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夜谈
作者：戈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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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夜谈
作者：戈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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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夜谈
在机动处的一间宿舍里，也住着四个人：大丁，一个西安知青；薄克——一个老广，是福州空军转业的“老转”；“少爷”，北京知青，名气大得让人仅记住他的绰号而忘记了他的本名；还有一位也是西安知青，一个1964年就下乡插队的“老插”，建国。 当山风肆虐地从山口吹出来的时候，又是晚上八点半了，山风比时钟还准。席棚内断了电，说是为了防火。头顶上的油毛毡不情愿地拍打着屋顶，竭力想随风舞到天上去。 这正是讲故事的时光。 “大丁，来段福尔摩斯吧。”建国已接连抽了三支烟了，他更烦的是黑暗中大丁的那把破小提琴。大丁“杀鸡”正到“梁祝”中的长亭送别处，说不出是哀怨还是凄切。 “我讲故事，你们给我什么好处？”大丁不情愿地放下弓子，环视一遍那忽明忽灭的烟头。 “我的热水袋让你用一晚。”少爷讨好地说。 “不行，你那热水袋漏，第二天跟尿了炕似的。” “给你一包云南烟丝。”薄克从上铺很慷慨地扔下一包云南烟丝。 “不行。二两的不行，要四两一包的。”大丁说完又扔了回去。 “大包就大包，但要讲个没听过的。” “要沾点荤的。”少爷连忙补了句。 “听荤的，你少爷又睡不着觉了。”建国噎了少爷一句。黑暗中他仅用十几秒钟卷好两支“大喇叭”，自己叼一支，递给大丁一支：“就开始吧。” 大丁跃上椅子，坐在椅背上—居高临下是他讲故事的老姿势，开始了“五夜谈”的第一天。
今天就讲个带荤味的。 上一周新工十三连爆出新闻—招了１４３人，进厂不到两月变成了１４４人。没想到有人生了孩子。 孩子不足月，２８００多克，是个男孩，生下三天就被军代表崔参谋抱走了。崔参谋结婚十年无子，他也不忌讳，他说私生子比一般人聪明。关于孩子母亲的传闻，你们可能听说不少。有人说她是县上的“县花”，风流极了；有人说她献身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被招出来的；还有人说那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知青……，极尽了想象的能力，孩子的母亲从此也失去了名字，被冠为“南鹰一号”。 “南鹰一号”在乡下和我一个大队，也是第七中学的，比我低两级是高一的，名字也特俗，叫范丽华。在学校她是个极普通的学生，没有在任何一派出过风头。出人意料的是，她是七中第一批报名上山下乡的５４人之一。她相貌更是平常，长了个“大众脸”，毫无特色，属于那种很容易被人群吞没的那种人。惟一使人有些印象的是她脸有些黑，衬出其眸子很亮。 范丽华在队里很能干，下乡不到一年，地里、场上的农活干得同村里的妇女不相上下。她在全大队女知青中最早拿女全劳工分—七分，而我那时才拿八分。我看过她在麦场上干活，掠场掠得干净漂亮，扬场的男人点名要她。簸粮食时像踏着节奏的舞蹈，许多村里的小媳妇都自叹不如。 她从下乡起就像一个心事很重的人，不苟言笑。下乡三年，我去过她队上多次，从来没与她搭上话。只是有一年冬天，我去山里打柴回来很晚，路过她那里，她主动留我吃了顿饭，趁我吃饭的工夫，她把我砍的柴重新捆结实了。说也怪，两捆柴经她一捆，我再担上时，竟觉得轻了许多。临走时她只说了句：“趁还有月亮，别耽误。”话不多，说得人心熨熨贴贴的。 去年秋天，几次招工过后，她那个队里的知青几乎走光了。而范丽华每次被推荐，都在政审上被打下来，听说她有个舅舅在台湾。 今年春天，她才被公社卫生院“借去”做饭，县知青办说留一个女知青在山里不安全。 公社卫生院有个李医生，是西安医学院毕业分去的，在我们公社甚至县里都很有名气。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为人也正派，山里有人病了，他步行二十多里出诊是常事。作为群众代表，他进入县革委会作委员，因此也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李医生虽说精通医道，却不谙“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哪是那些老谋深算公社干部的对手。不久，他冠以“偷听敌台”的现行罪，被县革委会清除出去，从公社革委会剔了出来。好在我们缺医生，他才没被关进去，在公社卫生院戴着白胳膊箍，照样看病。其实所谓的偷听敌台，不过是有一次他和几个公社干部打扑克，有人拨弄他的短波收音机，当他听到一首熟悉的苏联歌曲时，他叫停住了，他太喜欢那首歌了。 当李医生脱离了喧嚣的世界，重又回到大柿树下的卫生院时，他遇到了范丽华。两个同受创伤的心灵，彼此都需要有人爱抚。公社驻地两个有最高学历的人，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 就像一堵雪白的墙壁可以刺激某些人要踏上一只乌黑的鞋印一样，大柿树下的恋人不仅刺激了某些人的感官，更刺激了某些人的心灵。靠揭发李医生“偷听敌台”而荣升的武主任，总觉得那一对幸福的身影总是对他的侮辱。武主任主管公社的知青工作，他不仅心肠黑，脸上也总是一副“不偷也像贼”的坏样，他到哪个村，总是引起一片狗叫声。 今年秋，南鹰机械厂到我们县招工，人数之多，声势之大，使历次招工都黯然失色，大有“连锅端”之势。南鹰厂费劲全力，与其它招工单位明争暗抢总算在我们公社招了三十四个男的，十五个女的。根据地区劳动部门的规定，必须在九月三十日前办理完一切手续，否则招工指标作废。但在九月二十九日那天，公社主管招工和知青工作的武主任忽然提出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南鹰厂此次必须把范丽华带走，否则我们公社的知青，他一个不放。南鹰厂招工的军代表使出了浑身招数：什么三线军工厂政审要求严格了，什么范丽华本人不愿走啊……都打不动武主任的心。在范丽华走留的问题上，两家弄僵了。 武主任很会利用当时的形势，他知道我们这一批四十九人，最怕此次招工指标作废了，他有意透露范丽华是这批知青去留的关键后，他就躲到后面去了。 当天晚上，不止三十个男知青围住了李医生，那十几个女知青围住了范丽华，展开了“谈心”活动。那是一次多么令英雄气短的围猎啊,我至今不愿回忆那奋不顾身的情景,也永为那天我的作为感到耻辱,因为我也在三十四名男生之列。 半夜十二点多,南鹰厂招工的副总代表从县里连夜赶来,在听完李医生和范丽华的哭诉后,也觉得不忍拆开这对苦命的人,他向武主任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提前结束对李医生的“群众专政”;二是将李医生也调往南鹰厂,三线也需要医务人员。武主任以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回绝了。凌晨四点,范丽华在女知青们的一片哭声中答应了去南鹰厂。 一个月后,听说李医生因图谋杀害公社革委会武主任被投进县里大狱。 上一周,范丽华脸上被烙上"南鹰一号"的红字。她可能连她孩子的面都没见到,听说崔参谋调到江西某三线厂,明天就带那孩子走。 是夜,宿舍里再无其它话题,几个烟头忽明忽灭,烟蒂扔了一地。上铺的“少爷”梦中有啜泣声。薄克学了句著名的电影道白:“这年月毁了多少老百姓的好日子。”蒙了头睡去了。
第二天夜里,北京知青“少爷”自告奋勇,讲了他在陕北的一段“艳事”。 我下乡时,才十五岁。虽然个头一般,就是特瘦,没有肩,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松松垮垮的,就像旧戏里的恶少。“少爷”的绰号从北京带到乡下,又从乡下带到厂里,这辈子怕是摆不脱了。 身体瘦弱,在乡下也干不了活,跟着拦羊老汉放羊,羊肉没少吃,信天游学了不少段。后来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因为我在北京时跟我二大爷学过几天京戏,于是被借到公社。也只能演反派,《沙家浜》“斗智”一场,我一句“这个女人不寻常……”台下还有人叫好。 宣传队又个拉板胡的农民叫刘玉堂，三十来岁，手巧，他那板胡就是他自制的；嗓子更好，山梁上响起他的信天游，连羊都不吃草了。宣传“九大”期间，宣传队转遍全公社十三个大队，我俩混得特熟。我教他样板戏的段子，他背地里给我唱上几首“酸曲”——也就是当地的情歌，日子也过得快活。宣传队解散后，他被抽到县上，到县剧团演《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我带着十几首“酸曲”返回到队上。 下乡第一个秋后，我和其他知青一样，分红分不到钱，还得给队上交钱买口粮。但手里总算有些小米、黄豆、糜子一类的新鲜粮食，这在北京是很少见的。于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知青探家的高潮。每天县长途汽车站尽是肩着大包、小包的知青，搭伴去宋家川过黄河，取道山西回北京。人多车少，有时在县里住三天，还买不到一张票。许多知青只好在东关路口拦东去的汽车。 我仗着和刘玉堂熟，在县上住了四天，还是没买着票。第五天早上，我背着二十斤黑豆，手提着十来斤小米也来到东关。 东关路口熙熙攘攘早就聚着一大群知青，男的女的，背着大小口袋，像一群难民。东去的车本来就少，偶尔来一辆车，见这架势，无不加大油门，一轰而过。挨到下午两点，往东去的车更稀了，大家的脸上挂满了焦虑。这时从县城里开过来一个挂着山西牌照的卡车，卷着灰尘向路口开来——这是今天最后的希望。 司机是个老手，在冲破了两道拦车线后，直向我冲来。我跳着，跑着，眼瞅准一段公路最狭窄处，心里一急就躺下了。我不敢睁眼，暝暝中我听到刹车声、开车门声、司机的叫骂声和伙伴们胜利的“乌拉”声。待我爬起来，面对那黑铁塔般的司机汉子，望着他手里大号扳手，心里却一点儿不害怕。我扯开外套，脱去绒衣，望着他身后车上的伙伴们，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使我坦然地说：“怎么，想练练？我不怕你。”望着我历历可数的排骨，司机愤然地说了句：“我怕你——我怕把你打折了。”转身回到司机室，探出头：“你快上来吧。” 路上年轻人耐不住寂寞。有人唱起了“拉兹之歌”、“深深的海洋”……有人点我的“斗智”，我不想唱。我响起了刘玉堂教我的“信天游”，扯开嗓子就吼了起来： 青草开花一寸高， 唱上个酸曲解心焦。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眨毛动弹把言传。 洋烟开花四片片， 照见三妹子白脸脸。 一口气唱了十二段，赢得了满车喝彩。我唱歌的时候，瞅见车厢角有个女知青蜷着身往一个本子上飞快地记着什么。我给同学刘红使了个眼色，他会意地挪到那女孩子跟前，趁她不注意，一把夺过她手中的本子交给我。车上的人都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很愤怒，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打小报告。但当我打开小本，看见在手画的五线谱上标着高高低低的“豆芽菜”时，我知道了这个小本的价值。我佯装把小本往车外一扬手，她眼泪已出了眼眶。这时我又戏剧性地将手一收，将小本递到她面前说：“对不起。”她几乎是从我手里抢回她那珍贵的小本，转过身再也不看我。 在山西搭上火车，我和她恰好在同一车厢里。都没有座，我递给她我带的一袋豆子，让她坐上。“你还颇有骑士风度的。”她开口对我说了第一句话后，我们就开始了彼此的认识。人在旅途是容易打开心扉的，更何况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她比我大五岁，是高六六的，名叫姚冬，家住北京御河沿，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她往再高一级学府深造的机会，但她酷爱音乐的初衷却没改变过。她曾为“红三司”作过一台演出的配乐，但她说那不叫音乐。她插队后搜集了不少当地的民歌小调，像“揽工调”、“骑白马”、“打宁夏”等，她搜集的各有好几种唱法。 自打认识姚冬后，我突然觉得生活有意义了。姚冬来我队上第一次作客，就把我那黑得渗出油的被子拆洗了，还给我送来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套十四本，叫我不要空耗了少年时光。晚上当我钻进充满“太阳味”得干净被子时，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她总像个大姐姐似地照顾我，也不避人，日子久了，队上的人都把她称为我的“媳妇姐”。半年后，她又主动放弃她在大队小学当教师的机会，举荐了我。她说：“你什么农活都干不了，还是教教孩子吧，你也把知识丰富丰富。” 姚冬始终没有放弃队陕北民歌的收集，方圆几十里的唱家，她都访问过。 去年阴历八月十三，刘玉堂从县上到队上看我，恰逢姚冬也在。他俩一见面，话题自然转到民歌上，姚冬像一镢头挖出个大洋芋一样地高兴，记了一首又一首，当晚她都没回队上去。第二天，刘玉堂要到绥德去，他说他有个二舅在绥德，手里有一本老辈传下来的鼓乐谱子，他去要了来。姚冬一听此事，马上来了精神，拉着我要一块走一趟。我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推辞要给娃娃教书不能去，也劝她打消主意，从我们队到绥德有二百多里呢。但她不知中了什么邪，还是跟着刘玉堂走了。我把他们送到公路边，见她搭了北上的车，向她摆了摆手，没想到此一别竟是永别。 姚冬走后的第二天，陕西下了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先是像核桃大的雹子打得庄稼秃了杆，接着下了一天一夜的暴雨。我眼瞅着沟里牛背大的石头翻滚着，心里总有不祥的预兆。 雨停后的第三天，川道里发现姚冬的尸体，是泥石流卷裹着，面目已经很难辨了，只是从衣袋里一个塑料袋包的小本上才证明了死者的身份。 刘玉堂被拘捕到县上，后来马上就放了，因为有人证明，姚冬在绥德只待了一天就独自走了，谁也拦不住她。 我知道她是为什么着急回来的，我为我那天的表现后悔终生。 姚冬的父母从北京赶来的时候，我无颜再见他们，整天躲着他们。追悼会上当地的知青要求把姚冬按烈士的待遇安葬，县上没有答应，说她的死不是因公殉职，无此先例。知青们义愤填膺——难道她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上山下乡运动了吗？她在北京能这样死吗？双方僵持不了，惊动了地区和省知青办。最后还是姚冬父母做了工作，劝说知识青年：姚冬本人从不爱出风头，还是平平常常地安葬了她吧。 姚冬安葬在她插队的哪个山村里一个叫鹰头峁的山岗上。队上的五保户老汉杨五娃硬是让出了他久置多年的柏木棺材，谁也挡不住。他说姚冬比我外孙女都亲呢。 瞑瞑中我隐约听到高亢的信天游： 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 哪达儿想起哪儿哭。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忘了你的人样忘不了你的话。 柴湿烟多点不着火， 知心朋友你想死我。 那歌声高亢、悲远，在烧红了半天的晚霞中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那是从县上赶来的刘玉堂。
天刚黑，宿舍里便不见了薄克。“少爷”耐不住冷，早早钻到上铺的被窝里：“薄克昨晚说得好好的，今天听他的一段艳事，怎么就躲起来了。”话刚落音，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的正是薄克。 “陕西地方邪，说王八到——”，“少爷”的话未说完，忽见薄克身后还跟了个女的，忙吧那个“鳖”字咽到肚里。 “‘少爷’你也不用下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小高，锻铸连开天车的。”薄克开门见山地爽快。 “大家别客气，小高也不使外人。”薄克先坐到那把讲故事专用的椅子上，“我今天把她请来，一是和大家认识认识，请诸位弟兄今后多照应，二来请她和你们一起听听我的一段申诉—— 我知道你们背地里都叫我“老八”。在复员转业军人里，像我这样服役八年没有提干的确实罕见。这我谁也不埋怨，只能说机遇不好。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苏政委看上了，调到福州空军司令部给他开车。苏政委八年里坎坎坷坷，几升几降，我都没离开他，直到他到这里当军事总代表，我又跟着复员到陕西。苏政委也觉得亏待了我，一开始就把我留到厂办公室机要室当个室主任。去年秋天厂里招工，苏政委又把我派到陇县招工，临走时对我说，“顺便划拉个媳妇。” 陇县是宝鸡以北的一个山区县，紧挨着甘肃，古称陇州。当地有：“千阳陇州，十年九收，一年不收，挎上篮篮子就走（意去讨饭）”的民谚，足以说明当地生产水平的低下。在古关公社的崖头村，我亲眼见一家老少三代挤在只有一床毡、一条被的土炕上。也就是在崖头，我认识了方家姐妹俩。 方家姐妹是西安知青。方家姐妹的姐姐——大芳，在陇县很有名气，她是陇县“七姐妹”中的老大。崖头离县城四十里，但在县城经常见到大芳和她的姐妹们着一色小白鞋，整天在县城里混，被人称为“街狗”。大芳的妹妹小芳却是个腼腆的姑娘，长年待在队上。虽说一个劳动日只有七分钱，她却能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小芳比姐姐小一岁，模样和她姐姐极像，不知道的人以为她们是双胞胎。但两人一张口，就显出性格了，最为明显的是大芳一天到晚白网球鞋不离脚。 崖头只剩下四个知青，两个男的我都选上了。按与县上商定的比例——厂里招工男女比例是二比一，方家姐妹只能走一人，我当然选上了小芳，大芳当时也挺高兴。 但就在我们要离开古关公社的那天下午，不知大芳采取了什么手段，公社革委会的曹主任私下找到了我，要我再给他一个名额，把大芳也招走。“崖头留一个女知青，不安全，也不好管理。”曹主任边说边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一掀门帘我就见到到大芳，她脚上的白鞋白得耀眼。“大芳，把你的情况再和薄同志谈一下，我再找一下张组长。”曹主任说完一掀门帘走了，像一个刚享受完初夜权的封建领主。 曹主任的脚步声刚消失，大芳扑腾一声跪在在我面前，抱住我的腿说：“薄叔，你一定要招走我，留下我一个人的日子可怎么过呢？”说就大哭起来。 她哭得很伤心，哭得连屋里的灯也一会儿暗一会儿明。我扶起她，让她坐在农村干部办公室里少不了的床上，我冷静地坐在曹主任的办公桌旁，看她还能表演什么。 她趴在床上，头伏在枕头上痛哭起来。她不是哭给我看的，她极力用枕头压住她那控制不住的呜咽，不时抬一下头，本能地吸一口气，把心里更深的哀痛倾倒在那充满头油的枕巾上…… 曹主任返回屋里的时候，身后跟着从县城赶来的张代表。张代表用眼光探询我的脸，我说：“就把那张表给她吧。”张代表会意地拿出那张编号０５７的招工登记表——在给这张表打号时，我曾开玩笑地对张代表说，这张表是留给愿做我妻子的那个人的。 当大芳接过表时，我似乎觉得她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我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晚饭后，天黑得早，大芳要赶回队上让贫协主席在表上盖个章。我看天这样黑，她一个孤女子走十五里山路返回队上，盖个章再送回公社，太难为她了，就动了恻隐之心，提议我把她送回队上，再把表捎回来。 就在下山的时候，天更黑了，大芳也放慢了脚步，与我并排走着。道窄坡陡，她不时和我相撞，我都有意识地躲开了。但越走她挨我越近，还不时拉我的手，几乎无法躲了。有一次她的喘气几乎吹到我的脸上，我往旁边一躲的时候，忽然一脚踏空往崖下摔去，大芳本能地去拉我的手，却被我拉下山崖。我挣脱她的手，任身驱跌落、翻滚，酸枣刺划过手臂、面部，顾不上痛，极力想抓住任何一个能抓住的东西……，待我落到地面，我发现我趴在一块苜蓿地里时，我才敢抬起头来，眼前仍是那双小白鞋。 “没摔坏吧？”她搀起了我。我狼狈地回了句“没摔坏”。 这一跤摔得她也迷失了方向，半天走不出苜蓿地，更找不到下山的路。没办法，两人只好蹲在崖背根等着天亮。天气冷，两人不由地靠得很近，又都睡不着，我有些沮丧，她却开始了她的表白。 她说，大家都把她看成是不务正业的街痞，其实她也有难言的苦衷。她父亲去世早，她姐妹二人下乡，全是为了家里的弟弟不下乡。弟弟后来有了工作，每月从三十几元的工资里挤出五元接济她们。五元的生活费几乎全让给了小芳，她在外面混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这其中还有个原因，姐妹两人都对同队的男知青小柳有好感，小柳和小芳同岁，当姐姐的就主动避了出去，整日混在县城。 听了这些诉说，我有些改变了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有关大芳的印象。推想陇县七姐妹的大芳如此，其他六人也各有难言的苦衷吧。 后半夜，月亮出来了。我们发觉我们就在崖头村崖背不远的地方，她很快找到路。半夜敲开贫协主席的家，在表上盖了章交给我。她留我住下，我想张代表还不知怎样猜疑我呢，依然返回公社。 返回公社时，鸡都叫头遍了。张代表睡眼朦胧地给我开了门，满脸疑惑地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没说一句话转身又去睡了，我也懒得解释我回来晚的原因，有时候你越抹越黑。在我被挂破的脸上，谁知他读到了什么。 回到厂里，不知什么原因，我被调出厂部，调到机动处。厂里常有人在我背后说说点点，说我是大芳的男朋友，想必你们也这样认为。食堂里吃饭时我曾几次遇到大芳，她仍穿着耀眼的小白鞋，却理都不理我，一副过河拆桥的德行。 真相大白是小芳和小柳来看我那一天。俩人要到成都去培训之前买了些点心来告别，当我见到小芳脸上和我一样布满划伤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蹊跷。我和她迅速地交换了眼神，会意地笑了笑，从此不提那山，不提那夜。
第四夜，宿舍外的广场放映电影，可这间宿舍里一个人也没去。薄克的女朋友小高来约薄克，薄克说：“有什么看的？老掉牙的‘鲜花盛开的村庄’，还不如在宿舍里听故事好。今天该听建国的了。” 建国的脸从早上就灰到现在，求饶似地又环顾一圈，“让我再想想……我是愿意坦白的。”一着急，把“小炉匠”的台词都吐出来了。 屋内的电灯很准时地熄了，预示今夜又是没电。电影场上发电机突突地响起来，电影也开始了，而宿舍里却冷了场。 正当大丁摸索着要打开提琴盒时，忽然小高站了起来，甩开薄克暗中握着她的手：“我讲一个——没有鲜花的村庄。” 一九六八年的深秋，是柿子挂满枝头的季节，我和六个伙伴来到了庙圪瘩村。庙圪瘩村没有庙，也不在山岭上，十几户人家紧挨着排在山窝的一块台地上，避风向阳。村中间有个大涝池，是饮牛、洗衣服的地方。涝池以东是甘肃迁来的“外来户”，涝池以西是村里的老户，都姓何，属一族人。村东村西各有一口水井，我们就住在东水井旁。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庙圪瘩村的沉寂：宣传毛泽东思想、九大精神到各家各户；在村中央立起照壁，布置忠字牌；学大寨平整土地；修路，使山村第一次有了架子车。那时早上全村的劳力集聚在忠字牌前面集体早请示，晚上，村里的年轻人也爱到我们这里聚，常见村西的青年挑着水桶到村东来担水，为的是绕到这里坐一坐。 我们村很快成了大队和公社的先进典型，我们知青小组也成了县上的先进集体。我们来后的第二年夏天，地也争气，一冬的粪也没白送，小麦平均亩产由往年的百十来斤，一跃为亩产平均二百二十五斤，劳动日值预算到四角八分，全村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听说川道里有人要给我们村里的小伙说媳妇呢。 过去别说是川道里的媳妇，就是邻村的姑娘也不愿嫁庙圪瘩村。除了穷之外，还嫌村里的水不好，人吃了长大骨节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可也奇怪，患大骨节病的人，全是村东头的，村西何家的人就没有拐的。村东杨丑娃的二闺女自小给西头何家当童养媳，长大也没落下拐的毛病。我于是想到是村东这口井有问题。夏收后我回了趟西安，带了两口井的水样找人化验，果然东头的井水不能吃，我把化验结果告诉了村民们，自此东头的井水只供洗涮，全村都喝西头井的水，村里还把西头井的井房翻盖了。 故事里的那口井 这年秋天，宝鸡大旱，一连四十天没下一场透雨。涝水池早都干了，井水也是一桶下去只能打半桶来。一到傍晚，西头水井旁就聚满了担水的人，人们脸上再不见往日的悠闲，没了平常的问候和戏语，眼都瞅着不停转动的辘辘把。无油的辘辘轴“吱呀吱呀”像念着一种危险的咒语，召唤着某个恶魔的到来。 要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那天我也在场。这事也怪东庄杨老汉。杨老汉是村上的五保户，每天夜里睡在场院里看看场院，白天在场上吆吆麻雀和妇女、娃伙扯扯闲，有的是时间打水。可他偏好热闹，那天傍晚他又担着水担来到了西头水井。杨老汉一个人吃水也不多，一头担一个盛水的陶罐；一头担个筐，筐内放一个石头，平衡着那个陶罐。像往常一样，他旁若无人地走过等候的队伍，把那个陶罐放到井台上，眼瞅着正在搅水的小伙生泰。生泰是我们村很有力气的小伙，是那种牛犁地他比牛还使劲的犟头，按说不吝力气的。担那几日他媳妇跟婆婆拌了几句嘴，他心里也烦，打上水就没往杨老汉的罐里倒，倒到自家桶里，嘴里还半开玩笑地说：“死老汉，啥时打水不行，急着寻死呢。”杨老汉一听不依了，拉住担水就要走的生泰要论理一番。一拉扯，那贵似油的水洒了一半。生泰火上来了，一脚踢倒东庄老汉的陶罐，应了“罐子不离井台破”的俗话，罐摔成了碎片。杨老汉见此就更不依了，头抵到生泰怀里：“老汉今日不活了，你也打碎了吧。”这时生泰忽然撂了句——“东庄人到东庄打水去，这井是西庄人打的井。”一句话把排队等担水的东庄人都惹了，几个小伙子耳朵乍起，手里握紧了扁担。西庄的小伙子们也操起扁担退出队伍，围上生泰，眼看就要有场恶斗。 “生泰，”这时我急忙赶上去，“你这话就不对了。这井早先是谁打下的咱不说，这井台可是咱队上新箍的，这井房可是咱队上出钱新盖的，每个社员都有权利在这儿打水。” “这井是我三爷那辈子打下的，过去每年都是我们何姓的人出钱淘井，东庄人凭什么吃这口井的水，还不是仗着你们这伙知识青年。你们这伙知识青年在这长不了，你们走了，西庄人还是这个井的主。” “那你就等着吧。”我望着生泰那一头“少白头”，随口回了他一句：“你不仅要等白了头发，而且你儿子、你孙子也不会等到那一天的。” 生泰听到这话，突然没了声音，脖子涨得通红，挑上那半担水回院去了。我这才发觉我言重了，深深地伤了他。村里人都知道，生泰结婚七年没有孩子，无后是他的隐痛。 这事发生后的第三天，雨下来了，旱情解除了，但人们心中的芥蒂却再难消除。从那天后，村里就恢复了老样子，东庄在村东担水，西庄在村西担水。知青们是不管这些，吃的水照旧去西庄，洗衣服就近在东庄搅。只是哪个井台上，都得不到村民的好脸。 为了彻底击毁生泰之流的幻想，第二年春天，我托队长到县功镇去买七棵树苗作“扎根树”。队长问买什么树，我说什么树挂果最晚，队长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能卖钱，最长的要数核桃了。”我说就买核桃，我要亲口尝尝我栽的核桃，也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决心。 七棵核桃树苗栽在我们新盖的宿舍房后的自留菜地边，直端端的像示威的长剑。栽树那天，县知青办不知怎么知道了消息，还来人照了像。我们这个知青集体户在宝鸡地区还是有名的。我还巡回作了活学活用的报告。 但也就是这年夏天，我才真正认识了庙圪瘩村。那年夏天，收成特别好，小麦平均亩产285斤。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收割碾晒，当粮垛堆起的时候，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 农村的口粮是按人头分的，不管你是白发婆婆还是怀中的婴儿，有一张嘴就有一份口粮。因此在农村大家拼命生孩子，孩子多，粮多；粮多就是钱多。相对来讲，我们知青户是没有多余的口粮调剂的。我们常常闹粮荒，吃麸子的日子并不是没有。我们把此事反映到公社、县上，甚至地区知青办，于是那年上面下了个文件，称“知识青年比照单身社员，每人按一个半人分口粮”，本是很合理的事。我把此事给小队会计说了后，他却回答要和队长商量一下。但第二天，全村都知道知识青年每人要按一个半人分麦子，按那年的预分方案，每个人分300斤麦子，我们七个人就要分3150斤，那可真是好大一堆呢。我们在场上劳动的时候，就感觉到社员们在避着我们说些什么，似乎一场风暴正酝酿着。 预分夏粮的那天早上，队长和会计很早就来到我宿舍，他们很拘束地站在屋当中对我宣布，昨夜小队社员开了会（竟然瞒过了我们十四只眼睛），认为你们是一户，每人比照单身社员分一个半人的口粮不合理。 “你就是这样理解政策的？”我质问队长。 “我代表全村人的意思。”东、西庄在共同利益前终于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佩服农村中这股传统力量的强大。“如果我们这个集体户今天就解散，今天早上就分灶吃饭，那如何分粮呢？”我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反问他们二位。 会计说不出话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队长答应很爽快：“只要分灶，就按一个半人分粮。” 分粮食的时候，那3150斤小麦分成七个堆。当我们向各家借口袋、车子欲把粮食从场上往回推时，谁都是无功而返。 此时我才发觉庙圪瘩是一个没有鲜花的村庄。 半年后，我不得不承认队长是赢家。分灶之后，我们七个人再也没能聚起来。有两个女同学干脆到西庄何寡妇家搭上了灶。 又过了半年，当招工狂飙吹起时，我们七个更别说抱团了，好多人都成了乌眼鸡。 每招工走一人，生泰就示威地砍倒我们屋后的一棵核桃树，他说：“做根锨把。” 去年队上只剩两名知青的时候，我认识了来招工的薄克。当我离开庙圪瘩村的那一天早晨，我亲手砍了那棵“扎根树”。
第五夜，建国满腹心事地早早坐在屋中央讲故事人的专座上。待大家都到齐了，他端出一盘柿饼和一包花生放在桌上。 “还是建国想得周到，不是专为小高准备得吧？”“少爷”不客气地抓一把花生又缩回他那个上铺。 “这些东西怕是用来堵我们嘴的。”大丁一针见血的一句话，顿时使建国的眼神跌到了脚面。建国像一个作忏悔的教徒，低声说：“是的，我今天讲的，你们谁也别说出去。” 我是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的。那年我没考上高中，整日在新城广场跟“棍子李”学棍。家里人怕我惹事，不让我去，我心里更烦。居委会刘大妈长了个媒婆嘴，动员社会青年去农村，一天来我家三趟，我就答应了。当时给分到眉县的清化公社的糜村，就在秦岭北坡。 到糜村不到一年，我就恨透了刘大妈。怪不得她不让她闺女下乡呢。农活累，我不怕，最怕的是连阴雨，待在屋里的烦劲。心一烦，就出事。有一次去偷果木研究所的梨，让抓住了，送到县上，说是破坏了科学研究，吃了什么“对照组”，拘留了三天。于是在眉县也就有了点“名气”。 一九六五年秋，县里推广果木栽培技术，在汤峪办了个农村技术学校，是社来社去的培训班。各村派的大多是插队青年，我也成了农校的学生。 尽管是农校，有序的学习生活，使我们这些插队青年又仿佛回到城市，都是年轻人在一起，农村的那些烦恼也暂时忘却了。我也特下功夫，想学好了当个农业技术员。谁想才学了半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农校的学生成了汤峪镇有名的造反派，先是在学校，后来是县里，省上，为了甩掉“社来社去”的帽子，我们还去了北京农业部。现在想来真是荒唐。 在农校，我认识了哑柏公社的周敏。周敏家在西安纺织城，父母都是医生。她是个独生女，脾气倔强。她是自愿放弃上高中，自愿报名下乡的，但她也没料到她的心凉得那么快。在农校最后的日子里，校舍内常常只有她和我，她更显得主动些。 在中央发布“反对福利主义”的一纸文告后，我带着我的白蜡木棍和周敏回到了糜村，她嫁给了我。 刚有家的日子，一切都很新鲜。周敏真是个医生的女儿，把家收拾得有模有样。那时的日子真是幸福来了变成两个，不幸来了被分成半个。尤其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清化公社来了三百多，糜村也分来了十二个，我们成了“老插”，我家也成了大家，常有新老知青在我家分享“家”的欢乐，日子过得也悠然。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自去年春天，招工开始，到去年秋天，糜村的知青纷纷找门路，十成走了八成。就连最不行的，也被招进了县水泥厂。糜村很快只剩下我们两口子和一个叫刘海的女知青。周敏的脸，一天阴胜一天，她又怀了孩子，心情更坏得不行。她执意要打掉孩子，她说：“我不能让孩子再过这样的日子。”我劝她不依，倔劲上来了，十几天不理我。 连刘海也被县邮局招走了。刘海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周敏说去送送刘海，约我一起去。我见不得女人的眼泪，就没跟她去。当晚，她没回来，她过去就常留宿在刘海那儿，我也就没在意。第二天早上，我上早工回来，仍没周敏的踪影，我才觉得有些不妙。赶到县上问刘海，刘海说当晚周敏没在她那儿留宿。 三天后，周敏的尸体在村东浇菜的机井里找到。尽管老乡遮遮掩掩地说那里阴气重，有“鬼打墙”的魔障，但我知道那是周敏的抉择。我去看过那口井，那个井离大道足有20多米远呢。 三个月后，糜村最后的知青——我，被招到南鹰机械厂。周敏以她的死使我得以解脱，因为招工是不招已婚知青的。
在“人”这个字中，女人似乎是那短的一划，但也正是那支撑的一划。故写了“五夜谈”，以纪念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们。
附：续五夜谈http://www.hxzq.net/Essay/3274.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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