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九）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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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九）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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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九）
第八十四章 ２００７的那个夏天（上） 第一百章 大篷车
第八十四章 ２００７的那个夏天（上） ２００７年，算起来应该是我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他的出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一。 这年的夏天，我和妻蕴玉商量，决定利用暑假学校放假的时间，带孙儿彬睿回老家－－江苏省姜堰巿，一方面是带彬睿去我父、母的坟头祭拜、认祖，算是对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一方面让他利用假期去江苏、上海游玩一次。 这次去上海、江苏，短短一个月零几天时间，我们却经历了长时间３９度以上高温天气的煎熬；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每天都在高速运转；遇见了几十年未见到的老朋友，经历了亲人庆寿的欢庆和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也促成了《我这四十年》文章的诞生．．．．．． 说起来有点啰嗦，不要急，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也在这时，接到上海来电说，蕴玉的大姐夫要过八十大寿，时间是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阳历８月４日），蕴玉北京的二哥大智要为大姐夫祝寿庆贺，发来《请柬》邀安徽蕴玉的三姐全家、我们全家到时都去上海聚会。 这样，我们更坚定了“回”的决心。 我和蕴玉去火车站买好票后，我给从新疆六团一中调到徐州巿铜川某县委党校的朋友程天良打过去电话，他说，他也正准备７月下旬利用假期带孙女去上海。我们就约定了在上海的会面时间。 接着，我又给在上海某银行工作的原在新疆六团学校时我的学生靖钰打电话,告诉她说，我和程天良老师在７月份将去上海，她听了很高兴。程天良曾在靖钰高中时教过她。当时，靖钰就说：等我们到了上海，她要请我们和祝校长及其他的老师一起聚会，让我到上海后一定和她联系，再定时间。 ７月８日下午，火车正点到达上海南站，蕴玉的妹、妹夫和弟都来接站，然后“打的”到了四川北路武进路的老房子，现在是她妹住在那里。蕴玉的妹妹淑琴当年曾去江苏大丰插队，后返城就一直住在武进路。当晚，由淑琴的儿子小炽请我们吃“全鸭”。小炽在一家日本人的企业上班，工作紧张但待遇不错，自己买了房，买了车，他的妻张海宁也在一家外企工作，年初生了一小宝宝。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吃饭时，我给靖钰打电话，她说她近日急着要出国去女儿那边，大约十多天时间回来。我说，我也正好要去苏北，也要十多天。然后我和靖钰两初步将聚会时间定在了２６日，她让我通知祝校长两口子，天良老师两口子以及其他原六团一中的几位老师。 在上海休息了一天，１０日，我和蕴玉就带孙儿彬睿去了苏北姜堰。弟弟陈建和弟媳红梅都很高兴。这时候，江苏的天气已是很热，弟和弟媳要将他们的主卧室让给我们（内装有空调），我和蕴玉坚决没同意。我们在另一个房间，打开两个电风扇，晚上就在地板上放一张席子睡。白天，弟媳还从邻居家请来一小朋友成成陪我孙儿彬睿玩。不到一小时，两人就成了一对好兄弟。 这时我弟在一家工厂上班，５０多岁的人还要“三班倒”，很累人的。弟媳工厂已关闭，拿一些基本生活费，再要等几个月才能办“正退”，他们的生活过的很清苦，吃的很简单、节省，平时电冰箱也不开，见我们回来，才打开，买些冰棒放在里边，让孙儿彬睿吃。还每天变着花样，烧些江苏特色菜给我们吃。 他们的儿子冬瑞大学毕业后在南京谋到一差事，已找到一女朋友、买下一套二居室“二手房”，并定在这年的１０月１日结婚。蕴玉当即拿出２０００元给弟媳，说是给冬瑞的礼钱，弟媳说： “已给他们打了电话，下个周六就回来，三伯一家回来不容易，一定要见见的。”她让等冬瑞回来时，由我们将钱亲自交给他们。 这次回姜，由于天气太热，一动就是一身汗，我们除带孙儿去姜堰公墓我父、母的坟上祭拜，去“刘家桥巷”老房东家拜望，基本哪也没去。连老朋友游武雄、黄明珠也没通知，因为在２００４年我母亲过世我们回去时，当时就住到他们家，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感觉不好意思，就没与他们联系，但最后还是让他们知道了。已是７月２０日，那天下午，他夫妻两找上门，还带上几只在家烧好的菜给我们，对我说： “你太不够朋友了，怎么说，回来都应该说一声的。”搞的我很不好意思，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黄明珠说：“你不是一直在找李宝章，今天下午我看见他了，不过他在南京的女儿要生孩子，宝章两口已去南京了。”我赶紧说：有电话没有？ 她翻出一本本，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立即打过去，四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听声音还那么熟悉，他问我在姜堰待多久，我说： “真遗憾，我已买好２３日去上海的票了，”他说：“那．．．．．我明天回来。”我说：“你女儿不是生小孩？”“不要紧的，已经生了，一个丫头。”电话那头，很兴奋的语气。 ２１日，星期六，冬瑞和他未婚妻王春花从南京坐火车回到姜堰，上午１１时到，我和蕴玉专程去姜堰火车站接他们。冬瑞从南京买了“南京板鸭”等土特产回来给我们，蕴玉也将２０００元礼金给了冬瑞，还带春花去街上商场里给她买了一套新衣。下午５时左右，宝章也坐火车从南京回来了。 这天晚上，就在我弟家，由弟媳操办，搞了一桌菜（白天就准备好），请来李宝章，游武雄、黄明珠两口，“刘家桥巷”房东家老大、我儿时朋友王秋林两口，以及我们、我弟一家一起欢聚。吃了饭，冬瑞和他未婚妻坐９时火车返回南京。 这天，我们一起坐了很晚，谈了很久。临走，王秋林一定约我第二天中午去他家，说是老爷子的意思，我不好回绝，只有答应。这样，李宝章说：那，明天晚上就在他家，大家一起去。 ２２日中午，我们去了我们家原来居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刘家桥巷”，年届９０高龄的房东王老伯陪我们一起吃了饭，又讲起了关于“刘家桥巷”的那美丽的传说（见《我这四十年》）。 晚上就在李宝章订的饭店聚会。他硬是打了好多电话，将程万宝也找了来。这李宝章，当年插队，回城后回到“姜堰扬剧团”，以后当上小头头，再以后与一大学毕业生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程万宝回城后考上一所大学，现在自己办了一所工厂，也是成日忙的很。大家边吃边叙谈各自的经历，都是丰富多彩、感慨万端。最后，宝章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蛋公发给大家，说他女儿在南京生了个姑娘，一脸的高兴。
第八十五章 ２００７的那个夏天（中） ２３日我们告别了亲友，回到上海。临走时，蕴玉硬塞给弟媳１０００元钱。 第二天我们在四平路蕴玉四姐蕴兰家待了一天。 ２５日，我们就去了南翔祝善生校长家，当晚就住在他家。 ２６日和校长一起径直打车去了靖钰约请的饭店――位于娄山关路上的“东方国际大厦”。由靖钰和她先生赵戈飞作东，宴请我们，参加的有：祝校长、李国英两口，程天良、陆平两口和他们的孙女，我和蕴玉及孙儿彬睿，另有秦奋老师、徐佩彩老师、徐大宝老师，原六团一中靖钰的同班同学王琳（也是新疆时我的学生，现在上海某单位组织科科长）也在座。靖钰说：甘爱萍（原我的学生、现在上海某大学教师）因有急事回了新疆，不能来，但让我代问各位老师好。 这里要说说秦奋，她就是原在新疆六团一连，文革时的“老对头”。后来，她比我先调到团部一中当老师。等我调进一中，她又调到山东了。这次见面，我两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她说：“想起来好笑，笔杆子对笔杆子。反正你写一张，我也写一张。真是好笑！”她还说： “不过你老陈应该拿起笔，写点东西，现在是ＸＸ人在北大荒、ＸＸ在内蒙大草原，就是没有写上海知青在新疆的。”在座的人都起哄，让我写。我只好摇摇头坐下，说：“我想想，我想想。”到下午３点，宴会结束，大家依依不舍分别。 正好蕴玉的大哥大哉家就住在娄山关路，与大家分别后，我们就去了大哥家。刚坐下，靖钰打来电话，问我到哪了，我告诉了她地址，她让单位上的司机专门开车找到我，给我孙儿送了几大包糖果。 ２７日，我和蕴玉带孙儿去了宜川四村，在原新疆时一起在扎木台“工宣队”的朋友侍才扣家作客。在闲聊中说起“祝美凤”几个人，但电话打过去就是没人接。 ２８日，按照约定，我们坐“轻轨４号线”到了“张江”。原新疆六团基建连与我住隔壁的王剑云和妻肖继囡开私家车“东风标志”到“张江”，接我们到南汇区宣桥镇他的家中。 这王剑云，当年进疆后，先是在值班连当司号，以后调基建连任警卫，住我家隔壁。他有一儿子，我们叫他“大眼睛”，比我儿小一岁，两人一起摸、爬、滚、打。我调团部一中后，他当上了第三任文教。１９８４年他举家返回上海南汇，王剑云跑过码头、贩过黄鳝、当过裁缝，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搞起“园区餐饮配送服务”,自己当上“总经理”，家中盖有一幢三层小楼,买了小车。两个儿子也都已自己买了房,三层小楼就他老两口住，特显清静、空闲。所以，那年他打听到我们在贵州家中的电话，就一直邀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去他家小住。 将我们接到他家安排住下后，他又马不停蹄，去二十多里外接来原在基建连时、几十年未见面的同事何迸两口，沈志明两口，都是新疆老朋友，大家谈得很开心。就是这一次，何迸告诉了我关于在基建连时，我在家中墙上写下的“打油诗”，连长几个欲将我打成“反革命”的事，大家都感到好笑。 第二天，我们就在他家休息，参观他的“园区餐饮配送服务”作坊，边看，王剑云边给我们介绍，说这餐饮配送第一讲究卫生，第二是质量，第三是价格。我们看见，那些员工都穿着整洁，作坊里地净、盆净。这时，只见王剑云对一年纪比较大的女员工大声喊叫起来，他说：“王师傅，不是给你讲多次了，叫你上班不要戴戒指，你怎就不听。”说得那妇女面红耳赤，转过身将戒指去了。王剑云走上前，说：“下次可不行了。”当天下午４点过，王剑云又开着车带我们去了海湾沙滩。一直玩到很晚才回来。 ３１日我们去火车站预购了8月１０日的返程票。买到票，就坐上车去了浦东，在芳华路，找到蕴玉的原中学同窗、闺中好友奚玥蕴家。２００４年我们回上海时，曾在她家，由她作东请了新疆六团的老师在她家团聚。这次去，她的身体不太舒适，心情也不太好，我们坐片刻，劝说了不少话，就分别了。 ８月１日，因为天气太热，我感觉有些低烧，整个人没有气力，就在家休息了一日，由蕴玉的妹妹淑琴和妹夫陈兆宣带孙儿彬睿去上海动物园游玩。２日，由张海宁购票邀我们一起去了“上海东方明珠塔”游玩和参观“海洋水族馆”。彬睿在姨奶奶和姨爷爷的陪伴下，玩的很开心，很尽性。 ８月３日，这天一早，蕴玉四姐蕴兰打来电话，让我们到国顺路一家宾馆集中，我们就搬了过去。在宾馆的房间里，我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９点多钟，我弟打来电话，报告我一个悲痛的消息：大哥陈乾今晨在内蒙包头市去世！他说：文华（大哥的长子）打不通我电话。一时间，我懵了，泪水夺眶而下。我将电话打去包头，文华哭泣着告诉了我详情：大哥确实已经走了。这是继父母去世后，我们弟兄四人中又一棵大树夭折。 大哥长我６岁，初中毕业后不久支援边疆建设去了内蒙，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以至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内蒙；自己艰苦了一辈子，现在儿女成才了，可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他却撒手归天......我给文华发出短信： “惊闻大哥不幸病逝心中万分悲痛，特致短信表示哀悼！望大嫂保重节哀！我因近来刚返姜身体也不很好不能前往万望原谅！”真是没有想到，在７月初我回姜堰前，我曾与大哥通电话，告诉他我要带孙儿回乡祭祖，他说他这时回不去。到姜堰后，我也给他打了电话。可就是到上海后，没有与他联系，不想，就这不长的时间，他就离开了我们。这时，我又给我在南京的二哥陈仲发了一短信： “二哥：大哥走了。在我回家前、到家后我都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回，他说他回不了。遗憾的是离姜后我没有给他打电话，而他却永远离开了。”我在姜堰，也给二哥打了电话，本打算从南京转上海，去他那里玩一、两天，可二哥回说他现在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南京。 弟弟和弟媳决定去包头，已在姜堰连锁店买到从上海起飞的机票，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到上海，住在天山北路与古北路路口的一家“佳银”旅店，明天一早的飞机。这时，外边下起大雨，我和蕴玉商量，给送一些钱去，我的心很焦急。正好，蕴玉二姐蕴芳的女婿沈伟有一辆面包车停在宾馆门外，由四姐夫王占咸出面，给沈伟说了，他答应送我们去。外边的雨越下越大，面包车就在雨中穿行，最终找到了那家旅店，我给弟说，我们实在去不了，请他代我在大哥遗体面前三鞠躬，蕴玉给了弟弟２０００元，说好其中１０００元送大哥，１０００元作为他们的车费。然后又在大雨中返回。
我们回到宾馆，大家都在忙碌。安徽三姐蕴香、三姐夫宋立坦一家共来了１２人，一半从安徽开了辆车过来，一半是从深圳坐火车过来；蕴玉的二姐蕴芳因为身体原因，也住到宾馆来，便于和大家交谈。二姐夫董这富在年前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二姐带儿子国权，女儿董峰前段时间去了二姐夫四川老家，不想在那边摔一跤受伤住院。上海这边聚会，她也是病未好就赶回来。不过大家都很高兴。几姐妹都围拢在她床边，说笑着。 ４日一早，蕴玉的二哥大智带着他两个女儿燕雯、燕青坐火车从北京来到，大家又都聚到二哥的房间，都是多年不见，要说的话儿真是千言万语。 这天晚上，安排在“上海老城隍庙老饭店”，外边又下起瓢泼大雨，大家坐车前往城隍庙。老寿星大姐夫黄瑞祥和大姐蕴芝早在“老饭店”门口迎接。大姐夫的三个儿子启人、启源、启文,儿媳王敏云、陈敏、储鸣，两个女儿雯珏、慧珏和女婿李金忠、高广荣等都在忙碌着。这边蕴玉的哥、姐、妹、弟，九家人等均一齐来到，共设了近二十桌。 饭厅里布置的辉煌耀眼，正中挂着一只巨大的“寿”字。由大姐夫家三媳妇储鸣主持，祝寿活动场面活跃、大家也感觉尽兴。大家共唱“祝你生日快乐”歌，共祝大姐夫健康长寿！只见大姐夫黄瑞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大姐蕴芝也是高兴的嘴都合不拢。我虽然为我大哥的去世而心中悲伤，但在这热烈的气纷感染下，我还是高兴地举起手中的相机，为大家拍摄下一个又一个精美的镜头。 饭后坐车返回宾馆，虽然已不下雨，在四平路，不少地方汪洋一片，很多一楼居民家进水，宾馆楼门前也是深深的水，车开不过去，我们只好下车，绕道走小路从宾馆楼后边的小门进去。 ８月５日，由大姐夫家老二启源出面组织，借了两辆车，带我们“外地”来的几家去东海大桥和洋山深港游玩。晚上又请我们几家到南京路上的“老丰阁”饭庄就餐。晚上又组织我们“夜游浦江”。 庆贺大姐夫８０寿辰的活动在大家又一次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歌声中结束。 ６日，我们住到蕴玉的弟弟家。蕴玉的弟弟，叫建平。早年去黑龙江插队，后调动到安徽合肥。他儿子的户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落在了上海四姐蕴兰家。他们先是在朋友家借宿，慢慢借钱在虹梅路买了一套房子，后又卖出去，从中赚取了３０万元。因儿子在奉贤区找到一工作，建平就在奉贤镇上买了一套住房。我们去一看，好家伙，还真的是不错。现在儿子已结婚，并生了个女儿，取名佳欣，与彬睿两玩得很好。 ７日中午，家住奉贤的原新疆朋友、现在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当上了党委委员、副主任的鲍振淦请我们吃了商务套餐。下午，王剑云、肖继囡又开车从宣桥来到奉贤，大家又欢聚一番。 大姐夫祝寿活动结束后，二姐住进了上海黄埔中心医院，我们在弟弟建平家待了两天，就到医院看望二姐，陪了她半天时间。 这次为大姐夫祝寿，除北京二嫂方娅因身体原因，她大女儿燕波及女婿在美国，另两女婿和我们小杰、小燕未参加，也算是邢氏家族的一次大聚会。 ８月１０日下午，我们坐车返回贵州。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晚上热的睡不下，白天又连轴转，实在是累的够呛。所好现在上海家家有“空调”，还算不是太受罪。虽然经历了悲伤，但也经历了欢乐。当然，人们应该尽情地欢乐，努力地去忘记悲伤。 这２００７年的夏天，使我永不忘怀！ 回到贵阳，天气已不再那么炎热，稍许休息后，想起在“东方国际大厦”聚会时，秦奋说的“不过你老陈应该拿起笔，写点东西，现在是ＸＸ人在北大荒、ＸＸ在内蒙大草原，就是没有写上海知青在新疆的”这话，心里也有点动，正好家中有电脑，就开始练习，写下了“我的1962”、“感恩”、“三张旧照片”、“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客串教师”、“父亲”、“那就是我”、“我的学生”、“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祖籍地”、“戈壁红柳”、“二婚”、“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我的出生地”、“巴扎”等近十多个短篇，后来，这些文章有的被我放进了《我这四十年》，成独立章节，有是采用了片断（这些文章我将在后边展现）。从2007年10月下旬到2008年3月的几个月时间，终于完成《我这四十年》……
《我这四十年》的诞生，确实是我预想不到的，当然在经过努力写成１6万文字后，虽然我感觉有点累了，但正如一个女人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后的喜悦一样，对《我这四十年》自己也是爱不释手，每天都要翻看一次。 我要感谢的是《小说阅读网》给了我机会，使我有勇气一篇一篇地完成了这个作品。 当然在完成文章后，我也慢慢有了野心。这就是：拿出去发表！！ 不过，有谁能看上这篇东西？我试图着将文章首先发给了我的一些朋友，后来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就想能否找一家出版社，不过很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本《小说月报》，看到上面的《钟山》。我想，这是我的老家－－江苏省的一家有名刊物。我是江苏人，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我大着胆子到公司办公室将文章打印成册，很壮烈的寄给了位于南京的《钟山》杂志社。 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石沉大海！ 说老实话，我要发表这篇文章，并不是想捞一把－－钱。对我来说，我不缺钱。我是想，我的这一生，虽然不是很荣耀，但也坎坷不少，有点传奇色彩,一些经历，也是可以警示后人的。 我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篇文章，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一开始，我发现了新疆兵团的一个网站，就试着将我写下的《我这十年》的前几章先发过去（当时后边的几十章还没有写出来）。不久，该网站的一个编辑、一个自称老家也是“姜堰巿”的韩姓小姑娘，给我打来电话，询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后问关于稿费我是如何考虑的，我说，这无所谓，多少都可，只要能发表。后来我就将《我这十年》的文稿全部发给他们，然而，这以后，我等了很久，也是没有了音讯。 我不管那许多，认真地投入写作，慢慢地文章脱稿。 但后来,我在网页上搜索,才发现我的这篇文章还是满天飞，有不少我根本不知道的网站转载了，有火狐鸟文学网、微微书屋、恋岛园中文网、免费小说网、8810读书吧、多客中文、百部纪实文学、流行小说网、网络小说、大众小说网、言情小说－大唐文学、猪猪小说网、蜘蛛网、牛逼小说网、玄幻魔法-800当Txt电子书下载、纪实文学读书频道、润客读书、国学网小说站等等，有一家更为离奇－－一个称作《妙文精选》－打造绿色健康网的在转载《我这四十年》时，直接以“发布人：小鱼”而“作者：未知”。真是“天方夜潭”的故事一则。 其中有两家大概可称作是官方网站的也转载了《我这四十年》，有安徽广播网和深圳热线读书频道。 虽然一些网站在刊载《我这四十年》时，都声称：版权所有，不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但这么多的网站在转载时，根本没有顾及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他们这样不知名地转载，还不如我自己出面直接向有关网站发送。 我的企图，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她、阅读她－－我的《我这四十年》。 ６月９日，我直接发给了“凤凰网－凤凰博报”，７月２日发给了“红袖添香”和上海“解放社区”个人门户，以后又发给江苏“中国江苏网－江海论坛”、新疆“新丝路博客”、贵州“贵州信息港－夜朗社区－博客”……（网站另附） 不过，在这里，我得“画蛇添足”似再写上几句：在我上传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网站都很顺利,但也有一些（有几家）网站，因为一些章节中的个别词语,如"游"+"行","学习江总书记同志三个代表"句中的"江"的名字等(改为"江XX"就通过了),有称:"文章中有过滤词"被放入"垃圾箱",也有的行"封杀",称:"文章中使用绝对禁止的关键词,请注意你的言论",而不能再上传文章。所以，有一些只能半途而废，上传了的一部分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中断上传，有的规定文章中不能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就只能用"XX"代替,河南“大河”网就因第十一章节中有“毛主席”的字，就将文章打入冷宫，禁止作者登录。“博客中国人网”更是将第六十八章“振华科技”一文打入“垃圾箱”，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情，南京金陵社区、乌鲁XX论坛连“共产党员”也成了“禁用词语”，不让文章上传，让人觉着很奇怪.....
第八十八章 我的网址 《我这四十年》自从2008年3月写完后，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上传到以下各网站。目标：一百篇文章，一百家网站。现记录如下： 1、小说阅读网2、文学博客网 3、央视网博客 4、法律博客网5、中国广播网（博客）6、新华网博客 7、凤凰博报 8、搜狐博客 9、新浪博客 10、网易博客 11、中广论坛（情感人生） 12、解放社区 13、百度空间14、中国校友会网 15、天涯博客 16、人民网强国博客 17、环球网博客 18、新民网博客 19、姜堰论坛 20、深圳热线 21、东方博客 22、老知青之家 23、文新传媒 24、华声论坛博客 25、老人论坛（个人空间） 26、上海论坛酷爱博客 27、南京论坛 28、辽沈北国网 29、扬子博客 30、扬州百姓生活论坛 31、东林书院 32、天山网社区 33、新丝路博客 34、天脉论坛 35、贵阳论坛 36、贵州信息巷夜郎社区博客 37、老人论坛（文学天地） 38、四川在线博客（天府社区）39、岁月留痕-华夏知青 40、兰州（飞天）博客 41、苏网（江海）论坛 42、泰州博客网 43、老小孩论坛 44、苏州博客 45、吴江生活网 46、神州博客网 47、TOP苏州人论坛 48、浙江博客网 49、浙江卫视论坛 50、新华报业网博客（星河） 51、化龙港论坛 52、好心情原创文学 53、放飞梦想 54、江阴论坛“勾沉书楼” 55、舟山论坛 56、东北博客 57、苏州在线论坛 58、华龙网博客 59、山东新闻网博客 60、北方新闻网博客（北方新报） 61、广西新闻网红豆博客 62、包头论坛 63、包头博客 64、苗岭夜雨 65、上海热线互动社区66、内蒙古新闻网博客频道 67、博客中国人 68、北京论坛京华空间 69、中国知青网论坛 70、中国撰稿人基地 71、仪征论坛 72、仪征在线 73、金羊社区 74、新贵阳城巿通个人版 75、苏州生活互动论坛 76、石河子论坛 77、阿克苏论坛 78、三水人家 79、乌鲁木齐论坛 80、夕阳红论坛 81、贵州家园 82、中国老年社区（论坛） 83、上海知青文艺网 84、大时代论坛 85、老顽童俱乐部 86、新世界社区 87、香港知青网 88、“知青.上海”论坛 89、上海人谈三海经（自编书） 90、半壁江原创文学网 91、共和国知青网论坛 92、老知青之家93、凯迪 94、江山如此多骄 95、闲居江苏华声论坛 96、中华文学论坛 97、天南地北论坛 98、“知青.上海”论坛 99、追忆往日时光 100、 西南知青论坛
(一) 三张旧照片，是我和老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历史见证，勾起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老伴是上海支边青年，家住上海虹口区，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青年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1964年6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从此过上半军事化、兵团农工的生活。早晨天蒙蒙亮，随着“嘀嘀--嗒嗒”的军号声起床，集中跑步，然后洗漱、早餐、上班、中餐，下午上班、晚餐、班会、吹号熄灯休息。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说上班就是在大田劳动：打埂、平地、灌水、种包谷(玉米)、割麦子......吃的：那几年尽是包谷馒头,很少有一餐白面馍，米饭更不用奢想。然而包谷是发的，只见那些女生个个白白胖胖，象发面馒头一样。费用：3--5—8，就是第一年每月津贴3元，第二年每月5元，第三年每月8元,三年满后每月31.08元。当然女生每月比男生多发一份卫生纸，还有就是每月休二天例假。住的因为六团离阿克苏近，还都是平房，而塔里木河一带的团场，有好多都是住“地窝子”:一种基本处于地下的简易窝棚。 条件是相当艰苦，虽然这些上海青年是从大都巿来，绝大多数人从小娇生惯养，但他(她)们个个不甘落后，挑起担子一路飞奔，干得满头大汗，不叫苦不喊累。当时老伴工作也和大家一样：曾在畜牧班赶过牛车，在四排养过蚕，后来在四班当副班长。 我当时在连队任蚕桑技术员。(是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一声号令，从江苏、浙江桑蚕学校毕业生中召去的。好多分在一师、二师的各个团场。但在那里发展桑蚕条件并不理想，没几年桑田荒芜、蚕桑技术人员也纷纷转行搞别的工作了。)我们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样，只是不固定在哪个班组，随意性大，上午可在四班，下午也可去六班。就这样，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慢慢了解，慢慢认识了她。
经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簸波，我们七十余名蚕校学生，在阿克苏休整一个星期后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我和兰万生等四人被分在六团。据说，六团原是国民党残部的一个要害机构所在地，也是通往塔里木的关卡要塞。所以住房，交通都很不错。现在六团的70%以上都是1963年、1964年来的上海青年。大家穿着统一的草绿军装，一个个朝气篷勃。见来了几个穿着和他(她)们一样衣服的男性，那些女生在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继而哈哈大笑。 我们几个被分在蚕桑班参加劳动。蚕桑班有12个女生组成，没多久，大家都混熟了，这些女生，她们私下将班里谁、谁、谁和我们几个分别拉上了钩，暗地里开我们的玩笑。搞得我们几个很不好意思。不过那时有明文规定：上海知青三年内不可谈恋爱。 过了有一年多时间，我和兰万生被抽调参加师部组织的“师蚕桑工作检查团“，派驻到地处塔里木河下游的十四团，负责对团场蚕桑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和将情况及时向师部报告。到1967年3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单位。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12条：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回到连队，已经成立两派组织：一派由连排长为首，全连200多人有约75%的人参加其中，我因与连会计一个叫蔡文绍的住一寝室，当时他也因看不惯一些事情，就组织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起初两派也没对立。我也就没有犹豫参加了少数派组织，后来蔡推我当头头，他当军师，与多数派围绕“连队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等问题展开论战，大字报你来我往，派性膨胀达到百热化，两派对立加剧。随着新疆整个形势的发展，到后期，少数派成了敌对派，蔡文绍因有海外关系被打成“坏头头”、“牛鬼蛇神”揪入牛棚，我也被作为“坏头头”,下放到四班监督劳动。 这之前，虽然，我与我老伴分属两派观点，但我们已经“相识”。是我向她抛出爱的绣球，写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一个叫杨月芳的四班小姑娘帮我将“情书”转交给了后来成我老伴的“她”。以后鸿雁传书，都是杨月芳作为信使，为我们传递。 我下放四班监督劳动，作为四班副班长，“她”的心一直揪着，半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哭了多少回，但在劳动中，她又尽心为我减轻压力。把自己晾晒的馒头干给我充饥，为我洗劳动后的脏被子衣服。 1968年底，在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我被吸纳为一连文革小组成员。69年5月被抽调参加“工宣队”，先后进驻地方扎木台林场和师大河沿转运站。老伴也被调整到二连子弟学校当上了小学教师。
以上写了我和老伴的一些相识、相知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但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浪漫、潇洒，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场景，就是当时写给老伴的一份〈情书>，也有点象现代人写的<入党申请书>,除了个人基本情况，还写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我父亲解放初曾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事，也交待的清清楚楚。显得那么正统、规距。那1968年5月在连队涝巴边由时任文教吴志明帮照的和1969年去阿克苏相馆照的这两张照片，也是那么端正、严肃。这两张照片，到现在，真正成为了我们爱情的最好佐证。 1970年初，老伴来疆后第一次回沪探亲，我当时正在大河沿(即吐鲁番火车站)师转运站“工宣队”工作，脱不了身，只是担当了“中转”送、接她的任务。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待她回疆后不久，我们于1971年元月9日结婚。没有雪白的婚纱、没有隆隆的礼炮，只是将两人原有木板床合拢，铺上新购的褥单，请几个朋友来家啜一顿，相当简单。那时候也买不到东西。有两样不象样的“家具”也还是她托人在农村购的。那有现代人的那种排场和气派。 同年“10.21”日生下我们的儿子。但生孩子的时候，也经历一番曲折。由于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和胎儿横位，团部卫生院让她转去阿克苏农一师医院。生下儿子第二天，沸沸扬扬连队传开了，说“文教他老婆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生下来当时有一个就死了”。我半信半疑，立即带着一只鸡，一筐鸡蛋，骑着自行车走了35公里路，去医院看望她。只见老伴躺在床上，一脸疲倦。我走到床边，她醒了，轻轻地对我说：是个男孩...同病房的人断断续续告诉我:先下来一只腿，医生折腾半天才生下来，又不会哭，医生提一条腿倒过来拍打两下屁股才哭了,后来放在保温箱里了。所好我原来苏州蚕校的班主任石红菊老师此时也调任在阿克苏四中当教师，我就到她家炖了鸡(内加核桃仁)。石老师陪我到医院，可能老伴当时有些激动，吃了鸡后突然难受起来，大粒汗珠滚落，医生检查说是心脏病发作,马上报了“病重”"展开抢救，方转危为安，医生交待：千万不可生第二胎！ 转眼到1974年，儿子也长大能自己走路。我也因离家整整十个年头，决定全家回乡探亲。在回到家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整日为我们操劳着好吃的菜肴，父亲整日将孙孙骑在肩上走遍家乡的大街小巷。然后，我们一起在相馆拍下这张照片，留下难忘时刻的宝贵镜头，这张照片，到今天已有33个年头。而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与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是我与我父亲的最后一次合影......
第九十章 父亲 见过很多写父亲的作品,当属朱自清的〈背影〉最好。我这里也学习着写一写我的父亲，因为是那一刻的记忆,几十年在我脑海中怎么也抹不去......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没有干过有轰动效应的事情,一辈子像一头老牛,默默地在干着属于他的那份工作。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大贡献，就是生了六个儿子，存活率66.6%。再就是他遗传给儿子们的“老实本分”本性，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传家之宝。 父亲14岁学徒，躲过了国民党的抓丁，在一家布店铺跑起龙套。从劈材生火到端茶送水，慢慢站起柜台，最后当上帐房先生(会计)。这就耗了他整20年光阴。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送饭。那时他在一家棉百商店当会计，闲时也站柜台卖布。他不善言语，少与我们说话，每月月初将发的30多元薪水交给母亲，没到月底，家中没钱化了，在母亲的絮叨声中，父亲也仍是默默无声地端起那清汤寡水的面汤“呼---噜、呼----噜”喝下去，然后倒头睡下，“呼噜---呼噜”打起鼾，惊天动地。给我的印象，不管外界或家中发生天大的事，他都是这种默默不语的样子，或者将家中一些破旧的东西，什么破锁、旧拉链拿出来捣腾、修理，也是一声不吭。 那已是1974年9月的时候，离家十年未归的我，带着妻、儿回来了。已经是67岁的父亲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这时的父亲已显得有些苍老，背有点佝，但他还是整天扛着3岁的小孙孙到店里、到街上蹓达，精神特别的好。 听说我们一家人从新疆回来，这天二哥也带着嫂嫂回家来，二嫂中等身材,周身浸透着一股贵妇人气质，说话也和蔼大气。我妻虽是上海人，但因去新疆多年，各方面反显土气，加之小孩不懂事，中午不停地哭闹。为不影响二嫂他们休息，我俩就带孩子出去，因没有把话讲在明处，可能引起一点误会，在晚饭桌上，二哥暴发了，我也没有很好解释，与二哥顶撞起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母亲见如此，不知怎的也发起无名之火，只见她一边哭一边絮叨:“我这是怎么了,你爸现在还活着,他将来走了,我可该怎么办?”边哭边蹬脚......惊动得房东王家快90高龄的王老太太也过来相劝。 这餐饭不欢而散，而父亲从头至尾也没讲一句话。 当晚，父母两到邻居家借宿，里边大房间让给二哥嫂住，我和妻、儿及弟在中间客厅里住下。 第二日清晨,天麻麻亮，只见父亲一手提着豆浆，一手提着有十几根油条轻轻地回家来。我赶快起床拾掇，然后敲大房间门，喊着让二哥他们起床。半天没动静，一会再喊，仍没声音，母亲急忙推开房门，一看傻了眼：只见床上被子叠得好好的，不见人影。再看，见边上格子门留了一条缝隙。原来他两不知是什么时间从格子门走了.......这时，我父亲突然“咚”的一声跌坐在条凳上,两夥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从小，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可是，1962年7月，当我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后将要填报自愿时，我犯了难：父母及全家人不同意，不同意报中师，更不同意上高中。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二: 一是中师毕业出来要分到乡下学校，而我大哥曾在乡下当了一年民办代课教师，那时候，吃是各学生家轮流分摊。今天在这个学生家，明天在那个学生家，极不稳定，有好有差。那时乡下也穷，有时我大哥只能靠吃红薯当中餐，肚子涨，又不顶饱。干了一年就死活不干回家，后来去了内蒙。大家说：以大哥当教师的教训，到乡下当教师不行。再说当时大家都穷，都困难，都想考个不化钱的学校，早点毕业出来挣钱。据传当时报考中师的学生很多。父母意见：挤独木桥的人太多，万一上不了就大麻烦了。结论：报考中师不行! 二,高中?那更是不行。因为我二哥当时已在读高三，他学习基础好、成绩好,父母一心想家中出个“状元”,已经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在保二哥能考上大学。再来一个,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为保万全让我考上一个不化学费,不交伙食费的学校，由当时上高三的二哥作主给报了个冷门：苏州蚕桑学校。结果中了！ 然而，不曾想,十多年后，我还真的当上了教师,当了一回尽责但不一定称职的“客串”教师。 当教师，没有师范院校或是幼儿中师的毕业文凭,没有教师资格认证,在现今社会,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然而,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是断档的时代，而且是在新疆，一个文化落后、经济贫困、师资缺乏的地方。是由于60年代，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屯垦戍边，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场，在那里支撑起一片天地。使那些老职工的子女有学上、上好学。六团一中学校是当时阿克苏地区的佼佼者，考试名次排在前三的位置。 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六团一中。是由于学校教图画的一位专职教师工作调动离校,而我曾因文化大革命期间画过游X用的两幅大主席像和一位团长去世时为其画过遗像,在六团小有名气。学校校长点名让我去了学校。 第一学期，学校让我管学校图书馆,负责学生借书,再就是教初中美术。图书馆好办,但由于原图画老师离校时没有留下任何教材、大纲,或讲义。只知道他姓孙，连人影子都没见过。我就犯了难，不知从何下手。第一次到初二班,一个叫文丽的女生,就大胆地站起,说:“我们要孙老师,不要你上!”给我下逐客令。虽然自己会画一些东西、会临摹，但基本理论一窍不通,上课讲什么?自己就只好借助原先的一点“三停五眼”,“人体从头到脚分为七等分”的半懂不懂地给大家讲解，教画一些头像、人体,后来就干脆教学写美术字。那时从初一到高三都设有美术课,硬是这样地混了过来。 从第二学期开始，校长就让我带初中班主任，教语文和政治，从初一带到初三。 因为有教学大纲,有书,而且有参考教材,所以我就多下功夫,做到“笨鸟先飞”,平时多向其他老师请教,去听他(她)们的公开课。这样,很快就掌握了基本门道，从一个门外汉走进了教学的神圣殿堂。 全班共有50多名学生，多是团部及附近机耕队、机修连、加工连、畜牧连等单位老职工的子女。这些老职工大多是1956年从河南省支边来的。为加强班级同学的管理，我把他们的家长单位,基本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在没有课或业余时间就骑辆自行车去作家访。在班级,我尽量与他(她)们打成一片,多留些时间跟学生在一起。特别是晚自习,基本都是一陪到底。再一点,就是努力做到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譬如要求学生背课文,自己首先会背,学生背的时候,自己不看书,而当学生背错了,能马上指出。就是说要让学生信服你。在教<隆中对>时,为了更生动和让学生理解课文,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国演义>前后通读了两遍,上课时我就津津乐道给他们讲刘备、诸葛亮的故事,大家对课文的理解迎刃而解,学起也容易多了。再就是作文,我一般是布置题目后,自己也要坐下来写一篇,跟同学交流.对写得好的学生,让他(她)们在班上朗读自己的作文.以此来提高写作的兴趣.。 有这样两件事我至今不忘：班里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叫“张青”。男的是班长,学习成绩很好；女的是一小组长,学习也是班里数一数二。这样,有时候,老师在判试卷时就分不清哪个是男张青,哪个是女张青。跟两人商量，都不愿意改自己的名。我只好翻查字典，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名“菁”,然后找到女张青的父母,晓之以理,最后同意改为张菁。大家都很高兴。另一件是,当时家住机修连的三个女生,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都是同班.三人好的时候好似合穿一条裤子,但也有闹意见的时候,上学放学也走不到一起了。几位家长从中调和都没解决,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我只好一个一个找来谈话,终于使她们和好如初。如今,这三个女生,一个在广州,两个在上海,都成了“白领”。 不过,那时的劳动特别的多,一会清渠挖沟,一会到连队支援三夏割麦。在劳动中,我也特别关照那些个小体弱的女同学，分任务时少分一点,时不时还走过去帮上一手,闹的男同学对我意见多多.说我偏心女生.。 在学校几年时间,我入了党。虽然没有文凭，但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之一，我所教初三<社会发展史>在地区统考中名列第二。我调离六团一中学校的时候,校指导员给予了较好评价。 但是当了几年“客串教师”，使我长了不少知识。俗话说:“你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我那点底子,压根就不是当老师的料”。所以我就拼命地学习,不断地学习。这些学习的东西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变得更加自信,坚定和具有顽强抗争的本领。并在新的领域取得了可喜进步。 新疆,六团一中,我感谢你们,是你圆了我自幼当教师的梦!!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波折。《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纵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的本领，但在护卫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也曾被众多妖魔逼得途穷技尽,不得不去求助观音菩萨施展法力拿下妖魔。在当今社会，遇到一些类似途穷技尽的事情，自己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刻，虽然不可能去求助哪尊菩萨，但也会常常遇见一些好心人的相助。这种相助，有时却能使人变得振奋起来甚至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这里绝不是危言耸听，信口开河。这里我要给你讲一个我亲历过这种事情...... 很久以前，我学校毕业后因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回老家待业两年，终于接到学校发来的《通知》,去新疆军垦农场某连队当了一名技术员，后又调基建队(连)当文教。 基建队(连)是从沙井子那边搬迁过来的新单位，连长徐连东是一个相当初中文化的河南人,说话粗鲁，作风暴烈。连队人员组成主要是一些解放初被俘国民党残余经劳改劳教后的新生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经多年改造教育，这些人随从性强，长期形成一种唯唯诺诺，领导指东不敢向西的习性，劳动纪律性相对而言比较强。日积月累，连、排干部也就养成了一种主观主义、军阀作风。 我在连队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一些政治宣传活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整天背着一个大大的扩音机、大喇叭，在田头地边做宣传鼓动。工作倒也轻松。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连长徐连东突然宣布：让我随家属四班劳动。我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只有忍气吞声。在酷暑炎热的夏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我跟随着那些大娘大婶们平田地，挖大渠，要不是这些大娘大婶们暗中相助，以及我夫人尽力相劝，我还真不一定能活到今日？那时是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连长是老子天下第一，说话就是圣旨。 大概过了有二、三个月，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是因我的忍耐感动了上帝，还是上帝洞察了这里的奸机，观世音菩萨来了..... 眼看自己“文教”的驾座到了徐连东心腹的手中，而自己成天跟那些老妇女头顶烈日、屁股朝天地挖地球，我近乎到了绝望的境地。连想文化大革命自己少数派小头目到后期落到与走资派同等后果却也未遭如此之罪的时候，不禁伤心之泪涑然而下...... 不过，严寒终要过去，迎接她的将是灿烂的春光!!前世命定，一个人总是要坎坎坷坷，历经种种磨难，才能终成大气! 终于有一天，团政治处组织科来人了，让我明天去团部第一中学学校报到。 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这样的水准，怎么会被调到团部一中学校当上了老师。到后来慢慢才搞清，原来学校一位专职美术老师因故调往口内，经别人介绍，时任校长祝善生亲自同意，我才被调任的。经历坎坷的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崭新的工作，事事从头学起，事事向老同志求教。这期间，校长祝善生也多次找我谈心，在业务上进行指点、帮教，加之我自身也很努力，很快就上岗了,不但教美术，还当上班主任，教初中语文、政治。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之一是校长夫人:李国英老师)。这段经历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成了我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多年过去了,祝善生校长和夫人李国英老师都回到上海老家----南翔，我一家展转调到贵州省一家集团公司工作。虽然远隔万水千山，我们始终保持联系，保持着那股友情、亲情。几年来，我们夫妇多次到上海看望校长一家。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见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对于这样的好人,我们当终生不忘，我们要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对我来说：祝校长、李国英就是我的恩人。
本文是写给我的学生----靖钰、甘爱萍和朱永红。 但写下这一题目,内心感觉有一点遗憾.有一点欣慰,高兴和骄傲..... 是的,我是当过老师,曾在三十年前教过她们.她们是我的学生.那时是在新疆.。 一九五六年,大批河南,河北青年支边,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当年英雄三五九旅一道屯垦戊边,谱写下赫赫战果。 六十年代初期,又大批上海知青奔赴新疆,成为新一代兵团战士,他们给荒漠的戈壁带来生机,也给那些“老兵团”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带去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 靖钰,一个女孩，曾是我教过的众多学生中一个。她父亲是团机修连的一位工程技术员,河南人,“老兵团”。 靖钰和机修连的几个小姐妹:甘爱萍、朱永红,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学校里老师全都是上海“阿拉”.从那时起,“仨姐妹”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她们立志要努力学习,将来要飞出新疆,去闯荡外面的世界!所以三人都在暗中绞劲,三人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均是前几。 一九七五年,她们仨一起升上初中,也是这年学校分派我带初一，就成了“仨姐妹”的班主任。教语文、政治。一开始，我就发现她们仨除上课外都在一起,很是亲近，我都分不清谁是谁。常常在上课时把靖钰叫成朱永红或将甘爱萍叫成靖钰,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三人中,靖钰性格比较外向,甘爱萍却较内向,朱永红介于二人之间,但论学习就不差上下,是属于“性格互补、学习共进”的那种类型。那时候,正是“批林批孔批水浒”时节,学校要各班级拿节目搞文艺演出，我就帮写了个“对口词”,本准备让靖钰与甘爱萍俩演，可甘爱萍死活不干,结果没法,我就与靖钰上了台。“师生同台批水浒”,这一来,还轰动不小,团部广播室还让我们去录了音。靖钰的父亲也专门来学校对我表示感谢。再,那时学校安排的劳动也特多,挖渠是经常的,要将渠底淤泥挖起再抛到一人深的渠邦外没有一定力量是很难的。所以在安排任务时,我有时就有意对靖钰这样的小女生少分一些,时不时还前去帮帮手。闹的一些男生直对我有意见。所以，她们仨中,靖钰对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过，她们仨也有闹意见的时候,有一次闹的三个家长跑到学校找我反映,说他们也解决不了,请求我做点工作,我就分别找三人谈话,结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很快三人又好得如亲姐妹。 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与她们共处了三年,我对她们仨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情谊,留有深刻的印象。 她们升高中后,我因带上新的班工作忙就没有与她们联系,而她们也因高中功课紧也没有找过我。以后我又调离新疆到贵州省工作，相互间更是没有了音信,一断就几十年时间!因此,想起来实在有点遗憾! 二OOO年,我全家去上海。在青埔我们原新疆学校老师同仁聚会,大家建立了通讯联络网。后不久,我接到消息:“靖钰在上海!”我立即用手机与之联系。得知她高中毕业考上了财经学院，后来到广州打拼，最后在上海XX银行一支行当行长。她先生(也是新疆同校不同届校友)在上海X公司总裁。她让我再去上海一定要找她,我答应了。 二OO四年,我夫妇去上海,靖钰在第一时间派人专车接我们在一家饭店招待我们,陪客除她先生,还有甘爱萍和另一也是新疆同级不同班的郭娅芳。甘爱萍现是上海X大学老师、博士生,郭也在上海X单位工作。条件都很好，都可称之为“白领”。靖钰告诉我:“朱永红现在广州X银行工作,也很好。”这餐饭边吃边谈,很是高兴。后来,在我要离开上海时，她又专门在一家“黔香阁”的饭庄摆宴招待我们(同时请了祝校长两口,及其他新疆的老师)。二OO六年,靖钰一家(她女儿在英国学习假期回来)来贵州旅游,她又专门从上海打电话约我X日X时到一家叫“金卢笙“的饭店宴请了我们。二OO七年,我们再次去上海,靖钰又将原新疆的近十个老师叫到一起,在娄山关路上的“东方国际大厦”设宴招待。(甘爱萍因事回疆未参加),她对我是一口一个“陈老师”,我从内心感到欣慰。 靖钰、甘爱萍、朱永红,我的学生,她们从小立志,奋发学习,长大后扎根上海、广州,成为了新一代的佼佼者。这在新疆不乏其人，我为他(她)们感到高兴和骄傲！
第九十四章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有时往往是一刹那间,你就命丧黄泉。 我就有过至少是三次这样的遭遇: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那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屁跟着大哥去河边捞蝌蚪。大哥他们总不愿意让我跟在后边，他和另一帮小朋友趁我稍不注意就悄悄地跑了，可我也特机警，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踪影，然后快快地赶上。大哥生气地说:“滚一边去,等一会掉河里淹死你!”不一会果真我脚下一滑，整个人掉下河去,呛了几大口水,大哥他们吓的一蜂窝跑了。后来是一老大妈来河边洗衣服，看见把我拉上岸。要不是这老大妈.......死亡就差一小步。 第二次,我已上初二。一天下午,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师生大会。我和一个叫袁舜华的同学去教室取东西。走进教室，我见日光灯全亮着，就去拉闸。那时的接线方式与现在好似不一样：是上面一闸刀，下边一根线两插头连着。我当时个小，拉不了闸，就用右手去拔下边那插头，谁知刚一碰上那插头，就有一股巨大的力将我吸上去，我条件反射,左臂很自然也碰上去了,这时两条腿和整个身体动弹不得,我“啊”大叫一声,脑子飞速闪出:“完了，谁让你拔....”就那么二、三秒时间或者是几十分之一秒，我发觉我倒在了墙边地上。我立即爬起身向外奔去，浑身颤抖着用尽全力抱住一棵树,心在“嘭!嘭!”地乱跳。(在我“啊”叫时,袁同学早吓的飞出的教室，到会场他也没敢吭声)。后来,有半个多月时间,半个身体麻木,右手掌上有一小洞洞。后来才清楚,当时是人倒地,电源断了。如果电线长出有一、二米,我也就不在这写东西了...... 第三次,是二OOO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那天下午，郝书记和我还在办公室研究准备去镇远那边召开一次半年纪检工作会议的事。晚上吃过晚饭,大约七点，也怪,以前这时候都是坐下来看《新闻联播》,可这天,我却下楼(我家住五楼)在院子里陪不到二岁的孙孙玩，我先带孙孙坐童车,后来儿媳下来就抱他出去了。 可不久,突然天空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哗啦啦”下起了大雨。我在楼底站了一会,雨还在下,感觉有点凉,脑子想要给孙孙送伞和衣服,就返身上楼。 待上到四楼,突然看到一个老朋友的妻和她女儿从楼道下来,我立即邀她们到家坐。这老朋友的妻因有好久不见，她女儿是来公司报到，明天正式上班。当时我显得异常激动,也有点语无伦次,一边说:祝贺祝贺,明天我请你们吃饭,一边端茶切瓜又拿上雨伞和衣服,开门下楼。待我走到四楼,我发觉左腿突然不听使唤，发软无力，我用手拉着楼梯扶手,抬起左腿想用力向前甩也甩不动。当时我也不清楚是怎样走到了二楼,就再也无法动腿了,我瘫坐在楼道上,嘴角不自觉流下口涎,我知道我这是中风了!!我全身无力,口语不清地喊叫着,可无人回应。我用右手拿出挂在裤腰上的手机，给妻打电话。 后来来了好多人七手八脚将我就近送到四一八医院分院。但由于刚才的雷击，CT机无法扫描检查,只好将我安置到特护室留观。刚送去不久，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书”。 捱到第二天上班,公司来了不少人看望我。一会，公司主要领导也来看望。这时,我心底里清楚,因原来我搞过“老干部”工作，清楚这主要领导来就是一种告别仪式。 不过,我还是挺过来了,后经检查,是丘脑出血,所好一是出血量不大,二是当时没有摔倒形成脑部损伤,三是送医及时。总的一句话,是我的命大。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 我写这些,不是表明我怕死。而正好相反,我现在对死已无所谓,我的信条是:平平淡淡做人、健健康康生活；快快乐乐每一天，高高兴兴渡晚年。
明天，阴历十月二十九，是我的出生日。按老家江苏习俗，是虚六十五岁的生日。而且再过一天（阴历十一月初一）就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了祝贺我65岁生日，祝福我的未来和纪念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有些等不及了，等不到明天，现在----今天晚上就坐下来，提前写下这篇祝福和纪念的文章。 我出生在江苏省泰县姜堰镇（现为姜堰巿），那年我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七岁。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父母常常怀抱着我，手拉着两个哥哥和一众亲邻到附近乡下躲藏。以后，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是国民党猖獗，姜堰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陈毅元帅曾亲率部队驻扎黄桥，在苏北一带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战斗。到一九四八年秋，家乡获解放。我就是伴随着战争的枪炮声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以前曾听母亲说过，我小时候没有奶水，是用米汤一口一口喂大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下边有两弟弟夭折了，没能活过那个年代。到一九五零年我们搬住到街上“刘家桥巷”才过上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和比较稳定的生活，虽然父亲薪水不高，但一家人勉强温饱平安的生活过来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又为我生了一个弟弟，整小我十二岁，同属羊。曾有瞎子算命先生说：我这头羊命凶，克死了下边两个弟弟，再后这弟也属羊，就互抵了，相安无事。 所以，在我生日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了我生命，是他们养育了我。这里我要重点说说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最初她没有自己的名字，,是叫“陈黄氏”。我记得大约是一九五三年，那时学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安排学生给自己的亲人和邻里扫盲，当时我是上小学三年级，就担起教母亲和对门一家婶婶学习文化的任务。我母亲就是在这时才多少认识了一些字，才正式启用了自己的名字----黄如珍。母亲一生就为这个家操劳，用父亲每月拿回家的为数不多的三十几元钱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每到月底，她就愁眉不展，东挪西借，每到我们弟兄三开学要交学杂费，虽然只几元钱而家中也拿不出，我们弟兄都要哭一鼻子，而母亲就是以她宽阔宏大的胸怀维护着这个家，以她那宽厚仁慈的品质熏陶着我们弟兄的成长。二零零四年元月，她八十九高龄时与世长辞。 我的父亲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他留给我的最大“遗产”，就是教会了我如何做人的道理和他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但他不善言词，不与世争，也一样遗传给了我们。一九七八年四月他患病住院，我带着他的孙孙从新疆回姜看护他直到他去世。今年七月，我又带着我孙孙（假期）回姜祭祖，纪念他诞辰百年。 因此，在我六十五岁生日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因为在我离开父母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我与她结婚后，是她处处、时时给予了我力量，使我能在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儿、我的儿媳，是他们为我生下了我的孙孙，我的生命的继承人。我还要感谢的是那些曾经是我工作中的领导和同事们，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和成果。我还要感谢一切的人们，是大家构筑了和谐、平安的社会，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
这是1973年发生在南疆阿克苏某团农场的一个故事。 只要10月15日这天一过，天就明显地凉下来，不少家庭都早早生起火，把火墙烧的烫烫的，房间里暖暖的，散发着一股烧红柳的特殊香味。 王金奎排长一走进家门，就感觉特别的温馨、温暖。他的妻走过来，为他褪去身上的脏衣服，一杯热茶送到手中。她女儿也亲热地走过来：“爸，下班了......”要知道，一个月前，他还没有这个“家”，就他一个人，回到家，到处是冷冰冰的。由于太累，他放下砍土曼，衣服也不脱就倒在床上。肚子实在饿了，就爬起来抓起中午在食堂买下没有吃完的冷包谷馒头咬几口。不过这是他实在太累了，一个人忙里忙外，毕竟是40岁出头的人......王排长是甘肃省民勤人，早年当兵转业后到兵团在沙井子某劳改队当排长。后来改制为基建队，整体搬迁到某团。 在沙井子时，他与一河南逃荒到新疆的女子结了婚，但由于王排长在当兵时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性功能(当时部队给立了三等功)，时间久了这河南女子死活不干，不让王排长睡上床，不让王排长碰她身子，还硬要与王排长闹离婚。 为这事的处理，当时老连长还吃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因为王排长除了这一“毛病”外，真正是个大好人、老实人。工作踏踏实实，年年被评为先进。 老连长是与王排长一起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就是王排长的领导。因此，老连长看这女子要跟王排长闹离婚，他急了眼： “这王排是有功之人，那时见她可怜收下她，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这哪行？”还说这女子是猪尿泡打人不疼，“骚得很！”一个星期天，他吩咐几个女老职工强行将这女子衣服脱光了，用绳子将她手脚捆在床上，然后，几个女职工又将王排长硬推进房间，反锁上门。 谁知这事闹大了，这女子寻死觅活要与老连长拼命，后来一直闹到师部，老连长最终吃了处分。 王排长与这女子离婚，还倒赔八百元让她回了老家河南才了事。 然而，这一次的婚姻给王排长很大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哪个不想有个温馨的家，有个温顺的老婆。下班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个伴说说话。 可是他王金奎不能。一度他有点自暴自弃，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不到两月，人消瘦了不少。 连队整体搬迁到某团后，团部对基建队干部进行了相应调整，调入几个新排长。三排长就是新调入的，他老婆是四川人，人很热情，当知道王排长的感情遭遇后，主动表示帮王排长介绍一个。 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说到的王排的妻子和女儿。 王排长的妻叫许淑华，四川人，与三排长老婆一个镇的，有点表姐妹关系。她原来的丈夫是个铁匠，平时爱好喝酒，醉了就要打人，他有劲打起人下手重，许淑华经常是被打的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她从不给别人讲，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他怕坏了丈夫的名声，没有人再上门买货。她女儿小蓉看着妈这样，只是哭，背后骂她爸不是人。 后来，王淑华丈夫的酒越喝越上瘾，有时晚上喝了，半夜还爬起来再喝。终于一天，被查出是“胃癌晚期”，王淑华精心照顾了他三个月后走了。 这年，三排长老婆回四川探亲，了解到表姐的这些情况，就一方面给王排长写信征求意见，王排长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一切听你安排。”她就又到表姐家做工作。 “华姐，你现在娘儿两，生活过的蛮清苦。”她放下专门买来的一些礼品：“想开点，人走了回不来，自己想开点，身体要紧。”“那死鬼，我才不想他咧，早走了好！”许淑华连忙招呼表妹坐下，递上杯热茶，然后悄悄地说：“就是晚上有点怕，总是这死鬼的影子....小蓉也怕的晚上不敢一个人睡。”“那.....就再找一个仨！” “你看你妹子说的，我这半老徐娘，又拖个油瓶，谁还敢要？”“还真不用说，打着灯笼也不好找。我这次呀，就是带着任务回来的......”然后，她就把新疆王排长的事讲给了许淑华。 “嘿，还真那么回事？”许淑华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你容我想几天......”晚上，许淑华把这事侧面给小蓉讲了，这小姑娘就闹着要跟姨娘一起去新疆。 三排长老婆就在探亲的这段日子里帮忙着把这事两头拉扯，最终成功了。 许淑华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家里的一切事务，办好一切该办的手续，随表妹坐火车到了新疆。 她们先在三排长家住下。 大家听说三排长老婆给王排长带回个老婆，都争先恐后跑到三排长家，只见许淑华白白嫩嫩，上身穿一件碎花夹袄，下面一条蓝平脚裤；她女儿小蓉也是穿的清清爽爽，齐口称赞三排长老婆干了件天大的好事。 老连长也代表王排长前去征求许淑华的意见，看这婚事如何安排。许淑华见到老连长，有点不知所措，她说：“连、连长，我、我表妹把情况都说给我听了，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就不要那么闹腾，简简单单就行了。而且，我还有个姑娘......”老连长见许淑华这么通情达理，也很高兴，就帮他们选了个日子，八月十五这天，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在婚礼上，老连长作为证婚人，他高兴地说：“我们欣喜地看到王金奎同志与许淑华同志结为夫妻，我祝愿他们恩爱和睦，只有家庭和睦幸福才有我们的社会和谐安康！才有我们的祖国和谐安康！！"全连上下，老老少少大家齐鼓掌、欢跃，祝福一个新的家庭诞生！
有人问我，你怎总是写一些新疆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新疆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在那里生活、战斗了有17年，我的爱情就是在那萌发、开花，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那里，我和我爱人的青春年华基本都奉献给了她。可以说，她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老了还能在网上写点博客，要不，从那时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到现在整整一大摞，那现在就省劲多了，随便整理整理就成几部长篇，呵呵。 新疆天山溶雪流下的水清又清，是它滋润着新疆广袤的大地，虽然我们生活是在南疆，但一眼就能看见那雄伟壮丽又白雪皑皑的天山巍峨耸立的身影。多少次曾激情想写下她的雄姿，但终因自己水平太低而找不合适的词语。今天，虽然我已远离她，但她仍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思念、回想和留恋。 我们刚进新疆，分到农场。首先要学会的农活，是打埂、平地、灌水。 那一大片土地，是由一块一块的地构成，每块地小的六、七分，大的一亩多。要打上埂子将它们分开，便于平地、灌水。打埂实际是力气活，只要有力气，当然要将土埂打直，成一条直线。要从下一块地取土，往上加，再夯实，埂一般高30、40公分；平地，是一项技术活，要学会看水平。将高地方的土挖到低洼地，使整个地面保持水平状态；灌水，就是往地里灌水。就要等整个一片地平整好后，统一调度，才能开渠放水。渠分为总干渠----干渠---斗渠----农渠----支渠，放水一般指在支渠上开口子，沿田间的沟渠进到一块一块地里。灌一块堵一块，最后整个地放满了水，就要在支渠或农渠上堵。就是用砍土曼在渠道里挖上一大块湿泥，先从“哗哗啦啦”流水的口子边堵起，逐步将整个口子堵严，不能有漏。这就要心不慌，动作快，干净利落。 以上平地、打埂、灌水，就是我们在新疆生活十几年中的主要工作。最最基础的工作，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你不掌握，就将失去在农场生存的能力。 正是新疆十几年的锻炼，使我们得以坚强，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的决心和期望，在逆境中奋争的勇气和能力！
老来无事，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一篇《三张照片》的短文。记录了自己与老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一段感情故事。 不曾想，一位笔名“休止”的朋友写下一段感言，现抄录于下: 爱情何须浪漫……时代的不同，爱情的方式自然不同 不要说平凡，曾用心爱过的婚姻都是一段传奇 依我看，这样平凡的故事写出来肯定不平凡 一来可以叙述些当时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让现代人多多了解 二来可以回忆过去…… 回忆就等于再活一次，老先生何不重新再体会一次呢？再细细描述当年一次呢？ 因此，就又写下如下文章，题目《巴扎》： “巴扎”是什么？是新疆人的乡村自由贸易巿场，正如口内说的“集”、“场”。赶巴扎就是赶集、赶场。 那是二十世纪60年代，每个星期日这天，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骑着毛驴，赶着牛车、马车，也有的骑自行车，而绝大多数老乡，特别是些身穿连衫花裙的维吾尔妇女、头顶扎着十几根小辫的小姑娘，也都是将鞋提在手上、挎在肩上，光着脚丫走路，眼看快到巴扎了，脚也不洗，穿上鞋继续走。他们把家里的土特产、日用品，家里养的鸡、鸭，鸡蛋、鸭蛋以及自制的酸奶全都拿到巴扎上卖。那些小商小贩们都提前占据有利地形搭起棚架，摆开摊位，有卖猪肉、牛肉、羊肉；有卖米饭、羊肉拉面、面包馒头；有卖布匹服装、卖鞋袜碗碟、卖农具农药、卖蔬菜姜蒜、卖瓜果桃李；有耍把戏卖狗皮膏药、有唱小曲卖面人糖果,斗狗的、斗鸡的、当场表演杀牛的.....渠道旁、树荫下,到处坐满人,整个巴扎热闹非凡。 巴扎，对于从大上海来的知青来说，也显得特别的兴奋。一到星期天，各个团场、各个连队的上海知青们，吃好早饭，就三五成群地纷纷走向附近的巴扎，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去吃碗酸奶，去看杀狗，去凑热闹。所以巴扎更是人山人海。从远处看，整个天空，被一片沙蒙蒙的灰土笼罩。 赶巴扎也成了我和蕴玉当年谈恋爱的最佳方式、最佳时机、最佳场所。开始几年，我们是赶团部巴扎。巴扎离一连有七、八公里路。在团部前总干渠旁的一大块空地上，称“荒地”巴扎。我俩肩并肩边说边走。虽然当时文革，我们分属两派，当我们谈到“观点”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几句，但绝没有左右我俩的感情。我们走在大路上,左手边是流经各连队的总干渠,渠水“哗哗”往团部方向奔涌直下，她是六团的主动脉。渠两边垂柳在风动中摇摆，右手这边是大道，在涌动的牛车、马车和步行的人群中，我俩手拉手悠闲地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在渠道柳树边坐下,说会悄悄话。那时我的基本工资是49元，蕴玉41.5元，所好我们也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只中午在巴扎上一人吃一只老乡的包谷囊，再买一点水果。到下午4点半左右就往回走。从68年到69年上半年，每个巴扎，我们都是这样来来去去的走。大路上留下我俩爱情的足迹，洒下爱情的汗水。渠水为我们喝彩，柳树为我们见证。 1969年2月，根据兵团内部指示，各团场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进驻地方一些尚未实行两派大联合的单位。我幸运地参加了“工宣队”进驻阿克苏扎木台林场。这时蕴玉也被调到二连子弟学校教书。 “人分两地相思愁”。那时还没有现代手机，交通不便、通信困难，一度时间我俩无法联系。 扎木台林场，当时两派势力相当、派性严重对立。我们进去后,不敢轻易表态，只是多听。其主要也就是为了林场的一个副场长的问题,是“打”还是“保”。 工宣队队部指示，我们的任务是稳住各队，不让到场部串联和互相串联。 队部指定我为组长，还配带一个翻译，带4个组员分到林场育苗队。育苗队当时有职工200多人,其80%是维吾尔族，极少部分汉族。我们下去后不敢贸然动作,先也不敢接近群众，特别是汉族同志。少数民族同志因为语言的不通,对“工宣队”普遍带有抵触情绪，你如果跟汉族同志接触了,他说你亲他们,支持他那一派,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你。我们只好请翻译配合,先到一些观点顽固的老乡家了解情况，跟他们套近乎。少数民族同志的另一特点是：你对他好他就可以把你当亲人。因为他们失去和场部的联系，加之我们在下边的瓦解工作，问题很快就不那么对立。这也就是少数民族同志----指乡村的民众的又一特点，是思想比较简单，想问题是一通百通。如果被他钻了牛角尖你也就大麻烦了,一年两年不一定能解开。问题的症结被打开，工作就好开展了。老乡也跟我们一条心,汉族同志也跟我们一条心.只是他们还不愿意坐到一个板凳上来。 工作局面打开后,我就慢慢思念起蕴玉。我跟他们打听与六团最好的联系方式。 这一问,还真是希望大大。原来,从育苗队过去有一条道可通一个叫黑孜巴扎的地方，而黑孜巴扎再过去大约有十公里，就是六团。有几个老乡就亲自走过。 我乐的一晚上没有睡好! 一个星期天,我们就实地考察了一番,走到了黑孜巴扎,又用另一个休息日,从早晨六点出发,一直到下午五点走到六团二连。蕴玉见到我回来,高兴的直跳,她不顾他人在一旁,上前来抱住我就地转了三圈。我们约定：从此以后每两个星期天碰一次面,地点就在黑孜巴扎。 育苗队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队部对我组工作经验进行了推广。整个工宣队工作开展顺利。 可是我确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这一个休息日,我向老乡借了部自行车去黑孜与蕴玉约会。走的时候,我们小组的一个叫向梅的，她硬要坐在我自行车后边，带她去。 向梅，也是上海知青，从五连抽上来的，当时也有23岁，人较活泼大方，大大列列，有点不拘小节，还没有谈朋友。 那天，我们的自行车快到巴扎时，,我老远就看见蕴玉和其他几个老师站在那路边，翘首朝我们的方向看来。快到她们身边，我一刹车，向梅一个惯性朝我身上一趴，然后拉住我衣服下摆跳下了车。这一刹那间，我发现蕴玉眼睛闪过一种忌恨的目光，然后一扭走开了。这一天她中午饭也没吃两口。我只好将情况给她同来的一位老师讲明,她答应我回去做她的工作。 工宣队的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我们适期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热地罕娜大婶，阿不都拉大爷以及买买提.库乐班大叔先后上台忆苦，汉族小伙王启民等纷纷上台表决心，紧跟党中央搞好革命大团结。公、检、法三家又在场部召开了公审公判大会，对文革中公开制造谣言、挑起武斗、致死人命的原场部武装部长沙依木予以公捕。先是各队，然后整个林场实现两派大联合。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工宣队领导宣布工宣队从林场撤点，立即开赴新的工作地点：农一师驻新河、二八台、库乐勒、大河沿各转运站，继续开展新的工作。 这在林场休息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又赶去黑孜巴扎和蕴玉约会。我向她报告了新的任务，她看着我红仆仆的脸膛，羞涩地低着头，依偎在我的怀抱，静静的流下两行眼泪。这是我和蕴玉这一生中恋爱期间的最后一次“约会”,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黑孜巴扎。
一个人，到六十岁，也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终点了，下车（船）－－－这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退休”。 退休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新生活的开始，是人生旅途中新长征的第一步。 刚开始，有个过程，总是感觉不习惯。 原来上班忙忙碌碌、紧紧张张，早八晚六。开会、下厂、抓产品、找巿场，．．．．．．都成规律了。忽然一下子卸了担子，轻松了、自由了，反感觉浑身不自在，坐不是、立不是，吃不香、睡不实、头脑昏昏，失去了方向。这是一个过程，是每个老同志在退休的时候要经历的，当然，如“更年期”一样，有的人反应大些，有些人基本没什么反应。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应它，在退休的时候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有好多老同志退下来，就立即加入到炒股的队伍中，有的就去参加早锻炼的行列，炼剑术、扇子舞，有的就干脆去走路，早上跑一趟新添寨，下午跑一趟新添寨。也有少数的，是去参加多种健身讲座，买点“营养品”回来滋补身体。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你也不能说哪就不好，是吧？ 但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退休不久就买了个电脑，开始上网打游戏，玩九球，慢慢就上了ＱＱ，学会了在“空间”里写日志，又后来就上了博客，玩起了“现代”。所以，有些ＱＱ友听说我已６５岁，他们就怀疑是我报了假资料。 一次，我碰见原八九一厂书记秦凤岗。我知道，他是个写家，真正的用心用笔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爬格子，努力地给《振华报》投稿，卓有成效。我就建议他，搞台电脑，那就省劲多了，可他说：“还是写习惯些，多写字也是在锻炼嘛！”这是各人的习惯，也没办法。 我还是坚持在电脑上操作。闲的没事，就把自己那些平凡的过去的事拿出来炼笔。 开始，我以自己的经历先写下了几详情短文：《我的１９６２》、《三张旧照片》等，写了十几篇。都是围绕我自己平凡的恋爱、婚姻及记述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艰辛生活。 后来，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建议说：“不要说平凡，曾用心爱过的婚姻都是一段传奇，依我看，这样平凡的故事写出来肯定不平凡，一来可以叙述些当时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让现代人多多了解，二来可以回忆过去；回忆就等于再活一次。老先生何不重新再体会一次呢？再细细描述当年一次呢？” 所以，从去年十月份，我用心地投入，写成一篇《我这四十年》（长篇原创纪实小说）已写了有十二万多字。文章详尽描述了“我”１９６４年去新疆及以后来到贵州共４０年的生活，有文化大革命及婚姻恋爱的诸多故事，充满生活气习和传奇色彩，文章感情丰富，文笔流畅，四十年风风雨雨，催人泪下，催人奋进。 目前，这篇文章已基本脱稿，我的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也真别说，写这东西，我就如着了魔，比上班还认真，就坐在那写啊写啊，老婆一天到晚唠叨：“电脑幅射啦”、“坐的时间太久啦”，最后老婆不得不跟我约法三章：上午写两小时，下午写两小时，晚上再最多两小时，一天六小时工作制。其余时间就是出去散步，在家做饭和陪她看会电视。这样倒也不错，我就严格遵照执行，老两口总算相安无事。 也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爬上了八达岭长城的顶峰----《我这四十年》完稿。
一位网名“lypht”的朋友在看了我发在“老知青之家”上的《我这四十年》，问我： “70年代末的那场上海支边青年回城大风波，怎么没有提到呢？”还说：“最有史料价值的就是那次上海知青回城大风波，缺少这点，文章的格局就小了。”是呀，我在《我这四十年》第四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中，曾经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戊边的壮举，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本来这应该是我们的作者、文艺工作者去创作、去歌颂的现成话题，可是，几十年来，上海人在“内蒙”、上海人在“云南”的文章随处可见，却没有人去描述上海知青在新疆的文字。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一次的“上海知青回城大风波”。上海知青成了“危险的极端分子”，成了一堆“臭狗屎”。 是呀,对于支援边疆建设的上海知青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大风波”，是一个让人们不敢触及的话题，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因此，也是我迟迟不敢去写它的原因之一。在《我这四十年》第四十一章“商调函”中仅轻描淡写了一句： “很快，到了11月份，地处塔里木河下游一些团场的上海知青大批涌向阿克苏，要求返城。真是的，那段日子真是搞的人心惶惶。”不过，思来想去，几十年过去了，这一段历史还是应该将他如实记录下来，提供给上海知青的下一代去思考。 所以，我庄重地写下了这篇文章：“大篷车”。 事情发生在1980年年底。 起因是：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河下游农垦十四团的一位女教师（上海知青）去阿克苏办事，遭遇不测，被几个维吾尔歹徒挟持，强暴后惨遭杀害。激起该团场上海知青的愤怒，该团部分上海知青于1980年11月12日集中到阿克苏，到行署讨说法，要求“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过激的言行，行署的领导一个个藏了起来，后来干脆不见人影。这样，上海知青也更加气愤，他们一方面占据了行署办公大楼，一间间办公室成了他们的宿舍，同时支起锅灶，生火做饭；一方面在阿克苏“大十字”搭起“灵堂”，悼念亡友，向群众揭发、痛诉“女教师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群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解囊，将身上仅有的几元、十几元“钞票”投进设在“灵堂”边的“募捐箱”。 但，没有领导出面。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到11月19日，已聚集上万上海知青。 21日，有人开始“绝食”，23日上午10时有500人参加，26日发展到1300人“绝食”。 仍然没有领导出面。 当时的阿克苏“大十字”，到处是横七竖八躺倒在地的上海知青，经前后近100小时的“绝食”，终于有消息称：“XX工作组来疆”。 27日中午开始复食。 但一直等到12月上旬，仍没有领导站出来。在焦急万分的时刻，有一小部分人就开始砸窗户玻璃，有的将办公桌砸烂，当柴烧。事情也由原来的“悼念”演变成“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大举动。 后来，经研究，决定组织少量人员去乌鲁木齐直接找自治区政府。 1980年12月11日，这一天是个难忘的日子。 上海知青组织的“大篷车”队出发！ “大篷车”队由四辆卡车，每辆车20人组成。 这里，我要说给大家的是，在第一辆车上，有一对恩爱的小两口，但严格说来他们还没有结婚。女的是原师部文工团的独唱演员“铁蛋”，文工团撤销后，她被下放到某团。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她已30出头，但始终未婚配。到某团后，她认识了小她三岁的现男友小卢。这次到阿克苏，她俩都参加了，去乌鲁木齐也双双被选中。他们已经商定，待这次成功返回上海，就立即举行婚礼。 几十个人高高兴兴登上车，一路高歌开出了阿克苏城。 再要说给大家的一件事是：车虽是开出去了，但开车的人全都是上海知青，在农场只是开拖拉机的，没有正而八经地开过卡车，更不用说这长途跋涉。 出城后，他们选择了一条较近的路线，从“拜城”绕道“库车”。 然而，当天晚上传来消息，“大篷车”在一处陡峭悬崖的地方，第一辆车翻了。当场死亡三人。“铁蛋”和她的小卢均不幸遇难。 “大篷车”计划被迫取消。 此时，传来上级通知：“凡上海支边青年坚决要求回沪，劝阻无效者，按离职发给粮户关系，车送到大河沿（注：火车站）”。 正在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刻，一个个满怀希望的时刻，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 12月26日的清晨，阿克苏地区公安处采取行动,对参与组织这一次活动的七名主要头头分别抓捕，定为“闹事”。聚集到阿克苏的上海知青分别被遣返回各自团场。“所发户粮关系作废，不发工资、粮票，沿途设站劝阻，无效者就地收容”。 12月29日，根据上级精神，宣布：对十四团、阿拉尔渡口、阿克苏主要交通要道实行“军管”，各团场开办学习班…… ……
（作者声明：《我这四十年》拙作已全部完成，谢读者关心、阅读。但要声明一点，我这篇文章是“纪实”又是“小说”，所以不免有“虚构”成分，请在阅读时千万不要自己去与某件事情硬性挂钩。请谅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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