴在毛竹梢上，悬空吊她个十天半月，让蚊叮虫咬，日晒雨淋，将她慢慢变成一具枯骨。” 张小川倒抽一口冷气，紧咬牙关，额上冷汗直冒。 杨猷轩看在眼中，却佯装不觉，对张小川道：“如此新鲜别致，饶老弟，我们倒可要饱一饱眼福啊。” 饶兴文愕然道：“旅座！” 杨猷轩率先起身：“看看无妨，看看无妨。你说呢？小川老弟。” 张小川木然站起：“啊……啊啊。” 后院里，其情惨烈。 几名警丁将两株碗口粗的毛竹强压下来，两名警丁正将一年轻女人的双臂牢牢地捆缚在两株毛竹梢上。 女人看见走近的张小川，尖厉地哭喊起来：“丧尽天良的饶兴文！你杀了我，让我死个痛快！” 饶兴文快步走到女人跟前，阴毒地笑道：“死，没那么舒服。我要把你吊在天上，看着你如花似玉的身子慢慢变以一具白骨。放！” 警丁们猛然松手，那两株毛竹带着巨大的反弹力“嗖”地一声将女人拔地而起，直上云天。 “啊——！”女人骤发一腔撕肝裂肺的惨叫。 张小川冲杨猷轩吼道：“杨猷轩，你他妈的好歹毒……” 杨猷轩忽地沉下脸喝道：“姓张的，我好言好语地劝了你这么久，你还是四季豆不进油盐，今日这样让你父女见面，我也知道歹毒了一些。不过，我现在只要你一句话，你把屁股坐到我们一边，我马上把你的一家老小全放了，要再执迷不悟，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张小川不顾一切地对着杨猷轩、饶兴文喊道：“你们快把她放下来，要杀要剐，你们冲我来，由我一人承担！” 即便如此，张小川依旧不答应投降。 这段故事，是经过民间演绎的，具体情节不一定真是这样。但张小川宁死不屈，则肯定是千真万确的 12月5日，张小川与被俘后“十次苦刑犹骂贼”的刘子才，被杨猷轩下令用爪钩钉在木板上，开膛破肚，掏心挖肝，死得极为惨烈。 解放后，刘子才被第一批确定为革命烈士，而与他同时遇难的张小川则是在他死后的52个年头后，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
第十章：结婚进行曲
红军越战越强，不仅严重地震撼了四川军阀的统治，也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胆颤，又于7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200万元，万余枪支和500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巳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在就职仪式上，蒋介石特派何成浚前来监督。刘湘在就职通电□□称：“赤匪犯川，时逾半载，征讨久稽，至令凶焰重张，通南再陷。今幸内争敉平，各军咸归，谨拜新命，择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4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6路，10月15日，他发表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1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2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3路总指挥；杨森为第4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5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6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6路向川北杀来。 6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20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5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依刘湘看来，满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这一契机，突然于10月19、20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自6路围攻开始以来，非刘湘直系部队，大多不愿硬拼，希图避免牺牲，保存实力。 1934年5月13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时，为了想使各军尽皆听命，决定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示意各路总、副指挥公推刘湘的神仙军师刘崇云为委员长，指挥前方一应作战事宜。 刘崇云赓即于同月25日在成都宣布就职，6月初即穿上道袍，手执拂尘，坐上八乘大轿，前往南充军前赴任。 统率20万大军的最高前敌指挥，居然是一位连枪也不曾放过的江湖术士，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会难以置信，可是，事实确是如此。 这位刘崇云，是四川威远县人，本务农，后习星相之术，颇能观风望色，口滔滔若悬河，早年在乡间测字算命，于1920年左右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两年后，竟发展道徒上万，分布于威远、荣县、富顺、内江等地，一时名声大震。甚至还有许多中上层人物，也主动地投到他的门下，其势力发展到成都、重庆、万县，四川军阀也多被网罗。 稍后，刘崇云由威远来到重庆大码头，设馆于两路口，弟子环侍左右，听其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俨然是太白星君降临凡间。生意鼎盛，问津者须先挂号，挨号而入。 那时刘湘不过还是个团长，闻知异人莅临重庆,也前来为自己的前程算上一卦。 刘崇云见他相貌堂堂，然容色郁郁，知有未尽如意之事梗于胸中，矍然起立，叫刘湘转过身去，为他摸骨，摸了半天后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 刘湘心中暗喜，却装着不解说：“请仙师明白指点。” 刘崇云知此人巳入彀中，遂屏退弟子，延入内室，答以；“不出三年，巴山蜀水，均为阁下管领，但一遇草头，（暗指蒋字），届时调虎离山，必失所得。愿好自为之。” 刘湘双手抱拳，深深作了一个揖，说道：“日后若有寸进，决不忘先生今日所教。” 此后三年，果然如刘崇云所言，刘湘仕途顺达，因军功屡得升迁，当上了21军军长，驻防重庆。为回报刘崇云，刘湘在市区江家巷购得一富家巨宅，修葺一新，延请神仙迁入，并正式加入了“孔孟道”，得刘崇云赐道名玉宪。上行下效，刘湘手下的一帮将领也由刘湘介绍入加，如潘文华赐名玉羽，唐式遵赐名玉美，王陵基赐名玉豹，王缵绪赐名玉道，范绍增赐名玉泉。刘湘部营长以上军官，约有百分之九十皆为道徒。其他各军首脑，也多拜刘崇云为师，如邓赐侯赐玉齐，刘文辉赐名玉猷，杨森赐名玉勇，还有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谢德堪等，无一不是刘崇云膝下弟子。 那一年川东久旱，田土龟裂，百姓苦不堪言。刘湘遂向刘崇云商求雨之策。 刘崇云道；“这有何难，只要我登坛作法，三日之内，必将普降甘霖。” 其实他心中何尝有数，既然豁出去了，只能任造化的安排，冒险一试了。遂在朝天门设坛布罡，作法焚表，在万众围观中手挥拂尘，口中念念有词，到了第三日的夜晚，刘崇云跪在蒲团上不起，前来关心的刘湘见天上疏星点点，银月高悬，毫无下雨的迹像，不由有些着急，悄悄问他有无把握。 刘崇云道：“天道不负至诚，我福薄，不能感动上苍，要是将军也能跪蒲团一宿，定能成功。” 于是，刘湘也伴着刘崇云在蒲团上跪下了。 岂料到了凌晨时分，乌云疾走，狂风怒号，稍顷，果真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老百姓夺门而出，尽呼“神仙下凡”。 刘湘也认定恩师绝非凡人，将他请到身边，参予军机大事。 刘崇云过去从未读过兵书，上任后临时抱佛脚，每日细读《孙子兵法》13篇，一年以后，也能初解。被众军帅视为刘伯温一类异人。 刘湘那时虽据有巴渝之地，却怀有吞并全川的野心，而他的叔叔刘文辉时任24军军长，坐镇成都，控制着富绕的西川小天府。 刘湘觊觎西川巳久，遂与田颂尧、邓锡侯分道进攻，战线长达900余里。用刘崇云之计，三军沿成渝大道北上，围而不打，俟其师老而后突击。刘文辉主力驻扎毗河，与省垣成倚角之势，兵精粮足，以逸待劳，胜券可操，以为刘湘远来，利在速决，没想到刘湘联军围城三月，并不急着进攻。自己的大批川土无法运出川境，导致饷源发生问题。而执掌刘文辉军需者又恰是刘湘之妻弟周成虎。大战在即，官兵战场拼命，却拿不到兵饷，愤懑之气，充塞兵营。 刘崇云此时又对刘湘献上一计：“今日之事，须厚托大舅暗中使力，不妨三复《孙子?用间篇》而后熟筹之，则破省城犹如破瓜一般，一月之内，便可拿下。”刘湘遂派高参魏伯炎装扮成上海某土行巨商，混入城中，将30根金条送给周成虎。周则暗将刘文辉部兵力分布图回报刘湘。刘、邓、田联军以精锐猛攻成都，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成都夺占，刘文辉则率残部败逃西康。 此次大胜，刘崇云功不可没，更为刘湘所倚重。全军上下也对他顶礼膜拜。刘崇云之能深得人心，除了享有“活神仙”之佛光遮体，他个人也有不俗操守，一是不贪财，二是善体众，三是能礼人，故虽不居实职而握有实权。 刘湘对刘崇云执礼甚恭，见面必叩拜，尊之为军师，言听计从，刘崇云俨然成为川中最高权势人物。军政界中人为求达而奔走其门者，为数不可胜计。当年省外报纸曾责剌刘湘是“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实属公允之论。刘湘成立模范师，名义上由刘湘兼任师长，而实际则归刘崇云负责统率，故一般都称该师为“神兵”。于是人皆讥讽刘湘拥有陆、海、空、神4大兵种。这次刘湘用刘崇云来指挥军事，原以为各军首脑当惟师命是从，自能收统一步调配合作战之效，必然大功告成。不料神仙出台，不仅未能挽回危局，反而导致崩溃，这是刘湘始料不及的。 刘湘果真是完全相信刘神仙吗？事实也不尽然。刘湘的师长许绍宗解放后这样叙述的： “刘神仙欺骗奸诈，以迷信蛊惑人心，如说刘湘迷信神仙，不如说刘湘需要神仙。他对刘崇云执弟子礼甚恭，神仙赐道名为玉宪，他还把所属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叫去拜老师。当时我赐名玉英。这种强迫相信，不少军官甚为不满。唐式遵就在刘神仙被授与指挥全军大权时公开提出：‘各将领仍愿意直接受总司令指挥（其意即是不愿受刘崇云指挥）。’刘湘说：‘你不相信，你就自己把脑壳上的帽子揭下来。’刘湘对刘崇云的态度如此，他的部属谁敢道半个不字？就是非21军的各路总指挥，你借神仙打整我们，他们也借神仙对付你，以诈对诈，大家都一窝蜂拜倒在刘神仙门下。如杨森为了迎合刘湘，特地做了一乘黄缎轿子来迎接刘神仙到南充上任。刘湘原想以上下隶属再加师徒关系促使各路协同作战，共同对付红军。但这仅仅是他的幻想。刘神仙对军事一窍不通，在指挥作战时闹出不少笑话……” 比如，刘神仙一切军事行动之前均须翻阅皇书，卜定是否“黄道吉日”再作决断。指挥作战从不用电话，作战命令用黄缎包裹，派飞机分投各路总指挥部。刘湘的高级将领与幕僚中也有不信刘神仙甚至反对刘神仙者，如总司令部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长钟体乾，秘书长刘庸彝及参谋处长严啸虎等比比皆是。土匪出身的范绍增虽巳入道，但因每次敬神跪拜时间长达一小时以上，颇感不耐，常在跪拜时暗骂刘神仙：“我日你老妈！”退而对人言：“我骂他一点多钟他都不晓得，这算得啥*神仙？”从此范再不去敬神。 而王陵基在前线与红军作战，刘神仙夜观星相，以此决定行军路线，王陵基依命行事，不料刘神仙指定给他的路线沿途皆是悬崖绝壁，一怒之下，遂抗命不遵。刘神仙鉴于王陵基曾当过刘湘的老师，只好向远在成都的刘湘告状。刘湘接信给王陵基发了十几个电报，要他遵照刘神仙的命令办事。王陵基也接连回了刘湘十几个电报叫苦，并言：“刘妖之命，誓死反对！”为了维护刘神仙的权威，刘湘不得巳竟然将王陵基的5路总指挥撤了。 严啸虎反刘神仙则更为激烈。严向刘湘上书请杀妖人刘崇云，书中有：“……妖人之用心，如邓、田、杨、李等不听他的话，则挟你以制他们，你不听他们话，即挟他们而制你。此种阴谋，实足以误川亡军而有余。闻其最近致各将领信之电，率多‘巳令甫澄照办’之语。……请杀妖人以谢21军，否则四川将来之糜烂，将百倍于今日”等类语句。此信送到总司令部，见者无不大吃一惊，因为其时刘神仙气焰正炽，连王陵基不听招呼都被罢了官。大家都认为严啸虎不识时务，恐将招致不测之祸，可是严啸虎不仅未获罪，上书不及一月，刘湘竟将他调升为“剿匪”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长。 通过此事，可见刘湘心中自有分寸，说他真信神仙，尚无定论，说他玩弄神仙，以神治军，则近似之。 如此一个只会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怎是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指挥员的对手。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1933年12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6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70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6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声称这次围攻：“耗资1900万，官损500，兵折8万，此后难复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本兼各职。” 9月2日，住在庐山上的蒋介石复电慰勉刘湘，盼即复职，电文中说道：“兄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矣。日前丙乙、真吾（即邱甲、傅常，为刘湘派驻武汉、南京全权代表）到牯晤谈，关于购置生银及发给准运无烟火药护照诸端，均巳具体解决。……然战线过长，部队复杂，自属事实难韪，中正年来赣、鄂督师，实有同感。故兄之痛苦，亦惟中正知之最深。除电令川中各路将领恳切告诫，责以此后务须禀承兄之命令，协同动作，不得再存观望，盼兄即行照常视事外，并电复成都诸名宿，川军‘剿匪’失利，中正正统筹挽救中。” 7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谓：“宣、达吃紧，三、四两路纵队复连电告急，百孔千疮，补苴无术。湘10日决驰赴前方视察整顿，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理。” 13日，刘湘亲赴开江，当即轮番召集将领及各级军官训话，分别加以慰勉、鼓励。此后前线便完全转为守势。 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公报》对此次失败之由，有如下一段报导： “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之刘神仙（崇云）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人，尝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模范师）。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崇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崇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亦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 当前方败绩传到成都以时，成都方面的官绅们紧急召开会议，筹商挽救危局之计。会上，很多人对刘崇云大加指责，要求以总司令部名义致电刘神仙，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也纷纷抨击刘崇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还有众多军官联名电请刘湘杀刘崇云以安军心。刘神仙本人巳是威风扫地，夹着尾巴逃回了成都。 这时，刘湘的21军参谋长郭昌明自渝来蓉晋见刘湘，谈到刘崇云的问题时，竟当面与刘湘争执起来，气得刘湘掀翻了茶几，拂袖回家，次日即出走重庆。临行之前刘湘亲笔给刘神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我没有把四川的事情办好，业巳离开成都，我和你它日远道相见吧。”信未封口，叫副官长蒋捷先亲自送去。 为此善后督办公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郭昌明、严啸虎等人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定：这是因为刘湘过去曾拜刘神仙为师，不好意思直接叫他滚蛋，所以才离开成都，以便假手我们将他赶走。于是就命人前去正告刘崇云，限令立即出境。刘崇云见众怨交集，刘湘又故意远避，自知难以立足，也就只好悄悄地溜回了老家荣县。
红军与刘湘在大巴山上打得炮火连天，如同在天地之间搭起了一个硕大无朋气势恢宏的大舞台，在密锣紧鼓连天炮火声中敌我双方的统帅将军兵兵卒卒逐一登台亮相，在这场巳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大戏中还有一个唱三花脸的角色不能把他漏过不提——这就是在前面巳经几次晃了几下脸儿却没来得及细讲的王三春。 王三春出生在陕西省镇巴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巴山人，不单活在世上时把坏事做绝，连人，从娘身上一落下来就是个稀罕怪物。那模样，人见人怕，脑壳像根两头小中间大的棒棰，眉浓如漆，豹眼如铃，眼睛一鼓，恰似阎王殿中的门神恶鬼。王三春父亲早亡，母亲杨氏是个跛子。由于母亲身残，管教无方，乡邻又多因其长得丑陋凶恶而对他多有歧视，造成他心理变态，所以从一开始拉竿子绑肥猪，他的个性就十分地怪僻凶暴，以下手狠毒而远近闻名。只要落到他手里，就只盼着快些死。家道稍为殷实点的人家，一提到他的名就变脸变色，心子“咚咚”跳。因为巴山人都晓得，王三春发明了一种能把人整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的方法，那就是“步步高升”。 所谓“步步高升”，就是把酒杯粗的青杠树一头削尖，一头栽进地里，一排由低到高栽上七八根，然后把绑来后舍不得出血的“肥猪”拖上来，三扒两爪剐个精光，让手下架起，肛门首先对准满尺长的一根桩子用力往下压。使木桩插进人的五脏六腑。这还是最短的一根，余下的，则“步步高升”，最末一根，巳经快有人的脖子高了。王三春并不让人马上“高升”，而是以燃香定时，一炷香燃完，再接着往上“升”。那种惨景，那种惨叫，能把第一次见识这场面的人吓得昏死过去。再啬吝的人，升不到第三根桩子，就算是王三春开口要自家婆娘，也巴心不得马上乖乖献上。而实在无钱的，那就只有“步步高升”下去，直到被整得血古淋当，一命归阴。 王三春心狠手辣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一个赶场天的上午，王三春请专门为他跑成都重庆等大码头卖鸦片买军火的红旗管事蓝兮贞在南华宫饭庄喝酒，突发奇想，问蓝兮贞：“这辈子老子啥子酒都吃过，你见过砍人脑壳来下酒的么？” 蓝兮贞道：“这种事我没见过。莫非大哥你见过？” 王三春说：“我也没见过。妈哟，我们今天就来玩回胖格，砍个人脑壳喝一满杯酒，看要砍多少个脑壳才把我两兄弟放得翻？” 王三春一声令下，保镖们提起手枪冲出饭馆，把大街两头扎断，片刻工夫就抓来百十号人，关在大堂里候斩。 两个土匪头子兴致大发，划拳打码，哪个输了就提起大片刀离桌，逮到脑壳就砍。砍完了又坐下碰杯喝酒，哭喊声惨叫声和哈哈大笑声中，20颗人脑壳骨碌碌滚到了地上，一直喝到二人头重脚轻，挪不动步了才罢休。 二十年代末，王三春成立了“巴山哥老会”，自称总舵爷，尔后逐渐将川陕鄂十余个县的浑水袍哥舵把子收入门下，成为众匪之首。1929年，刘存厚曾派一个师去剿他，反倒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从此威名更是广传川陕鄂三省几十个县市。他在老巢镇巴城里自设制币厂，自设铜元局，分别印有“陕西镇巴县”与“四川巴山”字样。钱物从不上交，财政独立，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成为陕西、四川两省政府之心腹大患。 红4方面军进入大巴山前夕，王三春时来运转成了香饽饽，陕西杨虎城为拉拢他，任命他为“川陕边游击司令”，四川田颂尧也收买他，委任他为“镇巴游击司令”，王三春来者不拒，摇身一变成了双料“司令”，两边的军饷照收不误。但这山大王从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他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抛出“受招不受编”。只要陕西四川两省政府准时把钱给他送来就高兴，钱没到手，干脆不理，仍依靠自己的袍哥队伍，经济上自立，军事上独立，政治上不讲体统。王三春特重江湖义气，他的口号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穷，抢远不抢近，兔子不吃窝边草。” 1933年7月，王三春向田颂尧提出，我都巳经是你手下的司令了，光给军饷不行，还要给武器弹药。田颂尧回他，要武器可以，我这里多的是。不过，你得首先到红军手里去抢，抢了多少条枪，我再按数奖给你多少条枪，照实算。王三春清楚自己虽说号称有一万兵马，却大都是使刀弄棒之徒，上得了阵的长枪说起来有千把条，也不过是些破旧的汉阳造和“川麻杆”。土匪都喜欢手枪，数量不少，可手枪射程短，火力弱，吓唬地主老财和保安团可以，和正二巴经的红军拉开架式打硬仗，那就是找死。 王三春明知田颂尧是逼他去老虎头上捉虱子。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道上的规矩，更经不住枪支弹药的诱惑，只好硬着头皮上。他知道两河口镇上驻扎得有红军，专门派了几名探子去侦察详细情况。某日夜里，王三春亲自挑选出200名胆大心狠的弟兄去偷袭红军。另外几百个弟兄在镇外的山头上接应。王三春知道机关枪这玩意儿打起仗来最顶用，所以红军的机枪连成了第一个偷袭目标。机枪连住在徐家酒坊里，土匪们凌晨4点钟摸进镇子，先用短刀放翻了红军哨兵，溜进了徐家酒坊。进屋时，红军睡得正死。可先摸进屋子的几个土匪不晓得机枪咋个使，抓起脚架就往外拖。红军被惊醒过来，有的抓枪，有的赤手空拳就和土匪干了起来。红军的机枪一响，土匪们就只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两条腿，镇街上河滩上“哗啦啦”倒下了一大坝。埋伏在山上接应的土匪见势不妙，怕做了枪下之鬼，也转身跑了。红军乘势猛追，从两河口追到简池、三元、镇巴，一直把王三春扑爬跟斗地撵到了湖北地界才停。 亲自和红军交手，这是王三春吃的第一回大亏。可他没有汲取血的教训，反而咬牙切齿地发誓要为被红军打死的弟兄们报仇。田颂尧发兵攻打万源时，他又带了3000人赶去助战。这回表现不错，田颂尧奖励他500支步枪，50支手枪和1挺捷克式轻机关枪。尝到了甜头，王三春心气陡涨，居然在冉家坝拉开架式和红军大打了一仗。就在自己快顶不住时,派去催救兵的手下惊惊慌慌赶回来报告,说田颂尧的部队巳于头一天夜里悄悄溜了,丢下他和红军单挑.王三春气得吐血,这下才明白田颂尧是想借红军之手除掉自己，赶紧下令跑他娘的！一天一夜跑了200里,一呼隆缩回了镇巴老巢。 此后为贪图军饷，也不把事情向田颂尧挑明，故意装憨得宝，吞猪吃像。田颂尧派人来催他出兵作战,他头上包块帕子,装出副病萎萎的模样起不了床.实在是逼急了,也就派几支散眼子队伍到火线上去朝天乱放几枪,只要红军一露脸儿,几爷子扯伸脚杆就跑。 正在这时候，张国焘乘机派人来作王三春的工作，还送来大批酒肉、斗笠等.王三春马上回赠了20支驳壳枪和1万发子弹.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红军只打川军不打王三春,王三春则保证在红军与川军作战时保持”假打”态势。王三春毕竟在黑道上闯荡了半辈子，说话也还算数,不仅再没有找过红军的麻烦，相反还帮过红军的忙。 同年9月，王三春让田颂尧逼得莫法,带着2000兵马到指定给他的作战地点黑虎山去挖壕布设阵地,准备装模做样地堵截红军。红军前锋刚一出现,王三春和弟兄们马上挥手叫红军快些走,使红军前锋和后面的大部队得以顺利东进，攻占了宣汉县城,出其不意地狠狠杀了刘存厚一腰枪。 这一仗,田颂尧最终被红军大败,王三春一边庆幸自己聪明了一回，上岸得早，没有跟到田颂尧一起翻船。一边趁火打劫，不惜和田颂尧撕破脸皮，把大竹县城从田颂尧的驻军手中夺了过来。 等到刘湘指挥6路大军卷土重来,王三春原本想呆在大竹城里坐山观虎斗。没想刘湘此次发了狠，不但要剿“赤匪”，也顺带把这个祸害地方多年的心腹大患除了。 王三春这下毛了，一发“公片宝札”，川陕鄂边境十余县的浑水袍哥舵把子一齐响应，在各地召开声势浩大的“反蒋讨刘大会”，吼声震天动地，比正在全力反6路围剿的红军还搞得雷火震仗。此后也真刀真枪地和刘湘的清剿军过了几回招，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打得这帮乌合之众树倒猢狲散。王三春一看不妙，赶紧扔下大竹县城逃回了镇巴老巢。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大巴山出了这么个无法无天杀人如麻的恶魔,给正率参谋团在川督战的贺国光下了一道手谕，命他务必将此人拿下。 贺国光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康泽，康泽带领一支精锐的别动队随贺国光进入四川，主要是从事特务活动，既侦察四川军阀的政治态度与动向，也潜入川陕苏区搞情报。康泽先后派出几批特务潜入镇巴县城，几乎是有去无回，大都被王三春砍了脑壳.其中有两个聪明能干的好不容易才打进王三春的总部，最后仍然被查了出来。 王三春来到坝子上，欣赏这两个来取他性命的家伙如何尝尝他发明的“步步高升”的滋味。当木桩穿进两人的肛门时，王三春大笑道：“老蒋的手谕，在老子的地盘上买不到几根红苕！” 然而，狡猾过人的王三春也有漏蹄之时。他有7个老婆，全都是他抢来的。五姨太邱秀云最漂亮，也最受他宠爱。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乖俊柔弱的女人，最终会要了他的老命。 邱秀云当初被抢来时，男人一家被王三春斩尽杀绝，那时她就存了杀王之心，决意舍命为夫家满门报仇雪恨。奈何她一个弱女子呆在这虎狼窝里，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这女人虽手无缚鸡之力脑壳却是精灵，终于让她谋出了一招借刀杀人之策。她原本有几分姿色，向王三春最为倚重的红旗管事蓝兮贞飞上几个媚眼，就弄得那家伙意马心猿不能自禁。王三春不在的时候，也就敢凑到邱秀云身边摸下她的屁股，捏把她的奶子，过过手瘾而巳，宽衣上床，他暂时还没那胆子。 邱秀云身陷虎穴数年，好不容易才逮着这个最有可能帮她报仇的角色，自不会就此罢休。几番主动进攻，终于激得蓝兮贞宽衣脱裤，乖乖入觳，发誓要“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邱秀云当然不会说她杀王三春是要为夫家报仇，而是说王三春丑如恶鬼，奴家好生可怜，此生若是能嫁给蓝兮贞这样相貌堂堂的英雄好汉，即便死了也不冤枉。 蓝兮贞隔三岔五地让这漂亮女人恭维着、撺掇着，果真也就死心塌地地上了邱秀云这条船，绞尽脑汁要除掉王三春。他长期在江湖上跑，脑壳机灵，深知要在王三春的老巢除掉他，那是百死一生的事……很快，便让他想出一个绝好的主意来。 不久，王三春又让蓝兮贞弄几十担鸦片到成都去卖，然后买批军火回来。蓝兮贞到了成都，却悄悄投了刘湘，并向刘湘献上一着生擒王三春的妙计。 此时刚巧蒋委员长从重庆飞到成都，与刘湘商议派遣川军出川抗战事宜。刘湘知道老蒋曾下令贺国光缉拿王三春这件陈年旧事，贺未完成，如今这功劳落到自己头上，自然雄心勃勃，不惜血本要把这事做成。对蓝兮贞庄重承诺：只要这回能彻底放翻王三春，死的奖2000大洋，活的奖5000。 1939年4月4日，蓝兮贞派人报告王三春，说这次买的武器太多，叫他赶快率弟兄们前来剑门关接应。王三春心下欢喜，带了一个团的弟兄赶到剑门关接武器。 想那剑门关，是何等凶险的地方？山脉东西横亘200余里，72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直插霄汉。连山绝险，独路如门，素有“剑门天下雄”之说。进入关内长约千米的幽深峡谷之中，可见前人留下的“天下雄关”、“第一关”、“剑阁七十二峰”等碑刻。剑门关楼，翘角飞檐，雄踞关隘，气势恢宏。 而刘湘派出一个精锐师，早巳借夜色掩护秘密进入关前的山头林莽之中，将剑门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 王三春哪知是计，12月28日下午带着弟兄们风尘仆仆赶到，穿行在幽深峡谷之中，抬头巳能看见那屹立于片片浮云之上的巍巍关楼，忽闻两侧枪声震耳，满山林丛中陡响起一片喊杀之声。 王三春心中明白过来，大叫一声“老子载了！” 31日，王三春被押到成都。刘湘赶紧打电话向下榻在北校场军校行营里的蒋委员长报喜，没想老蒋让他把王三春带过去，他要亲眼看看这个杀人恶魔究竟长了副啥模样？这着实让刘湘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王三春这种连天王老子也不怕的惯匪，自知必死，说不定会当面弄出点让老蒋不愉快的事来，岂不让自己在委员长面前下不了台？遂招来几名手下紧急一番商量后，决定借鉴古代刑罚拶子的原理，用楠竹块做一副“围脖”，缠绕在王三春颈子上，只要他一张嘴巴，架住他左右两臂的卫士立即收紧攒在手中的绳头，让他发不出声来。一切办妥，刘湘才亲自率人把王三春送到行营。 蒋介石也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可一待王三春出现在他眼前，还是惊了一下，对身边的张群、贺国光等人说道：“这家伙是人吗？人怎么会长出这样一副厉鬼的模样？” 老蒋把王三春痛斥一番后，喝令立即处决。 一代枭雄，就在成都北校场墙根下饮弹毙命。
粉碎刘湘6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4方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22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成个家。各部队在男女问题上违规犯纪的现像也时有发生。 在此之前，红军中采取的都是“严堵”的态度，抓住了，惩罚得相当厉害，还有少数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斗。 红军打了大胜仗，这种事情逐渐多了起来，虽然采取了撤职、关押、枪毙等手段，也未能完全禁绝。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万人之旅，连战连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像。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 这样的传说肯定也让同样是一脑壳封建迷信的军阀们深信不疑，倍感恐慌，要不，这次刘湘咋会不惜重金从成都请来人称“活神仙”的刘崇云，羽扇纶巾，坐着大轿用他的神力来退张国焘的“神兵”？最终，连“活神仙”也被“真命天子”张国焘的“神兵”打得落花流水。由此一来，老百姓对红军官兵，也就不仅仅是热爱，而且是实心实肠地仰慕、敬畏、视若神明了。 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 当然，我这里说的红军都是军官，而且是级别不低的军官。普通士兵，是绝对不允许谈情说爱的。前进剧团有个成都来的男娃娃，吹拉弹唱啥子都来，能干得很，人也长得很精神，就是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和团里一个女娃娃悄悄好上了，还把女娃娃肚子弄大了。那时正逢大肃反，两个人晚上都被弄出去砍了脑壳。 红军军官想结婚，就非得往有女人的地方凑才行。红军里只有妇女独立团，一千多号全是清一色的女人，而且平均年龄还不到18岁。连营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些小姑娘眼睛里都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而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更成为她们青睐的对像。 由此一来，妇女团一天到晚就门庭若市，执闹非凡。 那时张琴秋刚从总医院调到妇女团当政委，妇女团属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张琴秋和团长曾广澜常常要去向总指挥徐向前汇报工作。 一天向徐总汇报工作时，两人就把这事也一并汇报了。 曾广澜说：“徐总，还有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有些干部一天没事总爱往我们妇女团跑，分明想是找老婆哩。” 徐总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少人都晓得他妻子在鄂豫皖大肃反时被抓了，如今死活不知，徐总是孓然一身，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总喜欢在徐总面前多呆一会儿，说几句工作之外的话。可徐总为人严谨，总板着一张青瘦的脸，只谈工作，不听闲话。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女干部们只好悻悻而去。 徐总问两位女军官怎么办？ 张琴秋手一摊，满脸无奈地说：“我和广澜有啥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总一听急了：“没办法？你那妇女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徐向前接连说出几个“不准”。但张琴秋却不怕这位女干部敬而远之的总指挥，与他辩论起来，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就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违反人的本性。 徐向前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哪有那么多的自由。必须从严治军，部队才有战斗力。 张琴秋提出，士兵不准结婚这条严格执行，干部结婚可以加以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龄小的不行。 曾广澜补充说：“除了琴秋谈的年龄，还可以订出许多条件来限制嘛。要一律不准谈情说爱结婚成家，红军队伍里不全是和尚尼姑了？今后扩红，还有哪个愿意来当红军？” 两位女官敢在徐总面前坚持己见，竟然对政策的制定起了作用。 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形像，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逐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 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红军中的年轻未婚军官们一下子成了“枪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一种新的倾向，马上又掩盖了旧的倾向。 总部群工部、妇女独立团、各级苏维埃政府中的妇委会，成了最忙碌的部门。为红军指挥员介绍配偶，是他们最迫切、最中心的工作。 红军中具备结婚条件的军官大都行动起来了，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很快就有了结果。 在这样一股热潮的冲击下，总部原来作出的有关规定有时也被突破。一些接近条件边缘的同志也不失时机“蠢蠢欲动”，等到生米成了熟饭，上级部门制止也不太得力。 但有一点控制得很严，对红军家属实行的是供给制，合乎条件的同志结婚后，家属由苏维埃政府逐月按定量发给粮食保证生活，而接近条件的同志结婚后，就非得等到达到条件后家属才能享受供给。 我手下有个班长叫洪安清，在通江大比武时夺了个第一名，是全军有名的神枪手，30出头了，还是条光棍。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公园林子里，说：“排长，我也想结婚。” 我有点吃惊，说：“结婚？总部有规定呐。” 他说：“规定我晓得的，虽说我级别差得远，可我年龄超出一长截，军龄也差不太多，扯长补短，也说得过去的。排长，我知道你在黄秘书长面前说得起话，求求你，帮我这个大忙吧。” 我想了想，估计没啥大问题，便笑着在他胸膛上擂了一拳，问他女方是谁。 洪安清咧着嘴唇笑了，既高兴又有点害臊地说：“嘿嘿，我一说你就晓得了，就是经常给总部伙房送菜的张大爷的女儿。” 这女人我当然认识，她叫张昭容，就住在公园后门外面的炮台山下。红军来之前，她男人在茶馆里赌钱同人打架，让人用板凳砸死了。孤儿寡母，只好回到娘家，和她爹种菜为生。这女人配洪安清确实相当，二十四五岁，脸上有几颗不碍事的白麻子，模样不丑，人也勤快。 我给黄超说了，黄超没反对，这样，洪安清才和张昭容结了婚。 洪安清后来是在杂谷脑被飞机炸死的。张昭容命长，解放后被政府安排到供销社的饭馆里当服务员，活到1987年才过世。她享受到了“烈属”待遇。我落难时，有次还到她家里去看过她。她没嫌弃我，悄悄把我带到她家里去，煮了块腊肉，杀了只鸡招待我。我跟她讲了洪安清是咋个死的，她一边听，一边伤伤心心地哭。
雷明珍也是在这一年的春天里和许世友结婚的。 张琴秋从王坪总医院调到城里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就把雷明珍也带了过来。 而那时的许世友巳经是红4方面军中赫赫有名的战将，尤其是在保卫万源的至关重要的一仗八面山大血战中，他这副军长率领25师打出了大威风。张主席对他极为器重，打了胜仗后，不但把他提升为红4军军长，而且在红4方面军发布了禁酒令的前提下，特许嗜酒如命的许世友可以喝酒。 而这时的许世友，正沉浸在丧妻之痛里。 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在新集之战威名远播之后。刚刚升任营长的许世友率一个由12名战士组成的手枪班回到了阔别3年的故乡许家龛。 这一年，许世友25岁了，对于一个终生保持着农民本色的将军，在70年前即使有一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欣喜之情，也是极为自然的。此番回家，许世友仅住了4天，在母亲的主持下，他与3年前便巳订下婚约的朱家湾姑娘朱锡明成了亲。迎娶新娘的场面不仅热闹，而且别开生面。吹鼓手在前引导，新郎许世友穿长衫，戴礼帽，胸前红绸披挂，骑一匹高头大马，满脸喜气洋洋，抬花轿的是红军士兵，两旁前后还有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护卫开道。 4天后，许世友离开了许家龛归队，直至1985年逝世后，遗体才重回故里入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有人在报纸上见到了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名字。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许家龛，许世友的母亲和他那从未见过面，巳经19岁的儿子许光高兴得快发疯了。 几天后，许母托人给许世友写了一封信，让许光揣着，千里迢迢去济南城里寻找亲生父亲许世友。 父子俩的见面是极富戏剧色彩的。 1950年的三月，一身粗布衣衫的许光终于来到了陌生的济南城，一路打听，到了军区大院门前。 就在卫兵询问情况时，一辆轿车从外面缓缓驶进了大院。 轿车停下，从车上下来了许世友。 值班军官赶紧上前：“报告司令员，河南新集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许世友一听从家乡来的，大步向许光走去。 “小伙子，我就是河南新集的许世友，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伙子愣愣地瞪着他，仿佛不相信似地问：“你真的是新集许家龛的许世友？” 许世友听他说到许家龛，也有些吃惊了。 “这还能有假？” 小伙子喜泪汪汪地叫了起来：“你要真是许家龛的许世友，就是俺的亲爹！” 许世友浑身一震：“你……你有何凭证？” “有，俺有奶奶写给你的信。”说罢，许光急忙从怀中掏出奶奶托人写的信，交给了许世友。 许世友看罢信，泪如泉涌：“儿啊，俺就是你爹，俺就是你亲爹啊！” 许光就这样走进了父亲的家庭。 令他感到吃惊的是，父亲的家中有他不认识的一位“母亲”和几位“弟弟妹妹”（那是许世友的第三位妻子田普与田普所生的儿女）。 正因为第一次走出大别山的许光对此不能理解，故而，在父亲急急地向他询问亲人情况时，他有意隐瞒了母亲早巳改嫁的情况，说她早就死了。 跟着，许世友安排儿子参军后，又派人去新集接来了他的老母亲。 从母亲口中，他才知道了结发妻子还活着，只不过早巳做了他人之妻。 许光后来从海军部队回到新集县武装部工作，除了替父亲侍奉过不惯城市生活坚持回老家的奶奶，同时，也有照顾他母亲的意思。 自红4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徐海东的25军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但因敌众我寡而无法坚守，许多在战斗中被打散了的战士也辗转来到了川北。从他们的口中，许世友得知自己的家巳被还乡团烧毁，母亲妻子也遭杀害。许世友痛不欲生，跪地遥拜。后来，在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的热心帮助下，许世友才决定和雷明珍重新组织家庭。 这一年，新郎许世友28岁，新娘雷明珍刚满17岁。 我也随张国焘前去，“旁观”了这次婚礼。 这天晚上的新郎倌有两位，何畏与许世友，新娘则是与蔡贵芬与雷明珍。地点在通江县城的天主教堂，那地方当时是红4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 陈再道、陈锡联几位师长故意和许世友开玩笑，说：“你这和尚能讨老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为啥不能？” 许世友笑呵呵大声说：“老子这个军长是打出来的，谁叫你几个龟儿子不好好打仗，打到我这个位置上，不就可以结婚了吗？” 长征路上，许世友带兵打仗，雷明珍与总部机关一道行军，两人虽然不在一起，雷明珍对许世友仍然体贴入微。在甘孜，为对付德格土司和军事涅巴夏克刀登的骑兵武装，张国焘任命许世友担任了红军骑兵司令，许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雷明珍便将羊毛收集起来，抓紧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张主席没有在川北结婚，因为他在上海巳经有了老婆杨子烈与儿子张海鹰。但是，很快他也有了一个相好。 为张主席找相好的，就是后来以托派罪名被王明下令枪毙了的黄超。 黄超总管此事，群工部周成云部长负责找人，我则负责对外保密。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直到后来杨岳卿牺牲，除了张主席身边的人，外面、下边的人几乎没人知道“杨秘书”和张国焘的关系。 有一天，黄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布置了用他的话来说是“特殊而光荣的任务”。 我记得黄超当时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张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劳累辛苦，需要一位温柔体贴的女同志来给予主席特殊照顾，这是革命的需要等等。 黄超给周成云定下的标准很明确，年轻、漂亮、丰满型的、皮肤要白净，个子要高。因为张主席身高体胖，皮肤又白，如果找个矮小的，皮肤不好的配不上。政治上绝对可靠，有文化最好，没文化只要前面几项条件合格也可以。 周成云找人找得很辛苦，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从南江城里找到了一个在达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的姑娘。 这人的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惜我不会形容……套用一句戏里的词，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她叫杨岳卿，16岁。只有一点不理想，政治上不能保证完全可靠，她父亲是南江城里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属于非无产阶级。但黄超见了人觉得十分满意，表态说，政治上可以慢慢培养嘛，进了革命熔炉，生铁也能炼成钢。 杨岳卿马上剪了辨子，穿上军装，，安排到黄超手下当秘书。没过多久，政治上培养得差不多了，黄超和我还介绍她入了党。 杨岳卿白天在在黄超手下当秘书，晚上则和张主席在一起。时间一长，在总部机关的上层小圈子里己经不是秘密。 杨岳卿是个大好人，没一点坏脾气，见人就是一张笑脸，说话像小乌儿唱歌一样好听。张主席非常宠爱她，我们对她的印像也很好。 最让我们这帮卫士难忘的是，杨岳卿没来之前，每天清晨当班的内卫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儿，就是给张主席倒尿罐。从我们住的木楼到旁边的公共厕所，大约有100多米的距离。这个活儿虽然算不得啥，但毕竟一个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手提尿罐，一手握涮把，一路上碰见机关里其他的同志，总有些不太好意思。杨岳卿一来，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把我们4名内卫彻底“解放”了。 不仅如此，张主席的饮食起居，也基本上由杨岳卿承担起来。 张主席的生活是相当有规律的，在通江公园里那两年时间里，他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后，吃两个荷包蛋，然后在公园和文庙之间跑步10来分钟，上楼办公。到8点钟，再吃早饭，一般是稀饭下包子馒头，喜欢用泡嫩姜芽子、霉豆腐做菜，或者干脆就吃一大碗泡蛋面条。中、晚两餐，一荤一素再加个汤，不是川汤肉就是丸子汤。张国焘牙不好，喜欢吃肥肉，荤菜离不开烧白、红烧肉，烧蹄膀，粉蒸肉，一样样换着上。素菜多系黄豆芽、豆腐和各种时鲜青叶菜。每顿3小碗饭。陪同进餐的有杨岳卿，或是来总部开会、或是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一些高级首长。张主席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上午九十点钟时喝牛奶一杯，晚上十时吃银耳羹一小碗（通江盛产银耳，算是相当普通的东西）。 当然，这是专门给张主席开的小灶，所有生活必需品后勤部经理处是给予充分保证的。 在红4方面军中，伙食是有区别的。总部就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一般干部吃大灶，机关里的负责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吃中灶，而少数几位高级首长则享受小灶。当然也有例外，像过草地、翻雪山时，就官兵一致，全部吃干粮了。 我现在要郑重地强调一个问题，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从政治上理应受到共产党的唾弃。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里所写的那样，生活作风一团糟糕，三天两头地叫卫士把红军剧团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喊到他卧室里左拥右抱。他的卫士就归我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红军铁的纪律根本不允许。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正二巴经的中国工农红军。不能因为张国焘在政治上走到了对立面，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进行妖魔化。这样做，只能表明写作人的心态不健康！而且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对我们红4方面军众多的女战士更是一种污蔑和侮辱！如果我们脱离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生活中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一定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张国焘的生活作风的话，那顶多就是他巳结了婚，就不该再有杨岳卿！ 大撤离时，有的相好跟着红军走了，有的相好留了下来。留下来的相好虽然不多，解放后却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们三个五个邀邀约约地跑到北京城里找家旅馆泡着，不见上一面就不回通、南、巴。后来政府一律让她们享受“红属”待遇，才把她们安抚下来。 杨岳卿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她的命运却非常悲惨。 1935年5月底，北撤途中，为迎接中央红军，总部离开刚打下不久的北川县城，移驻理县杂谷脑镇（今理县县政府所在地）。机关全住在一个土司家的两进大院子里。院坝上的几根大树子长得郁郁葱葱，把太阳差不多都遮完了。房子的四面墙壁全是用疙丁暴鼓的毛石头砌成的，檐板上画得花花绿绿的，都是佛教故事里的人物。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方面军指挥所则设在离杂谷脑20多里的家山寨。 就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中午，我正到驻地外面检查警卫，突然听到天上有嗡嗡的声响，心里猛地一震，立即大喊：“快跑，快疏散！敌机来啦！”我一边喊，一边往张主席的住处飞奔而去。对于敌机空袭，我们在江油地区就领教过几次，幸亏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而对我们搞警卫工作的同志来说，地面上的敌人尚不可怕，怕的就是这让我们没办法防的东西。 这时总部院子里一片混乱，不少人提着枪，抱着文件冲出门，却呆呆地望着天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电台的蔡威副主任冲着我嚷：“何排长，我跑了，电台怎么办？” 蔡威是福建省宁德县蕉城镇人，也是我们红4方面军中一个极难得的宝贝，所以历史应当为他写上一笔。1924年，蔡威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同济大学一边学习无线电技术一边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 蔡威和我们在一栋楼上相处好几年，一口福建话说起来仍让我们连蒙带猜。但业务上绝对是电台的顶梁柱，他不仅能装电台，修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更是他最擅长的本领。田颂尧纠集6万兵马向我们发起“3路围攻”时，蔡威破译了田部的密电，在空山坝战役中，一举歼敌13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在粉碎刘湘“6路围剿”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电报，使红4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宣达、笔架山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3年1月，担任红4方面军总部第2电台台长的蔡威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是年2月，破译敌军密码获得成功。1935年，红1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蔡威总是每天傍晚就守在电台旁，戴上耳机开始呼叫，经常是叫到第二天凌晨才能和中央红军联系上，发出电文后又收拾电台开始行军。毛泽东在延安曾说：“红4方面军电台有功劳，在我们得不到情报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时，他们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蔡威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8月，总部再次授予他特别奖。正因为蔡威的突出贡献，所以深受张国焘器重。在通江时，电台那帮人只有他和宋侃夫在生活上享受特殊优待，和我们一起吃中灶。其他的电台人员，就只能每日三餐敲着饭盅子上食堂吃大灶去。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冲着他就是火爆爆一嗓子：“想死你就不要跑！” 殊不知我这一吼惹恼了他，他果真不跑了，回到屋子里把同志们的被子抱来，一层一层地搭盖在电台上，自己则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副视死如归，与电台共存亡的样子。多亏敌机没往他头上下个蛋，让他后来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拍着胸口吹大牛：“啥叫大将风度？你们学学我，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敢说关公、赵子龙转世也做不到。”可惜这位有趣的人物仍旧没能活下来，第二年春天我们滞留西康高原时，他不幸也染上了伤寒。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璋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死时，他才29岁。 我刚跑到后院张主席住所门前，看见苟贵德、洪安清等一大帮警卫员巳经簇拥着张主席出来了。 张主席没戴军帽，神色有些慌张。 我急坏了，冲警卫员们大喊：“冯吉升，苟贵德，你们快保护张主席从后门上山，躲到林子里去。这里交给我！” 这时候，敌机巳经到了头顶上了，一共4架，声音响得吓人，不断往下丢炸弹，还在天上绕着圈圈用机关枪往下面扫射。四处爆炸声、枪声不断。镇子上好多地方巳经起了火。 张主席巳经到了后门处，又忽地扭过头来冲我焦急地喊：“小卿呢？杨岳卿到哪里去了？何福圣，你马上去找到她，一定要把她保护好！” 我突然想起，刚才我出去检查警卫时，看见杨岳卿端着装有衣服的木盆到河边去了，还和她打了招呼的。 我马上回答：“张主席，她到河边洗衣服去了，我马上去河边找她，一定把杨秘书保护好！” 冯吉升他们簇拥着张主席出去了，这时，院子里己经空无一人。敌人的炸弹丢得更凶了，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爆炸，一道道烟柱像大树一样立了起来，热浪打在脸上发烫。飞机像大乌一样在低空肆无忌惮地乱蹿，用机关枪向地面目标疯狂扫射。 我啥也顾不得了，杨岳卿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张主席交差？我冲出院门，冲向笼罩在浓烟烈火中的小街，飞踏踏地向河边跑去。 等我跑出镇子，敌机巳经飞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射击声全都没有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短暂的恶梦！天空蓝得耀眼，阳光分外灿烂，清凌凌的梭磨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可是镇子在燃烧，河滩上响着阵阵撕肝裂肺的惨叫和嚎哭。 我看见河滩上到处是受伤的人和死去的人，有红军，也有汉藏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没想反倒成了敌机驾驶员的活靶子。 我突地感到一阵心悸，立即冲下河滩，鼓着眼睛四下看，扯开嗓子大喊：“杨秘书！杨岳卿——你在哪里？” “排长，杨秘书……她死啦！”警卫员陆本奎在水边哭着向我叫道。 我赶紧冲过去，看见地上躺着两具血糊糊的尸体，女的是杨岳卿，男的是洪安清。 那一刻，我感到我的脑袋像颗地雷一样“轰”地炸开了…… “排长，我们刚刚跑出总部，张主席就叫我和洪安清到河边来找杨秘书……人倒是找到了，可他两个……都挨机枪打死了。”陆本奎说着就大哭起来。 我也难受得哭了……死人的事，天天都有，我们不怕，可死的不应该是杨岳卿，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待人又那么好。 最难受的，当然是张主席了。埋杨岳卿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张主席哭了。在杂谷脑逗留期间，张主席为杨岳卿写了很多的诗和词，后来在总部撤离杂谷脑时，他带着我们去梭磨河边与杨岳卿告别。 那一天下着小雨，警卫员们远远地站着，就只有我为张主席撑着伞。 那是一个小小的没有墓碑的黄土堆（因怕追敌掘坟毁尸）。尹中富和苟贵德还去四周采来野花，扎了一个小花圈，摆在坟头上。张主席泪水涟涟，向着坟堆深情地说道：“小卿，你安息吧，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会来杂谷脑看你的。”然后，他把他为杨岳卿写的诗词拿出来，用火柴点燃，一页一页地全烧了…… 张主席是真心喜欢杨岳卿的，杨岳卿要不死，说不定以后真地会成为张主席的夫人哩。后来在延安时，杨子烈从上海带着海威来了。我心里就常常暗地里想起杨岳卿，说实话，两人真没法比。
我在通江一共呆了将近两年时间，亲闻、亲历、亲见的事不少，但记得清楚的却不是很多。因为警卫员的工作，不像作战部队，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事，几乎就没有我们的份。 不过，有两件事，我至今还忘不了。 一是吃贡品。 1933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也就是川北苏区到处盛伟张主席是“真命天子”下凡的那一时期——通江南门外突然响起了锣鼓唢呐声，鞭炮也放得来雷翻阵仗。城中百姓听见，纷纷涌出门去看稀奇。只见这帮由二三十人组成的队伍之前，拉着一块很大的红布条，上面写着8个大字，“拥护红军，敬献贡品”，后面，两名汉子抬着一只似猪非猪，浑身雪白的小东西，那东西被绳子捆着，身上裹着一张写有“贡品”两字的黄缎，在两根长竹杆上一上一落，闪闪悠悠，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呜呜噜噜”的声音。小东西后面，则是一身穿团花绸衫，须发皆白的古稀老翁，高踞在滑竿上，嘴里叼着个黄铜水烟枪，满脸洋溢着喜气。 队伍让众百姓簇拥着，径向文庙大门口而来。 原来，这位老翁姓祝名庆笙，祖籍通江洛垭口，是前朝时候蜀中一位有名的人物，系前清特科拔贡，民国后又任过两年四川省咨议员，后因配合杨度等人鼓吹帝制，被逐出政坛，遂看破红尘，回故里深居简出，每日对着前朝皇帝灵位三拜九叩，余暇时光，便研究经史吟诗作赋，曾自费将诗集刊行于世，自娱自乐，颐养天年。 祝庆笙今日进城，是特地来向张国焘敬献贡品的。张国焘是“真命天子”这一流言传到洛垭口后，此翁比一般人更加笃信不疑。恰在此时，他的下人猎得一只竹溜，祝庆笙深知此物稀罕，自己舍不得吃，便扯旗放炮地送到通江城中，敬献给“真命天子”张国焘享用。 那天张主席正在木楼上主持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闻知此事后，担心给红军造成不良影响，没有接见祝庆笙，仅叫黄超秘书长去和他见了一面，收下了贡品，代表张国焘对他嘉奖了几句。 祝庆笙虽然未能亲睹“龙颜”，心中颇有一些遗憾，但仍然当着无数百姓的面，做出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样子，向着文庙大门恭敬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才坐上滑竿，返回洛垭口。 那似猪非猪的小东西被拴在伙房旁边的一根梧桐树下，绕着树子乱窜乱蹦。我们一帮卫士与参谋都不知这究竟是个啥东西。那一天正好省苏主席熊国炳也来总部开会，他过去是大巴山中有名的猎户，当然算得内行。散会后，他听见嘈嚷声过来一看，就笑呵呵说：“这东西叫竹溜，专吃楠竹笋子，只要它们一钻进楠竹林子，楠竹就会一片一片地发黄枯死。” 听了熊国炳的介绍，我们才知道，竹溜虽是害兽，味道却非常鲜美。大巴山自古便有“天上的斑鸠，地上的竹溜”之说法。在封建时代，它是巴山官员向朝庭进献的贡品。竹溜浑身雪白，形状如出生月余的小猪，一般重约10余斤，像眼前这个上了20斤的，就更算是奇珍中的精品了。此物不但肉极细嫩鲜美，而且是大补之物，据说只要吃上两三片，浑身便会马上发热。 熊国炳还说，竹溜这东西很不好打，它的洞打得很深，俗话说“狡兔三窟”，竹溜之刁不亚于狡兔，它们的洞口通常有五六个之多。猎竹溜必须仔细地将洞口全部找到，否则，一洞之漏便会前功尽弃。 如何烹竹溜，难坏了张主席的厨师吴国荣。吴国荣原是郑州城中大餐馆“玉楼春”的大厨师，后被岳维峻聘为私人厨师，双桥镇战役，岳维峻被俘，吴国荣也落入了红军之手。因他系非军事人员，手艺又好，就安排他专门做小灶和中灶，每月发给10块银元做工资。 吴国荣那一年巳经四十五六岁，虽然见多识广，生平却从未烹制过竹溜。为了把这道菜做好，他到通江城里的宝丰园等几家饭馆向厨师请教，后来决定分做两道菜，一是清蒸，二是红烧。 那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也被张主席留下来共享美味。我作为警卫排长，也有幸分得一杯羹。那肉，雪白晶莹，拈在筷子上闪咚闪咚的，嫩得像豆腐一般，的确是我一生中忘不掉的一道美味。 卫士们无缘口福，于是便说，别人能打竹溜，我们为何不能？缠着我要抽个时间上山去打它几只竹溜回来。我也心有此愿，便带着不当班的卫士进了一趟山。我们20来个人钻进一片遮天蔽日的楠竹林，便根据熊国炳那日的指点，小心翼翼将洞口全部找到后，便迅速用茅草和泥土把洞口封堵严实，仅留一个比较好挖的洞来挖。锄头挖洞的声音惊得竹溜在洞内四处乱窜，它一会儿奔往这个洞口，一会儿又奔往那个洞口，直到几个洞口都奔完，知道无路可逃后，不肯坐以待毙，凭着一双利爪，满嘴利齿去拼命挖掘新洞图逃。于是乎，地面地下，人和竹溜展开了速度的较量，我们的锄头飞快地直往洞的深处挖去，一直见到洞内出现新土，洞口转向，就更加兴奋地往前挖。不久，便会听见洞里“噗噗”的掘土声。这时，我们迅即丢开锄头，拿起随身携带的一根轻便木棒，站在洞口之上，木棒高举，瞄准洞口，双脚猛踏地面，地洞被震得“唰唰”地直掉土，里面的竹溜便停止打洞，转身朝洞口奔来，原想趁它刚一露头，便一闷棒打下，不料竹溜矫灵异常，木棒还未落下，它巳飞窜而去，消失在丛林之中。卫士们心痛得直跺脚，说要能开枪，它就肯定逃不掉了。辛苦一天，我们连一只竹溜也没能打着。 第二件事，就是我在通江结了婚。 这里，我得先谈谈我们这个总部警卫排。 这个排一共40个人，全都是从作战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都很能干，有的还有绝活。这40个人，实际上就是张主席的卫队。人人有坐骑，个个身挎20响的盒子枪，另配4挺捷克式轻机关枪。而张主席的贴身警卫，我们叫做内卫的，川北以及长征时期则只有4个人，除我以外，还有冯吉升，绰号“光棍儿”；尹中富，绰号“四根毛”；和绰号“幺妹子”的苟贵德。 我当时正好是新“官”上任，两月前原来的警卫排长叶南生调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红30军当团长后，我就接替了他的职务。 按照当时的实际对待，总部特务营的级别比野战部队高一级，而警卫排却没个一定之规，像叶南生，在张主席身边是个排长，一外放就当了个团长。 在扩红运动中，总政治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使人民群众懂得了“翻身变乾坤，定要靠红军”的道理，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高潮。像苍溪县王渡桂花村一个组，当时19户，75口人，参加红军的就有32人。像著名的三川区革命老妈妈孙佩兰，她动员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全家7口人参加了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失去了丈夫、儿子、媳妇和两个女儿。就在这个时候，她成立了被服厂，把自己的被盖、衣服都损献出来，在她的带动组织下，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给三川区的2000多套红军服装。苍溪一县，有3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全国解放后，幸存下来的苍溪籍老红军只有5000人，其中在1965年以前被授予军衔的苍溪籍将军，就有8位，他们是伍国仲、任荣、李明、李开湘、杨大易、吴忠、赵承丰、樊学文。 当然，扩红人数最多的还是通江。红4方面军进入川北后，置赤北、赤江、红江三个县和苦草坝、洪口两个特区。通江县城诺江镇成为了川陕苏区的“红色首都”。既然成了首都，各项工作就必须走在前面了。当时全县仅有23万人口，就有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到全国解放时，仅幸存600多人。通江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傅崇碧、何正文、陈彬、吴仕宏、张显杨、张荣森、张荣政、朱仕焕、陈福章、邓仕俊等担任过全国各大军区、省军区主要领导的将军，都是在通江出生，从通江走上革命征途的。 在这股轰轰烈烈的扩红热潮中，我的老婆熊顺芝也参加了红军。那时她还差20多天满17岁，在妇女独立团里当战士。她参加红军时，对革命还没有认识，一是图新鲜，因为自古以来通江这地盘上还从来没有女人背枪当兵的；二是找个能端饭碗的地方。自古军队大都是不要女兵的，可红军不同，专门成立了“娘子军”，大收女兵，穷山沟里的女娃娃也能像男人一样背枪吃粮，那可是从糠篼跳进了米箩里！ 其实这也是通南巴地区特殊的情况造成的，因为这地方广种鸦片，鸦片既是商品也是货币，还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小娃娃头痛发烧，用鸦片熏一熏，马上就好了。所以男人普遍抽大烟，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也差不多全是烟灰，弄到部队里来第一件事不是训练而是要花许多工夫帮他们戒烟。所以当时的“双枪兵”，不单川军里多的是，我们红军里也有，不过要少得多，算个别现像。因为参加红军必须接受强制手段戒烟，参加川军则随便抽，只要荷包头有钱。而当地的女人大都不抽烟，而且平时在生活中承担着比男人更重更苦的体力劳动，所以一进部队就比抽烟的男人还利落，也好使得多。 洪安清和张昭容结婚没多久，我也动了心，以前一上床倒头便睡，现在夜夜做梦。有事无事地常往钟鼓楼妇女独立团团部跑，朝团长曾广澜大姐身边靠。没多久就被曾大姐看出来了。要认真论条件，我也不够，不过我是张主席身边的大红人，问题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解决。 曾大姐是个热心人，对我的事更是上心，很快就让我和熊顺芝见了一次面。地点是在钟鼓楼妇女独立团团部曾大姐的寝室兼办公室里。曾大姐把我带进屋，双方简单介绍了一下，给我们倒上两杯水，冲我眨了个眼，就把我们丢在她屋里不管了。我见她长得高高挑挑，细眉秀眼的，心里乐意，她见我长得不难看，又很精神，就这样定了下来，而且认识两个多月后我们就结了婚。 更让我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是，我结婚那天，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黄超、傅钟、曾传六都到警卫排来了。这么多大首长驾到，弄得我老婆和她特意从竹峪关赶来的父母兄弟诚惶诚恐，连手脚都找不到放处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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