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狭义的“忏悔”诉求，在中国知青代群中颇受抵触，“我不忏悔”的声音此起彼落。当然，“忏悔”诉求之所以受抵触，除了其过于狭仄的含义外，还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的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善良与和平的民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诲从小就深入人心，以善为美、向善斥恶的观念根植社会。在这么一种民族传统、社会心理浸淫之下，似乎人人都（自以为）具备善良本性而甚少罪恶感，更无西方基督社会那种“原罪”感。因而人们探寻自己在历史悲剧中的定位时，所注目的往往就是自身之“善”受欺的哀悯，而相对忽视了自身之“恶”作祟的戒惕；凸显“善”的动机，而淡化“恶”的后果。于是，以“认罪”为（狭义）内涵的“忏悔”意识在这一片善良的大地似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然而，我们这个崇尚善良和平的民族，实际上却是长期浸泡于一个百毒俱生的大酱缸。在这么个大酱缸打滚出来的我们，有谁敢于坦然宣称自己“出于污泥而不染”呢？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祖宗早就心有戚戚焉地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古训。

因此，我们在使用“忏悔”一词时，虽不必完全承袭其词源“认罪”的狭义，但也须以道德自律、责己自审为出发点，同时也须更多加入“省思”－－即反省历史、反思自我、呼唤良知、承担道德责任等更广博而丰富的内涵。换言之，忏悔的焦点应超逾行为学意义的“认罪”转向更具理性思辨意义的层面－－自己在“文革”那场全民性悲剧中的历史定位的自我审判，以及道德责任的自我承担。有人认为，“忏悔”的诉求是为了避免将个人的责任推给社会与历史。此话固然有理，但倘若只着眼于个人责任而忽视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因素，也必然是失之偏颇的。（狭义的）忏悔固然需要勇气，但省思显然益见深刻；忏悔立足于个人，亦观照于个人的具体言行；省思则将焦点从个人言行的忏悔引向深层因果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反省。可见，忏悔当是省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忏悔是初步的表层性的，省思才是深刻的实质性的。省思者在省思中对自己在悲剧中的历史定位进行自我审判并承担道德责任（知其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省思其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历史、体制及文化原因（知其所以然）。当然，省思的意识终究还是只产生、存在于省思者主体，省思的动机、行为及效果亦终究决定于省思者的自发、自动、自觉与自主。从个人的角度说，狭义的“忏悔”，只适用于以前做过坏事错事者身上，而“省思”可适用于更大、以致“全民”－－包括盲从、驯顺、逍遥、随大流、明哲保身者乃至受害者甚至是反抗者－－的范围。狭义的“忏悔”，须立足于否定，导向不无消极的自我救赎及独善其身；“省思”虽然也立足于否定，却是导向颇具积极意义的“扬弃”，在扬弃中获得人性的净化及人格的升华。 作为知青作家（及非专业作家），其红卫兵（及之前）的经历，固然影响了其思想、性格、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形成，而后者也固然影响、体现于其知青文学创作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要求在知青文学中不仅要写知青经历还要写红卫兵经历，那却是大不适宜的。无论如何，毕竟还要考虑到“名”与“实”相符－－“知青”文学无须总拖一条“红卫兵”的尾巴。由此可说，知青身份（经历）与红卫兵身份（经历）是有必要区分的，是属于虽有联系却也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与语境。同理，文革与知青运动、红卫兵与非红卫兵（如黑五类）、前红卫兵与后红卫兵（六九年后）、红卫兵群体与个体、老三届与红卫兵、老三届与知青等等，实际上也都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在知青文学讨论中、尤其是知青文学“忏悔”问题的讨论中，不宜将这些概念随意混淆，笼统一概而论。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忏悔”的狭义来理解，知青文学中其实一直不乏对历史及对自身的深刻省思。就从“诉说苦难”的作品来说，其实也正是体现了知青直面苦难重重的人生现实的深刻反思。或者说这也就是知青省思中国现实历史的起步－－不少知青当年正是有了对中国底层农村（以及农、林、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苦难的了解、体验与认识，才从被长期扭曲的“革命人生观”中醒悟过来，开始了迈出现实中反思的第一步。早期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蹉跎岁月》及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便是这类“诉说苦难”的反思之作；后期老鬼的《血色黄昏》、白描的《苍凉青春》、王小波《黄金时代》及芒克的《野事》等，以或激烈或平和或戏谑的笔触，在揭露现实残酷的社会悲剧之际，还无情剖析了个人荒谬的人生悲剧。孔捷生的《大林莽》、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抗抗的《隐性伴侣》及陆星儿的《流逝》等，尽管题材风格各异，但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反省、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传统（革命）人生观的质疑。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费边的《热血冷泪》以及大批非知青作家撰写的《知青档案》、《北大荒启示录》、《草原启示录》等知青纪实文学作品“从整体上体现出了这样的主题特征：站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反省、审视知青现象，以更加深邃、成熟、理性的现代目光，去反思以前走过的道路，从而折射出知青岁月在人生长河中的深刻影响。” 即使是知青专业作家的回忆录，也大都能突破一己之体验，具有更大的超越性、涵盖面以及省思力，真正做到了“没有沉溺于三十年个人的得与失，而更多的是历史的反思、人生的体味、对共和国苦难经历之根源的揭橥，对民族未来的关怀鉴照。” 八十年代中期，张承志在《北方的河》开篇便感慨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会感慨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 九十年代中期，胡发云在《难忘知青岁月》中，则坦陈当年的知青“曾认真庄严地干过许多神圣而荒唐的事”，也“曾从红色乌托邦的云端被狠狠摔到冰凉坚硬的现实中”；知青的生活既有“相互间温暖的关照、豪爽的招待；也有油灯下的苦读、田塍上的放歌、收获的欢乐；还有在那些苦难与艰辛中萌生出的惆怅又温馨的初恋……”，同时亦更有“劳累、困倦、饥饿，包括穷乡僻壤也不可逃避的政治斗争与倾轧，以及为生存而生出的算计、龃龉与纷争…… ”。 

当然，知青文学的省思仍须不断的深化及拓展，尤其是在省思自己在知青历史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责任时，仍须更为积极坦率地面对、解剖及揭示。然而，也不应忽视知青文学以往在省思历史省思自我上所作的努力与成绩，更不应轻率地将之全盘否定。同时，在讨论知青文学的思想表述问题时，不应陷于狭义的“忏悔”诉求，以致造成不必要的自虐、自伤，从而削弱我们所期望的更具深刻意义的省思力量。 中国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二十多年，有成功也有失误，有欣慰也有遗憾，有共识也有分歧；表述了一代知青的历史，抒发了一代知青的情怀，寄寓了一代知青的希望，凝聚了一代知青的精神，体现了一代知青的省思，却也不可避免地袒露了一代知青的局限。有关知青文学话语的质疑、批评，应是对知青文学局限的反拨，亦当有益于知青文学的发展。然而，倘若批评者采取责备求全、吹毛求疵的态度，及以偏概全、全盘否定的做法，便难使批评起到应有的作用。具体说来，知青文学的话语权，由于的客观现实的不可更易性，只能争取运作更合理、更有效，而不可采取绝对平均主义，更不可因噎废食、釜底抽薪。有关知青文学“忏悔”意识的批评，也应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而不宜肆意贬损、无端扩大打击面。自恋、自怜固然不光彩，自虐、自伤也同样不足取。游移两极、矫枉过正，似乎成了我们批评界不自知亦不自觉的“习俗”。至于企图通过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来使知青代群集体“失语”、“失忆”，甚至从共和国苦难史中不经意地抹去有关“知青”的一段－－就如李平在《放弃“知青情结”，走向澄明境界－－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末尾的劝戒：“人类的事情忙得做不完，我们却仍死守住知青情结，何以面向未来？只有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解放，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永远是它的囚徒。让死的死去吧，让过去的过去吧！” 三千万知青的青春、三千万知青的历史，就由那么一句洒脱的“死去”“过去”便打发了？如此说来，“死去”“过去”的还应该包括文革、大跃进、反右、南京大屠杀……这就无疑会愧对苍天亦愧对历史、愧对自己更愧对后人的！当然，知青们是不太把这些理论家语重心长的训诫当一回事儿的，他们依旧那么自然地将心中的感受平平实实地表述出来：“这就是我的西里村，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土地。二十多年的岁月让她离我很远，二十多年的思念又让她离我很近。”（西里村《那一片遥远的土地》） 看样子他们是不打算、也不可能会“失语”、“失忆”的了。话说回来，文学原是极有灵性的话语，知青文学亦当作如是观。尤其是在当今日益宽容开放的世界中，文学灵性更应得到充分极尽的发挥；而知青文学的话语权与省思意识，也应该得到更为开放、宽容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