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五）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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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五）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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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五）
第十六章 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我一经平反，人们就刮目相看。当上组长略显身手，人们就左一个“工作认真负责”，右一个“劳动以身作则”，称赞声不绝于耳。同样一个人，过去被批判成一摊屎，如今被夸奖成一枝花，仿佛是丑小鸭瞬间变成了白天鹅，顿时出人头地，身价百倍。真所谓“小孩要哄，大人要捧。”经人们三一捧，我便沾沾自喜，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鹤立鸡群的自豪感。我整天忙忙碌碌，劳动中丢了推耙拿扫帚，工作中更是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常常用英雄模范的事迹，来鼓励鞭策自己。每当夕阳西下，干完农活来到河边洗手，面对清澈的河水，望着水中的倒影，我常会目不转睛地进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己下乡务农十几年，早该晒黑皮肤炼红心，没想到自己风里来，雨里去，日晒夜露，历尽磨难，居然还保持了学生年代的那张小白脸。白净净的脸上配上乌黑的头发，高高的鼻梁两侧，是一副炯炯有神的鹰眼。我哀叹苍天对我太不公道，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居然连找个老婆都困难。据说姑娘们宁跟六十岁的挟皮包，不跟二十岁的扶犁梢。我不知道自己上山下乡，立志务农，甘心身居茅屋扶犁梢的思想错在哪里?弄不懂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私无畏，红得发紫的红卫兵小将，为什么到头来竟被无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更不明白自己勤奋好学，为什么得到的却是耻辱和灾难?我感慨万千，朝天仰叹道：“唉!没有一只雄鸡，能从粪堆里刨出我这颗珍珠啊！”“好哇!朱蕴忠，你又在说黑话了!你是颗珍珠，我们贫下中农就是粪堆?”组员小冯忿忿不平地责问道。 我并不与她争辩，只是自言自语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小冯听了，噗嗤一笑说：“知青上山下乡，就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得喷香的花生米，塞到我手中关切地说：“干了一天活，肚子该饿了。来来来，先吃一点花生米再说。”我接过花生米，随口问道：“同吃、同住、同劳动?你男人不在家，我能到你家去同住?”小冯不以为然地笑道：“同住又怕什么?同志之间就不作兴帮帮忙……”我说：“那可不行。”她嘻笑道：“哎唷，别那么一本正经的，哪有狸猫不吃腥?”说起小冯来，的确也够可怜的。男人是知青，早已回城就业。夫妻分居两地，宿宿独伴孤灯。真是白日里日子好过，黑夜里日子难熬，困难大着呐!男人刚离站回城的那一阵子，小冯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每次见到我都会批评说：“朱蕴忠啊，你真傻!无锡城里那么好，你却不回去，偏偏要留在农村修地球。不知你是怎么想的，连我都替你可惜哇!”可是，没过多久，就再也见不到她的笑容，听不到她讲这种话了。只见她整天闷闷不乐，愁眉苦脸。干起活来，常是心神不定，就像丢了魂似的。又过了一阵子，劳动时她常哀声叹气，甚至一个人痴呆呆地伤心落泪。同小组的女工对我说：“朱组长啊，人家小冯的男人也是知青，现在回城了，小冯有困难，你就不能帮帮人家的忙吗?”我说：“这个忙我可帮不了，自己在试验站平白无辜被揪斗了十几年，刚平反过上几天好日子，可不能去犯这个错误。”小冯哭丧着脸说：“知青刚回城时，我满心喜欢，谁知男人一走呜嘟嘟，留下我一个人在农村活守寡。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啊?想来想去，还是你朱蕴忠精明，为了老婆能不回城……”我说：“我既是为了老婆，也是为了自己。夫妻分居两地，生活还有什么乐趣?你没有听《天仙配》戏中唱的‘夫妻恩爱苦也甜’吗?现在看来，我放弃回城，扎根农村，这一选择是对的。否则，我妻子的处境，将会比你更糟糕。”男人一旦潇洒，难免招蜂引蝶。小组里的狄芬虽说没有什么文化，却颇有几分姿色。早在农村做姑娘的时候，就惹得几个出道的农村青年神魂颠倒。只是为了婚迁进试验站，才通过人介绍，嫁给了站里的一个忠厚人。自从生下一个女儿后，她便感到自己已凭良心对得起那个没出息的男人。自己风华正茂，粉红花色，何不趁着青春年华，红杏出墙，及时行乐?于是，她见到自己中意的男人，私下里就变得肆无忌惮，活像成了花旋风一般。我是她的组长，理所当然成了她首选进攻的对象。治虫也好，锄草也罢，总要抢着和我一起干。别的女人看男人，至多暗送一个秋波而已。唯独她那一双勾魂眼，总是不停地朝着人家男人的腿裆打圈。遇到没人的时候，她便放肆地动手动脚，打情骂俏，就差一点要扒人的裤子。惹得我气起来便板脸教训道：“哪个女人像你这样放肆?”她也不甘示弱，厚脸无耻地反问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常言道：“家花不如野花香”、“英雄难过美女关”。要不是我蒙受十年不白之冤，平反后处处变得小心谨慎，人称“穿钉鞋拄拐棍”，早就被那荡妇拖下水了。没隔多久，那淫妇调到四队后，便东窗事发，爆出了跟三十六个男人发生过两性关系的艳闻。不仅自己锒铛入狱成了囚犯，而且害得那些被拖下水的男人，个个身败名裂，人人被扣除了当年的超产奖金。当时，我已承包了六十亩棉田，一年苦到头，喜获大丰收。如果自己被那荡妇拖下了水，身败名裂故不用说，那苦干一年挣来的大笔超产奖金再被扣掉，又怎能对得起自己和家庭?我在五队当组长的时候，队里从滨海、响水这些贫困地区招来了不少临工。当时响水的獐沟、黄圩、六套，是苏北穷得出名的地方，民间素有“獐黄六，吃吃粥”的顺口溜。临工们都能吃苦，劳动也肯卖力，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当组长的劳多大神。其中有个老商，是滨海八滩人，脸上有几个麻子，跟我玩得特别好。他见我爱好业余打猎，就骑车回家把自家的土铳带了过来。每天下班后，他就陪着我在田里围猎。近处的野鸡野兔打得差不多了，我和老商决定星期天到海边林场去打獐。那时候，法制尚不完善，人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更不用说保护野生动物了。野生动物唯一的活命方法就是一靠躲，二靠逃。躲得开，逃得了的就算命大。躲不开，逃不了的，就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年代，我们还不懂得保护环境，只知道枪打出头鸟，打到的鸟越大越多越高兴。 清晨，我们带着猎枪、干粮，骑着自行车向东出发。渡过子午河就到了方强农场。突然，我们发现在一片水田里栖息着成群的野鸭和海鸟。它们有的在觅食，有的在飞翔，也有的在引吭高歌呼唤着同伴。我和老商看傻了眼，赶紧放下自行车，拿起猎枪，沿着沟坎，猫着腰，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那些海鸟根本不怕人，有几只野鸭飞走了，在天空转了两圈，又落到了水田中。我们趴在沟坎的茅草丛里，耐心地等待着海鸟的云集。来了!来了!又飞来了一群长嘴巴的鹬。我对老商悄悄说：“预备——，开火!”“呯!”“呯!”猎枪响起，惊天动地。硝烟散净，只见不少海鸟倒毙在水田之中。有两只海鸟挣扎着腾空，没飞多远又一头栽地。三转两绕，我们的篓子里已装满了野鸭和海鸟，背在肩上沉甸甸的，行走不便，只好调头回家。刚骑上自行车，一种叫“露天子”的海鸟，就“嘎嘎嘎”地高叫着，像飞机俯冲一样，向我发起了攻击。我停下自行车用手遮挡，“露天子”拍打着翅膀从我头顶呼啸而过，老商乐得哈哈大笑。我端起猎枪，一连打死了两只“露天子”后，才摆脱了这种鸟袭人的困境。 当组长不久，我便发现“大伙弄”干活的弊端。小组里新来乍到的职工和临工，干活都很卖力，淌的汗比人家多，拿的钱却比人家少。而有几个工资拿得高的人，却常常靠摆老资格混日子。平时上班如拉纤，下班如射箭，甚至三天两头请病假。吃亏的始终是那些忠诚老实埋头苦干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逛五逛六，吃鱼吃肉；忠诚老实，一钱不值”的说法。久而久之，连原来抢着干重活的临工，也变得油滑起来。我清楚地意识到：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就必须打破原来干活靠“大伙弄”的旧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每个工人的经济收入，直接与产量挂起钩来。多劳多收多得，少劳少收少得。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于是，我向站领导提出了分田单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虽然这个要求刚开始时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特别是鲍队长，说什么也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每当听到我提出分田单干，联产承包什么的要求，他的脸就会拉得长长的，流露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表情，甚至脸颊上的肌肉会不由自主地发出阵阵颤抖。在他心目中，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一旦复辟，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文革中早已批倒批臭，反对了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上级指示必须执行。没过多久，鲍队长便在队会上言不由衷地说：“根据站党委的指示，今年我站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大家多劳多得，勤劳致富。队里打算将各条田块划分成等级，扣除碱疤面积，承包给大家种棉花。原则上每人承包8亩棉田。拖拉机、弥雾机、耕牛等大型农具，由生产队统一调度使用。超产奖励给个人20%，减产扣罚个人10%……”没等鲍队长话说完，会场便喧哗起来。有人说：“田有好坏，包到坏的田怎么办?’有人说：“乖乖，一个人要包8亩棉田，哪个忙得过来?”也有人说：“要是有个天灾人祸可怎么办?”…… 我站起来说：“为了分田公平合理，我建议队长、组长和职工代表，一起到田里，对每块田的等级、碱疤面积等进行民主评估，然后公布上墙，供各人自愿选择承包。我认为：劳力差的人，可包等级好一些，面积小一些的田块。劳力强的人，可包等级差一点，面积大一些的田块。现在站里人少田多，为了鼓励承包，不妨可将每条田的碱疤面积多估算一点，这就等于奉送给大家一点空田。只要大家肯干，包田肯定会稳赢不输。”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一散会，鲍队长就带着组长和职工代表下田评估土地。大家心往一处想，对每条田都作了低估。即三十亩的一条田，只评估成十三、四亩的可耕面积，其余都算碱疤，免费送给承包户长棉花。大部分的田块都被划为三等、四等田，产量定得很低。因为第一年搞承包，谁的心中都没数，万一包到年底弄得人人亏本赔产，那就惨了。我们这些本身就有承包任务的人，怎能作法自毙，自己拿自己开玩笑?再说，即使超产了，个人也只得20%的奖金。80%的大头仍然奉献给了国家。谁超产得多，谁对国家的贡献就越大。反正耕田有的是，谁愿多包就多包。 终于盼到了能靠勤劳致富的这一天，真是机会难得。我和秀兰一合计，决定包上两条大田，框面积达六十亩，承包面积只算28亩9分。 我毫不犹豫地和队里订下了承包合同。一订合同，全队哄动。一些勤劳肯干的人，都争相承包了二、三十亩框面积的耕地。当然，也有一些不能吃苦的人，只好求爷爷拜奶奶，调到试验队去承包四、五亩试验田。另有一些不想吃苦，不愿种田的人，则使尽浑身解数，上下活动，调到了保管、会计这些轻巧的工作岗位上去。这种人自己怕苦怕累怕种田，又怕别人种田拿到钱。于是，一方面讥笑包田的人傻、呆、痴，一方面则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有几个领导说话算数的?年初号召大家承包，骗大家卖命干。干到年底，给你一张奖状，什么奖金不奖金的，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我对秀兰说：“即使领导说话不算数，我们上当至多一回头。过去不拿奖金，我们不是照样干过来了？要是人人都只想拿钱，不想种田，那这社会不就要乱了套了?闲言杂语我们不要听，先干一年再说。承包合同书黑字落在白纸上，不见得领导说赖就赖吧。”秀兰点头赞同我的观点，她从小在农村里干惯了，如今看到自家承包了六十亩耕地，更是斗志昂扬，浑身来劲。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到防风林中去铲草皮土。防风林里的草皮土乌黑发亮，那是多年落下的树叶腐烂而成的沃土。我们将这些肥沃的土壤，一车车、一筐筐，送到自己承包土地的盐碱疤上。接着，又将副业队堆积如山、多年无人问津的畜粪垃圾装上牛车，运到自家承包的田里。我们起五更、睡半夜，赶在春耕生产前，将两条大田的土壤，作了一番改良。 鲍队长看到各家一订承包合同，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田里的碱疤得到了改良。原来副业队畜粪成堆，臭气熏天，无人问津，如今大家把它当成了宝贝，争先恐后地抢着往自家承包的田里运。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这不花钱的肥料，谁家不要呢?没过几天，副业队便沟脱壳，塘翻身，所有粪便垃圾统统下了田，变得干干净净，面貌焕然一新。鲍队长终于舒展了紧锁的眉头，脸上开始露出了从未见到过的笑容。原先担心包产到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顾虑，如今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开始更新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将砍伐树木后抛荒的老防风林，分段送给各家长十边。两年一长，荒地变熟田，栽上新树苗，又成了新的防风林。这样一来，公私兼顾，互利互惠，一举两得，皆大欢喜。这样的好事，在过去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家又分到了一亩多奉送的荒地。秀兰请二姐家俩口子来帮忙刨树根，刨出来的树根送给二姐家当柴草烧锅。二姐家俩口子劳动一天就拖了一车树根回家，一路上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刚将开荒的防风林栽上油菜，队里又将五排26条一块抛荒的耕田分给各家，家前屋后杂草丛生的空地，也都量给了各家种蔬菜。 秀兰还嫌种的田少，又将承包田边的沟坎、大堆挖翻了种黄豆。有一次，我刚耕好一块土地，天空便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眼看大雨即将来临，再用点播的方法种豆，已经来不及了。我便将小豆种随手来个撒播，撒完种子就往家里跑。刚到家门口，倾盆大雨就浇了下来。真所谓豆三麦六，菜籽一宿。几天后到田里一看，居然小豆苗出得十分漂亮，秋天还得到了丰收。 自从包下了六十亩耕地，我们整天忙得两头黑洞洞，抓住中间不放松。白天，除了中午回家吃顿饭之外，几乎整天都在田里干活，连逢年过节都忙得顾不上吃喝。一把把铁打的农具磨损了，我们又换新的，连扁担都挑断好了几根。周围的人们都惊讶地说：“没得命！朱蕴忠家俩口子，整天只想做工，不想吃饭，就像是机器人……”棉花一出苗，我就发现：东边棉田的每个畦子上都缺了一行苗。原来是机务队的播种机调得太深，棉花种子播下去六、七寸深，又怎能出得出来?我们赶紧催芽补种，一忙就是五、六天。西边的棉田，棉苗出得路路成行，密密麻麻，得赶快间苗；耕翻的黑麦草根子，又起死回生，长得绿油油的一片，整个棉田就像成了荒田野草窠；再跑进田里一查，地老虎又多得吓死人，得赶紧治虫。面对苗多、草多、虫多的情况，鲍队长已三番五次来催促我们赶快间苗、锄草、治虫。站里正在组织大互查，我包的那块田，就在互查队伍必经的三排大路口，这下可多难看哪!队长发号施令说：“什么活不要干，你们先将田头一节沟的黑麦草锄掉，明天站里要大互查。”我说：“这田里的黑麦草不能锄掉。如果现在就把草锄掉，田里的棉苗就会被地老虎吃光。”队长说：“那么先治虫。”我说：“现在不能治虫，我要利用这地老虎来间苗。棉苗出得密密麻麻，不让地老虎吃掉一部分，六十亩地靠两个人间苗，不知要干到哪一天。”队长又说：“那么就进行间苗。”我说：“现在不能间苗，田里那么多地老虎，苗间少了，不够它们吃，现在间了苗，马上又要补种。”队长没好声气地问：“那么，你想怎么干?”我说：“等这批地老虎变成蛾子出掉后，再锄草。”队长焦急地说：“这棉苗你还要不要?那么多地老虎，不把苗吃光才怪呢!”我说：“我已查过了，棉苗是涩的，黑麦草又甜又嫩，地老虎喜欢吃黑麦草，不喜欢吃棉苗，吃剩下来的棉苗正好够长。”“你你你……”队长气得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领着秀兰去收割油菜籽。油菜籽早已枯了，到手的东西不能不要。 站里互查的人们到了我承包的田头，顿时傻了眼。一个个站在那里指手划脚，议论纷纷。 王站长皱着眉头问道：“这是哪家承包的棉田，长了一田的草也没人问，队长到哪里去了?”鲍队长早已料到有这一问，一到田头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到东边田块去了。 有人笑道：“哈哈哈，朱蕴忠田里杂草丛生，可以打野兔子了。”也有人说：“你看人家试验队田里，管理得滑溜溜的，哪块田像这种样子?”五队吴队长从田里转了一圈反驳道：“试验队一人才包四、五亩棉田，每天早早下班，吃过晚饭没事就在门口乘凉了。人家朱蕴忠家承包六十亩棉田，整天忙到晚，天黑了还在田里干活。我就不信朱蕴忠长的棉花收不过试验队的人。”有人不服吴队长的言论，俩人便在田头激烈地争论起来，王站长在一旁听了直摇头。当天中午，站里就用广播通报了互查情况，重点批评了：“三排31条大草荒，管理跟不上……”不料到了年底，事实证明吴队长说的话是对的。试验队那些承包四、五亩棉田、精耕细作受表扬的人，却只收了四、五千斤棉花。除去各项开支，有的人还亏本呢!而我家挨了一年批评，却收了一万五千多斤棉花，成了试验站向国家上缴棉花最多的一对夫妇。除完成了六千斤棉花的承包任务外，竟超产九千多斤。就算按20%发奖金，也能拿到上千元钞票。在那一个月只拿二十几元工资的年代，拿这么多奖金，简直就是发了大财。年底分红前，我作为职工代表列席了在一队召开的年度总结大会。会场热闹非凡，人人喜气洋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年大家就拿到了奖金，不少种田人的收入，居然大大超过了领导干部，这是以往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谁不欣喜若狂呢!王站长更是春风得意，满脸堆笑。试验站搞了多少年阶段斗争，都是连年亏损，搞运动的干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批又一批，结果都是搞得焦头烂额，一个个灰溜溜地拔根离站。于是，群众中便流传起“七个干部七条心，拔根离站一条心”的顺口溜来。偏偏轮到他来试验站上任的那一年，全国各地自上而下，提倡包产到户，勤劳致富。虽然王站长对包产到户的做法心中还有几分疑问，但是，上级的指示怎能违抗不执行?再说，试验站本身就是一个搞试验的单位，自己何不乘此机会，在经营方式上作番试验?想到这里，他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包产到户，搞个调和折衷，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一举扭亏为盈，喜获棉花大丰收。没喊多少政治口号，就把试验站这个老大难单位搞了上去。正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王站长新官上任就旗开得胜，这下不用说对上级领导好交待，就连站里包田的职工，拿到奖金后，也个个眉开眼笑，一见到他，常会人情累累地说上一些感激之辞。是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不会把政绩归功于某种政策，而是归功于推行了这种政策的干部身上。想到再过两年，试验站就能实现小康，自己便会得到提拔重用，青云直上时，王站长满脸红光，显得格外地神采奕奕。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他抖擞精神，站起来说：“今天把大家请来，目的是要总结今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的成功。可以说，这是一个庆功大会。下面，请各位畅所欲言，谈谈今年喜获丰收的体会。”说罢，王站长踌躇满志地坐到主席台的靠椅上，笑姿眯眯地等待着大家的发言。 会场上嘻嘻哈哈地热闹起来，人们正在议论着这家收多少棉花，那家拿多少奖金，就是没有人发言。这时，我站起身子大声说：“盼了多少年，总算盼到了今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夫妇俩承包了六十亩棉田，苦干一年收缴棉花一万五千多斤。请问，试验站有哪家收缴的棉花比我家多?”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回答，确实也没有哪家收的棉花超过一万五千斤。 我接着激动地说：“既然没有哪一家收的棉花比我家多，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是，今年一年，站里广播里一次次通报批评我家管理跟不上，而那些只包几亩棉花田，每天早早下班没事干的人，却回回受到表扬，这些受表扬的人，有几个能完成承包任务的?上缴的棉花还不抵我家的一个零头数!为什么站领导要批评我这个整天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棉花超产最多的人，而表扬那些闲得没事干，连承包任务也完不成的人?……”我越说越激动，恨不得把一年来受到的冤枉气发泄个够。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主席台上的几个领导被问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王站长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十分难堪。见我再讲下去就要乱套了，便赶紧满脸陪笑，和颜悦色地挥手说：“小朱，小朱，你坐下来，坐下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强压怒火刚刚坐下，五队吴队长又站起来补上一篙子，理直气壮地说：“我早就说过，朱蕴忠包那么多田，只要草不荒，苗不吃光，肯定能拿超产奖……”鲍队长也附和着说：“小朱家俩口子，还就真的能吃苦，居然把六十亩棉花种起来了。厥虫!厥虫!”“乖乖，这下子小朱家俩口子要拿笔钱哪!”到了这时候，人们才明白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拿到超产奖后，我便带秀兰到无锡去探亲。我要让她尽兴地游览太湖风光，品尝王兴记的鲜肉馄钝，拱北楼的小笼包子，三凤桥的酱醋排骨……。我帮她在世泰盛布店买了两套衣料，自己也在百货商场买了一台梅花牌收录两用机。姐妹们更是热情非凡，争相帮秀兰买衣料，连姐姐家邻居张师母的儿子，也特地抽空盛情陪我们去游惠山。锡惠公园风光秀丽，令人流连忘返；无锡城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秀兰早已看得眼花缭乱，她仿佛一下子从盐碱地里来到了人间天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唯恐自己迷失了方向，两手轮番紧紧抓住我的手，嘴里喃喃地说：“朱蕴忠啊，无锡城里这么好，你不回来。为了我留在苏北吃那种苦，真是的……”当时，我继父母也被下放到了堰桥许巷村，暂住在我寄娘的一幢空楼房里。我来到许巷村问继父道：“当年，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被判刑八年？”继父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劳改期间，我还得了几次奖，减了半年刑。”说罢，继父就翻出劳改期间的获奖证书给我看。我说：“这些东西我不要看，能不能把当年的判决书找给我看看？”继父翻箱倒柜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那张纸质已经发黄的判决书。判决书中唯一认定他的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脚”。继父说：“我用业余时间，帮人家办厂画了几张图纸。后来，说那几个人办的厂是自发工厂，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把我卷进去了。”我愤怒道：“岂有此理！个人就不能办厂？这算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我要去找他们给你平反！”继母一听，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小声点，小声点，给人听到了还得了？我求你安稳点吧，不要再惹出祸来。”继父也胆颤心惊地说：“那个时候是不准个人办厂的。事情已过去几十年了，哪个还会来理这种事情？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就该规规矩矩做人，不要再惹出纰漏来。”我态度坚决地说：“不管哪一年，搞错了就要平反！我就不信那个邪。这个官司，告到中央，我都要把它翻过来！”继母见我说话口气那么坚定，再想想这个案子实在是冤枉，便用将信非信的口气说：“要是你真的能把老子的这个案子翻过来，那还了得！我从今佩服你的本事，算你报了这个养育之恩了。”说到风，就扯蓬。第二天我便带着继父上城，去找原先办案的有关人士取证。有的人早已死了，有的人虽已七老八十岁，提起继父的案子，也一口认定是被冤枉的。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我分别向无锡市柴油机厂专案组和无锡市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诉书。半年后，我继父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继父母的户口随着落实政策，也从堰桥许巷村迁到了无锡市内。同时恢复了公职，享受到了退休工资待遇……。 1982年，我加大承包力度，将东边一块28亩棉田，全部采用地膜栽培。当时，试验站为了推广科学种田，便将地膜免费奉送给承包户使用。但是，尽管站里出台了优惠政策，许多人还是不愿意搞地膜栽培。这倒并不是不相信科学种田，而是怕苦怕累怕麻烦。一人承包十几亩耕田，即使机耕机种也就够呛，再要搞人工地膜栽培，又有谁能吃得消？加之久旱无雨，春风裂石头，即使采用人工播种地膜栽培，也干得出不出苗来。就在大家天天收听天气预报，盼着老天下雨的时间里，我和秀兰俩人硬是靠人工挑水播种，将28亩棉田全部搞成了地膜栽培。果然苍天不负有心人，到了秋天，地膜栽培的棉花早熟丰产，多得来不及拾。我雇了一批临工抢收棉花，临工急需绳包放棉花。我去找队长，队长说什么也不给。无奈，我将衣服、长裤脱下来，将被单拆下来送给临工放棉花。随即一口气跑到站里对站领导嚷道：“田里一田临工在拾花，队里却不给我绳包，关键时候不是要我好看吗？平时口口声声鼓励勤劳致富，真的棉花大丰收了就对我这个样子，这像什么话？”不知是去年年底在一队庆功会上我发泄了一番怨言，还是领导思想有了转变，站领导二话没说，亲自陪我到队房对队长说：“小朱要多少绳包，你就给他多少。算借也好，算成本也好，你先给他用了再说……”我领了十几只绳包，欢天喜地地向田里奔去。 又一年拿到了超产奖金，我心花怒放，一时兴起，伏案挥笔写了一篇《下乡种田，越种越甜》的稿子，投寄到了《无锡日报》社。 稿子中，我以现身说法，讲述了动乱年代，自己下乡务农，越务越穷，长期过着“锹如银，裤如裙”的悲惨生活。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后，自己靠勤劳致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真是下乡种田，越种越甜啊！ 《无锡日报》开辟了一个《同志之间》专栏，全文刊登出了该稿。并加上了《我成了“富翁”》这样醒目的标题，再配上插图和《编者说》。这篇文章，在回城知青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回城知青寄来了报纸和贺信，祝贺我扎根苏北农村取得的成功，这就更坚定了我扎根农村的决心。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致富遭抢进监狱的那一耻辱和悲痛，我是决不可能知耻而后勇，在承包六十亩棉田的逆境中，悬梁刺股，发愤自学日语，经过十年窗下无人问的苦读，最终势不可当地崭露头角，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放下镰刀大锹，率领全家拔根离站；穿上西装革履，平步青云踏上翻译外销岗位。当然，如果至今还在农村躬耕垄田扶犁梢，那就不可能有一年出国两次的机会，更不用说能登上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领奖台了。 那是发生在1983年2月8日的事件。这天一大早我就起来补做苏州桃花坞日语函授班的作业。秀兰过来说：“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家里连盐都没有了，吃过早饭，你先到站部供应站买点东西，再回来学习吧。”我满口答应，匆匆吃好早饭，拎了一只篮子向站部走去。到了供应站，我买了食盐、白糖、酱油、火油等一篮子年货。想到家中还挂着几只野鸡、野兔，我又破天荒地买了两瓶洋河大曲。虽说自己平时烟酒不沾，如今手头有了钞票，过年了也该喝点老酒助助兴。不要老被人家讥笑：“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我拎着一篮子年货，嘴里唱着：“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志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样板戏唱段，一路兴高采烈地向副业队走去。刚过东桥，只见吴队长神色慌张地迎面跑来，拦住我的去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朱，不好了！你家出事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批农民，到你家来抢东西，还把你老婆用麻绳捆了起来……”没等吴队长把话说完，我撒腿就向副业队跑去。吴队长追上来，一把抓住我说：“这个时候你万万不能回去！赶快跟我一起去找站领导！”说罢，就拉着我向站部办公室跑去。站领导一听吴队长的汇报，马上说：“小朱，你赶快到黄镇派出所去报案，请派出所赶快来人。老吴，你和彭站长、徐站长，还有邹主任，你们赶快到副业队去阻止哄抢。”我随即借了一辆自行车，拼命向黄镇骑去。途经指南五队时，我风风火火地赶到二连襟家，向二姐家俩口子通报了情况。二姐家俩口子赶紧骑自行车来到了我家。他们刚下车子，来抢东西的十几个人就一哄而上，用自带的麻绳将他们捆绑了起来。站领导和吴队长喊哑了嗓子都无济于事。其中有个暴徒高呼着：“有牢我去坐，杀头我不怕，你们只管给我搬东西……”正在煽动前来哄抢的人们翻箱倒柜地抢东西。 我赶到了黄镇派出所，心急如焚地向一位干警反映了我家遭抢的情况。那干警听说光天化日之下十几个农民到我家抢东西，顿时吓得瞠目结舌。连声推辞说：“去了那么多人抢东西，叫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你等等，我去汇报所长后再说。”那干警转了一阵子，总算找到了所长。所长一听汇报，眉头马上皱起了疙瘩，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那么多人不好办……”于是，俩人一番商量推辞说：“新泽试验站不属我们黄镇派出所分管，属于新泽派出所分管。你赶快到新泽派出所去反映情况。”黄镇派出所距离试验站十八里，新泽派出所距离试验站二十几里路。我在黄镇派出所三番五次求爹爹拜奶奶没用，只好叹了口气，调头向新泽派出所赶去。到了新泽派出所，所长正被几个人簇拥着请去赴宴，一听说我是新泽试验站的，忙说：“试验站历来属黄镇派出所管辖，不属于我们分管，你还是去黄镇派出所。”说罢，头也不回地跟着那批人去赴宴了。 我东奔西跑，到处碰壁，两家派出所的干警都不肯出警。眼看天色已晚，我放心不下家里的情况，只好拖着疲劳的身体赶回试验站找站领导。徐站长说：“十几个农民已将你家东西抢走了，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你家没有走。被捆的人已被我们解救出来，这个时候你万万不能回去，一回去矛盾肯定又要激化，一切要相信我们站领导会作出公正处理。”老工人陈子于说：“小朱，先到我家吃口东西，今晚就住在我家。现在天已黑了，你回去打起来，有理也说不清。”说罢，便拉着我来到了他家。 第二天一早，那伙人又带来了竹杠、麻绳，到我家来抬三门橱、五斗橱。站领导闻讯马上派人去阻止哄抢，并且开了单位介绍信，盖了公章，叫我赶快到黄镇派出所去报警。我拿着单位介绍信，一口气赶到黄镇派出所，找到了董所长。在此之前，董所长已接到了试验站领导打来的告急电话。董所长穿上警服，喊了汪干事，俩人佩上手枪，骑着自行车跟我来到试验站。前来哄抢的十几个人，早已将我家三门橱、五斗橱抢到门外，正在用杠子抬着往农村走去。突然见到我领着派出所的干警带着手枪赶来了，顿时一个个如鸟兽散，扔下三门橱、五斗橱，落荒而逃。其中一老一小，老的是严家的老母亲，小的是严母的小儿子，早已吓得浑身颤抖，迈不开步子，被我们追上去捉住后，带到了站部办公室。 董所长正襟危坐，板起脸孔，开始询问笔录。只见他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到朱家抢东西？”那严家的小儿子早已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惊慌得说不出话来。还是严母老于世故，避重就轻地答道：“我们不该拿朱家的东西的……”董所长义正词严地问道：“你们是拿朱家的东西吗？你们要是拿朱家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人家捆起来呢？”正在做笔录的汪干事，一听到严母在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辩护，便停下笔录，拍着桌子大声吼斥道：“你们违法乱纪，聚众打砸抢，简直无法无天！再不老实，统统抓起来坐牢！”严母看到两位派出所的干警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知道自家大难即将临头。如今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自己想赖也赖不了。她自知理屈词穷，无可争辩，只好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辩解道：“我把钱给王家了，王家妈妈把姑娘给我家了。现在王家姑娘跑了，她妈妈没钱还，因为她姐夫家有钱，所以，我们只好到她姐夫家来抢东西。这叫不为萝卜不拔菜……”董所长又气又好笑地说：“要抢，你们应该到王家去抢。朱家又没有拿你的钱。呃！朱家有钱就可以随便抢啦！”汪干事义愤填膺地大怒道：“简直无法无天！就没有政府啦！回去好好认罪，等待我们处理！”严母哭丧着脸，在自己招供的抢了无理违法的询问笔录上盖了指纹罗印，并且交待了一起来抢东西的其余十几个人的姓名，然后带着小儿子，神思恍惚地离开了试验站。 接着，董所长和汪干事又乘机传训了我丈母娘。董所长问：“你把姑娘许给严家时，你家姑娘是多少岁？”丈母娘答：“14岁。” 董所长说：“14岁的姑娘懂什么婚姻恋爱？你把她许给严家，不是包办婚姻又是什么？”丈母娘说：“我们那块姑娘出门都是父母作的主，蔡书记的丫头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董所长一听此话，不免愣了一下。是啊，苏北农村历来都是包办婚姻，从大队书记到社员群众，有几家人家儿女婚姻不是父母作的主？搞包办婚姻的人家太多了，法不执众，这倒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他调转话题又问：“你为什么要将姑娘给严家，而不给其他人家？”丈母娘说：“严家是我家老亲，说是亲上加亲，就更亲。”董所长眼睛一亮，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紧接着追问：“严家儿子跟你家姑娘是什么关系？相隔几代血缘关系？”丈母娘答：“是表兄妹关系。严家儿子是我姑娘婆子家的儿子，相隔两代血缘关系。”不等董所长说话，在一边做笔录的汪干事猛一拍桌子教训说：“简直糊透了！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近亲不得通婚，所谓近亲，就是指三代血缘关系之内的子女。你们居然在搞表兄妹通婚，这是违法行为，懂吗？”丈母娘被训得可怜巴巴的，无可奈何地说：“我把婆子家的钱用掉了，没得钱还，只好把姑娘给人家。”董所长教训说：“好哇！你把人家的钱用掉了，没得钱还，就把姑娘当钱还给人家，这不是买卖婚姻又是什么？”丈母娘刚想说什么，又怕说出口再被戴上一顶帽子。于是，干脆一问三不知，低头不作声。 汪干事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米和豆子。便叫丈母娘在询问笔录上按了指纹罗印。然后收起材料教训说：“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搞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不知该当何罪！回去好好换换脑筋，等待我们处理。”放走我丈母娘后，董所长又进一步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试验站领导派去阻止打、砸、抢的队长吴兆生，以及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的彭站长、邹主任等人，也如实反映了严家不听劝阻、聚众打砸抢，糟塌我家的经过，并且都在询问笔录上盖了指纹罗印。我家被打砸抢后的现状，也由机务队尤家骥工程师从屋里到屋外拍下照片一卷。可谓：铁证如山，一目了然。 天晚回到家中，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家庭，被这突然其来的飞来横祸，打砸抢得一塌糊涂，我心中悲痛万分。没想到自己平反后刚过上好日子，就遭此劫难。我开始向秀兰询问那帮子农民来打砸抢的情况。秀兰说：“严家哄到我家来抢东西时，周围平日里眼红我家拿到超产奖的一些人，便在一边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好了，人算不如天算，苦两个钱不够糟塌的。’”我忿忿不平地说:“简直太荒唐了！青天白日到我家来抢东西，居然有人幸灾乐祸！在苏北这个野蛮落后的农村，你说我到哪里去讲理？你不要打扰我，我要给家乡无锡报社写篇稿子，呼吁报社派记者来调查报导事件的真相。”我书生气十足，连夜伏案挥笔，写了《一家发财百家怨，致富遭抢过穷年》一篇稿子投寄《无锡日报》社。谁知，当《无锡日报》社函告Y城地委负责同志后，地委书记尤彪元看到稿子就把脸沉了下来。没等看完稿子，他猛地一拍桌子叫道：“日死你妈妈，这还了得！”吓得在一旁的办公室周主任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只见尤书记板着脸孔，抓起电话，带着官腔说：“是公安局吗？叫你们张局长接电话……，是张局吗？我是地委尤彪元哪！叫你们刑警大队长立即来我办公室！”说罢，就怒气冲天地搁下了电话。 公安局张局长接到尤书记的电话，一听那命令形的口气，知道准是出了大案要案了，怎敢怠慢？便立即通知刑警大队沈大队长到地委尤书记办到室去。并再三叮嘱道：“一切要按尤书记的指示办。否则，我拿你是问！”沈大队长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他深知“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便连声承诺：“是！”“是！”随即乘上警车，拉响警笛，风驰电掣般地直奔地委大楼而去。 尤书记放下电话，便一屁股瘫在沙发里。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地抽了几口，深深地叹着气。 顷刻之间，沈大队长诚惶诚恐地进了尤书记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说：“尤书记，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尤书记指着办公桌上的那封信说：“你先看看那篇稿子再说。”沈大队长拿过稿子，看着看着额头就冒出冷汗来了，不等他把稿子看完，就听得尤书记说：“十几个野蛮的农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一个扎根苏北农村、靠勤劳致富的无锡知青。这样的文章一见报，影响还得了？我首先要拿你们抓治安的公安局是问！”沈大队长连忙说：“是！我马上就去把那十几个行凶抢劫的暴徒捉拿归案！”尤彪元一听此话，气急败坏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他早已浑身冒火，斯文扫地，拍着桌子嚷道：“且慢！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不是正好证实了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一批穷凶极恶的苏北农民，哄抢了一个苏南下放知青的富裕家庭。这样的报导登出去，岂不瘫尽了我们苏北人的脸？”“那……，这……，”沈大队长捉摸不透尤书记的意图，呆若木鸡似的站立在那里不知所措。 还是周主任在官场呆的时间长，他早已鉴貌辨色吃准了尤书记的意思，连忙插话说：“这篇文章，纯属诬告捏造！苏北农民纯朴善良，怎可能去抢人家知青的东西？我只听说下放知青到农民家去偷鸡摸狗。肯定是那个知青偷了人家的什么东西，人家才跑上门去找他算帐的……”沈大队长听了周主任的一番讲解，再看看尤书记的脸色，只见尤书记正在一个劲地点头赞同，于是心领神会，茅塞顿开，连忙调转话题说：“尤书记，您放心，我马上去把那个小知青抓起来，彻底收回这篇稿子的影响！”尤书记听沈大队长这么一讲，终于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点着头说：“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但是，你们刑警队办案，要讲究文明执法。不能蛮干，不准带枪去。不要弄出人命来，把问题闹大了。”沈大队长连声称是，回到公安局便立即调兵遣将，率领向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蒋红色、黄镇派出所所长董加文等七人，兴师动众直扑试验站而来。他们一到试验站，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我进行突击传讯。传讯室内气氛十分沉闷和紧张，彭站长带领七个公安干警端坐在传讯室会议桌的西侧，众星捧月般地将沈大队长簇拥在中间，一个个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只见我一个人默默无声地坐在会议桌的东侧，居然不卑不亢，毫无惧色，不由暗暗吃惊，无话可说，犹如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一般。沉闷了良久，彭站长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指着公安干警中的一位高个子说：“这位是Y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沈大队长，今天根据地委尤书记的指示，到试验站来联合调查有关案情，希望你很好配合。”我态度诚恳地答了声：“好吧。”便侧耳恭听对方的发言。只听沈大队长开门见山地说：“经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你向无锡日报社反映的：十几个苏北农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你的家庭，这件事情不属实。事实是：你插手了你小姨娘的三角恋爱，造成了人家拿走了你的东西。因此，主要责任应该由你承担。鉴于你是个下放知青，我们只要求你收回投向《无锡日报》社的稿子，就可既往不咎，从宽处理。望你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很好和我们配合。”锣鼓听声，讲话听音。沈大队长的话一出口，我便明白了他的来意。于是，我针锋相对地说：“十几个农民哄抢我家的事实，铁证如山。黄镇派出所董所长也亲眼目睹了抢劫现场。并且当天做了询问笔录。前来抢东西的严家老母亲都承认自家抢了无理违法。怎能说我向《无锡日报》社反映情况不实？董所长，请你向大家说说当天的情况。”董所长言不由衷地说：“上面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听从上面的安排。”向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蒋红色插上来说：“事实是：你小姨娘王秀玲谈三角恋爱，而你插手了三角恋爱，因此，造成了你自己家物被抢。”我反驳说：“我小姨娘根本就没有谈三角恋爱，这完全是凭空故意捏造事实。”蒋红色被我驳斥得无话可讲。沈大队长连忙向董所长使了个眼色，董所长心领神会，瞒心昧己地说：“你小姨娘王秀玲和严正民订婚谈了第一个恋爱，后来又与辛立付谈了第二个恋爱。王秀玲、严正民、辛立付，三个人就是三角恋爱。”我反驳说：“恋爱必须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就谈不上恋爱。我小姨娘14岁时，由父母包办与严正民订婚，属于包办婚姻。她和严正民连话都没讲过，怎么扯得上谈恋爱？”沈大队长再也沉不住气了，神气活现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盖着公章的纸条，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有你小姨娘和严正民恋爱的证据！这是涵洞大队为严家调解时，将你小姨娘断给严正民的文书，上面还盖着大队的公章。”我当即反驳说：“根据《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婚姻自由。我小姨娘的婚姻，理应由她自己作主。大队违背她本人的意愿，利用手中的权力，出个文书将她断给严家，这分明是大队干部以权代法，干涉了我小姨娘的婚姻自由。这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不是我小姨娘恋爱的证据。”“噢！”“这！”……几个干警同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大家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沈大队长是执惯了人家法的人，还就从来没有碰到过被他执法的人，向他讲起什么法律来，今天算是第一回。他先是一愣，接着便强词夺理说：“我们了解过了。大队将你小姨娘断给严家，是她自己同意的。”我说：“既然我家小姨娘同意跟严正民，还要大队出什么断的条子？正因为这张断条是从根本上违反王秀玲本人意愿的，因此，也是对她毫无约束力的。你们还没有找我小姨娘谈话，就怎么会知道：她自己同意跟严正民？”向阳县刑警大队长蒋红色眼看沈大队长被我问得无话可答，便干脆蛮不讲理地说：“我们这里苏北农村，订婚就是恋爱！”董所长进一步补充说：“我们苏北农村姑娘不会谈恋爱。不像你们苏南城里人，结婚前要谈恋爱。我们这里订婚就是恋爱。”沈大队长正在为难之际，忽然听到手下人出言为他辩解，不由心中大喜，也就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尊重这里的乡风，这里的乡风订婚就是恋爱。”我告诫说：“你们是司法工作人员，侦查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不能用乡风来歪曲事实，代替法律。”黄镇派出所的唐余华指导员，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被他们执法的人，居然向他们宣讲起法律来，一听我的话便浑身冒火，大声嚷道：“法律是根牛皮筋！对你们这些人能松也能紧！”我也来了火，没好声气地回敬说：“小姨娘谈恋爱，是她个人的事，跟我这个姐夫不搭界！你们还没有见到我小姨娘的人影，就一口咬定她谈三角恋爱，显然是别有用心！”蒋红色冷不防嘻皮笑脸地说：“小姨子谈恋爱，怎么跟姐夫不搭界？说给谁相信？我们这里有句方言，叫做“‘姐夫困小姨，历来不稀奇！’”“哈哈哈哈……！”来办案的公安干警都哄堂大笑起来。 我据理力争，充分讲事实，摆道理，向这些公安干警，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且，就所谓的“三角恋爱”，我还递交了证据十足的答辩书。但是，在那个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年代，法律又怎能战胜权力？有权就是法，无权被执法，这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样，天经地义，不可抗拒。老百姓对执法人员说法，犹如与虎谋皮，飞蛾投火一样，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像秀才遇到兵一样，有理也说不清。当那批公安干警拿出“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的劲头，对我们进行“先定性，后审查”，不择手段，大举迫害，一无所获之后，便干脆以权代法，执法犯法，故意颠倒是非，包庇罪犯，加害无辜，明目张胆地触犯原刑律第148条、第188条。1983年3月13日，向阳县公安局以“插手小姨子三角恋爱，造成家物被抢，陷害他人，态度不好，影响极坏”这些污蔑不实之词作为我的罪名，并以所谓的“流氓罪”作为王秀玲对象辛立付的罪名，将我和辛立付一起强行抓进向阳县监狱“行政拘留”，坐牢15天。同时，对说真话的二连襟严志成、订婚媒人王金娣分别作了20元、15元的罚款。并且株连和整了一批说真话的见证人，其中包括前去阻止哄抢的吴兆生队长。 消息一传开，全站被震惊。几乎所有的人，都忿忿不平地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人们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大家心中明白，这次抓进监狱，必定凶多吉少、苦头吃足。
第十七章 “咣噹!”随着铁门的一声巨响，我被关进了向阳县监狱的102牢房。我挟着被褥走过一段不长的过道，来到牢房室内。牢房里已关着四个年青人，一个个抬起头来，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我和辛立付。其中有个胆子大一点的小青年，迫不及待地凑上来问道：“你们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我淡淡地回了句：“我们是被冤枉关进来的。”随即将被褥往通铺上一扔，开始整理起东西来。带进牢房的东西，早被狱吏检查过。绑被褥的绳子、随身的裤带、钥匙、水果刀，这些犯人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被收留在检查室里。书籍和食品也是不准带进牢房的。能带进牢房的仅仅是一条被子、一个枕头、几件换身衣服，以及吃饭用的瓷钵、碗筷，这些生活必需品。放好东西，我便开始打量起这间牢房来。牢房阴暗潮湿，一进牢房，过道右侧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厕所，那是供犯人洗脸刷牙和大小便用的。牢房呈南北走向，犯人从北门进去通过二、三米长的过道，就到了牢房之中。牢房呈长方形，除了西侧用砖头水泥砌的通铺外，室内一无所有。牢房的南端另有一道铁门，铁门的外面是一间用高高的围墙加上电网围起来的院子。这个院子是每天定时给犯人“放风”用的。整个牢房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外加铁门、高墙、电网和卫兵的看守，果真是固若金汤，犯人插翅难飞。 牢房的大小跟宾馆的双人标准客房差不多，只是房内的布置设施不同而已。坐牢了，就该吃吃苦头，这是不用置疑的。毕竟这是牢房，不是广披天下寒士的地方。 我放下被褥，坐上通铺，感觉浑身劳累，于是便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朦胧中，我被一阵“开饭了！”“开饭了!”的嘈杂声惊醒，便拿起饭钵子，排在其他犯人后面去打饭。一人一勺子饭，当打饭的勺子敲向我手中的钵子时，“当”地一声，差点将我手中的饭钵子打翻在地。菜是萝卜烧肉和咸菜汤。咸菜汤咸得不可入口，萝卜烧肉里只有几片泡囊子肥肉。辛立付用筷子在碗里翻了一阵子，终算找到了一小片瘦肉。他用筷子将那片瘦肉夹到我碗里说：“三姐夫，真的对不起你，为了我们的事，连累你吃了这个冤枉官司。”我毫不在乎地说：“十年现行反革命的生涯都熬过来了，坐十几天牢又算什么?等我们出了牢房再与他们较量。我就不信，这世道就没有天理国法。”吃过牢饭，是犯人们午休的时间。同室的那几个犯人，虽说人躺在铺上，身子却翻来覆去，不住地在那里交头接耳。突然，牢门口传来一声怒吼：“你过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值班的卫兵在叫谁。只见那卫兵用手指着南边的第二个犯人又嚷道：“你过来!听见没有?”那犯人姗姗来到牢房门口。卫兵命令说：“把手伸出来!”那犯人惴惴不安地将右手伸了出去。 “啪!”“啪!”卫兵咬牙切齿地揍打着那犯人的手，训斥道：“你笑!我让你笑!”“喔唷，喔唷唷……”那犯人痛苦地呻吟着，缩回了手，老老实实地回到通铺上去睡觉了。 我承包了几十亩棉田，一年忙到头，平时哪有时间睡午觉？进了牢房，什么活也不要干，吃过牢饭就让我睡觉，简直是让我享福来了。我一躺上铺，就呼呼大睡，一直睡到天黑吃晚饭，才被辛立付叫醒。一觉睡得好舒服啊!哪天享过这样的福的?吃饭睡觉，外面还有卫兵为你站岗放哨，换一种心态，简直是到这里疗养来了。晚饭喝的是稀粥，管它去呢，吃过晚饭我又抓紧时间睡觉。一连两天，我吃了就睡，睡得又甜又香。每次开饭，都是辛立付将我叫醒。其他的犯人，每天都在牢房中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地盼望着“放风”。一到“放风”时间，都争先恐后地跑到院子里去蹓跶蹓跶，晒晒太阳。唯独我实在太累了，一心只想睡觉。直到第三天上午放风时，值班的卫兵发现苗头不对，以为我病倒了，便敲着铁门对我说：“放风了，出去晒晒太阳，听到没有?”我翻身下铺，穿好鞋子，第一次走出牢房门，来到了那个放风的小院子。刚走出黑暗的牢房，耀眼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来。我揉揉眼睛，伸伸膀子，踢踢小腿，只觉身轻如燕，浑身来劲。我一时兴起，干脆在小院子里划了几个旋风腿。站岗的卫兵见了，只是淡淡一笑，也并不训斥管束。原来监狱里放风，是允许犯人在院内做操自由活动的。我在院内操练一番，舒展一下筋骨后，便站到院子的一边晒太阳。这时，我方发现自己的手指甲早已长得老长。平时忙得顾不上修剪，这时又没有指甲钳，我只好转过身子，在牢房的水泥墙上磨指甲。我全神贯注，十分认真地在水泥墙上修磨着自己的指甲。突然，发现那水泥墙上，早已被人用小石子、红砖头，写满了“冤枉!”“老天啊!我是被冤枉的啊!”这类鸣冤叫屈的文字。看着这些文字，我想：大概这间牢房关过不少像我这样被冤枉的人。想着想着，抬头看看站岗的卫兵早已跑到别处去了，其他几个犯人正趴在地上玩耍五子棋。犯人们闲得无聊，放风时便用红砖头在水泥地上画个棋盘，拣上一些砖头、石子，玩起五子棋来。 坐牢最难受的，要算是饿肚皮。牢饭本来就吃不饱，再加上萝卜助消化，几天下来便感觉到饥饿难忍。 坐牢的第七天，我感染了红眼病。两眼红肿得厉害，几乎睁不开眼睛。牢房不是药房，有病是得不到医疗的。幸运的是：同牢房有个犯人大概有点什么背景，每天都被抽到伙房去烧饭，他是犯人中唯一能吃饱肚子的人。我请了他几回，他终于从伙房里给我带了点食盐进牢房，我每天用盐水洗着眼睛，方使红眼病有所缓解。 坐牢的第十天，原先的犯人都相继出牢了。接着又进来了三个蓬头垢面的小偷，他们是因为做扒手而被抓进牢的。有一个瘦猴似的小偷，向另外两个小偷介绍经验说：“下次再用电棒打你，你就一把抓住打你人的身子，他就不敢打你了。”另一个小偷佩服地说：“上次你在附医，摸到那个乡下老头子的外快，才来事哪!……”我见那三个小偷，年纪轻轻的不走正道，却去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在那里津津乐道地相互吹捧，便忍不住对他们说：“你们年纪轻轻的，完全可以靠劳动赚钱来养活自己，何必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在医院里偷那乡下老头的钱，不是太伤良心了吗?说不定那是病人急等着用的救命钱呢!”谁知那瘦猴般的小偷对我翻了个贼眼回嘴说：“你是好人?好人怎么也到这间牢房里来了?我们蹲个二、三天就能出去了，不知你要蹲到哪一天呢!也不看看自己,还来教训人,真是的!”我也不作争辩解释。想想自己真的可笑,已经落到自身难保进了牢房,还去做小偷的思想工作,简直是哪码对哪码……。 真所谓：洞中虽数日，世上已千年。就在牢房外的亲人们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我们出牢的这段漫长岁月里，我们却不知不觉迎来了释放出牢的这一天。早上九点钟左右，站岗的卫兵对我说：“到门口去，你们的家属在那里等你们。”说罢,便打开了牢门。我收集好东西跨出牢门，心想：坐牢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可怕的,出去后一定要狠狠控告那批执法犯法的家伙。至多再坐牢,出了牢房我可以再控告。人生能有几次搏?“四人帮”都被打倒了，还怕地方上那几个腐败的官僚?我们来到监狱门口办理出狱手续。我对那狱吏说：“我们是被冤枉关进来的,我要找你们领导申诉。”那狱吏脸一冷说：“什么申诉不申诉！不服气再进去坐两天。”我正要和那狱吏争执,秀兰连忙说：“别跟这种人噜苏!”说着，就背起我坐牢用的东西，拖着我向门外走去。我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对那狱吏说：“我现在就到政府部门去控告你们!”那狱吏呆呆地站在那里，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离去。 我边走边骂道：“这些王八蛋，懂个什么法!”秀兰边劝边问：“现在我们到哪里去?”我说：“肚子饿得发慌，先去吃点东西，买支眼药水，然后到向阳县政府告状。”说到吃东西，肚子咕咕叫，口水往下淌，似乎走了好长时间，才遇到了一家面店。我点了一碗肉丝面、一碗大馄钝、两只肉包子、四只烧卖，顷刻之间便吃了个精光。面店里的人，看到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一眼便知我是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大凡从牢里出来的人，吃饭都是这个样子。 秀兰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吃东西，自言自语地说：“回去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吃饱肚子，我就要去向阳县政府。秀兰说：“头发太长了，先去剃个头吧。”来到理发店坐定，面对镜子，我几乎认不出自己来。自己脸色苍白，头发胡子老长，坐牢十五天，居然像老了十五年。趁着理发的时间，我打听到了县委书记的姓名。一理好发，我们一行四人就径向县政府大院跑去。 来到县政府门口，门岗值班的人问道：“你们找谁?”我说：“我叫朱蕴忠，是李书记的朋友，今天找李书记有事，请你给我通报一下。”门岗见我说话蛮有派头，怎敢怠慢，马上给李书记办公室打了电话，一放下电话就说：“李书记请你们进去，他在三楼办公室等你们。”李书记接到门岗电话，说是有个叫朱蕴忠的朋友找他有事，虽说感到有点蹊跷，但是，既然是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于是，便叫门岗让我们进去。 很快，我来到了李书记办公室。李书记戴着一副方框眼镜，抬头见到四个年轻人进了他的办公室，斯文的脸上不由露出几分惊讶的神色。 我彬彬有礼地说：“李书记，您好!我们有件事想打扰您。”李书记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我说：“我是下放到新泽试验站的无锡知青，为了扎根农村，我没有回城工作。今年2月8日，当地农民严正民，因对我小姨娘逼婚不成功，就带领12个农民到我家来打砸抢。由于我家东西被抢跑后，在本地得不到解决，我便写信到《无锡日报》社，要求报社派记者来调查实况。但是，你们向阳县公安局，为了欺骗社会舆论，公然故意颠倒是非，执法犯法。触犯刑律第148条、第188条。不处罚到我家来打砸抢的那帮人，反而将我抓进向阳监狱坐牢十五天。今天，我刚从监狱出来，因此就跑到县政府来向你申诉。”李书记默默无声地听着，脸色慢慢地沉了下来。他沉思片刻，对勤务员说：“小王，你领他们到食堂去吃饭。吃过饭买四张车票，让他们回去。”接着，李书记又转过身子对我说：“现在你们先到食堂去吃饭。吃过饭后回去，将你们的经过写成书面申诉，寄到我办公室就行了。我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李书记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态度很坚决。甚至还流露出几分慷慨激昂，打抱不平的神态。 我为一出牢房就能遇到这么一位清官而高兴。勤务员小王带我们到食堂，对事务长作了交待，问清了我们的去向，便匆匆骑着自行车到车站去买票了。事务长听说是李书记安排来的客人，连忙吩咐手下人上菜。四菜一汤，外加点心，把我们扎扎实实地招待了一顿。没等我们吃完饭，勤务员小王就气喘吁吁地将四张车票送到我手中，并交待了县政府到车站的走法。中饭、车票都是免费的。这一惊一喜倒也使我百感交集，能遇到像李书记这样的好干部，还真是生平头一回。 回到试验站，我夜以继日，三易其稿，认认真真地写好了《申诉书》。并附上了足够说明问题的旁证材料，分别用挂号信投寄到向阳县人民政府李书记、向阳县妇联，以及向阳县公、检、法等有关单位。 十天后，我又来到了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找李书记。 李书记说：“收到你的《申诉书》后，我们和县公安局进行了联系。县公安局已同意对你们的案子进行复查纠错。现在你可直接去县公安局，配合他们复查纠错。”我感恩戴德，连声道谢，告辞了李书记直奔向阳县公安局信访组而来。到了信访组，没等我把话说完，信访组的同志就说：“收到你的《申诉书》后，我们便对整个案情作了调查。认为是不应该抓你的，而应该抓到你家去打砸抢的那帮子人。于是，我们向局长作了汇报，局长说：‘对你是抓错了，但是，是Y城市公安局秘书科叫我们抓的。市管县嘛，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已将你的情况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望你直接去找他们复查纠错。”说这话的时候，信访组的同志对我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有个年轻的同志，还忿忿不平地骂了句：“操他奶奶的，简直胡扯蛋!”我回到试验站，重整旗鼓，白天在田里拚命劳动，夜里熬红了眼写《申诉书》。过了不久，我便背着一批《申诉书》，到Y城市人民政府、市妇联、市公、检、法等部门去上访。 我像祥林嫂那样，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向这些信访部门陈述着自己扎根农村，遭抢进牢房的冤枉。我到处呼天喊地：“苍天啊!天理国法究竟何在?大地啊!你养育的清官何在?”刚开始时，接待的人们还有点新鲜好奇。我跑的次数多了，他们便露出了讨厌的情绪，相互推拉扯皮。跑到最后，好心的人就劝我：“算了!算了!譬如触个霉头，只当被偷掉一只皮夹子……”不负责任的人则说：“比你冤枉大的事情，我们还处理不过来。你那个不算坐牢，向阳县没有拘留所，所以才将你关进监狱的。不要跟我们来扯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来申诉。我到处上访，上下申诉，跑了一年，棉田荒芜，人体消瘦，唇焦口燥呼不得，回到家中自叹息。 秀兰说：“你头发太长了，去剃个头吧。”我神思恍惚地来到理发室。剃头师傅见我那副模样吃惊地问道：“朱蕴忠，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人又黑又瘦，头发长得这么长?”我言不由衷地说：“跑申诉去了。”剃头师傅一听大笑说：“跑申诉?申诉又有什么用?你朱蕴忠瘦巴巴一个种田的，在他们那些大干部眼里还不是一个小虾米，那么一吞就下肚了?我劝你歇歇神算了吧!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轮到你说话的地方?”我自认倒霉说：“跑了那么多地方，确实没有用。从此我不跑了，写了《申诉书》往外寄就是了。”剃头师傅又说：“《申诉书》寄去有什么用?寄去正好给他们当擦屁股纸用!”我偏不相信，买了一叠复写纸和格子纸，一封接一封地向中央、省、地方各部门投寄《申诉书》。有一天上午，我又到收发室去投寄《申诉书》，遇到了机务队的尤队长。尤队长笑着说：“小朱啊，你写的《申诉书》我看到了。写得好!写得很有水平!市公安局给你告得没有办法，已经给站里发了几次公函，要求站领导做你的思想工作。并且来电话责怪试验站领导。说：‘当初不该让人把你家东西抢跑了，惹下这么大的麻烦。’站领导看了你的《申诉书》，觉得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你家被人抢劫，公安局不去抓抢东西的那帮子人，却把你这个被抢的人抓去坐牢，大家都认为这是一起冤案。原先，公安局指望将你往牢里一关，就把你给镇住了。没想到你出了牢房到处去控告他们执法犯法，还就真的被你告准了。那些公安干警平时大盖帽一戴，执起法来神气活现的，谁知净是假大老爷，根本不懂法律知识，水平还抵不上你一个种田的农民。哈哈哈哈，简直是大笑话!”人心自有公道在，听了尤队长的一番话，我加大了写《申诉书》的力度。管他有用没有用，我将《申诉书》改名为《控诉书》，接二连三地发了出去。每发出一份《控诉书》，就能发泄掉我心中的一分怨恨。一直控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和秀兰正在三排31条棉田治虫，突然田边有人叫我过去。我停下活计，来到田边，只见彭站长领着一个文质彬彬的陌生人站在田边。彭站长朝那人说：“这位就是朱蕴忠。”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说：“我是向阳县政府信访办的，叫李仲富。县里派我来找你落实政策。根据你的《申诉书》，我们决定进行复查纠错，希望你提出个人要求。”我说：“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公开恢复名誉；第二，赔偿误工损失；第三，追究执法犯法者的刑事责任。”那人一字不错地认真作了记录，并叫我在记录纸上签了姓名。 彭站长对那人说：“这就是朱蕴忠家俩口子承包的棉田。”那人赞许地点点头，接着便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说：“请你帮我捎个口信给李书记，我从心底里感激向阳县人民政府。但是，通过两年的上访和申诉，我终于看清了：‘权比法大，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实。由于我们这个案子是Y城市委尤书记指示办的，因此，除非是省政府来人，方能复查纠错。否则是不可能落实我的三个要求的。尽管如此，社会还是进步了。“文革”期间，我因为出了学习班上访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次出了牢房，我申诉、控诉了两年，不但没人来抓我，而且县政府还派人来征求我的个人要求，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万万没想到：我从城市下放到农村，辛辛苦苦种田，却供养了那么一批执法犯法的家伙。作为我个人，吃点苦头，受点冤枉，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作为国家的法律，却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玷污，实在令人感到痛心。”听了我的话，彭站长带着那人，拖着沉重的脚步，默默无声地离开了田边。 我一个人站在田边，望着荒芜的棉田，开始反省自己：这就是到处上访，日夜写申诉的结果!突然，我耳边回响起剃头师傅的话：“你朱蕴忠瘦巴巴一个种田的，在他们那些大干部眼里，还不是一个小虾米，那么一吞就下肚了?”是啊!自己一个种田的，又有谁能瞧得起?像我这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不是要揪就被揪，要吃就被吃?孔子早就说过：“耕者馅在其中，学者禄在其中”，而自己却不去求学上进，偏偏放弃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到苏北农村来立志耕耘，又有谁能理解这种崇高思想境界?难道果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自己愚昧忠诚，扎根农村，才落到了戴帽子、坐监狱的下场?想来想去，实在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过去，我最崇拜的人是为抢救落水儿童而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吕惠珍。我把她日记中写的：“我要作为一支蜡烛，燃尽自己而照亮他人。”这句话作为座佑铭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时刻铭记在大脑里，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准则。但是，自己却似东施效颦，常常落到被周围人们讥笑的地步。想着想着，我立志务农的思想开始动摇起来。我觉得自己扎根农村，默默无私奉献，实在是太不值得了。算了吧!自己这支蜡烛，下半截子就用来照亮自己的人生吧!自己都没有照得亮，何况还去照亮他人?人家彭站长是个共产党员，还挖空心思把自己的女儿推荐到无锡江南大学去读书，毕业出来就是国家干部。要是自己能将写《申诉书》的精力和时间，放到自学上来，在知识的大海里，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人，又有几个是自己公平竞争的对手?想到这里，我否定了“立志务农”的愚昧思想，决定通过自学成才，拔根离站，对自己的人生座标，进行了重新调整。 伟人拿破仑曾说过：“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仆屡起。”确立了“自学成才，拔根离站”的思想后，我重新振奋精神，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我开始认定目标，专攻日语，而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傍晚归宿到田边搭的瓜棚里，我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吃个西瓜，点起油灯，放开喉咙，成篇成篇地朗读背诵着《日汉翻译教程》。田野里蛙鸣悠扬，瓜棚内书声琅琅，汇成了一首震撼大地的交响曲。 人们早已吃过晚饭，洗理完毕，熙熙攘攘，三五成群地赶到站部去看露天电影。一队有个姓余的木匠路过瓜棚，见我正在朗读日语，便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的妻子道：“这个人有没有神经病?”妻子答道：“你瞎说什么!人家是个知青，识的外国文字比我们识的中国文字还多呢!就是站里不用他罢了。”余木匠则说：“我看这么大年纪，学了也没有用。”也有人笑话说：“一天到晚像山东驴子学马叫，我看朱蕴忠大脑不正常……”七嘴八舌，人言可畏。说闲话的人多了，自然大家就一致认为我大脑不正常。秀兰听得不耐烦了，就说：“都说学了没有用，一天苦到晚，不如早点歇歇算了。”我说：“自古以来，天生我才必有用。怎么会学了没有用呢?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将来不怕别人不用我，只怕自己没有用。反正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也不影响劳动……”秀兰听了，无言可答，只是心中很不自在。 为了收听下午1点30分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业余广播讲座，我便将放工回家烧饭的时间推迟到下午1点钟。一回到家，便进门一把火，忙了烧中饭。然后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日语广播讲座。同时做着笔记，跟在仲玉贞、秦荣斌老师后面朗读。常常是忙得一饭三吐哺，顾了学习，忘了吃饭。讲座结束，便收拾碗筷，整理农具，锁上大门，下田劳动。劳动时，我将收音机背在身上。到了下午3点重播日语讲座时，我便打开收音机，一边拾棉花，一边听讲座，同时跟着朗读课文。凭着我的记忆能力，许多课文都是先能背诵出来之后，再一层层地理解其语法和意义的。我每天雷打不动，持之以恒。每每手不释卷，排除万难，用“一心多用”的方法，坚持自学日语。 夜里拣棉花时，我一边分拣棉花，一边收听对日广播，并且跟在播音员后面模仿讲日语。累极了，我就趴在棉花包上打个盹。一觉醒来，收音机还在沙沙发响。 有一次，我一边烧锅，一边看日语书。看得着了迷，竟将灶膛里的火烧熄了。秀兰在灶前炒韭菜，发现灶膛里火熄了，气得抢了我的日语书就要往灶膛里扔，我紧紧抓住日语书不放，几经争执才躲过了这一关。从此以后，每当我自学日语的时候，都会变得提心吊胆起来。 一天中午，四队老姚路过我田头，对我说：“小朱啊!我听到不少人在笑话你自学日语，你可千万不要灰心哪!学个羊儿疯，过渡还不要钱。学了将来必定会有用。我劝你抓紧时间学，非要不吃馒头争口气。学出头，让那些笑话你的人瞧瞧。”我恳切地说：“老姚啊，旁人冷嘲热讽，我可不理睬，只是家中老婆唠唠叨叨的，实在受不了。下次有机会，请你帮我做做小王的思想工作。”老姚一听，满口答应。 有一天，我和秀兰干完了活，正在田头收拾农具准备回家。我迎面见老姚从东边走来，便连忙喊道：“老姚，上哪儿去啊?”老姚看了我一眼，马上心领神会。从我那乞求的眼神中，他知道要帮我做小王的思想工作。于是，便大步流星地来到跟前说：“到站里供应站买点东西。”接着，老姚就见缝插针地说：“小朱啊，听说你在自学日语。我劝你要下劲加油学，学了将来肯定有用处。”秀兰不以为然地说：“都这么大年纪了，学了有什么用啊?”老姚瞪大眼睛说：“噢!学了将来出去当翻译。小王，你年纪轻，没有见识过。旧社会里做翻译的，哪个家里不是金条元宝、大小老婆……”没等老姚把话说完，秀兰便说：“他一个种田的，还会轮到他去当翻译?哪里会有大小老婆?不是我跟他哇，连个老婆都讨不到!”老姚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晓得小朱人聪明，只要坚持学下去，必定会有出头之日，当个翻译是绰绰有余的。解放前，我家有个邻居，那人跟小朱差不多，开始也是不得志，后来跟在日本人后面，三混两混当了翻译官。啊唷!那还了得!花的是银元美钞，讨的是大小老婆，喝的是法国白兰地，吃的是日本撒西米……”老姚绘声绘色，越说越来劲，没等他把话说完，秀兰就惊讶地问：“真的假的啊?”老姚一本正经地说：“真的!我要骗你干什么?今后，你可要好好鼓励小朱学日语啊!”秀兰连声说：“好好!今后我一定支持他学日语。”老姚一听这话，十分高兴，趁兴打趣说：“我也会几句日语，说给你们听听。‘八格呀噜!统统刺拉刺拉的!花姑娘的妖希……’”“哈哈哈哈……”看着老姚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和秀兰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从此以后，秀兰真的支持我自学日语了。夜里拣棉花困了，还叫我唱一首日语歌给她提提神呢!
第十八章 业余自学日语，总算得到了妻子的支持。我越发加倍勤奋，常常采用晴耕雨读的方法，突击自学日语。每逢下雨天，我就关起门来，将许多日语课文，朗读背诵得滚瓜烂熟，一字不错，常常达到唇焦口燥喉咙痛为止。有时，我跟着收录两用机学唱日本歌曲。学会后，或是请人拉二胡伴奏，或是再借一台录音机，通过同步演唱的方式，录制成新的磁带。然后一有空就播放那自录的磁带，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常常令人宠辱皆忘，倒也其乐无穷，别有一番情趣。 对周围冒出来的许多闲言杂语，我始终抱着以实干代替舌战，我行我素的态度。每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日语书。日长时久，那些说闲话管闲事的人，终于尝到了多管闲事多吃屁的滋味。于是只好另找笑话对象，再去议论别的话题。不过，“朱蕴忠学了没有用”这一个结论，几乎已成了周围所有人的共识。我也只当耳边风，从来不与周围人一般见识。 有一次，我吆喝着黄牛在田里中耕。耕到天晚，那头老黄牛像磨洋工似的，一步三摇，不紧不慢地向前挪着脚步。我心急如焚，接连抽了几阵鞭子，效果都不怎么理想。突然，我想起老农耕地时，常用打号子来代替抽鞭子的情景来。于是，我也就“依依呀呀”地打起号子来。哇！还就真的有效果。那老黄牛竖起耳朵，抖擞精神，飞快地耕起田来。只是我觉得那号子没腔没调，连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名堂，只是一时兴起，随心所欲地乱嚷嚷而已。“不行！不行！得唱个好听些的歌曲给黄牛听听”我心里想着，便用日语唱起了《北国之春》。“希拉喀吧——，阿喔索拉……”老牛竖起耳朵听着，迈着快步向前，我高兴极了。人们常用“对牛弹琴”来比喻白费口舌，没想到对牛唱歌，竟能提高中耕速度呢！我兴匆匆地耕到田头，正要拐弯下趟子，突然听到田头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五队的老沈，看样子他已在田头站立良久。老沈跑过来皱着眉头说：“小朱啊，我真的弄不懂。”“吔,什么事弄不懂?”我反问道。 老沈说：“你承包几十亩棉田，一天苦到晚，不哭已是好事，亏你还唱得出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一天苦到晚，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兴趣来了，高兴起来就唱唱，有什么不好？”“唉……！”老沈叹着气，摇着头，不可思议地离开了田头。 真是天不转地转，就在人们冷嘲热讽，横竖不可理解，断定试验站不可能用我的时候，1984年8月6日，出乎意外地遇上了申城沪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张思迪硕士，为了科研工作的需要，风尘仆仆到我家来登门求贤这样的好事。 8月初棉花打过花头，直至9月份拾花为止，棉田管理除了治治虫外，已进入了农闲期。趁此机会，我请了两个木匠，正在家中打些桌椅小家俱。这天上午十时光景，门口突然来了一个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上海人问道：“请问，哪一位是朱蕴忠同志？”我随口答道：“我就是。”只见来人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毕恭毕敬地递给我说：“你好！我叫张思迪。这是我的名片。”当时，我在苏北还没有听说过名片这玩艺儿，更不用说是拿到名片了。我抱着好奇的心情伸手接过名片一看，名片的抬头分明印刷着：申城沪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中间则印刷着：张思迪硕士。下面印刷的则是校址和电话号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我一下子明白了来人的身份，便热忱地招呼他进屋。 秀兰见我领了个陌生人进门，便好奇地问：“他是谁啊？”我转身对张思迪说：“对不起，请稍等。我去安排一下午饭，就过来。”张思迪说：“不用客气，我有事请你帮忙。”我说：“行！我马上就过来。”我把秀兰拉进厨房，将名片在她面前一晃说：“这个人叫张思迪，是申城沪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秀兰问：“硕士是什么呀？”我说：“哎呀，你就不用问了。反正硕士的学历比县长的学历还高。将来这个人做的官比县长还要大。”秀兰一听慌了，忙说：“那你就赶紧帮我逮鸡，杀了烧中饭呀！”我说：“人家身份那么高的人，从上海跑到我家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哪有空帮你杀鸡啊！反正家里招待木匠已有几个菜，你再多炒几个鸡蛋就行了，我得赶快陪人家。”秀兰听我说得有理，便忙着淘米洗菜上锅台。我转身进屋对张思迪说：“口间木匠在做工，我们到里间谈吧。”我领张思迪进了房间,俩人刚坐定,张思迪就说：“目前我手上正在做一个黄鼬和鼠类资源的科研课题。苏北里下河地区是黄鼬分布密度较大的地区。为了弄清该地区黄鼬的性比关系，我到Y城外贸皮张仓库翻阅了有关资料。负责管理皮张仓库的李中苏同志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因此，我退掉了回上海的车票，特地到试验站来找你，想请你帮助我完成这个科研课题。不知你是否愿意帮忙？需要多少报酬？”说罢,张思迪便以期待的目光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并没有立即回答，因为在没有弄清科研工作的难度和任务之前，我是不能草率答应的。一则自家承包了六十亩棉田，一年到头忙忙碌碌，难得空闲。二则万一完不成任务，误人子弟，那可不行。于是，我说：“我想请你讲一下，这次科研活动的时间、地点、工作量，以及想请我完成哪个方面的工作？”张思迪说：“时间初步定在今年秋天，具体日期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地点为丹阳、赣榆、东海等地。我已和那里的卫生防疫部门做好联系，学校补贴地方上一些科研经费，地方上则提供给我们车辆、向导等方便。你的主要任务是：帮我搞清楚样方内黄鼬的数量和性别。你外出工作的旅差费、伙食费、住宿费都由我们学校承担，补贴费初步定为五元一天，你看怎么样？”听到这里，我已对这次科研活动的概况大体了解。于是便满有把握地说：“我认为时间定在霜降前为好。因为那时候农民猎户尚未开始捕捉，黄鼬种群的数量相对稳定，调查的数据比较正确。对样方内的黄鼬，我们可以采用猎狗追巢捕捉法将其抓获。对某些不能抓到手的黄鼬，通过对其活动足迹、粪便等踪迹的分析，也完全能判断出样方内黄鼬的数量和性别。每天补贴五元钱，已够我请两三个临工拾花了。经济上我没有什么大的追求，只是工作中必须要有一条专门捕捉黄鼬的好猎狗，并且最好能解决通讯工具。这样，就可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张思迪毫不犹豫地说：“关于猎狗，我打算请淮阴土畜产公司的朋友，了解哪家猎户出售的黄狼皮多，就用哪家的猎狗。关于通讯工具，学校里有对讲机。在10公里范围内，我们随时可以取得联系……”我和张思迪就科研工作的各个细节都作了认真研讨，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只恨相识太晚。我见自己有了用武之地，感到十分高兴，便顺手从抽屉里拿出自己写作的《黄鼬（黄鼠狼）的狩猎》书稿给张思迪看。张思迪浏览了一下书稿说：“没见到你之前，我感到这次科研工作有很大的难度。通过今天与你的接触，我对这项工作已有了必胜的把握。那么，一切就按咱们约定的办吧。我回校后会写信告诉你出发的时间、碰头的地点等有关事宜。”这时，秀兰满脸堆笑地跑过来催促吃中饭了。吃过中饭，张思迪急着要回上海。临别前我说：“如今，虽然棉田已承包到了个人，但是为了尊重试验站领导，我希望你回到学校后，以学校的名义给试验站领导发一封公函。来函提出聘请我协助贵校搞科研一事。这样，一则给了站领导面子，二则我出门就变得名正言顺。”张思迪满口答应说：“行！应该这样做。请你放心，我一回到学校，马上就请学校发公函与试验站领导联系。”不久，我便收到了张思迪的来信。他在信中十分客气地对我们的招待表示致谢。同时说明学校已给试验站领导寄出了聘函。最后对霜降前的工作日程作了安排。我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并作好了外出的思想准备。 十天后，我又收到了张思迪寄来的挂号信。信封的左上角用钢笔标着“公务急件”四个字。拆开信封一看，只见信纸上写道： 老朱：你好！ 今收到新泽试验站的回函。从回函明显看出，试验站领导是不同意你外出的。现将试验站回函复印后寄给你。请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外出。如果你确实有困难，就不必勉强，今后咱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我等你的回音后再作决定。请多保重！ 致礼！ 张思迪 1984年9月21日随后，我一口气看完了试验站回函的复印件，说道：“岂有此理！”秀兰见我愣着脸，十分气愤的样子，便疑惑的问道：“哎！怎么啦？看你气得那种样子！”我将试验站公函复印件在秀兰面前一晃说：“申城沪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来函与站领导联系，请我外出协助科研。站领导不同意便罢，偏偏还回了一份公函去龊躄脚,真是岂有此理!”秀兰迫不及待地又问：“试验站公函写些什么内容啊？”我说：“我读给你听听，你就知道这些领导是什么样的人。‘沪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你校来信已收悉。关于联系我站职工朱蕴忠同志在十月底和十一月中旬,到你们那里协助你们工作一事,经我们研究现回信给你们。’”读到这里，我对秀兰说：“你看，称呼后面连个‘你好！’这样的礼貌用语都没有。短短一段话‘你们’、‘我们’的反反复复用了一大堆废话，就像小学生在做作文一样。怎么会给这种臭水平的人去当站长的，真是活作孽！”秀兰紧接着又追问：“下面还写些什么内容啊？”我说：“试验站公函下面写了三条内容，只是一条比一条不像话。我读给你听听：‘一、朱蕴忠同志夫妻二人在我站一九八四年承包棉花60么面积，任务是很繁重的，就今年棉田正常管理也跟不上。’你看看，这第一条就龊我们的蹩脚，站领导不同意我外出，干脆说不同意就是了，何必要在背后捣空说我们：‘今年棉田正常管理也跟不上’呢？连‘俩人’、‘60亩’这样的文字都不会写，可见是什么臭水平！‘二、十月底和十一月中旬，正是我站棉花抢收的大忙季节，朱蕴忠同志的拾花任务相当大。有近两万斤棉花都要朱蕴忠夫妇双手拾到花场。因为是他个人的任务，站内无法解决。’你看，第一条说我们今年棉田正常管理也跟不上，第二条却说我们有近两万斤棉花都要朱蕴忠夫妇双手拾到花场。管理跟不上怎么可能会有两万斤棉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再说，拾花大忙，哪家不请临工？站内无法解决，我们就不能请临工帮助解决？更为荒唐的是：‘三、根据朱蕴忠同志目前的承包任务，我们认为朱蕴忠同志外出是有很大困难的。经研究，你单位能否承担朱蕴忠同志的拾花任务，你们能否保证朱蕴忠同志近两万斤棉花如期拾上花场请你们研究。’试验站研究的结果，居然是问沪东师范大学能否承担我们的拾花任务。你看荒唐不荒唐？”秀兰不相信地问：“难道真的是试验站出的公函吗？”我指着公函下方盖的公章说：“你看，这里分明盖着：中共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泽试验站总支委员会的公章。下面写着：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黑字落在白纸上，还能是假的？”秀兰听说那公函是真的，脸上顿时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态问道：“这下可怎么办？”我态度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村基层干部，平时专横无耻，想用手中的权力，将我埋没在试验站做他们的奴隶，简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从今以后，我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出路延伸在自己脚下。这次外出参加科研工作，我是去定了。腿子长在我自己身上，到时候我拍拍屁股走路。师范大学补助我的钞票，足够家里雇用两个临工。到时你带着临时工在家拾棉花就是了。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样！”我立即提笔给张思迪回信。信中讲明：一切按照在我家商定的办。我肯定如期赶到集合地点，家中已安排妻子带临时工拾花。 很快，我就接到张思迪：“十月二十六日到淮阴市政府招待所会面”的来信。 十月二十六日，我如期赶到淮阴市政府招待所。张思迪已从上海出发，只是路途遥远，尚未到达。我先办理了住宿登记，稍作休息。整天在棉花田里拼命干活，我太累了，急需恢复体力。 下午三点，张思迪也赶到了招待所，俩人一见面，我连忙上前打招呼。他惊讶地望着我，注视了良久才开口说：“老朱啊，我和人打交道，一般见过一面就忘不了模样。今天见到你，却是让我认不出来了。你又黑又瘦，苦得变了模样。肯定是农活太忙，吃了不少苦。你赶快加紧时间休息。我马上到棉花庄去接赵林他们。这是我的行李，里面有对讲机、照相机等用具，请你帮我看好。”说罢，他便匆匆离去。 第二天上午，张思迪带着我和淮阴的两个猎户，直奔赣榆县官河乡样方地。我们一到赣榆，当地卫生防疫站的汽车早在等候。吃过中饭，我们被安置到县政府招待所。 张思迪说：“老朱啊，我们一路劳累，刚到这里。今天休息一下，明天开始工作。”我说：“我想问一下，样方离这里远不远？如果不远的话，不妨先带我们到样方地去看看，让我们先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赣榆卫生防疫站负责担任向导的陈益凯医师热情地说：“样方离这里不远。我带你们去，很快就到了。”我对张思迪说：“我们放下行李，现在就带了猎狗到样方地去看看怎么样？”张思迪早就想看看我的身手，恨不得只争朝夕一下子就掌握所有样方地的资料。只是见我苦干得像个瘦猴，有心想照顾我休息一下，让我的体力得到恢复而已。他见我主动请战，便十分高兴地说：“好吧！我们就先到离县城最近的样方小王庄去看看吧。”我和淮阴的猎户，各自牵着自己的猎狗，跟着张思迪和陈医师，很快便来到了小王庄。 来到庄前，我收住脚步，举目远眺，随即对淮阴猎户赵林说：“赵师傅，黄鼠狼从田野进庄，必定首选庄头那片场地。你看，场头有许多草垛和石头堆。那种环境既利于黄鼠狼躲避敌害，又便于它觅食。我们不妨先到那里去看看。”淮阴的两位猎户连声赞同，于是，我们松开猎狗的颈绳，直奔庄边场头。 小王庄的黄鼠狼还没有被人捕捉过，自由自在，依仗场头草垛石头堆的有利地形，根本不怕遇到敌害，居然大白天都在场头出没活动。 猎狗一嗅到黄鼠狼的气味，那还了得！就像发了疯似地用双爪扒起石头堆来。 黄鼠狼突然受到惊扰，趁人不备，放着臭屁向田野逃去。场西面隔开一条柴沟就是棉田。黄鼠狼一旦逃进棉田，就会像活鱼到了大河中一样，哪里还能逮得住？只是再狡猾的野兽，也是斗不过好猎手。就在人们跟在黄鼠狼后面在场头追得团团转的时候，我率先跑到了通往棉田的田埂小路上。刚站住脚步，就见那黄鼠狼被猎狗追着直向我迎面跑来。我高声大叫着：“快！封住田埂。不让它逃进棉花田。”跑过去挡住了黄鼠狼的去路。黄鼠狼生性多疑胆小，发现通往棉田的田埂早已有人把守，便急忙转身窜进了柴沟。淮阴的两位猎户，也早已明白了我喊话的意思。便和我一起在田埂上来回奔跑着、吆喝着，拦住那黄鼠狼，不让它逃进棉田。黄鼠狼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长满芦柴的水沟里来回逃窜。两条凶悍的猎狗狂吠着紧追不舍。折腾了好几个回合，那黄鼠狼只好转身掉头向场头奔去，一头钻进了一个大草堆。 我看得真切，叫了声：“好！”就唤住猎狗，呼喊着其他人一起往那草堆而来。 来到那草堆跟前，我们将拴住猎狗颈圈的绳头交给了张思迪。我对张思迪和陈医师说：“你们牵住猎狗站远一点，看我们捉黄鼠狼。万一黄鼠狼漏网逃跑，你们就放猎狗追逐。”接着，我和淮阴的猎户就开始张网捕捉黄鼠狼。我对淮阴猎户说：“这只黄鼠狼在外面已受过惊吓，如果网张的位置太近，肯定死在草堆里也不会出来。我们可将网张得远一些，这边由我来看守。你们只管在另一边用扦子捣赶就行了。”张好网后，我憋住呼吸，侧身猫腰，隐蔽在草堆的边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动静。淮阴的两位猎户，则在草堆的另一边，轮番接连不断地用扦子捅捣着草堆。那黄鼠狼在草堆中被扦子捅得心惊肉跳，到处乱串。眼看整个草堆被扦子捅得摇晃起来，它在草堆里再也存不住身了，决定向外突围逃命。那狡猾的黄鼠狼将头从草堆夹缝里往外一探，见草堆这边没有动静，便一头窜出草堆，拼命向外逃去。不料，没跑多远便一头撞在网上。就在黄鼠狼惊魂未定，刚想调头返回草堆之时，我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身扑至。我右手撂倒网片，截断黄鼠狼的退路，左手臂紧紧将黄鼠狼压住。冷不防一条猎狗挣脱颈绳冲过来咬黄鼠狼。我赶紧右手一把抓住黄鼠狼的颈脖子，将黄鼠狼搂到身子底下。忙叫：“赵师傅，黄鼠狼已抓住了。快牵住猎狗！”淮阴的两位猎户，在草堆的另一边看不到我已将黄鼠狼抓住，还在一个劲地用扦子捅捣草堆。听到我的叫喊声，马上从草堆里拔出扦子，跑过来抓住猎狗。我从地上站起来，双手将黄鼠狼抓头捏脚举过头顶。那猎狗蹦跳起来想咬黄鼠狼，被赵林踢了一脚，才识相地退到身后，嘴里一个劲地“呜呜”哼叫着，似乎是在不满地发着牢骚。 人们开始向我靠拢过来。我抓着黄鼠狼问张思迪：“这黄鼠狼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张思迪说：“要活的没处放。”赵林说：“这该死的黄鼠狼，扦了我一身汗，把它弄死算了。”到手的猎物怎能让它跑了，所有猎人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我采用折颈处死法，“咔嚓”一声，将黄鼠狼头颈骨折断，随手将处死的黄鼠狼递给了张思迪。 陈医师在一边笑着说：“今天旗开得胜，让我大饱眼福，晚上我设宴招待。”回到赣榆县城，陈医师找了一家“好再来”饭店，对我们一行四人进行了盛情款待。餐桌上摆满了海鲜，特别是那梭子蟹，只只膘肥肉壮，味道鲜美无比，使我们大饱口福。 官河乡样方的考察工作结束后，接着我们来到了东海、沛县等地，最后到了丹阳县横塘乡。横塘毕竟是苏南农村，天气骤然热起来。样方设在离县城较远的地方，来到那里已是中午时分。张思迪忧心忡忡地说：“老朱啊，我们离回县城的末班汽车只剩下三个小时。据说丹阳横塘这一带的黄鼠狼皮是有名的。能否在三个小时内捉到一只黄鼠狼呢？”我说：“好！我有数了。为了抓紧时间，中午我们就在小店里买点干粮吃吃算了。否则，一顿中饭就要吃掉个把小时。”张思迪说：“好的，那么我们就开始工作吧。”我说：“不慌，天气太热。猎狗热得直喘粗气，影响工作质量。我们先到那边树荫下歇歇再干。”张思迪说：“好的，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会儿。”来到树荫下，趁大家休息之际，我站到一块高地上仔细观察地形。很快，我就把目光锁定在河边坝头上的一个陈草堆上。村庄周围的农田，都已种上了麦子。田野里光秃秃的，看不到荒地野草窠，黄鼠狼必定进了村庄。像那种地形下的陈草堆，必定是黄鼠狼构筑越冬巢穴的首选之地，不可能没有黄鼠狼。我回头看看猎狗，只见猎狗不再伸舌头淌汗。便对张思迪说：“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带领大家径直向那草堆走去。一到跟前，猎狗果然嗅到了草堆里黄鼠狼的气味。我们迅速抓住猎狗，布下网具，没费多大劲，我就抓住了一头大公黄狼。走不多远，在一家楼房山墙旁的草堆里，猎狗又发现了黄鼠狼的气味。我们布下网具，用扦子捅捣了一阵子不见黄鼠狼逃出来。我观察了一下环境对张思迪说：“这只黄鼠狼一发现动静，就从墙洞钻进屋里去了。我们不妨和这家住户商量一下，让我们进屋去抓黄鼠狼。”说罢，我们便找到这家户主，与他商量。那家主妇一听黄鼠狼进了她家，连忙说：“这可不得了了哇，黄鼠狼来了是要偷鸡吃的呀，赶快帮我们把它捉掉！”我牵着猎狗进了屋。很快便在一间柴草屋里，寻找到了那黄鼠狼的藏身之地。我们布下网具，三捅两捣，那黄鼠狼就一头落网被我扑住。 “好了！好了！准备回家。”张思迪高兴地说。 在回程途中，猎狗又在沟边发现了一头母黄狼。那黄狼被猎狗追得慌不择路，飞快地向我迎面窜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去。那机灵的黄鼠狼躲过我一扑，企图从我身下逃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双腿一併将那黄狼紧紧夹住。那母黄狼知道无法逃脱，便调头扭颈一口咬住我的大腿不放。我顾不得疼痛，随手一把抓住那黄狼的颈脖子。赵林跑过来，用铁扦子撬开了黄狼咬住我大腿的嘴。我将那母黄狼抓起来，折颈处死后，查看伤口。只见腿上被黄鼠狼咬破的地方正在淌血。大家陪我到镇卫生所，将伤口作了消毒包扎后，匆匆向车站赶去。 师大聘用，首次出征，初战告捷，我一完成各地样方的考察工作后，便急于回站抢收棉花。秀兰早已带临工将涌时花抢收了回来。站领导对管不了的事情，也就只好不管。只是对我这个“天猴子”“犯上作乱”的行为，始终耿耿于怀，如刺鲠喉。总指望着：“耕不到你，也要耙到你”，迟早要发发“权威”。 没过多久，站领导又接到苏州桃花坞职工业余学校日语函授部寄来的公函。来函联系委托站领导负责我日语函授结业闭卷考试的监考工作。一般来说，像这类委托地方领导监考的考试，其考试成绩有着很大的弹性。如果考生和负责监考的领导关系密切的话，考试时带本词典、资料什么的“参考资料”，或者干脆请人代考，都是很有可能的事。只是像我这样的考生，平日里就得罪了领导，轮到考试这样客观公正的时刻，又怎可能放你一马？因此，我也自觉，只带了一块橡皮、两枝钢笔，抱着稳操胜券的心情进了考场。考场就设在站党委办公室隔壁的接待室里。整个考场就我一个考生，由彭站长亲自负责监考。考试前，彭站长对我吹胡子瞪眼睛地宣读了考试纪律。接着发下考卷，看好时间，宣布考试开始。考试时间规定为两个半小时。我轻松地做完试卷，一看手表，才只用了58分钟。于是，我又认认真真地检查推敲了四遍，在一句假定条件句后加上了“的话”两个字，就交卷了。彭站长寸步不离考场，两眼就像捉贼一样，不停地在我身上扫描，生怕我在考试中玩弄什么花招。不料，还没到考试规定的一半时间，我就收起钢笔，起身交卷。他心中骂道：“这么重要的考试，不到一半时间就交卷。世界上哪有这么浮夸的人！”于是便皱起眉头说：“时间还早，不要再看看了？”我说：“不用看了，我还要下田劳动。”说罢，便走出了考场。彭站长不懂日文，见那张考卷里既有日文假名，又有繁体汉字，他弄不清那是怎么回事。于是便望着试卷用疑惑的口气问我：“你估计自己能考多少分？”我随口答道：“大概能考九十几分吧。”彭站长不听则罢，一听浑身冒火，板着脸教训道：“你这个人太不谦虚了！真是太不谦虚了！九十还有个几分……”我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心想：“这种人识的中国字还抵不上我识的外国字多，跟他又有什么话好说？”彭站长一边嘴里唠叨着，一边怒形于色地向党委办公室走去。 一个月后，那张试卷和《结业证书》一起寄来了。我一看自己考试得了100分，心中既高兴又来气。高兴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己闭卷考试得了满分。来气的是：考试结束时，平白无故地被彭站长训了一顿。想来想去，我决定到党委办公室去找彭站长讨个说法。 我来到彭站长的办公室，将那张批阅打分后的试卷，往彭站长面前一放说：“这是你亲自监考的试卷。当时我回答你：‘大概能考九十几分。’你却连声训斥我：‘太不谦虚了！’现在你看看，我究竟考了多少分？”彭站长做梦也没想到：我考试能得100分。更没有想到，我居然当面锣，对面鼓地跑到党委办公室来责问他。他看着试卷，两眼发愣，尴尬地站在那里，无话可说。 我说：“现在政府鼓励自学成才。Y城不少单位对考试成绩超过九十分的职工，都进行了表彰奖励，报销了学杂费。试验站领导是否也要对我进行鼓励鼓励啊？”彭站长自知理亏，无可奈何地说：“鼓励，是要鼓励。不过得会办研究，明天上午你来听消息。”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党委办公室询问会办结果。彭站长露出为难的样子说：“小朱啊，站里目前经济上很困难，奖励就不谈了，你把所有的学杂费拿来报销就是了。”我高兴地说：“彭站长，真的要谢谢你。不是你批评教训我，这学杂费也捞不到报销呢！今后还欢迎你多多批评指导。”彭站长听了我的话，气得哭笑不得。只好陪着笑脸说：“哪晓得你能考100分哇。好了，好了，快回去拿发票来报销就是了。”我日语函授闭卷考试获得100分的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多久，技术干部章登峰就急急匆匆地跑到副业队，请我辅导晋升高级职称的日语考试。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社会上一度流行“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这样的“革命口号”。没想到时过境迁，现在晋升职称居然要考外语。可是，那外语可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学得上的。老章中专毕业就被打成了“右派”。虽说如今已拨乱反正，落实了政策。但岁月不饶人，他早已两鬓斑白，接近退休年龄。如果自己不能晋升高级职称，那就享受不到许多政策性照顾。特别是儿子的户口还属农村性质，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悬挂的心病。因此，他咬紧牙关，拼上老命，这次就是滚钉板，也要通过晋升高级职称的外语考试。他绞尽脑汁，考虑再三，决定凭借日文中的汉字，用连估带猜的办法来通过日语考试。难就难在日语的语法，如果请人将《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辅导一遍，考个及格分数该不成问题。试验站在79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刚开办《日语业余广播讲座》的时候，曾有七、八十人一阵风似的参加了日语广播讲座的自学。可是，学不多久，参加自学的人数就像黄鼠狼偷鸡——越偷越稀。大家都说：“工作忙，没空学。”惟独承包了六十亩棉田的朱蕴忠坚持了下来，而且函授结业考试还得了100分！可见，工作忙是假的，关键是缺乏那种惊人的意志和毅力。这次晋升高级职称日语考试的辅导老师，非朱蕴忠莫属。想到这里，他仿佛吃了定心丸一般，脸上开始露出了一丝笑容。 秀兰见章登峰这样的稀客，光临寒舍，连忙搬凳倒茶表示欢迎。一听说请我辅导日语，她变得为难地说：“自己家里承包的几十亩棉田还忙不过来，哪里还有空去辅导日语啊？”我说：“人家毕恭毕敬地跑上门来请我辅导日语。我怎能不给面子，回人家没空呢？白天没空，我就晚上抽空去吧。”章登峰见我答应晚上到他家去辅导日语，便再三道谢，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晚上，我准时来到章登峰家。老章连忙将我领到楼上，桌子上大纲、教材、词典等早已准备就绪。老章开门见山地说：“根据考试大纲，要求翻译的内容，都在二十课课文里。前面几课，我连估带猜还能应付。今天就从《堆肥》这一课开始辅导吧。”说罢，他将教材摊到我面前。我逐字逐句地边读边讲解，老章全神贯注地学得十分认真。 当我讲到：“夏天，由于堆肥中蚯蚓的大量繁殖，便加速了稻秸、麦秸的分解”时，老章连忙说：“不慌！不慌！让我查查词典，究竟是不是蚯蚓、稻秸、麦秸”。 我说：“绝对错不了。蚯蚓这个日文单词，是在广播讲座第四十六课《小型鳄蜥》那一课里学的。它捕食蚯蚓、蝗虫、蝌蚪、小鱼等。稻秸这个日文单词，是我在学习第五十四课《稻堆的火光》，那一课时学到的……”我如数家珍，对日语广播讲座的每篇课文，都能脱口而出地背诵出来。章登峰说什么也不相信，我能记住那么多生僻的日文单词。他在日汉大词典里翻来覆去地查询着。我见他翻了一阵子查不到，就按照日语发音帮他一起查字典。不一会儿，三个单词都查到了。 我说：“咱们继续往下学吧。”章登峰说：“不慌！不慌！你先等等。我马上去去就来。”说罢，他合上词典，站起身来，匆匆下楼对老婆说：“快！请你到厨房去把鸡汤烧一烧端上来！”老婆随即直奔厨房。章登峰匆匆回到桌旁，继续听我讲课，从此不再翻词典了。讲完三课，时间不早，我要告辞回家，老章连忙拉住我喝鸡汤。一连十几个晚上，老章天天烧鸡鱼肉蛋招待我。通过辅导，章登峰果然一举通过了晋升高级职称的日语考试。他激动地对我说：“小朱啊，想不到你日语水平，已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照这样自学下去，将来出去做个日语翻译，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劝你继续学下去，将来必有大用。”听了老章的话，我又报名参加了苏州桃花坞职工业余学校《翻译实践班》的函授。进一步对日语翻译技巧，日本地理、历史，风俗人情，以及听说训练等诸多方面狠下功夫。常常手不释卷，自学日语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梦呓中也在说着日语。 1985年4月，沪东师大生物系张思迪再次聘请我到丹阳横塘、赣榆官河等地做生物量的调查。这次调查的重点，主要是捕捉样方内的老鼠。每晚，我和张思迪背了两大包捕鼠铗到样方内布设。第二天凌晨，则将捕获的老鼠分类、称重、解剖等。白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张思迪一人在做。于是，我便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在招待所自学起日语来。张思迪不知我在自学日语，见我整天看书，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便好奇地问道：“老朱，你在看什么书啊？”我将函授教材递给他说：“在自学《日汉翻译教程》。”张思迪学过日语，一看教材的深度就说：“你在农村种田，学到这么高的水平，足够用了。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也该到外面放松放松，看看市面。这里市场上的西装很便宜，什么时候我帮你挑选一套，赶赶时髦。”我说：“我打算学好日语出去做翻译。平时忙得没空学，这次出来能有时间学日语，我比什么都高兴。”张思迪说：“老朱的学习精神真是可嘉。好吧！今天时间不早了，咱们一起去吃晚饭吧。丹阳的硝肉是有名的，今晚我请你吃硝肉。”我跟张思迪出了招待所，向出售硝肉的那家饭店走去。途中路经胜利电影院。只见电影院的山墙上画着《人生》的大幅广告。我对张思迪说：“《人生》这部电影，值得一看。”张思迪说：“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讲些什么内容？”我说：“我没看过这部电影，只是听收音机里播放过《人生》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写了主人翁高家林高中毕业后回乡不得志时，得到了农村姑娘刘巧珍的同情和爱情。后来高家林依仗着叔叔的权势，调到了县城工作。与同学王一萍相遇后便见异思迁，抛弃了刘巧珍……”一路上，我将《人生》的故事情节、时间地点、人物对话等有关内容，原原本本、绘声绘色地讲给张思迪听。 张思迪听了我的讲解，兴趣盎然地说：“好吧，明天下午咱们就来看《人生》这部电影。”第二天下午三点，张思迪买了电影票，请我一起到胜利电影院看了《人生》这部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便去吃晚饭。一路上，我们谈论着对《人生》的感想。张思迪颇有感触地说：“老朱啊，你的记忆能力不亚于我。只是你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否则，硕士、博士都是考得上的。我想：你不过是听收音机播放了一遍《人生》，却能过耳不忘，将《人生》故事复述出来。而且像‘金瓜配银瓜，西红柿配番瓜’这些对话，你都能记牢，可见你真是个读书的料子。”我说：“正因为我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决心发愤自学日语。我要将荒废的时间补回来，将来靠自学成才出去做翻译。”张思迪十分谦虚地说：“老朱啊，你这种刻苦自学的精神，鼓舞我更要好好学习。”张思迪十分支持我自学日语，他将日本朋友送给他的《现代日中辞典》，毫不吝啬地赠送给了我。 1985年11月，我协助张思迪完成了苏、鲁、皖、豫四省大范围的野外调查。继而，他完成了《江苏省黄鼬资源及鼬鼠关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后，又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86年，我又多次应沪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聘请，前赴浙江舟山岛和长峙岛。运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黄鼬家域和昼夜活动节律进行了科学研究。在师大逗留期间，我邂逅了一位叫岗本次雄的日本留学生。无意中，几个研究生发现我能用日语与日本人对话。岗本见我能讲日语就问道：“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还是学生？”我答道：“我既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也不是学生。而是受学校生物系的邀请，来搞黄鼠狼研究的猎户。”岗本听说我是来搞野生动物研究的，便极有兴趣地和我聊了起来。 有个姓夏的研究生说：“朱师傅，我也在学日语，只是听说能力没有你好。依我看，凭你这样一口流利的日语，出去做翻译肯定不成问题。”其他几个研究生也一致说：“是的，出去当翻译肯定不成问题。”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既然几个研究生都说我出去当翻译肯定不成问题，我就当机立断，决定踏上社会做翻译。我和几个研究生一商量，请他们帮我设计印刷了100张“现代日语翻译、精诚为您服务”带着广告词的名片，开始踏上了我的日语翻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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