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正：知青祭——写在“12.21”之际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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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正：知青祭——写在“12.21”之际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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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祭 ——写在“12.21”之际 ·周公正·
“知青”一词，辞海的解释是：“接受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但在常人的意念中：知青是文化大革命中从城镇上山下乡的初中、高中学生。但在现有的“知青问题”谈论中，“知青”是上山下乡过的初、高中生，范围可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经组织动员到山区，农村的青年学生，下至“文革”结束时的七十年代末止。当然，从“政策”层面上“知青”的范围另当别论。 今天，笔者作为38年前的1968年12月21日这一天离开上海，登上南下云南专列的千余名“知青”中的一员，觉得“知青”是一个问题。虽然大家见仁见智，观点大相径庭。但至今是一个远未开掘，大有话题可说的议题，趁着“12.21”说上几句。
一.一个不必回避的问题 “知青问题”凭笔者十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及“后知青时期”28年的感受，大致可否分为〈一〉四个面向时期：1954年共青团中央发出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开始了青年学生奔向农村的动员、实践。〈二〉上山下乡运动时期：1968年底至70年代初，由“四个面向”突变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口号逼迫下的“移民”运动。〈三〉知青年代：整个七十年代知青在边疆、山区、农村艰辛劳作，贫困生活，无限制的付出青春代价。层出不穷的“知青问题”，直至积重难返形成“社会问题”。〈四〉大返城风波：“四人帮”粉碎，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文革”的否定。知青通过自身的抗争终于很不愉快地以“回城风”的形式回城了（笔者《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探析》略有表述）。〈五〉后知青时期：79后，知青回城融入社会各阶层。开始憧憬着新的生活、新的愿望，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种“知青阴影”总时不时尾随着这一代人，（指知青主体人群）给人一种“后知青时期”感觉。 说到“后知青时期”，几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种“感觉”。 1、回城知青的基本去向和待遇。当年，很多知青曾说过只要能回城，什么扫马路，倒马桶都干。当然，知青回城后不至于都去扫马路，倒马桶。（上海毕竟是中国最先进城市之一没有那么多马桶好倒）但基本去向是街道工厂、生产组等大集体企业。和大嫂大妈们手工劳作为伴。其待遇据笔者记忆第一次加工资，虽然只是3元、6元、9元三档。但规定回城知青只能加3元、6元两档，并且比同等条件的原工人（包括未上山下乡的病残青年工人）低一档。当时，笔者曾请教过厂书记问为什么回城知青要低一档，难道我们上山下乡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不是为社会主义干。厂书记也曾和蔼地回答：我也同情你们知青，但没有办法，这是“规定”。两个字就可叫你不服也得服。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油然而生，当过“知青”怎么啦？ 2、中国社会进到九十年代，国企要改革，转制，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又是一个个“规定”要“四O五O们”下岗、内退、协保、拗断…….。而当我们冷静来分析这些“四O五O们”其主体却又是知青。原来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工人，一句话就变成了企业工人，割断了历史，当年为国家创造的利润、效益化为乌有，在一个个“长官意志”的改革、转制规定下，首当其冲的是工人，后知青们又一次充当了牺牲品。为改革.开放成功所支付的代价却要一个群体承担，一个时代的玩笑，使“后知青们”深知社会的世态炎凉。 3、去年，受一位新疆知青朋友之邀，一个周六的早晨去虹口公园，一群原新疆知青在一面“阿凡提歌舞团”的小红旗下自拉自唱，舞姿翩翩——“新疆亚克西”。我也为之一怔，别看他（她）们每月只有四、五百元的“退休工资”。比起那些月工资四、五千元还嚷着日子怎么过的清华教授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啊，别看他们大多寒碜、委琐的围在四周。“阿Q”式的跟着哼哼，有些还忍不住走进场地舞上几圈，而最可贵的是那歌声的旋律还带着当年青春的气息。我心中暗自宽慰，大概也只有经过“知青”的人才会这么“自得其乐”。当他们知道我是云南知青，热情同我握手还连声说，还是你们云南知青好，我们…….。说起他们的情况，也因为“规定”，他们不算是受“文革”迫害上山下乡的知青，所以……孰是孰非，我也不忍在此多写，都曾同是天涯冷落人嘛。 最近，后知青们又不知发了哪股“水”，知青联谊活动丰富多彩，时起彼伏，办网站，出博客，写回忆录，办影展，文艺会演，第二故乡行，生日聚餐会，还有跑追悼会……不亦乐乎，热闹之余，总觉得还是应该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此文。
二.“知青”解读 现有一个很奇特现象：后知青的热流涌动，和谐怀旧之声四起，但主流社会却讳莫如深，生怕惹起一点什么“腥”，有些事反而弄得啼笑皆非，那么“知青”到底是什么？笔者作为其中一员，试着解读一、二。 〈一〉知青产生的动因 从现可查阅到资料：1951年山东省掖县一位高小毕业的女学生徐建春响应村党支部召唤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与此同时，吉林延边中学毕业生吕根泽回乡务农，摸索、推广农业新技术、得到人们的好评。195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一封信，给予支持和鼓励。《人民日报》也转载山东《大众日报》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在号召和动员青年学生回乡务农的热潮中，明确地提出了“知识青年”这个词。 同年，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劳动生产的指示》。 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同志曾在按语中说：“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校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触发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主义构想。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并同时考察了苏联共青团组织城镇青年远征西伯利亚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回国后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送党中央，得到了肯定。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中国一代“知青”的人生跋涉。 首先是京、沪青年学生响应号召，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垦建了北大荒的“北京庄”和江西的“上海共青社”。 直至1966年文革前，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探索一种新型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社会发展模式。 〈二〉知青上山下乡的分界点 1968年12月21日晚，发表毛泽东同志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如果说“12.21”指示之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理性框架中进行，那么“12.21”指示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作为狂热文革运动的一个战略部署，把广大青年学生裹挟到农村、山区、边疆。包括其中一部分出于真诚理想，而立志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青年学生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懵懂地被抛到了中国社会最贫困、最苦难的底层。使原来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所应该关注、倡导的社会发展道路之一，走进了死胡同。并由此而愚弄，耽误和损害了一代知青，并影响和伤害了与之相连的上下两代人，给中国现代史留下一个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知青问题”。 〈三〉知青问题的两个基本点。 “知青问题”作为一个问题，一直时隐时现于当今社会的视野中，究其原因是当时形成知青队伍的两个基本点：1、知青人数众多，2、知青的政治、经济地位，文化层次低。使当今主流社会既无视“知青问题”却又无法摆脱“知青”的后续效应。据有关方透露的统计数字累计，1956年至1966年间有120万城市知识青年到了农村，1968年至1975年的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约是1200万，这是一个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事，而另一个事实是这一代“知青”在当时没有政治地位（是再教育对象），最没有经济地位（绝大多部分知青都要父母接济），而文化程度除少数是老三届外，绝大多数的初中生实际上是刚走出小学校门。到了“后知青时期”，除了极少数人进了大学门外，绝大多数知青返城后忙于生存而埋头苦干，就是一部分意识到了“生存危机”的进厂知青也只能半工半读的补了一些“课”，但在一片高学历型人才观下也是被人为地排挤在优化组合之外。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这么一大帮“后知青”谁来稀罕你，在某些话语者眼中，有一口饭给吃吃，保持“安定”场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支撑，保护“大局”才是头等大事。 〈四〉知青的多元化构架 今天，当我们在关注“知青问题”时，不得不尊重一个事实，知青虽都来自城市学校，都在广阔的农村天地成为了知青，又都重返了城镇，却无法拥有共同命运走向，为三个“不同”而决定了个人命运。 1、虽同为知青却原有基础不同，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带有鲜明的各个城市地域色彩，个性、爱好、风貌和志向的不同，而后决定了各人的命运走向。 2、虽同在农村这个大环境中，但在“知青”这个阶段，实际经历是不同的，遭遇是不同的，感受是不同的。由此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迥异不一，而导致了返城后命运走向的差别。 3、“知青”都争得了“回城”这一共同点，但其后走向不同，远至世界各国，近则国内大小城镇。职业更是千差万别融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群，而基本确定了各自的人生定位。 〈五〉“知青”的定位：一个只有自己来评估的“历史过客”。 每个知青都有这样的记忆，下乡时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前有历年下乡知青典型的光辉榜样，近有先行知青艰苦奋斗精神的呼唤。一种炫耀的光环激励着你。回城时冷冷清清，悲悲切切。两个时境、两种遭遇，使人不寒而栗。 2001年，出差江西，特为造访了鄱阳湖畔共青城，拜瞻胡耀帮同志墓地。作为40年前上海有志青年的象征地，给我的印象是一些冷清的屋舍，几条宽广的街道，许些江西老俵生活期间。只有胡耀帮同志墓碑后的98棵翠柏寄托着98位原上海垦荒知青的哀思，寂寞地相伴胡耀帮同志的英灵，面对着鄱阳湖的波光，叫人难以接受。相比于前苏联的拓荒事业至少在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图留下了“共青城”的业绩，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却由于“文革”的历史背景，悄无声息地遗失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我们知青引以为自豪的“知青史”，实际上是一部有源无河，有史迹而无史册的断代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青的一大悲哀。 〈六〉“知青”地位的客观审定： 知青的上山下乡在原本宣传高调中，一直是作为改变中国农村穷困落后面貌的广阔天地，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而激奋青年学生的，而今天当我们重新来审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过程时”特别是有关当时上山下乡政策的决策及实施过程的解密，我们不得不严酷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知青的上山下乡无论是从其指导思想、政策制定、部署安排、贯彻实施、实践过程都说明知青上山下乡从来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和社会人口膨胀之间的矛盾，而实施的一项权宜之计，是中国落后农村对于一般文化技术知识的现实需要。至于什么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高调完全是当时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和知青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意愿。 总之，在时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知青”这个群体，应该冷静的客观地说“知青”只不过就是一群有一段共同苦难经历维系的青年学生，并且是一个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动荡，有过真诚或无奈并付出了青春代价的年轻群体。
三.“知青精神”刍议 在当前后知青活动中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发扬知青精神、建设和谐社会。”什么是“知青精神”？应该说无论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中，还是“后知青时期”的今天，确是有一种精神支撑着这一群人走过了昨天，生活在今天。无论是成功人士，还是碌碌无为的下岗工人，无论是在光灿照人、洋洋大观的场面；还是掩面埋头，辛勤劳作的“再就业者”，或者当今人们带着疑惑目光关注的“后知青”聚会活动中，都有一种“闹腾劲”和“韧性”时隐时现。依笔者之见，有三个“幽灵”闪耀其间。 〈一〉纯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感召是“知青”精神世界的人生亮点。当年，他（她）们无意识地在这两点“主义”的感召和熏陶下走进了知青队伍，并支撑着他（她）们走过了十年的艰难岁月，同时也融化进了血液和凝聚在理念中，成为了他（她）精神世界的基本质地，所以不管“生活”将他(她）抛到社会的那一个角落，都对未来寄托着期望，都能为明天而顽强地生活在今天。成就了绝大数知青朋友们乐观向上，笑对人生的精神风貌。 〈二〉在知青生涯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面对现实的精神到今天已凝结成一种踏实生活的坚韧性。虽然这是在当时幼稚，混沌情况下无奈地，无意间修炼成的状态和性格。也凭着这一点走过了“知青时代”。就是在今天改革开放社会的种种诱惑下受益匪浅，能够在人生观、价值观急剧嬗变的“后知青时期”，把握定力，平静地生活，平淡地生活。 〈三〉“后知青们”极大地区别于社会其他群体的一个显著点就是“好结群、好聚会”现象。这也是引起常人疑惑。和某些人担心偏见的理由。特别是原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后知青们。由于他（她）曾严密地生活当时半军事体制的环境中，那种集体意识、团队精神和互助习惯。再被当今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加剧了“后知青们”的“知青情结”于是自愿、自立，自费兴起各种“知青怀旧”活动。形成了当今社会一道独特的和谐的“后知青”风景图。
四.“知青”应有的历史位置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期，随之文化建设也方兴未艾。但也有一点也很奇怪，对“知青文化”讳莫如深，或者少谈、避谈。理论出版界更是避之若腥，只是最近叶辛先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知青”的论述，算是有头面人物的声音（可悲的是他也是知青）。可能是知青人微言轻，不值一提。但作为“十年文革”中唯一在政治上没有否定，平反，昭雪……的大事件，到底算什么呢？总要给历史一个交待吧。总不能像当今热闹的编史列志中一些史志的记载“XX年到XXX名知青”样一笔带过，总有点文过饰非的感觉。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实话实说。给中国知青一个应有的历史位置。 1、知青上山下乡有锻炼无作为，有苦难无了结，有奉献无回报。 知青们走到今天，随着退出繁重的生存竞争和怀旧情绪的增长都渴求对于“知青”历史位置的解析，当前、各地知青时起时伏的怀旧联谊活动，就是对于自己这段经历的追忆和反思“三有三无”的小结应是一种真实的写照，应予记取。 2、上山下乡行动应有历史位置，作为运动应该摒弃。 上山下乡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插曲，不管当时是自愿投入还是无奈出走，应该说在那广阔天地里都曾有不同程度的真诚，理想化的付出，应该是中国人民精神层面建设发展中的可贵探索，不管代价如何？结果如何？都彰显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真诚，质朴和坚韧，应有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位置，一些知青事迹的可歌可泣，我们知青是不会忘记的，就是我们后辈也应该记取。那是整整一代人用苦难，用血和泪换来的人生足迹，当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那个年代人、事、由于更多地参杂着“政治”功利，物极必反成了谬误。作为知青群体的上山下乡行动和为政治驱使的上山下乡运动应该泾渭分明，该予历史的定论。 3、知青对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有历史贡献，上山下乡有丰涵的社会内容，应予正史记载。这看来是一个讨人厌的提议，但作为一个知青，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深感每一个对中国那段历史有责任感的人都不应“忽悠”。仅笔者在西双版纳密林中的十年，与汉、傣、哈尼、拉祜，基诺，菩萨等各族人民劳作为伍，与人类社会进程中遗失地—边疆、山区朝夕相处，深知中国最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已是熔铸进知青血液和生命的精神质地，知青对于中国广大落后的边疆、山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是“历史性的进程”。 4、“后知青”：改革、开放年代的忠实实践者“后知青”本无另提之必要，但在实际工作的接触中，一些企业、单位、部门起到中坚力量的基本骨干成员大都有一个“知青”的经历。他们努力的工作、丰厚的阅历、踏实的精神，都是有效保证了本企业、单位、部门的工作，有一些同志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一如既往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些同志能走到今天，除了他们本身的天赋和努力，应该说当年“知青”的这碗酒垫着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欣慰地说，虽有种种非议和偏见，但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是无愧于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以我们的智慧、工作和“四O五O们”特殊的奉献保证了我们民族在重要历史转变时期一种社会基本力量的稳定和与时俱进的胸怀。 纵观当今的知青小说，影剧，影册，网络文章等说明“知青史”是有内容可写.有史跡可畄，知青都有对这段人生足迹有一种本能的不可否定性。广大知青以自己的真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苦干对于中国广大落后、贫困的边疆、山村的改造和奉献是可歌可泣的，特别是在当时中国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大环境下，仅存的中华民族的人性绿洲，平民百姓的心灵圣地，大概也就是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山村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是中国这段历史时期中主要能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生存状态和奋斗精神的亮点，是中华民族年轻一代痛苦决择人生方向，真诚奉献社会，既定人生价值跋涉的写照。 当前，各种知青史、志、论、记，层出不穷，鱼龙混杂，既说明了知青这一代人在当年真诚付出而无回响状况下的怨忿诉求和情感宣泄，也是主流社会对于这一代人的冷漠和人性缺失的必然反弹。据说最近上海市政协在做一些知青回忆录的汇编，欣慰之余。总觉得这件事本应做得更好一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之所灿烂辉煌就是因为有来自人民的心声和足迹的历史记载。“知青”作为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位过客，只能他（她）们“自说自话”来追求“自我价值”未免太苛求了，他（她）生存的负担够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已令世人瞩目，近期仅美元外汇储备已达万亿元居世界第一，而后知青们要做一点编撰回忆录是多么艰难、寒碜。我们的民族历来是宽容大度的，如果中国现代史中没有一部“知青志”那将是中华民族精神缺失的遗憾，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无视和亵渎，但愿这不是言重了。
五.有关“知青”的三点想法 “安居乐业”是中国人民的祖训和传统，也是我们知青坎坷人生所醒悟、追求的终身愿望。现今，对于我们来说：国泰民安、人健家和是从心底发出的祈祷，具体一点说，力求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好为人子（女）、好为人夫（妻）、好为人父（母）。说到想法也是微不足道的。 1、快乐人生，反思人生 知青走到今天，大多已接近退休或已退休，人生的无所求，都使“后知青们”只是笑谈“健康第一”，二谈子女的婚嫁。确实，这辈子对知青来说，除了“累”字，有什么可侈谈，知青生涯使他（她）们修炼得宽容大度，千余元的退休工资，吃、穿基本不愁，辛劳大半辈子，最后的二十年才是真正属于他（她）们的生活。大家都不约而同想到“快乐人生”应是我们后知青们的理想退休生活。时下兴起的又一个“知青热潮”在旁人看来这帮人又在“瞎折腾”什么？对我们“后知青”来说却是人生第三节点的开始，是快乐人生的开始。其次，“反思人生”对于一些曾经的理想主义者知青，也可抛开半世烦事，陪随平静的生活，痛定思痛，一圆当年的青春之梦.探求之志。给这趟人生以小结——我们知青这一代人应该留下些什么？能够留下些什么？ 2、求同存异，把握定力 “知青”这一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当年是身不由己的成为了“知青”，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只能随波逐流，就是到今天，还有人想拿“知青”说事，2005年CCTV感动中国人物，上海知青陈健以一个坚守36年的承诺为金训华烈士精神守望，而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知青”的记忆，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抓住知青中一些不同声音，大做文章，还好当年双河大队的知青识大体使这场喧嚣烟消云散了，对于后知青们来说，不论是对“上山下乡”那段历史的解析还是今天的种种“知青联谊”有分歧，有异议都是很正常的，求同存异，把握定力，应是我们知青“成熟”的标志之一，再不能给人当“石头”了。海外知青喊出了“天下知青是一家”是肺腑之言，在“知青”这两字的感召下，还有什么不能把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走得踏实，平顺些。 3、关于知青赔偿 中国的今天告知我们，“知青”所失去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而当今天社会的一部分人退休了能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费”（应该说很有创意的）那么当年用青春代价的“上山下乡”而渲泄，释放了社会经济危机的暴胀力，而避免了国民经济崩溃，为后来改革开放保存了应有的物质基础做出的特殊贡献，是否更应该设立“知青基金”和“农民基金”，那才是顺天意，逐民心。说到赔偿，从道义上讲“文革”中一切都以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皆大欢喜，却唯独“知青”被边缘化了，一些“知青”的遭遇就不需同“四人帮”算帐了？从法理上国家宪法昭告天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人民一分子的“知青”及后知青们，由于他们特殊的演变进程，就什么都不了了之了？从国家财力看现在已不是不能承担的（如上海市郊赴滇知青社保问题的政策落实及原新疆知青退休回沪的生活现状）的问题，应该说问题都在于一些话语者的冷热之心和有无作为。 “知青问题”说了这么多，仅是一家之言，借“12.21”这个日子和后知青朋友们和关心“知青问题”的朋友们说说，能否抛砖引玉，使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个交待，对中国社会进程中的这段插曲有个清晰的记忆，仅此而已。
结束语 “知青”作为一代人，是前有先驱后无来者，虽有马华等有志青年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志愿者献身于云南红土地，这是一种“知青精神”的闪烁和延续，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是我们这些老知青极为欣慰的。今天，我们要用“祭奠”来解析“知青”，是知青的悲哀和荣光，因为她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部悲怆奏鸣曲，她的悲壮旋律是我们走向人民和谐之音所不应遗忘的。
2006年12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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