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胡风万言书真相——兼为舒芜辩护

吴永平

[摘要]

1978年，胡风回顾“报告”的写作过程，再次明确地表述道：“我一直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深知文艺方面掌领导权的人事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我后来在呈中央报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为中心或归结的。”

 

1954年7月22日，胡风通过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党中央的材料共有两件，一件是“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以下简称为“报告”）；另一件是“给党中央的信”（以下简称“信”），信首注明“习仲勋同志转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内容是对“报告”动机、目的和要点的提纲挈领的说明。“信”仅见于近年出版的《胡风全集》，过去未曾公开发表过〔1〕，因此也从未引起过研究者们的注意。

“报告”长达“三十万言”，“信”却只有万余字。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人也许很难看完冗长的“报告”，但读“信”的时间和耐心还是有的。当年，“被推到绝路上”的胡风尚能虑及此，可见其考虑问题时仍相当周密。

客观地说，“报告”中铺叙了太多的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读后有令人坠入云山雾海之感；而“信”却没有这些弊端，其措辞非常坦诚、准确和精警。

因此，要解读和研究胡风的“报告”，最好的办法是先读读这封“信”。

 

  一

1953年3月以后，报刊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实际上已经停止。其后一年多，胡风赴东北、返上海、迁北京，担任《人民文学》编委，享有从事研究和创作的客观条件。1954年3月，他为什么突然决定撰写“报告”，揭发周扬等“非党”乃至“反党”，促使思想问题政治化呢？这与当时中央高层的斗争有关。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党（宗派）活动，并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当时，高饶问题高度保密，知情者仅限于党内高层人士。胡风通过聂绀弩打听到这次政治斗争的内幕，在他看来，周扬等领导文艺的方式与高、饶集团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感到“身上的顾忌情绪在退却下去，对历史对党负责的要求在升涨起来”，决定乘此时机，提请中央将周扬等经营的“独立王国”一揽子解决。

1954年3月，胡风根据这种理解开始撰写“报告”，行文中他紧紧扣住中央反对非党（宗派）活动的政治主题不放，极力贴近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信”的开头便陈述了上书的动机，写道：“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地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2〕

为了合理地解释自己为何能从“顾忌”转到“负责”，胡风不仅极力渲染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甚至把两年前周总理与他的谈话也放在这个新的基点上作了演绎。他在“报告”中写道：“我终于明白了：周总理向我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评’，是要我正视自己，正视现实，面对面地向斗争迎上去的意思。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斗争面前，我回避不脱；有党的保证，我没有必要得保留顾虑情绪。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领域党都要求展开斗争，在斗争面前党是无情的。周总理向我指示的意思是：党是为历史要求，为真理服务的，在历史要求面前，在真理面前，党不允许任何人享有任何权利。”〔3〕

周总理与胡风谈话事发生在1951年12月3日，谈话主题是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当胡风提出问题不在他而在“党的文艺领导”时，周总理说，“客观上问题是很多，应该和同时代人合作，找大家谈，学学毛主席的伟大，说服人”，还指示“不能回避斗争”等等〔4〕。实际上，从周总理的指示中，很难读出比要求胡风多做自我批评更多的“意思”。

然而，胡风却在做出以上演绎之后，在“信”中毅然地归纳出周扬等“非党”（宗派）活动的四点表现：“一，以树立小领袖主义为目的。”“二，不断地破坏团结，甚至竟利用叛党分子制造破坏团结的事件。”“三，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群众身上，以致竟归过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四，牺牲思想工作的起码原则，以对于他的宗派主义统治是否有利为‘团结’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为反动思想敞开了大门的情势。”抹掉其中仅出现一次的“文艺”二字，几乎便是高、饶集团非党（宗派）罪状的翻版。

胡风成功地将与周扬等的理论分歧或宗派纠葛政治化后，进而推断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结论。“信”中有以下文字：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造成的。以对我的问题为例，是有着历史根源，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高度的。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从“有意识”到“有计划”，从“非党”到“反党”，这便是胡风为周扬等共和国文艺界领导所作的政治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胡风上书之前，报刊上所发文章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仅止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现实主义”〔5〕，并没有超出文艺思想论争的范畴，而胡风在上书时却提出了周扬等“非党”及“反党”的问题，表现出将思想斗争政治化的明确意图。

然而，为胡风始料所不及的是，高、饶集团的核心问题虽是攻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但其错误的实质却在于“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胡风的上书是否也因存在着类似的“夸大”嫌疑而不被中央认可呢？

 

   二

“报告”所要揭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信”说得十分清楚：

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

希望中央做什么？“信”中也说得明明白白：

只有党中央转到主动地位上面，才能够挽救人民的文艺事业脱离危境；只有党的领导发挥了作用，才能够使人民的文艺事业在空前的思想保证和斗争保证之下建立起来飞跃发展的实践基础。

先看“信”再读“报告”，对于其上书宗旨几乎不会有发生歧义和误读的可能性。简言之，即揭发“以周扬为中心”的某些文艺领导的“非党”活动，提请中央“主动”地采取组织措施，并吁请加强“党的领导”，以“挽救人民的文艺事业”。

1978年，胡风回顾“报告”的写作过程，再次明确地表述道：“我一直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深知文艺方面掌领导权的人事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我后来在呈中央报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为中心或归结的。”〔6〕

身为党外人士的胡风，五十年前竟如此关注共和国“文艺方面掌领导权的人事力量”，如此关注“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他的革命责任感迄今未得到适当的评价。

“信”中还一再提及个人的祈望，就是“非……争取参加斗争的条件不可”和“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要求。此外，也传达出“要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要求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的迫切愿望〔7〕。

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者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胡风如此明确且一以贯之的表白，甚至还有人一厢情愿地将胡风说成“反体制的英雄”或“自由主义的斗士”，其误解胡风可谓深矣！

 

   三

胡风在“信”中着重分析了建国后阶级斗争形势及发展趋势，指出文艺战线本应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作，而周扬等文艺领导却表现得极不得力，因此激起了他的“痛苦和愤怒”，不得不采取直接上书中央的行动。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剧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们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谅自己了。

可以看出，胡风对建国后文艺实践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后来的研究者所说的有无“创作的自由空间”，而是能否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或思想斗争）的中心工作。这个发现也许令人觉得有些费解，但却是墨写的事实。对照“报告”中他对阿垅的热情荐举，“在我们今天文艺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中，（他）是能担当一份任务的忠诚的战士”〔8〕，便可以明瞭。而胡风的所谓“阶级斗争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的预测，表现出他比周扬等具备更高的阶级自觉性。三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扩展到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周扬等因反应迟缓受过毛泽东的多次批评，而胡风则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向中央保证的“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战斗誓言。

为了让中央领导对文艺界“萎缩和混乱”的局面有更深的印象，胡风在“信”中使用了“封建主义性的陈腐东西和资本主义性的或庸俗社会学的虚伪冷淡的东西取得了、进而扩大了支配性的影响”的极端说法。应该指出，他的这个说法脱胎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中提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指责，还指出“有些人（共产党人）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的问题。

然而，毛泽东当年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并不在追究周扬等的领导责任，而是号召刚刚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加强思想建设以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胡风对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满足的，于是在“信”中批评道：

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而是由于宗派主义当时正在开始全面地依靠主观公式主义建立统治威信，用着全部力量排斥和打击对主观公式主义不利的、为反映斗争实际而努力的创作追求，因而对于用了和主观公式主义同一实质的庸俗社会学伪装起来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不能有敌性的甚至警惕的思想态度所招来的结果。

当年毛泽东所以要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确实是由于周扬等“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而江青在此役中有促成之功，从此渐露峥嵘。胡风上书时重提旧事是否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用意，甚或有曲意逢迎毛泽东、江青之意，笔者不敢臆测。

胡风在“报告”中严厉批评的文艺宣传部门领导并非周扬等一二人，而是包括当时的中宣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使中央痛下人事变更的决心，他在“信”中甚至绘出了“周扬后”时代的美妙前景：

清算了宗派主义的统治以后，就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把在最大限度上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群众的创作潜力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作家的个性成长与作品竞赛和在最大限度上在党是有领导地、在群众是有保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提高政治艺术修养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艺术质量与积累精神财富和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群众当前的广泛的要求结合起来……

然而，问题的关键只在周扬等具体部门的领导者身上吗？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等基本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胡风所承诺的美好前景会实现吗？

 

   四

前文已经叙及，胡风对建国初期文艺实践持全面否定态度，“信”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概括：“（周扬等‘非党的领导思想’）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了，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之内。不过，仅就胡风个人而言，他从1949年夏到1952年初创作了两部散文（《和新人物在一起》、《从源头到洪流》，合计十七万余字）和两部长诗（《时间开始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合计五千二百七十行），其创作成果可谓丰硕。

根据中外文学史的历史经验，造成一个时代文艺整体衰败的原因大都来自外部的重大社会政治因素，或是宗教裁判的严峻无情，或是政治权威的极端专制。除此之外，罕有能窒息“文艺生机”的其他社会因素。

因此，当胡风断言建国初期文艺实践全面“失败”而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两难境地：既然上书的主观目的是向党表示“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及“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热望，就等于承认“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具有“同一的内容”，换言之，即承认第一次文代会上制定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及文代会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的正确性，否则，便失去了上书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承认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难以解释建国初期文艺实践何以全面“失败”的原因。

胡风是这样跳出两难境地的，他在党中央与基层文艺界之间找出了一堵墙，这便是周扬等打造的文艺界的“独立王国”，并指责“它”封锁了中央关于文艺的一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蒙蔽了文艺界的干部群众。

于是，我们在胡风的“信”中读到了这样的含泪的控诉，他严厉地指责周扬等“公开地歪曲对他们的主观主义不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公开地反对证明了他的庸俗机械论的破产的苏联文学斗争的理论经验”；他严厉地谴责周扬等“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归过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没有直接接近过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对于党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坏团结的手段就由党外到党内，以至直接指向党中央了。”

对于周扬等的后一个严重的“罪行”，胡风在“报告”中有着详细的陈说。事情发生在1952年4月，周扬路经上海时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彭柏山有过一番私人谈话，谈到“现在文艺上的情形很困难，一时没有什么办法，（他）是明白的，不过他很苦恼，重要的事情他都作不得主。他有许多很好的看法，但不敢提上去。”事后，彭柏山将谈话内容转告了胡风。不料，事过两年之后，胡风竟把这私人谈话写进了呈送中央领导阅示的“报告”里，而且进行了这样的诛心的分析：“如果连他（周扬）有了意见都不敢向上提，那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至少在文艺问题上是绝对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真理的结论以外，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看着整个文艺战线衰弱下去下去也毫不关心这结论之外，是不能有别的。”〔9〕

胡风把“私人谈话”写入“报告”，这做法是否恰当，似乎不必多加评说；但后来舒芜以“私人信件”入文，却曾是受到千夫所指的。只不过，胡风当年似乎比舒芜走得更远，请看下文：

为了他那个宗派主义的统治欲望，为了他那个小领袖主义的张皇失措的心虚，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恼”地把他自己说成了一个使人不胜同情的“无可奈何”的“失败的英雄”，甚至是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牺牲品的“赎罪的羔羊”。分析到这里，我心里涌了出来的悲愤强过了憎恶，全身火烧一样地实感到了我们的革命是不得不牺牲了多少宝贵的东西才通过了曲折的道路争取到了这个伟大的胜利的。〔10〕

周扬当年的“苦恼”是否真实，只要重读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评就可以明瞭。胡风当年的“悲愤”是否真实，从相关者的著述和回忆中却找不到任何可资证实的记录，而他对“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态，实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铁骨铮铮”的汉子所能为。

胡风为了摧毁（争夺）周扬等“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惟一的正确的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统治威信”，为了向中央证实自己所具有的更高的“党性要求”，走得实在太远了一点。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信”都是解读“报告”的钥匙。譬如，文艺战线应如何增强“敌性”观念，文艺战线应如何“担负起专门任务”，文艺工作应如何体现党的“道德力量”，以及如何认识周总理对他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如何看待周扬等拜倒在“堕落的”、“积极反动的‘老作家’”脚下的“以敌代友”的思想动机，如何辨识和剔除文艺界中混杂着的“品质不好的党员”和“叛党分子”，等等。

先仔细地看“信”，再认真地读“报告”，所得必会更多。

 

注释：

〔1〕《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册形式刊发了“报告”的二、四部分。《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以《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题，刊发了“报告”的第一、二、四部分。

〔2〕胡风：《给党中央的信》，收《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不另加注者皆出自此“信”。

〔3〕〔4〕〔6〕〔8〕〔9〕〔10〕《胡风文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654～661、727、349、395、395页。

〔5〕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3年初《文艺报》发表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两篇文章。

〔7〕胡风1952年5月11日给路翎的信中写道：“还有一传说：主席看过《路》，说，提法好，结论也对，分析有错误云。根据这，我去了信，并把《通报》内容摘要寄去。要求见面，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并给主席信，要求直接得到指示。”收《胡风全集》第９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参照胡风日记，“去了信”指的是致周总理的信，“给主席信”是致毛主席的信。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根据此信内容所加。

 

原载《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附：

舒芜：走出“胡风事件”

2004年08月18日时代人物周报本报记者赵倩

（以上略）

“胡风事件”有出入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人们提起您，总是把您和当年的“胡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颇多争议，您怎么看？

舒芜：“胡风事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您真的认为胡风所做的事情是在“反党反人民”吗？

舒芜：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从抗战初期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错门了。事实上，我是从斯大林主义入门的。我看的第一个领袖传记就是《斯大林传》，那时候对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每一条哲学是非都落实到政治是非，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

解放后，我的处境和其他所谓“胡风分子”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是全国最晚解放的地方。当时把我安排到“知识分子改造”领导层的地位，主持教师学习班等。对于所有胡风的问题，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

时代人物周报：50多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胡风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芜：当然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面对别人对您或褒或贬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时，您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舒芜：那无所谓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