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民：长篇自传体小说《剥夺》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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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民：长篇自传体小说《剥夺》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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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民：长篇自传体小说《剥夺》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序言： 非凡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 罗汛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引起人心灵震撼的作品，才会是一部好的作品。我们看到的黄建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剥夺》，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在现实生活中，超常规的东西是不多见的，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的千篇一律的文章也比比皆是。就像号称植物王国的云南省，举目都是闲花野草。金边兰、茶树王之类的珍稀植物，藏匿深山，很难被看到和发现。 在五花八门的刊物中，要想看到记录下痛切的人生经历并准确地描写这种感受的文艺作品很困难，而像《剥夺》一书，把制度、社会、知青的生活以及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爱情和人性融为一体，成为了一幕震撼人心悲剧的，在知青文学中更是绝无仅有。作者不仅在个性上是个典型的知识青年，他的经历更为典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青年、中国人的典型经历。因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知青的命运和一个知青生活的表象，更有人权被剥夺和人性被践踏的制度背景。那带着血与火的文字震聋发愦，读书时悠然自得的神精像受到了电击。 作者的经历让我想起“错版邮票”──邮票中的珍品。他错生在“苛政猛于虎”的年代，错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错在成了一个知识青年，错在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与命运的抗争。他两次坐牢，后一次在看守所的整个过程竟戴了四年的大镣，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而最后被判死刑。同时他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感情、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初恋毁于一旦，女友被强奸，遭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凶残的糟踏。他是用一颗纯洁、善良甚至柔弱的感情来体验了这一切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感受和思考才价值不扉，今天我们看到他写成了书，不能不激动！ 历史要有人去写的，中国有过好的开始：皇帝做错了事，史官理所当然记录在案；皇帝震怒杀了讲真话的史官，但继任者照写不误，这就是真实和良心！杜甫用诗去写民间疾苦，当时的社会不接纳，连他父亲都指手划脚，说他不遵循写诗的规矩念念不忘。最后历史照样认同了他。 《剥夺》一书也可贵在它的真实：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考，因而也才有了飞扬的文采和精致的心理描写。作者认为不是他有多么高超地驾驽画笔的技巧，而是他眼前有一个出色的模特，这就是他的经历，还有他对这种经历的最深切的感受。 在暴政下一个人断然死去是平常也容易的事，但一次又一次遭遇兽性地剥夺，尤其是以青春和爱情做对象，就是一幅又一幅血淋淋的图画了。被侮辱的灵魂被无情扭曲着、践踏着，发出令人心碎的呻吟和吶喊。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就像用刀尖蘸着血和泪，把它们镌刻了下来，老的、少的，贤与不屑，是知青不是知青，无不为之动容。我想，就是那些苦难的始作俑者看了也许会“良心发现”，当然他们得良心还在。 有位哲人说过，所谓天才，就是破译了上帝密码的人。作者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但不信邪，苦难成了他追求人生真谛的动力，他要去解开心中的结，社会的结和文学的结。 作为自传体的小说，读者见人见智，甚至存在有争议的地方，不过这对我们了解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和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并没有多大妨碍。 作者是在癌症的折磨中开始并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的，而为了写这本书，他用颤抖的双手学会了打字。像书一样，我们同样为作者坚忍不拔的追求所激动，也为他再一次与命运的抗争叫好！
知青是文革的产物，是文革走到穷途末路时政府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或丢弃。 一二十年后，有的知青喊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 古代有每年用一对童男童女祭天地、鬼神的罪恶风俗，残酷的是这是整整一代童男童女，做了文革的牺牲。当父母看着他们带着天真的乐趣手舞足蹈地走向祭台，就痛苦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人性的时代，他们能责怪自己的孩子没有良心吗？ 知青不是延安时代传播革命种子的那个知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些考不上大学和生活难以为继、在一种虚幻的政治冠冕下走向农村的知青，而是政府在政治上焦头烂额、经济濒于崩溃时，对一代人乃至国家，不负责任也最无可奈何地选择。它像政府肌体上的一个盲肠，既无用处，还有隐患。于是我们听到了毛泽东那程式化的没有诚信的号召，跟着就是整个社会的动员，像捉鸡捉鸭一般搜尽了这辽阔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家庭离散的凄惨景象笼罩了全中国。 “无悔”是对自己的选择的一种反思。当知青却不是自己的选择。对自己被剥夺的青春表示无悔，除非是继承了那个时代所培育的扭曲的意识。 那些丢盔御甲回到城里的青年们，多少年以后喊出了“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这时他们已一扫昔日的那副狼狈，豪气冲天。他们几乎都已结婚成家，人到中年，各居其所。那一场曾被视为劫难的梦已被岁月过虑了，罩上了今天的光环。就像我们的后代，用那令他们神往的大串联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用的是想象，而我们用的是背叛。大家欢快地交谈着，回忆跟最初到达盈江旧城一同准备投向新生活时一样愉快，但青春的美丽永远消逝了，像一群没有开过屏的老孔雀，却在津津乐道争奇斗艳的场景。他们忘记了，为了一个矿工的职业，为了一个清洁工的岗位，为了那一份“工资没有年龄高”的工作，为了一个城市户口，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处心积虑，不惜代价，甚至将一生的幸福和痛苦，都维系在了上面。我们是用忘记青春的办法来喊出青春无悔的；我们是用《戏说乾隆》的手法来戏说我们的过去。我们不是英雄却装着英雄来炫耀自己的伤疤！我们又像有意在粉饰和掩盖什么，就像要掩或粉饰我们做乞丐时的肮脏和屈辱。你们看，英国大诗人是这样描写乞丐的： …… 我们在人世间自由地行走谁敢说仆从如云的香车就比我们走得更加轻快我们在香香的干草上搂着姘头谁敢说明媒正娶的夫妻就比我们更加恩爱…… 如果乞丐们后来也像知青一样有点人样了呢？啊，乞丐无悔！ 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来感谢昨天？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的人样来遮盖那丧家之犬的状态？我们值得为苦难去唱赞歌吗？那种被时代扭曲的人生我们何须再自作多情！ 实际最有资格说“青春无悔”的，应该是一直都没有返城的知青，他们站在献出了青春的那块土地上才有资格去喊“青春无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把这几个字无论喊得怎样如雷贯耳，却像被旷野吞没的呼唤，山林的寂寞和田野的漫无边际听不到一丝回应，其他人却像坐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听到被抛下的同伴无奈的辞别，而我们飞向城市的心情是何等的轻松和畅快！我们为成功地叛逃而喊出“无悔”的豪言壮语，我们为死去的青春出现的回光返照而激动不已。已经没有人去关心那些历史的“遗产”，就是想起这些留守知青似乎也低人一等。 我想，评价知青运动的是非，还有几个最简单也最朴实的方法： 一、没有谁再愿意去当知青。那些无后顾之忧的当今的志愿者，在待遇不菲和有了自主权的社会环境下，在“边远地区”坚守一年以上的都凤毛麟角，大部分人还信奉“宁可在城守仓库，也不愿意到西部”的信条，而“自愿者”和“知青”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二、知青为了回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要利用知青回城的心里，什么事都敢对他们做。 我们难予忘记那些曾视我们为“人”的父老乡亲，正是因为我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到的人性。我们不能以此来掩盖那一段生活的真实，把那一段落魄的日子跟那里的风景一样被描述得多么美丽，没有哪个知青会把他的儿女再送回到那个真实的过去。 今天，我们对我们誉为父母般的乡亲，保持着一种优势心态，以这种骄傲和自豪依托的是我们处境的改变。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回访的还是像三十年前一样贫困生活着的乡亲，我们城市带来的容貌让我们有一种尊贵的美感，给我们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实际他们在我们心中还有多少意义？返乡就像在演出的那短暂的时间内对他们展示自己的激昂的风采。送他们钱、物品，享受着一种施舍的快乐。我想，假如我们过去来这里是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开辟独立的“青年农场”，如今的回归没有了这些乡亲，我们还会不会有这种畅快？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是带着那个过去的伤害留下的屈辱的烙印回来的，我们不知不觉有着一种微妙的要洗涮它的心态。知青运动造就的只会是这样的人！ 我们返城时有一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心里，走得那样迫不及待，再没有人想到那些“父老乡亲”，更没有人想到包一把“第二故乡”的泥土。老婆丈夫不要了，儿女成了孽债，“家当”弃之不惜，甚至当了兵团和当地领导的知青，再大的官也不要了，在返城面前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 从后来中央对知青问题的不同意见来看，知青有两种命运：一种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一种就是世代融进了那些穷乡僻壤，像我们重新见到的“闰土”一样。如果今天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个口号也就不会热闹起来。 现在的领导是那样热切地欢迎老知青们旧地重游，甚至百倍地甚于当年。原因很简单：当初来的是一文不名、是要他们收养教育的孩子，也是可以任意作践的流浪儿；如今只要有那么几个有钱有权的城市富豪和高官，就可能会因这种“血缘”或所谓“知青情结”带来“机遇”和“业绩”。而那些曾经真正为知青付出代价的“贫下中农”，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连起码的补偿也不会给。就是知青自己，在怡然自得地接受了他们甚至载歌载舞地又一次真诚的感情付出时，在他们面前做了最惬意的展示，然后再一次绝尘而去！ 我们不知道那些曾视知青为没妈的孩子一样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乡官小吏，怎样去看那“青春无悔”，倒是感到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以及我们的青春和苦难在这个口号下被我们的同类出卖了，而且价格低廉。我们甚至会并不恰当地想起那千古名句：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青春无悔”给那些人吧，如果不是知青运动，他们也许一辈子也见不到那么多青春年少的美丽的女人，还莫说占有过她或她们。外五县的几个知青办主任，除了一个女知青办主任以外，都为奸污女知青而判了重刑，“死也做了个风流鬼”。多少年以后他们又重新构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说“无悔”好像还有些“风骨”；你知青自己来说“无悔”，真让人感到作贱自己。而我们的那些受害同胞，却不愿去回想那些揪心的日子，或者有意无意地掩饰它，有的至今还活在那个阴影下，甚至在“合法”的魔爪下，注定要过完残缺的一生。 “青春无悔”给那些人吧，这些后来成了各界名流的人们，尽管他们的青春也曾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甚至遭遇凌辱；青春无悔应该给那些耀武扬威的人们，他们曾经毫无人性地践踏知青的人格和权利还升了官的人，至今还引以自豪。 “青春无悔”本身就是一种伤痛的呼喊，是触摸着一块疤痕在扭妮作态，是对那些掠夺者的再一次恭维，是曾为自己牵肠挂肚的父母和亲友那份付出所表示的轻贱。那是文革的受害者对文革一句多么由衷的赞美！是一种奴性思维内涵的新外延。 我们同样能找到赞美文化大革命的最充分的理由：比如我们把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地周游全国；把批判教师和走资派、抄家和参加武斗，统统描绘成意气风发、五彩缤纷的人生。 我们不会因为看到鲜花的娇艳去感谢粪便的肮脏和奇臭，知青也别把此时的春风得意移花接木。如果我们是被一个骗子拐卖到富贵人家，去赞美骗子都会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如果被骗到一个又冷酷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家，对这段经历表示赞美，真有些不可思议了，你何不携儿带女再回去！ 有人说知青无非是去当了一下农民，世世代代的农民还没叫苦呢？ 这让人想起小学生嘲笑同学时用的那个词——弱智。莫非要我们循着这种逻辑把国家主席跟乞丐扯到一起，也可以质问我们男人为什么不可以像女人一样去生孩子。以同样的逻辑还应该提到的问题是，知青算什么，还有右派呢…… 知青回到城里让人耳目一新，在别人眼中都能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短短几年的知青生涯锻炼了一代人，可见那是一种怎样非同寻常的力量，而除了苦难，还会是什么呢？“百年”才能“树人”的呀！ 没有人再去奢谈政治和理想，对社会的弊端有了认同，也就踏踏实实地面对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还有人对你来做什么思想工作，来谈什么思想和主义，说的是一些口是心非的话，要么会感到别有用心，要么在赤裸裸地欺骗；对那些“与人奋斗”的人会鄙视起来。这时我们又想起了那句名言：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知青生活让我们得到一种人性的回归，看到一场丑陋的化妆舞会的结束。这种思想的解放，正是后来知青在城市生活中有令人瞩目的优点的原因，可它偏偏是对“再教育”逆反的结果。 我们宁愿不要知青的那些被称道的优点，也不能再让我们的儿女遭受那种扭曲，和强迫接受一种不平等去再当什么知青。我们希望他们真正获得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中央对于知青问题的会议不知开过了多少，整个过程也都像过去对一个问题的处理那样大同小异： 当一种伤害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泛浪成灾，血泪成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才会被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人上书，有人直陈，有人写内参，问题再不解决就要出大事了，才有了会议。如果换了对象和场合，说不定又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彭德怀。一个区域就有成百上千的女知青被奸污，她们很多还是来自首都北京，足以看出知青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过后来触目惊心的知青的处境，令众领袖们脸面无光，连江阿姨震怒后也批示“杀一儆百”，还有了“强奸知青就是强奸我”的传言。法律开始严肃起来，罪犯被确定下来，而惩治人政府从来就大刀阔斧、纵横捭睨，气吞山河。 但这对于一个时代的悲剧又能挽回什么？那些“杀一”的和被“一杀”的本来就是一伙。于参谋判了死刑，但让人觉得判他的人跟他就是一丘之貉，不然强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会那么猖狂，受害人的苦难也远不会那么深重。这根罪恶的链条于参谋只是一种参与，就像荒野上的豺狗获得了狮子老虎们的剩食一样，有几个知青感到出了口气和云开日出的？它更不是雨露和阳光，四周还是一片黑暗。宪法对捍卫人民的权利不感兴趣，党和政府的责任和良心都表现在了惩治那些丢了他们面子的人身上，所有说得十分深情的所谓关怀从没有直接让受害人得益，粉饰太平和开脱责任才是一切！ “祖国的花朵”凋谢了，“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再升起；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加害和被害的双方都自认倒霉去吧！没有人再会去关心那些无辜者的人生，甚至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除了强奸，再没有人过问知青中的其它问题，即便是召开什么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无非也就说说而已，最多发个简报，就算功德圆满。中央有过的多少会议，在回城之前，对广大知青的来说，开跟没开并没有两样。强奸女知青的案子确实用了重典，但被强奸了的男知青和其他残害知青的事，却没有人问过一句，因为只有政府想给的权利才是权利，政府只为自己的脸面负责。 感觉是思维的起点。 李先念说：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下乡一千多万，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花了一百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胡耀邦说：上山下乡是“一举两害”，既害青年，也害国家。 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劳改。 专家学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 知青自己呢：“青春无悔！”——真可谓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纪念知青运动XX周年，知青们的热情至今还在。 没有人会纪念“大跃进”多少周年，没有人会纪念“五七干校”多少周年，更没有人会纪念文化大革命多少周年，因为这些运动祸国殃民。倒是有人纪念“知青运动”多少周年，而且都是知青运动的受害人——知青自己！说起来倒有点像中国人为了不忘国耻而去纪念“九一八”，但又不像，一个是恨，一个却是爱。甚至有的高论觉得知青运动不失为培养人才的一条道路，就像有人说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中国就会像日本同样富强一样！ 知青在“知青运动”中似乎没有失去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或者说那个年纪他们应该得到什么，他们竟可怜地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没有想过自己，更顾不了国家，想了也白想！ 如果知青是今天才出现，那将是一幕怎样深刻的悲剧。这首先是民主自由的思想已不只是百姓才认同；宪法给予的人的权利不只是被少数人玩弄于股掌，社会的发展在等待着每一届而不是一代的教育成果，等等。如果要毁掉这一切，那简直就是一场屠杀。我们知道，真正要做，一个专制制度轻而易举。如果事情仍然像过去驱逐一群绵羊一般再次发生了，我们看到的将是父母放弃城市所有的文明，陪驾着自己的独生小皇帝，一次有去无回地悲戚的流放。琴声再也不会响起，舞蹈找不到场地，所有的期待都成了泡影，他们的父母会比我们的父母痛苦得多，因为他们更懂得自己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遭到更赤裸裸的践踏。在同样的结果面前，认为应该这样与不应该这样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像对同一种行为看成罪恶与不是罪恶的反应决不会相同一样。同时，更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新一代人，必将与那种逆潮流而动的剥夺，展开一场悲壮的搏斗。 在我们书中的人物看来，无论他们干什么坏事，人保组的胡作非为就像一个楷模，做出了表率，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学着为所欲为。而且政府的部门和官员拥有的地位、权力和尊贵，尚且有如此的道德和行为，一个知青再干什么似乎都远达不到那个平衡。事实上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是非观念改变了，罪恶感消逝了。 重新开始了的昆明生活，再也看不见过去的那个囚犯。有一天齐绍远的母亲对刚成年的孙女佳佳说：“你爸爸跟大民叔叔和怀林叔叔在当知青时一同坐过牢”，佳佳异常惊讶，这可以从她接着的一连串的提问可以看出那种程度。在他们的眼里，爸爸和他的那些朋友，以他们的言行一直是自己心中尊崇的人，怎么会坐牢？
2、衣锦还乡 三十年后，当地政府发出热情邀请，欢迎当年的知青们返乡。衣锦还乡自然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知青若没有实在无法避开的杂事缠身或因穷困，无不为之雀跃。岁月已冲平了种种不快，忘却了那些恶梦。他们以大城市的主人和社会的中坚重返这片没有什么变化的土地，将和那些自己曾在他们面前不得不阿谀逢迎的各级官员平起平坐，甚至被当作尊贵的客人，顿感一洗沉冤、身价百倍。 当年他们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还因他们缺少劳动技能和热情而被轻视，有的还受尽欺侮和凌辱。如今，他们回来了，似乎都带着看不见的权力和财富，能让“第二故乡”得到实惠，丑小鸭都变成了白天鹅。在仍然闭塞和落后的村寨中，边境线上传说的那些挖玉石发财的神奇故事，仿佛又在知青身上发生了，而这些知青就是从他们这块土地上和群体中出去的，那时他们给过他们关怀和感情，起码给了吃和住，如今也就有了一种荣耀和某种期待。知青却是以一种衣锦还乡的得意或最畅快的旅游的心态来的，与过去风尘朴朴坐着大卡车，像被送上一个生死未卜的战场相比，当然不可同是而语。 青春的花朵曾开放在这片长满荆棘的没人欣赏也无法欣赏的地方，阳光和春风都曾看着她们在那个岁月中的消蚀而难过；国家对自己的儿女和财富视之如撇屐，只有父母的心在疼痛。 当地以从来没有过的盛大庆典迎接他们。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城市，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学生和各种民族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在载歌载舞中翻飞。人们喧腾着，呼喊着，在芒锣和象脚鼓的鸣奏中，寻找着三十年前记忆中的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有的还依稀可辩，有的已面目全非。当年落魄的知青们被当成贵宾走在路的中央，这会让他们想起当年在东风路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场景。 他们心花怒放，感情澎湃地喊出了“青春无悔”！ 如今他们都已为人父或为人母，完全懂得了父母对子女的那份情意，无论衣锦还乡怎样令人心旷神怡，他们也决不会答应自己的子女再被人送上这条道路——一条被人随意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道路。
我几乎没有看完过一篇知青小说。这个“几乎”差不多等于零。认真地看完张曼菱不到三万字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时，已是她发表这篇小说十多年之后，这还因为她和我是在同一个县的昆明知青。每一本知青小说，我似乎都翻开过，都觉得它们跟我的知青生活相差太远。我的知青朋友们互相谈到这些书时，大体都说“难看”，“写些什么？”。这倒决不是指作者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而是跟我们的体验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甚至导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相同的经历产生的感受不能共鸣。写知青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农场的，我们插队的地方就有农场，那里有不少北京、上海、四川知青。但我们之间几乎是完全隔绝的，当然也有相邻的互有所往来，但这很少，更谈不上思想认识的交流。我们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各自有意无意中划地为牢。后来我看到《中国知青梦》，才知道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旁边。我们即使听到的农场知青的事也极为有限，大多是跟他们相邻的插队知青闲聊时偶然听到的，多半还是打架斗殴和风流故事。例如农场的四十老几的某营长娶了个十六岁的北京知青，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娃娃，五颜六色的尿布像联合国的国旗，挂得到处都是之类。有一次还听到农场知青提的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到农场而要插队？”这先不说我们都是身不由已，我们首先的感觉是：愚蠢！谁会愿意在农场那种体制下生活。只要从农场女知青成“建制”地被强奸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在昆明知青中是难有这种方式出现的的。提问题的人好像是从生活有保障这点出发的，而我们却是从自由和权利这个角度做出本能般的反应的。 我们的知青小说像那些应景的文章，要么把我们的苦难附着在改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中，要么把生活中固有的美丽跟知青的真实混为一谈。 《中国知青梦》我看了几段，已经是我在一本知青小说中看得最多的。这是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的不是知青而是故事，跟看其它小说没有多大区别。倒是中央对知青的一些做法，才把我和这本书联系起来。也许如果我不是插队知青而是农场知青或别的什么人，我会把这本书看完。 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从不想从这些知青书或别的书里去得到借鉴，反而着意回避，因为我不想受到这些书的影响，管它是知青小说也好，世界名著也好。我担心会落进“文学创作”的陷阱里，因为我想要编一个哪怕是不伦不类的情节的想象力都没有。我想，凭我对文字的最初的那点知识，即便是笨拙地但也是无干扰地记录下我所经历和思想过的事情倒还有只属于自己的优势，而这个优势的核心就是我独特感受到的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人性、人道、和人权。我谈不上在进行什么文学创作，一看别人书里的那些生动的形象、优美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就自惭形秽，更怕自己会望而却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鹄题诗在上头”。让我搜肠刮肚去追寻的是过去发生在我身上和我周围的事，以及在这些事情中的感受，因为我的记忆已在过去的生活里受到了致命的损害。大致相同的原因，我甚至没有和我的知青朋友们去交谈往事。我似乎纯粹在闭门造车，似乎只想记录下一个特定的时代，以及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一个什么交待。 我们是因为自己的遭遇和宪法以及政府所有动人的宣传和承诺大相径庭才愤愤不平，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命运和世界文明的进程背道而驰才难受，是在自己从小到大最无奢求的生存要求都遭到蔑视才产生怨诉，是一种传统教给我们的品德判断而激起的对是非和真善美的充满正义感的诉求。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知青有着更多的自由。谁能说清放逐的自由是种什么自由？ 不管走过怎样的路，谈论起来都感到是容易的，我们可以痛快淋沥地记述和回味知青生活，以一种“艺术的美”的鉴赏谈论悲剧。 小城是埋葬知青青春的墓穴。那里的人们可以还像绅士一样喝着酒津津乐道地去讲那些知青的故事，去回忆那些当了官的知青曾在他们手下俯首贴耳的样子。但总有人会为这个墓穴写上铭文，记录下知青被流放和洗动的日子，让人们知道这座小城有过的历史的一页。 成千上万的知青被送进了一个当铺、一个实验场、一个集中营。我们看到今天的志愿者，带着优厚的条件和无后顾之忧的政府的许诺走向穷乡僻壤，但几乎没有人在一年之后还留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了逃避苦难的权利。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今天的青年看来不可思议的时代，是遭遇了残酷的剥夺还不能呻吟的时代，而且这种剥夺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的下岗或失业，并祸及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是今天的志愿者、是一些向贫下中农或者别的什么人拜师学艺的学生，会受到如此彻底地剥夺么？ 当“老知青千里寻亲人”，重新来到农村时，知青们要求去祭扫被烧死的十个女知青的墓时，县领导犹豫了一下同意了。用他们的话说，“又不是我们烧死的。”在一字排开的坟的周围，荆棘遍布，荒草丛生。有谁会像为在二战中被掳掠的劳工们一样，为她们和他们的亲人讨说法呢？政府又否会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政府一样负起责任来呢？ 知青本来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国家从49年建国算起，投入到这几千万人身上的教育费用。这已经是一个一让人一想脑袋澎胀的数字。如果再让它从世界发展的机遇角度去看，那更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不能不让人想到犯罪这个概念。这种对国家财富的挥霍，称得上空前绝后！对视为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权利的剥夺和践踏造成的伤害，可能比经济的影响更深刻和持久。 当我们通过苦难、挣扎，又支离破碎地捡回我们被剥夺的权利和尊严时，别人和我们一样会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像抱怨甚至憎恨一个劫取了我们的一个不足道的钱包的小偷那样，去对待那些掠夺了我们青春和权利的人，反而送出了“青春无悔”这样的秋波。莫非我们做人本性真的被化解得那样彻底吗？我们何必在新的历史中为剥夺了我们青春的旧时代感恩载德！ 2001年8月——2006年清明
推荐知青网友黄建民的自转体小说《剥夺》 孙伟
然而我惊异，就是这个被癌细胞摧残5年病入膏肓的孱弱躯体里，竟然拥有这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与癌症确认几乎同步开始写作的这本48万字的自转体小说，在他身患绝症5周年之际付梓面世，不能不让人扼腕而叹。 命运确实不公。黄建民1947年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1969年2月插队落户于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当知青，先后两次入狱（见《剥夺》），1988年回到家中，以书法为生。2001年患癌症后，妻子携女儿离去，他孑然度日。也就是从那时起，在身心的煎熬中，他开始了《剥夺》的写作。黄建民的一生浸透了太多的苦涩，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经历了太多的坎坷…… 这让我联想起了我们“华夏知青”、“老三届论坛”的知青网友红河谷，在医生已经下了“最多三个月”的判决之后，硬是凭借坚强的毅力，抱病写作，竟一写两年。其间，众知青网友关注、探视、捐助……著名知青作家胡发云做序，知青画家王薇设计封面，各地知青跑出版社，使《追随红太阳》一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出版了，红河谷是在2003年2月拿到样书后去世的……在随书赠言中，我以一个知青网友的身份，写下我在《青春·红土地》中的题记：
面对不可逆转的青春不可重复的生命，悲痛和愤慨都无济于事； 面对人类的理性，悔恨与无悔都显得无足轻重；面对欲说还休的尴尬、欲罢不能的无奈，或许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让尽可能真实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在尽可能自然朴素的文字形式中展示或停留。
我慎重地推荐《剥夺》，我真诚地呼吁知青网友们，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买一本《剥夺》，你们给予的不仅仅是对知青朋友的爱心，你们得到的将要比这多得多，我敢肯定！
作者：红飞蛾
“如果一个信徒从细微末节上知道了自己的教主是个淫棍和恶魔，他的信仰无疑要受到毁灭性的一击！如果这种真实就直接发生在他身上，那么它深信不疑的那些道德信仰的说教以及他为此信守的程度，就决定了他痛苦的程度。”
“刚成年进入社会，就遭到了从精神到身体的最彻底的洗劫。” “腐败让人看到的是政府身上的痈疽甚至糜烂。苛政让人感到得却是暴戾和恐惧，危及着每个人的生存，抗衡着历史潮流和人类文明。如果所有关于道德的贬义词都能从政府的行为中得到诠释，还要讲国民素质岂不成了一种奢谈？”
“对这个社会不信任的人，是因为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不诚实；对这个社会不满的人，是因为感受过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对这个社会产生怨恨的人，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种种罪恶。而这个社会正是因为你诚实它才撒谎，因为你无助它才不公，因为你没有做人的权利，它才向你施暴。”
“政府的整个体制，好像是为了他（迫害别人者或称施暴者）的纵横捭阖而存在，他（书中那个强奸女知青的军代表某参谋）比奴隶主还更能随心所欲，有时候，他真不敢相信命运会给了他这样一个（为所欲为的）位置。这是这个制度造就的另一种流氓。”
“坚忍不拔地追寻被剥夺的权利以及无休无止地为命运奔波，本来就是知青的天赋使命和家常便饭，怕的就是劳而无功。”
“他的青春是被谁剥夺了呢？谁劫虐了他（包括青春）的财富？接着骂他是穷鬼，甚至不耻为伍。” “所有践踏人权和人性的时代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首先用一种理论让人权和人性观念淡化、扭曲、掩盖或抹杀，有的用宗教，有的用种族，有的用阶级，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动物甚至没有生命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毫不顾忌地虐待和屠戮，最后把责任和痛苦，毫不负责地撂给百姓，就像那些吃了东西不付账的人一样，于尽情享受之后扬长而去。” “国家不会为伤害一个普通百姓的行为去负责，却会不遗余力地掩饰一个领袖和公务员的不良之举。当管理者都在蔑视法制和道德，蔑视人性和人权的时候，人们尊循的标准在哪里？当今不讲诚信已成一种社会痼疾，五花八门丧失诚信的方式，哪里没有政府榜样的影子？政府所有行为都被人民当成了楷模。”
“人活着不东一下西一下的，回想起来味道都没有。”
“知青就像水中的浮萍，它连成一片时，满眼的翠绿，生机勃勃，但是没有根基，随时会因为风吹雨打而飘零无着。”
“中国人的苦难有多大？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描叙给大家：四人帮一垮台，中国最后一个没有遭遇过天灾人祸的家庭，也就宣告结束。” “当我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和民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家庭和妻儿最需要的是什么？也才懂得了一个文明社会为什么离不开法律，离不开公平正义，离不开人道和人权，还有人性。”
“四年来，公安局强迫他进行了一场力量绝对悬殊的赌博或游戏，规则由对方说了算，它可以没有时日，也可以突然结束；一方是狩猎者痛快淋漓的作乐和无所顾忌的摧残，一方是在森严壁垒里无谓的挣扎；它可以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又可以像一个市井无赖，是君子又是小人；它像个保护公众利益的卫道士，又像个巧取豪夺的强盗；它是共产主义的捍卫者，又是信奉饥饿和脚镣的法西斯；它用仇恨、冷酷和凶残来教你‘改恶从善’，用毁灭来谈‘新生’，不管是处女还是荡妇，它都一律肆虐，不管在阳光下还是在黑暗中；它是国家机器，又是私人监狱，它像在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像在专门制造罪恶；他神圣得凛然不可侵犯，又虚弱得不能见天日；它既有变化莫测的法宝，又有地狱般的摧残。在这块国土上，它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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