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背不能怨社会？
作者：戈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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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背不能怨社会？
作者：戈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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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背不能怨社会？
常听人讲“人背不能怨社会”。可是最近看了《南方都市报》对谢泳一段访谈，却有一些醒悟。 谢泳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书生的困惑》，作为一个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者，谢泳很早注重史料和个案的研究，他这篇访谈就题为《谢泳：我用小视角观察历史》。 谢泳研究这个课题很久了，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我看了不少，与他平行的还有许纪霖、傅国涌等人。 谢泳对采访者说，“我一直有一个基本的思路。1949年以前，有一些基本的制度保障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空间。当然并不是说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化制度没有缺点，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49年以前的新闻制度还是属于与世界的新闻制度相同步的。当时是允许私人报刊存在的。因为私人报刊的存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比较容易保持。新闻、报业的空间，是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就是出版制度也允许私人出版业存在，保留了私人的空间，私人的资本可以进来，言论比较自由。第三是当时中国的大学制度较为合理，除了国立大学之外，还有私立大学，很多敢说话的教授有比较自由的流动空间。总体上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是没有消失的。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三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完全是只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大学，私人新闻出版制度也消失了，完全在国家控制之下。国家的意志把知识分子控制在某一个单位里，受到制度的限制，所以说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要完全保存下来是比较难的，这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谢泳还谈到，“……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地发生，比如1952年有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政治上的“三反五反”同步进行，同时进行院系调整，像清华大学，文科、理科都取消了，基本上成了一个工科大学。1954年批胡适思想，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中央开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对知识分子相对宽松了一些。但1957年夏天以后，开始了“反右”运动。经历种种的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由思想，已经很难体现出来了。”“1957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多少还有从旧时延续过来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可能还能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来。1957年以后就很难，因为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以后都成为右派。再往后，到“文革”的时候，中国已经没有大学了，文学、文艺活动实际上也是被国家意识形态不断统一起来，变得相当单一。” 谢泳的论点在韦君宜那里也得到验证。晚年的韦君宜曾经感叹，多年以后，她遇到那些事业有成的海外同学时，他们说我们并不是班上的优秀人士，当时班上的优秀人士都是左翼，全跟共产党走了，然而这些优秀人才的结局却很难提起……（大意）。 大知识分子都是如此，我等小知识分子（仅被称知识青年）还能怎样？生不逢时，“人背全是怨社会”。 也不全这么说。 近日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上，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郭力昕有个发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张照堂与台湾“现代主义摄影”。 张照堂的作品我看得很少，郭力昕评价张照堂的摄影冷冽疏离，一出手就是非常沉重，具有压迫性之巨大视觉张力。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发言的这一段—— “张照堂成长于一个极度压抑、苦闷的年代，并且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走过了他创作的精华岁月。台湾的这个时代背景，政治空气是高压、肃杀的，摄影文化是空白或贫乏的，张照堂的摄影艺术，就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闷局里，迸出了一个独醒的、清越的高音。 张照堂出生于1943年，二次大战未歇，日本仍殖民台湾；他上小学时，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政治上继续高压统治着台湾人民。1950年韩战爆发，台湾成为美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为了防堵共产主义阵营在东亚扩张的冷战布局，将台湾编入美国的协防地区，并开始提供经济援助。这个布局，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得以偏安残喘于台湾，并且可以开始对岛内展开政治戒严，以正当化其独裁统治。 1950年代到1985年代中期，是台湾社会受到高度政治控制与思想钳制的三十多年，而张照堂的摄影创作高峰，则正好落在这个时代。蒋政权的右翼反共思想，与蒋介石深受日本士官训练影响的军国主义、穷兵黩武、与军事化教育，让台湾人民在这个漫长的年代里，从身体到精神都备受压抑。除了反共话语之外的一切政治言论或进步思想，俱属禁忌；所有涉及社会现实之反映或再现的艺术表达形式，皆无空间。 在这样紧张、低迷的社会空气里，当时主流的摄影实践，只有两种：一是作为官方喉舌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新闻照片，另一则是唯独容许在民间操作的“沙龙摄影”。前者没有一般人能随意进入的实践机会，更不必谈反映真实社会的新闻自由空间。后者则由顺从并配合国府艺文政策的早期著名摄影前辈郎静山主导，将沙龙画意的休闲业余摄影，推广为民间摄影文化唯一被认可的方向；若稍微将镜头对准比较写实的农村景观或类似之真实生活题材，必遭到压制。 国民党政府的这项媒体与艺文政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蒋介石与他带领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落败，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并不反省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腐败，只将其惨败经验，归诸自己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不如对方。因此，当蒋政权落荒台湾后，即立刻严格管制媒体的经营，并抓紧一切可能产生思想与批判意识的各种艺术形式与教育机制，进行严厉的检查与控制。在艺术方面，举凡文学、戏剧、通俗音乐、电影、漫画、摄影等等特别适合反映现实社会、进行政治批评的创作形式，都纳入滴水不漏的检查机制里。 至于在创作题材上，若不对当时的政治独裁者蒋介石歌功颂德、宣扬反共意识与爱国情操、或怀念神州大陆故土，台湾当时的创作者，起码也要将艺术导入不食现实烟火的、抽象的、或各类形式主义的路径，不允许看到现实社会里农民劳工的贫困生活，或底层社会的真实景象，以及当时苏联与中共擅长的各种来自生活现实的写实主义题材。 跟着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的摄影先行者之一郎静山，在他自创的将风景材料融接拼贴的集锦摄影里，表现的几乎全是仿中国古代山水画情境的画意摄影，或静物、人体等脱离现实语境的题材与手法。郎静山因此受到当政者的欢迎与扶持，成为官方意识型态下钦定的摄影文化之“民间代理人”，以“摄影学会”的组织，和比赛、展览、认证等各种机制，鼓励风花雪月的“沙龙摄影”，打压写实主义摄影。 在这种政治气候与摄影文化场景下，回顾张照堂的早期作品，与全盛期的大部分作品，即可清楚的理解，作为一个具有卓越视觉艺术才华、和反叛时代之政治压迫气氛的张照堂，为何在他的影像里，展示着这样强烈的超现实感、荒谬剧场、疏离观点、甚至残酷美学。……在摄影这种能立刻反应政治现实、因此被严格看管的艺术形式里，以及对张照堂这样具有叛逆性格的艺术家，超现实、荒谬、疏离、冷酷的影像语言，首先是一种试图挣脱苦闷的抵抗与救赎之道。”可见，艺术与政治环境又有另一种关系，“愤怒出诗人”，不愤怒就必然走向平庸了。 谢泳说，“那个时候只有跟时代保持同步，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在学术上、写作上有自己的空间。如果跟时代对抗，就什么也得不到，马上要出局，当然更不可能再有什么好的训练了。”可张照堂同样在另一种高压下生存，他选择了不认同主流意识，走出自己的路。 人背不能怨社会，有一定的道理，许多选择都是自己做出的。 可是我们当时能选择吗？我们有选择时“对”与“错”的标准或坐标系吗？我又回到最初的反命题——生不逢时，“人背全是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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