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录(续三)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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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261 历史洞察力 虽然才刚刚起步,虽然保障水平尚不尽人意,胡温毕竟在农村的国家养老制度建立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应该给予肯定。 2002年12月6日,胡履新不久就到西柏坡访问,发言中全文照念了毛1949年7届2中会上的长长一大段话,其中包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看来,胡7年前的一些心絮,已经在开始变成行动和政见。
60年后,重读毛在7届2中会议上的讲话,不能不佩服毛惊人的历史眼光。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在“万里长征第一步”中“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在拿枪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的共产党人,重新走上了老蒋的道路。
从理智上,我知道毛、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蒋家父子和邓都希望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在富民强国的梦想与个人利益冲突时,他们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这将是历史学家们永远讨论的话题。 从个人感情上,我喜欢倡导“共同富裕”的毛,不喜欢鼓吹“部分人先富”的邓;我喜欢把矛头指向“党内资产阶级”和“党内当权派”的毛,不喜欢造就了“党内资产阶级”的邓。
我多么希望能够与人的“在天之灵”进行对话。我非常想知道,看到已经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后,一身正气的“彭大将军”的在天之灵,是站在倡导社会主义价值的毛一边,还是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一边?我相信,周一定会站在毛一边。我还在想,刘少奇会站在哪一边?
用“百度”搜索,“富二代”有263万多条,“官二代”有11万多条,“贫二代”有32万多条。 我想,消极共存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理解、接受“富一代”、“官一代”和“贫一代”之间的差异,但不理解、不接受“富二代”、“官二代”和“贫二代”之间的差异。 消极共存主义的理想是:至少使“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体现在小于12岁的儿童们身上。伴随社会进步,逐步提高到15岁。
我认为,从小接受、理解、习惯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对于身为“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儿童,不是失去,而是获得;不是损失,而是拥有。对于“富二代”和“官二代”孩子们的未来人生,“天赋人权”的信念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 我欣赏毛和约翰·肯尼迪。他们都是无可争议的强者,却都坚定地站在了弱者的一边。尽管他们都有个人缺陷,都有失误和过错,甚至在人生中可能存在阴暗的时刻。但是,他们处“庙堂之高”而心系“江湖之远”的情怀,使他们得到当代人的尊敬,也将被后世所怀念。
回想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世界,真是一个惨烈的悲剧:毛和肯两个同样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越南互相举枪。幸亏肯尼迪意外早逝,越南战争被信奉现实主义的尼克松所结束,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尼与毛会面时对毛说:“你是理想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
鲁迅说:“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不是毛的发明,是他从西方学的。不是仅仅中国人吃过的“蜘蛛”,是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共同吃过的蜘蛛。以文革造反方式反专制才是毛的发明,才是毛带着中国人吃的“蜘蛛”。
需要区分“有责”和“有罪”。从披露的历史资料看,广义讲,蒋对闻一多、李公仆的被杀是有责的,但不能算“有罪”。与此相仿,毛对于遇罗克、林昭、信阳事件遇难者的死应承担怎样的责任?邓对于“已巳”遇难者的死应承担怎样的责任?需要根据逐渐披露的历史资料来作出回答。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应坚持“无罪推断”的原则。“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关系重大。60年来发生的无数人间悲剧,大多与“有罪推断”的思维方式有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铁屋子”。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这是周树人在婉拒友人邀请他出山做文章时说的一段话,表达了周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绝望心情。友人并不这样想,他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个单纯而浅显的反驳,竟意外地打动了周,鲁迅回忆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就这样,周树人变成了“鲁迅”。他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呐喊”,即是为了“自己的不能忘却的寂寞和悲哀”,也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今日读起这些文字,心中仍然感到心潮难抑。我也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谭汝为教授曾在本文后面跟贴,被系统删除。被删的贴是: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王晨、张天来写的题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的长达两万字的文章,至今已经过去29个年头了。但该文以汹涌澎湃的议论来展开惊天动地的宏大叙述和震撼人们心灵的形象描写却令人终生难忘。 该文的开篇是:“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十年DL中,被残酷SH的青年YLK,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毛在1963年,曾深深忧虑“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法西斯党”。(发表于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中央文件,即关于“四清”的“前十条”) 46年过去,能说毛是“杞人忧天”吗?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黄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黄论“历史周期”,堪称一次现代“隆中对”。1957年的整风,1963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都可以追源到这次“现代隆中对”。孔明成就了鼎足三分,润之也成就了大陆一统。孔明六出祁山未果,润之三试民主无功。恃才傲世的孔明、润之都试图以人力搏天命,均出师未捷,遗恨而终。杜工部以降,不知有多少英雄扼腕。
刘再复在《独语天涯》上海文艺版的前言中说:
今日中国相当普遍的语言暴力,与毛、鲁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我虽然欣赏他们二人的悲悯情怀,但并不喜欢他们二人的语言暴力。 刘所说的“语言暴力”和“语言遮蔽”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语言的优雅,可能流于伪饰;在粗陋的表达中,可能包含了“最不兜圈子”的率真。 问题在哪儿?刘说:“语言暴力不仅影响了意识形态,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层结构,变成集体无意识。”这句话才是关键所在。反对语言暴力,主要是要反对其深层结构的暴力,反对那种已经内化为“无意识”的“与人为恶”的思维方式,反对那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热情,而不是TMD,草泥马和马勒戈壁一类的表层粗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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