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层顺应民心，逐步调整上山下乡政策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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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顺应民心，逐步调整上山下乡政策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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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顺应民心，逐步调整上山下乡政策
早在1970年7月9日《人民日报》特别发表了《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社论强调：“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凡是有知识青年落户的社队、农场、生产部队都要注意调动下乡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教育中积极使用，在使用中坚持教育，让这支生力军在彻底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而乐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要支持他们向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对他们要合理安排劳动，注意劳动安全。劳动分配要贯彻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关心、爱护青年，大力提倡晚婚。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老师，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革命，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篇社论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是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工作的最高准则。 大批知青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后，动员地区的各大、中城市先后组织慰问团，前往各兵团慰问知青，同时了解兵团知青政策落实的情况。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省革委会是从1970年起派出人数多、干部配备力量强的慰问团分期分批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慰问调查。尤其是上海市革委会考虑到有4.7万上海知青在云南兵团，山高路远，交通极不便利，还在兵团设立了非正式的常驻机构，为了解决“屯垦戍边“的知青物质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文化生活贫乏，上海市革委会还组织有关部门为知青们研制生产了大批的防止蚂蝗叮咬的鞋袜、酱油膏等劳保和生活用品，编写出版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丛书”。在深入营、连慰问调查的慰问团很快发现在落实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上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生产建设兵团属于解放军序列，有些话不大好讲。 1971年，又有一大批知青来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越来越多，兵团对知青的管理和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因生产无规章制度，缺乏劳动安全教育，生产事故和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因管理方法粗暴，严重违反政策而造成的摧残迫害知青、知青自杀的事故，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现役军人与地方干部利用职权调戏奸污女知青事件在云南兵团接二连三发生。这些问题并没能引起兵团及时有力的处理，在广大兵团知青心灵上蒙上一曾阴影，也使各动员地区的慰问团同志们忧心忡忡。 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告状信，毛主席深为这位“平头百姓”喊天不灵、呼地不灵的哭诉所动，于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三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高层会议，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翌日清晨1时15分，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总理在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会上听取国家计委劳动局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还就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问题、疾病医疗、婚姻、归侨安置，知青的家庭成分，接受安置知青的布局问题，表彰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问题，知青学习的教育，打击迫害知青的坏人问题，干部带队问题做了重要讲话。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农林部军代表沙风负责，迅速抽调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得力干部70多人，组成13个调查组。5月赴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山西、湖北、湖南、陕西、云南、福建、安徽等省、自治区调查了解知青上山下乡情况，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做准备。6月上旬，各调查组回京参加汇报会，研究分析了各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 6月22日至8月7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副总理主持。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中央、国务院、军委的19个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共123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听取汇报，会议闭幕前，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期间，周总理对知青问题有过多次指示。7月6日对新华社《内参》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摧残迫害知青问题，对揭发出来黑龙江、云南、内蒙古生产建社兵团现役军人、干部奸污女知青问题做了严惩查处的批示。 会议对前几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主流是肯定的，但确实存在以下几个大问题： 第一、 中央有关部门和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识不够。没有人从路线上来认识，没有当作根本大事来抓，而是存在着“临时思想”，不是把知青当宝贵的财富，而是当作包袱，大家很不理解，工作抓得也不够认真，很不得力。 第二、 不少知青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着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从全国来说，有1/3的下乡知青生活不能自给，有40%的青年住房没有解决。 第三、 “走后门”成风，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大家认为这股不正之风的根子在林彪，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69年林彪及其死党都大搞“内部参军”，矫正不正之风的关键在于批林整风。 第四、 摧残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奸污女知青的案件相当严重。 对于“文革”以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次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从干部、群众及知青的反映来看，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 通过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批示，普遍加强了领导。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县以上党委建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及得力的办事机构。 2） 下乡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1973年中央财政拨付的知青安置经费47950万元，1974年增加到84401万元，1975年为90000万元，1976年为107275万元，逐年增加。 3） “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得到了一定的纠正。 4） 处理了一批奸污女知青的坏人，使女知青的安全有所保障。 5） 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时或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职工的子女顶替，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 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按照国家计划从下乡青年招工时，应予照顾。 6） 改进了插队方式。一般采取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的办法，也有的采取以下乡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或集体农林场。这样比较适应青年特点，也便于保护青年。 7） 制订了《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该草案提出从1973年到1980年要动员1300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平均每年160多万人。实际上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到1980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已终止。 8） 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因此，通过这些渠道回城的人数也大大增加。1974——1977年回城人数达到38.4万人，相当于同期下乡人数的57%。 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各生产建建设兵团相继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文件发了不少，报告也没少作，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严惩。但是一阵风刮过去后，知青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某些方面的问题甚至愈演愈烈。1974年上海市革委会向黑龙江、云南派出学习慰问团，发现兵团在知青工作方面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 有一部分人对中央（1973）21、30号文件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如认为中央文件是“为知青撑腰的”，有的连队甚至到今年6月才贯彻中央文件。 （2） 在连队管理教育上问题很多。抓得紧，管理得好的是少数。有一部分连队还用在关卡压这一套，有相当一部分连队是撒手不管，使有些地方歪风邪气上升。 （3） 知青生活上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4） 对奸污迫害、捆绑吊打知青的案件处理得不力。 鉴于在生产发展和对知青管理教育上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中央通过调查研究，决定撤消大部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其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问题最多，首批被撤消后，云南垦区又恢复到1970年以前农垦系统的体制。兵团虽然被撤消了，但长期积压下来的知青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巨大的社会惯性压力下，又遗留到农垦总局及下属各分局，困扰着农场的各级领导，使他们束手无策，致使在局部地区知青工作反映出来的矛盾在恢复农场体制后不是弱化了，而是激化了。刚刚恢复农场体制后，主要精力集中恢复发展，对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无能力解决，或采取能拖一天算一天的消极态度。 恢复农场体制后的第二年，即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各农场忙于云南省布署的“揭批查”运动，这是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大事，知青的问题被束之高阁。但是处于伟大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的深入，中央高层领导已意识到知青上山下乡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经10年起伏，问题越来越多，已走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面对文革十年浩劫留下大量的冤假错案、种种社会矛盾，要拨乱反正，一时还无暇顾及解决知青问题。一直到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人们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才开始解除思想束缚，突破禁区，探索新的出路。党和政府下决心调整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这涉及千家万户的，关系全国安定团结的问题。 首先是重新评价知青插队。在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几种方式中，到国营农场去曾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尽管农场和插队一样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很辛苦，但农场毕竟能够按月发工资，基本生活不用愁。生产、生活优于农村插队，对知青插队几乎是众口一词：劳命伤财。实际上是“四个不满意”。 首先，农民不满意。成千上万的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形成很大压力。我国人口80%在农村，“文革”10年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耕种的土地都以每年528万亩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面积由2.61亩降到1.96亩，有的地方人均才3分地，农村劳动力已经过剩。再让农村接受知青，只能增加农民的负担，形成知青与农民抢饭吃的局面。当时将知青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实在强人所难。 其次，知青本人及其家长不满意。知青下乡插队，生活不能自给，长期靠家长接济，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1知青下乡插队，在生活安置上还存在着生活不能自给。据上海反映，该市在外省插队的22万名知青，有13万人生活不能自给，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 ○2住房困难。据1976年底统计，全国有95万插队知青还没有建房，特别是已婚知青住房困难更大。 ○3婚姻状况令人担忧。下乡多年的知青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越来越多，大多数知青害怕结婚成家，招工、招生、回城无望，但也有生活不能自给，住房困难，没有结婚安家的条件，在一些地方男女知青比例严重失调。 第三，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动员知青上山下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作为带头干部协助地方管理知青，仅1975年全国各大城市派出了9万带队干部，并要抽出资金、物资或技术的资金达200多万元。为了减轻企业职工子女下乡所增加的负担，上海市还给下乡子女的职工每月补助10——15元。 第四，政府不满意。文革十年，政府财政十分紧张，每年仍要挤出一定的经费安置知青上山下乡。特别是从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每年平均拨款达8.2亿元，占国家同期财政收入的10%。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组织青年上山下乡，到1979年基本结束，国家财政累计拨款达754297万元。不仅未能把知青巩固在农村，而且招致各方面的不满意。所以社会上流传“国家花了75个亿，买来四个不满意，得不偿失。”再次因农场人满为患，将知青安置到农场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文革前，各地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42万知青，而文革10年中又安排了230万知青。按照国家要求农场对职工子女“自行消化“的原则，每年还要安排30万农场职工子女就业。农垦系统职工人数由1965年的260万人，到1978年已增加到564万人，人均耕地面积由19.2亩降至12.5亩。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整个农垦系统亏损，农场管理部门恳请政府不要再给农场安排知青了。 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忙于揭批查，原先准备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一拖再拖。为了统一认识，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主要听取各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周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还亲自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从座谈会反应的情况看，但是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很难分析清楚，对这个敏感问题，一些领导人都不敢贸然表态。 连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座谈会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还要不要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向。社会上传说纷云，有些下乡知青认为自己是“四人帮”的牺牲品，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在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社会上风传：“现在不宣传下乡了，典型倒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2） 招工政策引起了思想被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不从知青中招工了，有的下乡知青听到这种传闻蒙头大哭，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干部算帐，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3） 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起知青，就认为都是“头上长角”的，一说整顿青年，就想整知青。 4） 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他们感到“吃不透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群众，受夹板气”。 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知青上山下乡应以历史的看问题，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不适宜。毛主席历来强调做计划，办事情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按照这方针，正确处理好招工、招生、下乡、留城的问题，可以把工作做好，路子越走越宽。“四人帮”别有用心，搞绝对化，把按国家计划招工说成是“拔根复辟”，把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说成是“复辟回潮”。就是要破坏统筹兼顾的方针，打击陷害坚持正确方针的邓小平等老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这次座谈会确定，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计委和财政、教育、农林、商业、公安、卫生、劳动、出版、物资等部（局），总政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力量，对存在问题，分别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同时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法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报送国务院。 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碗吃。我们的第一步应作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么做。” 邓小平这一想法无疑是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几经起落的政治家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洞察力与伟大气魄。正是邓小平提出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段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30日，经党中央批准，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兼国家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国务院知青办许世平谈话时指出：“最早提出插队的邓小平同志，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 1978年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中，也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能不下乡就不搞下乡，每年花20个亿，农民还不欢迎，认为是争饭吃，城市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考和意见，国务院知青办于1978年7月20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确定基调。 在此之前，即同年7月4日至10日，国务院知青办召集京、津、沪3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了城市如何广开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问题，3市以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从1978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转移党的工作重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找到突破口。 中央高层商议彻底解决知青问题的大政方针。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会议将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深入揭批“四人帮”干扰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统一思想认识。 二） 研究如何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安置知青的问题。 三） 研究留城的政策的调整问题，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少下或不下？哪些地方现在就可以不搞上山下乡而自行安排。 四） 研究如何“统筹解决”在乡的800万知识青年，特别是1972年底以前下乡老知青的问题。 五） 总结和推广知青工作典型经验。 六） 研究如何在下乡知青中开展业余教育和培训工作，如何发挥他们在普及农村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实验中的作用，研究如何整肃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动和保护知青健康成长的问题。 七） 研究知青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办事机构及带队干部的管理问题，研究如何整顿思想作用，组织机构和经费管理问题。 《通知》下达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同志挂帅，进行认真准备。中央要开会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特别是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情更加迫切，期待这次会议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中央领导们都在考虑，知青上山下乡这条路不能再按老路子走下去了，逐步收缩，逐步结束，已成为较一致的意见。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断然停止上山下乡，本来城镇的就业压力就很大，大批知青返城，社会就业就难免酿成爆炸性的问题。如果仍然采取轮换式下乡回城的做法，劳命伤财、就业问题没解决，经济上国家也承受不起。所以慎之又慎，在对待知青问题上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调整安置办法，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10月7日发出开会通知前后，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有过3次深入对话讨论。 （一） 第一次讨论： 1978年9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康永和、许世平、韩英等讨论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纪登奎说，总的方针要稳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乡”的提法要考虑。要在坚持上山下乡的方针下，以求安定团结，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是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也会给下边造成困难。农场要稳住，这也是个方针。 李先念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因为“四个不满意”（指动员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国家每年还要花20个亿。 （二）第二次讨论： 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进行讨论。 李先念：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大作用的，不肯定这一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是说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有些行业人不够，特别是服务行业不够。现实状况是城市多了2000万人，城市毕业生容纳不下。关键在于多了2000万人，就多吃100亿斤商品粮。粮食问题涉及城乡的一个大问题，牵扯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生产，把知识青年统统搞下去对不对？我看不对，管得多了，不管什么人都搞下去，今后要集中管好190个大、中城市。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我们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四人帮”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再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纪登奎：下面都在等着，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舆论。总的是说不下乡了，动员单位不动员了，社会上几百万人安排不下去，在乡的几百万要回来。浙江、辽宁发生上千人闹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当前大好形势会产生消极影响，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还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平衡好，可不下。如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藏、山东、广西都可以不下。需要劳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农民招上来，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乡的800万怎么办？城市1000万人要安排，无论从商品粮还是城市就业分配，两三年内都无能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要使青年、家长都满意。 康世恩：知识青年问题实际是一个就业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全民就业。国家编制计划经济时，就应该有安排青年就业计划。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再回来，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 胡乔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口号不完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业就要研究上山下乡的就业问题。如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妥，那么多农民不能建设？农村也不缺劳动力，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过渡的。不能说没有目的，至少没有归宿。如果把插队作为就业来处理，在群众中通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要用教育结合起来，多数人不能升大学，所以就有就业教育。 （二） 第三次讨论： 1978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汇报提纲》。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政治局委员16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许世平列席了会议，会议原则上同意《汇报提纲》中有关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 华国锋：国营农场潜力很大，但我们这套管理办法不好。南斯拉夫搞“贝科倍”，农工联合企业，发展小城镇可以学。他们在沼泽地区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了。那里2-3万多人工农业产值达到9亿多美元，利润3亿美元。我们的农场每年赔2亿多元，今后农场搞得好的，允许工资高一点，奖励也高一点，工人可以拿60-70元工资。实行按劳分配，好的要给提级、要给奖励，现在的提级不是按劳动的好坏、贡献的大小，而是按工龄的长短，这个办法要改变。好坏一个样，怎么调动积极性！象黑龙江、新疆那么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都可以大力发展“贝科倍”。湘潭地区红旗综合农场是在丘陵地区发展起来的，那里地也不多，主要是开发山区，搞成梯田，发展橘子、茶叶，搞得也不错。过去山东人闯关东，就是那里有办法可以生存。现在农场搞的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 邓小平：这个文件（指《汇报提纲》）提出的办法是可行的，比较有利于安定，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办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的点（指下乡知青集中住宿、吃饭、学习、分散劳动），可否想办法搞卫星城镇？彭冲同志打算在上海周围建10个卫星城镇。北京人口集中也可搞卫星城镇。东北、西北、西南轻工业都非常薄弱，市场上没有多少东西，北京的轻工业也非常薄弱，要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我们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 不仅新成长的青年需要就业，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后工业减下的人要安排。现在全国工业多2000万人。鞍山现代化了，挖1个亿吨矿石，1万人就够了。1500万吨钢只要2万人，加上服务人员只要5万多人，各个工厂都要搞现代化，多余的人怎么安排，不广开门路就不行。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容纳那么多人，主要是发展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要千方百计地大力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我们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的行业还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比如在美国的学生，高中毕业生进行一年职业训练，我们还没有这一项。 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是现在有绝种的危险。我看这一项就可以增加100万人就业，要后继有人嘛！应该允许老中医带自己的子女，传授技术。 商业人员可以增加很多。辽宁省解放初期有1万多个商业网点，1958年减到8000个，现在只有2000多个，太少了。很不方便。上海比较好一些，也还不算方便。 天津市那么多滩地，可以开辟20万亩盐场，挖下去1公尺就可以了。北京那么多水库没有利用，可以发展淡水养殖。山区可以造林，搞果林场，搞科学研究，搞农产品加工，不是可以容纳几千几万人吗？听说今年水果丰收，不出来，烂了不少。为什么不搞加工厂，就地加工？我赞成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 对于知青农、林、副、工厂，我同意实行“三不”政策（指不征收所得税，不给统购派购任务，不上交利润），允许他们积累，扩大生产。再想办法把路子搞宽一点。现在是越走越窄。 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人多有好的一面，太多了就是一个包袱。要把劳动指标搞活一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劳动部门要研究一下。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工资改革要照顾服务行业。 李先念：10月9日，国务院开了一天会议讨论知识青年问题，几个副总理都讨论得很热烈。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对于过去的成绩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要不然800万人闹事谁受得了呀！插队的也要肯定成绩，但今后要改变办法。“三个集中一个分散”的办法我不放心。 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对女孩子，母亲都担心，实际上也出了不少问题。在处理上如果不肯定成绩，首先是下面受不了。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要讲经济效果。首先要把农场办好，否则稳定不下来。我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开门路。如绿化、植树造林。总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 现在是工厂的人多了，服务行业的人少了。很多人不愿意去服务行业，主要是工资低，政治上没有地位。有个电影叫“同志，谢谢你”是表扬清洁工人的，为什么不可以上演？ 广开门路，可以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把服务行业统筹安排好。 叶剑英：同意这个文件，开会时要讨论，提出具体办法，要因地制宜找出路，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技术，城乡都要想办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要想办法发展社队的工副业，发展卫星城市，插队的要缩小。 聂荣臻：知识青年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处理不好，影响国家建设，影响安定团结。边疆土地辽阔，可以去人。新疆也可以种树，改变气候，还有地下矿藏开发问题，是大有作为的。 乌兰夫：开荒要搞，但要因地制宜，不要把不宜开荒的牧场也开垦了，破坏草原，变成沙漠就不好了。要因地制宜，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牧为主。 韦国清：现在有个矛盾，一方面要广开就业门路，使大家有事做；一方面粮食还不过关，商品率低，同就业有矛盾。粮食多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粮食讲了也是空的。“三个突破，一个窟窿”这是历史上的教训。今后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了粮食，城市就业就好办了。 纪登奎：知识青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城里的不想下去，农村的800万都想回来。都呆在城里没事做，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积极因素，搞不好是影响安定团结的，搞不下去，可以组织办农场安知识青年。 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3万，还有8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华国锋：农业机械化后，还要多出两亿多劳动力，农村也得广开门路。 倪志福：上海应该成为培养技术人员的基地，大量培养技术人员，输送到全国各地。要多办技校。（华国锋：这个意见很好） 上述这些中央领导同志顺应时代与民心，关心广开就业门路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重要谈话，在当时是保密的，不允许泄露出去的。一直到1996年原在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国家劳动部的指导下，并得到中央档案馆，农业部、共青团中央和各地劳动部门的支持，经过两年多的通力合作，由顾洪章（原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主编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记事》这两本书，才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公诸于世。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包括如何广开就业门路来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度关注与重重忧虑。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实际上在1978年底，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通过不同的渠道透露出来，在遥远的云南垦区各农场不胫而传，成为鼓舞人心的“小道消息”。因为在云南垦区北京、上海的不少知青的家长是高干，哪一个家长不关心孩子的前途？他们首先把这些中央高层获悉来的“小道消息”以写信或子女返家探亲时告诉了他们。虽然当时这些都属于非官方的正式文件，但它们毕竟是鼓舞人心的，说明中央高层领导对知青问题的政策松动，知青与农场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城市对知青们的向心力越来越大，广大知青暗中奔走相告这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他们艰难的大返城之路就在前面，“我们要回家”的呼声越来越高。 因为冰河解冻了，挟裹着浮冰的春潮已开始在滚滚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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