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录(续四)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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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录(续四)
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卓越贡献的钱学森先生10月31日驾鹤西去。 2005年7月29日,时年94岁的钱学森先生在病榻上向温总理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根据《人民日报》) 1988年4月30日,时年77岁的钱先生在国防科工委自己的办公室中对家父(谢韬)说(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委员的沈大德同志记录整理):“我们的体制就是这样,我们在机关(指国防科工委)也是如此,工作人员都听首长的,泯灭、消耗了自己的创造力,全都变成了机器。……教育问题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将是首要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终于会认识到,教育问题决不亚于经济问题。……文理不通不行,现行教育制度思路太窄,无法应对现代化建设和科学发展的形势,更无法面对21世纪。” 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看出,教育问题一直萦怀在钱先生心头。 为钱先生忧国的一片拳拳之心所感动,敬佩钱先生在教育问题上的犀利眼光。 愿钱先生一路走好。
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贴: 中国最拿手的是模仿和抄袭,可害了全世界了。中国最早向苏联学习,苏联跨台了,中国还在;改革后中国又向日本学习,结果日本十年经济萧条,至今未翻身,中国经济倒发展了;中国又向美国学习,结果美国金融危机了,中国倒要搞金融中心了;现在举目四望,只有学欧盟搞和谐社会了,吓得欧盟举手投降,说饶了俺们吧。 我想,如果不对今天的中国教育进行“刮骨疗毒”的大手术,如果不把孩子们从不堪重负的应试教育中解救出来—— 那么,2030年,中国的航天技术、战斗机制造水平,就可以达到俄罗斯今天的水平了。如果俄罗斯20年停步不前,我们就赶上他们了。 那么,2040年,中国就可以制造出相当于波音777水平的客机了。如果波音30年不出新产品,我们就赶上他们了。 那么,2050年,多数中国高档电脑中还是英特尔的CPU和微软的操作系统。 那么,2060年,美国和欧盟可能会解除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禁运。 比一比今天12岁中国儿童和美国儿童的阅读量,就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赶上美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钱学森先生身后,网上有一些杂音,无非是抓住钱先生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通常,不做事的人,也很少有失误,也很少犯错误。评价一个人,不能仅仅看他有过哪些失误,更要看他作出了哪些贡献。
钱学森先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异想天开是创造性的伴生物,应该允许科学家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不必对科学家的异想天开横加指责。 1988年4月30日,时年77岁的钱先生与家父(谢韬)在国防科工委钱先生的办公室中说(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委员的沈大德同志记录整理):“上世纪(指19世纪——博主注)末感觉到教育制度不行,才转到后来的体制,后来新的矛盾又来了,还得找新的思路,我们就是在找出路,教育是在这个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我有个很大胆的想法,彻底改一改现行教育制度……如果孩子4岁入学,实行十年一贯制,到14岁就相当于大学本科二年级的水平,再进专科学习,少数人再学四年,可以达到博士水平,那就是18岁的博士了。20年代我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后来读上海交大,许多内容原来都学过,头两年几乎是白费了,现在也存在许多重复教学的现象。” 4岁上学,18岁成为博士,可能有些异想天开。这些,可以讨论。重要的是,钱先生提出教育要像19世纪末那样“找新的思路”,“找出路”。钱先生对教育问题有这样尖锐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有人说,麦卡锡使美国失去了钱学森。 麦卡锡使美国失去的岂止是一个钱学森,麦卡锡使美国失去了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中国,使美国失去了曾张开双臂希望与自己拥抱的中共。 抗日时期美国驻中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对中国的现实有亲身的、直接的了解,对GMD的腐败深恶痛绝。他曾经说:“我的梦想就是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中共的军队,打击日军。”很遗憾,史迪威将军的梦想未能成真。 读读《新华日报》(报社位于重庆,当时中共的重要宣传阵地)1943年7月4日的社论吧: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 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者,可以参考凤凰刚刚播出的“世纪大讲堂”: 沈志华:“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英国,中国,法国,苏联,大家都在考虑战后怎么安排,战后怎么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那个时候,斯大林在中国选择的合作对象是谁啊?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毛泽东,是蒋介石。……毛泽东那会儿也有个选择,毛泽东选择的合作对象不是斯大林,不是苏联,是美国。”
我的主张是“消极共存”,与主张“消极自由”者为友。我追求左派的平等理想,也认同右派对自由的珍惜。我既反对列宁式“积极共存”对人权的侵害,也反对麦卡锡式“积极自由”对人权的侵害。
1994年,互联网才首次进入中国。1991年,当我为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建设计算机局域网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思科(Cisco)的踪影,我面对的选择有3com、Novell和AT&T三家公司的产品。当时,Windows仅仅是基于DOS平台上的一个界面工具软件。3com和Novell公司的产品都是基于DOS操作系统之上的,而AT&T公司的产品是基于UNIX之上的。出于对DOS和UNIX操作系统发展前途的判断,出于对AT&T研发和服务能力的信任,我选择了AT&T公司的Starline系统,购买了价格昂贵的AT&T的服务器。这种选择,可能也与当时晓通网络公司董事长宋京京不俗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次选择失误。但如果从当时的视角看,在当时是合理的(reasonable)选择。在当时,不可能预见到后来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局面。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需要从当时的视角去审视,而不能用今人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上许多严肃认真的科学家曾经相信“地心说”、“燃素说”、“热质说”、“绝对时空说”。如果从今人的视角来审视,他们似乎是一群白痴。 若干世纪后我们的后人,如果站在他们的视角,或许也会认为今日的我们似乎是一群白痴。 历史上的科学家们并不是白痴,今天的我们也不是白痴。正是这些在后人看来并不高明的科学家们,推动着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11月9日,德、法、俄等国领导人聚积于柏林纪念柏林墙被推倒20年。我相信,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在推倒柏林墙的种种合力中,包括20年前那些血洒木樨地和南池子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们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那场目标纷杂、队伍纷杂、过程纷杂的抗议,对于结束冷战,对于结束曾经席卷半个世界的左派极权,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2009年11月9日纪念柏林墙被推倒20年的活动中,一组模拟柏林墙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这个创意太精彩了。我希望,在30周年或40周年的时候,世界各国领袖们能够会聚广场,悼念那些曾经触碰了第一块骨牌的牺牲者。
我欣赏具有“张力”的中庸左派,他们比许多右派具有更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也具有比许多右派更大的追求自由的勇气。 我也欣赏具有“张力”的中庸右派,他们比许多左派具有更强烈的平等意识,也具有比许多左派更多的悲悯情怀。
毛1949年底才首次访苏,访问过程并不愉快。早在1944年12月27日和1945年3月9日,毛分别向美军观察组组长包和外交官谢,两次表达了赴美面见罗斯福的愿望。可惜二人失之交臂。否则,中国和世界的二战后历史都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参看(http://www.mzdlib.com/xsyj/display.asp?Reco_ID=3624)
毛、罗失之交臂的27年后,1972年,终于实现了毛、尼握手。想到27年间两国多少青年人埋骨异乡,冤魂难归,让人不胜欷歔。
“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1960年冬春,发生在1959年4月29日毛写给全国生产小队长的信之后。 (参看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2/2195755.html)
我一直猜想,1959年“信阳事件”(当地粮仓满满而大批人饿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被撤职)是促成毛发动“四清”进而下决心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近日看资料时又猜想,1956年“广西事件”(也是当地粮仓满满而大批人饿死,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被撤职),可能也是促成毛发动1957年整风的重要原因。这些猜想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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