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资格与责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文化名人――舒芜先生――驾鹤西归了，似乎了结了“胡风集团”的案子。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官方正式平反，并且说是冤案了。再就是，这个案子的主角皆已寿终正寝，即便配角也大致无存了，故此案当归于历史遗迹。

不过又看见吴永平：《揭露胡风万言书真相——兼为舒芜辩护》一文，似乎此案又有新发现。早在若干年之前，我从书店里买回舒芜的《回归五四》以及梅志的《胡风传》，为的是阅读涉案主角自己的陈述，以参照各种旁介文章之介绍。

现在读吴先生的文章，知道了胡风被批判本来已经偃旗息鼓，是胡风探知高饶一案后，察觉风向有利于是上书高端反攻周扬，除了“三十万言书”之外，还有一封提挈纲领的万言短信，这才惹出祸事来的。也许吴先生的见解是合理的，但不新鲜。毛早在那些《按语》里就有：“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即便这封万言信吧，充其量不过“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而已，且未超出那个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之内容。

至于说胡风反体制之类，从来就属于“污蔑不实之辞”。胡风是对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颇有微词，然而他始终自视为体制内忠贞，这点，不但渗透于胡风给高层的报告或者信里，也渗透于梅志所作传记的字里行间。吴先生文章介绍的实际上是胡欲趁高饶事件清算周扬，很难说没有包含自己的野心在内，从另一角度理解，也难说胡风没有为体制忧虑的苦心。奇妙的是，胡风讨伐周扬的那些理由，竟然在文革时确成周扬一伙的罪状，只不过换了表达方式以及表达它的主体。

舒芜的行为已经成了符号，同样是为了向党表示忠诚不惜揭露胡风，与胡风攻击周扬或有不同，舒芜似无胡那种取而代之的野心，仅仅是投降无可抗拒的权势。舒芜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坦言：“我从解放以来，在党的教育之下，一直在努力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许今天能够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就是能够承认过去是完全错误的。”（《回归五四》，P310）

《回归五四》之《后序》、《又附记》以及附录所编入叶遥的文章，足够详尽地解释了胡风的信并非舒芜本人交给林默涵的。这并不能开脱，因为林亲自交代舒芜断章取义那些信并诠释内中隐晦的词句时，舒芜立即执行了。舒芜奉命摘录那些信件里的片言只字，他理应知道这种摘录其实意在歪曲，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奉命行事。尽管心里并不情愿:“这样一来，我不是一个革命内部文艺思想上有错误而能检讨的人，成了一个从伪装‘革命’的反革命集团中‘起义’过来的人，比‘军统’‘中统’的起义人员还要臭了。”（同上书，P687）但依然毫无怨言执行了。缘由大约是他1945年在《罗曼.罗兰的“转变”》里说的：“当作一定的新生社会因素的先遣部队，要时时找寻它的总司令部，以免失去联络过久之后，反而与自己的总司令部或大队为仇”；胡风乃至更多以附庸革命为荣的文人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时时找寻它的总司令部”的心态。这说法到鲁迅笔下，就是“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实际上，从舒芜处得到的胡风信件只是第一批，严重性并不如后来顺藤摸瓜缴获了胡风与他人的信件更多，那些更厉害。作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发表出来，“上纲上线”也更严重。例如阿垅托胡风转给中共递交军事情报的密信被扭曲成对付中共的信，整个儿颠倒了黑白。周恩来、廖梦醒、张执一、胡乔木等知情者都知道真实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十人小组讨论定案时就已经明白整个案件证据不足，但罗瑞卿、陆定一、周扬等坚持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吴先生为舒芜辩护是苍白的也是浅薄的，舒芜发表于1952年6月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开篇就揭批吕荧教授，指责他把毛的文艺思想放在讲义篇末，“恶劣影响”了许多学生。吕荧不是胡风，怎么着也没招惹舒芜，更算不上与“小集团”有染之人，如果说该文后面揭批的路翎有“小集团”的嫌疑的话。那个时代，舒芜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不惜落井下石以谄媚权力的现实，比如章老太对黄苗子、冯亦代等卧底告密之描述。我不知道吴先生是否读过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这封写于1952年6月22日的信里从五个方面确认了胡风集团的存在，以及它“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的罪错，宣告自己改邪归正的决心。

这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抛砖引玉”。毛恰需要一个典型案例以开展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1956年4月25日，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承认：“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举国上下不知多少无辜者受到这次“肃反”的戕害。尽管舒芜并不能如此“高瞻远瞩”预料到事情的发展变化，甚至他内心未必认同这种发展变化，更不可能具有如此能量。但不幸的事摊上头了，成为一个著名冤案的符号。邓小平多次指出：追究个人的责任和思想道德问题，解决不了包括胡风冤案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教训。于是有人提出问题：那一系列“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教训”是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该对毛式专制承担多少责任？

鄙人早先的文章里曾经提出：任何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只取决于它的知识分子。英国思想家萨义德、班达等199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系列演讲汇集成《知识分子论》，他们定义的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若依此定义，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简直如凤毛麟角，即便是梁漱溟先生顶撞毛那个著名的故事吧，老梁回家想想也就赶紧做检讨向老毛讨求宽恕了。

当初，仅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讨伐胡风的文化人就有：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曹禺、叶圣陶、钱钟书、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艾青、欧阳予倩、刘绍棠、杨朔、吴祖光、张天翼、田间、金仲华、丁玲、巴金、周立波、冯亦代、冯至、曹靖华、草明、许广平、巴人、王朝闻、臧克家、李季、楼适夷、陈白尘、靳以、玛拉沁夫、方纪、阮章竞、柳青、陈伯吹、刘知侠、邓初民、袁文殊、赵树理、萧三、沙汀、王亚南、翦伯赞、侯外庐、吴晗、焦菊隐、黎锦熙、柯仲平、钱端升、李准、峻青、赵朴初、俞平伯、朱光潜、冯友兰、丰子恺、华君武、吴作人、叶浅予、古元、瞿希贤、郑律成、梁思成、茅以升、钱伟长、马思聪、侯德榜、苏步青、华罗庚、林巧稚、梅兰芳、周信芳、蔡楚生、于伶、于蓝、孙维世、黄钢、沙鸥……这些人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所有文化领域，郭沫若甚至声嘶力竭地要求处“胡风分子”以极刑！就连研究自然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在六月上旬学部成立大会上，也让全体科学家表态通过了声讨胡风、并建议政府严惩胡风的决议书。我们该怎样恭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如说中国只有文人而无知识分子恐怕更准确。

实际上，即便党内决策层也都是由文人们所组成，使毛成为比任何皇帝都要独断专行的独裁者的，正是这些人。乃至于到后来，搬起石头砸到自己脚上之后，鸣冤叫屈地争论起“是谁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谁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这类无聊的问题来了，以为稻草可以救自身免于灭顶。

反观美国。不止一位中国学者论述过华盛顿不当国王的问题，那种思维模式的根基仍旧是一种“圣明君王”的理念，归功于华盛顿个人的高风亮节。实际上，华盛顿之所以不当国王，至少慑于美国知识分子的逆反意见。即便到了1787年5月费城制宪会议，华盛顿连说话的机会都没多少，被尊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与会时不过只是一位乳臭未干的青年政治家。经过一个夏季的无数辩论，不过几十位美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创造了人类史无前例的政体，所制定的《宪法》禁止了任何至高无上的个人与机构。正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们，非但没有“时时找寻它的总司令部”的念头，而且以法律手段禁绝了这样的“总司令部”的存在。《宪法》非但抛弃了《独立宣言》那种慷慨激昂的条款，时至今日，任何美国法院的判案依据均不得依据《独立宣言》的词句，只能遵循《宪法》原则。

《宪法》移交各州议会批准时，遭到更多质疑与批评，辩论空前激烈。最积极参与制定《宪法》的弗吉尼亚州反倒最难通过，联邦派与反联邦派在各种报纸上展开激烈争吵，纽约州的情况也差不多。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也质疑《宪法》，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人权。最终的妥协是增加了十条修正案，也称《人权法案》，这才使《宪法》得以批准生效。这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们创造的国度，也一直被他们所掌控，而知识分子们则为各个阶层或地域的民众所张目，为他们的利益抗争并求得利益的平衡。倘若美国那些开国元勋们谙熟我们的“国学”，华盛顿100%会当开国大帝。

我们如果稍加注意，不难发现，西方的历史符号主要是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伽利略、哥白尼、培根、牛顿、洛克、康德、黑格尔、歌德、海涅、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即使是落后的俄国，那里的符号也是普希金、果戈里、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赫尔岑等等。

我们的历史符号则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什么的，知识分子只是陪衬，皇权与官僚的陪衬。即便如孔子、孟子之类，大抵如鲁迅所言：“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所以毛泽东们说知识分子只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知识分子被边沿化，文人们都成为权势的仆役，他们便丧失了承担历史的责任。

因此，我想，中国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地步时，皇权衰落，历史的符号也开始转移。这才有新文化运动“遂使竖子成名”，一大批文化人脱颖而出，逐步成长为知识分子，他们逐渐取代权势成为那一段历史的符号。事实上，毛泽东的胜利只是传统专制的复辟，彻底摧毁了中国在文明道路上可怜的一点进展，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暴政，也给国家、民族带来空前绝后的灾难。“德先生”、“赛先生”变成毛先生，实现并巩固它的手段之一是使知识分子边沿化，进而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这些文化人的劣根性则使之自觉地为虎作伥，自戕自残，甘为权势任意作贱的奴仆。这正是胡风、舒芜们悲剧的根源。当文人们弄不明白知识分子们的资格与责任，悲剧是避免不了的。

毛泽东时代是已经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了的，谁也改变不了，它绝不可能因为改革开放那些成就而涂抹干净。鲁迅所言“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便是此理，一个民族若将几千万饿殍粉饰成盛世经典，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改革开放废止了毛先生的暴政，中国的经济立马出现了奇迹，但不过只是大病初愈者归于正常的表象而已。倘若以为可以跻身赛场，恐怕只是自作多情。道理并不复杂，没有自由民主释放每个人的潜能，我们不可能具有创新的能力，即便具有鲁迅所夸赞的跑至最后也不放弃的精神，那也只能永远处于跟着别人身后跑的境地。

现在的中国，学校是办得多了，尽管都只是党训班的水平，识字者毕竟也多了起来。互联网更撕破了毛式文化专制的一角，写点文章的人也多了。从前拿了大学文凭便可以知识分子自居，如今却一职难求。浑不似那个时代，能代写书信便是小知识分子；倘若还能印出文章来，便可以大知识分子自居；印出厚厚的大作者，便被恭维成大师什么的了，无论怎样言之无物亦无妨。传之今世，就有“兆山羡鬼”、“秋雨含泪”之类“大师”级文人，即便田里长不出苗苗，权势也可以揠苗助长的。然而那无济于事，自觉地匍匐在地，供权势们当马骑者，那是算不上知识分子的。

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人世间最华丽、最空洞的谎言。人民没有创造过历史，也创造不了历史，历史只是人民中知识群体的创造。没瞧美洲那些印第安人，什么历史也没有创造出来，成千上万年只生存于采集渔猎状态下，即使曾经有过的原始文明，也因征战杀戮而自毁殆尽；黑非洲那里的人民更多，数百万年就连遮羞布也没创造出来，遑论创造历史？何以如此，盖因那里尽管人民者众，却始终没产生一个知识群体。

欧洲的历史是那里的知识群体世代努力创造的，美国的知识群体创造出代议制宪政体制，延续下来的发展与完善，也是这个知识群体的创造，这才有一个创造历史的美国。爱因斯坦终生不肯宽恕德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认定正是这个群体制造了纳粹怪胎，希特勒不过是这个怪胎醒目的胎记而已。至于我们中国，先秦时代养育了一个知识群体，短短数百年便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及至“秦王扫六合”以降，共识认为处于“两千年停滞不前”状态，黑格尔则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缘由仅在于，集权体制以恐怖兼奴化为原则，摧毁了知识群体，使之堕落成官僚群体，尽管人民越来越多，历史却创造不了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希望，不在于有多少加工场拔高了多少GDP，亦不在于有多少文化人齐声无病呻吟，倘若继续维持压制甚至扑灭知识群体的现状，我们依旧不可能创造历史。唯有中国的文化人自我努力，向着知识分子的资格靠拢，肩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国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008.8.25首发凯迪文化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