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时代的贵族精神

许纪霖

来源：[南方都市报]

    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是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所谓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

可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

差不多六十年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今天，中国终于在经济上站起来，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站起来的标志之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如今神州富人遍地。

富人多了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富人，而且有富人文化，我称之为“暴发户文化”。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是否有社会尊严、社会地位，不是看你的内在品质，而是由消费定性，看你穿什么名牌、开什么名车、住什么等级的房子、还有住在哪儿。这些都是身份的炫耀。这样一种奢侈之风如今到处弥漫。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兴起了一种白领文化，特别是我居住的城市上海，小资情调特别浓，这些小资不一定钱很多，但他们讲情调、讲品位，要泡酒吧、看话剧、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他们觉得自己是精神贵族。那么，有了情调和品位，是否就有了贵族精神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所谓的贵族精神，我认为是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

教养是被熏陶出来而非教育出来

首先说教养。欧洲贵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如今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上还保留着许多古堡，这些古堡都是欧洲中世纪贵族权力的象征，一个古堡就意味这个主人是当地的贵族，统治一方，这是他权力的象征。欧洲中世纪的早年，贵族实际上都是一些乡绅，住在古堡里面，统治着乡村。早年的欧洲贵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比较土，没有太多的文化，说话比较粗鲁，喜欢养马、打猎，养了很多猎犬。最初的贵族是世袭的，主要看血统，有一些甚至是从古罗马时期传承过来的。16、17世纪以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这些贵族慢慢有了变化，除了血统之外，开始看是否有教养，教养开始替代血统，成为贵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当贵族开始讲究教养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开始出现，这些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一开始搞商业，后来搞工业。这个时候，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开始没落，他们不是最有钱的，甚至袍子都是破的。但是在封建等级制之下，贵族的地位还是比资产阶级高，衣着体面的资产阶级碰到袍子破烂的贵族还得鞠躬行礼。在贵族面前，暴发户们有自卑感。荷包再鼓、金钱再多，但缺少一个最珍贵的社会象征资本，这就是教养。

在中国，端盘子的人可能被人看不起，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在巴黎或伦敦，在一些餐厅，特别是比较好的餐厅里，那些服务生在我看来个个都是明星，气质非凡，你没有办法看不起他，他收入可能也不会比你低，他有他的尊严。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套礼节。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脱口而出：“对不起，先生。”这是平时所自然形成的礼貌习惯。不像中国的宝马车撞到人，不仅没有对不起，还要打被撞的人。

中国西周的时候还有类似欧洲的封建制，但东周时已经没有了，孔夫子哀叹说礼崩乐坏，这就是封建礼制的崩溃。以后是两千年的士农工商社会，这个四民社会有一个好，各个阶级之间上下流动，通过科举，平民可以一夜之间鲤鱼跳龙门，像范进中举一样成为上流。但是也带来了问题，有尊严的都是上层，越是上层越有尊严，越是低层越没有尊严，被人瞧不起，所以人人都挤破头往上走。中国的穷人最要命的不是穷，而是活得没有尊严。

欧洲的贵族有教养，这个教养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培养：家庭、学校与社交。

教养这个东西首先来自于家教，中国人也很讲究家教，但是现代人把家教理解得很狭窄，周末送孩子去弹钢琴，或者让孩子背《论语》，把家教理解为知识，好像知识越多家教越好。实际上这只对了一半。家教不一定是知识，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形中形成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这是一个氛围，是被熏陶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如今有些家庭拼命送小孩子周末去学各种贵族知识，但在家里父母说话谈吐粗鲁，缺乏基本的教养，使得孩子虽然有知识，却不一定有素质。

英国贵族的孩子最希望进入的是伊顿公学，到现在它还是最著名的贵族学校，贵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伊顿公学报名，否则到六七岁读书时再去报名就晚了。伊顿公学教什么呢？不要认为是打高尔夫球，那里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今天热门的工商管理、金融等等这些实用知识。到贵族学校，不是去学有用的知识，而是学在今天看来没有用的知识，比如说拉丁文，熟读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各种宗教、人文经典，到今天还是这样。贵族学校学的不是有用的知识，而是博雅之学。中国古代的儒家，孔夫子办私学，朱熹、王阳明办书院，教的也是类似的博雅知识，所谓的士大夫之学。

这几年各地的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比较重视人文教养，开始了许多博雅之学的课程，有些大学还把《四书》作为公共必修课。以为人文教养就是通识课教养，上几门人文知识的课程，大学生便有了人文精神。这是大错特错，人文教育不是通识教育，它像家教一样，不是灌输一些知识，而是要通过熏陶，通过各种道德和社会的实践让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确切地说，人文教育的核心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格教育。

第三步就是社交了。男孩、女孩到了16岁就要有一个成人礼，首先成为正人君子，学会与各种不同的人文明相处，这就需要社交。父母带着成年的小孩子进入社交圈。这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沙龙、晚宴、打猎，都产生了交往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讲的近代公共领域，其前身是贵族的公共领域，贵族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交圈里产生出来的。

养成贵族差不多需要三代人，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很难改变，虽然通过模仿要成为体面人，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过来的。这是第一代，改不过来怎么办，赶快把第二代送到贵族学校培养。第二代从小接受贵族教育，但是家里还不行，家庭还缺乏贵族那一套所需要的礼仪，他们理性上是贵族，但本身的气质和血脉还不行，平时彬彬有礼，但是一到吵架的时候，原来的土话就脱口而出，本能地反映出来，第二代是后天教育出来，不是自然熏陶的。一定要到三代之后，贵族的教养真的渗透到血脉里，习惯成自然。

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贵族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时皇权比较弱，世家大族比较强大。但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农民起义第一件事就是杀贵族。贵族要三代养成，但一场大乱，每次像割韭菜一样，贵族传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历史传统传承下来。欧洲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家产可以完整保存下去，但中国是儿子均产制，老子的遗产有几个儿子，就在中间均分，均分以后，财产就分散，形成不了大势力，这让皇权最开心，专制权力就是建立在贵族权力有限的基础上。

贵族责任转变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贵族精神的第二个支柱，便是责任。中国现在很多富人自认为是贵族，他们认为贵族就是有权力、有特权，这就是身份的象征，高人一等。中国这个社会越往上层，越有尊严，这个尊严从哪里来呢？就是所谓的特权。权有两种，一个是权利（right），一个是权力（power），两个“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权利是上帝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而权力是指能够控制和主宰别人的一种权势。中国的一般人包括媒体、官员经常用错这两个词。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没有权利，只有权力，我的权力越大，意味着我的权利也就越多。越是底层的越没有权利，维护不了基本的人权。表面是人人争权利，实际上都在争权力，争能够控制别人、为所欲为的权力。

真正的贵族当然是有权力的，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与权利相联系的是义务，而与权力相联系的就是责任。所谓责任，也意味着担当，有多种层面可以理解。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虽然伊顿公学至今为止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但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去，我相信不到一个星期就想逃出来。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很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平时不能出校门，只有周末才能出来。越是贵族的学校，越要培养出有超常责任感和自律心的贵族。

欧洲的分封制度之下由长子继承，长子以下就去打仗，当骑士。贵族的学校大部分都是这些非长子的贵族孩子，他们被培养成为年轻的军官，首先就要有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储安平先生比较了中国和英国的教育，他讲到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的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但中国的教育是倒过来，思想管制、性格放纵。贵族学校所训练的，除了自律之外，就是团队合作精神。

责任第二个意思是对家族负责。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欧洲贵族过去有一个习俗，贵族之间发生了纠纷，要为名誉而决斗。是谁的名誉呢？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家族的名誉。一个贵族的家族为什么辉煌，受人尊敬？乃是每一个贵族成员都珍惜家族的荣誉。个人所有的光荣与耻辱都与这个家族有关。贵族的权力太大了，个人要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靠个人道德很难抵御，法律也没有那么细微，这时最大的的制约便来自于家族。出了一个败家子，整个家族的荣誉就毁于一旦。

当代社会不讲门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个新的门第，这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北大是天之骄子。但是中国的名校学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为母校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如果是哈佛、牛津出身，校友中间有非常强的荣誉感，一旦某一个校友发生丑闻，整个学校都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首先要跟他划清界限。不像中国发生了抄袭首先就护短。有一年我到美国洛杉矶访问，参观一位朋友在那里任教的一所小的学院，这所学院名不见经传，但校友中间却出了一个有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初学院曾经考虑要为尼克松立一块纪念碑，但校友们一致反对：他是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下台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名气，也要与尼克松划清界线！

责任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臣民负责。贵族的权力很大，统治一方，但贵族与臣民的关系，不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且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如果贵族不好好保护臣民，这些臣民就会跑到自治的城市里面，当一个自由民。臣民跑光了，大块的土地无人耕种，贵族的权力自然下降。所以，贵族的责任意味着对臣民负责，有非常重大的保护臣民的责任。这与中国过去的绅士是一样的。天高皇帝远，皇帝的权力只到县一级，乡村主要是靠乡绅来管理，乡绅是地方的精英，权力很大，但比权力更大的是社会责任。士绅们要组织各种公共事务，修水利、搞宗教祭祀。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要组织慈善赈灾。

这种为臣民负责的精神到了现代发生了转变，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我在国外对这一点感受很强烈，2001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到周末的时候，哈佛的学生都不见了，都去社会服务了。或者在华人社区教刚刚来的移民们英语，或者是到医院做护工，或者是到养老院为老人读书。为公众服务，这是一个好学生的重要指标，你要进哈佛、耶鲁这些名校，EST考满分没有用，还要看你参加了多少社会服务，有没有做过校报的主编，这些都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新出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原来在芝加哥就是从社区服务开始，他的政治魅力、政治经验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高尔夫球打出来的，而是从底层的服务开始，形成了他的领袖气质，形成了一个政治家的非凡魅力。

回头再说英国的贵族。虽然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每年英国国王或女王都要册封贵族，到今天还是如此。每年都会有各种社会精英：商业巨子、科学家、大学者被册封成为贵族。这个传统使得英国的贵族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贵族阶层可以保持某种活力。英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革命，这与贵族一直承担着社会责任、长期保持着精英性有关。而法国不一样，法国之所以发生大革命，乃是与贵族的腐败有关。法国的贵族相比英国的贵族比较封闭，到了路易十四之后便只有特权，而不再尽社会责任。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非常厉害，到了他统治的时代，王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专制权力最可怕的对手不是老百姓，而是贵族，贵族是国王权力最大的威胁者。路易十四想了一个花招，建了一个庞大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之大，没有去过的真是难以想象，我那年去凡尔赛宫参观，一天走了九个小时，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光顾。皇族成员当然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地方，他让各地的贵族统统住到周围来，整天歌舞升平。那些乡绅们觉得在这里比过去住在城堡开心多了，生活豪华奢侈。贵族们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封地，便无法再为臣民们尽责任，但各种政治经济的特权还是照样享受。整个法国贵族阶级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这就引起了平民阶层的仇恨，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精英阶级，不在于他们有没有特权，而在于他们是否尽到了责任，如果你有特权，但是你同时又尽责尽职，老百姓还能接受，一旦只有特权没有责任，那才是真正的腐败，那就离革命不远了。

社会总是要有精英阶级。当贵族阶级开始腐败，社会就需要新的精英代替他们。于是知识分子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引导者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贵族不一样，贵族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是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他们是社会的反叛者，是精神的反抗者，也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员者。

从历史上来看，只有三个国家有知识分子，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源来自于法国，更早一点则来自于俄国，俄文叫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很有趣的是，只有这三个国家发生过大革命，所谓的大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叫社会大革命，一夜之间，不仅政权更替了，连社会结构也发生突变，贵族阶级被消灭，新的阶级产生。大革命的出现，与老的精英阶级贵族的腐败有关，于是便有新的精英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

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杀———自我谋杀。贵族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国贵族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勿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现代的自由有两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来自于基督教，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开创了信仰自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不通过教会的中介，阅读圣经获得启示，直接跟上帝沟通，这就是信仰的自由。第二个传统来自贵族的传统。贵族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贵族的义务是向国王纳税，但是贵族有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贵族的自由。所谓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强制，不随便被逮捕。其次是财产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贵族的财产，不能像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一道圣旨，满门抄斩，再厉害的贵族也完了。不要说没收财产，连私人领地国王也不能随便闯入。二战的时候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爱德华国王到伦敦贫民窟视察，国王站在门口，问屋里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我能够进来吗？”这一传统也是中世纪贵族奠定的，不经贵族的同意，国王和他的军队不能随意进入贵族的领地和古堡。

贵族的自由还体现在政治自由上，即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权利，通过国会参与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纳税。国王要打仗加税，需取得贵族们的同意，不能随便加收。最后更重要的，乃是内心的自由，具有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外在自由和政治自由和内心自由，这些贵族精神的传统，在英国贵族那里通过与国王的抗争，保存了下来。但在法国贵族那里，自由的精神却死了。路易十四之后，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整天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差不多就被软禁了。他们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只剩下贵族的躯壳，魂没有了，贵族最重要的灵魂———自由的精神死亡了。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实际上，在大革命推翻法国贵族阶级之前，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法国大革命陨落之后，经过拿破仑的军人专制，最后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次王朝的复辟。第一次是波旁王朝，第二次是奥尔良王朝的复辟。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贵族阶级被铲除了，人人法律和身份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平民时代到来。

平等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呢？平等，既可以与自由相结合，也可以与专制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的结合，发生在美国，而平等与专制结合，发生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里面，专制制度竟然又重新复辟了。为什么平等的社会之上，能够建立政治威权？政治威权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王朝复辟之后，法国的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了两本书：《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发现，新的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平等社会之中原子化的个人。过去贵族时代讲荣誉，到了平民时代，人人追求的不再是荣誉，而是自利，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高速发展，大量的资产阶级产生，人人都在做发财梦，拼命地追求金钱。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原子化的个人加上政治上的威权时代，这就是大革命之后王朝复辟的法国。

那时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杨朱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要紧的是自己的私利，拼命赚钱，醉生梦死。另外一些人，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于是奉行犬儒哲学，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但放弃了公共责任和公民行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之中，威胁人们自由的，不仅来自政治的威权，也来自于多数人的暴政。托克威尔说，古代民众是追随贵族，以贵族的标准为标准，贵族是公共社会的表率，但是到了平民社会之后，社会没有精英了，于是就由多数人的意见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是否为是非，而少数人的意见被压抑。社会被一种匿名的权威所摆布，所谓民意不可违也。那是平民时代出现的另外一种暴政，这种暴政甚至更可怕，因为它是匿名的，不是有形的。不要以为多数人的意见真的是代表了多数，要操控一个人很难，但操控多数人容易多了，只要操控了主流媒体，主导了主流舆论，便能操控多数人。所以，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被操控的。这是平等社会出现的另外一个对自由的威胁。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呢？当时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方案认为应该回到贵族时代，重新产生一批精英，这就是现代的中产阶级，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带领社会前进。托克维尔虽然是贵族的后代，但是他知道人性是趋向平等的，贵族一旦消灭、平等出现之后，历史潮流不再可逆。所以托克维尔思考的重心，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的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我今天讲的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

作者资料：

许纪霖，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本报记者冯宙锋实习生叶志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