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上河工

　　说起在农村上河工，那已是40年前的事了。1969年，我在当时的盐城县葛武公社张村5队插队。那时的农村，几乎每年都有上河工的任务。

记得那年的12月初，我们4个16、7岁的知青和生产队的“二等劳力”（壮劳力早已上了路途比较远的县里组织的大河工）们背着背包，挑着箩筐、泥兜、大锹等工具，到大队集中后浩浩荡荡地向十几里外的本公社的一个村子开去。到目的地后，每十人为一组被安排在工地附近的农家住宿。我们4个知青和6个农民住在一起，睡在农家的客堂里。我们先在地上铺上厚厚的稻草，被褥往上一铺，再点上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就成了我们河工临时的家。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了工地。工地上显得很是红火，为了营造气氛，各生产队都带来了彩旗和语录牌，牌子上写着毛主席语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或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刚开始几天，我们知青不会挖泥，只能挑泥。几天泥挑下来肩被压肿了，脚上踩出了血泡。“老河工”们对我们说：“三日肩膀四日腿，每个初上河工的人都要过这一关”。我们也知道，河工上不相信眼泪，只有咬着牙忍痛坚持。挑了几天泥后，我们开始学着挖泥。“老河工”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才能挖出长方形的泥块，并且使挖出的泥块既匀称，下面又不掉下碎泥。在学会挖泥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泥进入泥兜时，锹不能碰到兜绳，即使泥兜子离自己有1米多距离时，也能准确无误地将泥抛入泥兜（河工们形象地比喻为“鲤鱼串档”）。

河工的伙食由各生产队自行安排。每人二个大搪瓷钵子，一个装饭，一个放菜汤。正常的伙食是每人每天2斤米的定量，中午1斤米的饭（1斤米煮2.3斤饭，由炊事员用秤称给大家），一大钵子青菜汤，每星期吃一次大白菜烧肉或猪头肉，早晚各半斤米的粥。为了熬饿，煮粥时一般都不把米熬得太化，叫带浆米的粥。虽说中午吃1斤米的饭加一大钵子菜汤，但是由于劳动强度大，加上肚里没油水，不到下午4点肚子就饿了。

河工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进度基本同步，所以进度慢的就要想办法自行补救。因此在河工上基本上都是早晚顶着星星上工，早上开早工，晚饭后挤出时间搞补救，并且补救时还总要再超过其他队一点，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状态。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在春节前整个工程终于顺利完工。在这一个多月中，我们每天肩负着沉重的泥土担子，顶着刺骨的寒风，登爬着每天都在逐步增加的新河坡上的土阶，一担复一担，一日复一日。手上磨出了老茧，肩上长出了扁担瘤（长期被扁担摩擦重压而形成）。饿了，喝一口工地上烧的白开水；累了，互相说一段笑话或是抽一支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有时为了排解郁闷，寻找乐趣，大家也会赌挑泥。例如，我挖二块泥，你能挑上去就算赢。当然，那二块泥不是一样重的，重的一头能有100多斤重，轻的一头1、2斤。要想把泥挑上去，主要是靠手劲大的那只手提着重的一头的兜绳，另一只手抓着轻的一头的兜绳向下压，一步一挪地捱到上面，那滑稽的样子引起大家哄堂大笑。最后，赢者可获得1、2包勇士或者经济牌的香烟。

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在水利建设中锹挖肩挑的人海战术早已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然而，四十年前上河工的艰辛经历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它陪伴着我度过了诺干的岁月，并将永久地留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