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阴晴六十年

  前言

我是“解放牌”的，在全国欢庆建国60周年大庆前夕，我也迎来了60岁的生日，当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退休的时候也到了。

回顾这60年的经历，真是酸甜苦辣皆有，风雨阴晴俱全。我将以前在凤凰网和一些知青、电子网站发表过的文章串起来，再补充上没写过的年月，形成一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算是对自己多半辈子的回顾，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写照吧。

 

  第一章

最初的记忆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开国大典”前半个月，出生在云南昆明。

不过我们家可不是昆明人，父母原来在北平的交通部公路局工作，1947年跟随著名的桥梁专家罗英，带着外婆和还在上学的小舅舅，到昆明的四区公路局任职。

我出世时，昆明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当年12月，卢汉发动起义，昆明得以“和平解放”。但是街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冲突，流弹横飞，我们一家人到太和街（今北京路）一位亲戚家的地下室里躲避风头。

一年多后，弟弟也出世了。其时，正值解放后大兴建设时期，父母的单位改组为“交通部西南第三施工局”，开赴昆（明）（打）洛公路建设工地。父母带着年近六十的外婆和我们弟兄俩也加入了筑路大军，小舅舅则留在昆明住校上学。

那时的云南边疆，还处于原始的蛮荒状态。老虎豹子出没，瘴疠疫病流行。我从记事开始，就听到各种各样的惊险故事。一个故事说：某工人夜里起来上厕所，因为外面太黑就拿了两支电筒，走到厕所外发现山坡上蹲着只老虎，两只大眼睛瞪得圆圆的。工人吓得不敢动，用两支电筒与老虎的眼光对照。双方一直僵持到天蒙蒙亮，老虎转身走了，工人才得以解脱。另一个故事说，一天晚上，工地上拉来了一些猪肉，炊事员便煮了一大锅红烧肉，准备第二天改善伙食。谁知夜里一只老虎闻香而至，拱开树枝搭建的伙房门，把一锅肉吃个精光，然后闷头大睡，把隔壁睡觉的工人吓得大气不敢出。直到天快亮，老虎才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了。在普洱，我还亲眼见过被豹子咬死的猪。

工地上的人还拿我开玩笑，说我长大后要长络腮胡子，老佧佤见到要拉去杀头祭祖。妈妈也说过，一次她独自外出，在山上与一个挎着长刀的佤族汉子狭路相逢，赶紧让到边上，心都悬到嗓子眼上，还好那人匆匆走了。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是危机四伏啊！刚懂事的时候，经常做噩梦。

一段公路修好后，工程局就要搬到新的工地，称为“翻段”。我们家在机关，一般还是搬到修好路的地方。我记得好几次天不亮就被叫起来，爬到烧木炭的卡车上，等着司机摇动小鼓风机，给煤气发生炉点着火，然后就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前行，有次，外婆还被煤气给熏昏了。

小时候，最崇拜的英雄当然是解放军。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智取华山”，我的小人书也多半是打仗的故事。玩具自然是各种枪了，妈妈还给我们兄弟俩做了小军装，不但有陆军的，还有海军的，至今家里都还有好几张当“小解放军”的照片呢。

艰难的生活让父母明白，拖老带小无法适应这动荡的环境。54年冬天，妈妈借到部里开会的机会，把外婆和我们弟兄俩送回了北京。

 

  第二章

分司厅胡同那时候，从边疆工地到北京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们先坐大卡车到昆明，再坐窄轨小火车到滇东北的沾益，从那里又改坐汽车，经贵阳换车到金城江，才见到大火车，但到柳州还得换一次车，到了武昌又得坐轮渡过长江到汉口再上火车，前后花了半个多月，才来到北京，在分司厅胡同20号租了两间小房住下。

20号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房东住北屋，姓什么我记不清了，家有两个孩子，儿子是个跛脚，女儿是个结巴。东屋姓潘，有两个儿子温峰和温岳，比我们稍大。西屋姓王，家里没有小孩，跟我家很少来往。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就属隔壁邻居—同住南屋的刘家。

刘家当家的是个三轮车工，用现在的话就是“板儿爷”，老婆连着给他生了四个女儿，总算老天开眼，第五个是儿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和我们最玩得来的还是老三敏捷和老四芝捷两个女孩。我学会的第一支歌《我的祖国》就是敏捷姐姐教的。

初到北京，让我们两个南方山里来的土小冒眼花缭乱。我们刚去北京时已是十一月，天气变冷了，妈妈给我们买了棉猴。我高兴地用帽子装苹果，弟弟穿上棉猴连路都不会走了，一迈腿就摔了个屁股墩。

妈妈抽开会的间隙带我们去了苏联展览馆，这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辆载重25吨的大自卸汽车，车轮都比妈妈还高，我们站在车下简直就是大象旁的小兔子。

妈妈开完会就回工地去了，我上了分司厅幼儿园，弟弟还小，只能上胡同里的托儿所。带我的老师姓梁，后来我听说，她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对小朋友可亲呢！我刚到幼儿园时胆子特别小，有两次，我在游戏时尿急了也不敢去上厕所，尿在裤子里了。梁老师耐心地帮我处理，送我回家。她鼓励我多和小朋友们交往，和小朋友一起，我认识了芍药花，学会了《大树底下有棵小绿苗》的歌，还见识了“吊死鬼”（一种毛虫）。慢慢地，我的胆子大起来了，后来还敢独自一人表演节目了。

幼儿园给家远的小孩准备了儿童车，其实就是带棚、带小椅子的三轮车。我家住得近，没权利坐，我可羡慕家远的小朋友了。总算有一天，幼儿园带小孩去公园玩，我就坐了那么一次。

后来，小舅舅考上了北京大学，也到北京来了。他这一路上比我们更惨：遇到水灾，路断了！几经周折，到北京时已经开学半个多月了。多亏了他的同桌帮他补课，她后来成了我们的舅妈。

有一次，舅舅、舅妈（那时他们还没结婚，我们叫她“姑姑”）和外婆带我们上街，下公共汽车时外婆把提包忘在座位上了，多亏舅舅记住了那辆汽车的车号: 677，他走到对面的车站，等677号车返回来，跟售票员一说，那位和蔼的阿姨就马上把提包递给了舅舅，那时的社会风气真是好啊！

从此以后，我对汽车号码产生了极大兴趣，我弄了本小本子，出门就带上，里面分大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记下了好多号码。有一次，我在胡同的一个大院（后来的宁夏驻京办事处）门口看见一辆漂亮的小轿车，牌照刚好被几个人挡住，就悄悄转到后面去看，谁知被那几个人发现了，大声呵斥，吓得我赶忙往家跑，但车号还是被我看见了，是：104028。还有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国产的“解放”牌汽车，也赶快把号码记下来，是：105509。这虽然是孩童的游戏，但使得我以后对数字比较敏感。直到现在，虽然年纪大了，我对数字的记忆力还很强，不管是同学、亲戚，还是公司里同事或客户的电话号码，谁都没有我记得全。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和外婆就教我认字，这也是我们家的传统了。我的三个舅舅都是从小便学认字，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二舅年轻时就当上了副研究员，还到过苏联，给我们带回来自动铅笔和皮兔子呢。这样，我五、六岁时，已经可以结结巴巴地念报纸了。可当时，北京对儿童入学年龄卡得很紧，九月一日前年满七岁的才能上小学，我刚好是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幼儿园的园长亲自到小学去帮我说情，这才得以避免八岁上一年级的命运。

分司厅小学当时叫“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还是有点名气的。抗美援朝时一幅著名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中的那个男孩就曾是分司厅小学的学生。

我上学时去得很早，学校门口有卖烤白薯的，我很爱吃。胡同里的烧饼也是美味的早餐，学校里还有一分一小杯的豆浆。中午，我经常是带饭到学校吃的，校内有蒸锅，可以热饭。外婆为了鼓励我考五分，在馒头上做了个大大的5字。她还仿照小舅舅在北大得的“三好”奖章的图案，给我绣在书包上。

那时学生的学习是很轻松的，放学后没多会儿，作业就做完了。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爬到二门外刘家的三轮车上闲聊。记得谈得最多的是苏联的话题。图104飞得多快，牛奶面包多么好吃，将来我们也会有的。

国庆节是我们最兴奋的日子，那天中午，参加完天安门阅兵的炮兵部队要从安定门大街出城。我们早早地就赶到胡同口，大街旁已经站了不少人，当轰隆隆的马达声在街上响起，我的血都要沸腾了！我一面呆呆地看着行进的战车队伍，一面留神听着大孩子们的议论，这是榴弹炮，那是加农炮……。晚上，我们还要跑到鼓楼大街的拐角处，看天安门广场放的焰火。

院子里的一家人有一台老式的交流收音机，我常跑到他家门口，对着收音机想：里面为什么会有人讲话呢？大概和工地上的大喇叭一样，是从电线里传来的吧？小舅舅为了满足我的好奇，买了一架矿石收音机。又找来竹竿、电线，架起了天线。矿石机一响，我有时间就把耳机套在头上。这最初的好奇心引导我日后成为无线电爱好者，并把电子作为终生的事业。

后来，小舅舅毕业分到了哈尔滨，在鞍山的大舅舅要接外婆去住，妈妈的单位也在昆明定居下来，就到北京把我们接回了云南。

 

  第三章

回到昆明来到昆明后，我们住在局机关的宿舍。爸爸由于“历史问题”，已经被贬到工程处上班，在全省各地流动，只有开会或探亲时才能回家。妈妈是事业型的女人，一心扑在工作上。又适逢“大跃进”时期，晚上也经常加班或学习，我们兄弟俩就在家看书。吃饭是在机关食堂搭伙，伙食还不错。每顿有甲乙丙三种菜，偶尔还有“特菜”，甲菜一毛五，乙菜八分，丙菜五分，特菜三毛。开水也是到水房打，机关还有理发室、浴室，生活还算方便。

我上了局里的子弟小学，弟弟上了半年的幼儿园后也进了小学。开头我和同学相处并不融洽，那些弹玻璃球、拍洋画、滚铁环、打陀螺等游戏我是一样不会。学生中很多是工人子女，我那些“太阳黑子”、“月亮离地球有三十八万四千公里”等话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有个同学还经常欺负我，后来我在其他同学的鼓动下跟他打了一架。没想到这家伙平日张牙舞爪的，力气还没我大，几下子就被我压到下面了。

但是老师非常欣赏我，子弟小学的教师并不是正规师范毕业的，而多半来自本局的各个部门。当年在推广新的汉语拼音方案，那些老师都不会。我正好在北京学过，而且操一口普通话。于是一到拼音课，老师就让我来教，得到了“小老师”“小北京”的称号。一位老师评价说，学生要都象我一样，老师都可以睡大觉了。

59年妈妈的单位到飞机场参加扩建，机场离家虽然只四、五公里远，但是她工作太忙，又不通公共汽车，经常回不来，就把我们哥俩丢在家里。我们自己打饭吃，自己去上学，家里乱得象垃圾堆。假期遇到便车，我们就跑到机场工地去玩，最激动的事情就是看飞机。那时正掀起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高潮，工地的木工班用木头做了一辆汽车，以脚瞪为动力，开到机关“献礼”，四、五公里路用了两个多小时，要搁到现在，真能叫人笑掉大牙。但那时候谁都不敢说，怕被插上“白旗”。

三年困难时期，机关食堂实行封闭管理，到时间职工就进去吃饭，吃完才能出来，任何东西都不能带回家。我和弟弟在学校食堂吃，菜饭是又少又差，有时就只发一块包谷蒸糕。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有次弟弟饿得直哭，妈妈也没办法，家里连一颗米都翻不出来。偶尔附近的小饭馆卖“淀粉”，就是象糨糊一样的糊糊，还得排半天的队。后来妈妈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发了些糠饼子，也多半给我们俩吃了。一直到我上了中学，食堂的伙食也就是一勺掺包谷的米饭加一勺苦菜，六三、四年后供应才逐渐好转。

后来班上转来的一个新同学，他的妈妈是本校的老师，爸爸是局里的工程师，和我很合得来。我们一起去他的亲戚家看收音机，一起学着装矿石机，然后又玩上了电子管。

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后，进入了附近的一所中学。在这里，我又交了一个好朋友，他是铁路小学毕业的，同样爱好科技。我们经常互相交流玩无线电的体会，有时上课都在偷偷传递线路图。

三年的初中生活很快过去了，我的最大收获是个子长高了，从小学毕业的一米三九猛窜到一米六二，上初二时一年就长了十一厘米。还有就是无线电技术突飞猛进，能够轻轻松松地装出六、七灯的收音机。我学习上好象没费多少力，就是成天迷着无线电，以至于弟弟经常笑话我“三句话不离本行”。

升学时，好多同学都选择了上中专，包括我们班主席、学习委员、文体委员等，原来他们是因为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参加工作。而我仍然是一心想上大学，还常跑到高中毕业班教室外面，研究那些招生广告，憧憬自己的未来。当时没有想到，上了高中的结果就是把自己送下了乡，回来也只能当学徒工，而上中专的同学还比我们早几年进了厂。

我的高中仍然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所以没有适应环境的问题，遗憾的是一同玩无线电的朋友都上了别的中学。这时候，我开始玩半导体了。下乡参加秋收劳动时，我带了一架自己做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还引起了农民的好奇，晚上很多人跑到我们的住处来听小收音机。

 

  第四章

动乱年代1965年下半年到了1966年初，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渐渐浓厚，高举旗帜、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政治课，大集会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在体育场听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做报告，把“可歌可泣”说成“可唱可拉”，我才惊奇地知道。原来高级干部的水平也会这么差。

66年中，文革正式开始了。我们学校停了课，好多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最崇拜的数学老师也被说成“特务”，据说他家门后面随时放着把大斧头，准备砍人。我惊奇地回家跟妈妈说“阶级斗争真复杂啊！”我们被派去看守“牛鬼蛇神”，先是在家门口站岗。有次我们两人去看守图书室的商老师，那位同学跑开了，商老师提出要上厕所，我战战兢兢地跟在他后面到大街上的厕所里，忍着恶臭站在门口守着，真怕他逃跑。后来学校又把这些老师集中关押，上面就叫我们提着打棒球的大棒棒站在教室门口。直到运动方向转移，也就不了了之，各回各家了。

班上的学生被分成了几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被加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父母是工人、革命干部的同学成了“红卫兵”，出身不好的同学就成了“黑崽子”，而我们这些职员家庭的就是“骑墙派”了。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市中心的盘龙江水都漫上了堤岸。学生也参加了抗洪，到北郊的山坡上挖土，铲到大卡车上。雨一直不停，我们全身都淋湿了，回来时在车上被风一吹，又冷又饿，浑身发抖。当时的“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运动我们都没参加，难怪那些造反派说，调学生抗洪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接着，大串联开始了。开头只是出身好，当“红卫兵”的学生才有资格出去，后来就不管这些了，只要有个学生证就能登记车票。我们几个同学胆子比较小，到十月底了才敢出去。我们只登记到了去贵阳的票，头天晚上就跑进火车站等着，车一来，下完人就爬了上去，直等到第二天开车。到了贵阳后，我们被安置在郊区的一所学校里，登记车票又只能到重庆。无聊地在贵阳逛了几天后，我们才上了到重庆的车。下车时发现，对面来了一列北京车。这次我们不再守规矩了，不管票不票的，上去再说。让我们碰着了，这趟车是到北京的学生专列，根本没有人查票。但是，正因为是临客，到哪儿都要给别的车让路，从重庆到北京足足走了五天五夜。饿了就到站下去买个馒头，困了就轮换挤着在座位上打个盹，等到北京站下了车，感觉天地都是转的。

解放军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西郊的矿业学院，我们就住在教室里，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因为到得晚，北京接待的学生太多了，住宿条件很差，没床不说，连被子床单全没有，就一个光光的草垫子放在地板上。晚上就脱下棉袄盖在身上，和衣而眠，好在暖气很足，冻不着。洗漱只有到卫生间里，冷水解决。每天一早，军代表领着我们跑步做操，再去吃早餐，饭后学习毛主席语录，之后就自行到各高校看大字报了。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抄写“毛主席最新诗词”，后来才知道，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终于盼到了毛主席接见的日子，11月26日一早，天还在黑着，我们就被叫起来，每人发了点干粮，徒步往西郊机场赶。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天终于亮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空场子上等着。西北风呼呼地吹，天空灰蒙蒙的。我们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只是耐心地等啊等…

猛然，人群骚动起来。大家都争着往前挤，可是前面也是人群，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只好拼命地跳啊，跳啊，指望着能看到主席的车队。终于，模糊地看见远处几辆吉普车急驰而过，车上的人呢，根本看不清楚。平静下来后，大家面面相觑：日夜盼望伟大领袖的接见，就这么过去了？学生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等到了住处，天已经全黑了。

几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车比来的时候还要挤，直到过了衡阳才找到座位。我身上那份脏啊，满是虱子，简直和叫化子差不多。一到家，妈妈就叫我赶快去洗澡理发，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丢到大盆里，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

学校里已经完全停课了，一些学生组织了战斗队，我也参加了其中最大的一个。不过我进来是看中了学校的那套广播器材。因为喜欢玩无线电，经常听收音机，那些广播员就成了我崇拜的人物，夏青、齐越是我心中的明星。借助《无线电》杂志，我学会了喇叭的配接。很快，广播站的全套工作我都能胜任了，最高兴的是把播音内容录到磁带录音机里，然后一边排队打饭，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广播。

社会上的造反派分成了两大派，几个月后，文化革命演变成了武斗。西郊一家工厂的本派人员进驻到我们学校，我去了妈妈单位的广播站。这里是整个系统的总部，除了广播站，还有一辆用长途客车改装的宣传车。我们六个广播员分为三班，一班到广播站，一班上宣传车，一班打杂。上宣传车是最好玩的，车上有发电机，一边开一边放喇叭。开头没有录音机，放音乐用的是一台老式的78转电唱机，为避免开行时震动引起唱片跳槽，要专门设个人端着唱机。吃过晚饭，车子就唱着歌，开到市中心的花园旁。然后我们就一篇篇地广播小报上的文章，商店的台阶上坐满了听众。遇到游行，车子就开到队伍中间，奏起激昂的音乐，挺威风的。不过，我们也碰到过危险。一次游行到对立派的地盘上，忽然前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们吓得趴到地板上。还好司机机灵，马上掉转车头往回开，后来听说，一位原来在我们车上管发电机的工人被打死了。

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了，造反派被解散，成员各自回单位，学校也慢慢复课了。革委会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清理阶级队伍”。我最记得动员报告里有句话说：“云南是和平解放的，和平解放不和平”！意思就是：这里的阶级敌人特别多。群众之间互相揭发，兜老底，查祖宗，“反革命”、“特务”、“叛徒”的帽子满天飞。我有两个同学的父亲都被整得自杀了，后来统计，父母所在的局里死了几十个人。

 

  第五章 知青经历（上）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届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老人家一句话，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从学校回家，走的妈妈单位门口，一条大标语映入眼中，妈妈的名字赫然在上，还被打上了红叉：“把女特务XXX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妈妈解放前大学毕业，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业务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伙工纠队员闯进家，翻了个底朝天……

城里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报了名，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在中缅边境的偏僻小县—盈江。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后，轻轻走到妈妈的卧室门边。妈妈没有起来，斜靠在床头。我说了句“妈妈我走了”，便赶紧扭过脸去，生怕眼泪会夺眶而出。这一分别，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弟弟帮我把行李送到了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带拖斗的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装进拖斗，行李卷则放到车厢里，白天当座位，晚上取下铺盖。

汽车开动了，路边那飘扬的红旗、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我都好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车队离开了城市，缓缓爬上西郊的碧鸡关。大家都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春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盘山的道路是那样漫长，天渐渐黑下来了，汽车还在喘着粗气，象老牛一样爬行。有两个男生抽起了烟，谁都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车队开进了一所学校，我们草草吃了饭，把行李卸下来，铺到拼起的课桌上，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包，云遮雾绕的盈江坝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我们在县民族中学卸下了行李，县上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县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军连长，对我们挺严厉。据说他对知青说过：“你们知青，骨头都要烂在盈江！”我们六男四女十个同学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合作社，那时，边疆还没有实现公社化，到“九大”后才成立的公社。

由于县上经济十分落后，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属于农场和糖厂的。我们就只有把行李交马车运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个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里的老会计到区上来接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不到，个子不高，很精干，可惜就是瘸了一条腿，据他说是小时侯放马，被马踩的。

我们跟着老会计走了约两公里路，来到位于江边的寨子。正是日落时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烟缭绕，江水缓缓地向西流去，风景真是美极了。

社上将我们安顿到社管会住下，这是一栋两层的瓦房。楼下堆放着稻种和一些杂物，还有两口棺材。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屋，女生当然住里边的小屋，有简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个大通铺。

到寨子后，就赶上了春节，我们都被分到各家去过。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却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女儿。大概是水土的原因，这里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们寨子十五户人家，有十几岁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个，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个，这个区名叫“弄璋”，大约就是想要儿子而取的吧。

节后，我们就正式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寨子里缺男劳力，几个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们先是跟在农民大哥后面，看他们如何掌犁，如何转弯，然后再自己操作。知青老黄胆子最大，也是最先独立掌犁的。可他在转头时多打了牛两下，那牛发起疯来，甩脱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冲去，犁头卡在田埂上，只听“啪”的一声，木梁断做两截。一位穿西装的老头大叫起来“三孟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三块五”的意思。

我是最后“放单飞”的，分给我的是一头小母牛，脾气温顺，当然力气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项劳动是往区上的糖厂送甘蔗，这活儿倒简单，推着小推车一天跑几趟就行，只是多出几身汗。我们寨子在江边，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卖二分六厘，真比内地的稻草还便宜。

天气一天天变热，劳动一天天加重，烦恼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问题。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费。粮食由粮管所定量供应，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两。我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粮当然不够吃。于是，我们先是虚报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两五，又在粮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粮本裁开，重复购买。后来这招被发现了，粮管所把粮本每页都编了号，便只好到乡上打证明买碎米吃。吃菜也是问题，弄璋街五天才赶一次街，平时根本没有菜卖，我们的钱又紧，经常弄得吃盐水泡饭，有时找大妈要点酸菜，或掐点地里的豌豆苗。后来分到了一块菜地，才算基本解决了菜的问题，我们还盖了个厕所，把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

少数民族的饮食开头也让我们不习惯。有一次，我们和农民一起捉了不少鱼，因为没有油，就煮了一大锅鱼汤。正当我们馋涎欲滴时，一位农民从家中拿来一盆酸笋子，哗地倒进锅里。闻到那股酸臭味，我们顿时食欲全无。不过可能是气候的影响，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酸的食物，现在要闻到那味，还觉得挺亲切的。

二是住的问题。社管会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农忙一来，社上要用那屋开会、放东西，就把我们男生赶到寨子中一所废弃的牛圈里居住，这里只三面有墙，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栏杆，用来拦牛的。这还好办，砍点竹篱笆来挡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尽管垫了不少土，下起雨来地面还是冒水珠，连我带来的一块自制万用表都锈死了。每天劳动回来，躺在湿漉漉的被子里，那滋味真是难过。这局面一直持续到秋收后，社里给我们盖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转。

三是疾病和蚊虫的困扰。边疆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蚊子不仅多，还会传染疟疾，边疆是疟疾高发区，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们寨的知青小陆首先被疟原虫击中，等他病好点，原来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干校挨整，心情极坏。有一天，他告诉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独自离开了寨子。后来，又有几个同学生病。我吃了解放军医疗队送来的抗疟药，当时没有病，但却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后一个月，我就因感冒引发了疟疾，饱尝了那种“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痛时节痛得天灵破”的难受滋味。

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尽管也搞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只能对付点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了一片疱，又痒又痛，走几公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金霉素，价钱不低，花了我五块多钱，疗效却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几天吃不下饭。多亏解放军医疗队进村来，才把病治好。我们大队的知青小施，在农忙时突发肠梗阻，就因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死时还不到十八岁……。

蚂蝗也是讨厌的东西，我们以前在市郊劳动时虽然见过，但这里的蚂蝗特别大，能围着小腿绕一圈。傣族妇女喜嚼一种槟榔、草烟、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蚂蝗用这种混合物一抹，蚂蝗就掉了。我们知青就只会硬抠下来，然后就流血、溃烂…。更可怕的是旱蚂蝗，又叫草蚂蝗，这家伙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黑色，两头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头上好象有类似红外探测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叮上人时没有感觉，等发现，它早吃饱跑掉了。有一次我参加种花生劳动，看天气不热，便把草帽摘下来放在地边，等劳动完没细看就戴上了。谁知里面藏了一只草蚂蝗，把我的额头叮得鲜血直流。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乡后几天，也到盈江来了，和他的同学在一起，离我这儿几十公里。妈妈进了干校，爸爸在工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分在四个地方，经常几个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还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远，缺少路费外，那几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碍，过任一座桥都必须有县人保组的证明！知青要想拿到这证明，要经过大队、公社、县知青办的层层审批，哪个环节卡一下，你就别想回家。不象内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来斗一顿。知青们为了回家，真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游泳过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冻死的，据说还有为躲避过桥盘查，藏进油罐车被闷死的…。我有几个同学算是幸运，他们买通了运大米的驾驶员，躲到卡车车厢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过了桥。至于再回农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

 

  第五章 知青经历（下）

回不了家，很多知青就到外五县“串寨子”，所谓“外五县”，是指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五个县。文革中，德宏州被撤消，这五个县被并入保山地区，为与原来保山地区所属的保山、腾冲、施甸、龙陵、昌宁五个县区别，被称为“外五县”。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我们隐隐听到隆隆的声音，大家以为是打雷，没有理会，都去睡觉了。第二天刚起床，老社长就跑来告诉我们：“山边发大水了！”我们冒着雨跑到现场一看，都呆了：原先山清水秀的田园村庄，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砂石滩，这是一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由于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席卷着泥土石头奔腾而下，大树被连根拔起，最大的石块竟然有房子那么大！有四个村庄被淹没，近百人遇难。所幸的是：村子里的知青都逃出来了。

县知青办的潘连长也在这次灾害到来时殉职。他听说了洪灾的消息后，连夜骑着摩托往灾区赶，由于天黑路滑，撞到一辆拖拉机上。后来知青们用《流浪者》插曲的调子为他编了首歌：“正当洪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连长潘金生，骑着摩托，一不小心，撞在拖拉机上…，他的头撞破了，受了重伤，送到了小平原（县城）抢救了一整天，没有效，没有效…。啊，潘金生，潘连长，你可听见我一声声呼唤….。”潘连长的遗体被埋葬在县城旁的一座小山上，实现了他“骨头也要烂在盈江”的誓言。

那几天，全大队都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死难者的遗体被掩埋了，幸存者的生活又成了问题。我们寨子的稻田也被淹没了一部分，秋后的收成将受到影响。

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寨子的知青小陆跑去参加了缅共！他姐姐哭得死去活来，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一核计：干脆一起去位于潞西县曼海的缅共接待站，把他拉回来！

为了出门的方便，几个女生设法弄来了探亲证明。我们收拾好东西，一行人便出发了，坐班车经梁河县来到腾冲。

谁知刚到腾冲县城，就遇到了难题：由于连日阴雨，公路不好走，从腾冲到潞西的班车停运了！才出门就回头吗？不行！我们决定，走路也要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蒙蒙细雨还在下，我们披着雨衣，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仿佛又回到当年步行长征时。

忽然，后面传来了马达声，有汽车来了。男生们急走几步，转到山包后面，女生则转身准备堵车，因为那时流传一句话：“女生的辫子比刹车还灵”。

算我们运气好，来的是一辆解放军的嘎斯51空货车，带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二话没说就让我们全上了车，经过龙陵县，下午我们就到了潞西县城，过了一夜，又赶到遮放，找有同学的寨子住下了。我们托人带信给小陆，让他赶到接待站见面，挑了一个不下雨的日子，向曼海出发了。

从遮放到曼海有四十八公里路，极少有汽车来往，为省时间，我们抄小路走。大概是去当缅共的知青太多，小路都踩成了大路，根本不会迷路。路旁有参天的大树，密密的灌木，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中午，我们走到了一个部队驻地，每人花两毛钱吃了顿客餐，那酸黄瓜可真是美味无比啊！解放军战士以为我们都是去当缅共的，不免又劝说一番。

天快黑时，我们终于到了接待站，其实就是边境线中国一侧的一排茅草房，小陆还没来，我们只好先住下。来接待站的人非常多，大通铺上一个挨一个。夜里，我被挤得睡不着，爬起来坐着吧，又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熬了三天，才算把小陆等来了。

可是一交谈，我们就发现想把他拉回来的努力是徒劳的。的确，我们继续待在寨子里到底有什么前途，谁也说不上来。与其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待一辈子，不如到战场上大干一番。我们不但没有能说服小陆，反而被他搅得心乱如麻，有的甚至也盘算是否跟他走了。最后达成协议，他陪我们去遮放，再从畹町出境，路上再接着谈。

归途中，我们搭了一段拖拉机，回到遮放，又见到一辆装载筒盐的大货车陷在泥坑里。我们帮司机把货物卸下，将车从坑里推出来，再把货装上，得到的回报是坐车到畹町。路上我们仍然没能说服小陆。到了畹町，大家在照相馆里合了一张影，目送着他，再次离开了我们。

接下来，我们步行到了瑞丽。和其他边疆县不同，这里是坝区（平原）与缅甸接壤，尽管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边民来往仍很频繁，市场比盈江县热闹多了，还可以用解放鞋换五星牌打火机呢。我们在瑞丽逗留了三天，就踏上了回盈江的路。我要到陇川县看望一个老同学，就与大家分手了。

在陇川住了几天，同学帮我找了回盈江的伴儿—三男一女，都是盈江知青。我们顺着县城后面的山路来到了户撒，这里是阿昌族的聚居地，出产的户撒刀远近闻名。那三个男生要买匕首，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决定不走了。我和那个女生坚决要回去，于是只有我俩结伴而行。

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是很拘束的。我背着挎包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相距一两米。因为怕迷路，我们只敢顺着公路走。太阳渐渐西沉了，公路又靠近国境，我们埋头只顾走，也不说话。天黑下来了，那夜一点儿月光都没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白色的砂石公路，路上静极了，只听见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因为黑，连山下第一个有知青的寨子都错过了，直到将近十点，才看见另一个寨子的灯光，找到知青点，住了下来。

这次出游，历时一个多月，经过梁河、腾冲、龙陵、潞西、瑞丽、陇川六个县，又回到插队的盈江。

除了外县，我们当然也没放过在县内游玩的机会。盈江风景优美，最出名的景点是虎跳石和落水洞。大盈江在坝子里水流平缓，最宽处差不多有三百米，可是流到坝尾后，由于山体影响，江面变窄，水势变急，最窄处从两块相距七、八米的巨石间流过，这就是著名的虎跳石，水流之急可想而知，那水声很远就能听到。更奇妙的是江水过了虎跳石后，转了一个弯，钻到一块更大的石头下面去，从另一边流出来，这就是落水洞。附近有支流上的瀑布，景色也很壮观。还有一座小铁桥，据说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人修的，是当时通往缅甸的交通要道。

那时在外五县，知青出外游玩成风，住在公路附近的知青点“客流”不断，口粮都不够吃了，只好也锁起门外出。这一段经历后来被称为“外五县大串联”。

回来后不久，秋收就开始了。

首先是割稻子，这活儿我们以前上学时下乡支农也干过，可在这里干又不一样。这里的镰刀比内地的小，刀口呈锯齿状，不需要磨，越用越快。不过要是被这刀割了手指，那就糟糕了，伤口参差不齐，很不容易封口，愈合后也会有疤痕，我们寨子的女知青小付就深受其害。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的稻子长得很高大，如果不倒伏，差不多有一米四、五高。割稻时不需弯多少腰，剩下的稻茬都有膝盖高，然后再放牛去吃。

挑谷是秋收中最累的活，负担重、路途远，而且因为稻捆是穗朝下的，路上不可能休息。最难过的一关是要挑着稻捆爬谷堆，谷堆矮时还好，等堆到几米高后，竹梯又陡又滑（所以干这活不能穿鞋），肩上是沉重的挑子，一不小心就会出危险。好容易熬到田里的稻捆快挑完了，一天下午，我从谷堆上下来，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蹲到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起插队的知青把我送回宿舍，帮我洗了脚，扶我到床上，可是我不能平躺，只好靠在床上。女同学为我煮了面条，但我一口也吃不下。待到第二天，同学们送我到公社卫生院，那医生查了半天也说不出名堂，最后诊断为“肋间神经痛”，打了一针封闭了事。

休息了几天，我又参加了打谷劳动。这里打谷的方式很奇特，不用打谷机，也没有掼盆，而是把稻子堆到场上，赶着牛转着圈儿踩。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脱了粒的稻草用叉子挑开，待谷粒堆到一定程度时，用铲子铲到另一边扬场。这活儿倒不累，只是当老牛站下不动，撅起屁股时，就得赶快捧一把稻草，接住牛粪扔到一边。

秋收后，大队要建立甘蔗基地，从各生产队抽人，我和知青老黄被选中了。这基地就在我们大队的山边，离上次发洪水的地方不远。因为晚上回不了家，当地的农民都不愿去，各生产队送的差不多都是知青，大家在一起，好不热闹，仿佛又回到了上学时下乡支农劳动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山坡上挥锄开荒，初冬的早晨，草地上露水很大，解放鞋一会儿就被湿透了，看看天不冷，大家就都光着脚干。知青小曾挖到一丛灌木旁，突然窜出一条蛇，朝他脚上咬了一口。小曾大叫一声坐到地上，旁边的同伴把蛇打死了，我们围过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条剧毒的竹叶青！有人找来了带子，扎住小曾的脚腕，几个知青轮流背起他往卫生院跑，经过一个知青点时，又找来季德胜蛇药片让他服下，由于抢救及时，小曾总算没把命丢在农村。以后，谁也不敢光脚干活了，我们在基地一直呆到计划的荒地开完。

年底，寨子里又来了一位新伙伴—小王。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小时侯因小腿上长骨瘤，截去了一小段骨头。按身体条件他本来可以不下乡的，但就是因为“出身问题”，留城的申请得不到批准。工纠队、红小兵天天跑来家里“做工作”，最后连口粮也被停了。无奈，只有来投奔我们。小王很有文才，上初一时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帮忙，就因一手好字博得高中同学的喝彩。可是到了农村，他和我一样，就算弱劳力了。小王后来办病退回了城，靠做木工为生，77年以优良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我们的母校，后来当了教研室主任，专带高中毕业班。

下乡的第二年到了，我们又开始重复上一年的劳动。干活时，我常常望着寨子通往外边的小路，真盼望有人来吧我们接出农村。

没想到机会还真让我盼到了。公社的广播员（当地人）不听新来的军代表陈主任的指挥，陈主任一怒之下把他撤了职，赶回家种田。不知是谁向陈主任推荐了我，说我在学校搞过广播，可以胜任这工作。陈主任是南京人，非常同情我们这帮远离家乡的知青，当即拍板把我调到了广播站。我的待遇是工分加补贴，一切关系仍在生产队上。

我在农村不是个好劳力，到广播站倒是得心应手。除了每天三次转播电台节目和自播节目外，我还把前任留下的一大堆坏广播器材修好了，陈主任乐得合不拢嘴。当时正逢搞“政治边防”运动，我还常帮公社机关写标语、刻蜡纸、印点材料什么的，拿了近一年的“政治工分”。

71年夏天，一个消息在县里的昆明知青中传开来：上面要来人在知青中招工了！要采取自己报名，贫下中农推荐和上级批准的方式。一时间，回家探亲的知青赶忙回到了生产队，常外出乱串门的同学也乖乖地出工了。

一个滂沱大雨的日子，招工人员真的来了。到我们公社招工的是广播局、铁路局、冶金局和建工局的一些单位。

我当时正被抽到公社广播站，看到“广播局”几个字，不由得心中一动。我玩无线电差不多有十年了，又能说一口还算不错的普通话，在学校、农村都干过广播。即使进不了电台，去搞搞修理总可以吧！我急忙找到新来的公社赵主任，请求他让我回城。赵主任看我坚决要走，便同意找人替我。接着，广播局招工的干部就来找我，递过来一张表，说：“我们广播局是重要单位，你一定要认真填写，不许隐瞒”。我赶紧填好表交到他手里，他看着看着，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因为我的表上有这么一条：“父亲解放前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我的几个同学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后来这干部对我说：“有特长的家庭都有问题，家庭没问题的都没有特长。”那个年代，当然是政治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

接着来找我的是铁路局的军代表，他走进广播室，东看看，西看看，又提了好多问题，最后点点头说：“就来我们这儿搞广播吧！”只要能回城，在铁路局也行啊，我一边准备办交接手续，一边等着填表走人。

谁知等我拿到招工的表格一看，却是建工局所属的一家工厂的，我才知道，铁路局广播站的那个名额又被别人顶了，不过工厂招工的干部说，进厂也让我去广播站。

不管怎么样，回城就好。71年8月26日，我和近百名知青一起，登上了厂里来接我们的大卡车。走的虽还是来时的路，心情可大不一样了，一路上大家唱啊，闹啊，憧憬着新的生活。

 

  第六章

当上工人五天后，车队开进了位于郊区的工厂。在新工集训时听说，广播站的位子早被区武装部长的小姨子捷足先登了。唉，只要能回城，不干广播也行，谁叫咱没后门呢，听天由命吧！

在路上听司机的儿子说，我们进厂后要住大礼堂。到厂里一看，礼堂早被施工的民工们住满了，知青们被分到厂后面的一个村子里，住到农民的家里，这不是又回农村了吗？那时，妈妈已经调回了机关。我家就住在本市，但却在城区的另一边，要转两趟公共汽车，花一个来小时才能到厂里。可毕竟是能天天回家了，就没有在村子里住下。

经过几天的进厂培训，我们被叫去参加清理炉渣的工作，每人还发了身再生布做的工作服。到那儿一看，几台煤气发生炉下面堆满了炉渣，连炉盘都差点转不动了，真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清理过。知青们出了几身汗，铲出的炉渣装了十几卡车，把煤气炉下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身上的衬衣也被掉色的工作服染得蓝一块，紫一块了。

开始分配工作了，这批知青一共一百四十人，有一百人分到新成立的纤维车间，五人分到车队当修理工，剩下我们三十五人分到生产线上。除了一名知青因哥哥和军代表是战友，当上了维修电工外，其余的大多当了司炉工和切割工，对我还算照顾，被派到原料车间做了一名行车司机。

这是一台五吨抓斗桥式起重机，跨度十七米多。负责将火车或汽车运来的石英砂、石灰石等原料抓入仓库，再根据破碎工段的需要，把原料抓入不同的料斗。工作时仓库里没有人，抓沙子石头也不需要很精确，否则，还真难为了我这个近视眼。

我的师傅是个姑娘，比我还小两岁。她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开起行车来倒挺熟练，但讲起机械、电气原理就傻眼了。不管怎么样，能者为师嘛，我就乖乖地跟着她学吧。

开行车这活儿不复杂，就是大车、小车、提升、开闭四个开关，都有五至六个不同的速度档。但我天生小脑不够发达，胆子小，加上眼神不好，在女孩子面前又拘谨。花了一个多月才敢独立操作。

“放单飞”后，我慢慢就不满足于每天扳扳开关的工作，开始跟着维修工师傅们学习技术。每次检修，不管是调抱闸，还是换钢绳，我都跟着师傅们干，遇到不懂的问题还向他们请教。

负责行车维修的电工是位老师傅，姓李，东北人，文革初期被整得够呛。他对厂革委和车间的头头一肚子气，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却挺好。可能是都说北方话吧，他和我特别亲近。看到我经常向他请教技术问题，又听说我爱好无线电，就问我愿不愿跟他学强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当时厂里搞弱电的只有一个小小的仪表室，负责电度表和气动热工仪表的修理检定，那可是只有领导干部的子女才有资格进去的地方，咱们平民百姓休想，能做个电工也不错。

从这以后，每逢行车上事情不多的时候，李师傅就带领我到车间各处的设备旁，讲解维修方法。全车间有一百多台电动机，好几个集中控制电柜，使我增加了许多见识。他还把绕制电葫芦制动线圈的工作交给我，这是个易损配件，别人要一个小时才能绕一个，我因为有搞无线电，绕变压器的基础，二十分钟就能绕好。

这年，另一位电工师傅生病住进了医院，一检查，是脑子里面长了个瘤，动手术后半身不遂，无法上班了。维修工人手不够，李师傅就乘机说服了车间主任，把我调到了电工班，不久就参加维修值班了。

值班时，我还跟过别的电工师傅。我们这个厂是连续生产的，除了停产检修，一年365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停。设备要是出了问题，必须马上修好或启用备机。师傅们都各有不同的高招。比如有一次，送原料的电葫芦由于电源滑线接触不良，停在半空中。要依着我，就先去找架梯子，再断电，爬上去检修，可这样要耽搁不少时间。一位师傅赶来，找了一根长木棒，在头上缠几圈粗保险丝，伸到滑块和滑线中间，就把葫芦开起来了。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76年底，工厂停产检修，行车需要进行大修，所有的线路、电阻器、控制器都要更换。李师傅虽然搞了多年行车，可看起图纸来很吃力，何况设备科只给了一张草图，没有接线图。我承担了全部控制线路的接线工作，凭着对原理的理解，准确地接好了几百根连线，一次试车成功。行车大修好，我的电工技术也来了次飞跃。

可是，我这块电工牌子只是车间承认，在厂劳资科里，我的工种仍然是行车工。77年，厂里进行了一次技术工种考试，车间把我也报上去了。实作的题目是排除机床的三个故障，限定一个小时完成。技术科的干部们不相信我能行，还给我又加了一个故障点。虽然我以前没接触过机床，可它们的原理比行车简单多了。我只花了十九分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而正规的电工反倒有好几个被“抽卷”。至于理论考试，就更难不倒我了。考试完后不久，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电工。

79年，厂里大搞技术革新，我们车间要搞自动配料线，把我抽到了技术革新小组。我在组里试制了关键部件“接近开关”，使自动配料获得成功。接着，厂里熔窑的监控系统进行改造，换装全套晶体管电动单元组合仪表。因为我对晶体管电路比较熟悉，被调去充实仪表室，我又当上了仪表工。

 

  第七章

酸甜苦辣这段时间，我又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结婚。妻子是本车间的一个工人，虽然貌不出众，却很本分贤惠。本来厂里给我们分了间住房，可是住在里面的一位大龄单身工人说什么也不让。无奈，我们只有在城里的家中布置了新房。第二年，我们的女儿来到了人间。不久，弟弟也结了婚，搬到岳父母家去住了。

1980年，父亲熬到了60岁，从中越边境的工地上回到了昆明，一家人终于团聚到一起。母亲由于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仍依然上着班，还经常外出讲课。

以后的九年，是我们家最平静祥和的日子。孩子乖巧伶俐，妻子贤惠勤快，父亲更是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每天我们下班回来，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饭后，孩子做作业，父母看电视，我们做家务，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

在工厂时，社会上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表现不算突出，又没有什么关系，工农兵学员自然与我无缘。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28岁了，正处于热恋之中。一怕功课丢生考不上，二怕毕业后不知分配到何处，三怕专业不合适……。一时犹豫，错过了这难得的机遇。79和80年两次招收电大电子类学员，正好是我结婚和妻子怀孕，生产的一段时间。加上我被厂里调到仪表室，正负责将窑炉老的气动仪表改换为先进的晶体管仪表的工作，又没有报名。这样，上大学的机会再次与我失之交臂。

有一次，妈妈的一位同事对她说：“你儿子记性好，让他学学英语吧。”她回来和我一讲，我却嘟囔道：“我们当工人的学英语干什么，那是杀龙的本事！”没想到，三年后，“杀龙”的机会真的来了。我们厂要从国外进口一套计算机控制的配料设备，我因为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被抽调到筹备组。进口设备，自然有培训的机会，但众所周知，出国是领导的事，很少有技术人员能去，更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工人了。但活儿还得我们干。图纸资料一到，大家都惊呆了。仅电气图纸就有二百多张，还得自己设计制作配套的控制柜。我英语水平低（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只好搬来词典，逐字啃图纸。有一次，居然把“集成电路”翻成了“联合循环”。我赶忙报名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函授，边学英语，边学技术，终于搞通了图纸，并设计制作了控制柜。等外国专家来时，在跟他学技术的同时，也练习口语。工程投产后，我被任命为车间仪表技术员兼仪表组长。

老外走后不到两个月，问题来了。由于设计的失误，碎玻璃与其他原料一起送入混合机搅拌，使得混合机的桨叶很快磨损。厂里发了电传与外方联系，他们立即发来了新程序。可装到计算机里，根本无法运行。再联系吧，对方不承认是他们的错，认为是我们安装的问题。当时，这种计算机（可编程序控制器）在国内还很少见，同行业我们是第一家，找不到技术资料，也没有老师可请教。我在电柜后坐了三天，总算找到了程序的错误。再发电传，老外低头了，设备很快恢复了运行。

在工作中，我痛感知识的缺乏。于是，我自费上了仪表、计算机、英语的函授班，并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拿了一大堆证书。可是，没有正式文凭，终归是处处碰壁。87年，厂教育科的干事问我：“现在自学考试要报名了，你愿来看看吗？”我仔细研究了招考目录，当年还没有计算机和电类专业，只有英语还有点基础，就决定报考。我到省自考办买来书籍，又参加了夜校辅导班。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一边上班，一边学习。除了第一次基础英语考试因准备不够和没经验，只得了55分外，其余都一次通过了考试。

就在我只剩“听说”一门课没考，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妻子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我们结婚十年，感情一直很好。我参加自考，多亏了她的全力支持，做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几乎全是她操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考试，我被分到一个位于农村小学的考点，那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考试。她为了我，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来送饭，看着我一口口吃完，又赶去上班……。

接着，母亲受不了打击，病倒了。那时，孩子还小，岳母也需要照顾，处理交通事故的繁杂过程更是往我心上流血的伤口又撒上了盐。我真是心力交瘁，吃不下，睡不着，体重在几天内就下降了五公斤，一下子象是衰老了十年。

多亏同事和同学们伸出了帮助之手，有的帮我带孩子，有的照顾老人，他们还鼓励我坚持考完试，完成妻子的遗愿。我从悲痛中站起来，白天忙上班，还要抽空去医院陪母亲，有时送母亲进治疗室，我就在走廊里读英语。晚上带着孩子读书，睡觉，尽力去抚慰她那小小的心灵。

到了考试的日子，我强打精神，走进了师范大学的考场。那天的考试分两场，上午考听力，下午考会话和朗读。等考完试，我几乎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个多月后，成绩下来了，我得了“良好”，可谁知道，为了这个不起眼的成绩，我付出了多少？

拿到文凭的那个星期天，我来到了郊区的公墓，将证书供奉在妻子的墓前，抚摸着墓碑，泪如泉涌……。

母亲终于还是没能挺过去，不久死于心力衰竭，年仅66岁…

几个月内，我就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家里真是塌了半边天。

 

  第八章

新的生活这时候，她，象上帝派来的天使，来到的我面前。

她是我上夜校的同学，本来不太熟。一次，校方发现有人蹭课听，就重新编排了座位。凑巧，名单上我俩之间的两个同学都没来，便成了同桌。我得知，她在电大英语专业学习过，第一次自学考试的三门课都顺利过了，很是钦佩，有啥不懂的就向她请教。我们一起同学了一年多，后来，由于她有两门课没考过，便上了不同的班级。她听说我家出事的消息后，立即赶来，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寒假里，我和父亲到医院看护住院的母亲，她就把我女儿接到她家中，带出去玩。

接触中，我们的心越靠越近。她在铁路上的一家工厂工作，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从小就受歧视，进厂被安排在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打芯子。她不向命运屈服，坚持自学。但是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导致分道扬镳。说到伤心处，俩人抱头痛哭。

她帮我，我也帮她，那最后两门课的考试也拿下来了。我们逐渐发现相通的地方非常多，经过三年的相互了解，重新建立了家庭，阳光和欢笑又回到了我家。好事成双：她也如愿以偿，到一个中学当上了教师。

在一位好心领导的帮助下，我也调到了上级局直属的一家科技公司。这边的工作和工厂比起来，要复杂和辛苦得多，出差是寻常事，有时电话一来，提起包就得走。每年我都有超过三个月在外面跑，最长的一次去了近五个月，一年的行程至少有一两万公里。我在外面跑，爱人在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孝敬老父亲，妥善处理孩子的矛盾，让我能安心工作。

我和同事们一道跋山涉水，跑遍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安装了数十套自控装置，并在邻国的工厂里也安装了国产的计算机控制设备。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后来，我以技术员的身份直接申报中级职称。经过一系列的考评过程，获得了局中评委的一致通过，终于取得了省人事厅颁发的工程师证书。

几年后，局机关要改制了，科技公司的前途未卜。为避免卷入复杂的人事变动，更是想深入学习计算机技术，我在四十五岁的“高龄”时，跳槽到了一家电脑公司。

电脑公司对我又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以前我仅仅是接触工业控制计算机，程序都是写好在里面的，只管硬件，不管软件。现在，和通用计算机打交道，学会了操作系统、办公软件、计算机绘图、硬件组装…对以前见过的单片机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有段时间，公司里和台湾商人合作组装笔记本电脑，我负责进厂配件的质量检验，见识了当时还比较神秘的“本子”。

在生产线搬迁去深圳后，我又接手了公司自行开发生产的一个产品，刚去就遇到由于以前没办理过生产和计量许可证，而面临被技术监督局查办的危机。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类事情，找人请教、跑上级机关、制定标准、准备资料、送产品去检验…通过半年的努力，总算通过了各级评审，拿到了许可证，恢复了生产。以后，又根据市场的要求，在协作单位的配合下，重新设计和改进了产品，并在国家总公司的评测中取得了第二名，向省外推广。那几年是公司最红火的时候，我也忙得脚不沾地，开展示会、投标、制定方案、售后维护都要去跑，最多的一年，飞机都坐了十几次。

近两年，由于市场和公司内部的变化，我这块的业务开始萎缩。但我也没闲下来，硬件维修、网络管理、软件测试、内部广播…什么都干。企业嘛，不能象一些机关单位，可以在职养老。人，多动动是好事，越闲越懒，越养越虚，生命在于运动呀。

我们的新家建立后，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他老人家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先后学了书法、国画、古代文学、诗词等。遗憾的是，终因年事已高，于2003年病故，终年83岁。

退休的日子临近了，有人认为啥都完了，我倒觉得是人生新的起点。摆脱了早九晚五的限制，去除了繁杂琐事的羁绊，能够自由安排自己的一切，是盼望已久的大好事。

回顾这几十年的经历，虽没做过什么惊人的大事，却也没有碌碌无为。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时遇到了困难时期，求学时遇到了“文革”，该上大学时下了乡，三四十岁了还为文凭而奔忙。面对世上的不平，人间的坎坷，我努力过，我奋斗过。

历尽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方懂得阳光的可贵。忙碌奔波了几十年，更期待平静祥和的生活，人生六十正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