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读一遍

         ――《父亲的战场》读后

    朋友寄来一本书：《父亲的战场》，这是一本讲述滇西抗战史的著作。作者章东磐在序言里说：“这本书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然而这本书叙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但不属于象牙塔里编撰的历史。作者和他的朋友们不仅广涉各种文字资料，而且不辞劳苦脚踏实地考察滇西抗日战场，寻访每一个可能找到的老兵，搜集他们当年为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浴血奋战之往事。正如作者文章中所言：“只要是讲中国抗战的事情，很多都值得我们趁着当事人没死绝的时候再重新调查一番，别让虚假的信息在我们长年自卑进而急需自我鼓励的脆弱内心安营扎寨，以至于听到真话自己受不了。”
尽管自以为对于抗战史并不生疏，各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实也了解不少，仍能从这本书里知道许多前所未知的信息。这本书不是那种我们见得多了的冷漠说教，作者描述的故事，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独特的；都是倾尽作者和他的朋友们的执著发掘出来的。字里行间，你不但嗅得到当年战场上的硝烟，更能感受到战死者与幸存者的呼号与喘息，这是一部饱含人性的历史。作者采用了大量照片，尤其是那些历史照片，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大人物做秀照，而是活生生的底层官兵民众战争生活实录，让读者直观地看到当年抗战的部分场景，这是任何文字描述都无法替代的。应该是本书另一个特点。一本书，一篇文章或其他作品，只要具备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它就是杰出的、有价值的。

例如开篇第一文：《寻找少校梅瑞姆》，作者和他的朋友们从查找文字、图片依据到现场考察，直至寻得牺牲者的后人，在各种传说与疑窦中找到真相。这是真实的历史，而非用原则涂抹过或人云亦云的“历史的真实”。它并不掩饰作者的感情：对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刻和我们共同战斗、牺牲的盟友，我们应该有感激之情！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有良知的民族的道德底线，也是一个文明人的人性底线。我认为：无论历史带给我们的是愉悦还是苦痛，我们都应该坦然面对，这是人性的历史观。现在不是高歌《国学》么？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父亲的战场》用一系列独立成章的对抗战人物、事件的探究，展示了一种“坦荡荡”的解读历史的态度，贯穿始终，窃以为，这正是这本书最可宝贵的精髓。

我一贯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实实在在是有史以来最坎坷的一代人。他们生于内乱之世，长于史无前例的战乱之中，及至战乱平复，则处于无休止的运动里，及至改革开放过上人的日子，他们却时日无多了。想起来都令人心酸。母亲亡故前不久与我闲聊，一贯对党忠心耿耿的她，竟然冒出一句经典：“日本鬼子打进来还可以逃难，运动来了往哪里逃？”她生于满洲里，那时叫做芦滨县，尚在丫丫学语便开始逃难，大舅告诉我，是鬼子用刺刀押送赶出东北的。然后颠沛流离，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直逃至贵州都匀。他们始终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出于人的生存本能而逃难。父亲也是武汉会战时逃离河南乡下的初中生，一直逃亡于战场降临之前，然后进入铁路修建队伍，从湘桂线到南防线，参与了广西及周边所有铁路的建设。但同样没上过战场，唯一使父亲得意的，只是在昆仑关战役时参加过铁路支前队，算是与抗日战场沾上点边。

本书描述的主要是滇西战场，有血有肉的人物从将军到士兵，到战火中的民众人物。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座座陵园之内之外，一种寓于平凡中的伟大精神跃然纸上，小人物的血也是血，并不比大人物的血淡些。我尤其想推荐《三等科员熊文定》，看见这个题目不禁想起果戈里《外套》里那个“九品文官阿卡基”。这位俄国文豪笔下的阿卡基是俄式农奴体制下一个悲剧人物，是虚构的；而熊文定是真实的无名英雄。这位老人年轻时跟在著名的张问德县长身边默默无闻为抗日竭力，却沦陷于晚年的凄苦与贫困里。然而却保持一身正气！他平淡无奇地戳穿了几个谎言，即使那谎言看似在为抗日英雄人物添彩；他也不避嫌地为“顺民”辩护，作者画龙点睛地总结也很精彩：“他把政府的本分、军人的职责和百姓们的求生分得很开，他一句也没有责备那些没有参军抗战的男人们，并且叮嘱我一旦落笔要留情”。

读到此，我心里涌上一股敬畏，老人那种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以及清醒的头脑着实令人敬佩！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本地电视台播放的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一群柳州、桂林的抗日网站网友去探望一位抗日国军的“李将军”，这位日后坐了几十年大牢的老人，释放后回归原籍乡下，镜头里显示他那个栖身的窝棚实在难于称作人的居所。这些年轻的网友们心情凝重凑了几百元，老人颤颤巍巍地接过这笔“巨款”，道：“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不知道他曾做过哪支部队的“将军”，但相对于“三等科员”而言，人格与尊严无疑早已荡然无存，被改造成麻木愚钝的行尸走肉了。感谢作者向我推介了这位平凡的科员，那份正直与坦荡，虽然在作者其他的人物采访中也有体现，熊文定更足以成为一面镜子，照着我们的灵魂。

这本书还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话题：应该怎样看待蒋介石的抗日举动？在《双虹桥》一篇，作者有言：“蒋介石作为民国的元首与军事统帅，保卫领土与主权完整，保卫人民不受外敌欺凌，本就是他这国家第一公仆的法定职责，本就是份内之事，就像警察遇见贼不该逃跑一样。”我认为作者是清醒的。拙作（未杀青稿）《最后的抗战》里有一节说道这个话题，与作者的观点基本一致。抽取拙作篇首一段话：“唐德刚说：‘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窃以为，蒋抗日坚决是不假，那是他不容推卸的责任！当初毛诬其躲在峨眉山上，日本投降便‘下山摘桃子’纯属颠倒黑白。但倘若如唐教授那样恭维蒋，那么给历史的仍是假象，另一面的假象。”
我推荐读者看看《双虹桥》，对蒋先生的评价切不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事实上，老蒋领导全国抗日确实不力，国军将士为此多流了很多血和泪，人民更因此蒙受了本不该蒙受的许多死难。作者踏勘了诸多旧战场，告诉我们：“日军5月3日攻占国门畹町。5月5日即抵惠通桥”，“在从芒市到通惠桥的200多公里山路上，攻入中国的日军竟未遇一兵一卒抵抗。”这些信息反映出老蒋指挥的军队极其糟糕。对于第一次入缅败阵，整支国军陷入无序溃退之中，老蒋负有不可推卸的瞎指挥责任。我甚至至今也无法弄明白，老蒋怎么会采取一种把自己的队伍搞乱的指挥体系？蒋本人直接插手、军委会参谋团和远征军司令部交叉干扰、史迪威还获得蒋所授“指挥全权”，除了乱七八糟之外无法用别的词描述。号称首支机械化部队的杜部，何以不抓住日军立足未稳、顺着滇缅路硬打强攻，却弃车丢炮走路翻越野人山？那片地方当地人称“鲶磨河”，意即“妖魔出没的地方”，结果葬身莽林者远甚于作战牺牲者！而戴安澜可以抗拒参谋团团长林蔚之东撤令，服从低一级的杜聿明西撤令，致使一个万余人的加强师只剩4600余人，自己也“壮烈殉国”。我不想低估杜、戴两位将军的抗日功绩，但如此不负责任的愚忠信条，岂不是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也鄙弃的么？

如今网上有一种倾向，简言之就是厘清老毛制造的谎言之余，把蒋介石捧过头了。他不折不扣是个脓包，杜鲁门晚年作《口述自传》，仍耿耿于怀地说：“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甭管杜鲁门是否言之过激，基本事实是没错的。我们今日判读历史，至少应该学习“三等科员熊文定”，保持一份起码的清醒与笃定。

不过也得说一点出入：“钻石镶着蒋夫人名字的卡地亚化妆箱”并非驼峰运来，而是蒙巴顿就任东南亚战区司令时拜会老蒋，是他送的礼物。捎带着为史迪威说情，或许这份厚礼起了作用，老蒋多留了史迪威一年许。而美国飞行员则说蒋夫人的钢琴被扔到山沟里去了，因为发动机故障必须卸载，以免坠毁之灾。那生日宴会上的钢琴肯定是另外整来的。而驼峰航线确实曾经运过整架飞机的辣椒粉、垃圾箱盖乃至其他走私商品。张县长在腾冲组织迎还戴安澜骨殖的故事没有可能性，但戴骨殖亦非从片马入境。片马入境的是余韶第96师残部。200师残部系6月2日经由八莫－南坎间边境归国的，只是高吉人代师长等还得潜伏行进，直至18日渡过怒江才获喘息机会。

有不同看法的是：英国人肯定没有作者说的那么无辜。1940年7月他们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在美国的压力下于10月才开通；12月23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规定日军威胁缅甸时中国军队应开进缅甸对日作战。然而1941年12月日军威胁骤然升温，蒋要求商讨出兵计划，英军总司令韦维尔拒绝中国出兵，要求只需将在仰光的租借物资系数拨付英军即可，遭拒绝。韦维尔竟擅自决定占有一船中国以租借贷款形式购得的美国军用物资，还劫夺中方已领取的卡车150辆。蒋下令将仰光所有囤积租借物资退回美国，撤退驻缅人员，中止中美英之间一切合作。美国代表麦格鲁奉命解决问题，英国代表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事。但韦维尔仍对蒋表态：“英国无须中国援助，只要将美援物资拨交英方即可。”英国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A.尼迈耶告知美国：作为大英帝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希望战后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1942年1月下旬日军开始轰炸仰光，日军开始攻缅境，韦维尔这才亲赴重庆要蒋派兵不得超过一个师！至⒉月9日，日军从占领的毛淡棉出发强渡萨尔温江，此时韦维尔终于发现他的英印军、英缅军根本无法抵挡日军攻势：“日本人大胆巧妙的的战术以及他们掌控制空权在英军中造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不断敦促老蒋迅速出兵掩护英军撤退。毫无疑问，最佳战机已失，责任在英国人。无论英国人在敦刻尔克表现何等杰出，2月23日，在锡当河败绩的英印军，一个旅逃过河之后就炸桥，把自己另一个旅隔在河那边，留给日本人歼灭。剩下的事情就是赶紧销毁租借物资，972辆卡车五千只轮胎被烧毁，还有同样多卡车、吉普车，以及一千多挺机枪大批弹药都归英国人。这些都是中国租借贷款支付的，最终被缅甸造反者抢掠，剩下的或销毁或被日本人缴获。最可憎的是，开罗会议丘吉尔承诺发起“海盗”行动，从海上攻击缅甸，中美两国军队从陆地夹击。结果他回到伦敦就食言，取消了“海盗”行动。此举连罗斯福也恼火。丘吉尔本来态度明确：缅甸丢给日本人以后可以夺回，丢给中国人就夺不回来了。

该指责谁就指责谁，说英国人无辜会有失实之嫌，但全怪英国人无疑不对。从昆明到边境，司机们得过8个海关关卡、十几个省里的检查收费站，他们分属于15个政府部门。这使每月运输能力三万吨的滇缅公路实际运量只有六千吨，仰光港口积压租借物资全部运完得八个月！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极其恼火：“他妈的一丁点东西都没有通过滇缅公路运过去？”他派运输专家D.阿恩斯坦去调查，阿恩斯坦很快向蒋介石提交了解决问题的报告，委员长非常高兴，他让阿恩斯坦承包这条公路的管理，按每辆车上缴百分之几的特许费即可。这位美国人拒绝了。结果是参与机构更多，月运输量更少了。尽管随后美国租借物资委员会派出46位民间专家组成专门机构疏通了道路，只可惜好景不长，日寇攻占缅甸这条路非但不能运输租借物资，还成日军迅速挺进的捷径。

一部苦涩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尤其是经历过众所周知的漫长时代刻意扭曲，如同一团茫无头绪的乱麻。所幸改革开放以后当局放松了管束尺度，尽管有限，越来越多的学者文士还是尽其可能地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使我们明白了诸多原本不明白的事情。作者的努力是自愿的而且是开拓性的，他的“抢救性发掘”行动挽救了许多真相，尽管那些亲历者的口述史尚须作者多方查证核实，这更证明了作者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例如熊文定老先生就在作者采访之后驾鹤西去了，倘若没有作者的努力，那些历史见证肯定也得永远埋没。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作者和他的伙伴们极有意义的工作。

（2009-7-27；本文刊载于8.13《南方周末》第24版，题名改“父辈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