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一）

  他们的故事

1968年-1969年是中国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所以不管是08年还是09年，纪念知青下乡都叫40周年，这很有意思，混乱的年代让数字也跟着混乱。我实际上在农村仅仅呆了三年，大概还差三个月，如果加上回家看父母的时间，充其量有一千天。但是我在那里的县城工作的时间却有十年，短短的一千天加上漫长的十年，让我终生难忘。四十年过去了，我虽然痛恨那场强迫我离开父母，到很艰苦的农村去劳动的运动，但是每每回想起我插队工作的中条山区，心中却总是被牵动着一丝乡愁。

我插队的小山村共有102口人，22户人家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中条山脚下的一条浅浅的沟壑里。村里有村村通，就是县广播站在每家院子里拉的铁线小喇叭，一天广播三次，先是新闻，然后是文艺节目，大多是当地的蒲剧样板戏和眉户戏。再然后就是大队主任讲话，一般是讲生产形势和任务。开头往往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有时是“要把牛喂好”，有时是“要把棉花种好”----这要看需要。

村里没有电。全村没有一个收音机，只有生产队有一只手电筒，被赵本山戏称的家用电器。家家住的是土窑洞，外观简陋、破旧，里面很黑暗。

队长是个很英俊的庄稼汉，在我们眼里有50多岁，后来一问，才知道只有36岁，他儿子比我小一岁，17岁，刚刚读完初中，也回村参加劳动。妇女队长是个16岁的女孩，长的人高马大，像30多岁，我们不知道，管她喊大嫂，她就笑。

村东头有一口井，是全村人都饮用水源。井口用石板盘着，紧靠井北边是一个很古老的辘轳，上面缠着大拇指粗的牛皮绳，长长的绕着两层，约有40多米长。水不多，但够吃。望着井底，深深的，可以看见自己的脸。

村里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一共有6个。有存在我们去的第二年结了婚，还有一个贫协组长巷娃，正热恋着大队妇女主任的妹妹----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妹。贫协组长一米八二，身体强壮，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按现在的话说，绝对是个帅哥，性格温柔，一说话就脸红。但因为太穷，他只好在本村找，可是与他年龄相当的只有这一个了。

另外四个：有志和志友已经说下了媳妇，而铁锁和喜发是铁定的光棍了。铁锁是放羊娃，一穷二白，一群羊属于他的只有两只。喜发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一个弟弟，只有老大娶了媳妇，老二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是个残疾，走路跛，已经注定是光棍了。家里又一贫如洗。所以对他的婚姻问题，一家人都死了心。

山西的买卖婚姻十分严重，娶个媳妇要花一两千块，最少也要千八百。那时一个劳动日分一两毛钱，玉米收购价八分五，小麦一毛三分九。一千块是个什么概念？恐怕要吓死人。农民没有钱，养几只鸡，下了蛋必须卖给供销社，五毛九一斤，供销社卖六毛五，赚五分钱。农民最多养十几只鸡，鸡蛋换点煤油和盐巴，显然，如果从鸡屁股下抠出个媳妇来，就等于做梦娶媳妇。

那时农村娃的唯一出路是当兵。到了部队，即使提不了干，复原后县里也给安排工作，一下子变成了城市户口，每月一个小秋收。但当兵除了政治条件身体条件以外要有一定的人事关系。我村里有三个当兵的，一个在湖北，提了干。一个复原后在垣曲铜矿工作。最后一个晚，赶上哪来哪去，完璧归赵了。

我参加工作很早。县城里虽比不得大城市，但比起农村来像进入了天堂。我先在工厂学徒，国营，铸造工，一个月19块。学两年，很累。好在那时工厂管理混乱，累也累不了哪去。后来进了文化系统，不累了，知道的事也多了。

我们县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县革委会主任下乡时看上了，想给自己的独生儿子找个媳妇，女孩家里觉得能和县里的领导做亲家，一定是祖坟上冒了青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女孩很小，想着自己能离开农村到县城参加工作，每个月可以给穷苦的爸爸妈妈补贴一点钱，也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很顺利，女孩到某单位当上了打字员。从交易规则上讲，这事还算公平。

因为女孩不够晚婚年龄，两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那女孩虽然很俊俏，但永远是紧锁双眉，难得一笑。我和她打过几次交道，只见过她一次笑脸。可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据说是革委会主任那娃有点智力问题，女孩终于不干了。很快传来主任病倒的消息，又很快，女孩被调到距县城50公里之外的一个公社里去了。

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后来和县城附近村的一个女孩结婚了，这女孩被安排到我单位图书馆，为主任生了一个孙子，保住了他家的香火。接着，改革开放的烈火像文革的烈火一样在偏僻的小县城燃起。已经成为图书馆正式员工的女孩果断地提出离婚，并顺利办理了手续。此时的革委会主任早已无权无势，力不从心了。但是，主任儿子的承受力显然已经大大加强，他也很快完成了第三次婚姻，可见他的智力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革委会主任如果还在，应该80多了。他女儿和我爱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个很漂亮很聪明很开朗的女孩。他的儿子我见过一次，看不出有什么瑕疵。我觉得作为领导，他还是挺大度的，并没有斩尽杀绝。而那第二个离了婚的儿媳妇后来还当上了图书馆的馆长，算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了。我倒是常常想起那个被贬到公社去的打字员女孩，不知这曲折的人生之路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她现在还好吗？

 

  全喜的故事 

村里最能干的应该算是张全喜了。我们去时，他36，7岁，瘦瘦的，满脸皱纹，也像50多岁。张全喜哥俩，他哥哥张喜来放羊，高个子，喜欢发表议论。张全喜不，很少吭气。但是农活里的十八般手艺，他什么都会。据说农活里最叫板的手艺是摇耧，种麦子时，把式们一边吆喝真牲口，一边抖动着手里的耧，使麦种均匀地漏下去，播种到地里。而只有麦子从地里长出来时，才能看出摇耧技术的高低。好把式播种过的麦地，长出来的麦子一垄一垄的宽窄差不多，而把式孬的则是一疙瘩一块的，有地方多，有地方没有，像癞子头。

不光农活，张全喜还会木匠、泥瓦匠。村里所有的门窗，桌椅几乎都出自于他的手，不过不是很细致，但是能用。农具的修理也是他的事，他甚至会打棺材。他还是泥瓦匠，村里打窑洞，抹墙，封门口，他都是一把好手。他干活肯动脑子，不紧不慢，会使巧劲。他从不甩开膀子大干，从不气喘吁吁，从不伤痕累累，同样的活儿，往往是他先干完，而别人还在出大力流大汗。

哥哥张喜来七八个孩子，一排一溜儿，都、来、米、发、索、拉、西，数不过来。张全喜老婆不生育，他收养了一个男孩，还养着他的80多岁的老母亲。他不停地干，是村里挣工分最多的劳力。可是他分不到钱，因为欠款户太多，那些孩子多的，分口粮多，占用了村里的粮食款，而他们却无力偿还，他哥就是欠款户里的老大。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积累下去，张全喜的账上有几百元的存款，却一分钱也取不出来。

张全喜的自留地里长着全村最好的庄稼，一来他家人口少，自留地少，二来他勤劳，把块地整的像块绣花布。我们私下谈起来时，他说他希望搞包产到户，要不，他再能干也是受穷。但他仍是全村最富裕的户，过八月十五时，可以郑重其事地摆上一桌，虽然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各算一盘菜，但也能凑起八个菜。70年中秋节，他请我们几个男知青吃饭，八个菜中央还有一个砂火锅，里面有粉条豆腐，炸鸡蛋切成的丝，还有十几片带皮的五花肉，炭火很旺，烧得火锅咕嘟古代滚，冒着热气，满窑洞里喷香，让我们垂涎欲滴。

大概是74年吧，他母亲去世，八十五、六岁，称得上是高寿了，又过了一年，他媳妇害病，先是公社医院，又是县医院，治不好，后来到了三门峡医院也没看好，癌症。折腾了不到一年，走了。算是心疼他，没把他的积蓄花完。那时他也找生产队借了不少钱，彻底沦为贫下中农，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欠款户。

我04年、08年两次回村都见了张全喜，他后续了老伴，儿子也成家了，并且有了孙子。第一次他不在家，他儿子骑摩托车把他从地里接回来，满身灰尘。第二次他正在晒山楂，我对他说，如果早些分地，他可能早就成了财主。他笑了，说啥呢，现在不是老了吗！不过，土里刨食终究靠不住，一个病人，就能把你拖累死。如今他盖了新房子，不住窑洞了，但是没有什么家具。我说：你不是木匠吗？他说，木头太贵了，我这木匠早就荒了。他笑了笑，说，凑乎吧，跟你们城里人没法比，就是落一个自由，穷自由。

 

  来娃的故事

村里还有一个喜来，姓吴。为了区别张全喜的哥哥张喜来，大家喊吴喜来叫“来娃”。来娃大我三岁，属猪，是我村学历最高的人，读完了初中，他也应该是我村最有才的人。来娃长得很精神，大眼睛，双眼皮，鼻直口方，站直了也有一米八左右，可惜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就再没站直过。他就是我在本系列（一）中提到的喜发的二哥。

本来吴家这一辈，家谱规定中间的字是个“玉”字，老大就叫“玉生”，轮到来娃叫玉来，可是稀里糊涂竟叫成了喜来。据说，来娃生下来特别好看，他妈特别喜欢，就叫成了喜来，但人再穷，家谱是不能乱的，所以，上学时还叫玉来。后来他患病，妈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本来家里就穷，这一来，娃这一辈更完了。村里没有哪个娃读过初中，但来娃妈非让他读初中，说，娃惜嚯（方言：可怜），叫娃多读两年书，少干些活路。花点钱心安些，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来娃总是留着一个分头，见人很有礼貌，笑得很得体，虽然跛，却给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感觉。他口才很好，说点什么很有条理，而且滔滔不绝。来娃会拉板胡，还会唱曲。友存结婚时，他自拉自唱。板胡拉得有滋有味，他摇头晃脑，如醉如痴；唱的时候慷慨激昂，特有激情。村里人又是鼓掌，又是喊叫；我听不懂，觉得不是很好听。但板胡听着还不错。

听说，来娃参加过县里的残疾人曲艺队，曾经跟着他们在各个公社各个村演出，混碗饭吃。不久他不干了，说剩不下钱，翻山越岭的，有点吃不消。来娃和知青比较密切，他比我们学历还高，因为我们初中没有毕业。村里人一般人不会下象棋，因为认不全那几个字。来娃下象棋，居然下得还不错，敢跟知青俩干，偶尔还能赢。老实说，我们队六个男知青，没一个长过来娃。虽然我们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来娃肯定要打一辈子光棍，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论证了。老天真是不公平------我们都这么认为。

凭良心说，不管谁当队长对来娃还是很照顾的，当然工分不高，8分5，跟妇女队长一样，比较公平。他本来也是经常跟着妇女干的，外号叫妇女二队长。哥哥经常要出去搞副业，或者去石膏窑挖石膏，或者上煤矿挖煤，或者下山到盐池担硝，总之是凭气力换些钱回来。来娃的嫂子是从山里嫁过来的，年轻，还没有孩子。一天到晚也跟着大家干活儿，穿得花枝招展，爱说爱笑爱热闹。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妇女只要有来娃领着干活，就拿他说笑，结过婚的女人在一块啥话都敢胡球说，来娃有时也顺势骂俏，占点小便宜，不过动真格的还没有，毕竟腿脚不利索。来娃哥哥常不在家，嫂子是女流之辈，有些事免不了让来娃帮忙。当然来娃是有求必应，自己嫂子的事不就是自己的事嘛？久而久之，那杆妇女就拿这叔嫂说笑，越说越不象话。不过这在农村是常有的事。

后来越说越玄，或是来娃半夜钻嫂子窑里去了，或是嫂子钻来娃窑里去了。甚至连来娃妈都听到了风言风语。此时的来娃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什么也不说，她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哥哥回来当然是听不到这些了，没有哪个人无聊到这份儿上。

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到我离开，什么都没有发生。来娃果然打了一辈子光棍。

我08年十月回村，见到了来娃嫂子，70多岁的人，穿戴还是很干净，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叽叽喳喳，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地说起来没完，真是秉性难移。

后来我找到来娃，印象中的小分头变成了短短的平头，灰头土脸，61岁，不显老。虽然不显老，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木讷得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住在别人家里，给人家看家。那人在外面做生意，估计是要给他一点报酬的。屋里满地都是玉米，大概是刚刚剥完皮，正准备晾晒。他让我坐，我看看没有坐的地方，就谢绝了。

过去我俩之间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见了他有点激动，我以为他也会激动。可是没有，我们握了握手，他很快就松开了，脸上的表情比我想象的要平静的多。望着那熟悉的面孔，我想起那时候村里的流言蜚语，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那事真的有过吧？我真的希望它确实曾经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