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风沙 抽旱烟(插队落户纪实三篇)
作者:孙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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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落户纪实
第三天早晨,天空刮起了大风。呼啸的狂风卷起沙土漫天飞扬,直刮得天昏地暗,使人难以睁眼。用当地人话说:“刮冒烟儿了。”门窗紧闭也挡不住风沙侵入,屋里到处覆盖着一层尘土。用茶缸子喝完水,茶缸底留有一层沙子。高粱米饭也不例外,牙碜是必然的。去到猪舍方便一趟,脸上和身上都会挂一层沙土。夜里,风吹得窗户哐啷哐啷直响,随时都有被刮走的可能,使人难以安睡。就这样,六、七级大风连刮了三天三夜。我们头一回领教了塞外风沙肆虐的厉害,待在屋里躲避风沙。有的凑在一起打扑克牌,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写信。 小岳脸上贴着白纸条,一边使劲地拍桌子,一边大声喊道:“你还几根(张)?报个数,你还想走吗?” 孔庆文急忙走进西屋,惊慌失色地说:“咋地了?咋还干起来了?有啥事不行好好说?” 我解释说:“没事,我们打牌就这样。” 看我们脸上都贴着白纸条,孔庆文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微微一笑说:“你们这打牌,可真够吓人的!我寻思你们干仗呢!我们这打牌都悄不声的,不像你们吵吵巴火的,还啪啪地拍桌子。桌子都拍坏了,那手就不疼?” 我们很不以为然,仍是兴致勃勃,喧嚷不休。 “这哪是打牌,简直是玩儿命!”说着,孔庆文摇了摇头走出西屋。 “你们干啥呢,这么热闹?”随着话音,尹大哥推门走进来。 我忙打招呼说:“尹大哥请坐,我们打牌呢。” 尹大哥盘腿坐到南炕上,看我们脸上都贴着纸条,面带微笑说:“一走进队部院子,就听见你们吵吵嚷嚷的,我寻思咋地了?闹了半天是打牌呢!” 我拿了一支香烟递给他说:“尹大哥抽根儿烟。” 尹大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烟口袋说:“不抽洋烟,没劲儿,还是这个来劲儿。” 我一看那烟口袋,甚感惊奇地说:“嚯!真好看!” 听了这话,大家都围拢过来,抢着看烟口袋。那烟口袋是用天蓝色布缝制的,两面是用彩色丝线绣的牡丹花图案;袋口上有八条彩色布令箭式飘带,袋底下还有彩线做的穗儿。不像是装烟用的,倒像一件工艺品。 “尹大哥,这是在哪儿买的?”我问。 尹大哥不无得意地说:“这烟口袋,哪儿也买不着。这是我和你嫂子订婚的时候,你嫂子给我做的。这地方男女双方订婚时,都是女方亲手做一个烟口袋送给男方。” 小岳调皮地问:“那男的不会抽烟怎么办?” 石强反驳他说:“你那是抬杠。这是订婚物,不会抽也得给。” 小岳说:“你这不是抬杠?不会抽还非得给,有毛病?” “你们俩别戗戗了。来,抽口旱烟比那洋烟有劲儿。”尹大哥说着话,掏出一条儿卷烟纸,从烟口袋里倒出少许烟叶,放在卷烟纸里。两手指把烟叶捋齐后,把纸往里一折,用舌头尖舔了一下纸边。然后,再用手指一捋,一支烟便卷好了,形状与香烟相似。 “我说尹大哥,您这卷烟技术够高的!”说罢,我学着他卷烟的样子,卷了几次也卷不上。我给自己找理由说:“我唾沫不粘,沾不上。”大家都学着卷旱烟,结果谁也卷不好。 尹大哥把点着的旱烟卷递给我说:“你先抽这个,我再卷一根儿。不是你唾沫不粘,是唾沫舔得太多了,它就不沾了。”说着,又卷好了一支烟。点着后,抽了一口,笑着说:“别小瞧这技术,这还是进口的。听老人们讲,解放前老毛子打日本鬼子来到咱这地方,他们就这样卷烟。这还是跟他们学的。” 我接过卷烟刚抽了一口,顿时觉得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憋得直流眼泪。我咽了口唾沫说:“好么!这是吗烟这么有劲儿?噎得我喘不出气来。” 尹大哥说:“这就是关东烟,我们这儿叫蛤蟆烟。” 屋里弥漫着刺鼻的烟辣味儿,呛得人直打嚏喷。我又抽了一口,就觉得头发晕直恶心,很是纳闷地说:“我这是怎么了?脑袋倍儿晕还想吐。”说罢,干哕了几下。 尹大哥哈哈一笑说:“你这是醉烟了。快去喝口凉水,一会儿就好了。从井里现打上来的水更好使。” 我赶忙到外屋,拎着绳子和水梢疾步走出集体户,撒腿往院外跑去。跑到了井沿儿上,我把水梢挂在绳子一头的铁钩上,一撒手,把水梢扔到了井里。两手使劲地晃动了几下绳子,水梢翻倒灌满了水。我把水梢提上来,两手端起水梢,咕嘟咕嘟大口地喝水。喝罢,我放下水梢长喘一口大气。过了一会儿,果然好受多了。从此学会了抽旱烟。
三天过后,风刮得小多了。早饭后,海队长来到集体户,把我们男知青召集到一个屋里。他脸红脖子粗地对大家说:“这几天歇好了吧?该干活了。你们男的呢,跟马车拉土、倒粪。光锹(铁锹)和锹把,李保管都给你们买来了。一会儿,你们去拿吧,安上了好干活。”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海队长,我们哪天去照相?” 海队长说:“这几天呐,种地盖房子拉土,马车活儿多。忙过这几天,咋地也让你们铲地以前去。铲地起早贪黑的可忙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说罢,揣着手嘿嘿地笑着走出集体户。他心里好像在说:哼!瞧好吧!到时候,不知道会把这帮小子累成啥样? 我们领来了铁锹,胡乱地安上了锹把。海队长给大家分派活计。派我跟尹大哥的马车拉土。这是第一天参加劳动,大家都精神十足。我换上了带补丁的衣服,穿上了解放牌球鞋。其他的同学也是如此,都换上了旧衣服。 我们这帮知青从这天开始,走入广阔天地这个大课堂,正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按照常规,跟马车干活应该帮老板子套车。中午和下晚收工后,马车回到队部院里,跟车的还要帮老板子卸套,饮牲口。然后,把牲口都赶进了马棚里拴在槽头上才算完活。可是今天,等我们来到马车跟前,四位老板子都已套好了马车。 海队长站在院子里,对我们四个跟马车拉土的知青,大声吩咐道:“往后早点出来,帮老板子套车。” “噢,知道了。”我们异口同声地答应着,纵身跳上了马车。 “驾,驾……”老板子们一边吆喝,一边挥动着大鞭子;四挂大马车相继赶出了院子,直奔村东头走去。 我坐在马车上,看到车箱当中缺少一条木板,还有几根木棍子。我心里纳闷:这车箱当中少块板子怎么装土? 尹大哥两手挥舞着大鞭子,四匹牲口一溜儿小跑地出了村东口。来到了一个大土坑边上,马车停下来。尹大哥先把几根木棍子,对顶着放在车箱当中。然后往车上装大块的土坷垃把木棍压住。我学着他的样子往车上装土。等到马车上装满了土,我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尹大哥把铁锹插在马车的土堆上,坐在前边的车帮上。 我也把铁锹插在土堆上,坐在后边的车帮上。 尹大哥抄起大鞭子对我说:“坐好了。”随即,扬起大鞭子,赶起马车往村子里走去。 我坐在马车上经风一吹,湿透的秋衣贴在身上凉冰冰的,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马车赶进了一户社员家的院子里,停在了院子当中。尹大哥脸朝后,叉开两腿站在马车前边的帮板上,弯下腰两手抓住木棍往上一掫,车上的土呼噜一下子漏下去一少半。
“生产队出车白给拉?” “哪能白拉?到年底分红的时候,一车土扣三个工分。装车时尽量多装点儿。” “噢,我知道了。” 一上午拉了四车土,傍午四挂马车都回到了队部。我们跟老板子给牲口卸套,把牲口赶到井沿旁饮水。然后,把牲口都赶进马棚里拴在槽头上。老板子们回家,我们回集体户吃饭。饭后休息一会儿,我们又跟着老板子套好马车去拉土。下午又拉了四车土。晚上收工后,我回到集体户就觉得两臂发酸手发胀,手心上打起了血泡。吃饭时,手拿筷子端着饭碗,不由自主的直打颤。 张大个儿问我说:“今天拉了多少车?” 我伸出手比个八字说:“总共拉了八车。你们拉了多少车?” 张大个儿说:“一样,也拉了八车。不知道给多少工分?” 孔庆文插话说:“一个男劳力标准工是十分,肯定给你们十分。” 能得满分,我心里自然感到满足,点点头说:“这还差不多。”我又问张大个儿说:“哎,你拴牲口会系扣吗?” 张大个儿说:“我拴不好,你会吗?” 我摇摇头说:“我也拴不好。看着挺简单,尹大哥教了我好几遍,我也没学会。” 张大个儿嘿嘿地笑着说:“我也是。你还别说,那扣儿拴得还挺有学问。牲口越拽越紧,人要解的话一拽绳头就开。看来,咱们要学得东西还挺多。” 我说:“要不然,为吗叫咱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 小岳把嘴一撇,下巴往上一翘说:“叫你这么一说,还吗都教育了?别找乐了。” 这天晚上,我好歹地洗了把脸,疲惫不堪地躺在炕上,不一会儿工夫便沉沉入睡。 几天后,海队长派我们男知青去东甸子脱坯。叫大家有雨鞋的最好穿上雨鞋。等我们扛着铁锹来到了东甸子时,社员们已经开始干活了。 生产队有三个队长,一个正队长,一个副队长,一个妇女队长。 副队长姓白,叫朝格柱。(朝格柱,听说是一位藏族喇嘛给他起的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是蒙族人,当年25岁,紫铜色的圆脸庞,细长眼睛。性情温和,纯朴善良,为人耿直。身材高大,虎背熊腰,体力过人,是典型的蒙古大汉。生产队里无论干什么活,都是由他打头。 白队长叫我们给脱坯的人铲泥。我用铁锹铲秧秸泥,无论怎么使劲也插不进泥里去。插不进去,我就用肚子顶铁锹把,费了挺大的劲也铲不多。直累得满头大汗,就是供不上脱坯的用泥巴。 白队长走过来用洋叉(四齿钢叉),毫不费力地叉起一大团泥巴,走到脱坯的跟前,往坯模子里一扣。脱坯的人两手往坯模子的四角一塞,再用两手来回一抹;把坯模子端起来,一块坯便脱成了。 白队长说不好汉语,把洋叉递给我,憋得满脸通红地说:“给你试试。” 我接过来洋叉一试果然好使。毫不费力便能叉起一团泥巴。虽然如此,我一个人仍然供不上脱坯的用泥巴,不禁手忙脚乱。一不小心,洋叉把新雨鞋扎破了一个三角口子。幸亏没扎着大脚趾。 白队长蒙语夹杂着汉语说:“干啥活都有窍门儿。你们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庄稼活别说干了,想看也看不着。冷丁到我们这疙瘩会干啥么?我十三岁就在队里干活,你们能行吗?” 与其说听明白了,不如说我猜出了大意,于是说:“正因为我们不会干,所以毛主席才叫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你们学习。” 白队长不好意思地说:“教育啥么,有啥学的?总干就会了。” 临近晌午收工的时候,社员们手脚麻利,收拾完工具都走了。我和张大个儿、小岳无精打采地往回走。看见村口有一头大肚子驴,立刻来了精神。我们仨围上去把它抓住了,我和小岳骑到驴背上,俩人用脚后跟使劲地磕打驴肚子。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吆喝,那驴站在原地却一动不动。 村口有位大娘,冲我们大声喊道:“孩子,别骑它,快下来!那是骒驴,快要下驹啦!” 还有一位蒙族大娘站在自家门口,双手合十,嘴里用蒙语叨咕:“宝日罕,宝日罕(蒙语:老佛爷)。这帮爷爷们呐!” 我和小岳赶紧从驴背上跳下来,把驴放了。小岳不明地问:“哎,吗叫骒驴?” 我瞎猜说:“可能是母驴吧。”又颇有兴致地说:“我说那驴肚子怎么那么大?我以为肚子大有劲儿,闹了半天还是个母驴。”说着,我们仨嘻嘻哈哈地朝村里跑去。 当地人流传着一句话,说是:“脱坯盖房,活见阎王。”我们连干了几天泥水活,充分体会了这句话的实质。腰酸背痛,浑身上下哪儿都不好受。我们手上打起的血泡,逐渐变成了硬茧。我们的皮肤被干燥的春风吹得粗糙了,脸变黑了,失去了往日的润泽。从初来乍到的兴奋和好奇之中渐渐地平静下来。令我感到遗憾是,来到内蒙古插队不像书本里写得那样,也不像电影里那样,更不像我想象中的内蒙古。我满以为内蒙古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像歌里唱得那样: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住蒙古包吃牛羊肉喝奶茶,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骑马放牧。来到当地后才知道,内蒙古不仅有牧业地区,而且还有农业地区。我们来到了农业地区,干的是繁重的农活,吃的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小米饭就咸菜和小葱蘸大酱。与想象中的内蒙古迥然不同,令我感到大失所望。
我们知青参加劳动以后,与当地人接触逐渐频繁,首先要过语言关。当地人与我们知青们见了面打招呼,时常说的有几句话。“赛音别奴。(你好。)”“巴达嘎依得住?(吃饭了吗。)“哈嘎散敖树住?(上哪儿去。)”“呀介么?(干啥呢?)”。再有就是:“希希巴达(高粱米饭)”“包了米巴达(苞米饭)”“呐力木巴达(小米饭)”“它了介哪。(谢谢,感谢。)”“其”是你,“必”是我。……。有的同学心细,为了便于学习,就用汉字标音记录下来没事就背。大多数同学,常用的蒙语马马虎虎地学几句,敷衍了事并不认真。 我们知青没来以前,当地人都说蒙语,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自打我们来了以后,当地说汉语的人逐渐多起来。 一天晚上,队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室里烟雾弥漫,用柳木杆钉做的十几条长椅上,和长条北炕上都座无虚席。会前,记分员开始点名: “查干巴拉。”“百那。” “哈拉粗鲁。”“百那。” “阿斯楞。”“百那。” “铁疙瘩。”“百那。” “六斤半。”“百那。” “七十八。”“百那。” “三丫头。”“百那。” “老丫头。”“百那。” “都达古拉。”“百那。” “额日敦白尔。”“百那。” “新呢根。”“百那。” “阿力塔乎。”“百那。” ……。 百那是蒙语。翻成汉语:有。 当地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方法极其独特,别有风趣。比如说,男孩子虎头虎脑,又白又胖,因此叫“查干巴拉”。翻成汉语是“白老虎”。 男孩子脑袋比较大,就叫“阿斯楞”。翻成汉语是“狮子”。 男孩子长得又黑又胖,就叫“哈拉粗鲁。”翻成汉语是“黑石头”。 为了让孩子身体结实,因此叫“铁疙瘩”。 男孩子出生时体重六斤五两,因此得名叫“六斤半”。 男孩子出生时爷爷或奶奶是78岁高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那孩子就叫“七十八”。 喜得贵子如获至宝,蒙语叫“额日敦白尔”。翻成汉语是“宝喜”。 正月初一出生的男孩子,蒙语叫“新呢根”。翻成汉语是“初一”。 生了女孩子盼望再生男孩子,那女孩子就叫“都达古拉”,翻成汉语是“带小儿”。含义是再生个小子。 女孩子叫“阿力塔乎”,翻成汉语是“金小”。“阿力塔”是金子,“乎”是孩子。“金小”的真正含义是“金娃娃”。从这个名字上不难看出,没有重男轻女的意识。 有的汉族人家,女孩子出生后就叫“大丫头”。再有了女孩子就叫“二丫头”。以此排列,最小的就叫“老丫头”。 类似以上这些方法起的名字,极为普遍。可谓花样繁多,举不胜举。 我们知青听到这些,从来没听说过的令人费解的人名,有的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有人喃喃地说:“好么!这也叫名字!?” 白队长极其严肃地说:“嚯嘿!笑啥么?一个名子有啥可笑的?别吱声了,开会啦。” 我们知青忍住笑,不再出声。 点过名后,海队长开始讲话。他脸红脖子粗,嘴角冒着白沫,蒙、汉语掺杂着说:“地里的庄稼苗都长出来了,该铲地了。各家有啥活儿都抓紧干,牛犁杖该种晚田了……。尹起明天赶车上舍伯吐,拉知识青年去照相,保管也去……” 没等他讲完,我们全体知青一哄而起大声喊道:“太棒了!太棒了!” 散会后,我们几名男知青帮着尹大哥,把架木杆搭在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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