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一个春日 
 

   一

同学诚出了一本书，承他美意，赠我一本。阅毕，印象最深的是那女主人公——那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的形象，“浓眉，明亮的大眼睛，红润的圆脸庞，上唇有一层淡淡的茸毛”——没错，那是棣的形象，连名字也是用的谐音.。

棣是一个中学生。她的如花的生命，在含苞未放的时候骤然终止，已经四十一年了。四十一年，柳江的流水由清澈变得混浊，忘川的流水冲刷掉了不知多少记忆，而棣，这个普通的中学生，熟悉的人们对她的记忆仍这般久远.。

因为她不该死。她正值青春，如春花般灿烂，夏树般葱茏，她的死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生命的规律。

棣死于1968年6月24日的一次武斗。关于她的死，人们在不同的时期有各种说法。她是自告奋勇积极前往的。她是为了保卫领袖，保卫革命路线英勇牺牲的。她是革命烈士。一开始，在派性中谵妄着的人们这样说着，为她开着追悼会。痛失花季女儿的家长在死去活来的苦痛中，暗暗期待着最后的一线关于名分的慰藉。然而她不是烈士。她是“非正常死亡”（后来的革命委员会给她的结论）。人们又说，她是受蒙蔽的。客观上虽不足取，主观上却是积极的，热清的，无限忠诚，义无反顾的。

不幸，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不是。事实很残酷，但终究是事实。只有还事实的本来面貌，，也才能还死者的真正面目，才是对死者的真正尊重。更重要的是，才能从历史中引出真正有益的教训，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于是，1968年的一个春日，就姗姗地向我走来。

1966年6月18日，新华社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废除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到此时，1968年的春天，我们学校停课已经一年多了。学生们结成战斗队，斗黑帮，批“修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一直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之中。到后来群众组织分裂成两派，学校又渐次成为一派组织（联合战队）的驻地。

棣本是我校高三十一班的团支部书记， 一个品学兼优，温文尔雅的女孩子，一个在学校有一定影响的优秀学生。她也参加了这派组织，住进了学校——但是，客观地说，在整个运动中，对那些失去常态的事，她的态度都是审慎的，甚至可以说是消极的。她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一张广播搞，没有上台斗争过谁，批判过谁，更没有抄家打人之类的事。但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后来她却死于武斗。

把事情的真实掰开来看——尽管这将使它迸裂出殷殷血迹——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囫囵的看，方能从中得出真正的符合历史真实的教训。当年我是她最要好的女伴。而今，我已老了。把我所知道地说出来，似乎义不容辞。

于是，1968年的一个春日，姗姗地向我走来。

那天下午，我忽然想回家去看看。运动中我比棣陷得深。我是联合战队的常委，负责宣传，一直住在学校，写传单，写广播稿，“强烈抗议”，“严正声明”，自以为是的胡乱忙着——那天我忽然想家了。

大约是三月底吧。南国的小城已经春深，阳光很灿烂，但并不炙人，暖风吹得人晕晕乎乎；校门口的夹竹桃，毫无顾忌的开着大束大束的有毒的红花。

走出校门，在竹鹅溪上那条不知什么时候匆匆搭起的小桥上，我看见了棣——她是我的好朋友，文革前我们同在一个班学习，思想上无话不谈。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她了。

她姗姗的向我走来。从容，沉静，带着几分忧郁——这可不是当时的主流情绪，这使她显得有点另类——尽管但是还不使用另类这个词儿——她穿着绿格子上衣，毛蓝布裤子，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套衣服。

“棣！”我欢喜的叫道，“好久没见到你了，你到那里去了？”

她缓缓的站下来，站在竹鹅溪头，春日的阳光下，和我说话。

“我刚才去给我姐姐寄了一封信。”她说。

她的姐姐，贵阳一中65届高中毕业生，也是班团支部书记，历年的三好学生。但没有考上大学，响应号召，下农村了。1964、1965两年的高考招生很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凡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怎样优秀，都没有被录取。据说（我没有亲见，但可以举出一两处地方的实例），他们的录取与否，在他们参加高考前，已经由他们的档案材料（这档案材料，常常就可以由本班团支部的学生团干部写定）决定了。李湘的父亲是铁路局机关的一个主任工程师，常年在铁路沿线施工抢险，沐风栉雨，面色黧黑。问题是他们的爷爷有点什么事。

“姐姐他们下乡的地方，很落后，我们难以想象……而且，完全不是知识青年能改变的……知青满腔壮志，却无用武之地…生活困难，做一天的工分，才值五分钱，我姐姐连小手绢都买不起……我刚才在信里给姐姐寄了一条小手绢……””

棣说完，看了我一眼，又说：“以后我不想下农村去了……”

说完，她低下头去。

我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响。“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这是领袖的教导，是我们在整个高中阶段共青团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在全国青年中开展的思想革命化运动的重要和主要内容。“考不取大学就下农村去”，我们天天喊着这样的口号，团支部天复一天日复一日讨论着这样的问题，共青团员、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逐人逐人的表态……表了这样的态，才叫做你已经解决了“前途问题”。我和她都是共青团员，都带头表过这样的态，也动员别人表过中这样的态.。

“以后不想下农村去了”，这就完全否定了自己，而且不仅仅是如此……

顾不上我多想，她又说：“前不久我去了一次南方，那里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里武斗中死了许多人，但只有一个被追认为烈士，还是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

又一记炸雷在我的头顶炸响——我们的所在地也已有武斗发生（后来知道的事实表明，当时在县郊，大规模的武斗和杀戮都以骇人听闻，只是我不知道，或虽看到相关传单而不相信），两派都已死了人。少不更事又已被炙人的革命宣传烧得谵妄的我们，一门心思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跟着领袖干革命，是革命路线的当然代表，我们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967年8月日周恩来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这样表态）以此类推，在武斗中死去的人就理所当然的是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牺牲，是烈士。而现在，棣的话，等于提前向我撕开了未来的一角，让我们能提前的稍稍冷静地看到了我们当时狂热“斗争”的结果——那是远不如我们的自己设想那般乐观的，那是和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的。以此为关照，我们应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对整场运动发出严肃的叩问……

但是，它又是和我们运动以来的忠诚信仰完全矛盾的。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错了？我为自己的想法吓得几乎发抖！

多少年后，我看到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曾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准确描写了我当时的感受：“新的想法使莫斯托夫斯克伊大吃一惊……为了摆脱利斯（一个法西斯小头目）只需要……但是，不，不行，还得更多，需要放弃他一生所关注的东西，需要谴责他为之捍卫和认为正确的东西……还得更多，不但得谴责，而且的全身心地以自己所有的革命热情憎恨劳改营，憎恨血债累累的叶若夫，贝利亚！但是还不够,还得更多………”（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

如临深渊啊！

如临深渊。当时各地的传单满天飞舞，那里的信息已使我们熟知，不少的人，不少的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原因就是因为议论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有一个新的通用的罪名，叫做“炮打三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以谁谁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而眼下，沿着李湘的话去思考，就会怀疑自己，怀疑运动一年多来自己所做的全部事情，怀疑斗争的方向，怀疑整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我不敢再想下去，再想下去脚下的大地就会塌陷；再想下去，我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令人惊秫的念头又突然跳了出来：是不是棣的立场有问题，像我过去对怀疑我们“大方向”的人所理直气壮的批驳的那样？可是，直觉（直觉真是个好东西啊！它反映的往往是生命最真实的体验，是未经任何扭曲的事实）告诉我，不是。她说的是真话，这真话，只会对她最信任的朋友才说；她说的是事实，这事实，是她亲眼见到的……

我看着棣。棣眨着她的大眼睛，把求助的眼光投向了我，投向了她最亲密的女伴…

一时间，我的内心翻江倒海。在心的深处，在远远的地方，一个声音在怯怯的说，她是对的，她看到的是事实……可是另一个声音却在以千万倍的能量轰响——在我的头上，在我的身旁，在天空，在四周——不能想下去，不能想下去……这是大逆不道，这是死罪……

我已身不由己。我不能再想下去。我不敢再想下去。我必须令这另类的思想就地停止，我必须把这异端的幼芽马上掐死。我立刻把思想拉回到现实，拉回到现实的主流意识。我们是领袖的红卫兵，是跟着领袖干革命的，领袖是不会让我们犯错误的……而且，不是我们一群人这样作，是全国的红卫兵……不可能这么多人都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懂得了不能按自己的直觉去思考，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不能根据见到的事实去思考，而必须按照主流意识的规定去思考，或者说，不思考，只服从，只执行，“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要革命，要进步，就必须这样做。

我散乱的目光，悄悄的从满是期待的棣的脸上移开……

6月1日开始，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小城两派的对峙骤然升级，以至隔江而治。大规模的武斗频频发生。6月23日，我们在校园听说着柳江边有武斗发生，头儿们频频往前线调人，渐次的连女生也调到了，是去参加救护。是夜，江边传来的枪声断断续续响个不停……黎明时分，我被一阵猛烈的捶门声惊醒，是隔壁宿舍的玖玲。她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快来看棣啊！你快来看棣啊！”声音已经变了调..我慌忙从所睡架子床的上床翻下来，塑料凉鞋的扣襻都不及扣好，就]跟着脸色惨白，头发湿漉漉的玖玲，往学校的风雨操场上跑……

棣穿着那身绿格子上衣，毛蓝布裤子，躺在了一块临时找来的门板上。她脸色惨白，两条湿漉漉的小辫子垂到胸前，一刻子弹从她的左前胸穿进，从后背穿出……

我抬起头来，校园的所有树木都断成相互错位的两截！

我们给她开追悼会，致悼词，称她为烈士，称道她的忠诚，英勇，奋不顾身……

 

     二

在电影《枫》的结尾，看到死难的红卫兵的墓，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爸爸，他们是烈士吗？”

他的父亲回答：“不是。”

“那他们是什么呢？”

“是历史。”

是的，他们不是烈士。烈士的定义是“为正义事业牺牲生命的人”，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不是正义事业，而且是大不正义,是大罪恶。但是仅仅回答是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种委婉的回答，含混的回答，或者说，是一种权且的回答。

那历史又是什么呢？

今天，当熟悉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叹着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孩子（还有许多这样的女孩子和男孩子）的无辜死难的时候，假如没有对历史的真相抽丝剥茧般的追寻，没有对历史因果的叩问，没有当事人的自我反思，那一声声的喟叹，就只能是苍白的，空洞的，毫无疑义的。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使棣去赴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听说过这样一桩文革往事：在中部一个城市的一次武斗中，一派的武装人员围住了另一派濒临长江的据点。被围的一派全是中学生。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在无力对抗的情况下，誓死不愿意投降，高喊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口号，争先恐后的，下饺子一般的往滚滚长江里跳！

“这是真实的事。”说给我听的那个女孩子，面带戚容，认真的补充道。

当然，他们也不是烈士。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其实是一场大灾难，大罪恶，大欺骗。他们在欺骗中变得狂热，死于血色光芒下的谵妄，死于受蒙蔽。文革中的红卫兵多是这样的死法。

但是，至少在当时，他们的自我感觉是崇高的，壮烈的，他们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去赴死的，他们坚信自己死的正义性，我想，他们甚至会坚信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后，他们必将被追认为烈士，所以，他们死得那样的义无反顾。

而棣的死有所不同。

棣的死比他们犹豫。

或者说，棣死的时候比他们清醒。

因为，1968年的那个春日告诉我们，她对这种武斗的性质已经怀疑了，她已经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看到了这场运动的狂热参加者的命运。这是例证一。

例证二是，这个运动中，她虽然持和我同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同样住在学校，但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具体的派别活动，包括写传单，贴大字报这样温和的活动。每当有头头叫她就某件事情写传单的时候，她总是小心的避开。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的运动参加者。

还有，她接到上战场的命令，是在6月24日的上午。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并没有接着命令就走，她先是来找我，到处找，满校园的找……但事不凑巧，当天我不在学校，——她要找我干什么呢？

人们后来猜测，那是生离死别的预感，她前来诀别。但我想，不是这样。我和她关系密切，是在文革前，文革中，彼此很少见面，见了面也不深谈运动。（后来我意识到，她是有意和狂热的我保持距离）而6、24日来找我，找得那样急切，肯定是有急事。当时面临的急事就是要上战场。我想到了几个月前那个春日的下午。那么，她找我的可能性，一是找我去说情，取消调她到前线去的命令；二是再次向我陈述那个春日下午的观点，争取我支持她不去。两者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对那次武斗的意义，她是否定的，至少是怀疑的，她不想去。

然而她最终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最终终结在那里。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珍爱生命是人的本能。赤手空拳地奔赴枪林弹雨，无异于送死。而对这种赴死的意义，她已产生了怀疑，她为什么还要去？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而可怕的力量在左右着她？

那个命令？须知那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发出的命令。那时的群众组织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你随时可以进入也随时可以退出。头头可以有很大的号召力，但却对你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他完全不同于你工作单位的头头。

不是，不是那个命令。

还是那个格罗斯曼，在他的书里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二战期间“竟然有这种情况，人们在刑场前排起一列列长队，而且受害者秩序井然的调动着队伍的运动……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的酷暑，从清晨到深夜等待着处死……

而明明已怀疑自己的死将毫无意义，却仍服从不堪一击的“命令”，老老实实的去赴死，是不是和格罗斯曼描述的情景很相似？

格罗斯曼深刻地指出，这种顺从，说明了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极权主义社会的超暴力有能力使全大陆的精神麻痹。

那是一种极其强大而且无孔不入的力量。只有一个观点，一种认识，一个准则，一种行动，只允许发出一个声音，唱出一种腔调……这种观点认识和准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认识和准则，这种行动声音和抢救是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行动声音和腔调，任何异议都必定使你陷入灭顶之灾。“炮打三红”“恶毒攻击”之类的罪名，就是为种种异端思想和言论量身定做的。这种恐怖强大如天空，时刻笼罩着你。

即使你只是想选择中立，选择消极，只是有所犹疑，在这条路上也早有许多堵截，“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量的关于“中庸”关于“逍遥派”“观潮派”的批判……会使你边缘化，会使你自惭形秽，同时胁迫你“勇往直前”。

谁不珍爱自己的生命？谁不害怕牢狱之灾？谁愿意被批判，被揪斗？而年轻的心是那样热情和上进，刚刚舒展了嫩芽的生命怎不恐惧从此就陷入黑暗之中？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棣了——进入武斗战场，有可能送命，但也可能侥幸全身返回，而选择对抗，对抗那烧得滚烫的文革巨轮，遭遇的恐惧将无可逃遁。

她顺从了。

恐惧使她选择了赴死的路。

这是意识形态专制的恐怖。

所以，杨小凯先生说，意识形态的专制是最可怕的专制。

   三

那么你呢，在这桩事情中，你帮助她了吗？假如，6，24白天，她找到了你，你能不能帮助她？

是的，该说到我自己了。我的回答是：能，或者不能。

能。那个春日的下午，棣的话像一只暗夜中的小小萤火虫，让我看到了一小点真相的亮光。假如我开始独立的思考，纵然不能一步看透那场大灾难大欺骗的实质，至少可以看出自己面临的巨大危险，从而从那疯狂的战车上挣脱下来，与之疏离。在李湘，也就没有后来的6、24了；在我，也就是帮助李湘了。

但是，如前所述，我没敢这样做。一听到李湘的话，我刚刚有一点赞同意识，就几乎同时地意识到自己可能的异端身份，随之感到了巨大的无可抗拒的恐惧，立刻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权利，选择了绝对的顺从和盲目的绝对的信任，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去放逐。

没有任何人强迫我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甚至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和棣的谈话，可我就是那样几乎是本能的感受到了那种令人颤栗的恐怖，不假思索的选择了顺从。那种恐怖已经深入到我的血液中，无时无刻不感到处于它的包围之中。

你该明白了，这种状态下我能帮助棣吗？

我不能。

这个血淋淋的结论让我几十年后仍痛苦莫名。但没有办法，这是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直面历史。

剩下的问题，作为个人的我们是否注定了要毁灭？

求生本是人的本能，珍爱生命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尽力的帮助别人避免死亡，是人最基本的责任。面对不可抗拒的势力，也许我们会无力对抗，但当我们面临生死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完全有权利从容的理直气壮的选择生存。例如，选择消极，选择中立，和不明底里的事拉开距离……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守你思考的权利。而这时候，你遭遇到巨大的令人颤栗的恐惧……

恐惧剥夺了我们自由思考的权利。恐惧使我们选择了顺从。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顺从并没有把我们带到安全和谐进步发展的伊甸园。笛卡尔说：“人是一茎会思考的芦苇。”放弃了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也就是放弃了人的尊严，放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在极端的时候，也就是放弃了生存的权利。

因此，当我们呼唤普世价值的时候，作为个人，我们必须逐步建立并坚守自己的基本权利。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这些原是天赋的人权。

感谢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唤公民意识的建立和教育了。这当然已是另一个话题。之所以在这里提起，是因为当我要结束这篇浅薄的短文的时候，忽然感到这个问题原来和讳莫如深的文革有着扯不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