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里的天堂——读《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
作者：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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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里的天堂——读《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
作者：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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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里的天堂 ——读《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
一口气读完《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我实在无法确切地说清内心的感受。那些喧嚣嘈杂的音符所构成的声音的浪潮，从记忆的深处汹涌而来，一波又一波地击打着听觉神经，脑海一片混沌……。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并没有随着那个年代的逝去而消失。 我无权评说别人对往事的回忆，那是人人都有的权利，我只能说：我不记得了。不记得那些毫无美感、丧失理智、承载了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苦难和耻辱的歌曲。我倒真想不记得了，这是一种故意的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量的丰富的更具个性和美感的音乐信息，似乎已经将大脑皮层里的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置换。然而没有，如同我怎么也无法忘记知青歌曲一样，只不过总是在自欺欺人地回避着那些歌曲。我们总说，不能让那一切再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重演，好像目前也看不到重演的迹象，但如果历史地审视我们民族我们自己直至我们的下一代，我要说：未必。如同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一样，之所以没有沉渣泛起，仅仅是因为缺乏某种激活的契机而已。因为，在文化史上，我们至今没有树立起一块有关于那个年代的“警示牌”或“耻辱碑”。 对于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理智说：否定。然而，事情就是那么尴尬：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恰恰就是那个年代的音乐“教育”。就我个人来说，那个年代是音乐的粪塘，却也是我音乐的天堂。我们摆脱不了这种尴尬。
最近与女儿见面时，聊起了这些歌曲，在许多个“为什么”的提问后，对这些歌曲她结论性地说了一句：不正常！其中有一首当时流行甚广的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歌中唱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到这里，我们还不能不说其曲调结构完整，自然流畅，逻辑清楚，可后面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两句猛然兀凸地冒出来，与前面的词在语气意境上竟然可以一点联系也没有，旋律上也犹如间歇性神经病，刚才还好好的，眨眼间说变就变叮叮光光的摔碗砸盆了。文革中出现的大量通过媒体传播的创作歌曲有很多与此相似，许多歌的头一个乐段都是很优美抒情的，后一乐段几乎没有什么铺垫直接进入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如《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这种二段体曲式的歌曲，几成那个年代歌曲创作的通用曲式，你尽可以随便地找到大量类似的例证。 不正常，确实不正常。而那令“牛鬼蛇神”们相互抽耳光一样践踏人格的《认罪歌》、那令人民从思想意识到举止行为都被蛊惑大跳着的“忠字舞”、那血红了眼睛无情杀戮自己同类甚至亲人声嘶力竭吼叫着的各式各样的“派歌”……岂止不正常，已经是货真价实的疯狂了。 事情还没有完，又一个疑问接踵而至，“那么差劲的歌你们怎么就能记得住？”。我甚至楞了一下，是啊，不是都忘了吗？有时候检索自己记忆中自记事以来的歌曲，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块，这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然而忽略并不能说明它们不曾存在过，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 音乐本身是需要记忆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就偏偏记住了“那么差劲的歌”？歌曲有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属性，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就是对那个畸变时代的反映。许多的歌曲不是因为美而获得人们的主动记忆，有的是伴随着荒唐和血腥的场景刺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更多的是有如“谎言重复一百遍”一样不由分说的强行灌入式的被动记忆，更何况那个封杀美的年代能唱的歌少之又少。《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中描述的宣传队对“老三篇”亦唱亦诵一台节目的事情，于我却是学校课堂里的亲历。三篇文章大声唱诵完后，人人过关，不能背唱背诵的不许回家，天天耳红筋涨脑门嗓子钝痛，还不要说从早6点《东方红》乐曲就开始的充斥大街小巷“你方唱罢我登台”甚至通宵达旦的喧嚣了。在我们举家逃亡的近两年中，由高音喇叭传出的各地“红色歌曲”与武斗枪炮、批斗辩论交响，伴随着险象环生的旅途。走遍大半个中国，居然就没有找到一处消停的地方。记不得才是咄咄怪事呢。文化专制就有那么厉害！ 音乐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尽管那些记忆是怎么的让人不堪回首。在记忆中忽略荒唐与血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痛苦，是人类善良的本性，是人类对自己精神世界自我保护的本能。就像许多知青不愿意去回忆自己的知青岁月一样。但仅仅是忽略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你的忽略抵挡不住哪怕一小段那个年代的旋律甚至仅仅几小节类似的音乐动机的暗示，而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们的音乐语言中，恰恰又大量存在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忽略和忘却无异于自欺欺人，于未来无益。《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做的就是将其公示于众，让后人去了解，去认识，去鉴别人类精神史上的这一次大劫难。略显不足的是，《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应该附有歌曲谱例。给历史留下佐证，为的是记住。人们有必要记住那些不光彩的记录，为了将来。 那个年代生产了大量的音乐垃圾，充斥着当时的歌坛，其规模与数量是真正史无前例的，堪称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观。然而即使在那个年代，人类崇尚美、创造美的天性并没有能够被泯灭，在政治限制允许的范围内，也是有许多好的歌曲产生的，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是故意不看这一点，是不能留下全面客观的历史资料，也不是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文革前期的以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为代表的，文革中期以堪称千锤百炼的“样板戏”和两个舞剧插曲为代表的，以及后期以《创业》、《青松岭》、《红雨》、《海霞》等电影以及舞剧《沂蒙颂》的插曲为代表的歌曲和唱段，还有《战地新歌》里的《洞庭鱼米乡》等许多歌曲，应该是那个年代歌曲中的亮点，这些歌曲在符合那个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条件下，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的，许多歌曲人们传唱至今。而《老子英雄儿好汉》、《造反有理》等大量的音乐垃圾，就像文革中代表“新生事物”的那几个“工农兵作曲家”一样，如今都无一例外的消声觅迹了，就是证明。衡量歌曲作品高下的，只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那就是民众性，即：人民是否认可。
在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的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群是十分值得提起的，他们既是这些歌曲的狂热传播者或始作俑者，又领先于社会其他人群成为了这些歌曲的坚决的叛逆者。相同的经历与命运，使他们在思想行为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的，他们就是：红卫兵——知青一代。 几乎与文革同时，从《拿起笔做刀枪》直至后来的《红卫兵战歌》等歌曲便应运而生了，应该说是他们首开了文革音乐垃圾生产的先河。在那神圣旨意驱使下，他们那由谎言和谵语构成的虚妄而又狂烈的“革命”理想急剧膨胀升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想谁想？我们不干谁干？”天降大任了，“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将在他们手中建立，他们在被推上政治斗争前沿的同时也被八次接见捧上了天空。于是，“破四旧”、揪斗“黑帮”……，许多暴行就在这些歌曲的喧嚣声中发生了，也开始了文革从口诛笔伐——文攻武卫——全面内乱的演变。正视这一点吧，这是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尽管实际上极其短命的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前期后就已经淡出了文革的主流。 当年轻的人们的“革命”失去了利用价值后，政治、社会、经济的原因被堂皇的“再教育”理论装潢，“上山下乡”，使他们离开了城镇，离开了文革旋涡中心。十年，几千万同龄人洒落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从叱咤风云的“闯将”沦落为“再教育”的对象，从乌托邦幻境栽落于原始贫瘠的现实，双脚落在了厚重的土地上。生活，给他们以原始的生存训练；人民，给他们以最本质的人性教育。再重新审视世界时，他们毅然摈弃曾经高唱的“战歌”，对“红色歌曲”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情绪。他们率先“解放”了古今中外的贴有“封、资、修”标签的歌曲，“引进”了当时与黄色下流同义的港台流行曲。与此同时，作为知青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反映——知青歌曲产生了。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知青歌曲是有理由被特别看重的，因为惟有知青歌曲真实的反映了人的思想情感和现实际遇。其意义并不在于在艺术技法上取得了多高的成就，而是因为它实现了歌曲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它或悲苦、或诙谐、或戏谑、或调侃，真切地表达了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及其理想愿望；它全无那个年代歌曲口号式程式化假、大、空的通病，真正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胸有块垒，以歌杨之”的自然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歌曲是那个年代唯一的心声。 自七十年代前期始，流行于知青中的歌曲以非公开的形式开始在学生、青年工人甚至战士中传唱（1999年我在一反映部队训练生活的电视短片中听还到一首知青歌曲），尤其是因“一首知青歌，十年牢狱苦”的任毅所写的《我的家乡》即《南京知识青年之歌》（曲谱见《生死悲歌》，任毅著），遍传全国，并被统称为《知青之歌》。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些歌曲作为知青中兴起的读书暗流的先导，由地下而公开地蔓延开来。于是，在当时的宣传媒体和公开场合，喧嚣着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而在民间尤其是在青年中，早已把会唱知青中流行的歌曲引为时尚了。 人民抛弃了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
那是个畸变的时代，畸变的时代孽生无数的怪现象，怪现象之一就是那个年代文艺的畸形发展。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文艺，在“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占领文艺阵地”。“保皇派”也好“革命派”也罢，幼到总角小童老到古稀老太，无论革命群众还是“牛鬼蛇神”，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忠字舞”是都要跳的，“早请示、晚汇报”甚至“请罪”是都要唱的，五花八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每个单位都是有的。各色“宣传队”活动史无前例的频繁，任几个孩子都可以组织一个到处演出。于是，能写会画能歌善舞的人就十分抢手，有一技之长者除受人羡慕外，还易引起重视或培养。当时的年青人尤其是知青、学生在读书无望招工无门百无聊赖而情绪又有宣泄需要的情况下，练练某种特长，不仅聊以自娱填补空虚，还有招工招兵的机会，弄好了还能从事专业文艺工作。一时间练琴学唱成风，家长也觉得这可以避免孩子学坏而加以支持。现在的中年人如果说还有一点文艺细胞的话，是与那个年代的耳濡目染或刻意练习分不开的。 那个年代是我的音乐的天堂。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歌曲功能用途的新印象。部队文工团转业的父母文革开始就成了运动对象，即他们自称的“运动员”。我曾偷看过一次对父亲的批判会，《造反有理》的语录歌后，一女人挥舞着一只鞋冲上台要父亲低头，父亲昂着那颗曾是军人的头颅怒斥：“扛枪打仗到现在老子就没低过头，你算什么东西！”那晚，父母唱歌了。后来只要一“运动”，回家就大声唱歌。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和针对性： 我们是光荣的革命军人，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方向 对革命意志坚似铁，对敌人心肠硬如钢 在法庭、在刑场、在敌人的面前、在激烈的战场 我们革命军人有无比的勇敢，我们革命军人的品质最高尚 我们是硬骨头我们最顽强，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奋斗到全人类彻底解放 造反派说他们是“又臭又硬”、“公然挑衅”，就接着“运动”他们，他们回家又唱：“叫一声齐得贵你狼心狗肺……”，造反派不傻，批斗又周而复始，直至双双进牛棚。文革中象父母这样用歌声与“红色暴力”激烈对抗的，恐怕绝无仅有。他们是用歌声发布他们的宣言，也是用歌声支撑着他们力图保有人的自尊活下去的意志，我为此而震动。 ——军区文工团大院的印象。七十年代初，家里买了县城商店里唯一一台48贝司的手风琴，手风琴成了父母的“武器”，也成了管束我们兄弟的工具。72年离开少年队回来，乒乓梦破灭，又失了学，我成了一名小工。学琴是在郁闷中开始的。在乐此不疲地和一帮“玩”乐器的伙伴们“和乐”“比琴”中，许多朦胧的想法和冲动促使我去了省城的军区文工团，找父母的战友学琴。在军区文工团大院僻静的角落，一间贴着封条的琴房引起了我们一群“琴童”的好奇，终于有一天我们撬开了窗子，当我掀开那厚重的黑色窗帘后，就一头栽进了天堂。那里面成堆的唱片，成架的音乐书籍和曲谱，还有手摇唱机、钢琴。这是一个存放查封物资的仓库。在社会上学习音乐的青少年中到处找谱抄谱甚至抄书（我完整地抄过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和声学教程》等书）的情况下；在那些躲在门窗蒙上棉被的黑屋里听《天鹅湖》的人们的眼睛里，不难想象我们的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 当我把那些朦胧的冲动变成一页曲谱怯怯地送到手风琴老师手里时，看完后他“嘿嘿？你个臭小子”给了我一脑掌，接着就把我领到他家后面一排平房，那里住着《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作曲杨非、《阿佤人民唱新歌》的作曲杨正仁、电影音乐作曲李航涛和我以后的作曲老师《苗家山歌》的作曲关庄。那段时间，是我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的天堂终于被发现了。不知是谁事先通报的消息，我们冒险提前对那间琴房进行了最后一次扫荡。记得我塞满了两只军用挎包的曲谱书籍和唱片，跑了。 ——音乐女教师的印象。她是以一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的纯正的女高音打动我的。那时我刚回到学校，以非红卫兵身份在红卫兵宣传队里任独奏和伴奏，这是我与她的首次合作。谁也不知道这个武汉音专的毕业生是怎么来到这个厂矿子弟学校的。她形体窈窕，很漂亮，尤其是那一对垂在腰际油黑发亮的大辫子。她身上透着典雅高贵的气质和藏而不露的威严，人们总觉着她与众不同又说不清那里特殊。作为宣传队业务的负责老师，她很倚重我，从她那里我获益匪浅。我和不多几个同学应邀去过她家做客，唱歌拉琴，讨论音乐问题和节目创作，欣赏她在屋后种的花草。 关于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是从那个沉闷的秋季流传开来的。那天她交给我一首三段的歌词，让我谱曲后下午放学交给她。就在那天下午，她在厂里的大礼堂遭受了批斗。我去送写好的歌曲时，正遇上他爱人搀扶着她回家。她被剃了“阴阳头”，脸也肿了，仅余的一根辫子半散着，满身灰土。见了我她楞了一下，随即平静地把我让进屋，她认真地看完稿子，甚至还哼改了其中的几个乐句，后来她让我把曲子留在她那里，由她处理。自始至终她都是那么平静，好象那外加于她身上的暴力不曾发生过似的。我至今惊愕于她的这种平静。 假期后她调回了武汉。后来我收到了一份稿件采用通知、歌曲期刊和充作稿费的五元购书卷，她把那首歌替我投到了刊物。除那张油印的稿件采用通知外，其余的我都给她寄去了。这首歌就是我的歌曲处女作——《长大要当工农兵》。（我也参与了文革音乐垃圾的生产）。 …… 还有，还有我的那些当时都是“运动员”的音乐老师；还有在昆明翠湖竹林岛练声练琴的那无数个被乐神诱惑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的灵魂；还有在知青时代搜集民歌、在油灯下啃过的那些手抄的音乐理论书籍、和无数的知青“音乐会”；还有考音院——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这是又一部类似《生活的颤音》那样的音乐电影，只是比那丰富得多得多。 “那个年代是我的音乐的天堂”。实在是我对自己、相对于那个年代而言。我想说的是，那个歌曲贫乏而又“繁荣”的年代，人们除了“革命”和被“革命”外可干的事不多，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客观上营造了人人参与的氛围，在“红色歌曲”日显乏味单调的时候，尤其是当时的青年一代对自己曾投身或向往的“革命”产生怀疑甚至厌恶的时候，不甘沉沦的青春和年轻躯体里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了他们对歌曲的取舍，这种近乎本能的取舍，填补了他们的精神真空，意外地得到了滋养，当时条件下，对歌曲的学习和鉴赏是不可能系统的，如同这一代人破碎零乱而又无比繁杂宽泛的知识结构一样。人们生产了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很快又抛弃了它们，作为那个年代荒诞的历史遗迹，它们蛰伏于我们的记忆里，时至今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回头审视，给后人留下些许借鉴？《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已经这样做了。
20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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