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

    我在阿荣旗插队时曾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在我二十几岁时管理过几十户，指挥过上百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着人民公社的体制，土地的高度集中，分配的大锅饭形式，劳动的赶羊方式，都越来越多的暴露出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弊病。加上农村基层组织领导者的特权，复杂的宗族关系，生产队的好坏往往同这个队的生产队长的素质紧密相关。

我插队的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有着姓刘、姓王的两大姓，刘姓人多势众，王姓有多人在大队当干部有靠山。彼此互不服气，明争暗斗，生产队长如走马灯一样一年一换，尽管一队土地资源很好，但谁上来当队长都难摆平队里这两大姓的大爷们，眼见生产队一年比一年混乱，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我。那几年我经常出民工到外面修公路，一是修公路补贴高一点，再有修公路有食堂，不用我为一日三餐操心。在众人劝说下，我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序列里最小的官，而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又是说一不二的角色。

我担任三年的生产队长，口碑还可以，回想起来主要是让老百姓收入有所提高。我担任生产队长的第一年，凭着不沾亲带故，管理强硬，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捧场，年底卖外粮分红时，每天每10个工分分值3.15元。一般壮劳动力一年能挣三千多工分，也就是说能分一千多块钱，这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国农村可算是个高收入，比起村里往年的收入涨了一大截，这样我这个生产队长便在村里站住了脚。

在那种体制下用什么治理生产队呢?为了严明纪律，解决以往许多壮劳力都不下地劳动，即便去干活也出工不出力的毛病，我首先规定了必须出工多少天，挣够多少工分才能在我的生产队里分口粮的规定。在那个粮食不能自由流通，城里人都要靠粮票买粮食过日子的年月，把口粮和出工捆在一起，不想饿死的人谁敢不来上工，这一招治住了许多平日觉得有靠山不到生产队来劳动的人。

再一个办法就是管住工分。那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社员的命根”，我想既然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就要在管好工分上下功夫。那时为了记工分是否公平常常发生争吵，厉害时还要一家人一家人出来打架。农村上工用敲钟的办法，以往生产队长敲破了钟，人们不紧不慢懒懒散散的聚拢来，来早的要等来晚的，队长干瞪眼没办法。我当队长后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锁的玻璃大厨窗，做为大家的工分栏挂在队部里，一个月里边挂一张，所有的名字和出工情况，所得工分情况大家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了过去记错工分出现纠纷的事了，而且发挥了相互监督的作用。再一个招法，我选用了大队书记的亲侄子当记工员，那年月村里的人有几个不怕大队书记的，这样我就树立了工分和记工员的权威。在我当生产队长最初的日子里，我又宣布了一个规矩，每天我敲三遍上工钟不到者，当天不但不记工分，还要扣10分；又规定迟到者上一天工，只记一半工分，而且就在当天工分栏里兑现。这一政策果然厉害，我不管他姓刘、姓王，让我扣了五、六个人后，大家发现他们本来不以为然的新队长动真的了。自那以后我一遍钟敲响后五分钟之内人就到齐了，甚至有人算计到我的敲钟时间，啃着干粮提前蹲在队部山墙下面等着。干活的人多了，再加上风调雨顺，你想哪有不丰收的道理。小小生产队长的当官经历告诉我，管理首先要立好规矩。然而在执行这一过程中，也有村里个别的“大爷”不服管的，那时候你想我一个“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怕谁，加上有青年点的兄弟们和大队书记撑腰，一些村里平日不好摆弄的人都变得服服贴贴。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种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春耕时，节气、湿度、茬口、施肥、扶犁、点种也还很复杂。春耕不像夏锄，工种多，分工细，还要根据人的所能去派活，这些都是我不太熟悉的事，我就在自己队委会的班子里选了几个种田的能手，并不顾旁人反对选用两个富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进入了我的队委会班子。他们种地在行，农活又好又精于算计，给我当“打头”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就被我管得有条有理了。

在那个年月，当生产队长得身先士卒领头去干。北大荒的土地多，长的地垅有十里八里长，夏天铲地(锄草)，干一个来回就该收工了。记得那时夏天早上不到四点我就带人下地了，中午11点多收工，匆匆吃个午饭，下午一点钟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那时候虽然年轻，但有时也累得一头扎在地头儿就睡着了。

秋天收割时更累，割豆子往往手都磨出了血，十个手指头轻轻碰在哪都觉得针扎一般。再加上青年点伙食不太好，我们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地里拼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因为可能是从小爱打篮球、游泳，那时我的腰长时间弯也不觉得怎么样，夏锄时我一马当先往往甩得满地是人。春天种土豆更是我的强项，北大荒黄豆、土豆、玉米多，种土豆需要把生了芽的土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全凭人用筐装着它们往地垅沟里点，再由马拉的犁培上土。那时五、六里的长垅，一上午下来我能把他们拉下一根垅，除我点得快原因外，我还有坏后边人的技巧，以至村里有人说，林队长和周扒皮一样，但天底下哪有像我这么累的周扒皮。

我当队长三年多，值得骄傲的不仅是连续三年带给社员的高收入，我还把原来摇摇欲坠的生产队的队部、库房、马圈、粉房都盖成砖瓦水泥结构的房子，场院用大青石垒起。在那个时候东北农村大都是破草屋，整齐漂亮的生产队大院是集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可也算是一件轰动一方的事情。为了那些砖瓦、水泥、钉子，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旗物资局，那时人老实又穷，不知道送礼，只会用嘴皮子去打动人，他们看我一个北京知青为村里事这样奔波，也架不住我磨，也就能帮的忙都帮了。

与我同一个青年点的北京知青梁大虎在村东头四队当队长，他干得非常优秀。我们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为了抢占荒地也没少红脸，但我们俩更多的还是相互帮助。大队书记邱真一个东北汉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给了我很多支持，我记得很多次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扛着锄头回村时，他的小女儿，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早早站在村口截住我说，“叔，我爹让你到我家去吃饭”。队里的乡亲们也给了我许多关照，在文革那种动乱年月，是黑土地和北大荒人给我很多珍贵的亲情。

在我们插队后期，呼盟首府海拉尔和著名风景城市扎兰屯都到我们那里招知识青年进工厂，那时我们都没有去，我想如果不能回北京，那就在这块黑土地上当一辈子“草头王”了。当然由于当时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民和土地分离，经营单一，“左”的思想也影响着农村的生产经营，我也不可能跳出当时的局限性，也没能带领那里的农民从根本上走向富裕，但我有幸的是在二十几岁时在农村当过三年胜任的生产队长。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