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起我姥姥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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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我姥姥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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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已去世许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依旧不时浮现在眼前。 姥爷家原在海参威（现在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地割给俄国后，随太姥爷回到东北。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的姥爷成为中国参战华工到了欧洲，也因此成了十月革命的一员。北伐时孙中山先生要求苏联派遣华人返回加入北伐军，姥爷又成为其中一员。但当他们到达满州里时，却没人理了。于是散伙，姥爷便娶妻生子。我母亲就生于满州里。接着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姥爷一家逃往关内，先回山东老家，日本鬼打来又往南方逃。途中，我的亲姥姥被炸死了。到江西时一位逃难的女士就成了我的姥姥。母亲一家一直逃到广西、贵州交界的小地方，才停止逃难生活。解放后，姥爷返回山东青岛，母亲有了我父亲，便留下了。 1957年暑假，反右派造成学校推迟开学，我们和妈妈到山东姥姥家住了一个多月。和姥姥天天在一起。她总是乐呵呵的，常买些便宜但有营养的晕腥给我们吃。象鸡爪子、海蛰头什么的。那些素菜也劝我们吃的，她说：“萝卜上了市，医生没有事。”“青菜豆腐保平安，多吃好当官。”她那一口难听的话语，常惹我们发笑。 通常一个省的方言，以省会话最好听，两省交界处最难听。姥姥是湖北黄梅人，隔着长江便是江西九江，东边挨着安徽，那一口湖北话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她小时侯跑到九江，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了点书，不要交学费还管饭。后来学当护士，要不是日本鬼子来，她一定是个好护士，说不定是护士长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想作弄一下姥姥。我说：“姥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是什么意思啊？”她笑了，笑得很开心：“你呀！逗你姥姥是吧？你这句话只讲了一半，还有一半冒讲。”我急了，忙问那一半是什么。姥姥说：“听好了，是这样的：‘天上飞着神通广大的九头鸟，地上住着聪明绝顶的湖北佬。’记得了吧。”我不但记住了还记得好几句呢。 姥姥说：“家有千金，不如日进一文。” 姥姥说：“省着省着，窟窿里等着。” 姥姥说：“钱是挣回来的，不是省回来的。” 姥姥说：“穷人养娇子，富人养孬子。” 姥姥说：“吃不穷，穿不穷，算盘打不到一辈子穷。” 我们回到南方的家，学校也开学了。好几个老师成了右派份子，其中就有我最喜欢的刘老师。他很年轻，教我们图画课。还跟我爸爸说过，说我很有绘画天赋，要认真培养我的。可是一下子就成了右派，老师讲的右派，很坏很坏，就象国民党特务。从美国佬那里拿些玩具，专给我们这样的孩子，一玩就会爆炸。朝鲜就有很多孩子，捡了美国飞机丢的玩具，都被炸死炸伤了。于是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恨死右派份子了。 我给姥姥写了封信，告诉她回来后的情况，还画了一幅青面獠牙的鬼怪画，旁边写着“右派”两个字。就在这几天里，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学校捉迷藏。看见老师们在风雨操场开会，不时还喊着口号。我们好奇地躲在附近，见几个老师低着头站在台前，其中就有刘老师。这是在批斗右派分子，这也是我头一次见到批斗会。散会后没想到就遇见了刘老师，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我也掺和了进去，我们唱着：“右派右派，象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咧背后来破坏……”刘老师突然站住了，其他孩子全吓跑了，我没跑。他走近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还小，以后长大就会明白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神情。回家后我向母亲说了这事，母亲叫我别跟别人说。 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姥姥的回信，里面居然也有“你还小，许多事你还不懂，以后大了才会明白的。”这样的话，还叫我别画那些鬼怪画了，为人要学正派些。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刘老师，听说他被开除并下放到农村去了。再往后，我最要好的同桌跟我告别，他说因为他的爸爸是右派，全家都要到乡下去了。我知道他爸爸，是部队南下的干部，怎么也是右派呢？那时，大人们并不恨右派，倒反有些同情。 到我上中学时，有一天，在海军的二舅给母亲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姥姥上班的渔具社来了几位外调人员，问我姥姥在江西时参加过什么组织。姥姥死不认帐，人家说有证明人的，还找到了原来的档案。姥姥还是不承认，别人又不能明说，只好找到二舅。原来姥姥在江西苏区红军医院当护士时，宣誓加入过共产党。长征前夕老弱病残和女人被疏散了，她也是其中之一。四清才查出来。二舅跟姥姥一说，她哈哈大笑，说：“搞了半天原来是共产党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反动会道门，象是一贯道呢。是有这么回事。”此后她便有了些许补贴，还当了人民代表。 1978年我仍在插队，以做木工维生。姥姥叫我到青岛去做，母亲也去了。我问姥姥当年的事，她说那时谁知道怎么回事，院长去了，大家都跟着去了，那个表叫你填就得填的。谁不填会有麻烦，哪知道是共产党呢？我问，你怎么没长征呢？要不也是女将军了。她哈哈大笑，说傻孩子，除了首长老婆，女人都解散了。你姥姥不漂亮，首长看不上，留给你姥爷了。又说，丑女人好，自古红颜多薄命呀，人家贺子珍，年轻漂亮，能文能武。后来怎么样？人中有人天外有天，你漂亮还有更漂亮的。她想了想，说，也许死了，也许跟别人了，反正不会是你姥姥了。 我当时有些得意，姥爷当过十月革命战士，姥姥又当过红军护士，我们家还该算革命的。这意思不知怎么的，居然给姥姥察觉了。她有意无意地对我说，人要看远一点，你姥爷姥姥都不算个啥，碰巧遇上了，随了一阵大溜。你要学点本事，不是做木工，是要多读点书。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谁敢说世道总不变呢？等机会来了，你没本事还是不行。我突然想起托尔斯泰在《复活》里的那句话：“不要欣羡，不要焦急。人类的前途和你自己的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生活，那就是要对一切有所准备。”别看我姥姥文化不算高，水平还是挺高的。我安慰她说，你放心，我虽然招不了工，也不让考大学，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我已经读完了，还有大学的好几门课呢！不让考大学我自学，都好些年了。去年我辅导的几个回乡知青都考上大学了。姥姥说，那你今年再报名嘛。我笑着告诉她，你外孙是现行反革命，不让考的。她也笑了：你看得开姥姥就放心了。别理他，迟早会平反的。姥姥说对了，1980年我被平反，1982年我考上华南理工大学函授，已是当教授的年龄了，还是学了六年，才得了本科文凭。 姥姥是个极普通的人，“知足者常乐也”简直成了她的秉性。有一天，姥爷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姥姥说不是，应该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俩争起来，接着姥爷把碗给摔了。我妈急着两边劝，没想到姥姥笑呵呵地说“你爹就是这个臭脾气，没事，我跟他吵了一辈子。吵完还得过日子。可惜这只碗，它又没跟你吵架，摔它干啥？老头子，你说是不是？角把钱呐，还得去买。”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我吸烟很凶，母亲为此不知唠叨过多少次。这时她又叫我戒烟。姥姥叫我母亲：“滨子，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老头吸烟，老婆买烟。她买一包烟，就放一包烟钱在罐子里。一年下来，打开罐子，里边有一百多块钱了。她就对老头说：‘你看，这一年你吸掉了一部自行车哩。’老头也心疼了，决心戒烟。又过了一年，老头问：‘老太婆，这一年我们是不是有两部车了？’老婆说：‘你不吸烟了，我也不放钱了，哪来的两部车？’老头说：‘我吸烟还有一部车，戒了烟车没有了钱也不见了。看来是我吸烟吸出一部车来，这烟是戒不得的。’就又吸上了。”我乐得哈哈笑，母亲直怪姥姥。姥姥也乐了：“让他吸吧，‘闲茶闷酒无聊烟’。他一个人还在农村插队，怪无聊的。” 一天烟台老家来了位与我同年的表兄，是母亲堂姐姐的儿子，调进青岛了。闲聊中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哈哈大笑，告知本人的岳母娘可能还没出世。他没听懂。姥姥说：“恩池，你别瞎问了。他不象你，就知道讨老婆。人家还没结婚。”表兄大吃一惊，又说了许多应该结婚生孩子的道理。他走后姥姥问我，生气没有？我告诉她，能惹我生气怕不容易。姥姥说“那就好，‘宰相肚里能撑船’，有肚量才能成大器。” 过了一阵，我停下木工活休息。姥姥坐过来同我聊天。她说：“你记住，女人有两条，一是贪恋食物。这是天性，上帝给的。因为女人要养孩子，没有食物就不能养活孩子，所以女人比男人贪。二是女人喜欢不听话的男人。打老婆的男人没出息，怕老婆的男人更没出息。”我一听就忍俊不禁，问道：“你是不是怕我找不到老婆？”她说：“我才不担心这呢。你今年三十了吧？男人三十一枝花，你姥爷不就三十多岁才结婚嘛！我怕你将来不止一个老婆”我道：“那是犯法的。”她喃喃道：“畜牲知足不知羞，人呐知羞不知足。就怕管不住哩。”姥爷在隔壁听见，骂出声来：“你跟孩子胡说八道些啥？尽是些歪道道，是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还是上帝教你的？”姥姥也不示弱：“基督教怎么啦？基督教跟共产党主张差不多，都信共产主义。臭俄国佬，大鼻子！东正教的恶霸！”姥爷嘟囔了几句俄语，竟然挂起了免战牌。 一天，姥姥回家，拿了三张电影票，叫我和母亲陪她去看场电影。我问，姥爷去吧，我在家干活。姥姥说，你姥爷不看电影，看家。有那盆昙花给他看就够了，姥姥特地买给你看的。后来我们去看电影，是罗马尼亚的《侦察英雄》。看完回家路上，我问姥姥这部片好不好看？姥姥说：“全都是男人，没一个女的。”我仔细一想，真的，这是我所知的唯一一部没有女性的电影片。那时，电视放了部日本片《望乡》；报纸杂志上讨论着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文艺上似暖还寒，国家也似乎如此。天安门事件正吵着平反；右派正在‘改正’；地、富也在摘帽。 三个月时间很快就消失了。我决定回乡下去看看，便告别了姥姥。这是我记事以来，同姥姥处得最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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