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黄土高坡

    2001年秋，我再访古城西安。西安历史上被称为长安，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先后有12个王朝建都于此。

有的人告诉我西安周围的黄土高坡上安眠着历史上七十多个皇帝，这个数字如何我没有做过考证。西安周围闻名于世的"秦兵马俑"，"秦始皇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武则天的"乾陵"，唐太宗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华清池"，足以说明西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我只是不明白那么有历史内涵、那么有政治文化含义的长安为什么要改名西安，即便改过，为什么不再恢复"长安"。北京不也曾一度被改为"北平"，建国后不又恢复"北京"吗。

西安现有城墙建于明代，是现今世界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护最好的古城墙。而我们的古都北京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曾存有雄伟的明清城墙，墙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各门的箭楼、城墙上的角楼，仅以现存的前门、正阳门、德胜门、东便门而论，其它地方的城墙城门，无法与在明朝已是京师之地的北京城墙相比。

然而大跃进的风潮，竟然将北京固若金汤有几百年历史的城墙一风刮走。难怪那时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痛哭流涕、疾首上书力保北京的城墙。然而如同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上书没能保住大清王朝一样，梁思成先生也没能保住北京的城墙。北京的城墙没有毁于战火、灾害，却毁在领导者头脑发热，真是悲哀。

然而庆幸的是西安完整的保护了祖先留下的古城墙，不再是为了军事防御，而是为了保存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保存中华民族的尊严，保存子孙对祖先思想的传承。

我在团中央青工部的同事杨士秋，离京后先任西安市副市长，后任省研究室主任、省委组织部长。而我每次去西安他都来看我和陪我。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也在百忙中招待我，团中央机关同事的那份情意总是那么真诚。

一次士秋陪我去位于扶风县境内的法门寺，他当时在西安是分管文教、卫生、旅游的副市长，从周秦文化到汉唐盛世娓娓道来。我仿佛在终南山下、渭水河畔，在这黄土高坡秋收的季节，在猎猎旌旗下，尽览了秦始皇金戈铁马、一统天下；汉武帝大漠扫北，盛宴功臣；唐太宗的大唐王朝将中国带向兴盛。而这一幅雄壮的历史画卷，似乎就发生在昨天，要不然大雁塔下大唐芙蓉园的夜晚，夜夜都有环肥燕瘦的汉唐歌舞。建于东汉的法门寺，1986年清理寺中砖塔塔基时，意外发现塔下设有地宫，并从地宫取出藏有佛祖"真身舍利"的宝函。沾杨市长的光，我们下地宫一览圣地。

我大姨的两个女儿都在西安工作，每次去西安都有劳依文、依凡两个表妹和傅顺国、乔征两位表妹夫。乔征曾是西安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谈到保护西安古城墙，谈到西安城市建设他总是神采飞扬。

三秦大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黄土高坡的陕北延安。我第一次到延安是16岁时，1966年从北京红卫兵串联长征到的延安。这次事隔35年我又一次造访延安。

延河畔的延安古城改变了许多。对社会进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旧貌换新颜本是一件好事，但保留历史，保留传承，如今延安市容的改变，如同拆北京城墙一样，让人费解。

我在外墙贴满磁砖的现代建筑之间，寻访毛泽东等人住过的枣园、凤凰山，寻访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杨家岭总有一些失落。参观陕北革命斗争纪念馆感受恢复实事求是的重大变化，有多幅高岗照片和介绍。高岗曾是陕北红军中仅次于刘志丹的二号人物，当初如果没有陕北这块根据地，我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在哪里落脚呢？"陕北救中央"的说法被批判过，但至少陕北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种贡献也离不开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们。我在凤凰山和枣园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看到有趣的现象，凤凰山窑洞中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照片，而枣园窑洞中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与江青的照片。我想这也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表现。

我感慨地对同行的人说，要是能将我1966年来延安时看到的城市保存下来，在延安附近建一个延安新城该多好。不讲对历史负责，就从旅游价值来说也是无法比拟的。我站在清凉山下，眺望着延安的宝塔山，望着两岸被现代建材装饰成水利明渠般的延河，我又想到北京自毁雄伟的京师城墙。现在许多地方劳民伤财的仿古赝品，而夕阳下的延安古城却因新城扩建改变了太多。

多次踏上黄土高坡的古原，除有怀古幽情外，也看到千沟万壑的陕北高原，在这二十年间开始变成树木葱绿的青山，古原上大面积培植的各种果树林园，如今已是硕果累累。有着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黄土高坡也变得像陕北的信天游一样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