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要说可怜，我总认为是父亲那一代人。

我父亲出生日，有两个巧合：出生的年份恰好是中共成立的年份，要是做秀的话，便可以称为“党的同龄人了”；而日期又是“二七”大罢工的日子。于是我记事以后，每年父亲过生日都有一个很隆重的纪念仪式，只不过那不是为了他。

父亲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他是六兄弟里的老满。一说到我的故乡，父亲就会神采飞扬，很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意味和自信。但当他好几次说到他吃奶吃到七岁时，我都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据父亲说，他的几个哥哥都读不进书，只有他能上完中学。我开始是不信的，教科书上都说，旧社会贫下中农连饭都吃不饱，给地主做牛做马，能上中学吗？问起来他就是一副尴尬的样子，欲说还休地称我们老家很富。可书上说我们老家河南，当年水、旱、黄、汤灾祸连连；就是新社会，我看到的乞丐，一多半都是河南人。老实说，有一阵我甚至怀疑，爷爷是否漏网地主，要不然我爹怎么能上中学。可是我的两个堂兄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四伯父还在部队里当过团长，似乎又不可能。直到我下乡插队回了原籍，才知道父亲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家在解放前确实“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全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村里的老辈人都说：那时读书并不是难事，就是没人愿意读。书上不长粮食。全村就你爹一个能读书，就他上了中学，在张广中学念书。那年跟他老师跑了，你爷爷奶奶急得不能行！

父亲告诉我，他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开始时，领着他们五个同学，跑到武汉投奔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谁知到了武汉那个办事处已经撤走了，只剩国民党还在坚守武汉。第二天，他们那位老师也不见了，于是五个人各自谋碗饭吃，父亲就在武汉国民党市党部的难民救济所谋到一份登记难民的差事，混得碗饭吃。直到日军进入武汉，这个救济所才最后一批逃出来，也散伙了。父亲还说，他们逃离武汉时，蒋介石夫妇还在汉口，直到日军打进武汉时才坐飞机撤离。这使我燃起强烈的好奇欲，关心起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来。那时父亲只不过17岁。

父亲说到那一段往事，最常说的是一个烧饼吃了五天的故事。他随着逃难大军南下，日本兵在身后追着，身边没钱，只有一个烧饼。饿极了就咬两口，不敢多咬，因为第二天不知道吃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五天。一直走到桂林，费尽周折才在铁路上谋到一份差事，从此就一直在铁路上。但逃难的经历一直延续到贵州边境。

 就在这个大山深处，父亲随着铁路上的机构度过整个抗日战争。因为父亲有文化，所以从干粗活的工人变成了会计。后来结识了从满洲里一直逃到这里的我的母亲。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在这里结婚，再以后，我也就在这处大山中来到了人世。父亲始终在修铁路，我们的家也到处迁移。直到铁路局成立，我家也就安定下来。而父亲依旧转战在新建铁路的建设工地上，只有每个月他要到铁路局送报表，能与我们相聚两三天。

 我记忆中父亲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戴着“抗美援朝预备队”符号的样子，确实是很“雄赳赳，气昂昂”的。但他终于没有去成朝鲜，这成了他的遗憾。他的另一个遗憾，就是没当上科长，最终绝望时也只是副科长。他的第三个遗憾，该是没有入党。我知道他写了无数申请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是“党的宣传员”，也就是培养对象。但始终因为在武汉的那一阵找不到证明人，也就不断在党的大家庭门口徘徊。特别是，随着历次运动的升级，他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救济所的职务被说成“书记员”，后来竟有人怀疑是“书记”，到“四清”时就成了“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而在武汉那一段全部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升得够快的了。

 父亲因此面临着“历史反革命”的结局。父亲的上司王处长，解放前就与父亲同事，但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亮明身份，成了处长。他始终要求外调人员查清楚。结果，1963年终于在兰州找到了父亲的同学，通过他，又找到了另一位同学，证明那只不过是抄写匠，国民党时代可以叫做“书记员”，但父亲只是临时工而已，根本不在编制。所以连“书记员”也算不上。父亲又逃过一劫。其实，谁都能想见，一个农村出来的17岁少年，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官运”。但那个年代就是如此有“敌情观念”。那位王处长是父亲的至交，如果不是他帮着，父亲说，日子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这一段历史还影响到我，若不是一个偶然的见面，我也许将终身遗憾。

 那时我在学校就红得发紫，地地道道的“圣人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校团委干部、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当我们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说我父亲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要我与他划清界限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在组织一边。一下子就觉得他面目狰狞了。可我又没办法满足书记的要求，揭发不出他究竟有什么反动的言行。于是只能搜肠刮肚地揭发一点不那么进步的言论。团委书记很不满意，那么大的一个国民党官员，怎么没有一点反动言论？作为一个团干部，就没有最起码的觉悟？我第一次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而且，那时正是阶级路线空前强调的时候，上一届学长高考刚揭晓不久，所有的家长有历史问题的学长们，除一位原我校学生会主席，曾不止一次在团委会上批判过她的右派父亲的，被武汉水电学院农田水利专业录取之外，全部落榜。而且都被送去下乡了。这些学长们我太熟悉，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有几位还是本校的尖子。他们会不会成为我的榜样？于是我面临着生平第一次苦恼。

 恰在此时，我父亲从北方出差回来，到我们学校所在地下车，叫我到铁路食堂去吃午饭。他每次上局里来，都是这样做的，买上一份出差人员可以不凭票买的晕菜，看着我吃，自己则吃那五分钱素菜。流露出的满意神情，似乎比自己吃还要香。这回我却不想去了，生怕惹来什么麻烦。请示后团委书记却叫我去，说是要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上不必分开。进了那食堂，父亲就站起来招呼我，依旧是那慈祥的笑容，和满怀希望的眼神。他已经买好饭菜在等我了。我觉得很尴尬，慈父？历史反革命？

 坐定之后吃饭，父亲发现我的神情不对，问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就干脆问他，究竟在国民党里干了些什么？没想到这回论到他神情不对了。他把武汉市的事跟我讲了，然后说，两年以前单位就告诉他，证明人已经找到，那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怎么你们学校会这样？接着说下午去我们学校，找领导说这事。我觉得不妥，因为书记已交代我不要跟他直说这事的。我建议他去找王处长，由组织上出面好一些。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是那个揭发父亲的人给校党总支写了封信，党总支书记就转给团委书记，他才找我的。父亲说，王处长当着父亲的面，在电话里把我校党总支书记骂了一顿，责怪他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就乱搞，只需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并要求查清那个写信的人，一定要处分。而校总支书记则推说，并没有叫团委书记怎么样，只是他自己小题大做的。

 这件事给我太深的印象，那时说的“八分钱，管半年”的厉害，我竟然早早尝到了。我想，假如当时父亲没有及时出差归来，或者不论什么理由再拖上一阵，我会不会给父亲泼脏水呢？或许我从此变成一个邪恶小人，连父亲也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并非易事。而那个写信人的理由，居然只是我父亲长期不提拔、不调走，于是他也接不了这个位置而已。他被处分的后果之一，便是文革时，他狠狠地把我父亲打了一顿，算是出了口鸟气，这是后话。

 儿时的印象，父亲是慈祥的。我长这么大，只挨他打过一次，用尺子打手掌三下。原因是我偷吃了邻居家的饼干。那是1960年，这件事在父亲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没想到在他不久于人世之时，竟然会回忆起这件事，说：“我不该打你的。我没办法买饼干给你吃，应该是我的错。”我当时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年代，有几个父亲能给孩子买饼干吃呢？即使是我偷了饼干的那个邻居，也不过是去北京开会，与会人员可以买一盒“香草饼干”，带回来后撕开蜡纸，给他的孩子吃。我乞求他的孩子给我吃一点，他不肯。于是乘着他母亲在厨房的工夫，进他家偷了两片。愚不可及的是，我竟然跑到他面前炫耀：你不给我也有！于是他哭着告诉他妈，那妇人进家一数，少了两片。我就被人赃俱获成了偷儿了。

 父亲那执着的“望子成龙”心态，我有太多的体会。那时他是单位的总会计，工资相对而言还算高的。只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一分配就少了。因为他的单位专修铁路，父亲也就常年在外吃食堂。他单位上的同事，几乎都知道，我父亲总是吃五分钱的菜，而且烟、酒、茶都不沾。父亲的徒弟和好朋友陈叔叔就对我说：“你爸爸就像香港片《荣华梦》里的那个人，要是你们不争气，那就太对不起他了。”确实，每次听说父亲回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高兴得如同过节，因为总有好吃的，尽管很少。

 父亲没有在文革以前的运动中倒过霉，因为他极谨慎，但也从不整别人。我就听过他的处长批评过他，说他在运动中不够积极，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1957年反右，原来教我们图画课的刘老师成了右派，我和几个孩子曾跟在他身后辱骂他，他回过头来说：“你们还小，长大了就会知道的。”当时不理解这句话，回家问父亲，他正色警告我：“以后不许这样，欺负弱者是可耻的。”并不许我再提这件事。

 但他也并非平安无事。听到过他说起好几个他的熟人、同事，只因在国民党里有职务，“肃反、镇反”时被枪毙、判刑了，脸上仍有惊弓之鸟的余悸。“三反五反”时他在外地查别人的帐，有其他人来我家查他。原因只是我小时候曾经戴过一副金镯子，那是姥爷回青岛时留给我的。母亲解释了许久，还有左邻右舍证明，加上那位王处长本人也知道这回事，遂作罢。母亲气愤地说：“妈的，旧社会哪家没有点金子？这不是故意的才怪！”她要父亲去找领导说明白，用秋菊的话说就是“讨个说法”。父亲劝她算了。

 母亲还说过一件往事：解放前夕，一连好几个月没发工资。好不容易上边弄到一批光洋补发工资。原来工资只是由监工领取再发给工人的，父亲听说有的监工把值钱的光洋换成不值钱的金圆券，于是决定亲自发给工人。等都领完了，已过了吃饭时间。母亲把饭送过去，父亲还在算账。这时一个监工来了，他走到父亲身后，忽然拿出一个铁锤，举起来就砸向父亲的后脑，母亲情急之中抓起一个算盘，挡住了铁锤。算盘碎了，父亲的命也保住了。那个监工为了换这批光洋，弄来一大堆金圆券，没想到父亲此举坏了他的事不说，金圆券又贬值了，他反而欠了债。恼羞成怒干出这事来。听到母亲呼救后来了许多人，大家把那监工送去警察局，他骂我父亲吃饱了撑的，父亲则要他将心比心，害别人的事是做不得的。

 1958年“放卫星”，报纸上登载了广西鹿寨县日产钢铁20万吨。父亲看着报纸就忍不住说：“不可能。”旁边的人问为什么？父亲给他们算了20万吨钢铁，至少要用40万吨铁矿石；至少同样多的煤。而这些当地都不产。用火车运的话，至少要每天250列车皮。而那个火车站连5列车都接不了。没想到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攻击党报造谣。当时还是王处长给大事化小的，因为他很欣赏父亲的工作能力。不过他也明说：“不能入党是不可能当科长的。”于是我父亲的级别与工资，都是从1956年到1991年去世都没变。原本1979年调资是该变的，只因他为了解决我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就是我排行老大，又招工无门。）1978年办了病退，让我顶职，也就没戏了。

 没想到一生都谨小慎微的父亲，却养了个极不安分守己的儿子。我记得他是不怎么看书的，家中除了他的会计业务书之外，只有《毛选》。原来有三卷，后来又出了第四卷。父亲和其他人一样，积极订购。但买回来之后，我就没见他翻过。倒是我还读得多，至今仍记得那书皮是土黄色的，上边有毛泽东的侧面浮雕头像。我只是读它的注释，查着字典读，全都读完了，甚至不止一遍。到小学五年级，我当了铁路局图书馆的业余借书员，如饥似渴地看小说，父亲说我：“不务正业，尽看些杂书。”但我并不能自拔，他也没有深究。这个业余借书员我便一直当到高中毕业。现在回想，这个差事确实令我终身受益。

 1965年秋冬，我们上高三时，整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我本来就是热中于哲学、社会科学学习的，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那些“青年人要打倒老年人”、“考试的方法把学生当敌人对待”等最高指示，极为对我的胃口。很快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1966年的三月份，我和另一位同学便高举义旗，在校内“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比“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要早。结果铁路局就派了工作组，以“四清”名义搞运动了。到文革正式开始，便成了“‘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由科级换成处级，后来工作组被撤，我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聊以自慰的是，我不许斗争老师，反而为工作组整的四位教师平反；也不搞“破四旧”。没几天，人们忽然发现我父亲是会计而不是工人，因此我也不是“红五类”，而是“灰五类”，于是算“右派翻天”，入了另册。

 这段时间，父亲的信特别多，告诫我千万不要乱说话，历次运动都是乱说话的挨整。一旦挨上，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并不理会。直到新成立的“红五类”革筹发现，没搞“破四旧”是个原则问题，斗争大方向冲着我来了，连我的被褥、盆、桶都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扔掉，我就爬火车回家。父亲忧心忡忡，仔细问了我在校的情况，要我回学校向组织上承认错误。我不干，坚持要到北京去。那时铁路职工都有因私免票的，于是父亲帮我开了一张到北京的免票，拿了十块钱，跑了。那是66年9月初。

 直到国庆检阅之后，靠着在东单体育场交换的回程车票，我跑了青岛、南京、上海、广州、长沙，当然没拉下韶山。再回校领导同学们推翻了“红五类”组成的“校革筹”，煽动全校师生都去串联，并介绍串联的亲身经验，学校就空了。父亲始终忧心忡忡，担心迟早我会出事。不断托人带话，叫我退出运动。直到1967年我已成了全市的核心人物，中央也一再表态支持，周总理也表扬说：“矛头向上，很有劲。”他才将信将疑地给予支持。

 1968年7月，恰好我的“二十一大寿”那一天，周恩来领着当时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只差毛、林两位没到场，在人民大会堂宣告了我们这一派的“政治死刑”。针对我的指控有三条：首先是那篇被全国批判的文章；接着有人控告我给自己的狗取名叫“黄永胜”。这是真的。那时我们得了一只小黄狗，正商量取名时恰好宣布那位上将荣任总参谋长，于是大伙就这样给狗取名了。我没有推脱责任。当时台上那位上将先生脸都绿了；再接着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康生立即表态：“看看你们都是些什么人！”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而周总理说我“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也就是这次说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那位揭发人竟然是我从小就玩在一起的“大哥”！他父亲解放初期是我父亲管辖之下的普通工人，病故之后，我父亲为他们孤儿寡母争取到抚恤金，有了生活保障。而当他考不上高中时，又竭力为他找到工作。他那位善良的母亲常到我家，念叨着我父亲的恩德。而我母亲也常到他家，看望那位既没文化、又无工作的小老太婆，不时搞些小恩小惠。没想到这时居然是他在关键时刻造一个谣来为我“雪上加霜”。尽管我很清楚这决不会是他自己的创意，（后来他母亲也向我母亲解释了这一点，恳求原谅。）但我至今也不理他。因为他的“揭发”印入了传达的文件，我父亲被批斗时就成了“中央定性”的“历史反革命”，不知多挨了多少拳脚。而他也借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直至被“处遗”。

 转眼到了1968年冬天，我从北京的监狱里押回省会批斗。那天在好几万人的批斗会上，我挂着大铁牌跪在主席台前，忽然发现父亲也挂着牌子站在台下陪斗。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知道，父亲不是当权派，也没参加组织活动，要不是因为我，父亲是决不会遭此厄运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老爸，实在是对不起了。”批斗大会结束后，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父亲，寝食不安。第二天我被转到另一个城市批斗时，完全在想着父亲的往事和现在的处境，禁不住泪流不止。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痛哭，以至于批斗大会都失去了预定的“火药味”。专案组只得把我弄下台来，我依旧说不出话，只是哭。没想到后来专案组竟然把这作为他们的政绩，把这件事说成是“批斗大会狠狠地触及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灵魂”的范例。

 1969年9月，我终于被“宽大处理”。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老爸道歉。他笑一笑，很宽容地说：“已经过去了，你也没办法的。”这时我才知道，他也被批斗了许多次，还挨打得不轻。现在已经被放到养路工区砸洋镐去了。从来都是父亲连累儿女，这次倒过来，是我连累了父亲。但他毫不见怪，就连母亲有时责怪我，他还要帮着我，叫母亲不要乱说。然后张罗着我回原籍插队所必须的物件，尽其所能，毫不吝惜。

 1970年10月，我又被抓回来关在父亲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对“五一六”的清查。这一关就是四年。我的身体虚弱得无以复加。其实林彪事件之后不久，所谓“五一六”的假案便结束了，只是因为专案组还需要体面地下台，多关了我两年。1973年春节前，后来调进专案组外围工作的我家的邻居要回家过年，专案组叫我写一封信回家，还让带一些东西回来。我写好以后，那位姓王的副组长说：“这是党对你的关怀，你看，组织上想得多周到。连你没有想到的事也帮你想到了。”我一听此语，立即把信撕掉了，然后告诉他：“我不需要什么，有你们组织上的关怀就够了。”没想到春节后，专案组军人彭组长给我送来好几斤腊味，还有别的用品。告知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还有你父亲的一封信，好好看看，然后写一封回信。对了，另外还带给你二十块钱。”

 父亲的信凝着一片深情，尽管里边有“好好交代问题”之类，我很明白，那是应景甚至作为条件才写的。只有那些注意身体，来日方长之类才是真心话。关于几个弟弟、妹妹都已招工的消息，无异于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回了信，只有几行，至今记得很清楚的：“收到所捎的钱和物品，见到带来的信，想起了唐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天下最亲的还是父母，其他都是假的。”彭组长看了，一言不发。拿过一个信封，让我写上地址，就拿走了。我原以为这封信他们不会给寄的，看来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了。后来问到父亲，他说收到了，并责怪我不该在这信里说那样刺眼的话，“容易给人家抓辫子”。

 1974年春节让我回家了，但要在年三十回来。因为他们要安排另一位被关的我的同学回家，不想让我们见面。但我回家后根本不予理会，父亲自然十分担心，不时问会不会带来恶果。但见到我的身体状况，又不好说得太多。结果这个春节，父亲的心情是顾虑重重的。我一直住到年初五不说，还去找了那位同学。交流了清查的情况。当然后来也为此付出一些代价。其后，大约在四月，一切终于结束。允许我回家治病一个月，在铁路医院治疗则由专案组负担（其实是不必交钱），如果到其他医院治疗则费用自负。然后下乡。

 那时我的身体极差。伊红球细胞超过正常值许多倍；皮肤上只要画一下就会鼓起来；撒尿必须扶着墙，否则就尿不出；如果尿在痰盂里，凉了就会凝出些猪油似的漂浮物；腰椎间盘脱出，随时都可能动不了；肝功能除转氨酶正常之外，其余都是阳性。父亲急坏了，铁路医院那些老医生都是父亲的朋友，大多数医生也都是我的派友，只是查不出病因来。在十几次化验之后，化验主任金伯伯终于查出有钩虫，对症下药那伊红球就下来了。理疗加针灸，腰椎也好多了。

 父亲则千方百计找关系，想不让我下乡。甚至直接到铁路局的总专案组，乞求他们关照，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时间很快过去，专案组限定了离开的时间。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到期的前一天，我的左腿忽然疼痛起来，从腹沟处到大脚趾，一条红珊瑚似的线清清楚楚，有枝有杈，而且每天变一个走向。父亲的好友、外科陈主任找来了省里最权威的专家，也动用了那时极珍贵的日本红霉素，均无好转迹象。专案组来人送我下乡的，见此情况也没办法。最后陈主任说，看来是脉管炎。这是要锯腿的，不然会引起败血症，那就没救了。

 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政治生命已经了结，身体又马上要成为残废。这样活下去就毫无意义了。我坚决拒绝手术，宁可死了拉倒。武斗时我校的同学已经死了九位（高三级的就占七位），后来参军的一位排哑炮牺牲了，他弟弟接着在插队的地方上山砍柴摔死了。我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对于死并不在乎，到阴间也还有许多伙伴。但父亲不这么想，他苦口婆心叫我一定要看远一点，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特别是当我拒绝治疗，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医院回家之后，他更是着急，一遍一遍地劝。当时我的心情很烦躁，无论怎样冲着他发火，他也不生气。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他居然说出了“锯了腿就可以不用下乡”的话来。我对他吼道：“你胡说八道！”他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接着我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说：“我不说了。你千万不要发火，那会加重病情的。”抹去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冷静下来以后，我很后悔对父亲发火。他还有哪一点对不起我呢？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我们养大，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头脑发热，听不进他的话造成的。他受我的连累，挨打挨斗，却无怨言。为了我的工作问题，他不顾老脸，四处求人找关系，低三下四的话说尽。今天说这话也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实情。我是太过分了，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实在是毫无道理。忽然想起中学课文里那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父亲一门心思不想让我下乡，尽管首先怕的是危及我的生命，但把锯腿跟不下乡联系起来，也算是应了那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同时，他和母亲还在四出打听，寻找民间医生和验方。而我的腿开始肿了，一碰就疼得钻心。陈主任也来家中，说并没有确诊，回医院有更好的条件等。终于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带我去一个草医家里，据说她治无名肿毒、毒虫叮咬靠祖传秘方，效果很好。这老太婆住在一个破烂的棚屋里，脏乱的床底下，摆着一排瓦罐。看了我的腿以后，就调了一点药膏，放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心，贴在我的左腿腹沟处。叫不要揭掉，等它自己脱落。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天醒来，这条腿居然不疼不肿了，“红珊瑚”也消褪了许多。再过一天，就全看不见了。我试着下地，也一切正常。只是还有一点胀胀的感觉而已。

 我看到父亲那由衷的高兴。但我的出路依旧是他揪心的牵挂，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操心。这天他绞尽脑汁之后，忽然想起来，可以让老家方面帮忙。于是他就给大队书记写信，意思是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回乡下以后对大队也是个负担。希望大队找公社，出个证明，拒绝让我回去。大队书记回信说，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已经招工走完了，知青点早已不存在。他跟公社书记说了这事，张书记说，只要我们自己要求，公社方面一定给以协助。还寄了个公函草案来，让我们修改后，直接寄到公社去。由公社直接对专案组发公函，并请提供专案组的地址。父亲接到这封信，竟然高兴得唱起来：“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这才知道，父亲原来还会唱歌！

 可我更清楚，他是高兴得太早了。如此雕虫小技，是不可能得逞的。我跟那个专案组纠缠了这些年，都已经知己知彼。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一段时间，是以为我已病入膏肓，所以没来打扰，一旦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就会紧锣密鼓行动起来。早在1969年，局专案组大组长就告诉我，省革委主任有话：此人有煽动性，不宜留在本地。那时我还是“认罪态度很好”的。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我自己都认为是“顽固透顶”了，他们怎么会让我留下？在这方面，父亲只是幼儿园水平。

 果然，专案组收到公社的公函以后，马上就觉察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两位成员到我家时，我正和另一位好友在后院忙着给人家做柜子。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又锯又刨的，直到一位邻居问他们：“同志，请问你们找谁？”我才发现他们。那位王副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恢复得不错嘛！”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起回农村的事来。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那时父亲早已经被“落实政策”贬到120公里以外的铁路水泥厂当财务主任去了。他们并不怕辛苦，驱车到了父亲的单位。等父亲回家来，果然像被霜打过的柿子，无精打采。这回轮到我来安慰父亲：天无绝人之路，您已经完成了做父亲的使命。我也不是小孩子，没理由老是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等我完成这批活以后再走。谁知父亲厉声说道：“你还说了啥？都二十七岁的人了，怎么一点理智都没有？你想，他们要是告上去，会有什么后果？你惹的事还少吗？”于是我知道，那个姓王的一定告状了。

 我当时接下一批柜子的活，共十二个。每个的工钱25元，只做好了六个。我对姓王的说，等一个月，我做完了就跟你们走。他不同意，并威胁说，要强制押送我走。我笑着对他说：“那是你的权力。但我告诉你，狗急了会跳墙的。我只要还活着，总能找到你。我用一条命换你全家，咱们到阴间再斗，总可以吧？”他马上大声吼道：“你敢！”我那位伙计也是插青，他父亲原是北大毕业生，1946年参加革命，后来南下。1957年成了右派，贬到一个县里当教师。1968年被当时的县革委会骗回去“群众专政”杀害了。而且还连累到他不能招工。这时在一旁也凑热闹：“现在就干，我帮忙。”说着一斧头砍在木墩上。姓王的对另一位说：“走！”便离开了。

 我对父亲说：“不会怎么样的。告上去我就不承认，我成这样全是他害的。13个月没让我放一次风，太阳是方的还是圆的都不知道，一个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我没发疯已经万幸了！铁路局军管会俞主任来视察，我提抗议说：希特勒的集中营也给放风。俞主任责问他为什么不给放风？他说没那回事，每天都放。实际是每天一早从房间到厕所，洗漱兼倒马桶。经过不到十米的内走廊，根本不见天日。这家伙心黑得很，欺软怕硬，你不给他点厉害的，他还会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而且，我的结论是局里下过的。专案组就他们三个，那个解放军来的彭组长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你不必太担心。”

 这次，不知何故，专案组通知我父亲，考虑到我的身体需要恢复，并观察旧病会不会复发，同意两个月以后再走。我看着父亲那感激不尽的神态，不由得觉得可怜。他小小年纪离家，就在日寇的铁蹄下逃亡。兵荒马乱的年代过去，代之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运动。战乱还可以逃避，而运动却是无法逃避的。只能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他已经习惯于谨慎，自从那次有惊无险的评论鹿寨炼钢事件之后，更是如此。我从小就发现，只要他跟母亲说什么，总是要关闭门窗，低声说话的。没想到“躲鬼躲进城隍庙”，被我连累挨了斗。对组织上任何怀柔之举，都会感激不尽。根本没有任何自我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他的舔犊之情却十分浓厚，好像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把子女供养出息，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不要说吃好穿好，就连烟、酒、茶都不沾一点边。而子女们的要求，却是无条件地满足。我的一个弟弟在农村给他发电报，让寄80元钱去。他连一分钟都没耽误，马上电汇。然后才写信问他要这钱做什么。80元当时并非小数，几乎顶他一个月的工资。谁知我这老弟只是口袋没钱了而已。后来我把这老弟骂了个狗血喷头。

 两个月的限期将尽，父母亲都被他们的单位领导警告，不能让我再拖；居委会也三天两头到家，催促我做好走的准备；更要命的是，派出所不时半夜查户口，威胁说要把我当盲流人员抓走；就连铁路医院也不给挂号了。无产阶级专政那无孔不入的强大威力，我算有了深刻体会。我知道他最怕热，每天晚饭后都要在家门前的空地上摆张椅子乘凉。临行前我用剩余的木料给父亲做了一张折叠躺椅，这张躺椅他很喜欢，一直用到人生的尽头。后来每见到他很舒服地躺在上面摇蒲扇，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报答的满足感，甜丝丝的。

 回到农村后便我行我素，很少跟家里联系，也不需要家里给钱。经常突然回到家，父亲就要问长问短。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也就没说出我的活动情况。只告诉他我在自学大学课程而已，于是他很高兴，但立即又为我的弟弟们没心思学习而苦恼。我对他说，你已经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他们都已成人，又都有工作。你们为我们辛苦了大半生，现在就别管了。我还开玩笑地说：“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人人顾自己，上帝顾大家。’”他居然认真地问：“列宁真的这样说吗？好像这不太符合毛泽东思想。”

 1976年1月9日，我在家睡觉还没起床，父亲习惯听早新闻，从我为父亲制作的收音机里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一翻身跳下床，听完新闻，马上自做了一个黑袖章，戴上。父亲说：“要不是总理那句话，你可能真的完了。应该戴孝。”没想到刚到中午，许多好心的邻居，都是铁路上的科级干部，纷纷向我的父母劝说，叫我不要再惹事了，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严防阶级敌人趁机作乱，没有组织安排，严禁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父亲又心慌了，叫我取下那个黑纱来。以免惹麻烦。我不耐烦了，问他：“你活得累不累？谁还能把我怎么样？难道给周总理戴孝也有罪吗？我情愿了。”他于是也不出声了。后来我才听说，有人问他我给谁戴孝时，他回答：给他爷爷。其实我爷爷奶奶早就去世20多年了。眼看着那麻木不仁的环境，实在是憋气。9日晚上，我买票上北京，一路上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都是极其隆重的哀悼景象，火车站和看得见的汽车，差不多都挂着黑纱白花，对比我们那儿，反差太强烈了。我想，大多数人民心中有数，即使压抑着，时间也不会太长的。惟一的遗憾就是老毛干嘛没死在前面？不由得想起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1日一早到京，赶上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这年春节，我的三个弟弟、妹妹结婚。父亲只能给他们每人两百块钱。看着他们那不甚愉快的样子，特别是打电报向父亲要钱那个弟弟的老婆，明白地发牢骚嫌少。我把我的三千元存款取出来，给父亲。让他去打发这几个儿女。父亲大吃一惊，马上问我这么多钱是那里来的？我告诉他，除了做木工之外，还有就是每年从南方往北方买卖种子挣的。父亲说：“这叫投机倒把，迟早要出事。你还是到公安局自首吧！给查出来更严重的。”并坚决不接这钱。我一怒之下，给几个弟妹每人几百，揣着剩下的上火车到郑州过年去了。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怎么会生养出我这样的儿子来。

 1978年秋，父亲打定主意搞病退让我顶班。我不干，问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回来上班？到这个铁路上来，我只能当一辈子工人。这两年考大学，你也没少费力气，结果铁路局坚决不给任何手续，结果连报名也报不上。我回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在农村，我自由自在，谁也不管。挣钱并不比当工人少，没必要费那个力气。他说，那个户口在农村，总不是个好事。我说户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理他干啥？父亲又说，不解决工作问题，很难结婚。我哈哈大笑，说你太小看你儿子了，别以为没人要我，只是我不想。结了婚，生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岂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你有两个孙子，还有两个外孙，该知足了。什么时候我平反了，什么时候考虑结婚。不用你操心。他又叫我去找铁路局，哪怕是落实政策也是好的。我又拒绝了，告诉他，现在的形势明摆着，他们迟早要给我平反。我决不会去求他们的。总之谈不拢。

 但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开始办了。他原本就有血压高，加上许多原来的领导、同事官复原职，又因为顶职的是我，热心人不少。到年底前不过十来天，顶职的文件批了下来，我一听就明确宣布：不干。父亲一听，血压立即升高，而且一进医院就不让出来了，住进了观察室。我只好投降，反正看情况再说。而且我还知道，父亲是在他的科长梦就要实现时决定放弃的，再加上加工资的方案已经确定，他铁定有两级可加。做出如此牺牲，我再不领情，肯定会被口水淹死！我一同意，他的血压就下来了。接着亲自陪我回老家办手续。等我们办完全部手续，赶回县城，在县招待所发现登记有两位我们铁路局的出差人员。我料定又是搞外调的，这年平反、落实政策的特别多，我已经接待了好几批外调人员。父亲让我去找他们一下，如果确实是找我的，就告诉人家我们走了，不要让人家白跑一趟。我不肯。没想到这老先生自己悄悄去找了人家，但这一找却把他的血压又调上来了：那两位告诉我父亲，上级要给我落实政策，他们是来办我回去安排工作的。而且要赶在年底以前办完！父亲付出如此代价，结果是帮人家凑政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还得安慰他老半天。

 虽然退休以后，父亲马上就有单位回聘，聘用工资加上退休工资，远不是加两级所能比的，心理上多少有一点平衡。但没有当上科长，他不时说出些遗憾。这种遗憾没有延续多久。地方上要建一条地方铁路，希望铁路局派员或推荐离退休人员协助，父亲可算是最佳人选：从解放前开始，他一直从事新建铁路的工程财务工作。而地方上这个职位是以厅级待遇设置的。于是父亲有轿车用，出差可以坐软卧、飞机。我笑道：“没当成科长，却当上厅长了。”为的是让他愉快以利健康。但父亲并不是只计较名利的人，很快就做出了他的贡献。

 这条铁路的初步设计早就完成了。当时一个编组站按照长官意志安排了地点，重新讨论通过这个设计时，原定这个编组站的领导人已经在中央任职，而且地位显赫。于是这个设计就无人说三道四，准备通过。父亲感觉有问题，如果这个编组站摆在江的另一边，投资将减少两个亿！且更有利于将来与一条新的国铁干线衔接，那时又将省下一笔衔接工程费，估计也上亿。谁知他把想法一提出来，立即遭到省建委主任的反对。理由是：这是某某同志定的，不能改。别人也就顺水推舟附和了。

 父亲不死心，回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事关人民的血汗钱，凭什么就因为一个当官的糟蹋掉？但你应该拿出依据，据理再争。我相信省里的新领导未必就不听。于是父亲找到他的老友、铁路局总工程师、基建处处长等人，查出档案里过去的选线资料，然后父亲又根据新旧物价差、定额差等，作了个财务比较方案。当这个方案经指挥长送交省领导时，他们马上就对两三个亿的投资差发生了兴趣。最后，那个按照长官意志决定的设计被修改了，实际施工虽然有物价上涨的因素，还是比原方案少花一亿多。父亲高兴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1985年到处办服务公司，我们厂里也办了一个。我出任总经理。一年后这个没花厂里一分钱的公司从无到有，资产已达120多万。还不计厂里职工得到的实惠。但新调来的厂长要动用公司的钱，我不准。于是他派人到处调查，想找出我的问题。结果自然是白搭。但我很不开心，兼之原来说要选厂长，我的呼声最高。上边不同意。我明白了，平反是一回事，用人时相当于我还没平反。于是我要求辞职。父亲又急坏了，坚决不同意。在他眼里，铁饭碗是最神圣的，单干是最低贱的。我不理会他的反对交了辞职报告，他却托人想收回来。我没管那报告批不批，只身空手去了深圳。厂里威胁要开除我，他更是找到上一级的处长，那是他过去的部下。于是我在深圳干自己的，厂里也没任何动作。直到1987年春节，省长在团拜会上给父亲拜年，顺便问到我的情况时，他说了。得到的回答是：铁路是条河，地方是个海。以他的才干，在铁路上是屈才的，让他自己干更好。对于父亲而言，领导的话有特别的说服力，于是我就成了个体户。

 平反以后我结了婚，妻子是我妹妹的同学。儿子一出世，父亲高兴得眉开眼笑，虽然他一再想要个孙女，结果仍是光头。我们夫妻都不是每天回家，儿子就跟着爷爷奶奶。等我到了深圳，就更不能回家了。做生意不容易，反复也大。1989年春节期间，有一天从大连回家探亲的妹妹悄悄告诉我，她作为医生，知道父亲已无药救。说着就哭起来了。我大吃一惊，看上去很健康的父亲，怎么会这样？妹妹说，这次回来探亲，她带老爸作了反复检查，现已证实他得的是肾动脉硬化，而且正在恶化。她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病造成肾供血不足，会导致尿毒症，何况父亲还有好几种心血管疾病。

 这对我的打击就大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找到医学院我同学的丈夫，他是在美国进修学位并取得成就后回国的。证实了这种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的方法，就连药物缓解延续生命都没有理想的效果。不像脑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都还有药控制。这样，我只能接受现实。在我看来，生命更应该讲究质量，而非数量。乘着现在他很还健康的体魄，一定要让他出去旅游。不然病情恶化，想走也走不动了。回家以后便动员父亲和母亲一起出去旅游。父亲特别喜欢我的儿子，简直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于是我就叫儿子去动员他的爷爷。不知这小子怎么说的，他爷爷居然同意了。之后我问儿子：“你是怎样劝爷爷的？”他说：“我叫爷爷去旅游，回来给我讲故事。我要听云南、泰山、三峡的故事。爷爷就说好，回来一定给你讲。”结果，父亲果然选定了昆明---成都---重庆---三峡---武汉这样的行程。孙子的话，对他说来比什么都重要。加上我姥爷也将庆祝百岁华诞，母亲想去祝寿，于是加上转青岛过泰安的行程。

 那时我的生意刚刚转危为安，资金还是很紧张。为使他能在外舒适一些，我给了六千元钱。他拒绝了，说自己的积蓄已足够。我知道他习惯于一分钱掰两半花，就对他说：“姥姥说过：‘穷家富路，出门装阔气。’你不要总是去找那些小旅馆、小饭店，吃好一点，住好一点，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福了。再说，省那一点钱，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并不划算。钱这个东西，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花。钱要是不能花，擦屁股都打滑。退一步讲，出门不比在家里，多拿些钱防备万一，总是好的，有备无患嘛。”他这才接了。

 他和母亲飞到昆明，再经过峨眉山、成都，到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到青岛，为我姥爷祝了百岁大寿。在回程时上了泰山、拜了孔庙。这一趟旅游，使他心旷神怡，见到他神采奕奕的样子，我既高兴又伤心，想到很快他就会躺倒在病床上，直至生命结束。而我们刚刚好起来，他竟不能接受我们的报答，实在可叹。1990年除夕下午，我把公司的事处理完，想到父亲时日无多，赶紧向会计要了钱，找到一位卖五金交电的朋友，硬叫他回店撕开封条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PANASONIC 25寸立体声彩电。我要换掉那台17寸飞跃，让父亲好好地看春节联欢晚会。也许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果然，没过多久，他的不适就与日俱增。然后住进医院，尿毒症逐渐加重，尽管明知会影响心脏，也只得靠血透度日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还得瞒着他、安慰他。1990年5月8日夜里，我们领着儿子去医院，小子叫爷爷讲故事，我说：“你这么大了，爷爷又有病，还讲什么故事？”父亲却乐不可支地跟他讲昆仑关大捷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父亲那时作为铁路员工支援队的一员，亲历了昆仑关战役。讲到杜聿明的部队攻坚时，儿子问他爷爷：“那时有没有‘飞毛腿’导弹呀？”父亲笑了，正好医生推着氧气瓶进来为另一位病人输氧，他指着那氧气瓶对我儿子说：“你看，‘飞毛腿’来了。”病房里一阵欢笑。

 眼看时间已经到了11点，我叫儿子说：“爷爷要休息了，我们回家吧。”儿子说：“爷爷，打日本的故事好听，明天还给我讲。”父亲叫他明天早点来。我们走后，留在医院里是我三弟。12点半左右，三弟通知说：“老爸不行了！”我立即叫司机开车过来，赶到医院，终于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他已经因心力衰竭离开了人世。我问三弟，老爸最后说了什么？三弟说，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想死，还要给斐斐讲故事。”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怜的父亲，为儿女们操心还不够，临终仍挂记着孙子！

 父亲的丧事并没有张扬，人死如灯灭，没必要搞那么些仪式。孝敬只应该在他生前。火化式只有几十位亲朋好友，他原来的单位、同事我都没有通知。我自己做的悼词，简单地回顾了他艰难的一生和对我们的尽心抚养，忍不住伤心泪下。说到我们刚有报答你的能力，你却匆忙离我们而去，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父亲火化前，我们找不出他有哪一套衣服是像样的，打算给他赶制一套。但母亲说，他生前交代要穿那套铁路制服，那是他最好的一套服装了。于是他穿着他心爱的铁路灰制服化作一缕青烟，升腾到高天里去了。就在父亲进入火化炉的时候，我儿子“哇”地哭出声来：“爷爷，谁给我讲故事呀？”

 夜里，我们几个儿女在母亲的召集下聚在家里。母亲拿出一本存折，还有一个账本。母亲说：“这是你们老爸留下来的，你们孝敬他的钱，他全都存起来了，账本上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过：万一我不在了，把这些钱都还给孩子们。一代抚养一代，是人的天职。他们都能事业有成，都能抚养好他们的孩子，就是对我最大的孝敬。”听完母亲的话，我们全都哭了起来。传看那个账本，干了一辈子会计的父亲，记得非常详细。我们逢年过节给他的孝敬钱、我给他的旅游费，全都原封不动记在账上。两个妹妹哭得泪人儿似的，特别是大连回来的大妹妹，当她看到她给父亲买药的500元，父亲没有买药却把它记在账本里时，一下子号啕起来：“老爸，你怎么这样啊！”

 我们流着泪表示：这些钱决不能拿。全部留给母亲。母亲推脱不掉，说：“那我就保管起来，我有退休金，够我生活的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再拿回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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