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的另一种可能性——我所经历的1968年的民间思潮
作者：碧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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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的另一种可能性——我所经历的1968年的民间思潮
作者：碧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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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所经历的1968年的民间思潮 一、 关于文革这场旷世浩劫的结束，大而言之，当然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事情总得通过一定方式，走一定途径。传统的也是正统的说法，是“以某某为代表的党中央揪出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际情况也是那伙人被抓起来了，他们的纲领路线也就结束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情况，私下认为可讨论之处甚多。 首先，这仍是一种皇权思想，圣人出世而救民于水火。但倘若暂无圣人出世，我等草民的苦难又何日方休？况且这圣人出不出世，，我等草民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哪怕胆敢流露出些微愿望，只怕也很快会坐大牢挨枪子儿。所以好运的到来似乎是一种偶然。 况且，这圣人不久就发现原来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其思想路线原来一胎所生，前后联系，让人不免感到滑稽。 再者，那“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岂不也是党和革命的化身，也是“党中央”？又假设抓他们的时候万一失手，他们岂不还是“党中央”？所以哪壶和哪壶，有点儿犯迷糊。闲来想起这拨事儿，冷不丁会惊出一身冷汗，觉得我等能全身活到衣食无虞的今天，原来挺侥幸的。 那么，历史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一种更合理更必然的可能呢？
1966年，笔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读中学，在那里参加文革。到年底， 学校里的数十个战斗队，根据不同观点渐次形成两大集团，我属于其中一支学生队伍的常委之一。 进入1968年，我们这伙被欺骗被利用的马前卒，这伙从1966年就“紧跟伟大领袖，积极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誓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红卫兵（在这里“红卫兵”是一个泛概念，它区别于运动初期那些以干部子弟为主体，倚仗着背后的权力，肆意抄家打人，草菅人命，例如打死卞仲芸校长的那一拨子早期红卫兵。此话题这里不展开说），开始陷入迷茫和惶惑。我们开始对运动不理解，对“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不理解，对看到的现象不理解。于是各种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也背离自己思想上的传统认识的离经叛道的议论产生了。 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头头们当中。 这个组织的头头称为“常委”，是运动初期由群众以“巴黎公社式选举方式”海选出来的。一般来说，每次“常委”开会，都会根据得到的信息，竭尽全力的去理解“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展开讨论，以决定组织里的大事，大的行动。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已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伟大的战略部署”了，闹不清现在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闹不清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了。我们开始凭着自己的直觉率性的讲话。 认为康生是“大党阀”（他 曾经被我们称为“敬爱的康老）因为他在抓捕云南赵健民的时候蛮不讲理，他说赵健民是叛徒，赵不服气，他蛮横地说：“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拿不出任何事实，也不讲任何道理。 武斗愈演愈烈，“忍看朋辈成新鬼”的惨剧时时上演。这不能不使人想到1967年武汉7、20事件，江青在那时公然提出“文攻武卫“，之后全国武斗剧烈升级。我们自然而然的对这位“文化革命的旗手”提出了置疑。 《红旗》杂志1966年1期发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曾使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中学生为之振奋，为之冲杀。渐次的，一些读书较多，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同学开始了怀疑：“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就是历次运动的惯例”吗？ 越来越多的人被打倒。渐渐的我们悟出：凡是当权派皆“走资本主义道路”，凡是学术权威都“反动”，凡是做过地下工作，就都是叛徒……我们开始为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鸣不平。 支左部队进驻我们学校，带来了一股风气，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搞“早请示”“晚汇报”，在一张张门上画上各式各样的领袖像，把建筑用的五夹板锯成带个手柄的小块，画上环绕着葵花的领袖像，开大会时就把它举在手里，挥舞，呼口号；任何事情，不分巨细，都要写一张表忠书，在里面呼一通口号，再把它贴到墙上……看到这些本来在我们眼中庄严肃穆的军队，做着这些类似儿童游戏般的事儿，却煞有介事的叫做“三忠于”活动，我们哂笑不已：这不完全是形式主义吗…… 林彪挥着语录，喊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眼前的事实却是，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民进城武斗，商店如同被大水冲过，空空如也，特别是武斗期间，满城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大火冲天，那是被炮弹打中的地方……那熊熊的大火，燃得每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心痛！但文革不好是讲不得的，那是”炮打三红”，是反革命罪，有人就把它戏谑化了，学着林彪的口吻，做出挥动语录的样子，面对燃烧的大火，喊着：“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江青大红大紫，毛远新大红大紫，李纳又担任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哪里不对劲，不能不使人想到”任人唯亲“这个成语…… 一些关心国事，好学深思的同学，就去找当时被允许读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看，希望从中找到认识现实的理论武器。然后他们根据自己对理论的理解，结合文革的实际情况，写成了一系列文章。 其中最具价值和最有光彩的，是一位名叫丘黔桂的同学，他写下《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林彪理论根本批判》等几篇文章。他批判的矛头，已经直指个人崇拜；他犀利的目光，已经洞察阴谋家的鬼蜮。 在笔者的视野中，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的学生造反组织中，都前前后后的出现过。不少地方更典型—— 1967年，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即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 已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诸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购统销等社会问题都做过初步思考，写了《中国向何处去》； 朱学勤先生在《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提及的上海那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那些“不是打砸抢一类的红卫兵”，那些思想型红卫兵，那些“68年人”，他们的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 作家筱敏在《幸存者手记》记载的小禾，他继续着离去的父亲，思考着关于人的思考的权利，说话的权利，生命的权利，思考着独立与自由；解放大街68号——这个地方后来被人布置成反革命大本营，装扮成杀人魔窟——的人们，讨论着国家，巴黎公社，“公社”和“革命委员会”的区别，在这里研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里的“小禾”应解读为“小禾的原型”。《幸存者手记》是一本小说，“小禾”是一个文学形象，但我坚持认为这是有原型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作家难以凭空想象出来。 江西的李九连，钟海源，朱毅……他们批判林彪，批判个人迷信……对那个时代的许多气壮如牛又荒谬绝伦的东西，都有自己严肃认真的思考。
那么，这股民间思潮，它和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关系，它和文革的结束有什么关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这股民间思潮的实质做一番剖析。 可以说，这是一场从实践中产生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萌芽。 首先，从这场思潮的内容来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禁锢几乎是罐头式的。我们不能看古典的文史作品，那是“封”；不能看西方国家的文史作品，那是“资”；不能看当代苏联的文史作品，那是“修”……稍有接近，就可能惹祸上身。除了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去找答案外，我们没有更多的思想资源，而且整个思考都处于一种宏观的大框架下。因而这股思潮的内容是复杂的，有局限性的。但总体来说，它是一股异端思潮，是 对文化革命这个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的反叛，是对当时主流意识的反叛，它是自由思想独立思想的开始。其积极方面大体包括： 对当时不可一世，不容置疑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后果和性质的质疑和批判。例如我们对“三忠于“的批判，李九莲对文革性质的怀疑； 对四人帮及其后台的的言行的质疑和批判，例如对江青，康生等人的批判，丘黔桂、李九莲对林彪的批判； 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质疑和批判，例如丘黔桂的文章； 对革命委员会这一所谓新生事物，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和性质的质疑，例如《今日的歌达纲领》《某某革筹必须转向》： …… 他们都表现出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如饥似渴的读书，勇敢顽强的探索真理的精神。他们中的杰出分子，更是表现出为人类窃取火种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例如杨曦光，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更多的接触了基层民众，接触了他们的生活，因而在更广泛的方面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统购统销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都不可避免的在一种大框架下进行，但都大胆的突破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尖锐的触及到了一些密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作了热情的探索，积极的思考，是一片鲜活的生机勃勃的先进思想的萌芽。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关心，以及主动承担的极其宝贵的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和主要的，他们对当时势头汹涌，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造成国家民族深重灾难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具体做法，到走向、结果，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由于他们本身正是文化革命的重要参加者，是受阴谋家利用，在运动前期中期冲锋陷阵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觉醒，对于文革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说，这股思潮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先声。可惜，由于他们大都发生在外省，星星点点，地处分散，而严酷的生态环境使他们互相之间无法沟通和交流，以致于一露面就惨遭镇压，因而未能形成应有的影响，而终于如同沙漠中被打翻的水，很快的消失于广袤而干渴的黄沙中。 其次，从这股思潮产生的背景看。 一．这股思潮是从生活中产生的，是从鲜活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些“68年人”（朱学勤先生的提法）的主体是红卫兵，是中学生。他们曾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拥护者。从运动开始，他们就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以天下为己任，紧跟领袖干革命，努力实践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志在自己手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下。为了理想，他们甚至一遍遍的喊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准备为理想为真理献身。但是，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他们。遍地开花的武斗使人不能不质疑那伟大旗手的“文攻武卫”的高论，面对武斗中惨死的同伴的尸体，红卫兵兵团的副团长李九莲喊出“下一次文化革命，打死我也不参加”的心声；完全不要事实，仅凭主观臆断就抓人，就把人打成反革命的做法，使我们得出“康生是大党阀”的判断；一处处率先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合法的名义下，对群众的残酷镇压，使《今日的歌达纲领》大联委（革委会的前身）的性质产生了质疑……实践，生动活泼的实践，不可抗拒的检验出那场所谓革命的后果是何等能可怕，措施是何等荒谬，理论是何等的虚伪，它的结束应是水到渠成的了。 二．群众性 这股异端的叛逆的思潮，虽然体现为有一定的代表人物，有的地方有一定的自发的组织，但从大范围看，它是群众性的。以我所在的群众组织为例，在不同的战斗队，不同的活动地点，前前后后都产生了这样的思潮。如： 如前所说的常委会内部。这段时间里一开会大家就牢骚满腹，喜笑怒骂，随意的抒发着对运动的不解和不满，相互间戏称为“黑话”， 在“海燕”战斗队，丘黔桂写出了颇具理论深度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林彪理论批判》，李某曾和笔者谈过对武斗正义性的怀疑，对文革前景的深深忧虑； 《红卫兵战报》编辑部的一干同学，面对困惑，攻读了大量当时找得到的马列经典著作，《反杜林论》《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写出了《今日向何方》《某某革筹必须改组》《某某军区必须转向》等文章； 《红八月》战斗队的田某某，陈某某同学，对中央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以至否定，渐次从行动上明智的淡出了文革； 最具戏剧性且最发人深思的是一个叫钱某某的人。此人对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运动初期，当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中学生尚对文革一头雾水的时候，钱以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的身份（后来的事实表明，此身份不实）来到我们学校，向我们贩卖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阐释首都三司的一系列“革命行动“的意义，使我们很快入道，成为一支自以为底气十足的革命造反派队伍。因此，从正面说，他是我们的引路人；从反面说，他是伸进我们组织的一只黑手。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1967年八月，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系列做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伟大旗手“江青，言谈中已持否定态度。 综上所述，文化革命进行到1968年，在民间，一股否定文革的思潮，已经不仅仅起于青萍之末，而且有山雨欲来之势。
这些“68年人”（朱学勤先生的提法），或者如吴小龙先生所说，是魂系“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的青少年，在突然展现在面前的喧嚣和混乱下产生的忧思，勇敢而茫然的开始的摸索的一代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学界的普遍说法是，他们失踪了。 是的，他们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通知 为了彻底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深入的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现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和××的代理人×、×、×、×、×、×、××等，操纵广西422柳铁工机联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坏头头所炮制的反动黑文《今日的歌达纲领》《广西军区必须改组》《今日向何方》《广西革筹必须转向》《二论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必须全盘否定广西资产阶级派委会》等大毒草转发给你们，仅供批判时参考。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些大毒草的出笼绝不是偶然的，是张炎之流一小撮阶级敌人蓄谋已久的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先做舆论准备，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炮制出来的，也是张炎之流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望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大联委充分发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深入的揭发批判，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某某铁路局革命委员会斗批改组 （注意保管 用完烧毁） 这是某某铁路局革命委员会斗批改组于1968年九月发的一个通知，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浓厚的文革色彩，可以说，这是当时一份颇有代表性的文件， 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篇大批判的檄文，我们看，它的来势是何等的汹汹！ 它首先给作者定性：“柳铁工机联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坏头头”，再给事情的性质定性：“蓄谋已久的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这样的定性足以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而它欲置人于死地的目的就昭然若揭。 从立论的依据看，所谓“由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和柳铁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张炎，操纵……”则完全是无中生有； 再从这场预计中的批判的声势和规模看，要把对方“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而最值得一说的是批判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 被批判的一方，即这些所谓大毒草的炮制者，是几个红卫兵，几个中学生，他们虽然属于同一个群众组织，但他们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行为，既没有组织，也无人指使；是他们对时事的自我认识，自我表达，出于他们对国事的关心。 可批判的一方呢，是革命委员会，“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权力机构，在当时，这种权利几乎是无边的。他掌握着你的全部兴衰荣辱，生杀予夺：他可以把你抓捕，叫你坐牢，可以把你从大会上揪出来，刹那间让你丧失公民权利，可以斗争你，批判你，辱骂你，毒打你，用绳子捆你，罚你跪在地上……然后，他可以既不要事实也不要分寸的把你的档案写得比漆还黑，于是你脸被刺上了红字，你终身有了原罪，你再也无法抬起头做人，你不能招工，不能调干，不能升学……所有发展之门都会在你面前轰然关上……总之他可以无所不为——只要他愿意，或者只要他认为需要。 别以为我写得耸人听闻。这是968年工宣队进校后，暨革委会成立后，我的母校在一段不短的时间的事实。那时候，在大操场倒上煤渣，命令一派观点的老师跪在上面做活人展览。从铁路局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在革委会的至少是默许的态度下，肆意的对他们辱骂和毒打。有的老师被打得终日惨叫，有的被打得在地上打滚，有的被打得衬衣的碎片嵌入皮肉……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和《今日的歌达纲领》的作者属于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而事出之后，康生极其武断的宣布“这不是学生写的，后面有黑手，黑教师爷”。 每个教室都成了一个批斗会场，一派学生可以任意的揪另一派学生（仅仅因为他们和《纲领》的作者同属一个群众组织，而与事情完全无关），斗争批判，罚他们跪下，任意的羞辱他们。甚至，在初中一二年级的教室里，都有成片成片的学生被罚跪在地上。 这些红卫兵，这些昨天还以为是得了天条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原还是一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走向社会，就在“紧跟伟大领袖干革命”的意念下，狂热而盲目的参加了文革。他们完全不懂什么叫政治，完全不懂什么叫权利，他们的羽翼还完全来不及展开，在这样来势汹涌的暴力面前，理所当然地被打得东倒西歪。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学会思考，包括这些“大毒草”的部分作者，也只是在事实面前刚刚学着去思考和探索，在恐怖之下，在威慑之中，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新的紊乱，既是被迫又是自觉的放弃了思想的权利，很快的回归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麾下。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这段历史又未得到必要的清理和反思，而恐怖留下的印迹是那样的深刻，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了遗忘和缄默。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却也是历史的悲哀。 而在这篇檄文出来之前，远在1968年的3月31日，《今日的哥达纲领》的作者肖××，就被柳铁军管会抓捕。 受《今日的歌达纲领》株连，1968年7月23日，我们这一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钱××，在北京被抓进北京卫戍区，后押回柳州，遭受极其残酷的批斗。另一个常委李××，也在七月被抓进拘留所，受到残酷的批斗。 他们三人在当时的身份都是中学生。 在全国其他地区，对待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做法也大体相同： 其中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探索的优秀分子和主要的当事人，首当其冲的受到了最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李九莲，遇罗克，“小禾”，西北某省《共产主义自修小组》的年轻人……他们被枪杀了。 有的被残酷的摧残迫害。杨曦光被判十六年徒刑，朱毅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有的最终没能逃脱文革怪兽的血口，死在自己觉醒的萌芽刚刚破土之时。当丘黔桂刚刚写下《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林彪理论批判》两篇文章后，在李×开始对武斗的性质发生怀疑，对文革的前途产生忧虑时，不久的6月24日夜间，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他们被作为救护人员派往前线。在暗黑的雨夜里，对方渡过柳江，摸入我方（当时两派群众组织隔江而治）。李×被射杀，丘黔桂被抓获后，五花大绑着被用刺刀捅死，尸首三天后才被找到。他们都是赤手空拳的非武斗人员。 当时扑杀反革命，有一个新的罪名，叫做“炮打三红”。所谓“炮打三红”， 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些“反革命分子”，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他们一般很年轻，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没有前科，他们纯粹是思想犯，言论犯。而给一个“反革命集团“定性，也并不需要他们有纲领路线或组织，只要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怀疑什么，表现出异端思想，那就是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可以说，“炮打三红”这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却可以随意运用，发挥无限威力的罪名，就是为这些表现出哪怕仅仅是朦朦胧胧的异端思潮的人量身定做的。因而可以这样说，1968年前后那一轮扑杀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的浪潮，打压的就是那一时期各地陆续出现的反对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 1968年的民间思潮就这样消失了。 他们又没有完全消失。 遇罗克，李九连，钟海源，丘黔桂……他们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们在黑暗中发出的那一声声呐喊，仍然振聋发聩，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他们的曾在夜空中闪烁的思想火花，仍在许多人心中传承，并经过新时代的洗礼，去芜存菁，发扬光大。 而那些精英中的幸存者，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历史，懂得诊视自己的现在，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顽强的学习着，思考着，探索着，表达着…… 当然，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真正的68年人中的幸存者已经寥寥，他们的存在只是涓涓细流，而不是长江大河。
那么，假如—— 是的，历史不承认“假如“。但是未来呢，未来也许要借鉴”假如“。而且，以”假如“为前提，来分析问题，进行推理，从而得出结论，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逻辑上有假设论证，数学上有反证法，都是运用的这种推理方法。可怕的不是有没有“假如”，而是作了假如后没有科学的推理，或找不出事实依据。 别扯远了。现在让我们先来个“假如”，再对此做一点分析推理—— 假如，在当时有较宽松的话语环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再更好一点，结社自由，至少，思想不是犯罪，说话不会坐牢，几个人扎扎堆，讨论点事儿，不会随意的将人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那么—— 那么，那些优秀的青年，杨曦光，小禾，李九莲，遇罗克，丘黔桂……他们就将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他们本来应该的那样，学习着，工作着，研究着，探索着，表达着，奉献着； 他们就不会无端遭受牢狱之灾，被批判，被斗争，精神和肉体饱受摧残,就不会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被一次又一次的剥夺就业、升学、使用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就将更好的在今天的建设中发挥出他们的才干； 那么，谁说他们中不会出现杰出的思想者！因为，即使在那样严酷的时代，他们曾迸发出过星星点点的，但却是灿烂的思想火花！ 可以说，只要给人们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权利，并且，不在他们学习和探索的路上，不在他们吸取全人类先进思想资源的时候设置禁区，他们必然能找到真理，必然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因为，真理本来是从人们的实践中产生，并由实践检验的，而不是由某些人赐予和灌输的。 南怀瑾先生讲述这个故事的本意是什么，我们且不去细究，我们只就事论事。一个人，尽管他曾经被严格的封闭，被强力灌输，但只要有朝一日，允许他睁开眼睛看世事，他就能分辨出是非美丑，只要允许他张开口讲实话，他就能道出最朴素的真理。可爱的就是可爱的，尽管她曾被描绘成老虎。 胡平先生说：“诸多异端的出现，正是普遍信仰解体的信号，正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带来的标识。”那么，一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就将到来，68年人思想中的那些宝贵的星星之火，就将燃成燎原大火，就将像后来的四五运动一样，在认识抵制那场革命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那场旷世的灾难就可能提早结束将近十年！ 当然，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生活的前提是在专制时代，法西斯时代。谁能与虎谋皮而不被老虎吃掉呢？ 他们被残酷的镇压了，几十年后形成了集体失踪的局面……
历史在希望和阵痛之间走到了今天。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危机又横亘在我们面前。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教育危机，食品危机……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对此，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泣血锥心的呐喊。他们指出，我们已站在天堂和地狱的交织口处。坚持改革则生，倒退或停滞则死。 那么，它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每个人在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李慎之先生说：“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堵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吴思先生在回答《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 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 记得是在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时候，有这样一篇报道：有记者走访了广岛和长崎，想看看当年被原子弹轰炸的中心地区，那些经过千度以上高温炙烤，人体化为蒸汽，钢筋水泥镕成液体的地方，五十年后是什么样子。迎接他们的是满眼葱绿。大树参天，青藤缠绕，鲜花盛开，芳草如茵。大自然，神奇伟大的大自然，她治愈了自己毁灭性的创伤，重生了。 当然，人类社会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的拿自然界来类比。但是，人类社会不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规律是否也会对人类很有借鉴意义？ 那么，让百姓实实在在的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社会必将更好的从内部生长起自我监督的力量，自我更新的力量，自我治愈的力量。 何况，自由思想，自由言论，本来就是天赋人权，本来就被庄严的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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