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1964—1965）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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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1964—1965）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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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1964—1965）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 邓鹏主编
内容提要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最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图书（小说、纪实作品和研究著作等）已出版了几十上百种，并一度引发了社会上关注知青话题的热潮。然而，这些图书的作者很少是1966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其内容也很少是关于“老知青”的。《无声的群落》一书是“老知青”这个群体第一部大规模的回忆录，无疑为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值得关注。《无声的群落》也以其真实而震撼人心，它书写了命运的残酷，也记录了一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书中所写距离今天已有三四十年，但无疑，书中的声音是值得倾听的，那段历史不该遗忘。
定宜庄
目录 心泉也有喷发时——《无声的群落》序 上部：老知青回忆录 第一章 追梦年华 风萧萧兮嘉水寒
回首“乌托邦”
云深不知处
天生的罪人 《大巴山老知青剪影》序
无奈的命运抉择
乌托邦部落
韶华任蹉跎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剪影读后感 刘小葫
心泉也有喷发时——《无声的群落》序 严家炎
也是在这个夏日，我在北京的寓所，带着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翻阅了由当年大巴山的老知青[1][1]撰写的回忆录《无声的群落》。在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群泉喷涌的场面，有的汨汨，有的淙淙。它们也是地泉——不过是久已埋积在人们心底的泉，每篇文章都如一个泉眼，载着感情喷洒而出，汇成澎湃之流，在我胸中翻滚，久久不能平复。
一 《无声的群落》带领我们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是一段被封存了近四十年、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历史。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或当事人，当年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二、三岁，正当含苞欲放的花季，却经历了一场如“地震”、“雪崩”般的大裂变。他们原本都有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和幸福、快乐的童年；有过许多令他们至今还如数家珍的获奖记录；也曾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对未来充满着梦幻般的憧憬和期望。可是这一切全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给颠覆了。“极左”路线不仅给他们的长辈戴上一个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枷锁，而且连其子女也不肯放过。孩子们不仅要用稚嫩的臂膀，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而且在小小年纪就要承受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跑也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哄闹中，九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魂殇》）他们不敢和出身好的同学争论，不敢向老师提意见，不敢与出身同样不好的同学过于亲密，甚至不敢开怀大笑，因为动辄就会被揪住小辫子进而“上纲上线”。想不到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流毒，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泛滥到如此地步！ 而这样的变故，对于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来说，还仅仅是苦难生涯的开端。“文革”前的一九六四、六五年，在教育战线曾流传过一句口号：“让地主、资产阶级断子绝孙！”《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大多数都是当年学校里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可是却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于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校门之外。他们一时难以招架突如其来的打击，高考或中考“落榜”，“升学无门”，是这些孩子一生中所蒙受的最大耻辱与硬伤，是他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梦魇。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他们“急于从高考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从别人漠视的目光中逃逸出去，农村成了最理想的去处。”（《插队落户的日子》）因为怕见人，也因为怕人见，许多1964、65年下放到大巴山区的知识青年，都是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悄悄出发的。那时山城还在熟睡，而送别的人群中只有面带笑容心在哭的凄楚无助的父母们。 这些“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被称为“老知青”，既不同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下乡的城镇社会青年或学校里的超龄学生；也不同于“文革”以后大批下乡的“老三届”知青，他们是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去农村的。老知青们天真地认为，去了农村并且真诚地投进了“脱胎换骨”的大熔炉，就可以改变“成分”，“幻想着自己能凤凰涅盘，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但他们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出身不好”的命运，甚至连社会的边缘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当我们读到一位老知青在“文革”中，辗转跋涉去西安探望母亲，却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而被“勒令”驱逐，令母子再次骨肉分离的忆述（《我的1964-1968》）；读到一个未满十四岁就跟哥哥一起下乡的孩子，因实在忍不住饥饿而“偷吃”猪食却遭到批判（《南江记事》）；读到哪怕是若干年后终于有了参工机会，老知青们却还得战战兢兢地填上“地主”、“资本家”、“右派”、“坏分子”、“反动军官”这样的出身，“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的泣血文字时，不能不为之战栗！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孩子服尽了苦役，盼来了改革开放和落实政策的春风，才搞清楚他们的父母其实并没有任何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有的还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过重要贡献。一纸平反昭雪的“通知”，终于改写了他们的履历表，却再也无法改写他们埋葬在大巴山的青春年华，无法弥合他们心中有歉于父母的“永远的痛”(《永远的痛》)。 《无声的群落》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时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通过老知青作者的眼睛和亲身感受，为我们展现了寂无所闻的川北大巴山地区的许多真实情况。那里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老百姓忠厚纯朴。但张国焘所执行的“左倾”路线，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思潮，都使他们深受其害。他们却以善良的本性和博大的胸怀，宽容了党的这些错误。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将最好的粮食悉数交给国家，“用自己并不健全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倒塌”。（《水咬人》）许多老知青作者都认为，“极左”路线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莫大伤害，“或许是贫下中农在那个年代给我们‘再教育’上的最深刻的一课！”（《我在大巴山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笔记》）
二 《无声的群落》同时也是一份可供当今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学习、借鉴的人生教科书。这近百位老知青，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向读者讲述了当年在农村所受到的磨练和教育，许多事例相当生动、真切，有的段落和句子本省就是很精辟的人生哲理。他们长期遭受不公待遇，却没有向社会发泄、报复，也没有自暴自弃、放任堕落，而是自律自爱、昂扬向上，变磨难为资源，变波折为经验，走出了一条条精彩的人生之路，焕发出一道道璀璨的生命之光，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思想教育素材。地泉喷出的水是纯净无瑕的，因为它经过了大地的层层过滤；老知青们如今能够“心明眼亮，大彻大悟，洞悉社会，看透人生”，也正是由于他们“经历过大巴山岁月的磨砺与洗礼”（《难以忘却的岁月》）。 这批因“出身不好”而被打入另册的老知青，下放到农村之后，虽然日子过得很苦，可是却摆脱了城里人鄙视的目光和“极左”路线布下的“无物之阵”，获得了可贵的自由；知青之间惺惺相惜的友谊，大巴山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对他们“只看表现不看出身”的真情关照，则让他们重新品尝到人间的温暖和人性的甘甜。一度受到高压而被扭曲的自尊心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很快便在他们身上得到复苏与张扬。他们在农民手把手的指导下，很快就学会了基本农活，积累了生活经验，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了自力更生，自信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除此之外，他们还想出各种办法，丰富和充实贫乏的精神生活。他们把带去的书集中起来开办图书馆，自己做象棋“打棋仗”；他们写词谱曲，自编自演，不仅娱乐、鼓舞自己，也把文化送下了乡；他们甚至做起了“乌托邦”梦，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客观世界。农闲时，他们努力学习实践需要的科学知识，有的当医生为农民治病；有的做老师教农民的孩子学文化。他们甚至顶住“走白专道路”的压力，在偏僻山乡学起了外语，为的是能“用原文读文学作品”（《大巴山上学英语》）；为的是“不怕不用你，只怕用你的时候没水平”（《蛙鸣声中》）。到了1977、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一大批老知青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纷纷跨进了久违的大学校门。即使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老知青，也如干涸的地泉，拼命吮吸着改革开放的雨露，奋发向上，喷涌不止，在各自的岗位上展现着他们生命的底蕴与魅力。 苏谦是极具旺盛的生命力和生存力的老知青中的杰出代表。《无声的群落》选录了她的文章《刻在记忆里的岁月》。她亲笔撰写的文字，真实地记述了这个小姑娘如何以顽强的毅力，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动人故事。她怀着“16岁就参加革命”的理想上山下乡，却患上重症病退回城。她回城后曾做过教师、护士，搞过统计，当过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直到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有不少画被评为优秀作品，并获得“和平女神杯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的“和平奖”。苏谦从自己坎坷的经历中悟出人的生命之所以宝贵，不仅在于只有一次，也不在于它在浩瀚的宇宙长河中只有短暂的一瞬间，“更主要的在于，它能为这个世界作功，能发出光和热，有着巨大的创造、再创造的潜在功能。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它可以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这何尝不是大巴山老知青的共同写照！ 还有另一种思考与启迪。老知青邓鹏，同样因为父亲被冤枉，尽管自己成绩、表现优秀，却小学毕业没能考上重点初中，初中毕业更是被摒弃于高中校门之外。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他毅然奔赴大巴山。在农村和当地的一个小铁厂度过了十四年蹉跎岁月，1978年以全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又跨洋过海被美国一所大学聘为历史学教授。功成名就之后，他抚今追昔，深感当年在大巴山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于是他多次带领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回国观光，甚至到大巴山寻故访友，让她们牢记历史，继往开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寒暑假著书立说或者到中国的大学讲学，以沟通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带动大巴山的老知青共同完成了他们的回忆录，从而催生了《魂系大巴山》这部可以视之为明镜的书。
三 从火山里喷出的是摧毁一切的熔岩；从地泉里涌出的是赏心悦目的浪花。二者之间的天壤之别，无疑是来自形成它们的自然、地质力量。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形成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老知青们当时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却是与他们过去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的。不用说法律法规遭到肆意践踏，千百年来人们所遵从的道德准则，也都被无情地粉碎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混沌世界。可是在《无声的群落》这部长达50多万字的回忆录里，却处处洋溢着真善美的道德力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大巴山老知青所独具的自尊、自强、克制、宽容的人格魅力，究竟来自何方？是什么因素和动力帮助老知青们将被粉碎了的道德准则“重新排列组合”，并且历经劫难而不改初衷？从老知青的文章似乎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当今正在研究“未成年人”素质教育的，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们，如果都能认真地读一读《无声的群落》，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家庭的温馨和良好的教育，几乎是《无声的群落》作者们对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共同记忆。他们的父母尽管被“极左”路线强加了种种罪名，但骨子里却是忠厚善良、安贫守道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置他们于死命的政治风暴到来的时候，他们竭尽所能以自己孱弱的身躯，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让他们也能享受到知识的阳光和雨露；他们把苦难咬碎了吞进肚里，让孩子也能与同龄人一起进取、欢笑；当孩子们被诱导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时，他们默默地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让孩子不要误解党、误解人民；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鼓动这些未成年孩子“上山下乡，脱胎换骨炼红心”，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但他们没有去戳穿这个谎言，为的是在孩子面临绝境时，留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梦。 老知青们能够历经磨难而绝处逢生，除了有来自家庭的良好教育外，也有过去在学校打下的知识基础；有他们坚持不懈的刻苦自学；有受过伤的心灵，对真善美更加敏锐的感受和渴求，比如对于曾经同情、帮助和教导过他们的人，哪怕是一句话，一个眼色，一刹那的表情，他们都牢记在心底，逾数十年而不忘；而更重要的是，下农村的经历虽然没能让他们“脱胎换骨”改变出身，却让他们汲取了来自人民、来自大地的力量，从而坚定了做人的准则和信仰。 许多文章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孩子被城市抛弃到农村以后，农民们不仅以地母般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给他们补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有不少文章都写到农民自己一家吃粗粮、喝酸菜汤，却把稀缺的口粮、蔬菜无私地捐献出来，让知青们顺利度过尚不能自立的艰难日子。乡亲们甚至还关心老知青的婚姻大事，想给他们“说媳妇”，让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有位被老知青们誉为“天下难找的大好人”的公社社长，对他们如亲人般的关怀，像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镌刻在他们心间。“每次相聚，回首往事，我们都会想到老社长，谈到老社长。”老社长去世以后，老知青们还集体返乡替他扫墓（《不能忘却的纪念》）。在老知青任宗景所在的小煤窑要用“拈阄”来决定谁去“捅桶子”（桶子即积满地下水的废煤洞了，一旦“桶”壁被不小心捅穿，成百上千吨的水就会破“门”而出，后果不堪设想）的时候，老煤工却作出了一个令他甚感意外的决定：“今儿晚拈阄，知青在外，这是大家都同意了的。”任宗景不服，老煤工不依：“让你拈阄，咱还有人味儿么？”这句充满了“人味儿”的话，让任宗景这个男子汉“热泪夺眶而出”。（《云深不知处》）相信这些被任何暴力都摧毁不了的人间真情，将伴随着《无声的群落》的不朽文字，相传到永远。 与后来下乡的知青不一样，老知青是在农村经历“文革”这场灾难的。“文革”对于他们的家庭和本人都不啻是雪上加霜。在“文革”动乱中，他们也曾参加过“大批判”（《关于“阶级斗争”的回忆》）；也曾目睹过血淋淋的武斗（《凋谢的青春》）；也曾经历过生离死别（《上山下乡四十年祭》、《巴山冤魂》）；甚至还无辜地蹲过监狱（《狱中奇遇》）。但他们在大巴山那个特定环境下，在山区人民的感召和知青之间的相互影响下，再一次校正了自己的生活坐标，完成了自己教育自己的又一次升华。初中毕业就被迫下乡的知青老柯，在农村经历了“文革”风雨，上调回城通过了成人自学考试后，来到父亲当年劳改的农场。从一个幸存者那里，他得知了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父亲，在大饥荒时期活活饿死的悲惨情景，却作出留下来教书的决定。他从自己的家庭悲剧得出的思考令人振聋发聩：“老知青的经历和生活感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沉重而曲折的脚步，敢于正视和回顾那种沉重与曲折，后继者的目光才能洞穿五千年封建集权沉淀的迷雾，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走上富强繁荣之路。”（《魂殇》）
四 《无声的群落》不仅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学习、研究价值的回忆录，也称得上是一部准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每一篇文章虽然都是纪实的，却都能找出引人入胜的段落或者章节，有的整个就是一篇美文。这与一般的回忆录，包括已经面市的一些知青回忆录相比，是有其特点的。因此，它又为新时期以来的知青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尽管作者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写作，但因为他们都是亲身经历者或当事人，所以其体验和感受都是相当真切和铭心刻骨的。这些体验和感受经过了数十年时间的筛选与取舍，回味与咀嚼，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渐渐地从“沙石”变成了“珍珠”，从“粮食”酿成了“美酒”。 在这些老知青的笔下，动物是那么活灵活现，景色是那么动人心弦，初恋是那么令人心旌荡漾，还有类似“黑色幽默”的作品，让人欲哭还笑。在《往事并非如烟》中，作者用一大段文字记述了他旁听一位女同学教农民认一个“肉”字的经历，读来让人既忍俊不禁又悲从中来。这段文字对细节的刻画是非常逼真、生动的。类似的细节描写在其它文章中也屡屡出现，使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变得有滋有味，发人深省。老知青们在他们的文章中，还常常带着感情，形象地表达他们想要叙述的人或事，体现更为深层的思考，从而形成意象和意境。这样的写作手法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有的作品则充满浓厚的悲剧色彩，这与老知青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知青中的文学青年无疑是一群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更广阔的精神天地。但是惟其如此，他们也是一群最不幸的人，他们独自练就了敏感的心灵来感受至深的苦难。”（《在严寒的日子里》）。《天生的罪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个女知青屡遭迫害，始终追求真爱而不可得，最后被逼杀人的真实故事。女知青在判刑后的凄声哭喊，不仅使作者，相信也会让所有有良知、有人性的人们为之动容。 老知青们如今都已过“知天命”之年，“痛定思痛”，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唯一的希望便是：加快民主和法制进程，保障国家安定、人民幸福，让过去的历史不要重演，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所有读者，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愿。
历史的证言——《无声的群落》序 刘小萌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最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第一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最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接，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开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点探讨了“血统论”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接着上‘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进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接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前言 邓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1964年和1965年，由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失败的经济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根据有关知青的文献纪录，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有将近130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老知青占全国1962至1979年下乡知青总数（1,776万）的百分之七以上。 四川省达县地区政府部门别出心裁，根据大巴山区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人民公社社办林、茶、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这一全国独一无二的安置知识青年的形式。社办场属大队一级编制，公社选派大队一级干部担任场长、政治指导员，下设生产队长，另外包括本地场员若干名，辅导知青从事农业生产活动。1964—1965年间，整个达县地区共成立了数百个社办林、茶、牧场，安置重庆知青一万四千余人。规模较大的社办场有六七十名重庆知青，小的社办场也有一二十名重庆知青。虽然不同县区的社办场的条件各异，长远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最初的目标统统是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绝大多数社办场通过两年的刀耕火种，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实现了粮食自给。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达县地区的社办场。1967至1968年间，随着文革政治闹剧的展开，国家经济进入瘫痪状态，社办场大部分知青人心浮动，纷纷回流重庆，社办场难以为继，终于在1969年全部解散，大部分重庆老知青就地插队落户。七十年代，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老知青逐渐离开农村到城市工矿就业。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后，一些老知青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但也有少数重庆老知青至今扎根大巴山区。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老知青上山下乡至今，四十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又经历了文革后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知青文学曾经独领风骚，涌现出以梁晓声、贾平凹、老鬼和叶辛为代表的知青作家，有关知识青年的研究和文字也相当可观，形成了以刘小萌、定宜庄、邓贤、杨志军和杨健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惟独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这个群体格外安静，有关老知青的研究非常有限。在有关知青的文字里，“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成为“老知青”，以有别于70年代下乡的“新三届”。当年被政治歧视边缘化的真正的老知青如今再次在文学和学术研究中被边缘化，甚至落到被遗忘、被抹煞的地步，成为一个独特的弱势群体。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禁想问：老知青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当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群体？他们的青春、他们当年的追求、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抗争就没有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段充满希望而又悲怆的历史上，老知青竟然没有一席之地？ 今天，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成为既往，英雄时代、领袖政治已经进入历史的陈列。中国正迅速地进入后工业时代，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体创造着大众文化，人们通过媒体跟一个浮躁的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媒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出一个又一个璀灿的明星，这些炙手可热的明星的成就、挫折、快乐、烦恼甚至琐碎的家事隐私满足了芸芸众生永无餍足的心理需求。当代的中国人既不向往崇高，又不甘于平凡。在社会和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有谁关心弱者？又有谁回首那苍凉的过去？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弱势群体之所以不幸，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过失。社会进步就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人为地扶助弱者，不仅于社会无益，而且最终也拯救不了这些人。在利益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无私奉献、自我牺牲更是不合时宜，因为那如若不是履行虚妄的圣贤教诲，就必定是神志错乱的表现。 “文革”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偏偏具备以上两种属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里的株连传统和跟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统论，这批人从小被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醒事的那天起，他们头上的天空就笼罩着一片不祥的乌云。他们承受了父辈的苦难，一再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政治歧视。这些在学校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在人生最富于幻想、最憧憬未来的时候被阶级路线蛮横地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接受教育、选择职业和迁居的权利，被政治歧视推到社会的边缘。“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伙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 然而这些遭到不公待遇的青少年偏偏又有一种献身精神，向往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一群革命的弃儿，他们偏偏接受了正在蜕变的革命里残存的激情和理想。作为一个中国社会边缘的群落，老知青们是一群殉道者和执着的寻梦人，他们乐观、积极、向上、执着地追求、真诚地向往。在遭到名落孙山的打击之后，他们纷纷“拚凑起支离破碎的心情，去学校报名兑现‘一颗红心’的豪壮诺言”[卢晓蓉：《咏雪四题：雪崩》]。为了国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大义，他们毅然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城市，奔赴穷乡僻壤，用自己的牺牲和虔诚来换取社会的承认。 社办场是重庆老知青的社会大学。在社办场，老知青第一次自食其力，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老知青们不仅学会了开荒种地，而且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和人生，认识人间的真情和虚伪。社办场的条件非常艰苦，饥饿和劳累考验着每个老知青的意志，理想和友谊支撑着这群稚嫩的少男少女。在这里，他们更获得了在城里感受不到的平等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以前，社办场普遍存在着一种乌托邦的气氛，老知青们自己建立了共青团组织；自己成立了政治学习小组；田间地头常常飞扬着知青欢快的歌声；风雪交加的冬夜，老知青们围着火坑探讨着生活的各种课题。许多社办场的老知青还在附近的生产队开办了夜校，向当地农民传授文化知识；他们在农闲时间编排文艺节目，给偏僻的山村送去歌舞和欢笑。 对于老知青，农村的经历是他们人生的重要一课。他们从此开始体验真正的人生和社会的复杂。平心而论，学校既给他们传授了许多真知，也给他们灌输了几分蒙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开始了老知青思想上的启蒙。当社办场逐渐解体、曾经洋溢着欢歌笑语的“乌托邦”归于“树倒猢狲散”的惨淡结局时，老知青们惊愕地发现：青春的梦想竟然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战天斗地”的壮举其实沿袭了古老的刀耕火种，造就的是后患无穷的水土流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县区，农民其实并不欢迎跟他们争夺土地和口粮的知识青年；在家乡重庆，他们是一个被迅速遗忘的群体，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许多老知青开始怀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一部分老知青甚至不顾社会的鄙弃和伙伴的反对设法将户口办回城市，夺回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尽管真正成功者为数甚少，这样的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实在是一种创举。 人性的觉醒使老知青更清楚地认识到集权主义对人心的曲扭，洞悉世情的冷暖。宣汉县的老知青周邦宪在回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那所学校里的芸芸众生时写道：“这样一些在悲惨世界竭力挣扎的小人物，他们本该在不幸中相互怜悯，相互同情，以减缓一些他们精神上的重压。但出人意料的是，每逢‘大是大非’，他们中的一些人狠毒的程度却能胜过常人”[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事实上，“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村给老知青提供了思维和言论的空间，在偏僻的山乡，他们可以如饥似渴地传阅“禁书”、可以毫无顾忌地收听“敌台”广播；在频繁的聚会上，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地指点江山、粪土王侯，而不必担心谁会去生产队长那里告密邀功。于是，在中国社会一片肃杀之气、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年代，老知青居然成为集权政治下一个率先实现新启蒙的特殊群体。 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故事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对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启示？老知青们大多年过半百，富贵荣华于我们如浮云。我们只想老老实实地讲诉自己的经历，希望用这些朴实无华的故事来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个空白，让它们深深嵌进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因为我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极其特殊而内涵丰富的单元，因为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对一场劳民伤财的社会革命的一个冷峻的注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人类在20世纪的苦难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丧失记忆、抹煞过去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希望后代知道老知青们这样的惨痛经历：宣汉县的一个女知青因为调工体检屡不合格，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使之达到“病残”标准，结果虽然回到故乡，却因严重肾炎，在几个月之内离开人世；巴中县一个林场只有十名重庆女知青，没有男知青，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林场的九名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名跳水自杀，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她们游泳“溺水致死”…… 长歌当哭，应该在痛定思痛之时。作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下这些年轻时代的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常言说，物不平则鸣。老知青们应该向后人诉说当年遭受的不公待遇，这是他们作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不可褫夺的权利。但《无声的群落》不是弱者的悲鸣，不是失败者的宣泄，而是一群历尽人世艰辛却对人生怀抱虔诚信念的人的证言，是他们对民族最诚挚的奉献。我们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前下乡的全国130万老知青的经历能够引出一些有关人生、有关社会、有关中国的思考。我们想让后代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老知青刘嗣阁在自己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时候，还不断用歌声来鼓励别人[刘长宜：《十月的歌》]；老知青曾令德在离开他十分眷恋的世界的时候，拒绝亲友的探访，为的是保持做人的尊严。爱尔兰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没有鞋穿的人总是感到自己十分可怜。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失去了双脚的人，这才发现世上还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贫困的山区，重庆知青目睹了种种使人心碎的事情：凛冽的寒风中衣不蔽体的孩子；代替父母服劳役并任人拳打脚踢、逆来顺受的地富子女；口袋里只有三分钱买盐的老大娘……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老知青对苦难的承受力。四十年来，他们倍受命运嘲弄却没有放弃真诚的追求，屡遭歧视却不失做人的尊严，屡遭挫折却不坠青云之志。自强不息实在是老知青的生命历程的主旋律。《魂系巴山》里的故事兴许能给弱者一点力量，给强者一点谦卑，给不幸者几分安慰，给幸运者几分警示。 还值得一提的是，老知青当中的一些人的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学业成绩也不错，却主动放弃了升学机会到山区寻求理想，用青春来描绘中国农村的美好画图。老知青中许多人至今还保持着一颗童心，对大巴山的那段经历保持着诗情画意的记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跟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有点不合拍。但是，透过它们读者或许能发现人生最可贵的东西。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巴山的老知青对树、尤其是对那巴山上不畏严寒风霜的松树情有独钟。大竹县的老知青回光时写道，“他们仍然是一棵树，一棵松树，不管在溪边、在山岔、在谷底，都会像从前那样，真诚地把根扎下去，在生活的沃土上葱郁着，让时代收藏那份纯真和愚昧，哪怕被人遗忘！”“树从来不向人们述说它在风雨中成长的苦难，总是向人们昭示：如果我是一块料，就请采伐我”[回光时：《那一片松林》]。万源县的老知青邹克纯写道，“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然而铭刻在我心灵最深处的还是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倔强生长的树。哪怕是乱石堆中也要拼命地扎根，发芽。记得在星火茶场的时候，住地旁边有一条狭狭的浸水沟，沟里的许多树都瘦高瘦高的，它们都在努力赢得自己的一片蓝天与阳光。美哉，巴山树！壮哉，巴山树！”[邹克纯：《巴山树》]。 正是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装点了老知青们蓬勃的人生。在山重水覆的逆境中，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开辟财源，摆脱贫困[肖亨利：《脱贫之路》；郭庆渝：《喂猪梦破灭记》]；在跳跃的松明下、在火坑边、田畴地角、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哪怕学的是英语这种“屠龙之技”[周邦宪：《在大巴山学英语》]。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就一往无前，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梦想不泯灭，它就能给你力量，这种力量之大甚至超出自己事先的想象。”于是，他们“用奋斗的火种，点燃了青春的火炬”[李炜：《大巴山走出的老中医》]。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厄运和不公可能摧毁个人的意志，动摇他对人类的信心。他可能成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他可能堕落、可能自杀。但是，这不是老知青的精神状态，不是老知青的生活态度。我希望读者在这些发自内心的文字里，看到的是历经人世艰辛后的达观和宽容，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眷顾，一种真正对多变人世的泰然接纳。因为，我们毕竟得到了许多。我们毕竟受惠于许许多多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场友；那些爱护过、帮助过、保护过我们的人；那些不理解我们、刁难过我们、甚至迫害过我们的人。正是那些跟我们或朝夕相处、或萍水相逢的人教会了我们识别真伪、美丑，善良与邪恶，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逆境促使我们在否定虚妄的理想的同时重新建立对生活和人类的信心。“虽然我们早已从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满改革精神的时代，然而在那苍苍郁郁的深厚的大山里，有我们青春的足迹和故事，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永恒萦绕的思念”[杨必仪：《我的“上山”与“下乡”》]。对于老知青自己，大巴山的那些清贫的日子其实还有更深的哲学意义：“回城后，我住过四星级的宾馆，进过号称一流的夜总会……现代物质文明可以让我目瞪口呆，却无法撩动知青小屋给予我的那种温馨和熨贴之感；尽管当知青时的种种梦幻大多变成现实，灵魂反而无法找到一个牢靠的皈依之所。于是，每当那被时间和空间阻隔的知青小屋凸现于眼前，我就在心底默诵普希金在姬姬•渥尔夫纪念册上的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任宗景：《知青小屋》]。 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心灵难免有些连岁月都难以抚平的创伤。一些老知青朋友至今不愿动笔，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揭开心里那些仍然在流血的伤口。许多朋友经过思考再三才坐下来记述那些苦涩的日子。这本书里的许多文字拌合着辛酸的泪水，发自多年深藏在心底的悲怆和悔恨。离开大巴山许多年了，我们当中一些人还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仍然在梦境中一次又一次回到巴山，在梦中重温那些“无可名状的失落感”甚至深陷泥沼、不能自拔的绝望心境。但是我们没有变成虚无主义者，我们拒绝接受侏儒哲学。相反，从梦中醒来，我们信步走进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我们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爱心，祝福我们的子女，祝福中国的未来，祝福世界的未来。 中国人向来珍惜历史，素来有史学的优良传统。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的史学界更增添了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尤其是社会史，今天在中国更是方兴未艾。社会史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结构要素，包括社会阶层、群体的经历和状况的考察，揭示社会演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东西。《无声的群落》里的文章是老知青个人经历的忠实记录，也包括了老知青群体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今天，世界正在被科学技术量化，人生被金钱和物质异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正在取代古朴的道德理想；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放纵与操守之间进行着困难的选择。但人类文明如要继续存在，就总是需要一点精神、需要几分关爱的。在这个日益缩小的星球上，人类的竞争和自我满足终归有一个无形的极限。等到人们发现对物欲的追求危及到人类的继续生存时，他们一定会回过头来寻求那些曾经支撑过艰难时世和苦乐人生的精神财富。那时他们也许会发现，21世纪初中国那块使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园地里曾经绽放过《无声的群落》这样一朵不甚耀眼但却美丽的鲜花。
倾听“无声的群落” 定宜庄
近十年来，由老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在近百种有关知青题材的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相当引人注目。这种形式参与性强、容纳量大、形式随意多样，撰写的过程往往也成为某一群体的知青共同回忆当年岁月、增进相互感情的方式，不仅广受知青欢迎，也在众多对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和事件的记录中独树一帜。 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都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革时同一派别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更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顾。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的，也往往多年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城市下乡知青由此而以当年下乡的地方为基础，形成诸多的小群体，由这些小群体撰写的回忆录，也带有明显的集体记忆的特征。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过来人，可以从中读出各个群体间的差异；作为为历史留下的记录，众多这样的集体记忆，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而从这些回忆录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对知青生活的反省与思考，也为人们留下知青一代人对这段历史反思的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 虽然每个知青的群体都各有其特点，编著的回忆录也都各有自己的光彩，但写作《无声的群落》的这个知青群体，还是非常独特的一群，那就是他们都是1964-1965年间，也就是文革前的下乡知青。 众所周知，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以文革时滞留在校的所谓“老三届”知青最广为人知。对于这场运动和这代人命运的回顾与反思，也由他们首开先河，所谓“青春无悔”，所谓“知青情结”，主要就是由他们中那些“成功者”喊出来的，知青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声音如此洪亮，掩盖了其他知青群体的声音，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这场历时20余年的运动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群体，而被人遗忘最甚的两个，一个是回乡知青，还有一个，就是像重庆市这些到大巴山社办农场下乡的中小学生一样的、文革前的城市下乡知青。 十年前我与刘小萌一起写《中国知青史》，我写的部分名为“初澜”。把重点放在文革之前的初衷，是因为作为史学家，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要追根溯源，但越写到后来，我就越发现文革前的知青群体的不可忽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知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运动的先驱，还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已经成为一代人当中的“弱势群体”了。固然在无论哪个人群中，都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问题是他们之成为“弱势”乃至在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遭受种种歧视，原因十分地不公正，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看到在《无声的群落》一书中，他们诉说着当年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的迷茫失望，尤其如卢晓蓉（《咏雪四题》）写到学校还在刻意向她隐瞒这样的事实时，相信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感到心灵痛苦的颤动。 在人生起跑线上遭遇的不公正，显然会影响人的一生。他们在农村经历文革，对于这场运动的荒谬性和危害，有着比当时在校学生更早和更深的省悟，他们中一些人把文革当作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发轫于同一年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本书上卷的第二章“疑惑与反思”中有几篇文章，尤其是万源县夏先争的《回首“乌托邦”》，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知青在文革期间追求、奋争及至失败的过程，可以作为不可多得的史料来看。与此同时，很多人对于当时由于幼稚、由于单纯而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也有颇多反思，如万源县张弘在《跑龙套者》一文中称：“我曾经对一位知青朋友说，知青是中国政治悲剧中的配角。他断然认为，知青连配角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因为配角毕竟还是一个‘角’……”敢于正视这点，是需要勇气的。 待到1971年后的招工大潮来临时，这个老知青群体的“弱势”又一次凸显，这次不仅由于出身，还因为年龄，这使他们的回城之路比后来的知青走得更艰辛。甚至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在有的县，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根本没有资格报考，理由是年龄太大了……”（宣汉县任宗景的《梦断1977》）。 本书主编邓鹏在序言中也提到：“老知青当中参加高考的人却寥寥无几。原因是经过了在农村和城市十三四年的蹉跎，绝大多数老知青的学业已经荒废，加上坎坷的经历，他们已经心灰意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达县地区的一些基层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竟然禁止高1964、1965级的老知青参加考试”。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 我与大巴山这个群体的知青们同龄，只是比他们多了一次上高中的机会，虽然这个高中也仅仅读了一年。文革中我曾有过与老知青接触的机会，但囿于当时的年龄和境遇，对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对此我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有过反思，我提到过： （老知青）的返城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与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的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中学生，对于他们的先行者，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覆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请原谅我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不仅是因为读这部《无声的群落》，又引出我写作《中国知青史》时曾经发出的同样的感喟，还因为我想证实，我是真的寻找了他们将近十年。当其时，“老三届”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已出版数部，“青春无悔”的歌唱也正是豪气干云，那时我是那么费心费力，想倾听到这些老知青的声音，但他们却好像已经隐没到茫茫的人海中，始终默默无语。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所以，读到这本书，如果以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相见恨晚”。我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为他们一经亮相就有这样的精彩，而由衷地高兴。
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 徐友渔
无声的群落》是一本关于“老知青”的书。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之前，曾经和成都市一批下到西昌的老知青有密切的关系，还到好些知青点上去生活过，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了解他们的才华和对未来的绝望，1976年形势剧变之后，还和一些人有联系。很可能，我是少数本身不是老知青但懂得他们的人之一。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出版《无声的群落》一书感到特别的欣慰。 所谓“老知青”，就是在1966年之前下乡的知青，他们有别于1968年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离城的知青。区别在于，后者大致上是从初中1968级到高中1966级一锅端，而前者几乎都是“文革”前没有考上大学或者高中的落榜生。如果说，我们这批作为“文革”中“革命小将”的新知青是兴师动众、浩浩荡荡地开赴农村的，那么他们是早几年作为城市中的另类或异类半被哄骗、半被遣送下乡的。他们没有我们那样带着“文革”运动中叱咤风云、当仁不让的余威和后劲，早已懂得人世的艰辛，无声地品尝人生这杯苦酒。当我们还在没头没脑地回味政治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时，他们已经在思考平等和公正的问题。 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在社会上大声喧哗，把“劫后辉煌”、“苦难与风流”喊得震天响，小说、电视剧、电影，加上“黑土地”展览，大型会演、专列回乡的报道，“知青”一时成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题。但在这阵喧嚷中却听不到一点老知青的声音，其实，他们这批人走过的人生之路更艰难、更曲折，他们的遭遇更值得关注和同情，但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和不公正，它并不让吃过苦头的人得到补偿，哪怕是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如果你们自己不冲破沉寂，顽强地去表达、控诉、呼喊，那么同代人不会知道在你们的心中，后代人不会知道在历史的墓园中，原本埋藏着苦难和不幸。 终于，在下乡40多年之后，在第一阵知青热10多年之后，我们听到了老知青的声音。通过《无声的群落》，我们知道，在广大知识青年已经讲述过的令人感慨、回味无穷的历史中，还有那么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落，那里的故事同样感人，那里的苦难和奋争同样是我们那值得记忆和反思的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是四川省重庆市在1964和1965年下到川东北大巴山区的知识青年，当年他们之中的多数是品学皆优的学生，学校和老师看重的人才，在从初中升高中或从高中上大学的考试中都获得优异成绩，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因为当时贯彻的“阶级路线”即基于血统论的歧视政策，他们受到了落榜的打击和羞辱，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积极自觉地，有的人是被胁迫、不情愿地注销掉城市户口，去到那深山老林、贫瘠荒凉的大巴山区。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苦不堪言的人生道路。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浩劫，使得几乎全部老三届统统下乡，他们才与同代青年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同龄人同处社会、经济底层的平等，正如“文革”中几乎所有人同样贫穷和无望的底线上的平等。 我不重复书中的故事，读者自会读到和品味那真实、动人的描写。我只讲两点最触动我的事。 宋晓涛在“我的1964---1968”中写道，“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但在“文革”运动的混乱中，他读到了一份“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的文件，才明白“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而精简的标准，就是按照成分和家庭出身。 卢晓蓉在“咏雪四题”中告诉读者，在当了7年农民后，她偶然得到了当初她报考大学的材料，看到尽管在成绩栏里填满了高分，在优缺点栏里写的是各种优点而没有缺点，但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赫然注明“此生不宜录取”！ 上面描写的情况是普遍的，这说明什么？我们只能说，那是欺骗，那是类似于印度种姓制的身份歧视。其实，这是经历过上世纪50至70年代生活的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这样的事造成了亿万人的无奈和伤痛，造成了千万个家庭的破裂，夫妻分离，子女视父母为仇敌。但是，只有为数极少的书籍，才把这些情况用文字表达出来，《无声的群落》就属于这些少量的书籍。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后人在碰巧听到这类事情时，会认为是天方夜谈。事实上，现在的青少年懂得他们的父母辈为什么上不了大学，为什么要下乡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我有一个从前的朋友和同事，从美国回来后似乎把自己经历过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一开始就说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平等。 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更不用说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 我要向《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致敬，他们发出的卑微的声音会对改变我们因循守旧的历史作出贡献。
老鬼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l968年底。伴随着毛主席在那年l2月22目的最高指示，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以后的文学影视作品也都以这批老三届知青作为知青的主体表现对象。 而“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那一大批城市知青却被忽视了，遗忘了。我们鲜有发现描写他们的作品。这批人再少也有130万之多。他们大都出身“不好”。在那个强调阶级路线的时代，被变相地发配到荒凉偏僻的地方接受劳动锻炼和改造。 他们下乡的时候，大都十五六岁，初中毕业，最小的竟只有12岁！他们和老三届知青一样年轻，一样稚嫩，一样还是个孩子。 唯一的不同是，“文革”前下乡的这些知青绝大多数都出身“不好”，没有高级干部的小孩。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文革”后下乡的知青更低下，处境更悲惨，更无助。这群“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因为血统“不高贵”，从一出生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最早被从大城市里驱逐的一群。上面对他们说：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才能把“剥削阶级”的烙印彻底铲除。 下面对他们说：前途是有的，但就是要听党的话，让你去哪就去哪。他们深信不疑，小小年纪就来到了偏远穷困的山村，去战天斗地，去流血流汗，去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然而上面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重视他们，爱护他们。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太关心他们被认为立场有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知青小说、知青电视剧、知青电影出了不少，也全没有他们的踪影。可他们的凄苦遭遇，辛劳、冤屈、凌辱、被残害，绝不比后来的知青少。 自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基本国策后．封建反动的血统论，披上了“阶级路线”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被大力宣扬和贯彻。老百姓被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中学生也不例外。出身“不好”的同学无论学习多好，品行多优，都低人一等。入团、入党、评三好生、表扬、当班干部、升学、就业等全受到了歧视和贬抑。他们幼小的心灵还不怎么明白世事，就尝尽了不平等待遇的悲苦。终日生活在出身“红五类”同学的优越目光之下。 “黑五类”成了一个污垢的字眼儿，变成了人人躲避的垃圾，中学、大学的门对他们关闭，好单位对他们关闭，参军入伍对他们关闭……只剩下去农村。 130万朝气勃勃的青少年就这样消失在大城市，星散于穷山野岭，荒原大漠，至今还无声无息，其中很多人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 知青的书出了很多，可是却没有人写这批人，去表现他们，为他们说一句话。 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第一次把这些最底层，最卑微的“黑五类”们的知青生活汇集成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个首创。 邓鹏在前言中所说：这么做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贯彻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黑五类”。 该书是多人的回忆录，有的非常感人，如《凋谢的青春》、《天生的罪人》、《六娘》等，读后催人泪下。希望这部书稿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思索和警醒。
杨健
从1962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至1979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17年中共有1776万知青上山下乡。在这一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有1964-1965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14000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经历了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等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导致“青春无悔”这一先验理念的广泛传播。进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此后产生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为90年代后期的知青群体活动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与“劫后辉煌”，先后为整个90年代的知青聚会、知青回忆录和电视专题奠定了分享成就与光荣这一总基调。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们的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集中反映了当时知青群体对这场运动的思想认识。 各地知青的回忆文章，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不离奇怪异，便不足以向今人道，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区的知青赶在这一年纷纷出版本地区的知青回忆录，全国各地出版社看到其中的商机，在这一时间也策划、组织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各地报刊也相继开辟了知青纪念专刊和专栏。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知青思潮的发展，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严格控制。对知青运动的命名权和话语权，一直控制在主流社会手中。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也难以摆脱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导致的后果是，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一千余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全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惟一思想主题之中。 整个90年代，各地知青回忆录的编写，一直处于群体书写的阶段，写作是集体性的，集体主义的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写作是命题式的、仓促的，只是为了获得社会对知青群体的关注，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出现编辑、记者、作家、社科工作者和出版社的联合工作，没有形成专题、学科的研究。长达十数年涉及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宏大叙事与“沉默的大多数” 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近30年间，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者”。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从未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 其实，知青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思想冲突和话语分歧。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时是如此，在“文革”后的80~90年代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利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于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和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晚会上主持人高声朗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音乐理论家金兆钧说，策划会上的多数老三届策划人对知青民歌所知甚少，而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晚会“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而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显然，能够操持主流媒体和集资举办晚会的人，并不属于知青运动中的多数人群，他们也无权代表大多数知青的意愿。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而是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值活动和娱乐性消费。同时，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和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 进入新世纪，知青写作几乎销声匿迹。2003年前后，由于主流媒体中个别知青老总的怀旧抒情的需要，也曾组织过知青专题报道。曾有媒体记者找过我，希望我按照他们的调子讲一些话。但是他们的老总确定的主题仍然是“劫后辉煌”，于是我请他们转告老总我对这个专题的批评意见。2005年凤凰卫视曾经策划过一次对知青运动回顾的专题，主题仍然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年轻记者找到我，我对知青一代人的所谓成就表达了否定的观点，这位记者说，她在别的受访者那里也听到相同的低调意见。后来，听说专题播出了，最终还是唱了一些毫无新意的无悔、辉煌的颂歌。
私人叙事：像人一样活着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 知青运动的研究长期受到压制，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少量的史料和学术著作。《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相当有价值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等，一直无法搬上电影、电视，缺乏更广层面的影响。 此次《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延续。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与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与囿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宏大叙事不同，他们的回忆录，对这段人生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而实际上，知青固然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重庆老知青们已经放弃了这种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他们中的多数人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他们讲述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澹定，字里行间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着做人的尊严。他们本分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足够。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而是努力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表述。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他们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稀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难能可贵。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知青问题研究专家
读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 作者：旧山河
这本书厚约寸半，除了工具书，我的书柜里找不出这么厚的一本书了。而且我的书柜里先前也没有一本纯粹由知青写知青的书。 我一直不太喜欢读这类书，虽然我自己也是知青。早些年看过叶辛写的一本书，名字忘记了，不喜欢。不喜欢的理由是除了故事完整外，就没有别的值得我留意的东西了。 我想留意什么?我想留意的是你的文字至少得让大家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受难而一千个人享受这样的人生不是苦难人生,而一个人享受一千个人受难的人生,这只是国家喉舌里的幸福人生! 这是我不喜欢叶辛文字的理由. 我喜欢这这本砖头样厚重的书,尽管她远没有达到我所说的那种境界,但它是写实的,而且这种写实里浸透了真诚!她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是由残缺构成的，由完整构成的人生，大都是革命领导的人生；这样完整的人生显然不属于苦难的大巴山知青，当然也不属于散落于全国各地的知青。 邓鹏先生主编的这本书，就是由大多数知青的残缺的人生构成的。哦哦，邓鹏先生例外，他虽然不是革命领导，却在国外获得了与国内革命领导相似的待遇：终身不下岗。只是邓鹏先生的人生轨迹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书中的作者也是主人，都是1964--1965年从重庆下乡到大巴山的，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12岁。下乡者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和儿童。这个12岁的下乡的儿童，我们可以把他视作这个政府的道德底线，意思是政府的仁慈不会惠及11岁以下的儿童。这两年下在大巴山的总人数有一万八千人，他们先是下在大巴山各县的社办林场或茶场，后来毛主席在1968年发出最高指示；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授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林场茶场便解散了，他们全部自己组合自己联系去插队落户。 我以前只知道有四川，并不知道四川还有一个大巴山。我后来知道四川有一个大巴山是从四川的诗人那里知道的。那首诗里描写一个叫南江的县城时是这样说：一条街，两条巷，没入大巴山浪中，怎么去寻找？这首诗让我联想起我下乡所在地的小县城，就正是这模样，所以我就记得特别的牢。读完这本书后我就想，从1964年到1978年，大巴山浪或是南岭山浪或是与大巴山和南岭相似的山浪卷去了多少少男少女那生命最初的梦幻？ 有相似的幸福就有相似的苦难。相隔那么远，大巴山与南岭，这些不幸的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年月里思考着相同的回城捷径。他们怎么就想到一起去了呢？张臣玉，这个勇敢的姑娘，为了回城，便拼命喝盐水，喝出一个尿毒症后便好病退回城，结果倒是如愿回了重庆了，但她很快就死在她拼命喝盐水喝成的尿毒症中。这种靠喝盐水喝出尿毒症的方法当年我们也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比大巴山的老哥老姐们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比他们迟下五六年，我们搜集了哪些病容易装哪些病容易骗得一张回城证明，如装疯，但需要天赋，并且医生的检验是用个什么针扎你的后颈，看你的反应如何，据说疼痛异常。如装猪婆疯，只要身边有人，就忽然不择是水田是岩石的地段倒下去，并且手足抽动嘴里鼓痰沫。南岭山脉里的知青看来比重庆的老哥老姐们更会玩，我们这的女知青要回城不喝盐水装肾病，她就在冰雪棱棱的大冬天里，上身只穿件寡棉袄，下体却是祼着的在晒谷坪里领导着孩子们高唱“东方红”，高唱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我后来在长沙遇上她时说她是大智慧。我说我听了那么多东方红的歌，唯有她演唱东方红这首歌的方式，最让我刻骨铭心！只是可惜那时没有互联网，要不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将刮起一阵女知青下身赤着裸着而上身却只穿件寡棉袄的时髦着衣方式来。皮肉与脸皮虽然受点苦，更甚的或许将让某些掌管自己命运的爷们占去许多的便宜。然而让张臣玉式的悲剧人物多一个选择因而也让活着的知青们心中少一份苦难的情结，一定会更要紧些！ 这是一份苦难的情结，只是这份情结真的不适宜张扬，我的意思是说你后来飞黄腾达了千万别以为是这份苦难为你垫定了成功的基石。这样一来你将让那些继续着这样悲苦命运的同伴们于何处？再说也没有人能证明苦难就一定是成功的母亲！苦难孕育得更多的只是苦难这个孩子。苦难孕育出了一个幸福的孩子纯粹是一种偶然，就象在数万知青中，真正成功的也就只有这位在老美那里赢得了终身教授头衔的邓鹏先生！在绝大多数境遇不曾改变的人那里，这份情结成了一份永远的痛！这种痛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当你裸露你内心的伤痛时，你得有这样一种境界：我们要重复的是幸福是而不是苦难！至于那些绝大多数的命运并未有多少改变的知青们，则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他们欠缺把整个群落由无声变得有声的才情。 这本书的编者们也许正是明了知青的这种局限，所以就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们下乡十多年的历程。 唐安明，父亲牺牲在朝鲜，母亲改嫁。城里不能为他安排工作，只有下乡。因为无亲无故，自然就无人接济。他住的房便开了两扇窗，一扇开在墙上，一扇开在房顶上。房内有一张床，床的位置可以避雨但不能避雪，一下雪，就只有床底下没有全白。床底下堆着一些马铃薯。饿了就烧几个吃，来了客也烧几个。至于马铃薯吃完后怎么办，作者没有写。作者只是告诉我们，两年后，唐安明疯了。因为疯了，所以就回了城。回了城，也无依无靠，然后就下落不明了。这就是本书对下乡知青唐安明的全部描叙。干净简洁没有一点修辞！ 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时代的人永远不知道一句“无人接济”对当时的下乡知青意味着什么？接济这意思，对在城里父母来说就是搜刮，搜血刮肉的接济自己在农村的孩子。因为当时一个家，常常是有几个孩子就下几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顾了东边的孩子你还得顾西边的孩子吧。所以当时凡有儿女下乡的家庭，你很难说受难最苦的是孩子还是父母亲。再说下乡的知青，如果你只是单个的个人，你的生存机会非常渺茫。你必须得有老婆有孩子总之你得有个家，你不能生孩子你就得有老婆，有了老婆你的生存的小圈子里就会有猪有鸡有鸭，当然最主要的是你老婆帮你生孩子。农村分口粮时，按人口来。人口粮占70%，工分粮只占30%。小孩吃得少，因此小孩越多分粮越多，这种愚蠢的分粮方法不仅刺激了农民渴望生育小孩的愿望，同时也给单个知青的生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单个的知青劳作一年，永远混不饱肚子，因此没有父母接济的知青，他们的命运远比冉阿让悲惨。 最后作者抱着深深的疑惑说：唐的父亲，解放全世界人民去了，却忘了先来解放自己的儿子（大意）！ 空间还很大，比如对烈士的遗孤遗孀，政府给予安抚的底线在哪里？另外一个疑惑是，我们的所有有关平等的话题，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在战争期间，我们是在尽可能的宣扬并施行着官兵平等的方针的。但到了天下大定后，这种有关平等的话题，便与很多的烈士一并长眠于地下了。我之所以有此一说，恰恰是因为在我下乡的县里，下了不少北京的高干子弟，他们不过是在乡下影子似的晃了晃，很快便又晃回北京去了。 但是唐安明的父亲死则死耳，却没有死得其所，因为如若他的死换来了某位高级首长的生，那么唐安明与他的母亲，还有可能在人性的光环下获得更多的眷顾。但是他的死显然与几十万寻常战死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并无离奇。虽然的确为解放很多的“世界人民”献了身，却并没有为某个具体的能改变他后人命运的人献身，所以唐安明的命运便也不离奇了。 唐安明疯了。这是否是一种仁慈？因为从此以后很多东西便不再束缚着他了。比如疯人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似乎是另一时间轴线上的生物，他的存在并不与我们发生矛盾因而他也才享有更为广泛的宽仁，疯人是可以不下乡，疯人也可以不被批斗，疯人还可以不要暂住证，无论你是城市是乡村你都可以畅行无阻！呵呵，距自由与幸福最近的状态是----疯了！ 至于唐安明是如何样疯的，无从知晓了，但是他父亲悲壮的命运与自己凄惨的命运构成的反差，也许是他疯了的潜在的因素。 有了一个可以称道的父亲避免不了不幸的命运，那么拥有一个不可称道的家庭背景，又会怎样？ 当我预先留下这个话题时，脑子里立刻就试图构想出大巴山的模样，构想出大巴山知青那座落在深山里的林场和茶场。构想出当年红军从这里走过，后来知青也从这里走过。红军从这里走过了，新中国的诗人便赞美红军走过的路是一条播种幸福的路，红军的战马踩出的马蹄印里开出的杜鹃花，也别样的红，红得象革命成功后人们火红的生活。但是三十年后知青从这里也走过了，知青们留下了这样一部苦难的纪实书。那一张张年青的脸面，或悲苦的，或懵懂的，或忧郁的。我已经熟悉他们的名字，也熟悉了他们的脸面（书分上下部，下部为各个时期的照片），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已经熟悉了他们的身世与经历。这时候我就发现，象唐安明这样的人物并不多，因为下在大巴山的知青，大多数知青都属黑五类家庭，他们下乡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已经无法在城市立足了，因此渴望下乡，一是自己不愿下乡却被逼下乡。 我想下面这些人是不愿下乡的： 刘安钿，在校大学生，因患肺结核，被大学劝退。 侯德乾，藏族，一个轮廓很美的患骨癌的女孩。她的歌声总让林场的知青们想起才旦卓玛。 李昌咏，肺结核，肾亏，小便失禁。她深夜的咳嗽声是大巴山一曲悲苦无比的旋律，这旋律不仅仅只是引来了犬的吠声和误导了公鸡打鸣，而且我深信她至今还回荡在大巴山中，执着的展示着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的另一面。 当然不仅仅是这几位，还有，还有很多…… 写到这儿时女儿问我，为什么去最苦的地方偏偏不要检查身体？ 我说：领导的心事，只有管他的领导才知道。 我不知道这些不幸知青的家世，但身体状况如此糟糕依然下了乡，说明其家庭不外乎是黑五类或七种人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产生了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有了“七类分子”，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叛徒(曾经的叛节者)、特务(被怀疑为国民党或美帝国主义等敌对势力效力者)。）。 邓鹏，卢晓蓉，林木，林静，曾丽珊（一个几次自杀而被救回最后仍旧死于自杀的不幸者）……太多了。他们都属于黑五类或是七种人的家庭。 当我面临着整个群体的苦难时，我就为选择谁的历程而尴尬了。因为在一个大环境构成的事件里，每个人的苦难其实也是相似的。 萧懋蓉，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起义人员，所以躲过一劫。但萧的父亲显然没有如此幸运。解放初期，其二伯父邀其父赴台湾。其父思之再三，认为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不害怕。我想也许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在主宰着她的饱学的父亲：历史上的帝王一即位便大赦天下，即使残暴于秦始皇，开国之际也是大赦天下！况且自己并没有任何罪行。便坦然留在了大陆。然而其父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是他没有得到什么赦免，并且很快就被打成右派，判刑七年，释放后便死于自己家乡父老们的棍棒之下。自己的女儿也因为他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萧不得不下乡，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剥夺工作权力的母亲已经无法养活她的几个孩子们了。所以萧才在不够年龄的情况下坚决要求下乡。萧在文章里是这样说的：为了妈妈，为了兄弟姐妹，只要不让他们看见，任凭命运把我带到天涯海角，哪怕是去迎接死，我都能平静地去授受！ 萧的唯一的安慰是：她下乡后立刻发现她的同伴们的家庭背景都与她一样，都属黑五类。这一点不奇怪，在1964年--1965年这一批和我们1970年这一批的下乡知青，大多数都属黑五类家庭，他们的父母即使活着也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力的（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将黑五类清除出革命队伍）。 看完这本书后，有一个细节以“立此存照”的形式被我抄录于笔记本中，内容如下：老柯，父亲右派，1960年，他家收到一张《死亡右派分子通知书》。不久他的家又收到一张通知书：龙门浩地区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八十人名单……这两张有趣味的通知单让我想起了后来林昭的死亡通知方式。我想这样的方式肯定属于前无古人，至于是否后有来者？我不知道！ 书看完了，我没有流泪。很奇怪，因为这实在是一本催人泪下的好书。她好就好在她的真实，她没有试图诠释这一切，她只是连皮带肉的撕扯着读者的灵魂也连皮带肉的撕扯着一个时代的肮脏。而我之没有流泪也许因为我恰好是其中一员，他们经历了的我也几乎都经历了，我也经历了父母亲因为身份问题被迫双双离职，全家生活顿时毫无着落的困窘。而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旧职员家庭，他们没有自己的祖先那般幸运，可以沉醉于开国之君的皇恩之中。这类家庭中的父辈与下乡的孩子们全都被无情的扔入了革命的熔炉，承受着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煎熬！他们还不能呐喊，为自己曾经经历的苦难！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正义永远属于强权。他们的生存状态之所以被老知青以“无声的群落”命名，那是因为他们很多人的生存状态在某种形式上不过是一个活着的刘全生。 ……但终于有一天他生病了，他像平常巡山那样拄着一条树枝，独自一人拖着脚步慢慢走下山，走向十五里远的公社卫生所去看病，但结果不甚了了。回来后刘全生一直不大对劲，非常虚弱，只好又去公社卫生所，之后他就在公社的所谓客店，即街上面食店的楼上住了下去。赶场日，我们结伴去探望他，在光线晦暗的面食店楼上，刘全生陷在那悉悉作响的干稻草木床里，才几天时间，他就变得更瘦更黑，简直就是一具骷髅。刚满十六岁的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探望而显得兴奋，或许是他连兴奋的力气都没有。他只是微弱地不断嘟哝着：“我好想回家……”这段文字是书中的作者描述刘全生生前的最后情况。这可怜的孩子几天后就死了，埋在了知青们赶场的路途中。在他的坟头，在一根树枝上，一条在风雨中飘来飘去的白布在为它的主人招魂！ 呵呵，招魂！这词听来感觉不太好。但是，朋友，你什么时候可以呐喊了呢？那时候，就拆了这条飘来飘去的招魂的幡吧。
《无声的群落》——时代信报访谈刘小萌
人物小档案： 刘小萌，河北完县人。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之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7月至今，在中央民族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室工作。现为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满族社会与生活》、《爱新觉罗家族全史》、《全旗子弟》、《清通览前编》等专著，并与人合著了《中国知青事典》和《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主编了《二十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 文革前老知青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刘小萌的学术专长是清史和满族史，但这并不防碍他成为国内知名的知青研究专家。 或许因为曾经的知青身份，他对知青史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自然，《无声的群落》一书的出版，也在他的视野之中。当记者为此专访他时，他由衷地赞叹：“对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特别佩服，他们多年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命途坎坷，但还能不弃不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四十年后，用自己的笔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刘小萌是河北完县人，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原籍。或许是受蒙古大草原的宽广和牧民们的粗旷的影响，在知识分子的外表下，他的个性中多了几分豪爽，对于记者的冒昧打扰，他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反而是有问必答，答必详尽，毫无保留。 一个被误读的群体时代信报：作为一个知青研究专家，你以前了解1964、1965年的知青吗？ 刘小萌：我是“老三届“的知青，但对于文革前的老知青仍然不是很了解，对他们所有的信息来源，仅限于档案。这个群体一直沉默，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正式的历史记载和档案，对于那段荒唐的历史，不可能有详尽的记载。 时代信报：文革开始后的知青，有“老三届”、“小三届”等符号化的概括，那么，对于1964、1965年的知青，能否归纳出一种符号化的概念？ 刘小萌：知青研究不可能太学术化，如果太学术化，那就成了象牙之塔。知青研究比较开放，所以概念都比较空泛。如果非要给64、65年的知青给出一个概念，只能是“文革前老知青”，当然，现在对“老三届”的知青，也有“老知青”的说法，概念上有些混淆。 时代信报：四十年来，为什么不管是研究者或者文学作品，鲜有关注文革前老知青的？ 刘小萌：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下乡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他们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大多是小学和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很少。在1964、1965年下放到达县地区的重庆知青中，初中生占55%，小学生占22%，高中生只占20%，还有少量的大学生及文盲青少年。 同时，他们大都出生不好，在“文革”前赴新疆支边的10万上海知青中，多达70%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湖南长沙文革前下的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中，情况大同小异。 文化素质不高，出生不好，使他们丧失了话语权，同时也使人们对他们产生了种种误解。 老知青至今心有余悸时代信报：文革前老知青与文革中“老三届”、“小三届”的知青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刘小萌：文革前的老知青，由于受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他们还没有去农村之前，在城市就开始被淘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于他们来说实际只有一种准备，就是到农村去；而文革中的知青，通常是适龄青年“一锅端”，就像国外服兵役一样，人人都有份。到农村，才开始逐步淘汰。因此，到知青运动的后期，仍留在农村的知青中，出生不好的比例越来越大。 时代信报：文革前老知青背负了一生的政治包袱，时至今日，我在采访他们时，他们仍然胆战心惊，担心自己的经历给后代带来不良的影响。 刘小萌：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他们。在我的采访中，很多知青说起自己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有的知青甚至丧失了基本的交流能力，语言表达都比较困难。这是社会的耻辱。一个人一旦被打成“右派”，便家破人亡，不从哪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恐惧。 时代信报：那为什么拨乱反正以后这批老知青不向社会呐喊呢？ 刘小萌：因为从小被封建血统论划分为“贱民”阶层，他们一生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人人自危。 同时，他们本身的文化基础不好，又在农村呆的时间最长，好多人甚至在农村结婚生子，客观上造成了文化的退化。回到城市以后，他们连最基本就业技能都没有，加上年龄已经偏大，面临着房子、工作、孩子等诸多问题，大多在比较贫寒的困境下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求生是最本能的任务，根本无暇、也没有这个闲心来做这些事。 时代信报：为什么你如此关注《无声的群落》里那些与你素不相识的重庆知青的命运？ 刘小萌：上山下乡运动延续近20年之久，“文革”前是一个重要阶段。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官方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纪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了解“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提供了打动人心的个案，并为今后的学者研究“前文革时期”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血统论理论未清理时代信报：你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你曾重点探讨了“血统论”这个历史现象，显然，文革前老知青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 刘小萌：我是研究清史的，清朝也有少量的“贱民”，但是，他们不但数量少，而且在雍正年间已基本废除。 象近代中国这样大范围地按照血统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是史无前例的。在遭受“血统论”荼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 时代信报：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血统论，但我们至今没有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清理。 刘小萌：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由于没有对那段历史做认真全面的总结，所以我国到目前为止仍面临很多问题。对历史不认真清理，如何能指导以后的行动？ 现在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提出：我们应该向前看，不要回顾历史，不要太纠缠于历史。可是，要想民族向前发展，必须建立比较公正的社会制度，惟有在清理历史的基础上，这种社会制度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时代信报：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清理，血统论在今天是否还残留着影响？ 刘小萌：在当前新形式下，与血统论有关的一些形态依然存在，比如区域歧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人能享受的很多待遇，农民依然无法享受，农民子女上大学依然困难。市民和农民，客观上存在身份的不同；比如官员和普通市民的不同，官员的子女，继续做官的可能性比普通市民大得多，实际上也是一种血统论。
《重庆时代信报》 范时勇/文
由于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这群被边缘化的“文革前”“老知青”经历了比“老三届”“新三届”们更为惨烈和悲壮的人生，身心倍受磨难。他们大多1949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身不由己地融入了共和国的每一次风云变幻。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他们曲折的心路历程反映着共和国的曲折进步。 “老知青”是一个被血统论制造出来的卑贱群体，他们付出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为了活得像个人，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而这本应该是成为神的代价。四十年来，他们从未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他们甚至被知青史的研究专家和知青文学遗忘……
无声的群落！ ——这是重庆籍万源知青邓鹏给1964、1965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的整体定位。的确，知青运动四十年来，尽管知青读本已经经过了“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到“生存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种种思潮，但这群文革前就下乡的老知青，至今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对于知青的历史，往往被人们误读为始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动员。 ——这也是重庆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的总标题。这些沉默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知青，终于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形成了这部“血肉文本”，不但填补了中国知青史的原始空白，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绝对肯定，对生命历程的庄严巡礼。
大巴山的记忆好象就在昨天 邓鹏现在是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ST1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终身">终身</ST1 ersonName>教授。然而，上山下乡那段艰难的岁月，却在他心灵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痕。10多年前，偶然看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虽然这本书写的是支边青年，但是其中的故事和作者的思想却触动了邓鹏的内心。“它使我强烈感到有必要把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记录下来。”于是，每次回国讲学，他都要在朋友中反复提起这件事情，制造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情一拖就是十年。 直到2002年，邓鹏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那次回国，一些朋友说我老了。我心想，你也老了呀！人到了中年过后才能体会人生苦短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回首往事，大巴山的记忆好像就在昨天，而我们都两鬓染霜了。”更让邓鹏悲愤的是，当年他所在的林场，已经有4个老知青离开了人世，老知青都已开始步入人生暮年，邓鹏担心，“我们这些人的黄金季节正在过去，有的人可能因为疾病而丧失写作能力。”“我觉得，如果要后代了解我们和我们所代表的时代以及社会潮流，必须要有一些资料，比如我们留下的文字，我们的照片供后人研究。将来百年之后，或者更久远，后人可以触摸到的这些东西。作为生命、作为存在.我们都会衰朽，我们都会成为过去，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思想和感情的记录是可能达到不朽的。”邓鹏1964年初中毕业后就下乡，1978年以四川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川医英语师资班，一年后本科毕业考上川外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被公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获得“美国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学习历史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加深了他对历史的情感和认识，并掌握了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他要用史学的方法，真实、准确地记录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群特定的知青的生活、心理轨迹。 他正是这本《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的主编。
封建血统论的直接牺牲品 三年多来，刘定强走访了300多位当年的老知青，他是《无声的群落》一书的主编助理。 1964年初中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但却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不能升上高中，于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党不要我我要（当）党”、“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到（15）16岁的他就来到万源县当知青。 刘定强当时家住两路口桂花园“红房子”一栋，这栋房子里居住的全部是他父亲的同事——市参事室的成员。这些人虽然是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功（丞）臣，但解放前他们全部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这种历史上的致命污点，自从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基本国策，封建“血统论”披着“阶级斗争”的合法外衣开始盛行以后，注定会受到牵连。而他们的子女，从小就背负着“原罪”的包袱。 在这种背景下，刘定强和他的同伴们从小被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醒事的那天起，他们头上的天空就笼罩着一片不祥的乌云。他们承受了父辈的苦难，一再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政治歧视和贬抑，入团、入党、评三好学生、表扬、当班干部、升学、就业等，统统与他们无缘。 老知青周邦宪以“严寒的日子”形容那一段生活，“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伙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1964年，刘定强所居住的“红房子”一栋的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一个也没有升学，（全）大部被下放到农村！ 这些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黑五类”的子女，成为封建血统论的直接牺牲品，他们是最早被大城市驱逐的一群人。
中国知青运动的孤旅 老知青大都1949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他们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要与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因此在邓鹏以一个史学专业研究者的眼光看来，他所经历的那段知青生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计划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经济增长率力不从心，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使城市的承载力和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级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 这一阶段，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运动的色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起）其冲的就是出生不好的子女。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在这些本来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心里引起了极度的惶惑与失落，留在城市当“社青”为他们不齿，就业前景又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题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当年许多老知青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上山下乡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惟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于是，从196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成批的、运动性的上山下乡开始。据后来的资料统计，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全国有130多万人，而重庆到达县专区的就有1.4万人之多。 应该说，他们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苦难经历 背负一生的包袱 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去农村，天真地以为，去农村并且真诚地投入“脱胎换骨”的大熔炉，就可以改变成分，“批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但他们终于还是摆脱不了出生不好的命运，甚至连社会的边缘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首次确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然而老知青们没有想到，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幕仍然充满了艰辛。“黑五类子女”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们头上，“政治审查”审掉了不少认认真真“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老知青的招工资格。 许多老知青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病残回城”的特殊道路。 宣汉县的一个女知青，本来就有肾炎，因为招工体检屡屡达不到“病残”的标准，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终于合乎要求。结果，回到故乡仅几个月，就因为严重肾衰竭离开了人世。 这些最早下乡的老知青，往往最后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磨练，而且是精神的折磨。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文革后下乡的知青更低下，处境更悲惨、更无助。巴中县的一个林场，只有十名重庆女知青，没有男知青，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林场的九名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名跳水自杀，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她们游泳“溺水致死”…… 这些苦难的经历，使他们背负了一生的包袱。 他们谨小慎微，他们默默无声，他们习惯独自承受苦难。以至于到了今天，当记者采访时，他们仍然害怕抛头露面，害怕自己所背负的历史包袱给子女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而他们的遭遇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的政治风貌。我们不应该将他们遗忘。 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时，他们通过《无声的群落》微弱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正如邓鹏在前言里所说，“作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下这些年轻时代的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最近几年来，“青春无悔”这句话在“老三届”知青当中相当时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乡的伙伴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能够潇潇洒洒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在事业上有点成就，要么就是对人生有点超凡脱俗的领悟。我自己常常对孩子说自己青春无悔，但是“无悔”二字里包含了多少当年的惆怅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只能说，我当年做了一个幼稚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没有失败，在后来的十四年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多很多让我终身受用的财富。不过，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我落难的时候，我精神上的支撑并不是那些官方宣传包装起来的模范，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蹩脚的政治说教，而是父母的高洁人品、朋友的互相支持、农友和工友的关照，还有从怀疑权威、彻底否定自己的虚假信仰的痛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跟命运抗争的强烈欲望。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在信中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勉励我。在“文革”初期，我被地委派来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强迫劳动时，父母意味深长地给我寄来了新衣服。母亲当年经常对我说：“三穷三富不到老。”诚哉斯言!今天，我不时用这句话来勉励下一代。 人的本性除了利己还有利他的一面。除了生存，人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这种追求不仅合乎人的自爱本能，而且包含人通过“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否认这种追求的合理性，压制甚至剥夺这种权利是荒悖的。当时的教育政策违背了人类社会赖以维持的公理：文明社会必须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明智的政府必须对公民一视同仁。回顾历史，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其实是一九五七年对知识分子贯彻阶级路线的继续，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我们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就终生扎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历史遗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性动荡，才使我们否极泰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特别是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们这一万四千多在大巴山区的重庆老知青才带着满脸的风霜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这件事本身真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当年我离开父母远行的时候，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根本没有理会父母送子上路时的心情。如今自己为人之父，才能够想象当年父母经历的苦痛。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无法向我解释，因为我不仅接受了官方的教育，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父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道：“鸦儿昨日下乡，吾心无比沉重。鸦儿一向学业优秀，不料今日却因我之过失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乃从今日起戒烟，以志吾痛。”寥寥数语，引起我内心一阵隐痛。 中考“落榜”后，我的姑母邓昭仪和表兄叶含弘特地从北碚进城来看我，姑母请我们全家到会仙桥的“心心餐厅”吃了一顿西餐，意在给我一点安慰。表兄含弘因为姑父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一九五八年高考时委屈地放弃了第一表的所有志愿，进入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他说自己当年从昆明寄给母亲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泪水和汗水)混合写成。那天从“心心餐厅”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表弟，看来我的运气比你的还是要好些。”我的姑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叶先生得知我下乡的消息后，涕泗滂沱，大哭一场。这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在一九五七年因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的黑锅，从此报国无门，直到去世也没有回到大学讲台。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声，也许不仅仅是为了我这个侄子的遭遇，而是因为他预感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幸。 果然，我下乡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动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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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宣传画
一群被遗忘的文革前老知青
当年知青们下乡时，已作好扎根的心理准备，根本没想到能回城。
前排左二这个笑容灿烂的女孩，为了回城大量吃盐，回城不到半年就因肾衰竭而死。
这批被边缘化的老知青，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沉重包袱来到农村。
就这样坐着大卡车来到广阔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