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记事B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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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记事B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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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记事B
高兴没两天，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站岗的曹大个跑来报告：学校外边马路上，过去了几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背的枪都是铁把冲锋枪，不像解放军那种木把56式，会不会是“联指”假冒的？我跳下床，跟着他跑步到校门口，果然见雾霭中有一个连左右的军人，正向学校西边高坡菜地开去。没多大会儿拉开成散兵线，挖起战壕来了。脑子里顿时涌上各地部队配合联指剿杀“422”和造反大军的故事来。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我接着跑回校内，一边通知大家赶紧行动把枪支收藏好，子弹是收缴不完的，关键是为数不多的那几支枪一定不能被缴了去。一边用自己架设的电话与机务段、文化宫等地联系，却联系不上。看来似乎不只是对付我们铁一中的。 我又回到校门口，那时我们学校附近的厂子如红星农械厂也住满了来自柳北及一些县份的难民。外边已经有不少难民在观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女老少都有。我向部队那边走过去，毛利和几个同学不放心，也跟着我过去，到竹鹅溪那座桥头就被看上去是个连、营级干部的人阻止，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挖战壕？为何不准前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学校四周都有部队，而且工事的朝向是对付我们的。结果他除了警告我不能靠近桥，他们执行紧急军事任务之外，啥也不说。我只好退后。而此时天已经放亮，周围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但看上去这些部队指挥官显然没有预料我们学校及周边居然住着如此之多的难民，有些手足无措。 回到学校被告知，说机务段也被武装部队包围了，其他地方尚不知情况如何。工机联总部所在的林场离我们学校不过几百米，恰好正在散兵线背后。但道路已经被禁止通行，已经过不去了。那时我们的地盘上，任何学校、厂房之类房屋都成了难民营，路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起来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有点低能：一早来到就挖战壕，既然武装围剿却不进入学校；而且根本不与任何人联系或发出警告；等到人群众多了才禁止交通；没有任何有目标的行动却在激怒老百姓。我敏感地嗅到一种阴谋的气味，但看这架势也无能为力。渐渐地，感觉这局面不妙，难民与军人辩论已经初具规模，矛盾正在尖锐化。我不宜留在此地，直觉告诉我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说煽动什么的，即使我一言不发也没用。于是交代毛利，我回我房间的天花板上睡觉，武斗开始时那上面就做了些工事，还有简陋的床位，告诉他不许告诉任何人，有紧急情况你自己来叫我。便溜之乎也。 《年表》记录如下：“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反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P92）临近中午时分我被毛利叫下来，他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里的一支铁把冲锋枪。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严重冲突，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事情的经过，除了少数几个战士出力护枪之外，多数人不出力的。他们把枪横着挂在胸前，摇晃着语录本念念有词，任由你把枪拿走。甚至还有当兵的说：“我入伍前是湘江风雷的，枪你拿去，爱惜些啊！”不少女生都抢到枪了，她们都上缴或者送给说好话的男生了，还有至少两位难民也交上来所获之枪支。后来关押中审问此事，专案组愣是不肯相信我躲在天花板上睡觉，彻底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不过，经过内查外调，确实如此。 大家兴奋至极也不奇怪，那么多子弹正愁没枪哩！有传言说开了：“毛主席刚送来子弹，林副主席就送来枪，真不愧是接班人啊！”这回，所有支队都有枪械了，大家都很威风。但我心里更担忧了，抢子弹的事还没完，又抢枪了，真不知中央会怎样收拾我们。转念一想，只能听天由命了，无论中央怎么办，总比让韦国清收拾我们强。部队既然撤了，总部的电话也通了，我赶到林场总部所在地，没几个人，都在眉飞色舞地讲述抢到枪的事情，这才知道我们所有据点都被包围了，也都经历了与我们学校差不多的过程。 我觉得，当我们刚取得一次进攻胜利后，部队就直接出动“强行收缴”。而在数月之被进攻中，即使南宁、柳州“联指”抢了万余枝枪及大批弹药，军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采取强行收缴之类行动。我们在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我们。还不止如此，《年表》记录如下：“27日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广西“422”至少从1968年2月起，面临着的是广西的官方、军方、民兵组织以及“联指”的联合武装围剿与杀戮；而这些显然得到中央和广州军区的支持。广西的做法，也许正是一种实验，是举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先声。黄永胜至少是知情而且支持的。在三月时他升任总参谋长，而莫名其妙地杨、余、傅忽然被说成我们的后台。须知当初“联指”用来对抗周恩来“824”讲话的，正是“余立金讲话”。并且，配合着广西的屠杀，康生接二连三宣布《今日的“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有黑后台。在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学生写的时，他直接叫唤：“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然后把支持“422”的省级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接着把谢王岗、袁家柯宣布成“国民党特务”；甚至连柳州铁路局书记张炎也被逮捕，说他操纵一派，也就是操纵我们。其实张炎自1967年冬天就躲到北方避难去了，压根儿没有任何言论或行动。何况，即使他想指挥我们也没可能性，那时，我们狂傲得就像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目空一切，根本不可能听任何人的。 过去我们只是根据现象判断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操纵联指武装消灭我们，而且直接把农村的基干民兵武装起来参加联指组织，直接进入县城消灭各县的“422”或造反大军组织。拿下探矿厂似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联指”。于是我们在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我们的文字证据。白鉴平似乎对这些证据重视不够，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中央肯定获得了这些文字材料，其实谁都知道中央还有众多耳目隐身蹲在广西，他们不会白吃饭必然密报广西情况，韦国清也提醒联指注意这些人，他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毫无反应。我始终坚持认为，以韦国清的为人，他根本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去对抗中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上边包括中央任何一个机构都了解的，他们默认这些行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上报材料，而是要立即把它们公布于众，印成报纸广为散发，“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留下点东西，不至于将来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分歧，白鉴平又掌握着这些难得的资料，他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这个意见基本没被理会。 后来统计了一下，我们联战共获得四十多支枪。更重要的是，整个造反大军、工机联得枪数百，有了子弹再有枪，对“联指”的震慑作用无可比拟。加上“联指”自己并不明智的夸大，拼命广播、宣传说被抢了几千支枪，更使得他们自己恐慌不已。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许多地方农民都说，那时武装部叫基干民兵去围剿柳州的造反大军，听说柳州造反大军抢得了很多武器，还有飞机大炮，结果大家都不敢去。 在决定攻打探矿厂的时候，就确定打下探矿厂以后接着进攻探矿厂后面的二级站等联指据点。现在有了枪，这个主张更成了上下一致的强烈要求。26日，在探矿厂由白鉴平、廖伟然主持作战会议，我去参加了，决定当晚开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红星农械厂，廖伟然亲自指挥。我们负责攻打红星农械厂隔壁的医药站仓库，我回到学校，几个支队都要求参战。我考虑了一下，只需要一个支队便可以了，其他支队作预备队。于是“袁猴”和“余修”率领的一支队坚决不肯预备，宣布说，“张大”是我们支队长，就是给这个医药站的冷枪打死的，报仇的责任只能一支队完成。别的支队便没话说。 夜里八点，战斗准时打响。我看了天气，满天星斗，万里无云，暗自高兴，只要不下雨就不会死人。打探矿厂就是好天气，我们今天看来应该顺利。枪声一直没停，间或还有爆炸声。因为近，大约九点多，我按事先的约定走到农械厂，见廖胡子正在手摇电话机上吼叫。没多久，叫唤完了。我问情况如何？他说还不坏，隔壁的院子已经基本拿下，正向纵深发展。 聊了一会，忽然一声巨响似乎就在身边，接着旁边一棵锄把粗的苦楝树“巴嘎”一声断掉了，我本能地举双手护住头。廖胡子笑道：“要是打中你，连爆炸声你都享受不到。现在蒙头太晚了！”我看他连动都没动一下，不由得十分敬佩。农械厂的于老三闻讯跑来，打着手电找到那个弹坑，离我们不过两三米远。廖胡子一看，骂道：“妈的，他们不用抢，‘八二’迫击炮都有了。好彩打在这个坡底下，要是歪一点打到坡上头，我们两个都报销了。” 放下电话，我沉思不语。“袁猴”一边喝绿豆粥，一边说着作战情况，眉飞色舞的。原来我们进攻了许久，居然只是几个进城农民在守卫这两个据点，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尼龙袜、塑料凉鞋。市里“红总”把他们都收拾了，我们根本没捞着真打。放那些枪和手榴弹响，都是自己给自己壮胆的。第二天中午，我亲自率队进攻时，看见两具用竹席盖着的尸首，掀开一看果然是这身打扮。原来两个据点总共只有十几个进城的武装基干民兵，除这两个阵亡的，其余都逃跑了。 没多久，“少奇同志”下来请示，支队长“余修”问怎么办？我告诉他，“袁猴”有伤，回学校休息，其他人就地休息，注意派好岗哨。明早二支队上来接防。由于和我们一起进攻的还有柳州市“柳江风雷”，他们全部是初中生，67年9月6日凌晨，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被埋伏的县武装部干部打死15人，几乎全军覆没。却不料因此参加的人反而竟多了，以后就成为市内初级中学联合的学生组织，据说他们还不收高中生。因为15个死难者里有我们联战的方天行，而且全部埋葬在我们学校，于是这支队伍很愿意和我们一起活动。我告诉“少奇同志”，跟“余修”说一声，照顾一下“柳江风雷”的人，无论如何他们只是初中生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支队不肯下来，于是二、五两个支队没法上去。二支队其实是我们的兵工厂，厂长就是“老太婆”。他们1967年8月武斗期间就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手榴弹和子弹，这次抢得子弹却没有枪，于是他们与柳州机车车辆厂合作，正在研制我们自己的冲锋枪。没想到“525”那天他们也弄到几枝冲锋枪，于是对于从来没有资格上战场提出异议。我已经答应他们和搞后勤的五支队凑合起来接一支队，攻打二级站的，现在一支队在前方不肯撤下来，他们就要求参加进去。我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全都挤在那么一小块地方作战，坚决不批准，他们只好不断来请战。天亮时“袁猴”上去督促一支队撤下来的，结果他成了“肉包子打狗”也坚持在前线了。 直到近中午时分，我跟廖胡子通电话，他已经知道二级站相当难啃，马路比较开阔，那边围墙又很坚固，始终炸不开口子。打算暂时停止攻击，以避免伤亡。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二级站里发射的迫击炮已经有好几发落在我们学校里，我们还没有这等武器。于是我从农械厂摇电话，告诉“袁猴”攻击已经停止了，把一支队撤下，我带二支队上去接替警戒。他争了一会，终于服从了。我把二、五两个支队一共12支枪带上去，接替了一支队。柳州市也把“柳江风雷”替换了，是另一支杂牌军顶替，其中还有几个扛鸟枪的，真正是指望“鸟枪换炮”的一伙。他们知道二级站里驻守着“联指”的精锐部队，比较难打，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的武器精良，都指望缴获几支好枪，最好是那些迫击炮。因为我们没有重武器，而“联指”连四管高射机枪都有许多挺。 到前边，隔着马路，“袁猴”给我讲解了对面的情况。那里的片石围墙非常坚固，我们冲过去放了几次炸药包，只炸开一个小口子。我观察一下，发现那个小洞顶多只能钻过去一个人，而且还非常勉强。惟独感觉安慰的是，我们没有人受伤。据说那小洞是“柳江风雷”送上去的炸药包炸出来的，送炸药包的回来时中了一枪，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过了没多久，柳州市过来一位领队的，说他们决定不理廖胡子的命令，自己先干。我表示怀疑，他自称是侦察兵转业的，看情况对方可能正在撤退，再不进攻就让对方逃跑了。二支队带来好几发我们自己研制的枪榴弹，于是打了过去，在那边院子里爆炸之后并无反应。柳州市的那位仁兄，说话间已经派出一名爆破手，冲过马路，把炸药包塞进已经炸开了的那个洞里，接着沿围墙跑开躲起来，显得很有经验。爆炸之后，那个洞变成一个豁口。趁着烟尘未散，我喊了一声“冲！”就带头冲过马路。到豁口旁边，二支队的“老油子”不知啥时居然抢到我前边去了，喊了一声：“我先过！”就钻进去了。我跟在他身后进去，一座座仓库静悄悄的，我意识到：对方真的跑了。“老油子”不理任何事，对着任何可疑的地方就开枪，跟进来的其他人也照样办理。我马上布置分开成几个小组，搜索前进。 整个二级站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柳州市那位仁兄一边发射红色信号弹，一边骂廖胡子笨蛋，害得他们白忙一场。那几位指望“鸟枪换炮”的，更是抱怨不已。未几，“雄头”他们过来，要求继续追击，冲过东站那边去。我叫他和“老油子”一起先侦察一下情况，大中午的，万一有埋伏就惨了。他们应声去了。没走多远，跑出来几位家庭妇女，手舞足蹈地大喊：“他们都逃跑了！联匪都逃跑了！往鱼峰山那边跑了。”我一听，立即告诉那位仁兄：“你快报告廖胡子，另外，你们的人留在这里打扫战场，我们先追过去。” 在正对鱼峰山的鱼峰大道上，我们领教了“联指”架设在山顶上的机枪“问候”。于是柳州市“红总”决定扑过去，直接攻打鱼峰山。我通知我们的人回学校填肚子。但对方显然清楚，孤立的鱼峰山是无法守得住的，只要包围不用进攻，必成瓮中之鳖。于是还没有等攻击发生，他们就撤了。红总和造反大军的队伍一路向东追击过去，这样我们虽然失去了全部柳州江北地区，但在柳南却把铁路与地方连成一片，最重要的是，我们控制了粮食、肉类、生产物资的储备地区。双方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如果没有农民进城这个因素，我们其实还占优势。 问题接着来了，在铁路这边联指控制了铁路医院，连同技术馆。另外还有小鹅山，不断打冷枪。有一个小插曲：铁路“联指”有一个武斗干将，名叫陈德威，抓人打人十分狠毒，因此我们这边的人们都恨之入骨。有一天他被机务段我们的人抓住了，同样遭到毒打。我知道时他已经遍体鳞伤。于是下令接管，由九支队派人把他弄到我们学校。我看他伤得不轻，亲自带领九支队几个弟兄武装护送，去请著名的跌打专家苏医师。没想到回校路上遭到“联指”伏击，对打了一通“联指”的人撤退了。虽然无伤亡，但却把苏医师吓得不轻。特别是当他到达学校，知道是为陈德威医治时，气得一塌糊涂，坚决不干。我费了老半天劲才说服他，给陈诊断、下药。陈并没有伤及筋骨，见他被关的地方没有蚊帐，我又做了安排。整个联战在文革中是不准打人的，据说还是有人犯纪，但毕竟不严重。这也使后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感到不可思议。后来陈逃跑了，回到“联指”那边反而被说成叛徒，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成了逍遥派。 直属铁道部的柳州铁路机车车辆工厂一片地方成立了第三指挥所，他们自己决断自己行动在5月26日夜晚攻下了小鹅山。另外还有马鞍山，联指控制这座柳州市的最高山，架设了高射机枪，不断向我们的地方扫射。不时听见有行人被击中甚至击毙的事情。受到威胁最大的还是柳州造反大军，他们的居民集中区谷埠街一带，直接被马鞍山上以及柳江对面的“覃连芳大楼”上打过来的机关炮威胁。于是柳州造反大军与铁路工机联总部联合决定，拔除技术馆及铁路医院、马鞍山两处据点。使柳铁地区与“钢联指”以竹鹅溪为界，柳州市与联指以柳江河为界，对峙到中央解决问题为止。 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柳州军分区5月29日在柳北的柳州饭店召开地区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王司令员下令：“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动手。”郭政委作总结，会议决定“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大刮十二级台风”。此次会议散会后，各县革委会主任或待成立的准主任，组织各县民兵开进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在各自县份，则滥杀“五类分子”及本地“造反大军”群众，后来中央工作组统计，被杀害者达7659人。我们更不知道，当天中央文革同意韦国清等领导人赴京汇报，讨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五月三十一日夜，柳州市负责进攻铁路医院，据侦察，医院里驻扎着由各地联指调来的复员军人为主的最精锐部队，武器配备也极好。技术馆驻扎着名义上是我们学校“东方红公社”的学生，我们清楚，他们不但人少，而且都是些只会听话的角色，主要的还是外边的武斗人员。会议是我参加的，联战负责正面主攻技术馆，铁路上其他队伍从侧面攻击。我安排驻守文化宫的一支队把我们仅有的一挺马克辛水冷重机枪布置在文化宫楼顶，压制技术馆和铁路医院的火力；其余的人马与九支队、五支队一起按计划摸进技术馆与铁路医院之间的铁路第五小学。两支队伍都由我带领。 要攻打技术馆的事在我们的队伍里属于公开的秘密。人人都盼望参加这次作战，最典型的数汤姓两兄弟，我们叫他们为“大、小冰棍”，我亲自找他们做工作，大意是俩只能上一个，万一两个都报销了，你们汤家就绝后了。没料到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绝了活该，你要不给我上阵，我就先嘣了你！”结果是安排他们一支队驻守文化宫，随时待命。 半夜，眼看快要打响时，我又开始发抖，而且越抖越厉害。脑子里非常矛盾。万一死人，我是否对得起这些弟兄以及他们的父母？可是如果我们束手待毙，死的人就会更多！广西各地已经发生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明白，必须拼死一搏，才会有那么一线生机。也才会有如此热烈的要求参战的事情。不由得想起“老扁”的父亲恳求我的样子，现在他们就要主攻技术馆，心中的滋味实在难以言谕。 一发信号弹升起，首先是医院东边响起激烈的枪声。我立即感觉不妙，因为战前布置是分头摸进去，以偷袭方式解决问题的，这枪声说明原来的布置已经失效了。而我们的五、九两个支队正摸到铁五小，万一暴露，他们将被两面夹击，而且在低洼处。我赶紧摇电话，九支队的副支队长“闯将”接的，他告诉我两个支队分别在球场两边的教室里，整个铁五小没有一个人，现在五支队也上来了，占领了靠近医院的那栋办公室。三拨人马被一个足球场分割成三块，非常不妙。我告诉“闯将”，交代大家都不要暴露，我亲自上去。“闯将”一听就急了，叫我千万别上来，不然失去与其他部分的联络和指挥，更糟糕。 我处的位置与他们所在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米，但只有一个不足一米宽的土埂连接，两边都是很深的水塘。这道土埂又被医院以及联指占领的铁路局大院两边火力控制，来往很危险。我觉得上去确实用处不大，这时与总指挥部间电话通了，我急忙问医院东边是怎么回事？留守指挥部的王某告诉说，红总的队伍刚摸到医院旁边的木材加工厂，与“联指”的队伍遭遇了。看来他们正打算摸过来进攻粮食加工厂，于是交上火了。估计技术馆那边未必知道我们的计划，但最糟糕的是从竹鹅溪旁边摸过技术馆西边的那支队伍没有联系，他们的电话还没架设好。而摸往技术馆斜对面的机务段的队伍，也还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同时到达，对技术馆的进攻就没法开始，但拖延对我们显然不利。 我脑子里马上涌出来两个方案，一是我们自己马上进攻技术馆，拿下技术馆也就切断了医院以及进攻木材加工厂的联指队伍的退路。但我们的队伍总共不到三十人，未必吃得下技术馆；二是把人马撤下来，对技术馆进行火力攻击，使对方恐惧然后肯定会撤退原来打算进攻的队伍，甚至把医院、技术馆也撤了。第二方案如果凑效，是最理想的结果，至少不会牺牲人员。 还没等我拿定主意，电话响了，拿起来一听，是机务段的队伍，他们已经摸进了铁五小旁边的局长宿舍院里，照例是空无一人。我顿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联指不乏军队转业干部，甚至很可能还有现役干部，怎么在鼻子底下就如此大意，连一个岗哨都没有？会不会是个圈套？如果是，那我们已经被装进去了。特别是铁五小，他们一进攻完全可以把我们打得狼狈不堪。想到此，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摇电话，打算通知“闯将”他们立即炸开围墙，转移到地势高一些的局长宿舍院子里去，与机务段的队伍合并。但电话不知何故已经摇不通了。 其实什么都晚了，技术馆和医院那边枪声响成一片，不时夹杂着迫击炮弹的爆炸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通往铁五小的土埂已经被机枪扫射所封锁。从电话里得知，“红总”的人曾经攻进医院，但又被打出来了。不知何时，“闯将”已经被人带到我身边，浑身湿淋淋的。我叫他先换衣服，他却说没时间。接着把冲锋枪推到背后，告诉我，现在铁五小内我们的人已经被火力压制，除了东边还可以对医院射击以外，其他人都只能躲在教室的角落里，只是不用担心，什么伤亡都没有，联指也不能攻过来，因为那个球场太开阔了。 然后我们上到二楼，最东边的山墙早就打开一个大洞，只是医院常打冷枪过来，所以用一张八仙桌挡上了。他把八仙桌拉开一半，我们俩从洞口看下去，他指着现场告诉我情况。忽然两声枪响，一听就知道是苏式步骑枪打的，“闯将”头上戴着的铁路大盖帽被打飞了，我的头上洒满了灰沙。我们身后的墙上有两个弹孔，看上去是两支枪同时发射的。“闯将”骂了一声，接着说真他妈的好枪法，两百米开外还这么准！ 我摇电话叫文化宫楼顶上的马克辛重机枪压制住医院的火力，他们说根本看不见火力点在哪儿，只能压制技术馆的。这时天已经大亮，“闯将”又要回铁五小，我叫他千万叫大家都不要急，“联指”肯定不敢攻过来，轮流监视就行了，一定不要动。又关心他怎么过这个土埂，他回答，没什么，注意点就是了。我从二楼北面厕所窗户看下去，只见他三拐两拐，都是两边打不到的地方，然后下塘，举着枪沿土埂游泳到中间那个涵洞钻过去，继续利用土埂掩护，平安到达对面。 没多久，局长宿舍那边老任来电话，说那里的二楼已经被炸塌了，不光有迫击炮弹，还有定向炸药包。他们已经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我只能让他们死顶，注意不让对方偷袭，一定要守住，不然铁五小就很惨。带队的任树德答应了，并保证一定守住。这仗越打越窝囊，枪弹、炮弹都落到我所在的前沿指挥部。而肖联保率领的队伍至今没有联系上。 接到通知，我从前沿指挥部赶到文化宫总指挥部开会，竹鹅溪对面的枪弹扫得我几乎无法离开。不知是否发现有人要过去，溪那边枪打得更勤了，我根本无法通过两栋楼之间的空地。“毛利”赶紧会同两个女将，拖了一挺轻机枪到楼房西头掩护，这时我忽然发现五六只鸭子，它们竟然站成一行，躲在一棵大树后边。聪明的小精灵，居然知道那枪是从哪边打来的。听见“毛利”他们的机枪响了，对方显然被吸引，乘此机会，我飞快跑过危险地带，到了文化宫。 会议在电影放映室进行。王某报告了肖联保那队人马的情况，他们按时摸到技术馆后边，因为电话线没有拉上，无法报告情况，于是隐蔽在民居里。直到天快亮才派一个人回来报告，而王某接到报告居然没有告诉我这个前沿指挥！我把他好一顿骂，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居然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柳州市那边更糟糕，“红总”市三中部队八个人躲在一个大坑里，没料到一发迫击炮炮弹恰好落在坑中间，全部阵亡。“青年近卫军”两名战士，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双方都没有能力进攻，整个战势成胶着状态。我始终最担心铁五小内我们的弟兄，他们始终被压制在低洼的地方，幸好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我暗自寻思，只要不下雨，我们大约不会有伤亡的。 廖胡子看来很伤心，三中部队阵亡的几个人，全都是他的能干部下，却意外地死于盲炮。他暴躁地命令他老婆，也是部队转业的上尉军官，立即回去亲自把那一箱四零火箭弹搬上来，一定要轰掉医院那个堡垒。拔掉这个钉子，医院就可拿下来了。最后商定，只要医院攻下来，立即全面发起攻击，端掉技术馆。 回到前沿指挥部，已经下午。“毛利”告诉我，机务段的林某在指挥部北面趴着，过不来。竹鹅溪那边的火力太强。林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进机务段当了火车司炉。我到楼房北边厕所窗口一看，他趴在一棵脸盆粗的大叶桉树旁，离房屋只有三米多远。但竹鹅溪对面显然已经发现他了，枪弹不断落在附近。我一看情况就知道这小子窝囊，不然这三米距离无论如何都可以冲过来的，现在趴在那里反而不利。 过去摇电话，责问任树德为什么让他跑回来？任开始不说，后来才答复是他自己被炸怕了，坚决要撤退的。我于是交代“毛利”，设法把那间厕所窗台下部打开，弄一些东西遮挡，然后把他救回来。如果不行，就弄一包合适的炸药，炸一个洞。“毛利”答应了。我便离开到指挥部的房子里，电话询问医院那边的情况。 没多久“毛利”来报告，说林被打死了。“毛利”说，他看来吓傻了，喊他不要动，他总要抬起头来催我们快点。叫他不要抬头他还要抬，结果给竹鹅溪那边一枪打中脑袋，完蛋了。我跟着过去一看，那个脑袋已经缺了半边。战场往往如此，缺乏冷静的代价是生命。但是，这样的武斗又是为了什么？ “闯将”又从铁五小跑回来，衣服照样湿淋淋的。这身衣服已经湿了两次了。我连忙问那边的情况，他告诉我，五支队趁着还没爆炸就把联指发射的一个定向炸药包扔到围墙脚下，结果把围墙炸垮了一个豁口。于是跟局长宿舍打通了，他们可以来往两边，情况好多了。其他弟兄们一切安好，联指不敢进攻的，我们在两边卡住球场，他们过不来。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任树德没告诉我这个情况？他笑了，他们在最西边那栋楼里，根本过不来，哪里会知道这边的情况？ 再问一下，他说，弟兄们一天没有东西吃了，就是饿，要是有吃的还有水，那么再守两天也没问题。说话间女将“跛子”端了一碗刚煮好的面条来，他立即接过来狼吞虎咽。再过一会，“毛利”和另一个女将拿来一个塑料袋的包子，还有几个行军壶的开水，准备给他带回去。“毛利”坚决要跟他去，两位女将也要求跟去。“闯将”说，你们不会游泳，去不了。最后，“毛利”跟去了。枪声骤响，子弹打在水面和土埂上，看见“闯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由想起林某。战场确实有许多奇妙的东西。 柳州市那边看来很不顺。医院那座堡垒，其实就是大门上边突出部的房间。下边是空的门厅。它三边空旷，可以封锁我们所有进攻路线。廖胡子的老婆冒着生命危险把四零火箭筒送到前边，没想到只有两发底火。“红总”的业余水平发射了两发，全都歪到一边去了，那座堡垒依然封锁着他们的前进路线。“闯将”要求我们不理会柳州市那边，自己发动进攻，打进医院后边的家属区，切断守在医院的“联指”退路，然后逼他们投降。我没有同意。因为这只是武斗，不是正规的战争，熬过最艰难的阶段，他们必定会先眨眼，接着会后撤。只要别死人就阿弥陀佛，没必要把他们往死里打。 下午四点多，文化宫来人告诉我，副手说我已经打了一天一夜，叫我下去休息，他来接替指挥。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并非别的，只在于他终于明白过来了。眼瞧着此地必是相持状态，于是我回到文化宫，开上那部嘎斯69回学校去了。当然跟他说些鼓励的话。谁知到傍晚时分传来消息，说我们已经攻占技术馆了！我马上跳上车，带着副手，还有后勤的几名女将，管后勤的老龙从来没让人担心过，装着他准备好的烧肉、米饭、菜汤，车子塞得满满的，发动起来就出发了。 自从我们攻占二级站以后，这才发现“联指”为什么一直盘踞这些地方作为据点。这一片地方有医药、外贸、石油、机械等许多仓库，各种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烟草、白糖、酒类、药材、土特产等。九支队马上弄回来两部苏联产“乌拉尔－2”边三轮摩托车；后勤的老龙他们则发现了白糖、酒、牡丹香烟；机务段那帮人用人参煮面条，结果太难吃便倒掉了，被住在机务段的老人连汤带面一起刮干净；任树德还弄了个犀牛角刻图章。这股砸抢风直到我下令老龙率领六支队查封各仓库才止住。后来市内红总的人发现水池里有几条出口香港的娃娃鱼，每一条都有几十公分。开始不知道是啥，吓了一跳，经难民中有人指点，弄到食堂加菜吃掉了。 到文化宫时，见到“余修”。他并不很高兴地对我说，有点怪，我们从局长宿舍摸过去，没有任何动静。一直摸到技术馆，空无一人，他们全部自己撤走了。还有，竹鹅溪那边也撤走了，整个铁路局大院全都空了。是住在那边的居民来报告的。我们派人过去，真的全撤走光了，“袁猴”他们还在搜索，叫我回来跟你报告一声。我立即上二楼工机联总部，老桂守在那里，也报告了同样情况，并补充说，“钢联指”全部撤到柳北去了，现在用车皮把柳江铁路大桥给堵死了。 我立即判断，肯定是广西军区有指示给他们的，目的是以中断铁路运输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军区会向中央报告，说是我们中断铁路运输的。于是老桂开始紧张，我叫他赶紧派人把王反修、李振岭找来，并立即通知白鉴平、廖伟然，马上召开联席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老桂马上照办了。认真回想起来，这个傍晚是我在整个文革中头脑最清醒的时刻。大约晚上七点，在探矿厂造反大军总部，紧急会议召开了。白鉴平开始打官腔，首先庆祝胜利。我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胜利，如果硬打，我们未必打得过人家。现在他们主动撤退是个阴谋，目的是给我们栽赃！我们必须弄清楚详细情况，现在就必须确定紧急措施、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占领再多地盘也没用，中央一旦下个文件，我们肯定完蛋，预期的“求生存”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按照目前中央废黜老造反派的趋势，这种情况很可能马上发生。 白鉴平反驳我说，没理由凭想象散布悲观情绪，中央是不会抛弃老造反派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听信军区的报告。王反修、老桂则支持我的意见。争论还比较激烈。廖胡子后来发言，他说我的意见有道理，即使没有那么悲观，即使中央还继续支持我们，我们总得有相应的措施，总不能听凭军区谎报军情。从作战情况看，联指根本不是战败，继续打下去我们未必能打赢。他们突然全部撤退到柳北，里面绝对有阴谋。他说完之后，逐渐地多数意见站了过来。白鉴平说：你也不能光讲形势，有什么高见说出来我们听听。 我要求立即以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严正指出“钢联指”主动撤退柳北并中断铁路交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第二，马上组织武装纠察队，维护社会治安。对于任何私人住宅，无论观点属于哪一派的，都不许抄家、抢劫财物。任何组织未经总部批准，不得自行强占铁路局的任何单位。否则武装纠察队将予以严惩；第三，立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恢复柳南所有厂矿的生产。铁路由工机联负责，今晚就组织通车工作，柳北通不了就通南宁、贵阳，客、货运输都开通；第四，立即通过柳铁军管会向联指发出呼吁，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如果“钢联指”的人愿意返回柳南恢复铁路运输，热烈欢迎，保障人身安全决不伤害任何人。第五，马上组织恢复商业单位的供应工作，建立粮食供应系统，保障粮油供应，实现柳南地区社会稳定。 这些意见马上被通过了，接着散会，分头去落实。 我们回到文化宫，接着又开工机联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各单位分部全部回驻本单位，恢复本单位的正常生产，保护本单位的所有公、私财产，特别是撤退到柳北的“钢联指”人员的住宅；机务段、车辆段等原来住有地方难民的，要尽快动员他们搬出去，现在地盘大了，可以住进二级站、学校等有空房子的地方去，力争全部撤离铁路单位；马上由老桂组织运输系统人员，建立通车指挥部，尽快恢复通车，越快越好。王反修负责与铁路局军管会联系，经过他们呼吁“钢联指”人员返回，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 柳州铁路分局“工总”在老桂的率领下，马上开始了恢复铁路运输的工作。柳铁军管会在曹参谋长的亲自关照下，给通车以全力支持。尽管有生命危险，火车司机、列车乘务人员踊跃报名要求出乘，机务、车务、工务、电务、车辆、调度等部门也全力投入工作，很快我们就开出第一列旅客列车，往湛江、南宁方向。往贵阳方向的旅客列车也准备开通。 但我们显然斗不过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第一趟列车还没开到黎塘，就被他们命令“联指”以武装民兵的名义截住了，他们用枕木拦住轨道，还插着毛主席画像。我们的所有人员，包括随车的军管会人员、柳州分局“工总”负责人都被扣留。接着，往贵阳去的列车开车仅行进了一个区间，就被“洛满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民兵拦截了，他们自称奉广西军区、革筹的命令，要搜查武器，防止外流。尽管搜查结果并没有任何武器，也不准列车再开动一步！ 最后，广西军区与革筹干脆于6月12日发出通告：“哨卡是在县革委会人武部统一领导下，由民兵对不明身份的来往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明确命令各地农民可以拦截火车以防武器外流。而当时的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截车船，破坏交通运输”的。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必须加在我们头上！ 6月13日，中央关于恢复柳州地区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通知下达了。那个通知含糊其辞地指责破坏铁路运输，并要求立即恢复。这意味着，这个屎盆子已经在我们头上悬着，随时都会扣下来。我们当时流传一句话：中央文件无效，要等注解出来才有效。指的就是这一点：广西军区命令设立的哨卡堵着铁轨，“联指”的列车压在柳江铁路桥上，在军管会的协调下，代号为“45号”的援越物资列车一来，铁桥两边都会撤除障碍，那些列车确实畅行无阻。我曾经对曹参谋长说：既然“45号”列车能畅通，别的车也应该能通。他不置可否，只说试试看吧。其实，真要恢复通车，只需给广西军区一个死命令就全解决了，犯不着下达这个不着边际的“紧急通知”。 6月17日，周恩来为首，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我们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这是令任何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理解的。 我们还不到二十岁就亲身体会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含义！ 这一下便镇住了其他各县的民兵队伍，他们人心惶惶，再也不敢冒犯柳州了。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各地，才得知那些农民们传说得更玄，廖胡子变成妖魔鬼怪，武装部给补助也拉不起队伍来。后来发生的南宁、桂林、梧州等市的大屠杀，唯独在柳州没有发生。这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天知道是巧合还是计划，6月18日联指发动了反攻。东边的攻势因为前一天鹿寨民兵的土崩瓦解而变得风平浪静；南边的象州发表“严正声明”之后也无动静；北边有柳江阻隔，攻不了；只有西边由柳州市、柳铁以及南宁等地来的“志愿军”攻得厉害。而这边恰是我们铁路地区。他们占领了铁路木材防腐厂之后，也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立即在这个方向布置了防线。 副手恢复了昔日的活力，重新担负了联战的指挥责任。我则更多地参与柳州市和柳铁的联合指挥部工作，忙活了一阵通车白劳之后，我的心更多地操在如何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局面之上。我经常寻个空子到“丘八”和“老头子”那里去聊天，大家都很关心形势，而且他们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有更多的思考。“老头子”在反对倒旗协议时期与几乎整个联战意见相左，许多人甚至要求我批准开除他。我拒绝考虑。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意见，除了证明自己怯懦之外，还表示我们没有真理。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错了，我们就应该坦荡荡地服输。另一方面，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证明他是一个想问题的人，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而“丘八”则是我的盟友。早在文革前，因为他是先天性色盲，理工科大学不准报考，所以他初中便开始钻研文史哲。我虽然以几何与物理见长，但也不乏文史方面的兴趣，更何况我管着图书馆的事务，我们便经常讨论、争论。现在我跟他们两个经常分别进行讨论，只是对文革的看法。我们一致的意见是，文革肯定搞错了，在我后来被批斗的“恶毒攻击”言论里就有“文革上不了史册”，这是我们几个的共识。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中央现在正在开始清算造反派，毛需要为文革的正确寻找替罪羊；“丘八”同意我的一半意见，但对“找替罪羊”仍不敢确定；“老头子”则把文革的一切荒唐都归罪于江青，更隐蔽一些的，还有林彪。他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便没有那么多隐蔽，直接告诉我和其他一些同学：“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 话题还回到武斗上来。 6月19日防腐厂武斗有升级的趋势，我们联战布防到从铁路木材厂到铁路拘留所一线，足有好几公里。为了了解前线实际情况，我驾驶“乌拉尔”边三轮摩托车前往。到文化宫时，驻守在技术馆的一支队见“毛利”不在我身边，不放心，“袁猴”派“大冰棍”跟我随身护卫，他挎着伞兵枪，挺神气地跨进边斗。车行至防腐厂公路，我忽然发现急弯处端头路边高坡上有一座地堡，枪眼正对着我们。猛地觉得不妙，几乎没有思索，马上转90度弯冲下公路。地堡里的枪声几乎同时响了，听声音我就知道那是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的扫射。摩托车冲到路底下豆角地里，这里是死角，机枪打不到，它也不响了。机枪手看来是个老手，但不知他为何迟了一点，倘若早几秒钟，我俩死定了。 停下车，发现车斗有枪眼，再看“大冰棍”的外衣上有两个枪眼。我问他受伤没有，这小子说：“我这么瘦，子弹找不着我的。”车没坏，人没伤，实属万幸。“大冰棍”不解：“妈的，不是说这一片全都被我们占领了，怎么乱打枪？”我想可能情况有误，也许我们走错了地方。我把车发动起来，机枪马上又响了。接着听见路对面机枪也响了，这枪声是我们那挺“加拿大白管”，看来是在掩护我们。 我告诉“大冰棍”，注意点，那个地堡肯定是“联指”的，我们命大，没被它敲掉。必须冲出去，你得抓紧把手。我看准了一处斜坡，肯定冲得上去，危险只在冲上路面以后那几秒钟，只要冲过路对面，那个地堡就打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到达对面大楼。发动，加油，机枪骤密。连续加油减油，离合器捏死，车并不动。终于听见枪声突然停止，我知道他们的弹匣空了，马上松开离合，车子猛然加速冲上公路。几乎没看见路面又冲下对面路坡，这里是他们打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车子也陷在烂泥里，原来这边是一条大沟。于是弃车步行，钻过豆角地便走到我们占领的大楼旁边。这是我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大楼是五支队和二支队占据着。拿枪的人员多数都在前沿阵地，这里都是些后勤、医务人员。大家都还在议论刚才那一幕，“袁医土”（她自称已经达到医士水平，于是得了这个外号）几乎带着哭音诉说他们焦急的心情，但招呼我们却听不见。我问那挺白管机枪在哪儿？他们告诉说在楼顶。过了一会儿，副手被人叫来了，一见面就责怪我们不该上来，“大冰棍”就抱怨他没有说清楚情况。我制止他们的争执后，了解了战况和布防情况，他带我去看了一件“新式武器”。 那是一个氧气瓶，里边填满了TNT炸药。他告诉说这是联指发射过来的“炮弹”。我不由得有点惊讶。我们把灭火器壳填上炸药当炮弹，把氧气瓶割掉底当炮筒，发射定向炸药。没料到联指竟然把氧气瓶当炮弹了。“大嘴”说这样的炮弹一共发射了五六枚，一枚命中旁边那栋楼，炸垮了一角，这一枚没有爆炸，说着轻轻踢了两脚。已经把雷管拆了，因为我们并不很缺炸药，缴获非常多，所以没有急着把炸药弄出来。 20日有郊区菜农前来报告情况，说“联指”在防腐厂里开进许多各地来的武装人员，据说都是战场老手，大多数是复员军人。自从张春峰等被击毙，鹿寨的武斗团被打垮之后，消息震慑了其他县份的农民，虽然有十几个县的农民进城，但人数已经不很多，只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些转业、复员军人，不少“特等射手”之类“大比武”时代的尖子。而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逃亡来的县份造反大军成员，最典型的就数博白造反大军那十来位，其中有一个还是广州军区“大比武”的优秀射手。于是双方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21日傍晚，我在学校。老龙率领后勤人员给前边送饭，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西瓜，装了一筐。临出发，看见我和“丘八”在一起，老龙呼唤我们同往，我没表态，“丘八”却非常积极，说从未上过战场，去见识见识。我忽然发现李湘在汽车上，知道他俩暗恋着，就咬着他耳朵：怕是要找机会陪李湘吧？又对老龙喊，为什么要去那么多人？还都是些女将？老龙说，让她们去开开眼界，不然总是说我们重男轻女。九支队队长“闯将”开车，另一个支队长“老扁”还在前方。说笑间汽车开走了。 天黑下来时，电话里传来消息，前边交上火了，联指开始进攻。我跑去一问，送饭的汽车还没回来。接着开始下雨，我觉得情况有点令人担心。于是带上“毛利”，开车去文化宫总指挥部。到地方见到老桂，他向我汇报情况：设在铁路局党校的前线指挥部有王某指挥，王反修、李振岭到造反大军总部开会去了。看样子今天晚上联指有进攻的苗头，正在你们联战布防的防腐厂一线。柳州市那边，听说张公岭一带也有动静。 目前最激烈的进攻地点恰是我们防卫的区域，我叫“毛利”接通技术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余修”。问了情况之后，告诉他并叫他通知猿猴，我在文化宫总指挥部，有情况就马上报告过来。技术馆在柳江边，必须严加防范。“余修”答应了。再接着局党校来电话，王某告诉说，前边有一阵枪声，像是在铁路局木材厂方向。电话摇不通，情况不明。我叫他立即派人过去，一定要弄清楚。然后自己摇木材厂那边的电话，确实不通。心情一下子就坏下来，天在下雨，我的队伍在最前方，枪声都在木材厂那边，正是我们的防区，忧心忡忡是必然的。 没过多久，技术馆那边“袁猴”打来电话，一支队布在江边的岗哨发现有一条汽船，正沿着南岸缓行，看样子有登陆的企图。他请示该怎么办？我马上告诉他，把一支队拉几支枪到江边，所有枪都打它一梭子弹，让它明白这里有准备。否则他们在这里登陆就在我们战线的后腰捅了一刀！“袁猴”有点担忧，如果打枪就暴露了目标，而很长的一段防线只有一支队十几支枪，可能顶不住。我告诉他，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他们既然只有一条船，肯定装不了许多人。我们枪一响他们就必然会逃。相反，如果不开枪，他们很可能以为无防守而登陆，那样就必须硬打了。“袁猴”明白了，立即带队奔江边去了。后来打来电话，说那船是装甲的，子弹打上去当当响。还报告说，船果然往上游方向逃跑了。 我立即紧张起来，因为上游铁路桥边有地方519护桥部队的一个营房，这支部队铁杆支持联指，他们有可能利用军队营房作掩护，在营房下边登陆，接着可以从技术馆背后打过来，或者直接扑向党校前沿指挥部背后。甚至就这样切断我们前沿队伍的退路。于是马上摇电话到党校，命令王某立即组织一支队伍，从党校背后直插江边，见船就打，保住这一带不设防地区。他答应了，并马上行动。这时发现分局公安分处老金、老刘两位四野老兵到了指挥部，他们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我于是松了一口气。 可人算不如天算，我摇电话到铁路桥头阵地，六支队守在那里。最近江对面联指用四管高射机关炮朝我们乱扫，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机关炮，似乎还有打不完的子弹。这种机关炮威力极大，隔着近一公里的开阔江面还能把技术馆两层三七砖墙都打穿。六支队防地距离最近，被打得也最多。无奈，我把我们最威风的马克辛重机枪调给六支队，安装在江边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废碉堡里，让它跟江对岸的两挺机关炮对话。但我和六支队都忽视了一件事：他们阵地背后，仅隔着一股铁道，对面便是那个519护桥部队的营房。 再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首先是联指已经占领了磨滩村，而那里正是我们联战的前沿阵地；然后便是找不到总指挥；接着便是铁路木材厂通讯中断。最要命的消息是王某打来的电话：说联指有两条大船在铁路桥头登陆，上来了七、八百人。没等他说完，我就在电话里骂开了。那个地方是极平缓的卵石滩，就是一个人划的小船也靠不了岸的，几百人的大船根本开不过去！我命令他必须马上派人实地查看，不要胡乱猜想。 却不料一问才知道，开始我叫他派一支队伍到党校背后的江边去，他根本没有执行！理由是总部调司机学校的延安联战过来，他们至今没到，派出去党校就没队伍防卫了。这使我恼火万分，这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居然如此不负责任！“毛利”在旁边听见我发火，自报奋勇地要求从技术馆后边小桥抄近路兜过去看看。他一说倒提醒了我，马上摇电话到技术馆。接电话的是“余修”。我问清楚这边无动静之后，叫他让“袁猴”马上带一支队五、六个弟兄马上抄近路搜索江边，重点在党校后面的空白地带。并明确地说了我的担心：如果党校被偷袭，我们前方所有弟兄的退路都被切断了。 “余修”立即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说了句：找“袁猴”来不及了，我自己带队上！便挂了电话。我很感动，有这样的支队长，事情一定能办好。可是马上就接到王某的电话，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联指占领了水电段桥头阵地，马上进攻党校，要求撤退。我暴跳如雷，对着电话吼道：“王立和，你要撤出党校我就毙了你！”老金他们也结果电话跟他讲不能撤的道理，谁知电话挂上了，再摇便没人接听。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桥头阵地也摇不通电话，严重的局面使我烦躁，如果桥头阵地失守，不知道六支队弟兄们伤亡如何？更严重的是，它完全卡断了前方木材厂、磨滩村等阵地的退路，好几十人将面临可怕的境遇。我在屋里抽着烟、转着圈，“毛利”正按我的要求不停地摇党校电话，始终没人接听，看来王某真的逃跑了。这个混蛋！ 忽然“毛利”喊我，电话有人接了。我急忙接过耳机，说话时才知道是同学唐立行。他率领“小辫子”等两三个女生，专门负责拉电话线的。问过才知道，他们刚从前沿撤退下来，党校空无一人！唐说，就他妈的跟国民党逃跑去台湾似的，一塌糊涂。再一问，知道前边更惨，桥头确实失守了，六支队伤亡只知道“曹大个”伤得很重，听说“杨克思”和“方块”都死了。前边木材厂失踪了好几个，“丘八”、李能、李湘、“糖醋”；副手也下落不明。唐还支支吾吾地说：你老弟也失踪了。我打断他，问他有枪没有？他回答说只有一支冲锋枪。我叫他马上安排“小辫子”她们，分别守候在二楼四个角，他本人拿枪来回巡视，千万顶住，我马上带队伍过来。 我挂上电话，交代老桂负责守在总指挥部，老金协助他。我立即奔党校。老桂是个很负责的机关干部，做事也很有条不紊。从我到达文化宫总指挥部开始，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守候在旁，不停地按照我的吩咐四出联系。见我要离开，他也想跟着到党校去。所有的消息都说明，那是个极危险的地方，老桂也非常担心。但只有文化宫才可以与四面八方联系，这里是中枢，不可能没有人驻守。我告诉他，我从党校直接与他联系，这里只有靠他传递消息。 我要带的队伍此刻却没有，老桂希望我停留一下，司机学校和第三指挥所的队伍快要来到了，带着队伍上去会安全许多。不过形势明摆着，必须马上把党校控制住，这是成败的关键。于是告诉老桂，任何队伍到达就直接命令往党校开，不能迟延。出了文化宫大门才看见雨非常大，该死的老天！嘎斯69已经被九支队开上前线，至今未归，我跨上边三轮摩托，“毛利”坐进边斗里就出发了。 到达党校之前就不断遇见前线溃退下来的人群，我一路吆喝所有带枪的都跟我回党校去，没停车也没减速地开过去，不久便到达党校。唐立行还不错，已经纠集了好几条枪留在这里了。我一到达马上叫“毛利”带领他们出党校大门，守候在路上，把前线退下来的所有带枪的都截住，让他们进党校来集中。凡是不听命令的，人可以放走，枪必须缴下来。接着摇通文化宫电话，告诉老桂，本人已经平安到达，目前已经纠合了七八条枪了，还在截败兵，估计可以顶住。 没多久，“小龙”进来。我赶紧问前方的情况，他带着哭腔告诉说大多数人还守在印刷厂一带，退路已经没有了。前边乱成一团，关键是指挥没了，副手下落不明。我打住他的说话，因为“毛利”看来有点成效，进入党校的武装逐渐多起来，说这些丧气话于士气不利。我让大家排队，居然还凑了十几条枪。告诉大家目前的情况很严重，但我相信“联指”同样害怕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俩人对眼睛，谁先眨眼谁就输。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前面还有几十位战友，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救出来，下场会如何，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正说着，六支队支队长“大宋”喘吁吁跑来，手里挥舞着一支冲锋枪。原来他知道桥头阵地失守以后，纠集“杨克思”等三四个人，摸回桥头，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了。原来“杨克思”还健在，碉堡里的重机枪也在，连子弹都没少。这消息使大家振奋。我马上命令所有人都归“大宋”指挥，立即赶回桥头阵地去。 他们走了一会儿，首先是司机学校延安联战两个小队的武装到达，老桂叫他们来的。领头的请求分配任务，我叫“小龙”马上带领他们赶过印刷厂去，与我们的人汇合后，逐步向铁路木材厂反攻，能到哪儿就夺到哪儿。“小龙”迫不及待领着他们前往，我赶紧招呼道：“让‘闯将’总负责，禄山和‘老扁’配合。”这三个家伙平时就玩得来，“闯将”在攻打技术馆时就证明了他的勇敢、镇定和机智。我想，早要是任命他指挥作战，今天绝对不可能成这个局面。顺便补充一句，我们每个武装支队都有两个支队长，都是支队公认而形成的，为的是更方便，还有，万一战死一个，另一个可以继续指挥。 然后唐跑来报告，“袁猴”来电话。我接后他告诉我，“余修”他们搜索的结果，那片地方没有“联指”武装。当地菜农报告说，“联指”只有一条汽船在519部队守桥营房处登陆，上来十几个人，从营房那边直接到桥头那边去了。我直后悔自己大意，没有对营房加以防备，现在果然是从那里攻打了六支队的屁股，其实应该说是拦腰一击，六支队还有一半人跟“大宋”驻守水电段。“袁猴”接着要求分兵过来支援，我告诉他不必来，但必须分兵驻守党校背后，防止“联指”武装回头扑过党校来。 再就是老桂来电话，王反修在机务段把装甲列车搞好了，打算开出来助阵。我告诉他，可以开到磨滩村以北，我们的人正在收复木材厂和磨滩村。老桂建议只收复到木材厂算了，磨滩村以及防腐厂、一线队等的收复待总部重新研究作战方案以后。否则恐怕会打乱仗。他的意见显然是有道理的，再一问，是金常琨、刘道义两位四野老兵建议的，那就更不必说了。只因为我们还有“丘八”等下落不明，我仍然坚持打进磨摊村去。 这些败阵下来的溃兵很快就组织成为反攻的力量，按照部署开上各自的攻击地段。但接着又传来不好的消息，这消息是老龙带来的：他们到桥头六支队的阵地送饭时，听说木材厂那边失利了，而且技术馆也遭到攻击，联指有两条大船正准备在桥头阵地登陆。我打断他，谁告诉这个消息的？他说是方块接王某的电话后说的。我立即感觉这个抗美援朝时立功的老兵其实是个脓包！王反修安排他作为党校前沿指挥部的指挥是今晚失利的第一罪魁，而他自己逃跑后至今不知下落。我后悔开始时过分重视文化宫总指挥部了，我一开始就应该到党校来，因为前边的电话线都只拉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单线转文化宫。其实只要再拉一条技术馆到党校的电话线，线路不过千米，总指挥部完全应该设于此地。这有我自己的决策责任。 老龙继续说，知道形势紧张之后，他们全部后勤人员都留在桥头阵地协助防守，但注意力都集中到柳江江面上去了。没料到联指从守桥部队营房里打过来，正打击着桥头阵地的后方。副支队长杨首先被炸，他躺在铁轨边装死，联指从他身边攻过来，曹大个接着被手榴弹炸伤；糖醋冲过去救护，我看很危险，叫她别过去。她不听，硬是冲过去了。联指上来几个人，把她抓走了。老龙十分伤心：“我看着他们把她拉扯走的，上了柳江铁桥。她拼命挣扎拼命喊，我本来可以开枪扫射，那几个家伙一个也跑不了。我怕打着糖醋，怎么也扣不了扳机。她就在我眼皮底下给抓走了！”说着就流下眼泪。我责骂道：“你他妈的真窝囊！宁可打死她也不能让他们把她抓走啊！”老龙忽然对着我吼起来：“我他妈的下不了手！” 我下令到处寻找，一定要找到，哪怕是一具尸体。但始终没有找到，活不见人，死没见尸。大约在六月十三四号，军管会来人通知，王惠平被释放了，但伤很重，要我们在铁桥头做好医护接人的准备。我马上通知医院，准备好一切可能的救护器材和车辆，王惠平的妈妈也亲自到铁桥头接她的女儿。两个解放军战士抬着担架过桥来，陪同的还有两名军官。我们的医生掀开白床单一看，下边是赤裸着奄奄一息的王惠平。这时护送她过来的军官才告诉我们的人，她是今天天刚亮时被一部汽车扔到柳州军分区门口的，当时就一丝不挂。 在救护车上，她睁开眼睛对母亲说了一句：“妈，给我报仇。”便咽气了。到林场我们的医院，老太颇去给尸体拍照，我也去了，身上明显的伤并不多，只有乳房上满是伤痕，下身流着十分腥臭的液体。我们安排由一位原公安法医验尸，后来曹参谋长也来了，听完法医的耳语之后，他骂了一声：“该死的畜生！”然后对着尸体立正并敬了一个严肃的军礼。王妈妈哭喊着要我替她女儿申冤，我心里十分明白，这冤屈永远难申的了。中央已经不会听我们说任何东西，再冤枉也将石沉大海。 王惠平之死，使我沉思了好几天。他哥哥是我初中高一届同学，因为乒乓球打得好，没毕业就进了自治区体工大队。小惠平是个活泼聪明的女孩，跳舞唱歌都挺出色，我们都觉得她长大了会是一个文艺尖子。我到柳州上高中就没见过她，不过三四年功夫，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结果居然如此悲惨！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对方原本也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许多人还是转业军人。是什么使本来善良的人变成野兽？ 我已经想了许久，始终没有想出个道道来。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武宣有人被挖肝吃掉我们已经听说，只是将信将疑。面对王惠平的尸体，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中央文件一再强调严禁“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越斗越厉害。我想，其实老毛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而且乐此不疲！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其实就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个被奉之为经典的阶级斗争学说，本质就是煽动仇恨的邪说，它使一切人的同情心丧失殆尽，并逐渐归于兽性。文革，正是这个理论登峰造极的演示，老毛就是这个邪恶运动的罪魁祸首。 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其手段的卑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利用天真无知的青少年来实现政治斗争的目标，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奸淫幼女！后来，尽管我的队伍没有任何人打过对方任何人，我们却成了“杀人放火”；而曹参谋长敬那个军礼，后来也成了“挑动武斗”的罪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这是我亲身经历教育我认识的结论，即使成为一堆骨灰，我也不会改变这个认识！ 现在我们的糖醋又被抓走了，她甚至比王惠平更漂亮，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当时我真的怨恨老龙没有开枪，如果她又成为第二个王惠平，怎么办？后来有一部电影展现了要击毙即将被日本兵俘虏的女战士的情景，我很理解，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也很清楚我们的任何牺牲都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换取以后更少牺牲而付出的代价罢了，不应该让她受到折磨，更何况开枪或许她只是受伤，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呢？也许我是错的，她后来安全地活着回来了，抓她的是柳铁联指，没我想象的那么野蛮。 没多久，电话传来消息，我们的人推进到木材厂了，没遇到抵抗。我松了口气，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联指”其实只是过来骚扰一下，他们其实并不打算进攻。如果没有硬仗要打，我们付出的牺牲就会减少。我期望这样。于是马上布置守着电话的小辫子：如果木材厂那边电话接通，告诉他们联指已经撤退，大胆地收复磨滩村，找到丘八、李湘他们。拂晓时分，“闯将”打来电话，他们已经控制了磨滩村。占领木材厂时电话没接通，他自作主张进入磨滩村的。没有任何交火，联指撤退了。看来他有点不解气：“他妈的，连一枪都没放！ 直到下午，我们只找到了丘八和李湘的尸体，还有李能没有找到。李湘是被柳北打过来的机关炮击中的，丘八为了寻找李湘，硬是不听劝阻冲上去的，连手榴弹也没拿一颗。赤手空拳上去后，显然被联指抓住了，双手被反绑着，一只脚掌被砍掉，然后被枪杀的，那几枪都打在脸上，我们无法辨认他的相貌，只是从衣着、体形上判断是他。这一对恋人，或许相互间还没有来得及表示爱意，便只能到地下去做连理枝了！我不由得想起出发前跟他开的玩笑，也后悔没有阻拦他。我的部下告诉我他们的尸体运回学校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看他一眼。堪称至交的好同学、好朋友，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不过20岁。我们却已经经历了许多老人也未能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接着，老龙来请示如何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冷漠地说：“别开了！就这么埋了吧。”老龙显然不理解，愣着看我。我告诉他：“追悼会一开，一切都交差了，都结束了。我真的不愿意就这么结束。”老龙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情，一言不发地退出去了。后来他们还是开了追悼会，不过形式变了，其实是在校园那块墓地上的葬礼。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用那台“钟声601”磁带录音机反复地播放莫兆明生前自弹自唱的《联合战队之歌》，是他作词作曲，经我修改了歌词的那首歌。一连几个小时，任凭眼泪默默地流，衣襟全都湿透了。 现在，李能在哪里呢？闯将判断是被抓到柳北去了，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相信的事情。闯将告诉我，无论谁喊他，他都会以为是李能回来了。但李能确实没有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联指”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重伤员，抢救上船运回柳北。没想到在江中间时，有人把他认出来了。于是被扔到江里，至今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或任何遗物。当人性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十恶不赦的罪状批判时，残忍是无产阶级必须的斗争精神，老毛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的雷锋叔叔也有言：“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那么，你还能指望文明世界的什么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坷！”在文革中我极度鄙视“联动”，不过却认同他们的一个口号：“活着干，死了算！”当一个又一个与你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朋友接连死去，昨天还在一起活蹦乱跳，今天就成为永远的过去，那份疼痛逐渐变得麻木。我们都不过20岁上下，今天同样年龄的孩子们几乎还都在撒娇。我于是常常惶惑，我们是否承受的太多了！ 23日，总部开始策划攻打柳南防腐厂、大修队一带联指盘踞的阵地。包括磨滩村后面那个村庄，记不清叫什么名了。我们联战的弟兄们坚决要求主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自己的死难兄弟姐妹报仇，那种心情只有我丝毫也无。我明白那仇根本报不了，需要的只是赶走这些家伙，巩固我们的地盘，给他们造成恐惧心理，待中央收拾我们的时候，他们没机会施展屠杀的手段。 一支队坚决请战，一伙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青工武装，也要求参加联战的队伍共同主攻。我们终于担负了磨滩阵地的主攻任务，其实就是我的一句话而已。那时我在总部已经一言九鼎的了，连柳州市的廖胡子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余修知道他们属于尖刀班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九支队属于另一路尖刀班，闯将却丝毫没有高兴的迹象。我问他是否有畏难情绪，要不就让二支队、六支队替换？他笑着回答：你要是敢换掉我们，弟兄们马上干掉你！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要是能救回李能就好了。” 这一仗打了三天，结果是把联指彻底赶出了柳南，而且我们真的连一个伤员都没有。这也是文革中武斗的最后一仗，后来《七三布告》下达了，联指知道他们胜局已定，不需要再打。我也清楚我们败局已定，只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每一次挣扎的机会。我们的报纸按照我的要求连续发表好几篇文章，为的是要在历史的记载中留下一点真实。 柳州的局面果然如我所期盼，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我们五个头全部在北京被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但留在家的负责人照样组织得很好，坚持先交枪后欢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大家也都明白，这不是为了照顾我们，而是为了照顾铁路畅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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