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涌动而阻力重重的农场知青返城潮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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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涌动而阻力重重的农场知青返城潮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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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涌动而阻力重重的农场知青返城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国民经济就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工厂停工停产“闹革命”，生产混乱，工厂企业不招工，城镇大批初、高中毕业生缺乏就业门路，不得不动员他们上山下乡。70年代初期，生产秩序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的号召下，工矿企业恢复招工。招工由国家计委与劳动人事部门下达招工指标，各级政府主持实施。 1971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人的来源是○1退伍军人。○2根据“四个面向”，从家居城镇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3经验丰富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4矿山、森林工业，地质勘探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本系统可以招收。○5从农村招工要严格控制，必须从农村招一部分工人时，要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审批…… 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关系本来就在城市，文化素质较高，经过在农村一段时间的锻炼多能吃苦耐劳，加之他们返城心切，对厂矿工种并不“挑肥拣瘦”，因此成为工矿企业招收物色的理想对象。1973年又恢复了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简称子女顶替）的政策，加快了知识青年向城市的倒流。据统计，1962——1973年12年累计从下乡知青中招工249.6万人，占同期知识青年调离农村总数的62.2%，这部分知青主要是在1970——1973年4年间调离农村的。 7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和招工潮，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1972年4月国家计委发出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充分挖掘现有劳动潜力的通知，因此1973——1975年国家基本上停止从农村招收工人。“三年不招工”给渴求返城的知青从心理上以沉重打击，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所幸从1975年开始国家又恢复从农村的知青中招工，仅1975——1976年，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达200万以上。 虽然从知青中招工中存在着诸如严格政审，反理性的“血统论”，将大批出身不好的，但表现不错的知青的关在招工的门外，使他们陷入绝望的深渊。如招工中的“重男轻女”，使大批女知青滞留农村；招工中还出现任意扩大职工子女顶替范围等问题与不良倾向。但招工对知青返城极具诱惑力的返城途径，对于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以后又恢复到国营农场体制）的知青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早已经是“吃国家饭”，拿工资（从最初每月28元，到1979年大返城前调整到32元）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和国营农场职工了。父母亲即使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子女也是不允许去顶职的。 对于兵团和农场的广大知青来说，返城的路只剩下两条，上学和当兵。 上大学深造，曾是许多青年学生的奋斗目标，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办，将他们憧憬化为灰烬。1968年7月忽然传来毛泽东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重新燃起他们上学深造的希望。但他们被明确告知，新型的大学生首先要取得工人或农民的资格，因为大学招生的基本原则：“要从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所以广大知青奔赴农村和兵团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期成为工人、农民的一分子。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为恢复高校招生铺平了道路。在“教育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招生制度规定：学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有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同时废除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从1970年至1976年，全国共招收了7届工农兵大学生，总计94万人，其中有多少来自下乡知青尚未确凿数字。由于工农兵学员是从工人、农民、军人中选拔的，而知青所在兵团、农场和农村县，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又在入学资格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占去了不少应该推荐的知青的名额。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不少省、市、自治区对农村招生名额中的知青所占比例加以硬性规定，这使得知识青年入学人数得不到基本保证。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1974年全国招生录取入学的知青人数猛增到17万人；截至1976年，下乡知青共有82.56万人进入大学，中专、技校，占知青调离农村总人数的11.2%。 但对远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后恢复到农场体制）来说却没有这种幸运了。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10的统计，在全兵团95128名知青中，几年来被推荐的上大学的仅264人，只占知青总人数0.27%，微乎其微。可以想象，这几年云南省分配给兵团的招生指标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因为大部分招生指标，一部分给了兵团的现役军人及其子女，一部分给了原农场系统干部及老职工子女。我有幸采访到云南兵团当年被推荐上大学的3位知青。 现任上海复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孙向荣，是1968年12月21日首批赴滇的上海“老三届”知青，是华东师大二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是当年上海首批赴滇知青普陀区知青的带队人。在校成绩优秀，在政治上成熟比较早，到了兵团后不久便被提拔为连队干部，以后又抽到1师2团当保卫科干事，1973年又被调到景洪的1师政治部保卫科工作。他是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能力又强，表现优秀，于1974年秋天被推荐到湖北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现改为武汉理工大学）上大学的。 原1师2团1营4连副连长，北京知青陈尧的上大学经历了一波三折。 陈尧毕业于北京市东城区的61中，父亲曾任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西欧司司长，文化大革命中顶撞了康生，被作为“大特务”揪了出来。陈尧本来打算报名去黑龙江或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其父正被关押中，学校不批准。他只能在1969年5月随2000余名北京知青赴云南垦区的东风农场。离京前，陈尧的父亲在卫兵的看押下来送别儿子，赠给儿子一套崭新的“毛选”四卷，并在扉页上题词：“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到东风农场后分配到1营3连当战士，以后因劳动踏实，学习上刻苦钻研，被提拔为班长、排长，也是首批被提拔的知青干部；1971年调到1营“一打三反”办公室任政治干事。1972年大学招生，分配给1营一个名额，知青们都以为会推荐各方面条件与能力较强的陈尧，不料此时陈尧父亲的问题仍为解决，头一关政审就通不过。营部就推荐四连副连长北京女知青王吉去上大学，陈尧去接王吉的班担任四连副连长。由于表现好，于1973年被发展入党，陈尧最盼望的就是上大学，为打听招生消息，于是与王吉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人由此发展为恋爱关系。返城后两人结成连理（王吉现在国家环保总局工作）。1973年大学又要招生了，并且要恢复文化课考试，陈尧从正在北京上学的王吉那儿获得消息，利用业余时间复习数理化等高中课程，就在这一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陈尧的父亲恢复了工作，安排在国家对外贸易部担任要职，6月他作为中国移交援建老挝政府一个基建项目的代表团团长，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路过景洪，顺便来看看儿子。陈尧接到这一消息后，从大勐龙步行70多里路赶到景洪，父亲看到又黑又瘦的儿子，穿得一件洗的发白的工作服，腰间系着一根草绳，眼泪立刻就掉下来，把儿子紧紧楼在怀里。当时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军区一些干部左拥右簇着陈父，见父子相见如此伤情，一个个表态：陈团长，你儿子的事我们包了，我去打招呼让他上大学，调昆明不问题。陈尧对知青中高干子弟凭借父母权势“走后门”一直很反感，于是把父亲拉到一边说，别听这帮人溜须拍马，并告诉父亲，他已经被营里推荐上大学，正在准备功课，参加文化考试。父亲开怀一笑，放心地走了。 1973年秋，陈尧本应该被录取在清华大学陀螺导航精密仪器系，由于他自我感觉数学成绩不够好，更喜欢人文科学，故被转录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这一段世态炎凉的经历使陈尧终身难忘。现任对外贸易合作部监察局副局长的陈尧也是一位诗人，2001年他自费出版了一册装祯古朴精美的诗集《春笋集》，其中一首写于1976年大学毕业时的《七津，赠友人》，抒发了当年的感慨： “料峭春寒毕业行，征途坎坷愤难平。 无端戍垦胸无墨，有幸萤窗但有惊。 百战方识鸿鹄志，千谗更显玉石声。 它年治废传捷报，寄语东风慰我情。” 不排除这264名被推荐上大学的兵团知青有一部分是通过上层路线，层层打招呼的高干子弟，如“北京五十五”中便有几位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特殊年代，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基本是“社来社去”的。他们中的一些在大学毕业时姿态和调子都唱得很高，向学校表决心，并把大红纸写的决心书贴在墙上，表示兵团送我上大学，毕业后坚决回兵团，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暗中，他们在北京有权有势的父母早已为他们的活动安排好了，宣布分配去向时，他们一个个分回北京或其它大城市，不久就远走高飞，离开了云南的红土地。他们这种作为当然在广大兵团知青中留下不好的影响，知青们愤愤地说高喊扎根的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不扎根的。” 但是，原1师6团1营基建连的重庆知青何明军被推荐上大学却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在勇猛好斗的重庆男知青中，何明军是一个安分守己，爱读书的人，从不参与知青中的斗殴，为人本分、朴实，待人和气、宽容，所以在连队里人缘好。当时连队总闹菜荒，云南是亚热带气候，湿润、阳光与雨水均足，不是种不出蔬菜，而是蔬菜刚出秧子，果实还未熟，就被知青们跳“丰收舞”偷得净光，连队大食堂里只能供应老南瓜、木瓜，或者干脆每人“玻璃汤”一勺。在兵团体制下，为了禁止这种偷菜行为，营连干部也曾捉住几个行窃者，施以捆绑吊打的体罚，平息一段时间，偷风屡禁不止。营连干部束手无策，但为了改善伙食，必须要种好菜，连领导把目光落在干事本分踏实，人际关系又好的何明军身上。任命他为蔬菜班班长，小何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全连大会上表态：种好蔬菜，改善伙食是关系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种好菜，希望各位一定要高抬贵手，帮帮忙，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小何平时人缘好，下面一片应诺声。 何明军利用回重庆探亲之机，买回许多四川蔬种良种。蔬菜班6、7个知青在小何的带领下，把连队几块菜地经营得风光十足，有红有绿，果实累累。春季青椒、黄瓜、蚕豆、莴苣绿油油一片；临入夏季正是蔬菜的淡季，苋菜、包菜、冬瓜、豆角又跟上来；入冬他们又将一棵棵箩卜、大白菜储藏起来，或腌制成咸菜，四川人喜欢的酸泡菜，基建连食堂好，蔬菜花色品种多，在全营出名，全连职工和知青们都夸何明军是个好当家的。有几次团、营领导下连队视察，见基建连靠大路边的菜地绿油油一片，肥硕可人，不由问道：“奇怪，基建连的菜地就在大路边怎么没有人来偷呢？”，其中自有奥妙，外连一些惯于小偷小摸的知青见基建连菜长得这么好，早就动心要去跳“丰收舞”的念头，他们借来串门子之机动手，他们在基建连的朋友早就明了这些人来者不善，便事先打了招呼：“这是明军辛辛苦苦种的，你们不要去动”，这些人也就作罢了。何明军会做人，连里哪个知青来了亲属或朋友，不要你打招呼，他主动砍几棵菜送上门来，让你好生招待客人。所以他成了全连知青的贴心人。1971年，上面分给基建连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让全连知青分班组投票推荐，差不多每一个班都投了何明军的票，这样毫无政治背景，老实本分，深获人心的何明军被推荐上大学，而且上的是四川大学物理系，学的是原子能核物理专业。现在何明军是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高级工程师，他当年在云南当知青的朴实本色至今，在单位是一位深受领导和职工信任的专业技术人员，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高校招生恢复入学考试。全国城乡共有五百七十余万考生应考，其中知青考生占考生总数的一半以上，约300万人。云南考生13万人，农场知青约5万人，最后录取各类大中专学校近1000人，录取率为2%。这是文革后招生的第一次公平竞争，被录取的知青大多是北京、上海的老三届中的高中生，他们的文化基础扎实，经过考前的复习准备，胸有成竹进考场，考出较好的成绩，被高校录取。最惨的是4.1万四川知青，1971年他们刚刚初中毕业，未成年就被动员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初中也没毕业，因为他们在文革动乱中基本上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语文课是读《毛主席语录》，数学课只上了解二元一次方程，在初中读书的大部分时间耗在革命大批判，学军、学工、学农的劳动上了。2002年6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部长楼采访1979年初处理云南知青问题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同志，谈起此事，他沉痛地说：“当年毛主席是号召家长们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些四川娃娃还未成年，文化程度根本称不上初中，都动员到云南去了，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除招工、招生外，征兵也是知识青年调离农村一个途径，文革10年中，全国从农村应征入伍的知青近42万人。知青参军复员后，按照常规只能回应征入伍原地分配工作。但不管怎么讲，它毕竟为知青跳出“农门”创造了条件。据1973年10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统计，全兵团近10万知青中，应征入伍参军的达695人，占知青总数的0.7%。在兵团成立之前，昆明军区已从云南垦区各农场征召了一小批具有文艺与体育有特长的知青，以后他们成为昆明军区的部队文艺和体育骨干。兵团成立以后，一些有军队高级干部背景的知青顺理成章地入伍永远离开兵团，但大多数入伍的知青是按照当时人民武装部门严格的政审和体检。他们由于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经过红土地上的艰苦磨练，在部队锻炼成长，逐步成为职业军人。如“北京五十五”中的尹正，其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兵团入伍后，经过长期磨练，现在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部的一位高级军官。 与陈尧当年同在2团1营3连的北京知青梁建雄现任38军军长。 1975年元月从勐腊农场入伍的重庆知青郑德华现任贵州省都勺军分区司令。对云南长达4年的兵团生活，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吃。“有半年时间，早上是一碗米汤泡饭，中午和晚上的菜是韭菜煮汤，一人一瓢，人称韭（九）菜一汤。”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苦闷并没有压倒他，相反，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1975年，当时团场经过层层筛选，推选了3个人当兵，其中就有郑德华。穿上军装后的郑德华与其它城市兵相比特别能吃苦。“中午他从来不睡午觉，跳进粪坑舀大粪去浇连队的菜地。晚上熄灯了，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习……”两年后，在昆明军区大比武中，他以军事技术第一名成绩脱颖而出。以后的十几年里，郑德华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上过老山前线，在猫儿洞一呆就是一年多，立过许多战功，从班长到排长、连长……一直成为全军闻名遐迩的乌蒙铁军某部炮兵18团的团长，在这里写上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除了上述的招工、招生、应征入伍外，能够返城的最后一条路就是“病退”和“困退”。 当年在云南兵团知青中流传着“红道”“黄道”“黑道”之说。“红道”是凭关系、汗水和机智读书当兵跳出去的；“黄道”是搞钱，在当时中缅边境的3师，有一些知青在边境搞腾走私，将云南的杜仲、当归贩到缅甸，再将外国的手表、打火机弄进来；“黑道”即生病或装病退回城市。“红”“黑”两道殊途同归。 70年代，政策允许患严重病残或家庭特殊困难的中学毕业生免下或缓下农村，但条件非常严格，要经过“群众评议”，有关部门审批，并出具医院证明。同时对个别下乡的受伤致残、久病不愈而完全丧失劳动力和家庭有特殊困难需要照顾的知青，经过严格审查后也允许退回动员城市（此即病退或困退）。为了防止允许病、困退后影响下乡知青的稳定，有的地方特别强调，有关政策“不下文字，口头通知，内部掌握”。各地“内部掌握”的结果，是所有政策都秘而不宣，而且没有统一和持续的依据。 北京市办理病、困退是从1970年开始的，到1972年底，获准病退的有7000余人，团退的有1800余人。当时北京市和下乡知青有29万人，已有8.6%的北京知青已通过病、困退回城，对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在心理上产生激烈的冲击，加剧他们在思想上的动摇。这就决定各地领导部门对病、困退的政策控制极严，有的条件甚至极其苛刻，以最大程度限制病、困退人数。即使如此，到了1973年，全国病、困退回城的知青人数已达82.7万，占知青总人数的8.8%。 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曾就下乡知青重病就医、病退问题作过认真研究。会议出台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提出：“因严重病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下乡知青，经过所在县批准，与原动员城市协商，应允许转回城市。”这个文件还明确规定“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那儿已经下乡这“五种人”子女（包括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无一人的）都作为困退，落实政策可以凡城。此外，在有一些工业较发达、就业机会多的城市，提出将一些原来为列入病退范围，当地又难以治愈的疾病，也列入允许病退的范围（如上海市原允许只有癫痫病、精神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猪囊虫等病患者可以病退，以后经过在东北三省垦区调查，建议多次复发的慢性肝炎、肾炎、肺结核、高血压等也列入病退范围）。从而扩大了病、困退回城的知青队伍。在这以后的3年里（1974——1976年）病困退回城的知青达43万人。 兵团知青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在返城上是受到比插队知青更严格的限制，因此病、困退成为兵团知青返城的重要途径。 自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已将审批办理困退知青的权限下放到区、县一级知青办。同样兵团最初对知青病、困退的条件也是从严掌握，对允许病退疾病种类及程度都有明文规定，必须有师级以上医院的证明，困退要反复查证，知青家庭确有困难的需要照顾回城的，都要有家长单位、街道居委会及区、县知青办开具的证明。病、困退需经师、团两级领导批准。1973年后对审批病、困退权限的下放，尺度放松，加快了知青们以各种手段办理病、困退的速度。 对急于跳出农村和兵团，又无门路的大多数知青来说，病、困退是最后一条路，虽然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曾在2师9团当过卫生员的成都知青周宗良说：“病退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抛弃，也许还是一种对美的前程的主动选择。我们有一种浅易的道理，乡村都不要的人了，城市还会给这种人什么甜果子呢？日后的事实证明病退的人将永远背负一种重压——档案上写地分明：病退”。 据统计数字表明，从1975年起，内蒙古兵团前景黯淡，人心涣散，知青病、困退人数迅速增加，以该兵团1师为例，1969——1975年，共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其中极大多数病、困退申请报告都是在1974年后办理的。1975年下半年，因兵团体制改变，知青寄出的病退申请报告突增。“其中多数病情较轻，材料质量较差，确诊病情的科学依据不足”，但这并能阻止，兵团大批的北京、天津知青通过病、困退返城。 兵团改制与动员城市放宽限制，造成知青大量回流城市，从兵团知青本身来看大多数人招工、招生无望，无“后门”可走，只有办理病、困退这一条路了。这也是病、困退口子越开越大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各地知青为取得一纸“病退”诊断证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至无奇不有。曾在云南兵团2师9团当过卫生员的成都知青周宗良回忆自己的一段经历： 当一个知青患了痼疾，他作为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也宣告结束，乡村就会嫌弃他，接受再教育的钢锏也不能拍到他身上。他唯一的出路是滚回出生地。 在农场医院那狭小黑暗的放射室，我用30毫安的X激光洞穿过许多人的心肺胃肾膀胱子宫，我永远忘不了的是一个“上海阿拉”的肺。 机器轰响，卡嗒，继电器关合的刹那，荧光屏上显露出黑色的肋条和心脏。正常情况下，肺应该是清晰透明的，然而，这张肺左边肺尖部出现了一圈环状的阴影，阴影中的透明度增高，我的心距跳了一下，下意识地拉严了口罩，典型的空洞型肺结核。我下了诊断意见：空洞型肺下B。 我注意到这张肺的主人是一位上海阿拉，他是2营的一名割胶工，清瘦文弱，象是风中的一支芦苇。 他看着我口罩上两边两只两只骨碌碌的眼珠，忧郁地说：“我咳血了” 我说：“整不好还会吐血。” 他听了以后立即眉飞色舞，眼睛里射出光芒，拍着我的肩头说：“阿拉活了，阿拉有希望了。” 我莫名其妙。 我作出空洞型肺下B诊断后的第二天，我看见那位上海阿拉精力充沛地在场部走动，其后又见他在场部露了几次脸，就再没见过他。 他异常迅速地被恩准回上海，以免肺结核细菌传染给别人。 许多知青从此获得巨大的启迪。 我那间黑屋子里的荧光屏上便显示着贴在肺部的锡铂。 他们一个个陆续以烂肺病回城了。 许多知青为了办病退不惜以自戕的手段。如服用麻黄素、生压灵，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目的只有一个：取得一张允许病退的诊断证明。 与病退相比，困退更是人们愿意走的一条路，堂而晃之地回去，还能分个好工作。于是，昨天还有众多兄弟姐妹的人，今天成了独生子女，或父母身边无一人；父母明明健康长寿，突然变成卧床不起，不知从哪里蹦出个七老八十的爷爷奶奶需要照顾……家里人也在这方紧密配合，用挂号信寄来不知从什么方法弄来的各级证明。 因办理病退、困退还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上海支边青年胡志虎是上海市松江县行桥公社69届初中毕业生，1971年10月赴云南，分配到思茅地区五七农场一营五连（原属云南兵团独立五团）。1970年1月，经农场批准，胡志虎回沪探亲并治疗癫痫病，回沪的四个月内，他曾向农场场部和连队发出7封信，请求将工资和粮票寄来，一封封杳无音讯，他绝望了。于同年5月30日在沪杭线上的许村车站卧轨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此事惊动了上海市革委会，责成有关部门电告各区，要求关心回城探亲和治病的下乡知青，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也披露了这一事件。 1978年夏天一个凌晨，3师10团1营2连团支部书记，成都知青小曾在2连附近一个山坡上，用一根手指粗的竹蔑绳悬在一棵大青树上上吊自杀，死因一直未弄清。最后在团部知青办的档案中，查找到三封小曾要求病退回成都的申请，他是家中的独子，老父病卧在床，多次写信来要他回去照料，但他的申请一次次被拒绝了，他觉得活不下去了，这个众人眼中的优秀青年，便这样离开了世界。他已不在为返城而痛苦了。 云南兵团及以后恢复的名农场，对知青们的病、困退的要求一般是紧紧卡住不放的，因为只要松开一个口子，大批知青将用这种方式离开兵团和农场。当时知青已成为兵团和农场的主力军，几乎占了兵团和农场职工总数的50%，许多知青担任了排、连一级基层领导，绝大部分专业岗位上都是知青，各农场害怕大批知青离去，农场的生产就要垮了，还谈什么将云南建成全国橡胶工业基地？！知青及其家长们用各种途径办理好的病、困退证明被紧紧锁在各团场的档案中。与北方各大农场知青以病、困退形式返城相比，在云南垦区，知青们这最后一条返城之路已经被堵死，他们被逼上一条绝路。 1973年，云南兵团的统计数字表明，截至该年10月，兵团10万知青中病退的1596人，调转走的1194人，两项数字相加为2190人，仅总知青人数的2.8%。被允许病、困退是极少数，多是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或者是营、团领导与该知青的关系较好，网开一面做人情。原2团农机厂上海知青徐长保，是一位为兵团和农场做过重大贡献的优秀知青，作为一位技术人员，他创造的农场机械化耕作的模式与经验，曾在云南和全国农垦系统推广。他父亲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位老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审查，作为走资派的子女，徐长保只能埋头干活，低头做人。73年父亲解放后，便着手为他办理病退手续，他的病情诊断书及病退申请竟搁置在东风农场好几年，一直到1978年初他才获准病退返沪。他去场部办手续时，才知道场部扣押了大批知青的病、困退报告。知内情的场领导警告他，不许外转，你赶快办理手续回上海就行了，少管闲事。徐长保当时虽然不敢说，但他心里明白，场部领导这种倒行逆施，必将酿成一场大祸，一旦知晓内情的要求病、困退的知青们必然会反抗，揭干而起。他敏锐预感到，此时的农场、垦区已成为一堆干柴，只要有一根火柴就燃着了。 果然时隔不久，1978年底在西双版纳爆发了以上海知青丁惠民发起的情愿运动。东风农场成了“重灾区”，当失控的知青们撬开农场行政办公室，场长的抽屉时发现大批被扣压的知青病退、困退报告、调转报告，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商调函，甚至还有外交部、铁道部的商调函……东风农场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愤怒的知青们抄砸了场长王文希等场部领导的家，局面不可收拾，那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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