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相聚两章(摘自《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 作者:林子搜集


 相聚两章

  ——摘自《黑白记忆——我的青春回忆录》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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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没想到能碰到的两个人

晚上的聚会,是哈尔滨知青筹备已久的,光是白酒就搬来两箱,近卫军一样先行威风凛凛地列队站在了那里;啤酒更是大兵团作战似的,排了一排又一排,一直挤到墙角,看样子,不喝个一醉方休是不会收兵的。知青的聚会,自从知青返城之后,便成为了一种青春祭奠的仪式,无论混得好的,还是混得不好的,在过去曾经生活过的插队背景中,没有了贵贱高矮,一律找齐。所有的一去不返,所有的一言难尽,所有的无可奈何的回忆,都随后化作了聚会酒桌上的一锅东北菜:“乱炖”,炖不烂在各自的心头,即使在以后再漫长的岁月里,也是消化不干净的,然后在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在那锅老汤中接着碴儿一次次地乱炖,无限的味道,都在其中了。

在这一晚上的聚会中,我没有想到能够碰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周彦的姐姐周静,一个是袁柏林。

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见到的是周静的女儿小琳,因为去年小琳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还小,周静得在家里照顾,腾出女儿来为我们的聚会摄像。周彦为了这次重返北大荒而刚刚买的一台索尼的新款DV摄像机,没有人会用,只有小琳会用,所以,小琳来了,周静没有来成。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错过见面的机会了。第一次,是在22年前,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刚刚毕业,和作家梁晓声、诗人郭小林等人组织的北大荒回访团,回了趟北大荒,回到阔别8年的大兴岛。当时,周静还在那里的7队当老师,没有像妹妹在知青返城高潮中一样回到哈尔滨。没有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她在1973年就早早地把自己嫁给了7队当地的坐地户,一个老实可靠的康拜因手。然后,是连续两年生下了两个女儿,1974年生下老大小颖,1975年生下老二小琳。周静读中学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写作,一直是她的梦,却因为婚姻和孩子的拖累,那年已经考上了大学也没能上成。也许,正是因为文学一直蛇一样缠裹着她,在她的心里吐着信子暗暗地作祟,那年我回北大荒的消息在大兴岛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之后,她从7队跑了18里地跑到场部,希望能够见到我。她大概是想找我切磋一下写作吧,可惜我已经回2队了,阴差阳错没有见成面。

她是1984年先到呼兰,1990年才辗转回到了哈尔滨,丈夫跟着她也辗转来到哈尔滨,康拜因开不了啦,只好干临时工,一干干到现在,颠簸几个地方,干了整整20年的临时工,就像现在年轻人里的“漂一族”一样,在陌生的都市里寄人篱下,含辛茹苦,和周静一起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周静还是一直在做她的文学梦,业余时间学完了哈师大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在哈尔滨第20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回家悄悄涂鸦。去年,二女儿小琳生下双胞胎,偏偏赶上小琳的丈夫意外出了车祸,一下子无法照看孩子,周静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替女儿照看一对双胞胎。可能,这就是周静的命,当初,为了丈夫,她牺牲了读大学;如今,为了女儿,她再一次牺牲自己。

也许,是我和她的缘分不够,这一次又没办法见面了。看到长得很漂亮的小琳,我在想像着周静,我一直没有见过周静,只能在小琳的身上猜想她的模样。年轻的时候,她应该和女儿一样的漂亮吧?青春的轮回,总是以失去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呀!历史车轮的前进,往往是以弱者作为牺牲品为车轮前进的润滑油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是,她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而且,又非要嫁给一个当地的康拜因手呢?也许,这样问,本身就不公平,康拜因手怎么呢?英雄从来不问来路,爱情更是本来没有原因和对错可讲的。事过境迁之后,只有我们旁观者才这样猜测和揣摩,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判断和隔靴搔痒的安慰或关心。我只是有时会悄悄地想,一个人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爱情和婚姻以及生育,当然还有文学这样多少有些虚妄的梦,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滋润得充实美好,也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切割得痛苦零碎。一个个当年曾经伴随着泪水写下过的文字,成为了如今的一点点灰蒙蒙的尘埃,将岁月与人生一起尘埋网封起来,谁还会记起?她自己又还会对谁说起?想一想,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是可怕的,可有了梦的人生,就一定不可怕吗?就一定能够星光璀璨吗?

现在,周静还有她妹妹一样兴致勃勃的心境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一起重返北大荒,再到她的7队去看看吗?我猜不透。周彦告诉我,她姐姐活到现在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虽然回哈尔滨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却好像和城市格格不入,没有融合在一起,总还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生活在北大荒。我问文学呢?你姐姐还是那样的痴迷吗?周彦说,当然,那是她的一个梦,只是淡漠了许多。也是,再浓的茶,架不住时间的煎熬,几十年来,一壶水沏到这时候,茶也冲淡了许多。再美好的梦,哪怕灿若一天云锦,也会被风雨洗涤得颜色褪尽,薄如蝉翼,再也禁不起撕扯。北大荒,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造就了北大荒的版画和文学,阴差阳错地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家,却是以牺牲了周静这样许多人的文学梦和青春梦为代价的。虚妄而飘渺的文学,曾经成全了我们,却是害了她。


 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他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并非是过年话,虽然,这样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我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看似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对我评价,我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北大荒,那是一段我狼狈不堪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起我,但是,就是这样,在袁柏林毫不做作的言辞中,他的真诚,他的怀念,让我和他都彼此感动,让我感到那段日子并不都是轻飘飘的而有了些许的分量,让我感到被人惦记着的快乐,以及给予别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其实,我也知道,虽然他总是默默地,却一直无言地给予我许多安慰和支持,我对他说,你的友谊我一直都没有忘。其实,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毕竟并没有一直没有忘。

北大荒,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却因有袁柏林这样善良而注重感情的人存在,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啊!我再一次想起在火车上曾经想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北大荒?也许,袁柏林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最平实却也最结实的理由。历史的沉重,让往昔的天空布满一片阴霾,但是,真挚的情感,哪怕轻如一茎羽毛,却能够浮上天空,现出一点亮色,让那阴沉沉的空中透明一些。时间毁灭一切,回忆却将那已经消失的一切搭救出来。

那一晚的聚会,一直到夜色阑珊。走出餐馆,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很少,深夜里寂静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正在准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晚风中,乐器调音和麦克调试的声音,正在从远处隐隐传来,嗡嗡的,像是蜜蜂的声音,那样的轻柔和动听。我的眼睛里一阵湿润起来。

我们乘坐的车子开走了,回头看,我看见袁柏林还在餐馆门口那里站着。车子开远了,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二)


 男人之间只需家常的粗茶淡饭

很多人知道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1982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在建三江,也是如现在一样,一切安排好,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2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2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2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寒暄没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他早好心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就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的心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儿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为儿孙当马牛。

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

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去看望他时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3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3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3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3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战火中建立的友情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9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这“九大员”中,此次重返北大荒中来了我、老朱、李龙云、建国和秋子5个人)。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3个“反革命”的家里,想像毛泽东当年搞《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一样,也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撑起革命的旗帜,施展革命的抱负。

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2队最北边的一间拉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3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他就是赵温。我们2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3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李龙云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李龙云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3个“反革命”没有能够平成反,我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普度众生所需要搭救的共同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36年之久。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74年初,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秋子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们就那么站着,一直等到秋子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和秋子坐到车上,秋子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和我一清早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的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30年,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昔日重来

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

由于是22年没有回北大荒了,又一下子来了我们一共16个人,来宾馆看望我们的老人特别的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都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每一个房间内外连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欢笑声,说也说不完地诉说着。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大家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朦胧,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ay once more》。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地层的立场,这是惟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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