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与农民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平等，但不能因此就断言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绝然对立的、是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首先，知青中的确有丑恶的人与事，但因此就绝然否定知青整体总是说不过去的。同理，农民中（尤其是农村干部中）也存在迫害知青的现象，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农民整体。刘醒龙声称“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人”，他如此全盘否定、抹黑知青很难说得通是“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人”。打压知青也很难说就表示是对农民的“平等”。其次，知青与农民之间，知青也并不总是占“优越”地位－－尤其在政治上。由于“接受再教育”的“紧箍咒”，以及招工招生必须经过当地农民尤其是农村干部的推荐与审批，知青往往就无法“挺起腰杆做人”，知青文学中所反映的知青受迫害的事情并非凭空虚构，所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就是由于知青受到迫害之后才出台的法令，旨在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至于在实施过程中成为知青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应当不是普遍现象，更不可能成为知青“欺负”农民的手段。因此不宜简单否定这一法令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好像我们提倡人人平等，但并不防碍要制定保护妇女与儿童法令一样，毕竟知青在当时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即使跟农民相比较－－尤其是数量上） 。王彬彬在《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中则宣称说：“从人数对比上来说，他们（指知青－－引者按）与当地人之间简直不成比例。但数量对比在这里毫无意义，就像狼与羊之间的数量对比没有意义一样。”显然，王彬彬是将知青与农民的关系视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知青与农民在社会文化上的不平等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不平等的责任决不应该由知青来负。而且，不平等绝对不应该、事实上也并没有导致知青与农民之间全面势不两立、尤其形成所谓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其实，知青与农民都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受害者，虽然知青当年下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而知青也因此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他们跟农民之间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无疑也因此有机会对农村与农民有较切身的了解，并与农民与农村结下了颇为和谐且深挚的关系，相互之间关心帮助的实例不胜枚举。知青文学中此类表现并不少见，如前面说过的张承志、史铁生与铁凝等的小说中，便有颇为充分的反映。就以知青网络文学来说，麻卓民、老例、丛玉文、柏万青、西北狼1号、南国嘉木、春雷、王勤、老城、号子等人的帖子都反映了他们跟农民、乡村之间尽管有城乡文化差别但仍然融洽无间、感情真挚的关系。如麻卓民对放牛娃板弓的牵挂 ，老例对房东一家的怀念 ，丛玉文追忆跟山区少女生死不渝的师生情谊 ，柏万青忘不了江西老表浓浓的乡情 ，西北狼1号与老农张大伯的“忘年之交” ，南国嘉木与村姑华姐的“姐妹情深” ，承德知青对“故乡”（下乡地）“养育之恩”深切感戴 ，兵团战士对草原“精神家园”梦萦魂牵 。老城的《回延安》，记述与分别三十多年的农民老房东重逢，房东大嫂“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拴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那是作者三十多年前送给房东女儿的礼物。作者为之深深感动：“将一个被没有玩具的孩子时刻惦记着的娃娃保存到现在，那是要怎样的上心啊！” 号子的自述或许更有代表性：“我下乡的时候从不敢穿亮色的衣服，那套褪色的学生装穿了洗，洗了穿，可和农民比起来还是天远地隔。……我们饱尝了最底层的生活，更懂得平凡人们中的苦酸。” 这些平实无华的叙事中确实体现了知青与农民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差距，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鱼水深情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倘若说这只是知青的“自说自话”，那么请看农家后代对知青的印象——

程美信在《我记忆中的知青》一文里，既写了知青在农村打架闹事，也写了乡亲对知青的体谅关照，同时更着意描写了知青卫平与村民的亲密交往及深厚感情：“他对我那家乡的感情非同一般，那片土地里埋有他的青春年华，同时还有他的情谊世故。” 石城大侠在《山花祭》中，记述其妻子（黄山茶林场“土生土长”的姑娘）：“少年时向往外面的世界，对那些比她年长的大哥、大姐们的好感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正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她才能从这片深山老林中振翅飞出吧。”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Peter在致《华夏知青网》“斑竹”（管理员）的信中表示：“我理解并了解你们那段生活，我的童年是与知青生活在一起的，在东北的兴凯湖农场十五连，不管人们怎样的评价那段历史，我始终对知青的贡献是肯定的。我的小学、初中老师都是知青，是他（她）们给了我知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忘不了那时的生活……” 由此可见，刘醒龙在《大树还小》小说中，刻意渲染农民及农民后代对知青的敌视态度，确实是有夸大其词之嫌；至于攻击知青“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的说法，也实在是有强词夺理之嫌－－知青诉苦怎么就可以推断为“好像”说农民吃苦是应该了呢？倘若说农民吃苦知青也应该吃苦而不许诉苦才算平等，那就更实在是无视现实存在的苛求或可说是空想共产主义的呓语了。毕竟，“知识青年这一代人始终生活在话语权力不平等的社会，生活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行动自由远未实现的文化氛围中”（徐友渔语）。 王彬彬曾不无遗憾地说：“当我写《“知青”的话语霸权》这篇短文时，我尚未读过刘醒龙的小说《大树还小》，不然我可以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一种有力的佐证。” 我真为王彬彬捏了一把冷汗，幸亏王彬彬没有将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当作佐证－－别说该小说在学理站不住脚（见上所论），就从创作及艺术角度看也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就是所谓“主题先行”、“为文造情”的产物。在《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中，访者问刘醒龙：“你在创作中似乎并不介意主观的参预，甚至有意要让作者的意图透过人物、透过结构、透过情节和细节露出痕迹来……在你的印象中早就对‘知青’另有一种评价，它不同于已有的‘知青文学’中的自我评价；你渴望将它形象地表达出来，于是就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醒龙默认了这个说法，并补充道：“我对现实的关注，确实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一点是由自己的心灵决定的。” 同时，对他所认为的“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的鼓噪”的知青晚会的反感，或许也就是他创作《大树还小》的直接触因。 正是由于这么一种带有偏见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性”引导，既没当过知青，也没当过农民的专业一级作家刘醒龙虚构了这么一部不管在主题还是情节或细节都漏洞百出的小说。如上所析，该小说的全盘否定知青、凸现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的主题只能说是故作惊人语，而支持主题的情节及细节乃至人物塑造更是“虚构”得令人啼笑皆非，如身为大队长的秦四爹三头两天往公社跑，要招工指标，甚至还可以用一包烟从邻近大队的大队长那里换来返城指标，为的是“优先”送走“最捣蛋”的知青，以求乡村“多一份安宁”。当过知青的人，打死也不可能想到会这么一种招工离开农村的方式。又如秦四爹为了将知青与农民隔离，让知青花两个冬春去挖一个“战备洞”－－想必夏秋也是挖洞不止，否则夏秋农忙之际知青是很难不跟农民打照面的。在华中腹地山村挖“战备洞”的荒诞意义虽然不宜深究，但确实可以避免对诸多“技术性”的农村生产与生活细节的描写，这一书写策略，大概也只有没当过农民的一级作家才能设计得出。 至于秦四爹为了给知青“一个教训”而安排的“战备洞塌方”，居然能有惊无险、恰到好处地深埋十六位知青（“整整刨了六个小时”），大多昏迷不醒（秦四爹欲惩罚者）却无一死亡（要偿命不划算），最巧是秦四爹的心上人毫发无损，还能“无声地”走到抢救者身后“轻声”说话，如此拿捏精确、料事如神，孔明再世也只能自叹不如。还有那农家小孩大树也居然能知道三十多年前的《洗衣歌》歌词（绝无歧视农民之意－－当今城里小孩亦是无缘得知的），其原由大概就只能是作者“由自己的心灵决定”了。至于作者戳向白狗子们最致命的一刀－－白狗子找小蜜找着了救命恩人（农民小树）的女儿，其原因却是那女孩冒充安徽人－－为何要冒充？天知道。大概也就是以此让白狗子们永远亏欠农民一笔良心债，在人们面前“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拼命地向地下低去” ，让小说的“批判”题旨得到极尽的“深化”或“升华”。秦四爹是作者至爱的人物，声称：“在人格上，秦四爹是个站直了的人。” 但这个人格“站直”的秦四爹，却实在不怎么可爱，当年虽然他跟女知青文兰彼此有意，但他在战备洞乘女知青睡眠之时未经对方同意而纵情肆意“冲动”，即使不说是“强奸”，也实在不甚光彩；除夕夜带民兵抓走知青欧阳，只因他教农村姑娘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塌方事故，将众知青性命玩于股掌之中，实难说是正直人之义举；在知青们回访过程中那刻意回避的扭捏作态、以及放牛牯满山冲撞知青，也与正直人格南辕北辙……总之，尽管刘醒龙有“为民请命”之心，但其所作所为，于历史、于文学、于知青、于农民，都难免有“作伪”之嫌，而丝毫无补于知青文学话语失衡困窘的消解， 反而给那些不甘寂寞的文坛“看客”提供了攻击知青及知青文学的“口实”，如王清淮在其《永远的看客》一文，便煞有其事地非难道：“生活中的白狗子和文学中的白狗子都有共同的嗜好：他们从农村带回了或大或小的伤痕，以此傲人或自恋，但是，如果深究起来，那伤痕的来历将十分可疑，而且，他们在农村留给农民的伤痕更大，伤害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