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三）

　（八）玉成的故事 

知青到农村，最高兴的是中小学生。村里有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知青的到来无疑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而正处在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们就是一个扒着窗口觊觎渴望的群体。

有三四个学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讲，讲什么都行，讲什么都爱听。一到麦收，我的付出就得到回报。我村地处山脚下，最大的一块地四十亩，其余都在二十亩以下，最小块的只有几分。大部分是坡地，也是一层层的梯田，只不过坡度比较缓，就没有像龙脊梯田那样壮观。每到麦子熟了，一层层麦浪翻滚，金光闪闪，也有点诗情画意。

按说这样的地割麦子是不算累的，因为还没来得及腰疼，就已经到头了。就这样我也不中，开始割还行，割着割着就被别人甩在后面，越着急越赶不上，有时弄不好还割了手。一般就在这时，几个学生就赶到了，他们割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你一把，他一把，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老实说，有这些学生，我少受了许多苦。

学生里和我最好的是玉成。他不仅在劳动上是我的坚强后盾，而且在生活中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曾经拿家里的鸡蛋煮给我吃；那时我学会了吸烟，又没有钱买，他就拿他爸的烟叶装满一个小布口袋给我拿来，抽完了，再装；还有一次，我腹泻，他把我带到他家，让他妈妈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伴了许多大蒜和熟油，他们自己是从来不舍得这样吃的。

一天，玉成给我拿来几串像葡萄一样的紫褐色小果子让我吃，我一尝，有点甜，有点酸，有点麻，还有点辣，他说这就是五味子。是一种药材，可以补肾安神。我问他从哪里得到的，他说在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野果，山杏，土梨，野葡萄，八月炸……他说找机会带我进山，他家有亲戚在山里。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1971年9月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虽说只有50里地，但是不自由了，只回去了一次看他们，心里一直很歉疚。1973年，我到了电影放映队，借放电影之机回去呆了一天，但是没见到玉成，听说他当了队长，去公社办事了。后来，因为我一直下乡到处去放电影，也失去很多见面的机会。

1975年，我调到文化馆。冬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玉成来了。他已经是大队支部委员了。他跟我说：他当队长以后，做了几个大动作：1、扔了百十亩烂地，社员谁愿意要谁要，种了收了归自己；2、让二掌柜当酱油厂厂长，专门做酱油卖，3、有些活儿包工分包时间，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节约时间归自己。按说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事，我说，你这样干，公社大队让吗？他说，我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今年麦子分了二百三十斤，预计分红能达到四毛五六，这次开会，我是模范队长，全县表彰。他脸上不无得意，我也为他高兴。他来还给我带来一桶酱油和一麻袋土豆。

大概是79年，玉成到县城看病来了，住在我那里十几天。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不清楚。就是睡不着觉，脑袋疼。我问他怎么搞的，他也不说。我看了看医生给他开的药，有“安定”，“谷维素”“维生素B1”等药片，我说管事不？不行看看中医，调理一下。那时县医院有个北医大毕业的何医生，跟我们很熟，就找她看了一下。何医生说，没大事，操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后来我看何医生开的药里，就有“五味子”。我说，这是让你安神呢，队里的事不行就别管了。他说我已经辞了，今年分红掉下来了，一个工合四毛一。我说可以啊，不少了。他说，我定的是五毛，没达到，有一干人弄我呢。我说，你听我话，不干是对的，管他四毛五毛，挣来钱大伙分，挣不来，你自己挨骂。何苦呢！

他走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何医生跟我说，他有些抑郁症和精神官能症，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我调回河北之前，碰上大队书记来县城，我向他了解玉成的情况。书记说：这娃太刚。农村的事像个臭皮囊，不能认真，就是你来我往地对付。他搞那一套我都知道，我不管他，有人嫉妒，也有人受不了，就弄他。娃又实心眼，想不开，现在送洛阳看病去了。我说，我马上就调走了，你告诉我洛阳什么医院？书记摆摆手，说，“你不去了，”他压低了声音，“神经病院。”

2004年，我回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一打听他不在我村里住了，迁到后村二队了。我见了他，他认不出我了，也许我太沧桑了。我告诉他以后，他拉住我的手，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东家西家的转。他说，从洛阳回来之后，他就迁到这里，大队推选他当了副支书，没球事，是个闲差，他也不操心。现在种些果树，烟叶，胡球弄着些，也可以。

我想玉成这人也太实在了，别人当队长，即使捞不着什么好处，起码落一个轻闲自在不干活，可他却……。我说，记得咱们当年还要进山去弄五味子吗？他笑了。叹了一口气，老了，别说你，我都很多年没有进山了。不过，五味子可没少吃，哪副药里都有。

唉，五味子，五味子，人生就是五味子，酸甜苦辣咸要体验一辈子。

 

　（九）玉玺的故事

1970年春，因为队长不借巷锁家粮食，我跟队长干了一场，虽然后来算是赢了，心里也很烦闷，就经常不去上工，猫在窑洞里画画。这个时候，认识了玉玺。玉玺是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在我县的曹河钢铁厂。那年夏天，他到我公社招工，从公社秘书那里知道了我，就找上门来。

我这人是很不懂接人待物的，现在想来， 就是不太懂事。那时，我正在画一张李铁梅的剧照，“仇恨入心要发芽”那张。玉玺进门的时候，我知道进来人了，但是既没有招呼人家，也没有给人家让座，连看都没看，还在不停地画。玉玺见我没有停下来，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

过了一会儿，我画够了，一回头，才发现不认识。这个人文文静静，长得很秀气，个子不高，脸色白里透红，像个姑娘。我很歉意的请他坐。他做了自我介绍和来意，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大救星来了！那时，我真是在村里干够了，甚至在公社，看见拖拉机站里满身油污的工人我都羡慕不已，心想：我要是能在这里上班该多好啊！常常站在那大门口发上半天呆。

我俩就很快聊起来，他就是玉玺，一个很高贵的名字。不过人极为和善，说话和风细雨，真的像个姑娘。记得我俩就那张画聊起了样板戏，我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他喜欢旦角，唱了一段“爹爹留下无价宝”。唱完了又唱别的，足足过了一把戏瘾，非常高兴的一个下午，正事没说。

第二天，他又来了，说，你跟我走吧，到钢铁厂当工人去。真的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他非常肯定，这事我就说了算。我喜不自禁，天啊，我终于离开这个穷山沟啦！他说，你现在跟我去公社，我要看一下你的档案。我俩就一路春风跑到公社，找到梁秘书取出我的档案。

那年月，档案这东西，领导可以看，招工的可以看，你自己不能看。我就老老实实躲在一边，看着玉玺撕开那牛皮纸袋的封口，从里面掏出几张表。谁知，玉玺拿着一张纸，看着看着，眉头就皱起来了。一会儿，他把几张表装回去，交给梁秘书，拉着我来到院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玉玺脸色很难看，沉重地说，你去不成了。我说，怎么了？“你档案里有一个海外关系，政审是通不过的。”我一下子懵了，仿佛从天上突然掉进深渊，那时的脸色有多难看是可以想象的。

好一阵脑子空白。我极力回忆着那东西是怎样进来我的档案，我想不出来。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叔叔在台湾，但是我没见过他，也不会在任何表格里填写，我还没有傻到这种地步------尽管我自认为对党和毛主席很忠诚。我俩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阵，他说，回吧，好在这事谁也不知道，你们大队，小队都不知道，你回去就像往常一样，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以后再找机会。见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跟我回家玩几天吧，我家在黄河边，可美了。我木然地点了点头。他家在县西边长乐公社，我跟他坐车到了县城，买了一些糕点，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还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他家。

他家真的很美，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村人，爸爸是生产队长，他有个弟弟，和我同年生的，比我大几个月。我还见到他的未婚妻，在公社当妇联主任。他们全家都对我十分热情。他家院子里有许多花草，还有很大一个竹子搭的架子，上面缠绕着很多藤藤蔓蔓，长长的结了许多瓜，还有豆角。他领着我在村里转，村子里很多房子，很多树，枝繁叶茂的，还有许多竹林，感觉很像江南。往南走不多远就是黄河，因为是库区，这里的水不黄，而是清亮清亮的，水面很大，碧波荡漾。玉玺指着对面的黄土坡，说，那里就是三门峡，我们这里是渡口，有摆渡可以过河的。站在宽阔的黄河边上，望着远方的水天一色，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我在玉玺家住了五天，最后我从他们村的渡口去了三门峡，在三门峡玩了一圈又从茅津渡口过河经县城回到生产队。从那以后，我和玉玺就一直通信，后来，他每个月给我寄五块钱，说是买邮票信纸信封的，一共寄了四个月，来信说，他马上要结婚，不再给我寄钱了。遗憾的是，他家太远了，我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1971年9月，我到县农机厂上班，他也从钢铁厂调到工业局，后又去了化肥厂。那时我们就经常见面了，我要还他钱，他坚决不要，他说我是给你的，不是借。1981年，我调回河北，他专程送我到运城。我到河北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化肥厂的效益不太好，他准备停薪留职搞长途贩运去。从那再没了消息。

2004年春节后，我回县里看他，他已经退休回了长乐老家。因为是冬天，当我开车到了他村里时，感觉很是冷清，树叶已经落光，枝条光秃秃的，天气阴沉，村里见不到人。我好不容易问到他家，我在路口锁车，爱人去敲门。敲了半天，才出来胖胖的一个妇女，一会儿，搀出一个瘦瘦的人，只见他一个劲摆手，我爱人喊：“他说不认识你！”我远远看去，就是他，玉玺，我思念多年的朋友。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就是，就是……”

跑到门口，那妇女一眼便认出了我，“你就是那年到这里玩的知识青年吧？”我说，“是啊，我是从河北来专门看望玉玺的啊！”这妇女就是玉玺的老伴，我的大嫂，当年的妇联主任。玉玺痴痴地望着我，嘴角流着口水。我一惊，他是怎么了？大嫂说：“唉，他脑溢血，险些没死，现在好多了，还能动了。”

进了屋，我拉着玉玺的手，问，“你真的不认得我了？我是XX啊！”他看着我，好像在想。大嫂说，“你忘了那一年，你带着他到咱家来玩，他后来去了文化馆，你俩唱戏，唱样板戏，你不是老说吗？”忽然，他想起来了，一下子抱住我，趴在我身上：“哇，哇----”地放声大哭，我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万万没想到当年英姿勃发的玉玺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两个都没想到。

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点钱，他们坚决推辞。大嫂说，不缺钱，三个娃都上班，他还有退休金。我说留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离着远，下一回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见。

回到县城宾馆，见了县里的几个好朋友，当他们得知我去长乐看玉玺的时候，都责怪我，“你怎么不早说？早说，咱们一起去啊！”然后大家就说起玉玺。有人感叹：这个人啊……对人好，对人实在，乐于助人，没有一点点坏心眼，钱也赚了，但是没有染上一点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有人插嘴，别说嫖，谁见过他跟哪个妇女嬉皮笑脸过？谁见过她跟哪个妇女开过玩笑？没有，没有。又有人说起当年一起倒腾苹果，车过广东的时候，遭遇强买强卖，只有玉玺跟那些人讲理，因为这货都是订了合同的，不能卖给他们。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屈服了，那些人不讲理，把玉玺打了……同去的四个人都很惭愧，因为他们中间玉玺是最文静，个子最小的……

记得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玉玺就是这样的人：是正人君子，也是大丈夫。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感到幸运。祝他早日康复！

 

　（十）裴老师的故事

我在乡下放电影时，认识了部关公社中学的裴老师。裴老师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很清瘦，待人十分和善。一般到了公社，放电影经常在学校的操场，所以我们就吃住在学校，那里有教师食堂，有接待客房，比较干净，也比较方便。晚上，放完电影，还可以和老师聊聊天。

那天晚上，裴老师、我师傅和我三人聊天，裴老师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那是68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公社门口的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打倒X主席”，用白粉笔写的，大概写了五六条。这一下不得了，公社武装部立刻报告县里，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县公安局都来人，把个小小的公社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还有许多人看热闹。

记得，那是刚过春节不久，刚开学，我是班主任，正在收同学们的寒假作业。第二天中午，我刚打饭进办公室，饭还没吃，有人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我把饭放在办公桌上，来到校长办公的房间。一进门，看见有两个穿蓝衣服的民警在和校长说什么。校长见我进来，脸色很严肃，招手说，你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我走到校长的办公桌前，才看见桌子上有五张照片，就是拍的那反动标语。我定睛一看，天啊，那不是我写的字吗？五条标语都是我的板书笔体，惟妙惟肖，难辨真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当时我的脸色非常难看，非常尴尬，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两个警察上来，把冰冷的手铐铐在我手腕上的时候，我才大叫了一声，“这不是我写的！你们搞错了！”

我害怕极了。我家里成分比较高。土改时定的上中农，谁知后来搞了一个“民主补课”，我家又补了一个富农。家里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在学校里说话都不敢大声，文革时虽然没有被抄家，我老父亲也开了好几次会，站在前头挨训。本来我中师毕业后，因为成绩好，县中学要我的，就因为成分，被分到公社中学。而且我的工资应该一年后上调一级，也因为这，没有动。我连问都不敢问。

在县看守所，我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一定是有人模仿了我的笔体！可那是谁呢？我没得罪任何人啊，甚至对每一个学生，我都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我这个样子，哪里有什么脾气啊！我想不起谁和我过不去。我哭了。我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谁这样害我啊！

但是，审问时，我坚决不承认。在任何笔录上我都不签字，我无罪，我是被陷害的，是有人在害我。可是，人家说，是省里的专家鉴定的啊，百分之百就是你的笔迹，你不承认不行啊。你说有人陷害你，你说是谁？谁和你有仇？------我却真的说不出来是谁。

很快就结案了，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刻的阶级仇恨，妄想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的富农子弟。我欲哭无泪。学校里，老师校长学生，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标语是我写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替我说一句话。

那时，写反动标语最重是要判死刑的，但是要省里批。县里就一层层往上报，我就在看守所里等，那日子难熬啊。生活上就不要说了，死硬的玉米面窝窝头，一顿饭两个，几片咸菜，稀粥几乎就是蒸锅水，那时拉的屎，一点臭味没有，一点粘性没有，干了，风一吹就飞了，地上都没有痕迹。

我始终没有承认，虽然没有拷打我，但是，推推搡搡，体罚，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你说怪不怪，真让我睡，我睡不着；审我熬我，逼我，我又睏得不行。唉，可是受挣了。但是不承认，也定罪，证据确凿啊，我又百口莫辩。

就在省里批下来的当天，看守就透给我了，说，裴老师，阴曹地府又多了一个冤死鬼。我知道，我死期到了，原来听戏唱《窦娥冤》，现在我成了窦娥。我跟审我的领导说过，你们判我死刑吧，我不想活了，但是我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们要给我平反。那时我结婚两年多，还有个女孩。妻子来看我几次，哭得像个泪人，可是束手无策，她家里也是富农成分。

我劝她也劝自己，黄泉路上屈死鬼多了。反正人总得死，不就是早死几天吗？想开了，我反而能睡着觉了。等了几天，我都等急了，不知怎么竟没了消息。谁知过了半个多月，竟然把我放了，说是逮住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公安局领导跟我宣布这个决定时，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上，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打着吊针。媳妇和孩子守着我，还有学校里一个老师。他们跟我说，就在准备枪毙我的时候，在李家沟水库工地上又出现了反动标语，字迹跟我的一模一样。公安局一个领导决定暂时停止对我的行刑，抓紧时间破案。很快逮住了写反标的人，原来是我的一个学生，叫杨幸福。

我极力回忆着杨幸福的样子，终于想起来了，前年毕业的，太普通的一个学生了。从来不说话，个子矮矮的，一说话就脸红。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他为什么要害我呢？我实在想不通。

开公审大会那天，我挤到舞台前，想仔细看看杨幸福。我看见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剃一个光头，特别瘦，他看见我，露出一丝笑容。他轻轻地说：“裴老师，对不起。”声音特别小，我没听见，我是根据口型推测出来的。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知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自己。

我们都没有说话，屋子里静悄悄的。裴老师停止了讲述，静静地看着地面，此时的空气仿佛凝结了。半天，我师傅说，那娃枪毙了？裴老师说：枪毙了。我说，多大？十八岁。我师傅掐着手指算，过了一会儿，对我说，跟你一般的。如果活着，今年二十四。

 

　关于往事回忆的十个故事

从2004年到2008年，我连续四年回到我插队的地方，见了许多当年的朋友。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交谈，我发现，他们生存的环境虽然比四十年前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们仍然贫困，特别是，他们的思想，至今还被控制在一种无形的桎梏之下。

四十年，应该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从创业到成功，开始走向辉煌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完整过程。但是这四十年的变化几乎让人感觉时光停滞，或者极其缓慢的移动，与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比，近乎一潭死水。甚至与我生活在的渤海湾的小城市相比，也有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

十个故事，除了“绒草的故事”是我听来的，其余九个都是我的亲历，而且有好几个人是我最近几年回去接触过的。他们的精神面貌依旧，思想变化不大，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

我和另外一个同样是富农成分，同样当过老师的马老师到裴老师家坐，谈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的荒唐，谈起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他们对我的言谈感到十分惊讶，马老师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裴老师居然不敢说话，而且不时地向门外张望，似乎觉得在家里说话都没有安全感，可见当年的红色恐怖对他们的伤害之深，而这两位老师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他们还很健康，但是七十岁的老人毕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蓦然回首，你却发现，恐惧伴随了他们的一生，作为不得“乱说乱动”的后代，两位老人一生都没有做过一点对不住人的事，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大声说话过。难道他们就没有与生俱来的人的基本权利吗？

两位老师的后代都很争气，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现在混得都不错。这多少在精神上给了他们一点点补偿。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希望历史不会重演，但它的前提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才能让我们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每个人都能大声地表达，每个人都不再恐惧，每个人都不再木然，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由衷的笑容……

《往事回忆》暂告一段落，但是，为了“不忘记”，为了“新环境”，我希望大家一起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