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老三届”

    往事降临了，记忆回到近四十年前。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一个严峻问题很快就在学校突现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已达400多万人。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加之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就习惯称为“老三届”）共达1000多万人。

如此众多的学生积压在校，出路何在？那时的“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包袱，是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水到渠成，不久，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它的头角。

细细想来，“文革”十年中，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那就是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而这两场运动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红卫兵运动如石破天惊，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全世界。它把这样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命运的主宰。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

亲爱的党啊，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您一声令下。……”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正如火如荼时，已然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考大学当专家的理想被否定之后，就开始真诚的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我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我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农场去参加生产劳动，大约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那时对以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举动的宣传也大张旗鼓，那部表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的纪录片电影《军垦战歌》，曾使我们大开眼界，倍受鼓舞。也许很多人对那首插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盛产棉粮，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茁壮成长，……的伟大理想。”

    另外，还有电影《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这些都给予“老三届”学生们以深刻的印象，也为促使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自愿上山下乡增添动力。

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就自发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这最初的有规模的上山下乡的雏形，并不是政府动员的结果。而后是发轫于1967年初的，由北京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率先组织起来的上山下乡，这时的他们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这以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到边僻的西双版纳安家落户，到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等，他们被称为“边疆的火种”，“飞向草原的雄鹰”。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下乡，这场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段落，从1966年7月到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这是一；从1968年夏到当年12月，是各省，市，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这是二；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到1969年春，至此“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去了，这是三。

从一大批毕业生自愿上山下乡开始，到由各地革命委员会进行组织安置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镀上了鲜明的官方色彩。在最初阶段，从“文革”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们的确先声夺人。1968年《红卫兵报》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他们向初，高中“老三届”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我当年摘抄的赴滇知青的一首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声起，塞外迎春曲更兴。

  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

    在这儿，你还能想象出他们是怎样的英姿飒爽吗？

在前面二，三阶段中，多数人不甘心放弃学习，不甘心离开学校，更不甘心告别家乡。他们对政府动员的逆反，一直影响着他们对所在的农村，农场，牧区的生活态度。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失落，随即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和玩世不恭。从领袖的“革命小将”到后来被山里人乡下人称为的“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去西伯利亚充军的‘替罪羔羊’”，单纯的他们走过了一条多么无奈多么艰辛的道路。“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时，对他们的惆怅，失望，和被动员去上山下乡的不情愿，父老乡亲们曾给与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北京知青诗人郭路生（食指）的诗《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样写道：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

  我吃惊的望着车窗外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我的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红色的风筝，风筝的线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啦！我不得不将身子探出车厢的窗棂；

  这时，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刚才车站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向她大声的叫喊：“听见吗，记着我，妈妈，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写于1968年，我们仿佛还能听见那遥远的历史的声音。

那些上山下乡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这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可以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被称为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在后来的无论什么运动中都是十分罕见；这也使他们与历届中学生形成鲜明的对照。推本溯源，这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这一代人集中体现了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的成败得失。在我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据说，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

无论对17年教育中的政治灌输和道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有一点是为我们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当然首先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们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几近胎教的灌输，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归功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当我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

回想一下，很容易记得，那时的学校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乡下厂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哪一个不令人无限崇敬。英雄业绩的感召，为我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浓烈的政治气氛中，他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还注重培养了青年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这也是“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以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依然能够以坚韧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这与我们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的“老三”们尝到了苦果。首先是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后是对领袖的尊重和忠诚绝对化，以致到了狂热扭曲的地步。再者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看，一些学生的政治热情是被引上歧途了的。60年代思想极为封闭，政治观点偏激，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恰恰是对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了。这当然是后话。

所以在“老三届”上山下乡时，我们有谁没读过就这样的誓词：“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在书信中，这样的话也比比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是插向修正主义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我们会改变祖国农村的全貌。”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现在看来固然滑稽可笑，可又何尝不是我们当年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呢？

“老三届”的名字是和“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连在一起的，是光荣榜，是耻辱柱？“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一代弄潮儿当年诵读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

当年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的我们，曾天真地认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已经勇敢地站在了最前列。

岁月是无尽的长河，这道滚滚流淌的长河，能够沉积在我们记忆中的，无疑是岁月的金子。只要你把它留下来，它一定在熠熠发光。

 

                                                                    ——写于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