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127

20年前的今天，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离去了。他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他受到了应该受到的纪念。

他是在4月8日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发病的。他为什么在会议中突然发病？这已经成为永远的迷。发病时，分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正在汇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

碰巧，在统战部的安排下，1988年秋到第2年春，我曾参与讨论该《意见》的修改。

最初，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东昌坚持要将“今天是历史上教育最好时期”一句话写进《意见》。对此，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代表强烈表示反对。相反，我们认为存在着“教育危机”，何对“教育危机”的说法很反感。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我们在10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报纸进行了报道。

之后，何立即蔫了。邓发话，基调立即改变。于是，《意见》的主调由“引入优化机制”转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增加政治思想课程，加开《中国革命史》课程，等等。

我猜想，胡的发病或许与这个不伦不类的《意见》有关。

后来，4月17日，当时的“5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就此文件的修改问题，集体听取了意见。我参加了这次征求意见的会议。

　感悟128

我发现，“消极”和“逃离”已经成为我的核心概念。我主张的共存是“消极共存”。我追求的自由是“逃离资本主义的自由”。常州重点中学北郊中学高一学生杨昕涵最后的博文确实让我感到震动，他只能以“纵身一跃结束生命”的方式来逃离，他选择逃离的余地很小。我希望社会能给杨昕涵们更多的选择自由，使他们可以以一种保持生命和保持尊严的方式“逃离”，使他们可以实现自己“开一个不为赚钱的咖啡店（小吃店、百货店、书店、修车店、美容店、理发店、农场、牧场、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软件公司、工厂……）”的梦想。

　感悟137

一位网友在我的BLOG上贴出了村上春树2009年2月15日在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说辞。其中说到：

“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

读着村上先生的话，我想到在中国陈旧的教育体制这堵墙上被撞碎的无数个鸡蛋，被磨灭掉的无数个个性，被标准化了的无数个灵魂，被异化为工具的无数个生命。

　感悟138

村上先生以卵击石的表白，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近几年，我在内心多次对自己讲，多次对几个知我最深的朋友讲：螳臂挡车，虽孤寂无助，但别无选择。

　感悟139

又想到大约30年前看过的那部由高仓健主演的电影《海峡》。电影讲述了穿过津轻海峡、连接日本本州和北海道的青函隧道的建设故事。电影的主人公用27年的时间投身隧道建设，在长达25年的时间中工作在海底深处最危险的地方。当隧道通车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已经是两鬓飞霜。

高仓健扮演的角色要打通隔绝北海道的津轻海峡，今天，我们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打通隔绝青年人与真实记忆和真实世界的网络封锁。

　感悟140

2007年1月28日，许多朋友们聚在一起祝贺一对历尽坎坷的夫妇的银婚。席上，高朋满座。主持人邀请我讲几句话。我说：“有人说我们想当救世主，我没有那么高的抱负。我仅仅希望，我的子女在上网的时候不再被封锁，我的学生在上网的时候不再被封锁，我的子女和学生可以像世界上许多文明国家中的人民一样，可以像居住在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一样，自由地在网络上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了解更真实的历史和更真实的世界。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感悟141

今日之共存会（communist party）与昔日之共存会的主要差别：昔日靠信仰维系，今日靠利益维系。

 　
　感悟142

直到毛去世，共存会的会员中，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尚保持共存的信仰，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尚认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员中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已经是“心口不一”，内心实际上已抛弃共存的信仰，内心真正认同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价值。

　感悟143

在2代走路之前，我一直对3代是抱有希望的，希望3代能学蒋经国。当时，我理解3代的处境，受制于2代垂廉，3代很难有所作为。2代走路之后，我对3代是失望的，他没有抓住历史给予的机会，成为一个无所作为的平庸政客。今天，我仍然对4代抱有希望的，希望4代能学蒋经国，推动中国实现从威权向文明的和平演变。同时，为自己的party重塑合法性基础。
 

　感悟144

即使4代最终让我失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将继续生活在希望之中，我将继续对5代6代寄予希望。

　
感悟218

前些年，我常对学生们说：你们是年轻的时候辛苦，考大学，考研，考博，先苦后甜。我是年轻的时候享受，玩马，玩狗，喝酒，唱歌，中年以后整天干苦力，先甜后苦。这几年，这种话已经说不出口了。学生们毕业以后面临的是求职，买房，买车，还贷，提职称……“后甜”，还很渺茫。
 

　感悟219

我自己至今仍然时时感到惶惑：一方面，我反感“精粹”对“民粹（populism）”的批评；另一方面，我无法从感情上真正融入占人口多数的那些仅仅关心柴米油盐的普通百姓。

我有时为自己具有“张力中庸”的人格而自许，也有时因自己的精神漂泊而惶惑。在一些人眼中，我可能表现得“自相矛盾”或“人格割裂”。
 

　感悟220

一次，一个42年前与我一道下乡、知我甚深的朋友在闲聊中对我说：“你这人真倒霉，怎么人生中什么不幸的事情都让你碰到了。”我回答说：“我真那么惨吗？”他想了想，又说：“你TMD的真幸运，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我知道，他讲的都是自己真实的看法。

　感悟221

我4岁时父亲被捕，从小在底层挣扎。从16岁到27岁，我又在农村牧区生活了11年。因此，我只可能倾向平民主义（populism）。我不会在意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了“民粹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并以此来指责平民主义者们，不会因他们的指责而改变。

　感悟222

一次，我对几个善意地批评我的“民粹主义”倾向、希望把我从毛的“民粹迷幻”中唤醒的“精英”们说：“你们不可能唤醒我。因为，你们读过的书，我基本都读过。我读过的许多书，你们却没有读过。”

话一出口，自己就很后悔，超出了“不卑不亢”的分寸，“亢”了。

　感悟223

我是心理学家。因此，我只可能倾向于理想主义（idealism），不会在意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了“唯心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并以此来指责理想主义者们，不会因他们的指责而改变。
 

　感悟224

我理解“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或“有物主义”，但反对“唯物主义”。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本科时，我就曾宣称：心理学者讲唯物主义是耻辱，既然“唯物”，还研究什么“心理”呢？如果相信“唯物”，就应该改读物理系。当时，我对持唯物论者的反驳很简单：拿出1张1毛钱人民币，说：喊我一声爷爷，立即这张人民币属于你，既然是“唯物”，还在乎什么“脸”呢？文革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条语录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面对我的反驳，并没有出现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感悟225

理想主义者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的乐观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乐观态度上。
 

　感悟226

近几年，我经常讲“两个80%”：第一，80%以上的人借助汉语而不是外语取得事业和爱情的成功；第二，一个人的一生中，80%以上的时候需要借助汉语而不是外语去抓住机会和迎接挑战。

　感悟227

近几年，我多次明确表态支持教育部禁止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的政策。尽管我理解一些主张恢复考试的家长们的心情，理解他们无奈地面对豪门权贵时产生的“卷子总比条子好、卷子总比票子好”的想法，但我清楚地知道，考试将损害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将损害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在坚守“天赋人权”这一现代基本价值和基本信念的同时，如何保持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优化机制，如何使优秀的教师和校长得到鼓励，使消极的教师和校长感到压力。这是需要下力气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感悟228

2008年5月12日，我与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教授一道从上海讲课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两辆可以载百人的穿梭大巴，一辆挤得满满，一辆则只有一个人。经济学出身、崇尚竞争的陈教授，作为第一辆大巴的最后一位乘客，被狼狈地挤在车门内。心理学出身、崇尚与世无争的老谢，是第二辆大巴的唯一乘客，舒舒服服地坐在空荡荡的车内，优哉游哉。两辆车同时到达目的地，同时打开车门。

这一场景，使我联想到几年前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阎巩固教授之间的一次对话。阎问我：“一般人的心理是：没有站上公共汽车踏版的时候，大喊‘再往里挤一挤’。一旦站到了踏板上，就大喊：‘别挤了，等下一辆吧’。老谢，你是否也是这样呢？”我回答说：“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看看是否其他的车门人少一些，或想想是否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以使用，比如骑自行车。”

在读大学期间，我总是最后到食堂吃饭，只能去买别人不愿买的剩下的菜。今天，我也有时到学校食堂打饭，只要看到人多，扭头就走，回家去下面条儿。

因此，我常常想：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唯一选择吗？

　感悟229

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的社会，过于残酷，缺乏温暖；只有合作而没有竞争的社会，过于乏味，缺乏效率。

　感悟230

我不希望社会像一个拳击场：不是将对手打倒，就是被对手打倒；我希望社会像一个排球场：既有规则约束的、文明的、激烈的竞争，也有默契的、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合作。

　感悟231

杨振宁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大唱赞歌，丘成桐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严厉批评。我是支持丘的。20多年来，清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读研究生的学生成千上万。迄今，在科学、人文、艺术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微乎其微，迄今尚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不能说与中国的基础教育无关。我认为，这是由于这些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中好奇心被摧残，创造性被挫伤，怀疑精神被消磨，阅读量不足，阅读面受到局限。

　感悟232

20多年来，清华、北大的大量优秀毕业生到美国读研究生，很大程度上在为美国培养人才，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研究生院的预备学校。今天，北京四中、北京实验中学这样一些名牌高中的毕业生，开始大量到欧美读本科。中国的名牌高中有成为欧美大学预备学校的趋势。可以预测，这些受到“童子伤”的学生，即使到了欧美读大学，也难成大器。

　感悟233

上世纪40年代的一批留学生中，出现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这与那时的基础教育尚未形成应试教育有关，这与那时的中国大学中具有更浓厚的学术气息有关。

　感悟234

可以展望，在5-10年间，从小学阶段就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美国中国大陆移民二代中，将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期待着。

　感悟235

在奥巴马政府中，有2名华裔部长。可以展望，10-30年间，从小学阶段就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美国中国移民二代中，将产生一任美国总统。我期待着。

　感悟236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在有识之士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应试教育向下向幼儿园延伸、向上向研究生阶段延伸的局面将逐渐受到抑制，将逐渐扭转，应试教育的局面将逐渐缓解，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创造力和怀疑精神将逐渐受到保护，中国将逐渐培养出自己的杰出人才，中国产品中的科技含量将逐渐提高。我期待着。

　感悟237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歌》的词作者、生长在台湾的蒙古族诗人席慕容2009年5月17日说：“100多个中国最后的猎民被迁出自己世代生长的山林，名义上是封山育林，退耕还草，结果呢，与我期望的要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些鄂温克人从原住地出来后，住在盖好的房子里接受现代文明，发展观光事业，举办森林文化节。鄂温克小孩们穿上民族的服装唱汉语歌跳迎宾舞，假装射一下箭——这让我痛心疾首。”

http://www.gmw.cn/01ds/2009-07/22/content_952373.htm

42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一种“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大道”生活方式的渐渐远去，亲眼目睹了一种“天人和谐、人人和谐”的游牧生活方式的渐渐远去，我完全理解席慕容的焦虑。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拦牧民和猎民们走向现代化的脚步，都没有权力反对牧民和猎民们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想，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但我们不能回头去向历史寻求，我们只能面向未来去进行创造。

　感悟238

许多“海龟”曾向我谈到自己相似的感受：回国以后，他们固然不习惯落满灰尘的树叶，但最不习惯的是人们眼中的猜疑和贪婪。

　感悟239

在美国、欧洲的经历中最让我感到惊喜的事情是：在许多白人和黑人那里，我看到了与草原牧民一样明澈的眼睛。

　感悟240

当年，疼爱女儿的母亲们，担心女儿长大后受到歧视，担心女儿长大后不幸福，硬起心肠，将女儿原本美丽的脚包裹起来。与此相仿，今天，疼爱儿女的父母们，担心儿女长大后受到歧视，担心儿女长大后不幸福，硬起心肠，将儿女们原本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头脑包裹起来，将他们驱赶向应试之路。

　感悟241

韩寒和郭敬明，属于我们时代的“大脚”。不清楚由于什么原因，他们的脚没有裹好，没有被包裹成“三寸金莲”。他们偶然躲过了应试教育和畸形价值观的摧残，成为幸存者。他们使人们看到：“大脚”也未必丑陋，未必不幸福，未必受到别人的歧视。这是韩寒和郭敬明对于我们时代的重要意义。

　感悟242

明、清时代的母亲们，把自己女儿的脚缠成畸形。今天的父母们，把自己儿女的好奇心、创造力和怀疑精神扼杀在童年。是这些疼爱儿女的父母们的错吗？显然不是，是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