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描写知青的问题上，刘醒龙和王彬彬都有颇具“新意”的提法，刘醒龙指责：“以往的知青小说要么写知青自己，要么写知青眼里的农民。” 王彬彬则说：“迄今为止的‘知青’形象都是‘知青’的自我塑造。‘知青’或许并没有资格独自承当对‘知青’这一历史形象的塑造。‘知青’哪怕写下了再多的文字，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而另一半，应由农民来完成。只有当各地的农民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时，‘知青’形象才能说是完整的和真实的。” －－我实在搞不懂知青小说写知青眼里的农民有什么不对，更实在想不通知青小说如何能写出“不是知青眼里”的农民。是的，知青作家如前面提到的张承志、史铁生、铁凝的作品就有颇多笔墨落在农村与农民上；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和《桑塬》、韩少功的《回声》、李锐的《厚土》等，描写的主要对象更都是农民和农村。知青作家与作品描写对象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距离感，确实就是“知青眼中”的农民和农村，但并不防碍表达他们对农民和农村的理解、认同以及热爱与眷恋。至于说知青小说写知青也成了问题，我就更搞不懂了。知青的自我形象，为何不能由自己塑造？为何怎么个折腾“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非得的“各地农民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时”（合着农民就可以写他们眼中的知青，反过来就不行），知青形象方可是“完整的和真实的”？依此类推，老师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学生完成，干部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群众完成，作家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读者完成，抗日英雄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日本侵略者完成……如此逻辑，不是天方夜谭，也该是痴人说梦了。我手写我口，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本是文学创作的常识，知青作家是老老实实遵循这常识写作的，当过十年知青的叶辛便说：“我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业，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偏僻山乡的崎岖小路上走过来的。我要写，就得真实地把自己体会到的生活写下来。” 北大荒知青出身的梁晓声也坦然承认：“我不熟悉当代工人，不熟悉知识分子，不熟悉当代一般市民，甚至也不熟悉当代干部阶层的生活，我只熟悉和我有过共同经历的当代‘老青年’” ，因此，“我的目标是追寻他们的足迹不断写下去” 。刘醒龙们的理论虽然谈不上惊世骇俗却也当是颇为标新立异的，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如此勇气毅然编撰出自己所未经历过且不熟悉的有关知青题材的小说。

尽管如此，无论在知青历史或者知青文学上，提出农民话语权的问题也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广而论之，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各类人，比如运动的决策者、执行者、知青带队干部、知青家人及同学好友等，也都应该行使其话语权，参与讨论知青话题。我想这是知青所乐观其成的，但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看谁也不敢说。不过倘若像王彬彬刘醒龙们那样偏执于情绪化，就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而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其实，在知青代群外部的话语失衡问题上，批评的语气虽然甚为严厉，但却是不甚合乎实际情况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苛求。从根本上说，知青文学（及历史）的话语权，始终还须掌握在知青手中（除非知青代群自愿放弃－－如农村题材的文学，或知青代群成为历史－－如战争题材的文学），即塑造知青文学形象（及叙述知青历史）的主要责任应该是责无旁贷地落在知青肩上的，农民及其他人的话语，都只能是辅助、补充的性质，而不可能喧宾夺主甚至反客为主。

在对知青内、外部话语权质疑与非议的同时，批评者的矛头还进一步指向知青文学的思想言说层面－－即忏悔意识的质疑。 文坛老前辈韦君宜说：“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海外知青文学专家梁丽芳说：“知青文学大多写个人苦难，太少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和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的角色。……写知青经历的多，写红卫兵经历的少。这一代人可能不愿面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形成对历史的割断，把同样的人分割开，变成两种不同的人，造成一种空白……找不到从红卫兵转化到知青的过程，不想回忆，也许是不想写红卫兵的心理在作怪，影响到知青文学的深度。”“我希望知青文学有自我忏悔，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自己有什么责任，不只是把受苦受难的生活一写再写，更不要神圣化理想化。” 知青作家张抗抗也说：“临近二十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红卫兵的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这些批评有个特点：“反思”与“忏悔”两个概念交混使用，焦点却是在“忏悔”；而“反思”之意，也往往就是“忏悔”，即要求知青（作家）对自己以往的历史进行“忏悔”。 

“忏悔”的汉语一词，来自佛教梵语ksama，意谓发露以往之罪以求宽恕并戒惕将来。英语的“忏悔”，大致有两个意思相近的单词，一是repent，另一是confess或confession，都有对以往犯过的错误或罪行进行供认、悔过之意。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同名作《忏悔录》，其英文的译名便都是Confessions”。“confess”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旧约《圣经》中，“confess”即有“认罪”之意，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有两个词homologeo 和exomologeo都被译作“confess”。这两个词的主要意思就是“承认自己有罪”，exomologeo的程度更强烈，强调“公开认罪”。 也就是说，对自己以往的罪行、错误“供认不讳”以求宽恕，是“忏悔”一语的狭义理解。

而在对知青、知青文学批评时所出现的“忏悔”一语，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恰恰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与运用的，如前面批评者所强调的“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被批评者的抵触情绪亦基于此，如梁晓声就辩解道：“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 

这么一种狭义的理解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倡导“全民忏悔”时。对“全民”－－包括罪魁祸首、作恶者、胁从者甚至受害者提出同样的狭义“忏悔”诉求，显然是难有说服力的。而且，在当下中国“为尊者讳”的政治语境之中，人们被要求“忏悔”－－尤其是“全民忏悔”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受“不公平诉求”的感觉－－当文革悲剧的真正原因、制造文革悲剧的罪魁祸首至今仍然受庇护于“为尊者讳”的帷幕下，还有什么诚信与理由要求小民百姓忏悔呢？徐友渔就曾经深有感慨，某些有反思能力和忏悔勇气的文革参与者之所以抗拒忏悔，便是由于深感“不能畅所欲言地说出一切真话，就什么也不说” 。甚至可以说，在这么种狭义的“忏悔”诉求中，其受益者只能是真正的罪犯乃至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文革的策划者执行者害人者将在全民忏悔的“汪洋大海”中阴笑隐遁。 狭义的“忏悔”，还往往被心智异常者所利用，将忏悔的省思诉求，置换为行为学意义的指控，如黎学文即由于当年知青所谓的“种种恶行”，要求知青作《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知青犯罪史》以表示“良心的忏悔” ，这种以偏概全的作派，在逻辑上也是荒谬之极的。照此逻辑，大可随心所欲编造《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学生……）偷盗史》、《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学生……）械斗史》、《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学生……）犯罪史》。 。彭中杰更信口责难：“曾在一夜之间将人类邪恶本能全部释放出来的老三届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追究，无疑很多人有着犯罪的经历；可以拍着胸堂自诩清白的人，百分之百是因家庭成份或家长历史的原因被取消了打、砸、抢的神圣权利。” 如此轻率地使用全称判断，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