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国内外的风风雨雨，给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带来一种巨大的“挫折感”。在经过一段痛苦的“蛰居状态”后而重新浮起来的各种思潮， 无不是在对八十年代的深刻反省上形成的。 
    这种反省集中在对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所谓“政治激进主义”，即指八十年代里知识分子试图以“广场革命”的方式来推动政治改革； 
    所谓“文化激进主义”，即指八十年代思想界里影响最大的一种“全盘西化”论。 
    对八十年代激进主义的反省批判，使九十年代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朝着两大趋向： 
    一是反激进主义；二是反西方主义。在反激进主义立场上形成的主要思潮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反西方主义立场上形成的思潮则是：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理论、也包括文化民族主义。 
    反激进主义：    ①文化民族主义（旧保守主义） 

                    ②文化保守主义 

                    ③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体现了一种新保守主义色彩。 
     反西方主义：   ①文化民族主义 

                    ②后现代主义 

                    ③新左派（新左翼） 
     ——这里要注意，同是“反激进主义”或“反西方主义”，其内部的分野也是十分巨大的，所持的立场、观点都不相同。 
    八十年代，思想界以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形式，表现得十分活跃。其运动中也有各种思潮和流派，但始终体现出一种“态度的同一性”，使新启蒙能够成为一个表面同一的思想运动。这种“态度的同一性”的表现：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基础上，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失误和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而从整体上肯定了西方的现代性。（是各流派的共同趋向）——可以说，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兼容并包、全单照收的拿来主义引进方式，全盘肯定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并期待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以推进中国的改革。 
    到了九十年代，这种“态度的同一性”完全失去，而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多元化：各种思潮和流派的立场、观点非常对立，甚而形成激烈冲突。无论在目标诉求、价值取向，还是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断裂，变得不可通约。——因而一些学者不无担忧地认为，这种冲突激烈的多元化，已经导致一个统一的、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思想界不复存在。恐怕会因此失去了八十年代的那种真诚与激情。 
    不可忽视九十年代社会背景的艰难与复杂，已导致了知识界内部的严重分化。这必然会带来思想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而且这种多元化表现在各自的基本立场和倾向都不能以八十年代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划分：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它们往往显得扑朔迷离，相互对立又相互交叠重合。 
    上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学理化”的倾向。所谓“学理化”，即强调思想的形成要以一种严谨建构的学术理论来支持。九十年代最普遍推崇的一句口号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王元化语） 
    这一点也是来自于对八十年代学风的检讨。认为八十年代的思想界趋于一种“趋新骛奇、泛言空谈”的浮躁风气，对问题的探讨往往陷入大而无当、凌虚蹈空、缺乏严谨求证、缺乏学理支撑的毛病。（所谓“蓝色文明”、“黄色文明”之笼统宏论也即如此！） 
    九十年代初将知识分子逼回书斋的同时，也使知识分子在痛苦反省中做了许多学术上的梳理工作。待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各种思潮逐渐浮出水面时，其面目又大不同于八十年代，最突出的就是十分注重在学术理论上的精细梳理、严谨求证，而尽量避免八十年代那种宏大叙事而疏于空洞的垢病。 
    因此，在九十年代出现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其理论及立场观点的表达，往往是以十分规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出现；即使是在杂文、随笔的形式中，其思想的表达，也不乏严谨的学理支持。（九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类“思想随笔”） 
    与此同时，“非形而上学化”的倾向亦日益明显。所谓“非形而上学化”，指的是其思想理论的建构，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抽象的思辩形式上，而是落实到问题的现实进程和具体操作。 
    知识界认为九十年代形成的一种较好的学风，就是睁大眼睛看现实，一个一个问题地去研究。而且关注到其具体操作的可行性。而不再象八十年代那样“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地去“研究”一些大而无当、且形而上的东西。
    比如对民主政治能否在中国实行的问题研究中，均是具体考证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代议制宪政民主）不同形式在中国现实环境中的可行性。（《书斋里的革命》第392）比如《现代化的陷阱》，其精辟的思想见解便完全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具体考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