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知青网络文学是知青文学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具开放性与自由度的话语空间，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民间文本或最具民间立场的知青叙事。 然而，由于经济上（电脑及上网费用）与技术上（电脑网络技术）的原因，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低的“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无法大量登录上网，知青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因此颇受限制。无论如何，这些非作家的知青回忆录及知青网络文学的出现与存在，对于知青文学发展确实是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种民间化的知青叙事话语，与其说是对知青专业作家话语（尤其是所谓名人回忆录）的反动，不如说是从“小叙述”角度对知青历史“宏大叙述”进行了不无裨益的“补白”，与知青专业作家的话语（回忆录）相辅相成，使知青文学的纪实性话语体系得到较为完整的建构。知青文学创作的代群“话语失衡”，也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不管承认与否，作为专业作家，知青作家名人毕竟掌控着最具效率、最具影响的话语权，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或不自愿地充当了知青“代言人”的角色，正所谓“历史往往由强者书写” 。因此，知青话语权的天平仍然是倾向于他们，知青代群内部文学话语失衡的困窘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如果说人们在谈论知青代群内部的“话语失衡”时，语气还算温和的话；那么，当谈论到知青代群外部的“话语失衡”时，语气却是严厉多了，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当下风头颇健的文学批评家王彬彬的指责：“从最初的‘知青文学’到眼下五花八门的回忆文章，都出自当年的‘知青’之手，都只能说是一种‘知青话语’。当年的‘知青’们，作为完成了‘知青运动’的一半，垄断着关于这场运动的全部话语权。”“在‘知青话语’中，‘知青’总是主体，而农村和农民则只能是客体，被置于受打量、受审视的境地。” “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 

王彬彬对“话语失衡”的讨论重点转移到知青代群以外，提出农民不受重视，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些都不失为有建设性的见识。然而，他将农民话语权的失落归咎于知青，甚至由此推导出一个所谓“知青话语霸权”的结论，却是体现了颇为偏执的情绪。平心而论，虽然不能否定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但知青无疑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或主角，他们（无论是整体或个体，自愿或不自愿）是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参与这一运动的，而农民（尤其是个体）则多少有些游离状态，因此，知青对这一运动的回顾、探讨的关注与参与的热诚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在农民身上的。此外，农民不拥有“话语权”，除了缺乏知青那种“主角意识”外，还确实有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原因，而相反，知青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跟农民比较），这也是他们能拥有“话语权”的一个外在因素。这里我们并没有（也没必要有）歧视、埋怨农民的意思，只是表明一个客观事实。而且知青在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权”之际，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将农民的话语权“垄断”、“独霸”，因此，确实不能无端冠一“霸”字而称之为“知青话语霸权”。换个角度说，即使农民不行使其“话语权”，知青也不应该噤声不语，以示“平等”。 王彬彬大约对此也有所认识，因而在抨击“知青话语霸权”之余却又不无自相矛盾地承认：“‘知青’当然并非蓄意要垄断关于‘知青’的话语权。农民本就没有话语能力，陈述这一历史事件的使命，也就只能由‘知青’单方面承担。这使我想到，有多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只留下了一面之辞。” 农民在陈述知青历史上的“话语失衡”确实是一大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或许可以发动当年的农民（及其后人），以文字或口头（录音）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知青、知青运动及知青历史的看法与认识。也或许正是基于同样的想法，王彬彬以“一个乡下人”（其实当是“前乡下人”或“乡下人的后代”）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针对性甚强的回忆录《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文中处处凸现知青与农民的紧张对立关系，认为“‘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 。基于这种认识，该回忆录刻意“揭露”知青戏弄、欺凌农民的情形，还不无揶揄地说，知青带给农村“最值得一提”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以显示知青下乡意味着“将农民以及所有乡下人都置于了一种被欺负的境地” 。王彬彬的回忆录颇为充分地展示了其贯有的犀利酣畅的文风，然而，其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派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无独有偶，知青的同时代人，专业一级作家刘醒龙在《烂漫是希望的一种－－答丁帆》中宣称“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发出一种让人刺耳的声音”，这种声音便包括了对“知青情结”的批判：“现今的文学中有一股太重太浓的‘知青情结’，近期的‘知识分子情结’实际上是‘知青情结’的一次翻新。我不喜欢‘知青情结’，甚至还有些反感。最近我看了一场知青晚会，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地鼓噪。在‘知青情结’中，他们总是在审视那祖居在知青点周围的粗俗怪人，总在寻找着批判的靶子，而在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是寻找将他们撵到乡下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我这么说不少人会不高兴，但他们可以努力地将自己的旧作新作翻看一遍，看是否可以找到对昔日乡邻与土地的深情融合。” 由此看来，刘醒龙对知青文学中的“知青情结”确实是反感到“刻骨”程度了，以致口不择言地大加鞭挞。我实在难以想象哪一场知青晚会会对刘醒龙有如此大的刺激，我也难以想象在当今现实中会有那么一场“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地鼓噪”的晚会。 至于将“审视那祖居在知青点周围的粗俗怪人”，“寻找着批判的靶子”与“寻找将他们撵到乡下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联系起来，也是很有些令人莫名其妙的。那些“粗俗怪人”不至于是“批判的靶子”吧？更不至于是“将他们撵下乡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吧？刘醒龙的思路及表述方式也委实是诡异了些。张承志的《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及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知青小说，正是由于“对昔日乡邻与土地的深情融合”的出色描写而得到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公认，与刘醒龙颇为相知的批评家丁帆在《知青小说新走向》一文中即指出：“就我的体验，在那漫长的插队岁月中，虽然整天沉浸在悲观主义的情绪中，但在劳动中与农民结成的那种难以状诉的友谊却是终生难忘的，所以在读《那遥远的清平湾》时的和谐使我感到亲近。” 若说作为专业一级作家的刘醒龙会不知道，是很令人纳闷的。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或许就是基于上述判断的先验性创作。该中篇小说叙述了以白狗子为首的一群老知青，为了编写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晚会节目，重回下乡地“感受一下，寻找一些灵感”，因而引发了与当地农民秦四爹及小树一家纠缠不清的恩怨情仇。小说有两个“亮点”：一是对知青的全盘否定，二是凸显放大知青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对立及不平等。 作者借秦四爹的口骂知青：“那些家伙不是家伙！”借农家小孩大树之口评价知青：“我很小的时候，总听垸里的人在说知青没有一个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垸里的年青人带坏。”“自从来了知青后，这儿的流氓就大胆多了，像是有人撑腰似的。” 这种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全盘否定知青抹黑知青的做法，跟王彬彬所为如出一辙。这做法也是其他对知青及知青文学不满者所喜用，如近期发表在《书屋》2002年第2期第16－18页黎学文的《冷眼看知青》以及《世纪中国》网站“公共平台”第23期李平的《放弃“知青情结”，走向澄明境界－－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便是如此，只不过黎文的表现是赤裸裸的非理性叫骂：“我最反感的就是知青这个群体……知青是最虚伪、最矫情；最自恋、最自私的一代人。”李文则是在道貌岸然外表下宣泄无中生有的恶毒中伤：“（知青）就象无恶不作的少爷、小姐，又象街头的泼皮，人见人厌，却自怜自爱。……无知与狂妄、自大与自卑、善于煽情又易于悲观、身处窘境又毫不知羞、敏于充当‘工具’而拙于‘旁观’、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道德、良心、理性为何物。……知青情结犹如烂漫的罂粟，娇艳、迷人而毒汁四射、遗害无穷。”我始终不明白的是，所有这些咒骂知青及知青话题（包括知青文学与史学）的英雄好汉们，何以会对历尽沧桑、历尽磨难而如今大多数依旧在社会底层挣扎求存的知青群体有如此深仇大恨？

为了证明知青的“坏”，刘醒龙在《大树还小》中就刻意凸现知青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对立与不平等现象。小说的主线就是农民秦四爹与知青（以白狗子为首）的矛盾冲突：在白狗子等知青的“陷害”下，秦四爹被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强奸女知青）判处坐牢三年，由是毁了一生。在作者的理念中，白狗子等知青们之所以要“陷害”秦四爹，是不能容忍他跟女知青文兰相好，是一种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优越感作祟。这也恰好“印证”了王彬彬所说的“‘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见前）。说到底，这些矛盾冲突与对立都是源于知青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小说通过大树的口抱怨：“为什么要喜欢知青？”“你们知青可从来没有喜欢过农村。”“老师在课堂上提过知青，说他们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 在关于小说《大树还小》的访谈对话中，刘醒龙也表白：“知青也好，农民也好，他们的命运其实都是后来造成的，但在社会的习惯思维中，这些仿佛是先天就决定了的……我强调我的小说只是在这一点上提醒人们，上帝是仁慈的，是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