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1——4月22日

20年前的4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中举行了胡的追悼会。

下午，在我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二殿东配店的办公室中，进行着一场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进行中，我的一个女学生从广场上回来，泣不成声地向我们讲述了广场上“跪递”请愿书的一幕。在场的许多人，都落了泪。

会议结束以后，我带着单位的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从文化宫中的小卖部买了水、面包等食品，留下押金，从小卖部租借了几个放饮料的塑料筐，将食品和饮料抬到广场，送给广场上的大学生们。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进入广场。我们可能是最早自发给学生送饭送水的市民。在以后的日日夜夜中，自发地给学生送饭送水的市民，成千上万，络绎不绝。

许多学生是前一天傍晚进入广场的，已经在广场上呆了近20个小时。前一夜，他们是在高度紧张的心情中度过的，他们不知道当局是否会采取清场措施。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开始承受感情与理智的割裂和冲突。我的感情，完全倾注在学生一面；我的理智，却对“群众运动”充满了疑虑。

 

 

   记忆碎片2——4月23日

20年前的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在位于双泉堡的研究所的会议室开会，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任务。

我的朋友陈某在讲话中谈到：“能不能加速完成上层文化的重建，能不能加速完成你这个知识界的这种组织化过程，能不能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谋合，能不能加速你从一般百姓的不满、牢骚中超逸，超脱出来，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而不是跟着感觉走，跟着老百姓一起的感觉走，我认为这是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先进分子所面临的时代性任务。”

这次会议的录音后来落入安全当局的手中。这段话被断章取义为“能不能加速完成知识界的这种组织化过程……是当前知识阶层所面临的时代性任务。”这段录音成为重要的“罪证”。最后，无视陈在讲话中所表达的“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谋合”的善良愿望，对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名判处13年有期徒刑。这是那次审判中最不光彩的一幕，也是那次审判中面对辩护律师的质疑，检察官和法官们感到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在这次审判中，迫于现实的压力，检察官和法官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做了一次“真小人”。

23日的会议上还有一个细节：午饭时，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远志明（后来在美国完成神学院的学习，成为美国西海岸著名的牧师）拿着一份“倡议书”征求签名。当他走到我的身边时，我的朋友陈某对他说：“专家就算了，专家就算了。”于是，他就转向下一个人。以我的性格，如果不是陈出面阻拦，我是不会拒绝的。陈进行阻拦，是不希望因我卷入政治旋涡而使我们在提供专业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毁于一旦。这些进展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为此，我们曾经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

当时未曾预料到的是，事态的发展最终走向了最坏的局面，我们在专业服务方面的努力，最终还是毁于一旦。

 

 

   记忆碎片3——4月26日

那一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将载入史册的社论。这篇社论，传达了一个85岁老人的决定。一个国家由80多岁的老人掌舵，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无论对这个国家还是对这个老人，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当时我住在人民大学的校园内。晚上，广播站反复广播着北京市学生联席团体的“紧急通知”：取消原定明天进行的“散步”活动……

 

   记忆碎片4——4月27日

早上，从中国人民大学出发去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单位上班。校园内，有稀稀拉拉的学生在集结。看来，少数学生不认同昨天晚上反复广播的“紧急通知”，坚持要按原计划去散步。

出了人民大学的校门，看见双榆树路口四面都是黑压压的武警和部队。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武警和部队。

单位门前的广场已经封锁，只见到不多的警察，几乎看不到人影。

白天工作时，同事之间不断传递着种种不知真假的消息：

“学生被挡在魏公村了”。

“学生已经到了白石桥了”

“学生已经到了木樨地了”。

……

由于知道昨天全市学生联席组织的决定，由于早上上班路上看到的一片冷清和肃杀的景象，我对这些传闻基本不相信。我曾几次对同事说：“这已经是胜利了，把当局弄得这样紧张，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下班的时间终于到了。种种的传闻继续在单位的同事之间传递着。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学生已经到了六部口”。我决定自己到广场上看一看。出了文化宫的大门，看到广场上仍然是冷冷清清，人影稀少。

正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陪我一同来到广场的同事忽然对我说：“快看，队伍过来了。”沿着她指的方向向西望去，首先看到的是快要落下的太阳。迎着落日，眼睛有些睁不开。逐渐，眼睛适应了光线，看见落日下面隐约的旗帜和人影。

此时，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惊喜和感动，泪水一下子模糊了自己的视线。

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队伍。

队伍行进得非常有秩序。最外围是一圈学生，手拉着手，把学生的队伍与围观的市民隔开。我猜想，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许多散步活动的一些老共产党员，可能向学生提出过忠告：“要谨防特务冒充学生煽动暴力，挑起事端。”

本来，我下班应该从长安街向西走。下班时，我让司机小李（后来，他多次受到传讯，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所写材料，他大多留下了底稿。几年后重逢时，他给我看了他当初所写交代材料的底稿。）沿长安街向东走，一路尾随学生的队伍，沿着东二环、北二环回家。路上，我多次停车从路边的商亭买水和食品，送给学生，还邀请了几个学生上了我的车，将他们送回学校。

回到人民大学时，留在学校的师生们在校门口热烈地欢迎他们的勇士们凯旋归来，气氛非常热烈。

427的感动，是我人生记忆中最宝贵的珍藏。

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那天一直跟着学生的队伍前进。事后（可能是当天晚上，也可能是第二天，记不清了），他非常兴奋地向我讲述了在魏公村、六部口等地学生突破封锁的场面。最后，却说：“唉，不该把学生放出来，应该堵住校门打回去。一放出来，就挡不住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的矛盾心理与他是一样的。

事后知道，其实那天许多大学的校长都亲自到学校大门阻拦学生，许多学生被挡在了校园内。有些学生是从学校中翻墙出来的。

 

   记忆碎片5—5月1日

那年的这一天，上香山开会。会议计划开几天。主要是讨论写作提纲，落实写作任务。

陈在会上说：“学生已经撑起了房顶，我们需要抓紧时间砌墙，争取当房顶重新落下的时候，可以巩固住一些成果”。

陈还重新谈到他那年3月份就曾经谈过的一些话：他对历史上的学潮进行过研究，结论是学潮持续时间一般为20天。学潮是情绪化的，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努力应是理性的，长期的。因此，我们对于学潮的方针是“不交叉”，平行推进。

会议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复印的材料，是陈在胡去世之前写的一篇题为《时局与任务》的文章。文中谈到：无论是新生的民主力量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还是现存的政治权威被群众运动席卷而去，对于中国人民都是悲剧。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争取“奇迹”的出现，争取避免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剧。

陈、王团队“推进改革、防止动乱、以推进改革避免动乱”的基本思想，在那之前大约半年时间《经济学周报》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有充分地表达和阐述。这些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已经成为无法抹去的历史档案。

会上决定，组织8篇文章，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主题，写8篇文章。4篇是研究背景回顾与综述，4篇是对策和建议。利用一期《经济学周报》的8个版面，一版一篇，同时推出。

由于单位工作很紧张，包括为即将举行的监察部、统计局、审计局等6部门的录用考试准备试题，包括为中农信、北京第二机床厂等大企业组织人员招聘，包括对高中学生文理科目选择的咨询服务，包括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指导，等等，我当天晚上就下山了。

 

   记忆碎片6—5月9日

那年的这一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我父亲的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教育研究学者杨东平（当时是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黄方毅（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刘卫华等人。

会议的缘起是：不久前一次在统战部举行的关于“教育改革意见”的征求意见会上，我曾发言说：“现在的稿子是教育部发展中心（负责人是郝克明老师，是时任中央常委的胡启立同志的夫人。胡老师曾多次参加征求意见会）起草的。我建议，请北师大、华东师大也各自独立地起草一个稿子，引入一点儿竞争机制，看谁的稿子更有质量。”当时分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对我说：“小谢，你能不能组织人拿一个稿子出来？如果你能拿出来，我给你10万。”说的时候，他伸出两只手，张开双掌，伸起了10个手指。

在当时，“万元户”是“大款”的同义词，“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确实使我动心，于是，就有了拿出一个教育改革民间方案的想法，就召集了5月9日的会议。

会上，大家讨论了主要思路，拉出了写作提纲，分配了写作任务。

后来的社会形势发展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后来的局面也改变了杨东平的生活轨迹，使他脱离仕途而专注于教育研究。今天，他已经在推动民间教育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得失祸福，难以评说。

 

   记忆碎片7—5月13日

那年的这一天，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来了。

这个日子，也会被载入历史。

悲剧是被抗议方与抗议方双方一系列错误的累加结果。

4月26日，被抗议方犯了重要的错误。

5月13日，抗议方犯了重要的错误。

经过那场悲剧，我认识到：抗议只能诉诸一个一个孤独者的“单挑”，抗议不能诉诸互相壮胆儿的“群殴”。

 

   记忆碎片8—5月19-21日

19日夜，广播了重要消息。看来，镇压开始了，白色恐怖来临了。

原定21日（星期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关于语文教育的学术讨论会，请了当时语文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章熊、陶伯英等（当时尚不认识顾德希老师）。鉴于当时的局势，会议只能取消。当时电话尚未普及，许多原定参加会议的专家的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方便的公用电话可以联系。20日晨，市内交通完全瘫痪，主要干道都布满路障。直到20日下午，我都在钻胡同、迂回穿插，到各位专家的家里去通知21日的会议取消。（这次会议，最后在推迟一周后于28日顺利举行）

20晚，是高度紧张的一个晚上，各界都在猜想是否会强行进城。

晚上，我应一位部队朋友的邀请到北京饭店。看来，他们为了观察局势在北京饭店专门租了房间，从阳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见长安街的情况。在这里，聚集了一批少壮派军官，都穿着便服。互相之间并没有仔细介绍。他们希望我能向知识界和学生传达这样的信息：部队的人理解学生们的心情，但希望学生们克制，撤回学校，放部队进城。他们对我说：“你们对部队的情况太不了解。军令如山。如果坚持对抗，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的想法与我的想法很接近。我打算尝试动员抗议方妥协。我知道，此时对广场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位于北三环外的蓟门饭店。我到达蓟门饭店时已经是21日凌晨3点。可能由于高度紧张和疲劳，这时，所有的人都睡了。一些床上睡了两个人。

我首先喊醒了刘卫华，希望先与他交换一下看法。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于是，我们又喊醒了刘刚（通缉令中位于第3名，后判刑6年）和王JT（后判刑13年）。在当时，他们是对学生领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们二人也完全同意我的想法。王对我说：“小庆，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看法上没有任何分歧。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说服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能够左右广场的局势。”

确实，在18日电视播出的学生代表与当时总理的对话中，开希就曾经讲过：“现在广场的局面是99%服从1%。99%的人愿意撤离，只要有1%的人坚持，别人就无法离开。”

 

   记忆碎片9—5月24日

1997年包先生（80年代初曾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曾在当代启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后判刑5年）在台湾出版了《未完成的涅槃》一书。书中写道：

二十三日夜，庞朴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劝学生尽快撤离广场，我就向他发了牢骚，说劝说工作太难做，我也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申述为什么要撤。庞朴一听，才知道我的想法和他一样，只是工作难做，他也感到确实不好办。过了一会儿，谢小庆给我来电话，也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小庆，要不干脆你明天到会上直接讲讲你的理由，我是感到无能为力了。小庆答应了。

五月二十四日，谢小庆还真的来了，他在会上侃侃而谈，大讲了一通，从形势讲到了斗争的目标与策略，讲到退与进的辨证关系，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主撤派”博得有力的一票，可是指望一次两次发言就能说服大家，当然不现实

我仅仅在5月24日参加了一次“维宪联系会议”。这是当时抗议一方最高的协调机构，在5月下旬每天举行一次。24日的会议是在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

到达会场时，会议尚未开始，我曾与包先生、甘阳在一道闲聊。甘阳也表示支持我的想法。

那天的会议上，大多数人我并不认识。王D（通缉学生第1名，后判刑4年）、柴L（通缉学生第4名）、王JT（后判刑13年）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王D主持。

由于会议的情况与我的想象距离很大，似乎没有我讲话的气氛，我感到自己的话会非常不合时宜，已经基本放弃发言的打算。这时，甘阳说：“我们应该听听小庆的想法。”于是，我开始发言。

本人历来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坏毛病。既然讲话，就不习惯于闪烁其辞。我讲话的内容大致是：

你们继续在广场呆下去的前景很清楚：内部瓦解，外部失去北京市民的支持。

王JT（王当时在学生领袖中威望很高，因此我引用了他的话）最近多次谈到：辛亥之后中国是38年的动乱，今日中国不能再有动乱。如果你们将国家推进动乱之中，你们就是民族罪人。

宁要李政府，不要动乱。

讲的应不止这些，其他记不清了，但这些是主要内容。我估计那天的会议安全部门可能安排了录音。将来的某一天，也可能会将详细内容披露出来。

我发言后，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对我怒目相向。

主持会议的王D说：“此问题交给战略组去谈论，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话题很快就转移了。我当时单位的工作很忙，发完言就离开了，没有继续参加会议。

事实是，我的话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并不像包先生所说“为‘主撤派’博得有力的一票”。

事后，当时在场的郑棣告诉我，我离开以后，有人说：“那小子是不是安全部派来的特务？”。还有人说：“真想揍那个小子”。

 

   记忆碎片10—5月25-28日

为了避开安全部门的关注，也为了靠近广场，大约从20日开始，所务会议的地址从蓟门饭店迁到东方饭店，后来又迁到北纬饭店。26日已经迁到雅园宾馆。

大约是26日，在雅园宾馆的一次会上，陈ZM曾经说：“要给政府出路，不能把别人往墙角逼。把别人往墙角逼的做法是愚蠢的。”

这几天，我的印象是：王D和刘刚是同意撤出广场的。谈论更多的话题不是“撤不撤”，而是怎样才能想办法动员学生撤出来。（后来，那年9月，费远曾对我讲，他曾经在5月底、6月初与王JT商量过，为了使学生撤离广场，“绑架”柴L(通缉21人中第4位，当时是广场总指挥），将柴弄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控制起来。1999年我在美国就此事也问过王。王说，他与费只是谈论过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认真研究实施方案。）

多数人在撤出广场的问题上并不坚定，是动摇的，是左右摇摆的。由于对 620（博主注：原定6月20日开人大常委会）抱有希望，内心确实是矛盾的。当时曾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话：“如果撤不下来，坚持到620也好。”

“写文章”也是当时谈论很多的话题。陈的关注热点是“写文章”，他希望在《经济学周报》被查封之前，把“文章”写好刊出。

26日在雅园的会上，王JT对陈ZM未按原计划安排好撤退方案很不满。为了缓和气氛，我主动提出我来协助小毕安排撤退。

5月27日，我将刘刚（通缉21人中的第3位，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当时已经毕业。现在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张伦（原北大学生，已经毕业，已在地质大学任教，曾担任广场纠察总长。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二人接到京北昌平隐蔽起来，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食物，叮嘱他们不要出门。建议刘刚开始写“大事记”。当时认为他们二人的处境最危险，原因是他们二人都不具有学生身份。当时认为，当局轻易不会抓捕学生，但可能首先对不是学生的青年知识分子下手。

28日，原定21日召开而被迫取消的学术会议，推迟一周后按计划召开。会议主题是学生语文能力的评价和高考语文考试改革。当时北京中学语文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章熊、陶伯英等出席了会议。

 

   记忆碎片12—6月5-6日

现在想起，是当时被保护在昌平的5个人救了我一命。这5人包括27日被我送到昌平的刘刚（通缉21人之第3名）和张伦（广场总纠察长）二人，还有后来小毕送来的王D（通缉21人之第1名）、杨涛（通缉21人之第11名，曾担任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席）和老木（本名刘卫国，诗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文艺报》当编辑，曾担任广场宣传部门负责人）。倘若不是想到自己对这5个人的生活和安全负有责任，3日夜里我可能会更冲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4日上午，我骑车到位于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送交了关于公务员考试研究的科研申请。本来科研申请受理截止日期是5月31日。我们在31日递交了一份草表，算是挂上号。当时与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说定，3日之内另外准备一份内容更充实的申请书，将原来的一份替换掉。当时，建国门桥附件形势非常严峻，我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冲进社会科学院的大门，将申请书交给收发室的人，请他转交。

下午，与王JT，包ZX、小毕在清河附近碰了个头。之后，我到昌平首先将王D和刘刚二人接出，接到城里。在安顿他们之前，在几个大学开车转了一大圈，看了看高校中的情况。晚上，将他们二人安顿在我的一个学生的家中。我学生夫妇另外找地方过夜。我们从外面反锁了房门，嘱咐王、刘二人夜里不要开灯，摸黑过夜。

在从昌平进城的路上，我曾经对王、刘说：“宁可坐牢，也不要出国。历史原因造成，一大批优秀人才进入了共产党，共产党的江山至少还会维持20年。如果你们出国，至少20年的时间中，中国政治没有你们什么事儿。”

5日上午，我将王、刘二人接出，送到雍和宫附近，交给小毕。后来，小毕将他们二人送到房山的苏村暂住。

5日上午，我的同事回到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中的办公室，取出了单位印章、钢印和空白工作证，取出了一部分现金。我们为王D、王JT、刘刚、杨涛、张伦、老木等都办理了化名的工作证，为每人都准备了一些空白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也给了每人一笔数量不多的现金。

5日晚上，我与王JT，陈ZM、小毕、费远5人在位于中央财经大学内的费远家中碰了一个面。在这次碰面中，明确了“宁可坐牢，也不流亡”的基本方针。约定一个月之内不再联络，分头隐蔽读书。约定了一个月后的联络方式。联络电话是我的一个完全不问政治而又深有正义感的同学的电话。当时，要求每个人在心里记住这个电话号码，不用纸笔记录，以防万一。

6日下午，我到昌平接出杨涛、张伦、老木。在南口车站，我将张、老二人送上了去包头的火车。我和杨涛二人，则乘上了去赤峰的火车。

在南口车站，从铁路职工到警察，都对学生非常友善，不仅不设障碍，而且努力为学生们提供方便。

 

   记忆碎片13—5月21日

这天出版的《经济学周报》刊登了题为《写于大学生jueshi第五天》（第5天即5月17日）的评论员文章。文中写道：“必须理解，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但目前学者站出来讲理的很少，专家还拿不出方案来，这样很难使社会得到实际推进。”“近几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引起民众情绪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愤者。激愤情绪的发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为。这就给一些没落社会势力以可乘之机，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掷，从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这是大学生和知识界必须警惕的。因此，大学生应坚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灵活的态度，迅速结束jueshi，打开僵持局面。形势危机！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刊出是21日。由于当时的印刷出版条件，需要在正式出版之前几天定稿付印。此文成文于17日，我已经核实，这篇评论员文章出于王的手笔。

这就是所谓“黑手”在5月17日写出的文字。白纸黑字，已经载入历史。

文中提到“学者”要“讲道理”，“专家”要“拿方案”。这确实是当时的想法，也是5月1日香山会议的主要思路。在整个过程中，也是陈的主要关注热点。

庆叹：拒绝了想“讲道理”的人之后，可能就要面对不再想“讲道理”的人，如杨J。

 

   记忆碎片14—20年间从未与人谈起的事

20年来，有一件事情我讳莫如深，从未在任何场合与任何人谈起。

大约在那年5月25日前后，我数次拜访了陈野苹同志。陈野苹同志是四川人，是家父的老上级和老朋友，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当时他住在万寿路15号大院中。这个院子中曾经住着许多现任和退休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干。野苹同志与周围来往较多的一些高干对时局非常关心和忧虑。经过几次探讨，野苹同志考虑联络部分高干联名发表一个《呼吁书》。最后一次到野苹家大约是5月27日。那天我用车带去了一台“四通打印机”（同时具有录入和打印功能，很笨重），还带了打字员刘月华。当时，野苹同志口述，打字员录入，打印出以后，野苹同志再斟酌修改。最后，打印了几份留给了野苹同志。

《呼吁书》的主要内容是：呼吁5常委（赵李姚乔胡）集体辞职，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重新选举产生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野苹同志说，他会请一些老同志签名，联名发出。

后来，局势急转直下，此事也就不再提了。不知他曾与哪些人讨论过此呼吁，也不知曾得到了哪些人的签名。后来，野苹同志曾嘱咐我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销毁原稿。我请他放心，说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我也曾嘱咐刘月华将文件彻底删除。

后来，在与安全部门长期的交往中，从未有人问及此事。

近日从前总书记赵的回忆录中才知道，风波以后中央曾成立了对赵进行审查的三人小组，组长是王任重，成员有陈野苹和李正亭。

野苹同志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身居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高位，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的子女也过着平民的生活。正是通过与野苹的接触，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不应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轻易质疑别人的人格与良知。就意识形态讲，野苹属于“保守派”和“左派”，他对邓、赵去社会主义化的改革开放，持强烈的怀疑和批评态度。不管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与他之间有怎样的分歧，我都对他为追求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献深怀敬意。

从野苹同志的两幅手迹中,我们也可以领略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风采。

野苹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