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续篇

   四十五年喜相逢

（一）小序

2009年8月21日，当我将装满照片的50个信封送到邮政局，我这一次的江苏、上海之行才算划上圆满的句号。

我是8月16日回到贵阳的，一回来就忙着整理照片，400多张照片、50多个人，要一个个分发清楚，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不，总算搞好了，我才有时间坐下接着写我的这一篇“后记”，因为文章的总标题叫：我这四十年，现在再接下去写，就超出“四十年”了，但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就这样往下写吧。

这次的旅程，总的来说，用我姜堰当年一起在“业余文工团”的战友李宝章说的一句话，是：“四十五年喜相逢”。

还是利用假期，也正好是蕴玉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分别45年之久的原姜堰“青年业余文工团”的朋友和新疆六团一连的老战友在向我们召唤，对我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就和夫人蕴玉带孙孙三人一起买了火车票，7月18日开始了这次的江苏、上海之旅。

 

（二）姜堰行

回姜堰，是我一直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想回家，我想亲吻故乡的土地，我想抚摸故乡的桥栏，我想重温儿时的美梦，我想寻找青春的足迹......这次回姜，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见到新、老两代朋友。这是指：一是在“姜堰论坛”网上结交的新朋友，一是40多年前在“泰县青年业余文工团”一同战斗的老朋友。

我于7月19日到达上海，事先联系好的一个开出租的朋友在车站外等我，他直接开车送我们到了上海汽车客运总站，买上16：40返姜的大客，当天19：20到姜，弟弟早在车站出口等候我们。

弟媳热情接待我们，他们在南京上班的儿子、儿媳请了假回来与我们相见。一个安徽姑娘、2007年在姜人民医院就职、寄宿在弟家曾与我们有过一面之交后来到苏州某医院当护士叫张旖旎的，也专程请假从苏州来探望我们。

李宝章是25日从南京（他长住南京女儿家）过来，找上一些有45年未见面的原“文工团”的朋友黄素华、张和顺以及已80高龄的当时“文工团”负责人陈银山及黄明珠、程万宝等共十多人，与我共进晚餐。黄明珠、程万宝也分别请大家一起聚会，第三天，当年的小妹、现也早已是“奶奶”的黄素华因我时间安排太紧，特地在姜堰有名的餐馆请我和大家吃“早茶”：“姜堰酥饼”。

大家坐到一起，共同回忆1963年在“文工团”时唱唱跳跳、那年轻人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张和顺也饶有兴趣地唱起了当年《朝阳沟》里的唱词，大家又如回到那个年代。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李宝章拿去照相馆洗印，取名：“四十五年喜相逢”。

我又去了刘家桥巷老房东家，两位90岁高龄的大叔大婶精神矍铄，大婶对着蕴玉说：我还记得你那年一个人来姜堰的情景，逗得大家都笑了。我们和自幼一起长大的房东家几弟兄一起吃了饭。

27日上午，当年从新疆六团一中调到泰州巿工作、现已退休的莫璟老师来姜堰与我一见。

这次姜堰之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逛街，主要目的是会见新、老朋友们。我如愿了，我见到了我想要见的朋友，大家都热诚地让过几年待我70岁时再回姜堰，他们将聚集更多的“文工团员”为我庆贺生日，我真正感受到了家乡亲人给我的那难以述说的亲情、友情、乡情。

当然，有一点点遗憾。这就是“论坛”新朋友“开心人”等没能见到，当然我不怨他们，他们大概是太忙了。

还有一个网名“才郎”的，当他知道我回到姜堰后，短信告诉我说他正在江阴出差，问我住哪，他让文化局的同志来找我。我回他：不用了，只等他出差回来见一面就成。一天我从外边回弟家，走进小区，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在注视着我，问：你是陈老？我诧异，说你怎么知道我？他笑着说：与照片上一个样。他说他是“论坛”的叫“阳光”，并告诉我说头儿“才郎”就快回来了。第二天中午午睡起来，忽然一个电话，我一听，是“阳光”，他让我立即去“曲江楼”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个活动。我冒着烈日，来到“曲江楼”，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往外走，一问原来是“论坛”组织的“姜堰古镇夏日游”，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活动的“路线图”。我问工作人员：“才郎在哪？”她回说：在接受记者采访。一会后，她说“那就是”，我立即上前自我介绍，他高兴地与我握手，说他要参加活动。因为我腿脚不方便，便告辞了……虽然没有很深入的谈话，但我如愿了。

 

（三）一连战友

我在《我这四十年》第二十一章“一连聚会”写道：真没有想到，在这许多年中，我们先后回上海也有四、五次，回去了也和一些原来在新疆一起战斗过的朋友碰头、聚会，可就是没有遇见这些一连的……只要他（她）们再有聚会，事前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去，在上海与他（她）们相聚，重叙一连的旧情。

2008年初，当我们终于与一连的一些战友电话联系上后，就有不少的人常常在电话中要求我们回去上海与她们相聚。我们也一直在犹豫，因为2007年刚刚回过……

这一次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定下的，而且事前作了很好的计划、安排，设计了“行程图”。

7月29日，我们从姜堰回到上海，在宝昌路四姐家待了一宿，按“行程图”，第二天即去了宝山区淞南五村当年我们恋爱的第一牵线人---杨月芳家。

杨月芳的爱人何永康，当年先在一连畜牧班，后来调到值班连当警卫，退休后成了正而八经的“国家公务员”。杨月芳后来从一连调到五连，自己带着孩子在大地里劳动。在回上海的历程中，他们也是吃尽苦头。现在总算安定了，他们现在与儿子、儿媳及孙女住一起，大女儿和女婿及外孙女住在附近，也经常回来。一家人关系密切，其乐融融。在他们家的两天中，他们叫来住在附近的原一连战友姜廉都、袁征霞、邵扣才、张新琴及外号“小皮匠”的李存五来家中，拿出丰盛的菜肴，大家边吃边聊。说到高兴事，又如回到那以往的岁月。

因时间太紧，31日吃了晚饭，不得不赶去住在浦西的蔡璇家（也是应蔡璇强烈要求）。

所好，杨月芳的儿何俊是开出租的。7月19日，就是他去车站接我们，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他硬是在站外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将我们直接送到上海汽车客运总站。

31日晚上，小何开着车，将他爸何永康及我们三送到长阳路蔡璇家。

蔡璇曾经在一连畜牧班，因为是女同志，又戴一付深度近视镜，放羊并不是她的强项。一次羊走散了，同在畜牧班的何永康帮忙很晚才从老乡庄找回走散的羊。为此，蔡璇对何永康多年来一直心怀感激。这次是蔡璇亲口交待让何永康与我们一起去她家一聚。第二天，蔡璇又电话叫来家住“五角场”附近的孙珊珊、祝梅凤、吕辉和帖松云。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边包一边谈论着往事。蔡璇后来嫁到西安，后又周折返回上海。她的丈夫周先生虽已70有余，但也高兴地楼上楼下地跑，为我们烧饺子、当好后勤。

饭后分手，接着是下一个目标：浦东—南汇—六灶---尹月娣家。

我们坐公交车，蔡璇送我们到车站，吕辉要跟我们一起去六灶。吕辉是16岁就支边去了新疆，返城后，接任母亲的工作，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由于工作认真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奖励了一套一室一厅住房。

公交车到张江，尹月娣老公戴项德、她女儿、女婿开着车到张江接我们。不一会，车到鹿溪，就到了她们的家。

尹月娣、蔡璇当年都是四班的，蕴玉是副班长，她们同住一个寝室，关系亲如姐妹。1973年，我们调基建连搬到下边后，尹月娣调到五连，她与戴项德结婚时，我们只送了几个茶杯。后来，戴项德去修铁路，尹月娣一人带着孩子很是艰苦。待我们再调去团部一中，慢慢就失去联系。

现在她家住的是新修建的一幢有300多平米的二层（加一阁楼）小楼。这小楼的修建倾注了月娣不少的心血。见到蕴玉如同见到亲人，一个晚上，月娣滔滔不绝，谈起建房，她就泪水盈眶。

8月2日，外边下着大雨，戴项德电话召来一“面的”，拉上我们六人去了惠南镇马国良家。

马国良，当年六团少数派头头，1968年“10.12”事件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与一连四班的夏凤琴结婚后又调去五团，后来当上五团宣传干事。2008年联系上后知道他曾两次脑梗。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夏凤琴昨天就通知了家住附近的原一连邬桂鑫、王杏仙两口和住在荡湾新村的王文彬、赵秋娥（大家都叫她“阿六头”）两口。他们到后，闲聊一会又拍照留影，继而在一家有名的海鲜酒楼共进午餐。平时很少进油的马国良显得特别高兴，烤鸭、熏鱼连吃了好几块，还喝了满一杯“红酒”。本来是饭后就回六灶，可王杏仙不让，一定要请大家晚上吃晚饭。

王杏仙，也是四班的，当年我被下放四班“监督劳动”，曾被班长周玉妹安排我俩晚上同去棉花地放水，一人管两“农渠”。她也不害怕，硬是连放了三个晚上。下午我们去她家聊天，她给我说，我和蕴玉恋爱传信人才不是杨月芳而是她和陆蕾行。这话也对，在我和蕴玉恋爱中，有时也闹点小矛盾，王杏仙和陆蕾行确实从中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闲聊中，王杏仙问我是否6日要去张秀君家，如定了，她们也过去。因为她知道当年蚕桑班传我跟张秀君的故事，而张秀君原也是惠南镇的，她们都是初中一个班的，从小一起长大，只是后来张秀君爱人在普陀区买下房子，但她们经常保持联系。

晚饭，他们安排在一家“农家饭”餐厅用餐。饭后，邬桂鑫开着“私家车”送我们回六灶。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尹月娣家，吕辉自己坐公交走了，戴项德与我们一起去张江，又陪我们上了轻轨2号线到人民广场，看着我们转上8号线，他才返回。

8月6日，按“行程图”，我们先在火车站预售窗口买了15日的返程票（预售10天），然后坐63路公交车去普陀区张秀君家。当我们10：30到达时，王杏仙、邬桂鑫、夏凤琴、“阿六头”已早我们先到。

张秀君和她90高龄的老母亲在家，她先生徐伟利因事去了青海。徐伟利原在六团团部宣教科，画有一手好画。与张秀君结婚后调去青海，成为青海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张秀君的儿网名叫“阿迅”，是一名警察，这一年多时间，我们经常网上聊天。这次去他家，可惜他正在上班没见上。

中午，张秀君未来的女婿安排，在一家“酒楼”宴请我们。开始说是不远，她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可一会天下起雨，这时又打不上车，走了有三、四站路，终于到了目的地。90高龄的老人一点也不显劳累，倒是我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这一餐就化了700多。回贵州后，我QQ与阿迅聊天，说起这事，阿迅说：“我给我妈报销！”

 

（四）兄弟姐妹

说起蕴玉的兄弟姐妹，那是要吓你一跳。她们家共有九兄妹，六女三男，六姐妹中，蕴玉排行老五。除她二哥在北京，三姐在安徽合肥，我们在贵州贵阳，其余都在上海。

定今年去上海，主要是去看望那些几十年未碰面的一连战友，所以一开始就准备除去一连战友和校长祝善生家住，另安排只去看望二姐。

这也是因为：2007年我们去上海时，是住在武进路。这里是蕴玉父亲在世时的居住地，是蕴玉幼时直到新疆支边前生长的地方，后来是蕴玉二姐、二姐夫与父亲住一起，到大约1983年，二姐家搬到许昌路后，就由小妹和妹夫住进这里陪伴父亲。父亲去世后，就他们单住。2008年，他们搬住到儿子的的住处，将武进路房子租了出去。这样，我们如果去上海，落脚的地方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去上海我们打算住旅馆，不通知上海兄弟姐妹。

但因为今年是蕴玉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想去苏州给老人家上坟，就告知在上海的弟弟建平，让他带我们去坟上。可这事建平给四姐讲了，四姐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我们回说：日程已安排好，婉转地回绝了。四姐就将电话打去北京，二哥来电话批评我们，他说：“你们还能有几次回上海，都七老八十的人，你们不去看望一下好吗？住旅馆，你们有多少钱？”这样，我们才修订了原来的“行程图”：哥姐每家一天。

这次是四姐理解和解决了我们这“住”的难题。她让我们住到她家。四姐家原住四平路，也是搬住到宝昌路儿子购买的一室一厅房。姐夫已70多岁，四姐也67，他们将房间的一张大床让给我们睡，而四姐夫将就着睡在一张临时搭的小床上，四姐则睡沙发。与他们住一起的小儿子和孙儿（暑假期跟他们）就睡到地板的席子上，很是让我们过意不去。

我们于7月29日在宝昌路住了一宿，8月3日从六灶又回到这里。

按照新排的“行程图”，8月4日，8月5日四姐陪我们先后去了娄山关路大哥家和闵行区七辛路的二姐家。

去大哥家，小妹后我们一步也去了。已77岁的大哥亲自下厨，烧一桌丰盛的菜肴，就一间十多平米大小的房间里，摆上圆桌，有坐在床上，有坐在凳子上，就着饮料边吃边聊。大哥一生辛劳，几十年与大嫂就在这一间房里（厨房、卫厕与人合用）相依为命。但他很乐观，从不埋怨。他的邻家有一小女孩，四、五岁大，大哥亲如自家孙女，有好吃的都要拿去给她。那天桌上的大虾，我们都不舍得吃，留着本想晚饭时再吃，可大哥生气地（说我们不吃）将大吓一只只装在碗里端去小女孩家。说起我们回上海，大哥一直在埋怨（批评）我们一开始不应该不安排去哥、姐家，他说：我是邢家老大，大姐也80岁了，你到上海能不来看我们吗？接着又批评小妹说小妹夫今天不应该不到他家来。我们只好一边道歉一边解释。吃过晚饭，又聊了很久，这时天下起大雨，等雨小些大哥才让我们坐轨道车回去。

5日，也是四姐陪我们去闵行二姐家，建平弟也从奉贤南桥来到。二姐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二姐夫去世后，2007年，二姐带儿子、女儿去姐夫老家四川探望，不小心夜间上厕所时摔了一跌，一直没恢复过来，现不能出门，就由儿子整天陪伴着、侍候着在家休息。我们对二姐一直很敬重、有着特别的情感。我们在新疆时多次去上海，那时二姐与父亲住一起，去后，二姐理解我们在新疆的苦处，每次都千方百计让我们吃好、休息好，回新疆时又给我们买好多东西。这次去看她，二姐很高兴，一定让我们吃了晚饭再走。这样，中午就买了几份凉面将就，晚上二姐坚持着和我们一起走到外边饭馆吃了饭。

8月7日，是安排去苏州上坟的日子。四姐、小妹、建平弟和我们三坐火车到苏州，又辗转着打车来到墓地，恭恭敬敬地供上香烛和酒水，为老父亲在天之灵祈祷，祝福老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晚上回到上海，四姐的长子王伟请我们吃晚饭。

8日，是星期六，我们去看望家住在浦东新区成山路的大姐，四姐、四姐夫陪我们同行。这是特意安排的，因为平时去，就大姐、大姐夫老两口在家，都是80岁的老人，招待很麻烦。星期六去，大姐的儿子们也休息，就方便多了。

大姐家原住在陆家浜路，后拆迁搬到浦东，老两口一室一厅；大儿子启人住他们隔壁，二室一厅。因启人的儿子（也是大姐的长孙）要结婚，大姐就将自己的一室一厅让了出来，重新装修给长孙当了新房。启人将大房间让父亲、母亲老两口住，自己和媳妇住到原来儿子住的一小间。这天我们五个人去，加上后来，大姐的小儿子和儿媳回来，一下子，作为客厅的一间立即变的有些拥挤。当然如果大姐的子女和孙辈们都回来，就有近20人，那就更无法待了。

大姐和大姐夫虽80岁，除耳朵有些聋，身体还硬朗。由于家中子女多，大姐17岁就嫁到黄家，当时四姐蕴兰5岁，基本上都是大姐给带大的。我们对大姐也有一定的情感，每次去上海都是要到大姐家的。2007年，大姐夫80大寿我们专程来上海为他祝贺（见《2007的那个夏天》）。

中午，大姐给我们包了水饺，晚上，启人烧了一桌好菜。大姐夫还是一个劲地对我们说：没什么好的招待。我们在大姐家待了一整天，还在准婚房内拍了不少照片，大姐和大姐夫也显得特别高兴。走时，天都黑了，大姐的小儿媳储呜开车将我们送到附近的地铁站。

小妹和妹夫在我们29日回到上海时就来宝昌路看我们，以后也来过两次。他们的儿和儿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按政策生了二胎。所以两个孙女，和亲家一家带一个，也顶忙的。只能忙里偷闲来一会。小妹说她家就住在不远的附近，我们没有去。

弟弟建平，原在黑龙江插队，后调合肥，也是四姐帮忙，作为“监护人”将儿子的户口落到她家，后建平经自己努力，在虹梅买房，经倒手一下赚了30万，就在奉贤买了住房。2007年时我们去他家住了些日子。所以这次就没再安排去他家。但他很热心，陪我们去二姐家，去苏州，还专程到武进路为蕴玉开出一张去新疆时的户籍证明。8月15日当我们返贵州时，建平和弟媳带着孙女佳欣特到南站将我们送上火车。

 

（五）难忘浦东

俗话说，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边。在“行程图”上，我们将这次上海之旅的重头安排放在了最后。

这就是：8月9日—14日，去南翔，祝善生校长家。

这也是祝校长、李国英老师的心愿。

2008年8月，祝校长夫妇二人兴致勃勃来到贵州，在我家住了有十多天时间，只是因在上海某中学当校长的女儿祝郁来电话催，不然还要多住些日子。当时，我们就已约定，在适当时间去上海他们家，住上一、两个月。

所以，这次去，在祝校长家时间安排上，相对就多一些。

再，我2004年、2007年两次去上海，都得到曾经是我的学生、后来在上海某银行支行当行长的靖钰的盛情款待（每次祝校长夫妇都在），作为回答，校长和我们商定：这次要在南翔宴请她夫妇，校长作东。

所以，一直没有电话告诉靖钰说我们到上海的事。8月6日，我心血来潮，给靖钰发了一条短消息，说我们已在上海，并告诉她，祝校长准备请她和甘爱平两家到南翔，具体时间再商量。

靖钰马上回信，问我在上海住宿有没有困难，如有一定不用客气给她讲；并告诉我一条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事情----爆炸性消息：

朱永红13日从广州到上海，14—16日她们一起去黄山（旅行社安排）。

这里说的靖钰等三人是我在2007年12月3日写下的一篇《我的学生》中的人物，我说：“靖钰、甘爱萍、朱永红,我的学生,她们从小立志,奋发学习,长大后扎根上海、广州,成为了新一代的佼佼者。”现在靖钰是上海某银行总行企业金融部人力部总经理，甘爱平是上海某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朱永红则在广州某银行信贷部副总。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我心想：这次一定要与朱永红见一面。上次是2004年我在上海时，靖钰在“黔香阁”请校长和我吃饭，约朱永红也来上海，可她没有买上票，使我遗憾了一次。我说这次不能再“遗憾”了，不然错过了这次机会那可能就是终生的遗憾。但我已买下15日的回程票……

我将我的想法和情况告诉了靖钰，她想了一会，说：“这样，由我来安排。”最后定下：1、她们于8月9日到南翔；2、与朱永红等会面在8月13日晚。

8月9日不到8点，祝校长就找一辆车从南翔来到宝昌路接我们。李国英老师联系好一家饭店的包间。

约10：30，由靖钰的弟靖明（名片：靖明中石化.香港.燃料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开车，靖钰、赵戈飞夫妇和甘爱平、陈家聪夫妇来到南翔。

然后，祝校长的女儿（人们一般称“女祝校长”或“小祝校长”）和女婿及女儿过来，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举杯，共祝健康！这餐饭一直吃到下午近三点。饭毕，靖钰她们开车回去了。

由于一段时间来的连续奔波劳累，蕴玉有些吃不消，两只脚肿胀发亮，再就是路走多了就后背疼痛。

下午稍休息后，国英老师说晚上吃饺子，就拿出已准备好的肉馅和新买的面皮，一边包一边说起下一步安排。说，家住青浦的徐佩采老师准备在12日请两桌，邀我们一起过去。说着说着，蕴玉突然“不、不、不”地说着，然后就坐在那发呆整个人没有了知觉，惊吓得国英老师不知所措，我立即将蕴玉背到房间的床上，半小时后，蕴玉苏醒过来，走出房间，直说自己没事（7月30日早上，离开宝昌路四姐家去宝山，在上电梯前，蕴玉曾犯过一次）。

这样，校长、国英老师和我商量，并马上打电话给徐佩采，说明情况，让她和其他一些老师11日来南翔。

靖钰也来电让我们13日晚五时前去浦东大道五牛城张生记酒楼聚会，到时她派车来南翔接我们，并直接点了几位当年的老师名，让我们通知一起去。

11日，原新疆六团一中的老师徐大宝和丈夫董文斌（原六团宣传科），赵丽娟和丈夫顾国峰（原团一中指导员），秦奋及徐佩采都先后来到，房兰花老师因不适打来了电话问候蕴玉的身体。中午就在一家校长熟悉的人的酒店吃饭，与9日差不多标准，但价格却少了一半。

12日，校长因其他事去了巿里，这边国英老师找来原师范学校老同学，开着车陪我们去了嘉定老城游玩，陪孙孙彬睿坐了游船（这是孙孙跟我们到上海唯一的一次“玩耍”），中午在一家“宜茶馆”的地方吃“自助餐”，下午，游“孔子庙”，到F1赛车场外边远观场景，还到一处德国人修建的无外挂空调的“红房子”转了一圈。13日上午就近在南翔古镇、古猗园拍了一些照片。

下午4点不到，靖钰派车来接我们直接将我们拉到酒楼。所邀约的秦奋（当年赵戈飞的班主任）、汪凤英（当年高中时靖钰的地理老师）和徐大宝两口也先后到达。在五楼餐厅，不一会，靖钰和她女儿赵靖婧（英博士在读）、朱永红和女儿李璐瑶（大三在读）、甘爱平和女儿陈可桢（高三在读）来到餐厅。她们和在场的每个人握手打招呼。

朱永红和女儿走到我身边，先将女儿介绍，然后说：“陈老师还是老样子。”我突然想起靖钰曾经说过“我们三人中朱永红最漂亮”，我开玩笑地对她说：“朱永红还是那么漂亮”，她看看身边的靖钰和甘爱平，说：“是吗？”大家会心地笑了。

参加今晚聚会的还有郭亚芳和丈夫畅旭升，王玲等共二十人，分坐两桌。靖钰刻意将她们三人、她们的女儿和祝校长、我及我的孙孙安排在一桌。靖钰的先生赵戈飞则安排在另一桌。坐定后，靖钰致词，她说：今天在座的都是六团一中的老师和学生，大家共聚一起，感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培养，祝福老师们身体健康！祝校长和我分别讲话答谢。大家频频举杯，互致问候。饭后，拍下很多珍贵照片，靖钰又派车送我们到南翔。

大上海的夜晚，到处是霓红灯，将城巿照耀的跟白天一样。在滚滚如潮的车流中，我很感慨：这一次上海之旅真是不虚此行，她圆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使我今生难忘浦东！！

 

（六）新朋友 老朋友

在我们决定利用假日带孙孙再次去上海前，我曾经写下这样的话语：

“今天，7月18日，经过多日的准备和谋划，今天终于启程。

“这是为了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与分隔有近45年的新疆原一连的朋友们会面。

“这件事是考虑时间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成行，问题主要是去后的住宿问题。虽说是家在那边，可怎么说呢，现在已经没有了，连个落脚、放放东西的地方也没有了......

“但不管怎样，还是决定了：去！

“今天，就要启程，就要去到那熟悉又陌生，那自幼生长却又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所好，我还有姜堰，还有朋友，我都可以去，我都可以住。

“18日，今天就要启程，去经受又一次盛夏酷暑的煎熬！！

“老朋友、新朋友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终于来了……”时间过的真快，这一转眼，快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虽然我们已经收获不少，已经圆满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点很让我不安，这就是蕴玉的身体。

……我还是接着往下写吧：

8月14日一清早，校长就叫来汽车送我们回宝昌路。因为今天已经讲好，要去医院给蕴玉检查身体（抽血和尿检）。在21日晚上，国英老师曾经联系南翔医院一个熟人，可22日早晨去医院却因蕴玉已吃早餐无法抽血检查失去了一次机会，后联系让四姐先去宝昌路边上的“中医院”挂号，我们回去就抽血检查。当天下午取验尿化验单后，四姐夫又帮去医院开了药。吃后，脚肿就消退了。25日医院上班后取到验血的化验单，因是全检，也看不出什么，只好等回到贵州再说。

25日上午，我们就在四姐家收拾行李，十点过钟，突然门铃响，一问，是家住浦西长阳路的蔡璇和她老先生登门拜访。

在我们8月1日离开长阳路她家后，蔡璇就一直电话跟踪我们，她给我们说：在她家既没休息好，也没吃好；她关心地询问蕴玉的身体；她让我们回头再一次去到她家；她说，她不常出门，一出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她说她要到火车站送我们却又不知如何去南站。我们很不过意，让她放心。可现在，她还是在先生的陪伴下登门拜访来了，一见面，就将一条戴在手臂上的价值不菲的手镯退下戴到了蕴玉的手臂上。看到蕴玉消瘦的面庞，她很动情地让我们好好保重身体，一年后再到她家，到时她将路费给我们邮来。时近中午，我们坚持着让她们和我们一起去附近的饭店吃便餐。

饭间，蕴玉又一次犯病，所好时间不长就缓过神。大家也是一阵紧张。临分手，就在大马路边，蔡璇与蕴玉相拥痛哭，难分难舍。蔡璇反复叮嘱，让我们一定再来上海。

下午一点过，四姐夫、四姐陪我们在宝山路站坐3号线去南站，建平弟和弟媳胡萍带着小孙女佳欣早早等待在车站，秦奋老师也从家中过来送我们。建平找来一工作人员，帮我们拖、拉着行李，一直送我们上了卧铺车厢。

当火车开动，我也无力地躺倒在卧铺上时，我的脑海里便不停地显现当年“文工团”战友和新疆一连战友、那新结识的安徽女孩以及我新认识我那些新疆老朋友的子女，他（她）们将成为我QQ的好友的身影。

啊，我的老朋友，新朋友！！

文章写完，这也是使《我这四十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