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周良宵·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作者：盐贩子搜集
|
|
|
|
| |
|
|
| |||
|
|
| |||
|
书讯：周良宵·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作者：盐贩子搜集
|
|
| ||
|
| ||||
|
| ||||
|
书讯：周良宵·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周良宵·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最近，一对年逾古稀的夫妇周良宵和顾菊英完成了一项篇幅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的编撰工程。他们就是今年７８岁的周良宵先生和７５岁的顾菊英女士。他们夫妇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长期从事史学研究，是元史和蒙古史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晚年转入文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李慎之生前曾力表支持。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长达６００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并于２００８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这项成果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十年文革前期（１９６５?１１—１９６９?４）系年录》，约２５０万字，以编年体方式逐日记载了文革前三年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是《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约３００万字，共收录文革期间“中央首长”讲话１１００余篇。第三部分是《十年文革大事记》，５０余万字。前两部分是光盘，第三部分是纸质书籍。《十年文革大事记》前，有作者撰写的长篇序言，表达了作者对文革的痛切反思。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与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 值得称道的是，讲话者既包括毛泽东和被官方否定的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也包括被定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者不以官方结论划线，为尊者隐，而是一概收入其中，体现了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良史品格。
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前期（１９６５?１１—１９６９?４）系年录》序 这本书是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三年多、也即是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的编年纪事集。它是一本实录体的原始资料汇集，目的是尽可能的保存那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材料，尽管现在人看起来，荒唐、横暴、无法理喻，而当时的群众就是根据它的精神运动的。如果不通过这些横暴荒唐的材料，后来人又怎么能够再了解这亘古未有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呢？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政治风暴和灾难，是留给中国人不容忘却、亟需深入总结的复杂课题。它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应该严肃地指出：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与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以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与发展而来。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如是而已。）是其无尚权威的彻底破产；它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上致命浓疮的全面溃烂，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最终破灭。不单止此，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于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１９７６年春，行将就木的毛泽东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解放并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是发动并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把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成自己最伟大的创造与勋业来自诩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推卸罪责的说法都只能是掩耳盗铃，欺骗不了人的。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作为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的辨白，更只能是一个用常识性辞语错误进行诡辩的低级玩弄。毛泽东本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既深且钜，罪责难逃，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深入一步来检讨，我们就绝不能局限在指明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要揭露和批判产生暴君与虐政的政治制度、理论体系，乃至于使它赖以生存和肆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中也包括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方面的堕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变成为神化了的暴君，而又为什么当他标新立异、一意孤行时，在上则群僚奴服，甚至在挨整致死时，仍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下则数以几亿计的人们，疯魔般地发动起来，为保卫一条自己也弄不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竭尽愚忠。详细来检讨理论、制度的谬失和社会的痼疾等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十分严肃、艰巨而又十分迫切的历史课题。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象某些破落的阔少所理解的单单是弘扬与继承祖辈的辉煌与荣耀；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反省和批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落后的祖国来说，尤其更应该反省和批判：为什么“地大物博”而又无力自强？为什么别人起飞而我们却在倒退？为什么专制主义在中国至今不得肃清？不能反省和批判的民族永远只能是落后、最终难免于灭亡。能够反省和批判才是我们民族扬弃落后，自新自强，迎头奋进，跻身于当代进步潮流的起点。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次最彻底的暴露。抓住这些病征找出病因，痛下针砭，沉疴才有可治之望，中国才有得救之期。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至今仍视同禁区。材料禁止流传，立论必依《决议》。为了一己的固权保位，讳疾忌医，置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于不顾，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气愤！历史难道是可依靠禁毁而遗忘，可利用一纸决议来任意涂抹与捏造的吗？ 正是有鉴于前述的原因，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们义不容辞地挺身出来闯这一禁区。我们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抢救和保存并初步整理将濒于绝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有的朋友听说我们从事这一课题，不无揶揄地取问说：你们能得到中央的档案和内幕吗？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老实承认，完全不能。我们收集到的只有、也只能有当时流传在民间，人各皆知的资料。我们所能作的只能算是一部野史。但是，正史从来就不能取代野史，正史从来就必须靠野史来映证。发生在当时民间千奇百怪，常理难明的事件也完全不是官牍、正史所能包容。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离开了这些民间的资料，就根本不可理解和恢复当年文化大革命诡异和复杂的社会面目。谓予不信，可以把当时的官方权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找出来翻翻。那上面除了应该认真看待的堂皇而隐晦的社论与评论员文章之外，其余充斥满版的，半出谎言，半出伪饰，许多事实真像却是半点也看不到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一个例子。公开的报导尽是撒谎，内部的档案谁说又都是可靠？再说，今天我们连明清的档案也还不能充分自由利用，那么，等待文革档案公布，这又将是何年何月才能盼到？至于说谋发东窗，施行诡秘的拜占庭式宫庭阴谋，从来就是不会形诸官方文牍的，恐怕即使有朝一日档案公布了，也仍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宗皇帝实录》我们今天是还可以看到的，但找得出“烛影斧声”的半点蛛丝马迹来吗？如果没有了野史，历史岂不更成了胜利者的独家消息？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不同的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编发小报、传单，对机关单位及其领导人进行揭露、批判。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成天忙于没完没了的接见、讲话，这些材料也不胫而走，在全国风行。由于当时候严格保密控制被冲垮，一些原不能为普通人所可接触的文件、决议、指示也纷纷在社会上曝光。甚至一些党内最高的机密案卷也公开流布。所有这些材料（其中当然杂有膺品），究竟实有多少，谁也无法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已大多毁佚了。一些图书馆的收藏则被限令销毁。几个大的图书馆里据说收藏甚富，但不允许借阅，更禁止复印。因此，我们在搜集时已经是困难重重。在全靠亲朋至友的帮助下，虽穷十数年之力，所得也止于此，离开实际甚远，实难免挂一漏万之讥。了解我们今天情势的读者，是能够谅解这一点的。好在本书的结构很灵活，将来有了新材料，发现了错误，增删补改，都很方便。我们也深知，这一项工作原不是我们两个人、也并不是一次修订就可以满意地完成的。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如果我们自己来不及作进一步修订，则谨以待后之能者。 下面，我们就编纂中的条例事项作一些必要的申明，以利于读者的利用。 一、文化大革命究竟应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结束？其间怎样分期、分段？国内外的学者多有分歧。本书包括的时间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纯是从可收集到的资料着眼，没有更多学术上的考虑。其中分编、分卷，也只是出于一种提示，以便读者利用；每卷所该的时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在标题后载明，也是为便利读者查找。 二、本书逐日记事，就事而采录有关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原始资料尽可能全文照录，参考资料则多重点摘抄。据实录存，完全不论其中的观点是非。 三、本书记录，主要限于北京地区的运动情况。地方上所发生的一些有关全局和具有某种典型性质的事件、可资参考者，也间作记录。至于各省市运动的具体情况，当各有专著，决非我们这一种综录之所可得而详。 四、对书中有关人物的臧否、事件的评骘，将是后来研究者的课题，我们的责任则是如实地保存原始资料的本来面貌。显然，它们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只是在取舍，编排上是贯彻了我们的意图的。 五、原始资料中，传抄翻刻，鱼鲁亥豕之处实多。不同版本也往往面目各异。我们只能择善存之，且一仍旧貌，尽管它有时文义难通。 六、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后发表的平反、定案和批判、回忆的著作，对事实有所补充，错误有所订正，或有助于后人了解情况者，我们也间或作为附录，加以摘引。但是，它们同样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七、在某些地方，我们作了些按语，主要目的仍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但也有的地方，间出己见，有所议论，亦情之所至，姑妄言之，痛定思痛而已。 八、由于材料的阙佚，一些事件被遗漏、甚至发生错误，实所难免，切望读者不吝教正，以利修订。 最后，我们在这里还要谨以至诚感谢所有真挚、热情、无私和关心我们这一工作的朋友，是他们慷慨的赐予我们多年珍藏的资料，提供一切可供利用的条件，大大的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有的朋友帮助我们通校原稿，提供修改意见。没有他们，这一工作是绝无法完成的。碍于时势，我们在这里不能逐一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情谊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与本书同在，与天地共存。
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序
巴金老人在历经磨难之后，沉痛的告诫人们要讲真话，他还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给文革讲真话。讲真话，自然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的，谁反对谁便是赞成讲假话，专以假话谋生的骗子也是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冒暴露自己伪恶真实原形的危险的。对文化大革命嘛，上自当今权要，下迄市井凡人，一致斥为“浩劫”，敢于公开为其辩护的人，也是几乎没有的。然而，巴金老人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为文革说句真话，以昭告国人和后世的意见却实际上被封杀下来，至今如沉大海。原因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当局者们害怕，至少是不愿意在文革这个问题上讲真话。这一点，从当局对文革的研究和对有关著作的严密控制，就是不争的明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泯灭的手段，来制造忘却。并以清理为名，销毁关于文革的材料，并严禁其流传，也是这个政策的有力证明。 然而，我还是有记忆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当年六?四天安门硝烟未散、血渍未干的时候，一位号称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匆匆忙忙地跑出来，让大家忘却。我的心凉到了冰点。我仿佛看到了在慈祥的老外婆背后拖着的狼尾巴。为凶犯拭尽屠刀上的血痕的人，不是同谋犯，也是有意无意的帮凶。这一点，一切善良的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服膺巴金老的号召，主张讲真话，然而，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见诸当时社会上的传单，记录本有差异，搜集又不可能周全。所以，除了肯定多有缺漏之外，语义不明、文句错讹之处更是难于仆数。除明显的错别字外，我们当然无权作任何加工修改，一切都保持旧貌。这，也算是存真。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文摘：
［按］吴晗（１９０９年—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明史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写过一本“讽世”的历史传记《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他还写过许多借古喻今的短文，抨击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辑为《历史的镜子》一书行世。中国的文人，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借古颂今，是传统的积习与常用的手法。解放以后，吴晗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领导人，又是历史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深为毛泽东所看重。历史学界的几椿大工程，如标点二十四史等，都是毛泽东交他牵头举办的。１９５６年吴晗加入共产党，仍兼民盟领导人。他自认为《明太祖》一书“指桑骂槐”，缺乏历史主义态度，于是另行改写，１９５５年写成了《朱元璋传》。对朱元璋作为农民革命领袖，一反过去的讽刺与谩骂而大加吹捧。这本书明显的涉有借古而歌颂毛泽东的痕迹，用了同一根马刺，昔以刺马，今以拍马，很惹人注目。书成，江青即向出版社索走样书，传闻有所指责。这本书也就长期被封存，直到六十年代初又定为“内部发行”，始稍有流传。〔１〕吴晗写海瑞，也是借古喻今的奉命之作。１９５９年４月２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有感于当时风靡全国的说假话、空话，不敢坚持真理、原则的歪风，提倡大家学习明朝的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精神。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十六条》（即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时，就谈到毛泽东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社会的人物都不如。”“在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订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根据毛泽东在上海这次讲话的精神，钱俊瑞和胡乔木都曾来找过吴晗，说你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当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从１９５９年６月到９月，吴晗连续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论海瑞》等四篇文章。１９５９年底，又应北京京剧团之请，把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送交剧团。经过几个月的修改，吴晗关于海瑞的文学脚本和北京京剧团王雁的舞台脚本才定型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９６１年２月正式公演。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５期）此剧上演后，毛曾在家里接见了扮演剧中海瑞的马连良，称赞吴晗写得成功，说马连良演了一出好戏 （苏双碧等著《吴晗传》；叶永烈《姚氏父子》）。但是到１９６２年３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此剧，看过之后，就不准再演了。 ６２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作现代海瑞，并认为毛主席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４２６页）江青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年，江青曾以个人名义找中宣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要求批判《海瑞罢官》。毛自己也曾说再三找人，均被拒绝。可见阴谋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开始。１９６４年下半年，江青又找过李希凡，但李不肯接受。江青去上海组织文章批判吴晗是在１９６５年春节过后不久，６６年２月８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时，毛曾亲自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见批吴晗是毛一个策划已久的密谋；而批吴实意在动摇彭真，并由此而直指彭真的后台刘少奇。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报告就坦率地承认：“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姚文元文章把吴晗问题与１９６１年的所谓右倾思潮联系，无疑是江青的授意。但毛泽东稍后才亮出底牌，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鸣冤。这就使吴晗的问题再次升级，由右倾思潮上升为反毛宗派活动。很明显，最早在姚文中为吴晗所扣的右倾思潮帽子，还只是毛所精心策划的投石问路手法。批吴是作为倒刘的突破口设计的。 吴晗看了姚文，心中不服，他在１１月１４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１９６１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１９６０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１９６１年要‘刮风’”。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３６２期，标题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毛泽东看了此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但是对吴晗还是照批不误，而且不断升级。（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第二卷（山雨欲来—毛、刘矛盾的发展）按语： 毛从什么时候与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并使他下决心撤换刘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权位？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书曾提到：根据资料和毛自己的说法，大体上是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问题是在１９６２年。《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１９６２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１９７０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长谈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革命》，其中说：“一九六二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第６０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则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第８６页）而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对毛泽东深有了解的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则肯定毛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是在５６年八大反个人崇拜，抹去了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词句开始。我们以为这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毛泽东，即使说是一种矫情巧饰的伪装也罢，其表现还是比较谦虚和大度的。刘少奇对于毛也是忠心辅助，事事紧跟，关系是和谐的。“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２〕毛于是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情，宸衷独断开展了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修反苏等一系列运动，以张大个人权威。然而，在实际面前，他这一连串独出心裁的设想和作法都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是对所谓“双百方针”的自我讽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狂妄无知的毛式经济空想追求的彻底破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为毛自己带来可供慰藉的效果；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蒙上污垢。毛是在接连碰壁的情况下，十分不情愿地实现他久已（５６年）提出的冠冕承诺，勉强退到第二线上来的。他留下来的是一屁股屎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是封建专制政治传统塑造成的最好管理、最驯服的羊群。只要有不为已甚的扰农、有最低水平的温饱、有可以做“太平犬”一样的最起码的安定，“民亦劳止，迄可小康”，历史上的文景、贞观等治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在疮痍满地的废墟上建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所执行的仍然只是不扰农、稍宽松的传统“仁政”，中国便又一次奇迹般地从全民饥饿中复苏了过来。 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不能不作出检讨，对极左的空想蛮干所造成的后果羞羞答答地承担了责任。而刘少奇则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支撑有功，成了以稳健和正确而为众所服的英雄。这对正处在自我陶醉颠峰的毛是最难堪的羞辱。这以后，毛便在不甘冷落的挑剔情绪下指责当政，愈来愈左甚至愈来愈不近人情。刘和他的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当然只能把毛的这种过左言词当作牢骚来应付，于是在表现上愈来愈对毛敬而远之，把毛当成木偶高高供起，实际上则自行其是。〔３〕终至于在１９６５年初，以四清为导火线，毛刘矛盾事实上已公开化，毛已决定搞掉刘而重掌国柄，夺回失去的最高权力。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心和奥秘。当然，毛、刘的分裂也渗杂着许多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各种理论斗争、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争议、中苏争衡的纠纷，以及政治权力的赌斗。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学家从多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与说明。不过，这里，我们还想从根本上指出：在中国这种有着斯大林极权模式和自己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在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的风气已经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权势甚至已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皇帝。极权和家长专制就是意味着不存在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分散，不容忍他人一星半点不同的意见。更加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或动摇他的权威。自古兔死狗烹，功高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权臣功高震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是中国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权力的争夺和权力的集中，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片永无停息的转动磨石。刘少奇的挨整倒台，从这一角度看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方式与结局如何，难予预测而已。就以建国以后为证，随着毛的威望与日俱增，其个人独尊，不容歧见；猜忌旧日的战友与盟友，翦除恃功而不驯的同僚；以及追究前嫌，睚眦必报的事，已接踵发生。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处决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此之前的９月还对梁漱溟大张挞伐，意在镇胁党外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１９５５年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１９５６年对周恩来、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发起攻击，迫使他俩认错检查。１９５７年制造反右派运动彻底整垮党外民主势力。１９５８年借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为名，使刘伯承、萧克等一大批高级军官蒙受屈辱。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以极端蛮横的手法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联盟”。毛在批判彭等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竟屡次当面对朱德进行羞辱。１９６０年谭政以放弃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罪名而被黜，１９６２年，指小说《刘志丹》为反党而使习仲勋等受株连。同时，邓子恢最终被撤除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１９６４年李维汉以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罪名被罢去中央统战部长的职位。王稼祥的国际联络部部长职务也被撤去。１９６５年陈云因１９６２年的“右倾”而再次被迫检查，文化部也进行改组。１９６６年初，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乌兰夫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斗争的同时，陶铸垮台，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一批勋臣、老帅被打成右倾分子与“二月逆流”的罪人。贺龙被迫害致死。即使是由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林彪、长期倚重的笔杆子陈伯达，也终于被翦；周恩来则一直在被他准备好的自首叛变（即所谓“伍豪声明”）帽子威胁下，如履薄冰，而卖命输忠，以求自保。在毛泽东身上，斯大林与朱元璋的鬼影，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到。因此，我们说，毛必除刘，这是个人专制政权下无可避免的逻辑结局，什么“理论”、“路线”、“意见分歧”，乃至于通外嫌疑、历史污点等等。都只是胜利者根据需要，可任意制造出来的罪名，原不需要历史学家过多看重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共产主义理想家的面目出现的。在他纵横捭阖，娴熟地运用政治权术，斗争同志、剪除勋臣的时候，总是用一种貌似极端革命的理论作外衣，借以欺世惑众的。这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一外国学者也称之为毛主义——的内容，从思想哲学的角度看，美国学者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包括唯意志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大致是不错的。〔４〕归结到一点，就是封建的农民意识。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农民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为农民革命的理论。〔５〕农民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农民革命永远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便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那么，毛主义则是更加落后的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的变态。它可以打翻蒋氏王朝。但是，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上，毛也同样跳不出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覆辙。毛的经济理论实质上不比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进步多少。他的所谓“大跃进”是对现代经济极端无知的蛮干：所谓“人民公社”则是直接导源于“五斗米道”天国的理想。在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的讨论中，毛亲自注释了《后汉书?张鲁传》，作为文件，分发与会者。这个狂悖的土共产主义追求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他决心要把旁落的权力夺回来，从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推进他的理想，即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一举革除所有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刘少奇作为一个务实的党务领导者，和毛泽东在思想作风上是有所不同的。在紧跟毛泽东而取得反蒋战争胜利的情况下，他们俩人之间很可以相互配合，少有矛盾。但随着毛泽东社会主义蛮干的加剧，刘已多次暴露出在关键问题上的被动。等到毛横暴蛮干明显失败而刘少奇以正面人物出现来为他收拾败局时，两人的分歧就暴露出来。 １９６２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了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报告。他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认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分析：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但也有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他还讲：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会上，彭真对毛也进行了露骨的批评。这无疑对毛泽东的自尊自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这次会议仍然是耿耿于怀。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１９６２年的右倾。”这里的“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 从此以后，毛就结束了从５９年开始的退却而为进攻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在理论上，修改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了所谓过渡时期的理论。同时他利用并鼓励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推崇个人崇拜个人迷信。 １９６２年８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发起进攻的开始，他撇开原定会议的主题，出人意外地提出“阶级”、“形势”与“矛盾”等问题，并提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与“翻案风”。他声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所写的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的理论已开始了近乎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在随即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时，在康生的提示下，指李建肜（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夫人）所写报告文学《刘志丹》一书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活动。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他宣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紧接着，毛泽东越来越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神经，几乎触目都充满了严厉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幻觉。阶级斗争的狂热，加上对自己退居二线之后所受到的冷落更激起对权力的炽欲、死后的担心等因素发展为对现实的恼怒。他决心及早行动，把权力夺回来。于是，他像一个被激昏的臆症狂者，对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与部门，多次进行了左得不可理喻的辛辣、而且恶谑的指责与批评，并对某些情况有意夸大，危言耸听，以制造舆论。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尽可能地就这些方面作一些摘引，以见一斑。他说： 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８月９日）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２日〉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 １９６３年５月２日至１２日，毛在杭州召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不难解决。这是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作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国家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更大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０日） 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与金日成的谈话》１９６３年５月３０日） 你们（指河北）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里被篡权的基层）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在邯郸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的谈话》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 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与日本共产党来访者的谈话》１９６３年８月４日）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７日）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１９６２年初中联部长王稼祥就国际情况与对外方针提出意见书，被毛认为是与国内“三自一包”相配合的对外修正主义路线）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李维汉在１９５６年曾有五年内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之说。１９６２年已受批判）。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与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２月９日） １９６２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就象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指北戴河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开了两个月，八月到九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有一个同志是主张三自一包的，就是邓子恢，他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是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回事。……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与金日成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２月） 就在那年（１９６２年）八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作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１９６２年很猖狂。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各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在武汉接见日共绔田等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０日）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洋人死人，我们的国家要亡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６月６日） 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６月８日）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６月８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在十三陵的重要讲话》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 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案：即毛远新就读的哈尔滨军工大学）就有。……哪里都有反革命！……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与毛远新的第二次谈话》１９６４年８月）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路线、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四清”、“五反”这个政策产生出来，还要谢谢广东的一个反革命，他写信给某某和某某，要我交出政权、军权。（《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４日） 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摘录）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指周恩来）的秘书长（当时齐兼任文化部副部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运动中的问题。早在１１月底毛泽东在听工作汇报时，就心怀叵测地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作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当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不同意都看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有什么问题便解决什么问题。毛则认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邓曾提出：毛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参加。毛坚持参加。１２月２０日在中央常委讨论时，毛与刘就发生分歧。毛强调要整“当权派”。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呀？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刘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毛驳斥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１２月２７日毛又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刘少奇不同意提一个派。他并没有直接反对毛的说法，而是提出：有人说有两类矛盾交叉，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他又讲话，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会后几个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不该插话，对毛主席不够尊重。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作了检讨，但毛不满意，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此后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连续批评刘少奇。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三届人大重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１５０００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１９６４年８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集中大批干部，可多至万人，同时在一个县内搞四清，得到了毛的同意）１月１３日，毛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映。１月１４日，毛在大区书记会议上说：１９６３年５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９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是邓小平和书记处，一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参考《曲折发展的岁月》第６０１—６０４页；《文化大革命论析》第６５页） 到１９６４年底、１９６５年初讨论“四清”，（毛）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邓小平文选》第２６０页） 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秩序，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讲话）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就信他们的，不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同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５日） “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５４页，时间不详）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阶级。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五、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１／３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同上第５９－６１页，６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同上）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转引自周恩来《人大三届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６５年１月１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跌到斜路上去。（《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５年１月）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为、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９日） “这次运动（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已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１５％的人工作，而且这１５％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 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５年７月） 毛主席：……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毛主席：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谈话记录》１９６５年８月３日） 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１９６２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才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１９６２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关于诱敌深入及援助越南问题时的谈话》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１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１９６５年９—１０月） 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在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的谈话》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在汇报中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经过锻炼的时候）。毛主席说：就是这批人出现修正主义。（《在听取某某某同志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在这一段时间（１９６２—６５年）里，对文艺、对学术的批判，也在各个领域内紧锣密鼓地展开。它们都是由毛泽东直接导演或直接利用的。 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江青随即组织批判，对孟超的《李慧娘》与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有鬼无害论”大张挞伐。“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４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在全国广泛放映批判。并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红日》、《舞台姐妹》、《兵临城下》等、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许多文艺作品横遭批判。这时的江青，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名被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哨兵”。１９６５年４月，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结束，免去齐燕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职务（部长沈雁冰为党外人士，保留名义）、成立以萧望东为书记、颜金生、石西民为副书记的新党组。 １９６３年８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４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毛泽东看到后，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既把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多余的话》定案为背叛，并从此布置大抓叛徒。１９４３年间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吕振羽神秘被捕。据黎澍的揭发：１９６２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１９５８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之一。与会同志，特别是来自地、县、厂矿的同志纷纷反映各地实情并对中央工作中的指导错误提出严肃批评，但会议对于中央核心中的分歧（即站在第一线的中央集体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并未解决。随后，陈云几次讲到必须充分估计我国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提出不要只想到钢（以钢为纲）了。６月，彭德怀写长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请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弄清性质，正确处理。９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此为起点，在国内掀起了“反修防修运动”。党内一大批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错误主张的同志，便成为修正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对象。当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后，史学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戚文，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戚本禹闻讯惶恐不安，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他转达毛泽东意见，说是戚文写得好，党内的叛徒问题多年以来没有解决。戚文提出了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于是在康生指导下写出来的戚的第二篇文章气势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怀，兼及赫鲁晓夫，借以影射党内的“叛徒”和“修正主义”。毛泽东不顾公安部从１９５４—１９６４年十年间对瞿秋白被害案的审查结论，一反他过去对瞿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叛徒”，也是为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的现实斗争服务的。（《评陈铁键著〈瞿秋白传〉》载《书林》１９８８年第６期；参考陈铁键《秦城审戚本禹》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３年第五期） １９６４年６月，在康生策划下，开展对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所谓“合二而一”问题的批判。８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辨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康生有意“引蛇出洞”，“开始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康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讲话）制造了“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被撤去党校校长职务。毛泽东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直接反对他的。他说：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４日） １９６４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围剿批判，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的经济理论，较之苏联的利别尔曼更利别尔曼。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在历史学领域内，孙达人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受到了毛的称赞。〔６〕 总之，在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５年间，毛泽东似乎已经感到亡党、失天下的危险已经近在眉睫，三分天下仅有其二，发展下去，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这个政权就要完蛋。应该说，毛泽东确是看到了某些隐伏在现政权下的危机和症候之所在的。在《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９日）里，毛泽东提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共产党特权统治制度下所滋生的官僚主义指为资产阶级的罪恶，这是栽赃行为，把他们归为阶级与阶级斗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但是，毛泽东的确看到了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迅速僵化、腐化。“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虚无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事情变得如此糟。第一个虚幻就是对六十年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夸大。”（特里尔《毛泽东传》第３９４页）毛泽东不能、也不愿理解，正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与特权垄断产生了无可救药的腐化、丑恶的官僚特权集团，而他自己便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和首领，然而他却把所有这些一古脑儿诿罪于虚妄的敌人的破坏。随着年岁将尽，他的担心与失望与日俱增。他执拗地认为，如果依照他５８年大跃进的一套来做，中国是不会沦溺到这番境地的。他最害怕的是斯大林死后的悲剧会在他死后重演。因此，他非常后悔自己在５９年搞所谓一、二线，把党和行政大权交给了有赫鲁晓夫嫌疑的刘少奇之流。他相信，只是因为５９年以来因自己“有意的”大权旁落，才使中国这条船转向了错误的航向。他认为：建国以来，自己唯一有责任的是搞了一、二线的问题。他说：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中央分一、二线，最早是在１９５３年底由毛泽东提出，但长期没有实行。）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起立，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也不找我。６２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４日）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作的不太好，就是一、二线的问题。搞一、二线，原来考虑我国的安全问题，并鉴于苏联国内外出现的问题，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搞一、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别的同志处于第一线：刘、邓处在第一线。刘是副主席，一些主要的会议是刘主持的，邓处理日常工作。现在看来不好，结果搞得很分散，所以十一中全会把二线取消了。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我不主持，好多事让别人作，原想培养别人威信，考虑到我见上帝时国家不致发生大的震动。中央讨论时大家都赞成。后来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搞分散主义就不对了。……过于信任别人。这件事引起警惕是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北京的事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我没办法，中央也没办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为什么说我有责任？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因为北京没有人办。（《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仍然多次就自己被架空而大发牢骚。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在中央工作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 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作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铙。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 好几年，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 我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败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 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退居二线之后，已经对实际政局丧失控制。他所以悍然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就是把失去的实际权力再抓过来，由自己重掌国政，以便推行自己的理想路线，重新选定可以信赖的继承人，保证“千秋万代，永不改变颜色”，使自己的尸骨免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烧化。对权力无厌的争夺是在对虚妄的伟大理想狂暴追求的谎言下进行的。 第四卷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７日（毛泽东论反对折衷主义） １１月２４日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上海静观形势的发展。鉴于北京方面的抵制，他下令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上海新华书店给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发来征求订数的电报，要求请示市委宣传部后，速报订数。，１１月１２日至２６日全国各省报纸，除《北京日报》、《湖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家外，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等均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电话向上海《文汇报》打听文章背景。张春桥严令封锁消息。经请示在外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７〕组长彭真，彭指示暂不转载。本月中，彭真回北京，指责上海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吴晗，“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发表这篇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文化部长周扬指责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是勉强的。彭真也说：“《海瑞罢官》这出剧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按］在文革期中，所有彭真等当事人都说：他们对姚文的来头是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其实这不符情理。据后来的许多报导，彭真清楚地知道姚文是由江青组织的。而江青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毛的观点，老于官场的彭，决不会如此无知幼稚。但是彭真仍然明知而硬顶，他是有所恃的。第一：姚文的发表，不符合组织手续与原则。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决定而发表的东西，只能认为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中央。北京各报可以不予转载。第二：彭完全相信，通过正当的组织程序处理时，他可得到刘、邓等的支持。邓对牌友吴晗的“罢官”，认为无足计较。他曾不无谑意的说：“等教授罢了官，好打桥牌。”其同情的态度，于此可见。刘对姚文的发表，态度比较持重，但支持也当然在彭一边。故彭真实有所恃而无恐。由此而更激怒于毛，事态益趋恶性发展。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省市是不是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下卷第１０２６页）可证作为刘少奇嫡系的彭真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也是有账的。 ［按］据罗瑞卿的女儿点点所撰《非凡的年代》所载：罗２５日抵上海，“当时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们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２６日，“晚上父亲见到江青，江青也对父亲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回到驻地，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罗瑞卿就姚文向彭真通报，可见两人关系的密切，也很可能就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先搞掉罗的原因。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抨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抨击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按］姚文发表前三天，张春桥曾邀集上海学术界人士李平心、周予同等对姚文提意见。与会者均表反对。据江青指示：“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覆搞，他们非出马不可。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于是《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组织“放”。１２月３１日，又召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名宿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 、李俊民、李平心、陈守实、魏建猷、陈向平等座谈，以“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以陷人于罪，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毛就曾经施用过。嗣后以向领导提意见为名的鸣放，如６１年间的神仙会，６４年的三干会等等，都是以民主为诱饵，鼓励人“畅所欲言”，然后再秋后算账，进行政治打击。此即毛的所谓“民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