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银的说道

    在关天茶舍里读了转贴陈志武的一个帖子《西方的兴起靠制度不靠掠夺》，大意说西方的证券技术令“更多的有形和无形财富货币化”，而“货币化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捎带着批评“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之所以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太多的银子！”他又以“金融技术推动了西欧文艺复兴”为题，说明“现代资产证券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公众基金的前身”均发端于13世纪的意大利，就连现代银行一词（BANK），亦源于意大利文板凳（BANCO），因为意大利人当时把坐在板凳上干活的银行业者唤作“板凳”。

陈的结论是：“白银对西欧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决定性的”；“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或者说现代金融证券技术也是发生在西方掠夺白银之后，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330—1530年）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在几何、数学、天文、物理、希腊哲学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学早在1200年、牛津大学在1214年、剑桥大学在1231年、皮萨大学在1338年成立，这些发展是在美洲大发现之前，但它们为西方后来的科技发明培养了必要的人力资本。”陈君进一步结论：“一些同仁说，虽然是西班牙而不是英国在直接掠夺白银，但西班牙的白银最终还是流入西欧市场，有一些进入英国，那么英国也是因美洲白银起家的。——这种逻辑当然不能成立，只要英国是通过公平贸易让西班牙把白银支付过去的，那么英国还是靠国际贸易崛起的。否则，由此推下去，我们中国今天的崛起也是起因于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了。”

陈文并不长，言简意赅大致说明了主题。读网络论坛有一个乐趣，即主帖之后的跟帖可以了解诸多意见，陈文后的跟帖基本一边倒，依据我们所读教科书的逻辑指责陈，尤其是一个“大爷我”的帖子《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还少吗》，以中国（清末）被掠夺为例，称：“自晚唐以降，中国人靠劳动创造的财富，差不多有一半被别人掠夺去了。”其结论是：“简单地说一点，没有早期对非洲黄金的掠夺，西方国家不会在它们近500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掘到第一桶金；没有地理大发现之后对美洲白银和烟草的掠夺，工业革命不会首先出现在西欧；没有罪恶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或奴隶贸易，北美经济则不会迅速增长；没有《马关条约》以及随后对亚洲周边国家的侵略，日本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经济立国的梦想。”

这两个针锋相对的结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史观，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泽东：《矛盾论》）似乎陈文更符合毛论断，而“掠夺论”则背道而驰。不过马克思主义悖论很多，此乃其中之一罢了。

首先，“英国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数额最大”就是想当然，作者文中所举日本“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就远远超过英国所获得的总赔款额。以其所举柏杨数据看，庚子前英国获得赔款总数是2900万两，加上庚子赔款英国分得5062万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P380），合共不足8000万两。而俄国仅庚子一项便分得13037万两，尚不包括至此为止割地150万平方公里。只是毛先生长期灌输亲俄迷魂汤，中国人至今仍不肯认俄损华最甚，就连前不久俄海军追至公海击沉中国商船、莫斯科大举劫夺、驱赶华商，我们可爱的愤愤们都装傻，全不似巴黎火炬事件时那般激愤。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一点历史，就应该知道，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夺白银，大部分没有流入英国，而是流入中国来了！有人统计说大约2/3的白银都来到中国，换取我们的丝绸产品。《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以下简称《贸易史》）P337记载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中国商船载出去的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运回来的是墨西哥银元，因为当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墨西哥，均无货物输出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换，唯有‘向中国输送白银’，‘除去银元之外，别无他物’。何乔远在《闽书》中亦曾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故闽多贾吕宋焉’；徐学聚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贩吕宋，直以佛郎机（西班牙）银钱之故’。”由于美洲银元、银锭大量流入中国，导致西班牙王室白银收入锐减，1587年起腓力普二世下令限制对华贸易，尤其是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1589年设立“整批交易”法，建立委员会垄断中国货进口，以减少白银外流；1891年禁止秘鲁等南美地方同中国和菲律宾直接贸易；1593年禁止西班牙人到中国或同中国商人贸易。所有这些举措，唯一的原因就是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已经严重影响西班牙的工业发展。

不仅西班牙，据香港中文大学金汉升、李龙华考证，16世纪最后25年里，日本白银产量的一半外流，平均每年50-60万两；到17世纪最初30年里，这个数量更增至每年100万两，高峰时达200-300万两。鉴于明王朝禁海，此项交易均为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进行，将白银运至澳门购买中国货然后再前往日本交易。至于中国商人直接走私到日本换回的白银那就无法统计，日本最紧张时甚至无白银而换以铜完成交易，日本国只好禁止外贸以挽救其金银铜。

即便英国吧，整个18世纪中国对英国贸易“一边倒”，“当时每一艘英国船的货物中有百分之九十是从英国载运出来的白银。”（《贸易史》P493，转自：The Chronicles,vol.I.P.68）以1751年四艘英国船为例，所载白银价值119000镑，而货物仅10842镑。乃至于英国政府不得不下令，凡往中国的货船，必须载有10%以上“英国出产、生产或制造”的商品，但直至18世纪中叶没有一艘船能做到。自1792－180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至伦敦的货值27157006镑，运往广州的货值只有16602388镑；1765－1766年度该公司付出为商品输入值的202%；至1785-1786年度，该差额升至328%，差额均由中国人只认的白银填充。

东印度公司找到的减少白银外流的办法首先就是在广州发放汇票。“他们一方面准许私人贸易商利用公司的船只从印度载运货物到中国，同意在广州以白银偿付；另一方面准许公司雇员利用公司的船只从英国或印度载运货物到中国，返航时把汇票带回英国，在伦敦以英币偿付。这些汇票虽说在东印度公司伦敦办事处都可以兑换为现款，但是私人贸易商或公司雇员载运印度货物或英国货物到广州贩卖所得的白银，实际上已经成为公司代理商用来购买茶叶的资金，这样，东印度公司就不必像以前那样直接从英国载运白银来购买中国货物。”（《贸易史》，P493-494）这种汇票还可以在“港脚商人”间流通，也即众多中国商人亦可成其用户，鉴于“港脚贸易”是指印度、东印度群岛、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很快就扭转了逆差。1792-1797年尚由英国运送了4300万磅白银到广州支付茶叶费用，到1804年英国人就不必再运白银到中国，而那时英国白银亦近乎枯竭。这就是“证券技术”的功效。及至英国人发现了中国的鸦片市场，白银开始倒流到印度去了。

荷兰也是白银输往中国的国家，1728年首只直接开往中国的论船载有价值30万荷兰盾的白银，大部分为欧洲达卡银币，其余为墨西哥鹰洋。所购得茶叶返回荷兰后获利32万荷盾，由此激发了荷兰11艘船继续携带白银前往中国。期间因白银紧张曾试图以胡椒等东印度群岛的货物替换，简直行商要求现银，1755年又恢复白银贸易，准许每船可载30万荷盾的银币支付货款。直至1796年巴达维亚共和国接管，荷兰白银也接近枯竭，输华始告结束。

中国吸纳的白银还来自美国。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获25%利润，美商立即群起而涌入，5年内就有19艘船经常往返，1790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货物的1/7。1806年更增至42艘，其后保持在数十艘。开始输华货物大宗者为毛皮，用轻工业品从印第安人那里换取廉价毛皮，运至中国销售再购回中国货返回美国出售牟利。仅一度旺销的阿拉斯加海豹皮，就使那里的海豹绝迹，至今海豹仍不敢前往栖息。及至中国毛皮大跌价，美国商人又从夏威夷等地收购檀香木，乃至于华人称夏威夷为檀香山。至1830年夏威夷、斐济等地檀香木基本绝迹，美国人只得以白银交易。先以货物同欧洲及其殖民地交换银元，再以银元购买中国货。19世纪初美商输华75%为白银，到1834年始降至60%左右。由于鸦片贸易，英国船1818-1834年从中国运走白银值1500万元，而这个缺口正好是用美国输入的白银填补的（《贸易史》P520）。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吸纳了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白银，倘若依据毛氏教科书传授的逻辑，当是中国掠夺整个世界而不是什么“落后挨打”。不要拿什么“热爱和平”之类谎言搪塞，老毛就不承认这个说道，直言“中国人是好斗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整个就是一部战争史，柏杨先生和葛剑雄先生都有专门论证，中国历史上和平年代只占极少部分，可惜都是争夺王位的厮杀。以国家民族名义的征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以鸦片战争开始的五次局部战争而论，倒有四次是大清国向别人宣战的，除了彰显清廷豪气之外，“打不赢就哭”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可怜兮兮地控诉简直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

中国的“落后挨打”是自己的问题，所谓“上层建筑”陈腐不堪是问题的根本。在那个时代，弱肉强食还是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这个政权、这个文化耽于故步自封，拒绝任何改革与进步，这才是症结所在。其实，更早，蒙古人、满洲人都曾灭了汉族王朝，汉人以认了个新祖宗聊以自慰，还要高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尽显汉人之没出息到家了！同一个时段，欧洲人之间征战更频繁、更惨烈，割地赔款在那里发生更多，没听说战败者像我们那般惨兮兮地逢人便哭诉的，更没有听说欧洲哪国人还在唠叨一百几十年前“落后挨打”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16）说到底，哭诉以前“落后挨打”无非是煽动一种悲情，以撩起宗族情结，为今日之“长治久安”服务。

一点读后感，即兴而发，无他，只缘盛世又重来罢了。须知，上次“落后挨打”就是在“康乾盛世”之后。今日世界，因为西方人开创了新的世界环境，“挨打”是不可能了，不过“落后”还是可能的。要知道，我们今日之盛世，凭借的是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的牺牲换来的，并没有科学与技术的优势，就连品牌优势也无。当初，我们曾吸纳了世界大部分白银，如今我们又吸纳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场景何其相似，但愿不要相同才好。

 

                                                                              （200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