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纪事A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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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纪事A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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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纪事A
1967年春，大势已经非常明朗，例如我们广西，就连一直对群众运动主张弹压的韦国清也在1月29日开始接二连三贴大字报揭批刘、邓、陶，要求群众组织接纳他站在“造反派”这边，只是当时的造反头目曾某某以未明其历史状况为由，其实是怕惹上“招降纳叛”的麻烦不同意而已。2月12日，在乔晓光家里开会，包括韦在内的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亮相”批次，韦、乔敲定由贺希明牵头发表“亮相声明”，这个“声明”签字时，领导干部们争先恐后，竟然有人没轮上首批，怕被甩掉而急得落泪。可见那时当老毛的意思明朗化所导致的效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应该准确，它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并非已经被历次运动吓破胆的干部、群众自发行为。 然而各地匆忙的“夺权运动”呈现乱象，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毛和他的中央文革甚至担心有的地方官员改头换面继续把持权力，因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这种现象势必难免。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命令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既然文革就是毛为林彪接班设置的程序，举国夺权的当口，军队干部介入是必要的。未经严密安排的群众组织夺权，只有军队介入掌管才能保证令行禁止，同时也就为日后林彪能指挥地方权力打下坚实基础。但也是急迫的，此举显然缺乏预设。直至3月19日，中央军委才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把政治上的决策变成组织上的行为，军队干部280万人出动，基本上使各级权力直接掌控在毛、林手里。 最高层始料不及的是，军区决策层沿袭的思维模式跟“刘邓路线”同出一辙，都是“党天下”模式，对于那些“不听话”另搞一套的草根造反者本能反感。于是，军区的介入基本上以压制甚至镇压老造反派为己任，例如取缔“工总”、逮捕它的领导人；扶持已经散伙了的“赤卫队”、“老红卫兵”组织改头换面成为新的群众组织，直接制造了新的社会矛盾，把原本已经大势所趋的“矛头向上”（周恩来语）变成“矛头向下”。 其实这一打击行为也造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文革就此挺着肚子收场也未必不可，至少国家安定下来了。但这样老毛不满意，文革如此收场意味着失败，至少不那末理直气壮。他借着“怀仁堂风波”反“二月逆流”，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反过来支持军区要压制甚至镇压的那一派。于是群众组织便真正成了“各为其主”的状态，军区操纵的一派与中央文革支持的一派，也就是“保守派”与“造反派”，所不同的是双方都贴着“造反派”的标签。在广西，反“二月逆流”的那一派基本都自称“造反大军”，唯有南宁市叫做“422”，那里是首府，于是全广西都成“广西422”了。而对立的那一派，则有组织地统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由于上层的不统一，中央有领导权，而军区有操作权，这两个权力相互矛盾。而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毛随心所欲地东指西打，底层群众之间的斗争只能导致愈演愈烈的武斗。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支持“广西422”这一派，夸赞说：“你们矛头向上，很有劲”。同日，驻柳55军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25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等在广西军区召见“422”头头，除了作检讨之外，也表态支持“422”；26日广西两派代表团在京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31日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令，任命55军副军长孙凤章为柳铁军管会主任，55军机关接管了柳州铁路局的全部领导权。 按照那时各地已经处理过的省，当周代表中央表态之后就成“一边倒”局面。问题在于，广西问题的处理恰赶上老毛改变主意的当口。毛泽东发动文革，说是要搞“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路摧枯拉朽，党、政、文化界均不堪一击，靠的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的震慑。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文化的革命遇到武化的军队就碰了壁。军队支左镇压群众运动的力度远远超过“资反路线”时的工作队，代表形式当属“二月逆流”。毛只注意到“老帅”们否定文革之“逆流”，没深思这股“逆流”的下层支持，暴怒之余就要排除障碍。林彪迎合毛的思路走，指责“带枪的刘邓路线”，受了军队镇压之苦的“老造反派”扛着鸡毛当令箭，靠着“支左”咸鱼翻身的“老保”改头换面，打着“造反”旗号反攻倒算，那份激情亦胜于“还乡团”。 最糟糕的事情还在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分裂的国民各为其主，十几年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早已摧毁了人性与道德底线，越是有恃无恐便越野蛮。经历了武汉“七.二○”事件仓皇出逃以后，震动使毛明白，他必须依靠军队而放弃造反派。这些个被称之为造反派的家伙其实只是在文革前期“民主”浪潮中跳出来的激进分子，同1957年的右派分子没多大差别。对于专制统治而言，这些人是绝对的害群之马，肃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们本能的选择。惟一的障碍仅仅在于还得为文革寻得体面下台的台阶。 1968年4月下旬，我在北京农机学院看到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上面说周恩来派杨成武直接飞苏杭给毛送了一封亲笔信，附送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周要挟毛说，如果不把王力打倒，他自己就辞职。毛犹豫了两天，终于下决心批捕王、关、戚，并委托周亲自办理。这封信还促使毛转向解放老干部并抛弃造反派。甭管真假，这则消息对我的震动极大，以至于到现在还记得，只是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它。但经历的历史进程确实无情地证实此说，我觉得它显然符合当时的政局变化情况，也预感到我们已经成为高层权力争夺的牺牲品。试想，毛对于“四清”和文革，都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派”，《五一六通知》里咬牙切齿地宣布：“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到1967年秋毛改口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及至1968年，毛的腔调变成：“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我的理解是：毛搞倒“刘邓路线”，包括老周在内。折腾到武汉“七二零事件”，毛被惊醒了，知道老周树大根深搞倒不易，尤其是国家经济离不开这位里手，不如就势做个顺水人情，这才授意姚文元写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生拉硬拽用“五一六兵团”做替罪羊，洗白自己，挽救文革大局。 且不去细究“最高指示”之悖论性质，这三级一跳，文革体面下台，至少做到掩耳盗铃了。惟周恩来看出点问题：毛不是早就说过，只消动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的么？何以折腾出如此巨大动静、花费如此巨大代价，最终只不过搞倒了刘少奇等几个人么？文革哪来的马列主义“新的里程碑”业绩呢？且，除恶不尽迟早还会祸及自身。于是不惜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腕，举国大搞“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把文革造成的动乱归罪于造反派，有目的地硬捏其成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集团故意搞破坏。终因它的荒唐只得不了了之，反倒给文革抹了黑，张志新、遇罗克等，皆成符号，文革洗不去的耻辱符号。当人们控诉“四人帮”杀害他们之时，不知是否刻意回避：始作俑者，周恩来也！ 但逐渐知道些内情的军区来了劲，暗地里继续支持“联指”派不使其散伙，甚至通过各级人武部把农村基干民兵都作为“联指”组织起来，直接对抗周恩来的表态。“824”表态之当夜，柳铁联指即贴出“周恩来824表态罪该万死”的大幅标语，紧接着又改名“钢联指”。而且，“林副主席讲话：广西问题要重新考虑”之类满天飞。广西联指则宣称：“周老三，算老几？老子照样打倒你！”联指则组织群众转而冲击广西军区，认定军区检讨是背叛行为，揪斗其政委魏佑铸达三天三夜，缘由就是他主持搞了那份检讨。 这等事件理应属于很严重的事件，却未被当回事，若无幕后指使至少广西军区会救回自己的政委，决不会任由群众组织如此妄为。而周恩来承诺的“马上解决”广西问题却不见动静了。延宕至9月14日毛南巡讲话颁布，中央明白地改变政策，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变成“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大联合”，于是两派都有理由都有支持，一场真正的杀戮便无法避免。此后，广西两派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互换，“联指”扮演游行、揪斗、冲击军队领导人及军事机关的角色，而“422”却成“执行政策”的角色了。例如“大联合”，“422”方面表现积极，“联指”则反其道而行之，其“宣传部长”程某当时记录：“对‘422’总要压垮他们，写了很多文章”；10月31日，“联指”颁布《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的总动员令》，同当时两派在京代表团所达成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唱反调。 在后来老邓对文革的清算中，官方只有兴趣清算“矛头向上”那部分。例如“处遗”基本上处理了那些批斗老干部的分子，甚至“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伤痕》，也饱含着对“矛头向上”的忏悔。但对于“群众斗群众”，无论斗得多么惨烈，伤亡何其严重，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更不待言对文革思想根源的揭露与批判，因为那样就会把一棵老树的根都刨了。 在广西，尤其是农村地区，“联指”在军区指使下的杀戮行动已经开始了。根据1983年中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调查核实，仅在1967年10月2-4日两天里，全州县东山公社一个大队就集体坑杀76人。主犯、民兵营长黄天辉后于1985年1月被处决。现实录当年中央工作组清查广西文革历史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文字材料如下：“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P53）接着，广西各地陆续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基本上以武装民兵为核心，对地主、富农、右派等成份和出身的无辜人民进行屠杀，经过阶级斗争理论长期熏陶，道德障碍及人性底线皆失灭殆尽，加上权力撑腰，杀起人来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形式上于1967年12月16日下达了“十项命令”严禁乱杀人。但没有任何具体行动，而各级人武部默许甚至直接操纵各地、县以“联指”名义的基干民兵继续杀戮。24日，在中央的催促下，广西革筹、军区又发出《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仍旧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到了1968年1月，武斗变成明目张胆的屠杀，则是由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筹、军区直接策划、指挥的，变成了由军队直接上阵的杀戮。现在所知军队直接参加武斗最早的事例就是1968年2月29日军区派武装部队包围并剿灭了柳江县里高镇的“造反大军”组织。按照中共调动军队的严格程序，有理由认定此举必然“通天”，否则如广州军区之类没胆识批准的。各地武装民兵杀人活动愈演愈烈，致使逃亡到南宁的群众达数万之众。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也成千上万地逃入各县来的群众。按照当时老年人的说法：“广西人逃难，比当年逃日本鬼子厉害得多！” 例如《年表》记载：“2月27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又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当时两派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周之内连发两次督促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以致出现一些地方提出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29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P71-P72） “（3月）7日，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派去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按：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会议决定向广州军区提出请求派部队解决融安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X师派部队解决。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P72）“24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X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要求：①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②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③清理外来人员。④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X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P74） 以上官方文字清楚地证实：广西的武斗和屠杀行动完全是由韦国清领导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一手策划发动的，直接调动军队参与镇压，而当时黄永胜领导的广州军区给予完全的支持。当时融安县人武部亮相支持“造反大军”，如果不从速解决，成立革委会必须由人武部政委担任主任，这是军区所不希望的。所以3月7日广西军区命令柳州军分区派部队进驻融安、凤山两县“联指”据点，“保护群众”。广西由军队配合“联指”派进攻“造反大军”派从这时开始。周恩来在北京不断地组织两派代表团搞“大联合”，实际上韦国清显然有恃无恐地采取镇压手段。 为了实现消灭“422”的目的，广西革筹于3月15日编造了一个“反共救国团”的谎言，诬陷宁明县上石镇“农总”。该报告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称：“‘农总’的‘罪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感慨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枝，步枪十一支，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卫边防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意见是：①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②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年表》P73）这个报告如此荒诞，仅看一句就说明编造者是如何匆忙：他们“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既喊“贺龙元帅万岁！”又“诬蔑”当地部队是“贺龙的部队”，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中央居然也“没发现”就批下来了。于是广西军区强行安在宁明县“造反大军”下属的上石“农总”头上，枪毙了这个组织的所有头头。由此开始的“反共救国团”冤案向各地蔓延，几乎成为“422”的同意语，因此杀戮不知多少，1980年以后平反了事。至于当初是怎样伪造出那些国民党党旗之类“物证”的，则至今仍是个迷。柳州市法院还宣判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派驻广西小组》的案子，国民党何时有过“中央情报局”？不得而知。 其实我们当时就认定，所有这一切策划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首先消灭各地县的“造反大军”组织，然后围剿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城市。我甚至怀疑，韦国清肯定得到了毛的授意，否则他既无此胆量，按照中共对于调动军队的铁律，也毫无可能。可韦国清办到了，还把主持公正的野战军6984部队悉数调离南宁，可见其“通天”能耐。在桂林，联指绑架了著名的全国战斗英雄、支左部队首长郝成忠、柳州联指绑架了55军副军长孙凤章、南宁联指绑架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全都没事，倘若“422”敢如此，早就灭顶了。文革中，政治虚伪的事例太多，我们初步领悟到毛式手腕那种流氓本质，及至“清查五一六”，大规模地赤裸裸地故意造伪，至少我是认定了这个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它也绝对不会有未来。我们曾经如此虔诚地笃信，不止一次地、恭恭敬敬地抄写列宁的教导：“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定导致政治上的灭亡。”结果遭遇的却是“为革命撒谎”的理直气壮，就连“厚颜无耻”也得甘拜下风，倘若还想保持做人的基本底线，离经叛道只能是惟一选择。 广西革筹、军区还在广西“422”的原领导人中瓦解了以龙智铭为首的一些领袖人物，让他们住在军区内。这些人物自1967年5月作为两派赴北京代表团成员起，就一直脱离广西的运动，与他们所代表的广大群众，早已缺乏感情联系甚至组织联系。其实，造反派中并不缺乏以造反为谋求加官晋爵之手段的投机分子，广西又最为典型。但当“422”的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从而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巴黎公社原则罢免他们的时候，革筹与军区毫不理会，继续把他们当作“422”的领袖人物来摆布。后来（7月）在北京，我与龙智铭见面，随即发生激烈争辩。我在激动之余警告他：“你如果不想同‘422’继续混下去，完全有权利宣布脱离这个组织；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窃用他们的名义，却在为虎作伥，将来你不得好死！”也许我的嘴臭，后来他们被利用完了，虽然混了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同样被韦国清收拾。在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的境遇中，龙智铭真的卧轨自杀了！ 在柳州，路局军管会（55军）依旧遵循周总理指示行事，柳铁两派总部的头头签订了“倒旗协议”，宣布取消两派组织，实行“大联委”代表两派共同管理。鉴于当时广西明摆着的杀戮现状，我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联战”几乎面临分裂。但最终还是统一起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一致了，还有少数几个坚持反对意见。忘了交代一下：鄙人当年系柳铁一中高三学生，1967年初本校学生诸“战斗队”联合组成“联合战队”，于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出七位“常委”，我就当上了总头领。本校另一种观点的少数派组成“东方红公社”。我们涉足社会之后，与柳铁“机关总部”，“工人总部”合成“柳铁工机联”，却是支持原铁路局党委书记张炎等干部的，曾被骂作“保字号”。对立面拥戴造反的孙副局长，本应属于“造字号”，但广州军区军交部支持孙副局长造反，我们变成“反军派”，莫名其妙融入广西大势成“打倒韦国清”那一派了。在广西，南宁等少数几个地方称“422”，绝大多数地方称“造反大军”；而对立面经广西军区整合，统一成“联指”，详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1968年1月，我布置“联战”另外一位常委肖普云写作《今日的‘哥达纲领’》，述说反对“倒旗”的理由，并商量好写作大纲，刊登在“联战”2月10日的《红卫兵报》上。谁知此文被广西革筹发现，抓住老肖引用马克思的“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一句，康生定性为反动文章，说此语意在“用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更要命的是，他还武断地宣布：“中学生写不出来。背后有‘黑教师爷’！”江青也发话：“有黑手！要揪出来！”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此文涉嫌者仅肖与我而已，再无别人知晓。毛泽东口口声声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康生、江青凭什么不调查就乱下结论？如此一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们会遭殃，当初文革开始我们就禁止对老师搞任何侮辱性行动，如今无端连累到他们是不能不辩解的。我于是布置联战的学生继续写文章，自己也动笔，到1968年秋《广西日报》批判了“七篇大毒草”，其中六篇出自我们的笔下，那是后话。接着，3月31日军管会抓走了肖普云，因为《今日的哥达纲领》是他执笔的。我便受大家委托上北京告状。直到5月初，我和两位同学一起离京经武汉、长沙返回柳州。 路上已经感觉到大规模的武斗就要开始了，火车进入广西后的一路上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其实就是“联指”派，由军区武装他们，公开地从列车上抓人杀人。赤裸裸的土匪行径披上革命外衣就成壮举，而主持公平正义的野战军第55军，则受到上级批评，部队也基本调离，只剩下部分干部还在柳铁军管会，但他们再也不敢出声了。我直到后来才听说，那些上车搜查的武装“民兵”其实是要抓我的。他们知道我已经在5月3日离开北京，于是开始搜捕我。但他们没有料到我在武汉、长沙都下车了，在武汉拜访了“三钢三新”，到长沙了解杨曦光是否独立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写作，有没有“黑手”在其身后协助，因为康生同样说那文章是“黑手”操纵的。等我进入广西，已经到17号了，他们久抓不到，便松懈了许多。挤在火车上，我对面坐着对立派的老伍，他是柳铁消防队的干警，文革前我们同在冬泳协会，现在观点不同，所以只打了个招呼便罢。最危险的是到永福、鹿寨车站，那些“民兵”们上车来查，老伍非但没有揭发我，反而打了个掩护。那时已有诸多罹难案例，例如《柳铁工人报》社编辑林某，在桂林北站被联指抓获，受尽折磨后又被绑在炸药包上，引爆炸药便尸骨无存，当时联指把这叫做“坐飞机”。如果本人那时被抓住，也许就没有机会在这里神侃了。问题在于，广西军区命令联指以基干民兵为名，任意拦截旅客列车达数月之久，绑架甚至杀害旅客，却没有任何中央文件或通知，予以禁止。 在我回到柳州的五月中旬，农民已经部分开进柳州市了。4月8日，区革筹、军区召开支左组长和革委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单位成立武装纠察部，使“联指”武装合法化。《年表》编写小组在评述4月9日区革筹、军区连续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广西日报》11日发表诸篇文章时称：“在广西当时派性恶性膨胀，极左思潮严重，已经出现群众组织乱抓、乱杀人的严重局面，本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反‘左’，制止乱抓、乱杀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然而，不仅不反‘左’，却来个反‘三右’，这就必然更加促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乱抓、乱杀人，甚至成批杀人的现象蔓延全区。”（P80）中旬，梧州军分区、贵县人武部分别指挥“联指”以民兵名义大举进攻“422”一派，至月底彻底荡平；下旬，柳州军分区王司令员亲自对“联指”头头说了三点意见：“①柳州造反大军退出拉堡后，你们要注意他们从外面包围你们，你们把兵力调出外边，注意他们在柳州搞你们。②融安、柳江出问题，你们过去为什么不发达群众，挨打了干着急。来宾、武宣‘联指’搞得比你们好。③你们要求发枪，我是司令员，不能发枪给你们，你们自己解决，民兵集中不集中，由你们去和各县商量，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嘛！”王司令表扬的来宾、武宣两县，都开始发生杀人挖心吃肉的现象，文革处遗时，中央工作组查实被食者仅武宣一县即达75人！听完王司令员的讲话，23日，柳州‘联指’即开会调集融安、柳城、武宣、融水、忻城、象州、柳江、八一锰矿共600余民兵武装进入柳州市，27日发起对柳州“造反大军”的攻势，迫使其全部迁往柳江以南。然后在柳州饭店召开盛大庆祝宴会，军分区司令、政委出席，王司令员在宴会上夸赞“打得好！” 列车到柳州火车站，我们下车就被人发现，他立即跑去叫人来抓我。但火车司机都是“工机联”的，他们在车头上看见我们，大声喊我们上了火车头，直接开进机务段去了。回到学校，看见我们的队伍正在紧急集合，原来也有人在火车站听说要抓我，赶紧奔来报信，却报成我已经被抓走，于是我的副手集合队伍准备去火车站救我的。当我们三个出现在他们面前，队伍里一片惊喜，还有些女战士高兴得哭了起来。我的副手感觉松了口气，我不在家，他累坏了。 然后联战“常委”们开了会，他们汇报广西的形势，非常不妙，许多地方如玉林等地，都已经开始杀戮，“造反大军”这派差不多被剿灭干净了。各地都是军分区率领武装“民兵”进行围剿的。我们学校里以及学校旁的柳州冷冻厂，还有机务段、车辆段等几个我们占据的地方，住满了各地逃来的难民。不但柳州市“造反大军”彻底打出柳北，5月9号开始，柳州“联指”会同各县武装部率领的民兵开始攻打水厂、马鞍山水塔、龙家巷等处，“大军”被压迫在柳南谷埠街及附近一小片地方，岌岌可危。12日，《柳州联指报》发表社论，要给“大军”以“毁灭性打击”。15号，柳州地区各县民兵组成的“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发出“第一号命令”，公开宣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还说：在柳铁，“钢联指”把转业军人组织起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许多枪，还成立了以韩XX为首的处级以上干部幕后参谋部，要不了多久，就要进攻文化宫，那我们只剩下机务段、车辆段、铁一中这一小片地方了。每天晚上，都有枪声、爆炸声传来，不绝于耳。总之，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或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确实没有料到，只不过个把月，家里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 了解了柳州市以及周边各县的部分情况，我感到形势非常严重，我们面临的是生命权还能否保全的局面。然后我报告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到风雨操场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全都坐满了，连老师们还有少数逃难到我们学校居住的市内难民。我的报告很直截了当，中心意思就是继续重申我原来的主张：求生存。所有“保卫毛主席”之类的目标都不重要，中央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弄不好杀灭我们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些所谓“北京来电”统统是骗人的精神鸦片，一个字也别相信。现在我们只有抵抗到底，如果被消灭了，那么江青、康生他们就省心了。只有打出一片地盘，使对方消灭我们的企图失败，中央才可能出面解决广西问题。失败是铁定无疑的，没有任何幻想，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奋斗使类似广西各地的那种屠杀最好不要在柳铁发生。 不要以为现在说大话，那时我们“联战”里早就称康生为“大党阀”；江青被称为“戏子”，周恩来被称为“泥水匠”；张春桥被认定是“叛徒”，甚至当上海的炮打张春桥浪潮被取缔之后，我们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讽刺：“最高指示：‘对叛徒也要做阶级分析。’”有位女生直接提出：“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只有对毛不敢太放肆，私下的抱怨之外最不礼貌的称呼就是“老头子”。说文革期间没有一点“民主”似乎也说不过去，虽然后来我们都为此付出代价，但从1968年春天开始，我们确实很“放肆”。那时我们还流传一个政治笑话：“秘书半夜去报告总理，说广西武斗，死了几千人。总理连头也没抬一下。问：‘火车还通不通？’秘书说还通，他于是再也没理会。没多久，秘书又来报：‘火车也不通了！’总理扔下纸和笔，连忙站起来，大声说：‘找韦国清！他杀点人就算了，怎么把火车也搞停下来了！’”这个政治笑话确实不知道是我们哪位天才编出来的，最后军宣队进校，算在我头上了，罪名是：恶毒攻击周总理草菅人命。还有一句：“总理总理，总是有理。”也不知是谁的原创，“联战”里几乎人人皆知，也算作我的罪状，不过对于我的“反动言论”说来，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反正被批斗，更何况我是总头，便认了，也算“死猪不怕开水烫”吧。 这次形势报告确实打消了许多人的幻想，乃至于很久以后还有人记得。接着同样的内容我又到文化宫总部给更大范围讲了一遍，听众是我们这一派的铁路职工、干部。到柳州市内总部开会，我也重复同样的意见。一句话，本人当时坚决主张打到底，无他，不打就死定了，打或许死的还少些。广西各地的情况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做打的准备，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各县的逃难者更是络绎不绝，主张打，抵抗到底便很容易得人心，主张交枪求和便会遭到唾骂。最令我吃惊的，是当初极力主张妥协“倒旗”的柳铁分局机关总部头头王反修，如今成路局工机联总部的头头了，废寝忘食地为大家的存亡打拼。 我亲自同住在学校里那些外地难民谈过，他们亲口告诉我许多那边发生的事情，灵山县人武部调集武装民兵围剿“造反大军”，杀害了至少几百人。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全家杀绝，连婴儿也不能幸免。说到他们自己，几个人都哭出声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攻上来，我们看见是解放军带领的，不敢打。结果全都被抓起来，那些解放军就把俘虏交给‘联指’，由‘联指’开始屠杀。我们逃跑得快，才到柳州来的。”这些情况我去北京以前就知道一些，在河池地区凤山、融安等地已经发生。现在扩展到全广西了。5月3日，区革筹小组、军区对于灵山、合浦、东兴（今防城）、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地“联指”滥杀不同观点群众和“五类分子”的情况已十分严重，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市制止乱杀人歪风。（P86） 其实根本走形式而已。就在接到通知后的5月4日，广西最先成立的百色地区革委会甚至在田阳县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组织各县革委会、人武部人员参加，全地区随即开始大规模杀人行动，就连文革以来从未发生过武斗的那坡县，也由人武部组织开始屠杀。该地区凌云县县委书记、原任乐业县县长、地下党老干部黄刚等亦被杀害，缘由仅在于他们持有不同于联指的观点。12日南宁市“联指”竟然将林执真、张祖贤、黄海泉等三位处级干部以及十余名群众装入铁笼搞“活人展览”；“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不仅一批老干部和群众受害，高级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年表》P88） 18日我到设在铁路林场的总部开会，当时有人发现五三八编组站停了２个车皮代号８，有军人押运，肯定是军火类。大家为是否去把它抢过来有争议。后决定去把这两节车皮拉回来，由于参加行动的人看不懂包装袋上的外文，拉回来的TNT炸药误认为化肥，又送回去了。接着有人发现柳州火车站停了一些装运军火的车皮，有军人押运。他们为是否去把它抢回来有争议。总部外围观不少群众，情绪激昂地指责头头“右倾”。还有人说，5月上旬，军区向“联指”发枪，南宁“联指”得了一两万枝枪，大批弹药；柳州市“联指”也明抢暗送，搞了军分区两个仓库的武器。后来看资料，得知是3日下午广西“联指”搞了广西军区军械库，得到八千余件武器及大批弹药。参与指挥此次行动的原区团委干部罗某记载：“已同广西军区某领导通气了，经多次强烈要求后，军区才同意给的”；区联指宣传部长程某也说：“哪里是抢枪，是去领的。”形成对照的是，当天南宁“422”也奔市人民公园6936部队去抢枪，非但所获无几还被抓了几十人。当部队奉命将抓获人员押送广西军区时，在中华路上却遭“联指”预设埋伏射击，仅战士就伤31人，死5人。负责押送的部队营长如实汇报，却被军区严厉批评，于是改口说是被几千米外且是射击死角的百货大楼“422”开枪袭击的，“联指”以此大加宣传。（P86） 王反修等十分尊敬地请我发言，本人毫不犹豫地主张抢回来，我根据在北京的感受，认为中央文革看来在放纵韦国清剿灭我们，取得经验以后在全国推广。全国的“造反派”，无论是否掌权，都注定在被整肃之列。文革搞不下去了，肯定上不了史书，又必须挺着肚子下台，就需要一批替罪羊。到时候可以骗人：文革是伟大的，其中的混乱和损失就是这帮家伙搞破坏造成的。毛主席终归只需要那些没有思想只会听话的保守势力，如果我们不自己保卫自己，让中央知道我们也不是轻易可以斩尽杀绝的，这个阴谋就会得逞，那时我们便只能任人宰割。另一方面，目前中央看来还没有下决心，毕竟这批人是他们发动起来搞文革的，如果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并不好解释。因此拼一拼还是有希望的，至少中央不会采纳屠杀方式解决文革，那就更没法下台。但如果我们不拼一下，韦国清他们下手是绝不会留情的。 这个判断看来不离谱，4月3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广西‘422’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制造了广西文革最大冤案。“此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四人，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迫害死一百零八人。此外，判无期徒刑三人，有期徒刑二十二人公安机关宣布管制一人，外逃下落不明八人（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应定为群众组织。经报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撤销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年表》P85）5月17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2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再次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捏造冤案的目的在于捆绑“422”：“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点，与越侨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冤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平反。”“这一文件发出后，进一步使乱揪斗歪风在全区蔓延，乱杀人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年表》P89-P90）韦国清出手之狠毒，手段之卑劣，堪称世间少有，无怪乎毛泽东要夸赞：“韦国清是好同志。”而我们正处在这种随时遭受打击的利剑之下。 夜里，我与负责“文攻武卫”的副手转到铁路文化宫，柳州市造反大军总部廖伟然、白鉴平等人见了面。白是老熟人，廖是首次相识，他原本在部队做大尉参谋，后来转业到市里，曾经当过四清工作团一个团的副团长。见到广西屠杀日益升级，自报奋勇到造反大军管“文攻武卫”。 见到好几个熟人，问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答复说是从柳江边溜过来的。从粮食加工厂、探矿厂、二级站延伸过去，联指的武装据点把我们同柳州市造反大军切割成两片，而且谷埠街正在遭到连续却不严重的进攻。似乎联指还没有得到命令，否则拿下谷埠街这一小块地方是很容易的，但拿下谷埠街就意味着造反大军彻底完蛋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好向中央交待。“联合指挥部”早已经策划了攻打粮食三仓和探矿机械厂这两个联指据点，把柳州市谷埠街造反大军地域和铁路连成一片。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所以没能实施。现在柳铁工机联与市里“大军”合作行动，把各分散的武装队伍全都集中了，该开始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原本铁路与地方分家，不准搅合搞文革，往来并不多。如今王反修们敢于跟市里联手，一方面说明局势已经逼人太甚，另一方面说明王反修们还是挺明智的。这次会议讨论进攻方案，部署很简单，我们联战派一个支队，从这边扼守东站路，那边由柳州市主攻，如果联指的援兵过来，我们就得堵住。 副手已经开过几次会了，而且本来由他负责带队，我就没有太多过问。转到文化宫其他地方，正好碰到55军的曹副参谋长，因其兼任柳州铁路分局军管会主任，那时尚留在柳州。许久不见，寒暄几句后我就问他：孙副军长在不在柳州？他不肯回答，反倒问我：听说你们要把探矿厂拿下来？已经打过一次了，已不成秘密，于是我说是的，不拔掉这个钉子，我们不得安宁。他就劝我们不要这样做，一则是先动手会落得政治被动，中央肯定不允许。二则这个厂围墙既高又结实，里边武装很强，未必能攻下。我笑道：你们总是来劝我们，可是“联指”一直在动手，现在已经兵临城下，把我们越围越紧。如果我们不打，要不了多久就完蛋了。说着文化宫屋顶又挨了两个炸药包，这是“联指”发射的定向炸药。 这种定向炸药包据说是解放军在越南的新发明。在地面上挖一个斜坑，把一包小些的炸药放在下面，填些土或者湿麻袋之类的隔离物，上面再放一个大炸药包。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同时点燃，下面那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短，先爆炸，上面的炸药包就沿着斜面飞向要炸的地方，落地后爆炸。只要掌握得当，可以发射得很准确。为了防止飞行途中过早爆炸，失去效果，导火索总是预留得较长。我们被炸得多了，就发现这个弱点。等炸药包落地，就立即冲上去，拔掉导火索，于是便收到一包炸药。这样便发现这些炸药包都用的是苏联产的TNT炸药，显然是援越物资，对方抢了却没被追究责任，甚至连半点动静都没有。 后来对方似乎发现了什么，于是把导火索用铁丝捆结实。我们又发现可以从捆绑点后边把导火索抠出来，照样获得炸药。有的人嘴里叼着利刀，冲上去割断导火索更快更稳当。对方又计算好燃点时间，留适当的导火索，使其落地就炸。我们的人甚至可以从空中飞行的炸药包冒的烟火估算出来，这个炸药包能不能缴获，决定是否冲上去。最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统计，柳州“联指”共发射的两万多个定向炸药包，我们这边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它炸死！后来的专案组也认为不可思议，甚至不相信。而我们却从飞来的炸药包里，获得数以吨计的炸药。也学会发射它了，后来干脆用厚钢板焊成斜坡状的发射器，连挖坑都免了，被称为“野崽炮”。 好在五十年代建的铁路文化宫非常结实，不然早就垮了。我于是乘机对曹参谋长说：你看，这不又打过来了？我们不打怎么办？人家的方针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只好针锋相对，保全自己。旁边几个同学和机关干部也帮腔说话。正说着，二楼跑下来一个人，说厨师吴师傅被打死了。我们急忙跑上去，只见他歪倒在床上。我顺着墙上的子弹孔，测过去一看，原来是从探矿厂方向打过来的冷枪。看来开枪的是个职业枪手，居然能从窗口垒着的沙包留孔里打过来，那孔是留作观察用的，只有一块砖那么大。曹参谋长叫我注意，这个枪手很厉害。正说着那个孔里又打进一枪，子弹打在床边的木柜上，离我不过十来公分。我连忙弯着腰跑到窗口的沙袋后边，那个孔看来已经挨了很多枪，我找了块砖头把它给堵上了。从沙袋里还掏出一颗子弹头，拿过来给曹参谋长看。他自言自语说：妈的，这种枪他们都有了？接着告诉我，这是一种新式的狙击枪，部队也没几枝的。我道：你该向上级汇报了吧？军区总说联指没抢过枪，他们有那么多枪，连四管高机都有好几挺，现在还有这种新式狙击枪，该不是军区给发的吧？ 曹参谋长迟疑了一下，说：“我们早就报到中央军委去了，没用。小伙子，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于是拿着那颗弹头，招呼他的警卫员离去了。我又到广播室去看了看，播音员正在那里播送“强烈抗议”，动作挺快，只是吴师傅再也活不过来了。他的后脑勺开了个大洞，子弹是从嘴里进去的，看来他正打哈欠时就中弹了。 从前在书上读过“达姆弹”也称“开花弹”，武斗中发现除开老式的“七九”、“三八大盖”、“捷克造”、“苏式步骑”之类旧枪外，AK47的几乎所有的子弹都是这类开花子弹。人被击中，进去一个小孔，出来便是一个直径几公分的大洞！我们联战女孩孙某走在马路上便挨了一枪，大腿上被剜去一大块，落下终身残疾。我特地找了些湿泥装在麻袋里，然后用AK47射击，扒出弹头才发现：原来这种弹头是用很薄的钢片冲压成型的，里边灌上铅锡合金。击发后弹头被枪膛里的来复线切割成六瓣，飞行时的高温使弹头内的合金熔化，一击中目标合金因惯性向前挤压，钢制的弹头壳立即绽开，倒翻成一朵喇叭花，被击中者便被这朵“花”拽走一团血肉！战争的残酷可见一斑，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知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留下血与泪的记忆，甚至有的连记忆也没有，早早进入坟墓了。 没多久，副手开完会下来，我问道：开完了？他点点头。我们一起回学校，上了我开的嘎斯69苏制吉普车，他告诉我：19日夜里开始打，我们还是负责打援。我说：怎么样，这次我来带队吧！调哪个支队上？他笑道：“你他妈的充什么好汉！万一你挨枪死了，谁来领这一帮人？”然后又问：“是不是中央真的要卸磨杀驴？这次去北京，怎么不去找周总理？娘的，他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就是听了他的，才有今天。当总理的，说话也不算数！”我笑道：“你也太天真了些，说话算数能当总理吗？不是说‘总理总理，总是有理’吗？他哪里还有闲功夫管我们的事情。我找他的联络员都躲着不露面，在北京两个月，跟他妈乞丐似的。跑了清华、北航几趟，蒯大富跟‘414’斗得热闹，他的秘书的秘书挡着，别想见他。韩爱晶据说得了肺结核，到什么地方疗养去了。这帮家伙现在像中央首长，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迟早会被收拾掉！我们住在北农机雄头他哥那里。北京的大学生都在谈恋爱，等着分配工作，写大字报也是要求分配。没有几个人还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据说上海有一批专门整张春桥的，挺勇敢，原来我们想去拜访，听说都被抓了。看来只有我们中学生还在傻乎乎地闹，反正前途无著，据说都要下乡，北京有一些积极的已经自报奋勇了。”他原来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属于“德智体”皆优的优秀学生，还指望着上大学。我们这些原来的中等生全都在笑话他，其实哪个不指望文革快点拉倒，早点恢复高考去读书呢？只不过人家成绩优异，期望值更高罢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看来比较伤心。 回到学校，副手情绪很低落，连招呼也没打就耷拉着脑袋回他房间去了。我知道我说的消息对他是不小的打击。不过对于我，从来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武斗没死，下乡已经算好事了。那时队伍里流传一句名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喝凉水。”几乎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经常念叨。 19日，下午四点时分，副手把有枪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了。那个时候，枪就是命根子。我们曾经制定过纪律，弄到枪一律上交。结果根本实现不了，无论谁弄到枪都会成为“私有财产”，他于是有了战斗的资格，非常神气。罗嗦了一点，不过说明当时那种积极性。天黑下来，十几条枪全部出发了。后半夜枪声大作，我在屋里看书，但啥也看不进，忐忑不安总有些不祥的感觉。天快亮时下雨了，我觉得不妙。我们已经死了四个同学了，每次都下雨。枪声依旧很激烈，看来这仗打得不顺利。到六点多，曹大个冲进我的房间，铁青着脸告诉我：“张大死了！”我立即觉得一阵晕眩。张大是我们高三级31班团支部干部，昨晚出发前特地跑到我房间，还给我那本《叶尔绍夫兄弟》，当时属于“限地师级干部阅读”的，说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现在一想，总是一种不正常的预兆。 我历来不相信什么神仙鬼怪，但这些事情确实显得蹊跷。1967年8月3日，第一次长矛大刀的武斗就死了也是高三的胡超亮，那天出发前他向几个要好些的同学交代了好几件事。后来他被捅死了，热辣辣的艳阳天忽然下起雨来。接着是小龚晶，刚上初一的小姑娘。死于车祸老天也下了场大雨。再后来是方天行，初二的男孩，跟着柳州市一车初中生跑去来宾县抢枪，天蒙蒙亮就下雨，他们刚进入就被武装部的埋伏开枪打了，15个进入大院的被全歼。都是手无寸铁的初中生。我和曹副参谋长去处理，武装部的军官们全都无影无踪，据说“九五”命令刚下达，但曹副参谋长说不可能，他们最多只接到电话通知。然后是1968年1月21日，和我住同一间房的莫兆明，原来比我们高一届，因为体格棒游泳好进了自治区水球二队。因为一队夺得全国冠军之后，去香港比赛全队叛逃，他们全部被遣散回来就和我们同届了。那天大清早，我还没醒，他把我叫醒然后告诉我他要去柳州地区文工团借几件乐器，我们的《联合战队队歌》他已经把词曲都写好了，让我起床后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改改。 我当时觉得奇怪，我是夜猫子，他早睡早起，从来轻手轻脚怕惊醒我的。怎么今天却把我弄醒？于是骂了他几句。起床算了。没多大一会老天又下雨了，我心里一惊：千万别有什么事情发生。没多久，果然传来噩耗，兆明被联指打死了！给我报信的正是张大！ 兆明是我们“联战”中的骨干，身体强健，好几种乐器都是高手，作词谱曲都能来。我们所有人开汽车都是他教会的，而且还能修理。成天乐哈哈的，从来没有看见他红过脸，人缘极好，却就这么死了！再一问，原来他和小奇、眯子等走过探矿厂门口，恰好看见两个解放军战士被一群市民围攻，于是上前解围。没料到探矿厂这个联指的武斗据点里冲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对着他就开了一枪，子弹正中心脏，当时就死了。后来我们闹腾了许久，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两个解放军战士也“失踪”了，部队里说没有这两个人。而第一次调查会这两个战士参加了的，虽然什么也没说明白。显然，假如有这两个战士，必然对联指不利而对我们有利，这是上边不允许发生的。现在要打探矿厂，我们的积极性自然可想而知。却不料出师未捷，倒先失了张大。没多久，整个进攻被取消。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算起来，张大已经是我们死去的第五位同学了。 当此战失利后，带队的副手觉得对张大之死有指挥责任。而他自己则刚一下来就对我宣布要辞职，理由是我们现在的大方向不对，根本不应该去进攻别人。我把他训了一通之后，他不服气，干脆躺倒。于是我拜托丘八管点事情。他并非“常委”，因为当初采取“巴黎公社原则”选举联合战队常委时没有选上，但很有头脑，我经常跟他商量些事情，曾经希望把他补选进来，但终于没能如愿。文革前他和张大是同一个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张大是宣传委员。俩人关系十分密切，现在自然十分悲痛。 现在副手辞职的事情他也知道，安慰我道：你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如果不打出点地盘，必定死路一条！他是个书呆子，什么攻打别人？我们的地盘几乎被打光了，造反大军已经完全被打出柳北，要不是廖胡子上来，连谷埠街也要被打光。谁攻打谁？再不反抗我们就被蚕食殆尽。不过没必要顶替他，威信不够，给你当个助手还是挺合适的。还有个插曲，联战一位支队长“老扁”是个独生子，他父亲亲自找我要求帮助动员他儿子离开，眼泪都禁不住了，可怜话说了几箩筐。直至我保证跟他儿子下死命令让他离开柳州，老人家才感激不尽地回去。谁知我见到他儿子还没说正题，这位同学先发话了：“我老头子找你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休想让我离开弟兄们，要不然，你先当逃兵我再逃。我们选你当头头是信任你，要是罗索别的你趁早滚蛋！”此事遂作罢，不过他爹也没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 5月20日晚上，我到林场“工机联”总部开会。我虽然只是中学生的头头，却是这个总部始终担任“三人核心”的惟一一个，在整个柳铁以及柳州市，也是“五人指挥小组”之一，算是说话算数的一个。会上派出去查证的人报告说，在柳州站停了几天的车厢上，裝的是绿色的箱子、有军人押运所以没法看仔细。与会者对于是否是军火争论了一番，最后决定管它是不是军火，先拉回来再说。不必问，我至少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个。经过几天不停地争论，总算有了行动计划，由王反修、李振岭两位组织策划。别看平时激昂的人多，到20日夜晚决定实施之时，却没谁愿意亲自参加行动了。弄了半天，自报奋勇的只有三个人，还都属于无证上岗：司炉小韦去机务段开车头，工务段的小杨负责扳道岔，车站的小李负责摘钩挂上那几节车皮。挂上后直接拉到冷冻厂，那里是我们的地盘，有铁路专用线和站台，王反修和老桂坐镇指挥。各种传说都不实，甚至1983年中央工作组调查结论说“动员数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了八节车皮”也不实，只有三个人干这件事。这个消息也通知了柳州造反大军指挥部，只不过让他们组织人力来搬军火。 21日凌晨，第一次拉到冷冻厂3个车皮是炮弹，押车的军官说你们要来也没用，后面那几节车皮是子弹，要抢还不如抢那些。于是王反修喊他们原车皮送回，火车头第二次开到地方几分钟就把八节子弹车皮拉走了，就连押运子弹车的军人也以为是正常调车行动。就那么三个人，把八节车皮顺利地拉进我们学校旁边的冷冻厂，这个厂只有一个工人参加“联指”组织，早跑了。负责押运的军官跟等候在那里的王反修交涉，那军官说这些子弹是要运到凤凰仓库的，让王给他打收条，否则他没法交差。王反修他们知道子弹是运到凤凰仓库的也就放心许多，还在讨论抢不抢时就有担心怕是援越物资，那样吃罪不起。不过，当时谁也没想过，凤凰距离柳州不过40来公里，怎么停在柳州车站那么多天呢？王按军官的要求写了收条，签名时脑子一转悠就签了“李向阳”三个字。大家见全是子弹却没有枪，多少有些失望。车皮一直拉到列车停在专用线站台上，负责具体实施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桂报告了王反修，王又找来李振岭，然后找我。商量怎么办？我问车上是什么？老桂说全部是子弹，没有枪；共11800箱，1700万发56－1式子弹。老桂说，只有两个车皮还没动，其他的都卸得差不多了。看场面也不觉得奇怪，汽车、拖拉机、人力车、自行车都在装运子弹，男女老少川流不息，特别是那些避难的难民们，比谁都积极。我马上叫停止搬运。看见有老俩口正吃力地企图运走两箱子弹，就劝他们别搬了。他们死活不肯，那老头还教训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 我抱怨王反修没有头脑，怎么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抢起来了？有组织地把武装人员派一些，每个车皮卸掉一批，我们就足够用的了。把八个车皮再送回去，政治上要主动得多。老桂反问道：送回去？联指抢去怎么办？我笑道：我还怕他们不抢呢！只要他们一抢，这个罪名就有人跟我们分担了！其实“联指”的武器有军区在明抢暗送，极可能根本不需要。老桂听明白了，连忙解释说：我给造反大军白鉴平打电话，没想到他们怎么就这么快就来这么多人。听我说“中央一个来电我们就彻底完蛋”，王反修也急了，赶紧问现在怎么办？我吩咐老桂，立即关闭冷冻厂大门，严禁再有子弹运走。然后组织人员把没运走的子弹都装回车皮里，动员大军和工机联各组织，交回子弹，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上交子弹的活动，一定要造成声势。先把还没动的两个车皮送回去，算是第一批上交。 “工机联”总部指挥李振岭到底是转业军人、工人，操着他那一口河南乡音吼道：“交，交个屌！都交了不是就白抢了吗？”老桂说他：“李军长，你放心。现在你就是下命令：不交就枪毙！恐怕连三分之一也交不上来。”王反修接口说：“十分之一也别想。”李振岭恍然大悟，一拳砸在大腿上：“嘿！俺这个脑瓜就咋这笨？刘世清！来，传我的命令，马上发告示，彻底上交！一颗子弹也不许留，违者马上开除！快去！”刘世清立即跑走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立即拉回去的两车皮子弹被堵在半道上，人家不让你交哩！而且，那些进凤凰仓库的子弹都变成“援越物资”了，这在当年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我心里也有些提心吊胆，弄不好中央文革马上就会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组织，那就一了百了。直到王反修找了军管会，好像是曹参谋长点了头，才算拉走上交了。接着，我们到处拉标语、横幅，设了好几处上交站，零零星星不断有上交的故事。这批子弹其实没啥用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合用的枪，我们管兵工造手榴弹的“老太婆”开始研究如何利用里边的火药。但它的威慑力量极大，流言蜚语说八节车厢里装着新式武器。我们的广播站也大喊大叫，把流言蜚语变成严正警告，称谁敢上门武斗必须“自带棺材”。我们甚至在半夜里弄个炸药包在空汽油桶里炸响，然后高音喇叭叫唤称成功地掌握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 22日夜晚，廖伟然带领造反大军几个武斗指挥员，来到铁路文化宫总部。因为副手辞职不干，我自己去了。我们挤在电影放映机房开会，部署攻打探矿厂、粮食加工厂的作战计划。根本不需要解释，拿下这两个地方，市里和铁路就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生存的惟一途径。这个会上只布置各个队伍负责进攻的方位，这时我才注意到，还有博白县造反大军的人。他们坚决要求负责主攻方向，称其人马都在博白的经历过韦国清的屠杀，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复员军人，还有好几个在部队都是特等射手。唯独需要补充几条枪。廖伟然显然很支持，但那时想调枪谈何容易！任何人只要有枪，宁可上战场战死也不肯借枪出来的。说了半天也没用，廖胡子干脆发了脾气，让每一支柳州市的武装队伍，各调一支枪出来。于是李振岭主动宣布借两支枪给他们。总算解决了问题。我偷偷问博白造反大军的那个头，为什么跑到柳州来？他叙说了博白被围剿的情况，坚定地说是部队参加围剿的，“我们看见解放军，都不敢打，他们却进攻上来。有的人就向部队的人投降了，结果他们把我们投降的人交给联指，让联指来杀！”说着流下眼泪来。他又告诉我，他的全家都被杀光了，自己是靠玉林铁路工机联的人帮助逃到柳州的，回去肯定死路一条，只有和你们一起拼了。后来，他们果然成为攻打探矿厂的尖刀。 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打援”，虽然探矿厂已经打死了我们的两个兄弟，莫兆明和张立纬。但为了避免铁路与地方的混杂，廖胡子坚决不让铁路的队伍参与直接进攻。何况，我们联战总共只有五、六支枪，惟一可以得意的是我们有一挺“白管加拿大”轻机枪，是从桂林师院“老多”那里要回来的，只是那枝枪没多少子弹，连试一下枪都没舍得。 散会后我就立即回去调动队伍，定于凌晨六点开始进攻。我回到学校，把所有枪支都调动出来，自己带领上了阵。在铁路医院的宿舍“长大楼”屋顶，不知为什么，眼看就要到点时，我忽然觉得发抖，双手抖得特别厉害，心都快要跳出胸膛了。真正的作战对于我还是头一次，说不害怕绝对是假的。未几，一发白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枪声顿时如炒豆般响起。说也怪，枪声一响我也不发抖了。探矿厂很早以前属于劳改单位，围墙既高又坚固，我处的位置正与之在十字路口的对角，两条路上的情况都看得清楚。它北面是粮食加工厂，也是联指的武斗据点。所以没什么动静。它的西面马路则热闹非凡。我看见连续三个人冲过马路送炸药包，结果连一个人通过的洞也没炸开。而围墙高处却有几个枪眼开始还击，枪声绝对是AK47发出来的，他们的枪确实棒。但看来博白造反大军的家伙没有吹牛，几乎每一个点射就打哑一个枪眼，确实好枪法。 在粮食加工厂这边，同样是西边马路，正在我的脚下不远，柳州市那个被称为“狗牯队”（柳州地方话，意为“混混”）的“青年近卫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进去了，不多会儿便在三仓办公楼顶上烧起一堆火，这表示已经占领。接着我们看见有一群人影利用横列着穿过马路的沙包掩护，逃向探矿厂。我们的枪响了，子弹却不知落在什么地方，那群人逃进了探矿厂。再过一会，一发红色信号弹在粮食加工厂升起，尽管枪声很激烈，四周的欢呼声依旧很清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表示粮食加工厂已经被全部攻下来了。这时，从粮食加工厂方向也发动了对探矿厂的进攻，从火力强度看，造反大军缴获不少，因为他们原来连轻机枪都没有。 我的同班同学“扣鳃”把着那挺“白管”喊我，我顺着他的手看去，也许被“狗牯队”的胜利激励，“红总”和博白造反大军的已经抢先冲进探矿厂大门，那座围墙始终没能炸开。而在更南边马路上，至少有二、三十号人从探矿厂侧面出来逃往二级站方向，也即南边。“扣鳃”问我打不打？无论距离还是角度，都是最佳射击时机。我犹豫了几秒钟，命令道：“算了，让他们逃吧！”寻思着武斗毕竟算不上战争，只要把对方吓跑也就算胜利了，不必那样你死我活。何况，我们还需时时惦记着运动结束后的清算，尽量别打死人总是好事。当时在场的人有抱怨我心慈手软的，但到9月份工宣队、军宣队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刑，一心要从联战抓出几个“杀人犯”以法办却始终未能如愿。 整个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探矿厂连同粮食加工厂，号称“联指”的“钢刀”，据说是攻不下的堡垒，被我们拿下来了。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连成一片，两个多月来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忧心一扫而光，那种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廖胡子的威望顿时高起来了，他文革中并无什么动静，直到“造反大军”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才自报奋勇跳出来当总指挥。这一个漂亮仗打下来，权威变得极大，柳州市任何捣蛋分子调皮，只要说是廖胡子叫的，马上乖乖服从，决不敢造次。 五十五军的曹参谋长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劝阻我们，千万不要进攻探矿厂。除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外，说那个地方确实非常易守难攻，凭我们的实力不可能打下来。据文化宫我们广播站的同学说，打起来那天晚上，她们陪着曹参谋长到文化宫楼顶看那边打仗，他脸色非常难看，一直说你们真不听话，吃过两次败仗也不接受教训。结果战斗结束后他离开时留下一句：要是在部队，你们确实是好料子。最后，我们挨整前夕，孙副军长、曹副参谋长都被关起来了，曹后来自杀了。其实他充其量不过同情我们而已，从未给我们出过什么主意，我们都听说过他当年解放海南岛时是“渡海先锋营”营长，因为弟兄们死得太多，一怒之下毙了几个俘虏，于是遭处分，一直没当过主官。没想到竟然没逃过文革这道坎。 高兴没两天，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站岗的曹大个跑来报告：学校外边马路上，过去了几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背的枪都是铁把冲锋枪，不像解放军那种木把56式，会不会是“联指”假冒的？我跳下床，跟着他跑步到校门口，果然见雾霭中有一个连左右的军人，正向学校西边高坡菜地开去。没多大会儿拉开成散兵线，挖起战壕来了。脑子里顿时涌上各地部队配合联指剿杀“422”和造反大军的故事来。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我接着跑回校内，一边通知大家赶紧行动把枪支收藏好，子弹是收缴不完的，关键是为数不多的那几支枪一定不能被缴了去。一边用自己架设的电话与机务段、文化宫等地联系，却联系不上。看来似乎不只是对付我们铁一中的。 我又回到校门口，那时我们学校附近的厂子如红星农械厂也住满了来自柳北及一些县份的难民。外边已经有不少难民在观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女老少都有。我向部队那边走过去，毛利和几个同学不放心，也跟着我过去，到竹鹅溪那座桥头就被看上去是个连、营级干部的人阻止，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挖战壕？为何不准前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学校四周都有部队，而且工事的朝向是对付我们的。结果他除了警告我不能靠近桥，他们执行紧急军事任务之外，啥也不说。我只好退后。而此时天已经放亮，周围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但看上去这些部队指挥官显然没有预料我们学校及周边居然住着如此之多的难民，有些手足无措。 回到学校被告知，说机务段也被武装部队包围了，其他地方尚不知情况如何。工机联总部所在的林场离我们学校不过几百米，恰好正在散兵线背后。但道路已经被禁止通行，已经过不去了。那时我们的地盘上，任何学校、厂房之类房屋都成了难民营，路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起来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有点低能：一早来到就挖战壕，既然武装围剿却不进入学校；而且根本不与任何人联系或发出警告；等到人群众多了才禁止交通；没有任何有目标的行动却在激怒老百姓。我敏感地嗅到一种阴谋的气味，但看这架势也无能为力。渐渐地，感觉这局面不妙，难民与军人辩论已经初具规模，矛盾正在尖锐化。我不宜留在此地，直觉告诉我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说煽动什么的，即使我一言不发也没用。于是交代毛利，我回我房间的天花板上睡觉，武斗开始时那上面就做了些工事，还有简陋的床位，告诉他不许告诉任何人，有紧急情况你自己来叫我。便溜之乎也。 《年表》记录如下：“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反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P92）临近中午时分我被毛利叫下来，他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里的一支铁把冲锋枪。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严重冲突，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事情的经过，除了少数几个战士出力护枪之外，多数人不出力的。他们把枪横着挂在胸前，摇晃着语录本念念有词，任由你把枪拿走。甚至还有当兵的说：“我入伍前是湘江风雷的，枪你拿去，爱惜些啊！”不少女生都抢到枪了，她们都上缴或者送给说好话的男生了，还有至少两位难民也交上来所获之枪支。后来关押中审问此事，专案组愣是不肯相信我躲在天花板上睡觉，彻底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不过，经过内查外调，确实如此。 大家兴奋至极也不奇怪，那么多子弹正愁没枪哩！有传言说开了：“毛主席刚送来子弹，林副主席就送来枪，真不愧是接班人啊！”这回，所有支队都有枪械了，大家都很威风。但我心里更担忧了，抢子弹的事还没完，又抢枪了，真不知中央会怎样收拾我们。转念一想，只能听天由命了，无论中央怎么办，总比让韦国清收拾我们强。部队既然撤了，总部的电话也通了，我赶到林场总部所在地，没几个人，都在眉飞色舞地讲述抢到枪的事情，这才知道我们所有据点都被包围了，也都经历了与我们学校差不多的过程。 我觉得，当我们刚取得一次进攻胜利后，部队就直接出动“强行收缴”。而在数月之被进攻中，即使南宁、柳州“联指”抢了万余枝枪及大批弹药，军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采取强行收缴之类行动。我们在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我们。还不止如此，《年表》记录如下：“27日 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广西“422”至少从1968年2月起，面临着的是广西的官方、军方、民兵组织以及“联指”的联合武装围剿与杀戮；而这些显然得到中央和广州军区的支持。广西的做法，也许正是一种实验，是举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先声。黄永胜至少是知情而且支持的。在三月时他升任总参谋长，而莫名其妙地杨、余、傅忽然被说成我们的后台。须知当初“联指”用来对抗周恩来“824”讲话的，正是“余立金讲话”。并且，配合着广西的屠杀，康生接二连三宣布《今日的“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有黑后台。在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学生写的时，他直接叫唤：“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然后把支持“422”的省级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接着把谢王岗、袁家柯宣布成“国民党特务”；甚至连柳州铁路局书记张炎也被逮捕，说他操纵一派，也就是操纵我们。其实张炎自1967年冬天就躲到北方避难去了，压根儿没有任何言论或行动。何况，即使他想指挥我们也没可能性，那时，我们狂傲得就像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目空一切，根本不可能听任何人的。 过去我们只是根据现象判断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操纵联指武装消灭我们，而且直接把农村的基干民兵武装起来参加联指组织，直接进入县城消灭各县的“422”或造反大军组织。拿下探矿厂似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联指”。于是我们在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我们的文字证据。白鉴平似乎对这些证据重视不够，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中央肯定获得了这些文字材料，其实谁都知道中央还有众多耳目隐身蹲在广西，他们不会白吃饭必然密报广西情况，韦国清也提醒联指注意这些人，他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毫无反应。我始终坚持认为，以韦国清的为人，他根本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去对抗中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上边包括中央任何一个机构都了解的，他们默认这些行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上报材料，而是要立即把它们公布于众，印成报纸广为散发，“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留下点东西，不至于将来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分歧，白鉴平又掌握着这些难得的资料，他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这个意见基本没被理会。 后来统计了一下，我们联战共获得四十多支枪。更重要的是，整个造反大军、工机联得枪数百，有了子弹再有枪，对“联指”的震慑作用无可比拟。加上“联指”自己并不明智的夸大，拼命广播、宣传说被抢了几千支枪，更使得他们自己恐慌不已。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许多地方农民都说，那时武装部叫基干民兵去围剿柳州的造反大军，听说柳州造反大军抢得了很多武器，还有飞机大炮，结果大家都不敢去。 在决定攻打探矿厂的时候，就确定打下探矿厂以后接着进攻探矿厂后面的二级站等联指据点。现在有了枪，这个主张更成了上下一致的强烈要求。26日，在探矿厂由白鉴平、廖伟然主持作战会议，我去参加了，决定当晚开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红星农械厂，廖伟然亲自指挥。我们负责攻打红星农械厂隔壁的医药站仓库，我回到学校，几个支队都要求参战。我考虑了一下，只需要一个支队便可以了，其他支队作预备队。于是“袁猴”和“余修”率领的一支队坚决不肯预备，宣布说，“张大”是我们支队长，就是给这个医药站的冷枪打死的，报仇的责任只能一支队完成。别的支队便没话说。 夜里八点，战斗准时打响。我看了天气，满天星斗，万里无云，暗自高兴，只要不下雨就不会死人。打探矿厂就是好天气，我们今天看来应该顺利。枪声一直没停，间或还有爆炸声。因为近，大约九点多，我按事先的约定走到农械厂，见廖胡子正在手摇电话机上吼叫。没多久，叫唤完了。我问情况如何？他说还不坏，隔壁的院子已经基本拿下，正向纵深发展。 聊了一会，忽然一声巨响似乎就在身边，接着旁边一棵锄把粗的苦楝树“巴嘎”一声断掉了，我本能地举双手护住头。廖胡子笑道：“要是打中你，连爆炸声你都享受不到。现在蒙头太晚了！”我看他连动都没动一下，不由得十分敬佩。农械厂的于老三闻讯跑来，打着手电找到那个弹坑，离我们不过两三米远。廖胡子一看，骂道：“妈的，他们不用抢，‘八二’迫击炮都有了。好彩打在这个坡底下，要是歪一点打到坡上头，我们两个都报销了。” 不断有消息传回来，也有人回来请示廖胡子。我最关心一支队的情况，回来的人却称根本不知道。来来回回都靠翻围墙，倒是在医药站仓库的围墙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可以让人进出。我继续等待消息，却毫无动静。后来在探矿厂后面的战斗地点发生了一些问题，廖胡子被车接走了。又过了一会，一个人翻围墙过来，却踩响了我们自己埋设的土地雷，一声爆炸，那人倒在地上，接着又爬起来。我听见涌上前的几个人中，于老三喊道：“袁猴！”我连忙冲过去，扶着他问：“怎么样？”他说道：“他妈的，什么破烂货，炸得老子腿痛死了。”守候在另一边的几个医生、护士跑上来，几乎是硬拖，把他拖到医疗站。我把于老三骂了个狗血喷头，明知道要从这里发起攻击，却不把地雷排除。于老三大喊冤枉，下午已经排除而且清查过的，怎么会漏掉一个？到战地医疗站，医生告诉我说没事，筋骨都没有伤，只是小腿肌肉被弹片啃了一口，已经打过破伤风针了。我知他无大碍，便讥笑道：“猴子也有肌肉？”他歪在椅子上让护士包扎，也反唇相讥道：“猴子是你老祖宗，没有肌肉你就只有鸭肉了。” 细问之后，才知道，一支队的弟兄们已经打过外贸仓库去了。完全占领，根本没人守卫，所以没有伤亡。现在正在清理战场，休息待命。马路东边也被红总占领，一切顺利。我看看表，差不多午夜一点了，于是叫“毛利”打电话给廖胡子。没想到廖胡子破口大骂：“占领了外贸仓库，为什么不打红色信号弹？差点自相残杀！”我转身责问“袁猴”，他才说，信号枪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我只得给廖胡子连解释带赔礼道歉。最后，他命令说，今天到此结束，休息并安排好岗哨，明天继续进攻二级站。我愣了一下追问：白天？他说天一亮就打，趁热打铁！我说与其明天白天打不如现在接着干，我担心大白天伤亡肯定不小。廖胡子根本不容我多说，干脆利索地命令道：“我是总指挥，明天天亮开打。”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沉思不语。“袁猴”一边喝绿豆粥，一边说着作战情况，眉飞色舞的。原来我们进攻了许久，居然只是几个进城农民在守卫这两个据点，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尼龙袜、塑料凉鞋。市里“红总”把他们都收拾了，我们根本没捞着真打。放那些枪和手榴弹响，都是自己给自己壮胆的。第二天中午，我亲自率队进攻时，看见两具用竹席盖着的尸首，掀开一看果然是这身打扮。原来两个据点总共只有十几个进城的武装基干民兵，除这两个阵亡的，其余都逃跑了。 没多久，“少奇同志”下来请示，支队长“余修”问怎么办？我告诉他，“袁猴”有伤，回学校休息，其他人就地休息，注意派好岗哨。明早二支队上来接防。由于和我们一起进攻的还有柳州市“柳江风雷”，他们全部是初中生， 67年9月6日凌晨，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被埋伏的县武装部干部打死15人，几乎全军覆没。却不料因此参加的人反而竟多了，以后就成为市内初级中学联合的学生组织，据说他们还不收高中生。因为15个死难者里有我们联战的方天行，而且全部埋葬在我们学校，于是这支队伍很愿意和我们一起活动。我告诉“少奇同志”，跟“余修”说一声，照顾一下“柳江风雷”的人，无论如何他们只是初中生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支队不肯下来，于是二、五两个支队没法上去。二支队其实是我们的兵工厂，厂长就是“老太婆”。他们1967年8月武斗期间就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手榴弹和子弹，这次抢得子弹却没有枪，于是他们与柳州机车车辆厂合作，正在研制我们自己的冲锋枪。没想到“525”那天他们也弄到几枝冲锋枪，于是对于从来没有资格上战场提出异议。我已经答应他们和搞后勤的五支队凑合起来接一支队，攻打二级站的，现在一支队在前方不肯撤下来，他们就要求参加进去。我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全都挤在那么一小块地方作战，坚决不批准，他们只好不断来请战。天亮时“袁猴”上去督促一支队撤下来的，结果他成了“肉包子打狗”也坚持在前线了。 直到近中午时分，我跟廖胡子通电话，他已经知道二级站相当难啃，马路比较开阔，那边围墙又很坚固，始终炸不开口子。打算暂时停止攻击，以避免伤亡。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二级站里发射的迫击炮已经有好几发落在我们学校里，我们还没有这等武器。于是我从农械厂摇电话，告诉“袁猴” 攻击已经停止了，把一支队撤下，我带二支队上去接替警戒。他争了一会，终于服从了。我把二、五两个支队一共12支枪带上去，接替了一支队。柳州市也把“柳江风雷”替换了，是另一支杂牌军顶替，其中还有几个扛鸟枪的，真正是指望“鸟枪换炮”的一伙。他们知道二级站里驻守着“联指”的精锐部队，比较难打，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的武器精良，都指望缴获几支好枪，最好是那些迫击炮。因为我们没有重武器，而“联指”连四管高射机枪都有许多挺。 到前边，隔着马路，“袁猴”给我讲解了对面的情况。那里的片石围墙非常坚固，我们冲过去放了几次炸药包，只炸开一个小口子。我观察一下，发现那个小洞顶多只能钻过去一个人，而且还非常勉强。惟独感觉安慰的是，我们没有人受伤。据说那小洞是“柳江风雷”送上去的炸药包炸出来的，送炸药包的回来时中了一枪，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过了没多久，柳州市过来一位领队的，说他们决定不理廖胡子的命令，自己先干。我表示怀疑，他自称是侦察兵转业的，看情况对方可能正在撤退，再不进攻就让对方逃跑了。二支队带来好几发我们自己研制的枪榴弹，于是打了过去，在那边院子里爆炸之后并无反应。柳州市的那位仁兄，说话间已经派出一名爆破手，冲过马路，把炸药包塞进已经炸开了的那个洞里，接着沿围墙跑开躲起来，显得很有经验。爆炸之后，那个洞变成一个豁口。趁着烟尘未散，我喊了一声“冲！”就带头冲过马路。到豁口旁边，二支队的“老油子”不知啥时居然抢到我前边去了，喊了一声：“我先过！”就钻进去了。我跟在他身后进去，一座座仓库静悄悄的，我意识到：对方真的跑了。“老油子”不理任何事，对着任何可疑的地方就开枪，跟进来的其他人也照样办理。我马上布置分开成几个小组，搜索前进。 整个二级站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柳州市那位仁兄一边发射红色信号弹，一边骂廖胡子笨蛋，害得他们白忙一场。那几位指望“鸟枪换炮”的，更是抱怨不已。未几，“雄头”他们过来，要求继续追击，冲过东站那边去。我叫他和“老油子”一起先侦察一下情况，大中午的，万一有埋伏就惨了。他们应声去了。没走多远，跑出来几位家庭妇女，手舞足蹈地大喊：“他们都逃跑了！联匪都逃跑了！往鱼峰山那边跑了。”我一听，立即告诉那位仁兄：“你快报告廖胡子，另外，你们的人留在这里打扫战场，我们先追过去。” 我们追到东站旁边，迎上来一群老老小小，抬着米饭、菜肴，还有开水。一位老太太，硬往我手里塞咸蛋。他们七嘴八舌地诉说苦情，我也没听清他们到底说些什么，但那种箪食壶浆的场景至今难忘。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跟这些人周旋，继续追击到东站大门口一带，我恐怕孤军深入，下令停止追击。其实什么也没得追，不过自己跑，人家逃跑得更快罢了。廖胡子看来在我们报告之前就得到报告，柳州市那边也出击过来了。“红总”比我们稍微神气一些，绘声绘色地告诉说：他们在拿下五金仓库之后，什么对手也没遇到，却不想“联指工交兵团”的送饭车来了，有红烧肉、青菜、豆腐、米饭等，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一个劲地招呼吃饭。于是他们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还不敢贸然吃，于是命令俘虏先吃然后再自己享用。可我们饥肠辘辘，直羡慕他们的运气。 在正对鱼峰山的鱼峰大道上，我们领教了“联指”架设在山顶上的机枪“问候”。于是柳州市“红总”决定扑过去，直接攻打鱼峰山。我通知我们的人回学校填肚子。但对方显然清楚，孤立的鱼峰山是无法守得住的，只要包围不用进攻，必成瓮中之鳖。于是还没有等攻击发生，他们就撤了。红总和造反大军的队伍一路向东追击过去，这样我们虽然失去了全部柳州江北地区，但在柳南却把铁路与地方连成一片，最重要的是，我们控制了粮食、肉类、生产物资的储备地区。双方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如果没有农民进城这个因素，我们其实还占优势。 问题接着来了，在铁路这边联指控制了铁路医院，连同技术馆。另外还有小鹅山，不断打冷枪。有一个小插曲：铁路“联指”有一个武斗干将，名叫陈德威，抓人打人十分狠毒，因此我们这边的人们都恨之入骨。有一天他被机务段我们的人抓住了，同样遭到毒打。我知道时他已经遍体鳞伤。于是下令接管，由九支队派人把他弄到我们学校。我看他伤得不轻，亲自带领九支队几个弟兄武装护送，去请著名的跌打专家苏医师。没想到回校路上遭到“联指”伏击，对打了一通“联指”的人撤退了。虽然无伤亡，但却把苏医师吓得不轻。特别是当他到达学校，知道是为陈德威医治时，气得一塌糊涂，坚决不干。我费了老半天劲才说服他，给陈诊断、下药。陈并没有伤及筋骨，见他被关的地方没有蚊帐，我又做了安排。整个联战在文革中是不准打人的，据说还是有人犯纪，但毕竟不严重。这也使后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感到不可思议。后来陈逃跑了，回到“联指”那边反而被说成叛徒，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成了逍遥派。 直属铁道部的柳州铁路机车车辆工厂一片地方成立了第三指挥所，他们自己决断自己行动在5月26日夜晚攻下了小鹅山。另外还有马鞍山，联指控制这座柳州市的最高山，架设了高射机枪，不断向我们的地方扫射。不时听见有行人被击中甚至击毙的事情。受到威胁最大的还是柳州造反大军，他们的居民集中区谷埠街一带，直接被马鞍山上以及柳江对面的“覃连芳大楼”上打过来的机关炮威胁。于是柳州造反大军与铁路工机联总部联合决定，拔除技术馆及铁路医院、马鞍山两处据点。使柳铁地区与“钢联指”以竹鹅溪为界，柳州市与联指以柳江河为界，对峙到中央解决问题为止。 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柳州军分区5月29日在柳北的柳州饭店召开地区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王司令员下令：“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动手。”郭政委作总结，会议决定“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大刮十二级台风”。此次会议散会后，各县革委会主任或待成立的准主任，组织各县民兵开进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在各自县份，则滥杀“五类分子”及本地“造反大军”群众，后来中央工作组统计，被杀害者达7659人。我们更不知道，当天中央文革同意韦国清等领导人赴京汇报，讨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五月三十一日夜，柳州市负责进攻铁路医院，据侦察，医院里驻扎着由各地联指调来的复员军人为主的最精锐部队，武器配备也极好。技术馆驻扎着名义上是我们学校“东方红公社”的学生，我们清楚，他们不但人少，而且都是些只会听话的角色，主要的还是外边的武斗人员。会议是我参加的，联战负责正面主攻技术馆，铁路上其他队伍从侧面攻击。我安排驻守文化宫的一支队把我们仅有的一挺马克辛水冷重机枪布置在文化宫楼顶，压制技术馆和铁路医院的火力；其余的人马与九支队、五支队一起按计划摸进技术馆与铁路医院之间的铁路第五小学。两支队伍都由我带领。 要攻打技术馆的事在我们的队伍里属于公开的秘密。人人都盼望参加这次作战，最典型的数汤姓两兄弟，我们叫他们为“大、小冰棍”，我亲自找他们做工作，大意是俩只能上一个，万一两个都报销了，你们汤家就绝后了。没料到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绝了活该，你要不给我上阵，我就先嘣了你！”结果是安排他们一支队驻守文化宫，随时待命。 半夜，眼看快要打响时，我又开始发抖，而且越抖越厉害。脑子里非常矛盾。万一死人，我是否对得起这些弟兄以及他们的父母？可是如果我们束手待毙，死的人就会更多！广西各地已经发生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明白，必须拼死一搏，才会有那么一线生机。也才会有如此热烈的要求参战的事情。不由得想起“老扁”的父亲恳求我的样子，现在他们就要主攻技术馆，心中的滋味实在难以言谕。 一发信号弹升起，首先是医院东边响起激烈的枪声。我立即感觉不妙，因为战前布置是分头摸进去，以偷袭方式解决问题的，这枪声说明原来的布置已经失效了。而我们的五、九两个支队正摸到铁五小，万一暴露，他们将被两面夹击，而且在低洼处。我赶紧摇电话，九支队的副支队长“闯将”接的，他告诉我两个支队分别在球场两边的教室里，整个铁五小没有一个人，现在五支队也上来了，占领了靠近医院的那栋办公室。三拨人马被一个足球场分割成三块，非常不妙。我告诉“闯将”，交代大家都不要暴露，我亲自上去。“闯将”一听就急了，叫我千万别上来，不然失去与其他部分的联络和指挥，更糟糕。 我处的位置与他们所在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米，但只有一个不足一米宽的土埂连接，两边都是很深的水塘。这道土埂又被医院以及联指占领的铁路局大院两边火力控制，来往很危险。我觉得上去确实用处不大，这时与总指挥部间电话通了，我急忙问医院东边是怎么回事？留守指挥部的王某告诉说，红总的队伍刚摸到医院旁边的木材加工厂，与“联指”的队伍遭遇了。看来他们正打算摸过来进攻粮食加工厂，于是交上火了。估计技术馆那边未必知道我们的计划，但最糟糕的是从竹鹅溪旁边摸过技术馆西边的那支队伍没有联系，他们的电话还没架设好。而摸往技术馆斜对面的机务段的队伍，也还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同时到达，对技术馆的进攻就没法开始，但拖延对我们显然不利。 我脑子里马上涌出来两个方案，一是我们自己马上进攻技术馆，拿下技术馆也就切断了医院以及进攻木材加工厂的联指队伍的退路。但我们的队伍总共不到三十人，未必吃得下技术馆；二是把人马撤下来，对技术馆进行火力攻击，使对方恐惧然后肯定会撤退原来打算进攻的队伍，甚至把医院、技术馆也撤了。第二方案如果凑效，是最理想的结果，至少不会牺牲人员。 还没等我拿定主意，电话响了，拿起来一听，是机务段的队伍，他们已经摸进了铁五小旁边的局长宿舍院里，照例是空无一人。我顿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联指不乏军队转业干部，甚至很可能还有现役干部，怎么在鼻子底下就如此大意，连一个岗哨都没有？会不会是个圈套？如果是，那我们已经被装进去了。特别是铁五小，他们一进攻完全可以把我们打得狼狈不堪。想到此，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摇电话，打算通知“闯将”他们立即炸开围墙，转移到地势高一些的局长宿舍院子里去，与机务段的队伍合并。但电话不知何故已经摇不通了。 其实什么都晚了，技术馆和医院那边枪声响成一片，不时夹杂着迫击炮弹的爆炸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通往铁五小的土埂已经被机枪扫射所封锁。从电话里得知，“红总”的人曾经攻进医院，但又被打出来了。不知何时，“闯将”已经被人带到我身边，浑身湿淋淋的。我叫他先换衣服，他却说没时间。接着把冲锋枪推到背后，告诉我，现在铁五小内我们的人已经被火力压制，除了东边还可以对医院射击以外，其他人都只能躲在教室的角落里，只是不用担心，什么伤亡都没有，联指也不能攻过来，因为那个球场太开阔了。 然后我们上到二楼，最东边的山墙早就打开一个大洞，只是医院常打冷枪过来，所以用一张八仙桌挡上了。他把八仙桌拉开一半，我们俩从洞口看下去，他指着现场告诉我情况。忽然两声枪响，一听就知道是苏式步骑枪打的，“闯将”头上戴着的铁路大盖帽被打飞了，我的头上洒满了灰沙。我们身后的墙上有两个弹孔，看上去是两支枪同时发射的。“闯将”骂了一声，接着说真他妈的好枪法，两百米开外还这么准！ 我摇电话叫文化宫楼顶上的马克辛重机枪压制住医院的火力，他们说根本看不见火力点在哪儿，只能压制技术馆的。这时天已经大亮，“闯将”又要回铁五小，我叫他千万叫大家都不要急，“联指”肯定不敢攻过来，轮流监视就行了，一定不要动。又关心他怎么过这个土埂，他回答，没什么，注意点就是了。我从二楼北面厕所窗户看下去，只见他三拐两拐，都是两边打不到的地方，然后下塘，举着枪沿土埂游泳到中间那个涵洞钻过去，继续利用土埂掩护，平安到达对面。 没多久，局长宿舍那边老任来电话，说那里的二楼已经被炸塌了，不光有迫击炮弹，还有定向炸药包。他们已经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我只能让他们死顶，注意不让对方偷袭，一定要守住，不然铁五小就很惨。带队的任树德答应了，并保证一定守住。这仗越打越窝囊，枪弹、炮弹都落到我所在的前沿指挥部。而肖联保率领的队伍至今没有联系上。 接到通知，我从前沿指挥部赶到文化宫总指挥部开会，竹鹅溪对面的枪弹扫得我几乎无法离开。不知是否发现有人要过去，溪那边枪打得更勤了，我根本无法通过两栋楼之间的空地。“毛利”赶紧会同两个女将，拖了一挺轻机枪到楼房西头掩护，这时我忽然发现五六只鸭子，它们竟然站成一行，躲在一棵大树后边。聪明的小精灵，居然知道那枪是从哪边打来的。听见“毛利”他们的机枪响了，对方显然被吸引，乘此机会，我飞快跑过危险地带，到了文化宫。 会议在电影放映室进行。王某报告了肖联保那队人马的情况，他们按时摸到技术馆后边，因为电话线没有拉上，无法报告情况，于是隐蔽在民居里。直到天快亮才派一个人回来报告，而王某接到报告居然没有告诉我这个前沿指挥！我把他好一顿骂，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居然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柳州市那边更糟糕，“红总”市三中部队八个人躲在一个大坑里，没料到一发迫击炮炮弹恰好落在坑中间，全部阵亡。“青年近卫军”两名战士，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双方都没有能力进攻，整个战势成胶着状态。我始终最担心铁五小内我们的弟兄，他们始终被压制在低洼的地方，幸好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我暗自寻思，只要不下雨，我们大约不会有伤亡的。 廖胡子看来很伤心，三中部队阵亡的几个人，全都是他的能干部下，却意外地死于盲炮。他暴躁地命令他老婆，也是部队转业的上尉军官，立即回去亲自把那一箱四零火箭弹搬上来，一定要轰掉医院那个堡垒。拔掉这个钉子，医院就可拿下来了。最后商定，只要医院攻下来，立即全面发起攻击，端掉技术馆。 回到前沿指挥部，已经下午。“毛利”告诉我，机务段的林某在指挥部北面趴着，过不来。竹鹅溪那边的火力太强。林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进机务段当了火车司炉。我到楼房北边厕所窗口一看，他趴在一棵脸盆粗的大叶桉树旁，离房屋只有三米多远。但竹鹅溪对面显然已经发现他了，枪弹不断落在附近。我一看情况就知道这小子窝囊，不然这三米距离无论如何都可以冲过来的，现在趴在那里反而不利。 过去摇电话，责问任树德为什么让他跑回来？任开始不说，后来才答复是他自己被炸怕了，坚决要撤退的。我于是交代“毛利”，设法把那间厕所窗台下部打开，弄一些东西遮挡，然后把他救回来。如果不行，就弄一包合适的炸药，炸一个洞。“毛利”答应了。我便离开到指挥部的房子里，电话询问医院那边的情况。 没多久“毛利”来报告，说林被打死了。“毛利”说，他看来吓傻了，喊他不要动，他总要抬起头来催我们快点。叫他不要抬头他还要抬，结果给竹鹅溪那边一枪打中脑袋，完蛋了。我跟着过去一看，那个脑袋已经缺了半边。战场往往如此，缺乏冷静的代价是生命。但是，这样的武斗又是为了什么？ “闯将”又从铁五小跑回来，衣服照样湿淋淋的。这身衣服已经湿了两次了。我连忙问那边的情况，他告诉我，五支队趁着还没爆炸就把联指发射的一个定向炸药包扔到围墙脚下，结果把围墙炸垮了一个豁口。于是跟局长宿舍打通了，他们可以来往两边，情况好多了。其他弟兄们一切安好，联指不敢进攻的，我们在两边卡住球场，他们过不来。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任树德没告诉我这个情况？他笑了，他们在最西边那栋楼里，根本过不来，哪里会知道这边的情况？ 再问一下，他说，弟兄们一天没有东西吃了，就是饿，要是有吃的还有水，那么再守两天也没问题。说话间女将“跛子”端了一碗刚煮好的面条来，他立即接过来狼吞虎咽。再过一会，“毛利”和另一个女将拿来一个塑料袋的包子，还有几个行军壶的开水，准备给他带回去。“毛利”坚决要跟他去，两位女将也要求跟去。“闯将”说，你们不会游泳，去不了。最后，“毛利”跟去了。枪声骤响，子弹打在水面和土埂上，看见“闯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由想起林某。战场确实有许多奇妙的东西。 柳州市那边看来很不顺。医院那座堡垒，其实就是大门上边突出部的房间。下边是空的门厅。它三边空旷，可以封锁我们所有进攻路线。廖胡子的老婆冒着生命危险把四零火箭筒送到前边，没想到只有两发底火。“红总”的业余水平发射了两发，全都歪到一边去了，那座堡垒依然封锁着他们的前进路线。“闯将”要求我们不理会柳州市那边，自己发动进攻，打进医院后边的家属区，切断守在医院的“联指”退路，然后逼他们投降。我没有同意。因为这只是武斗，不是正规的战争，熬过最艰难的阶段，他们必定会先眨眼，接着会后撤。只要别死人就阿弥陀佛，没必要把他们往死里打。 下午四点多，文化宫来人告诉我，副手说我已经打了一天一夜，叫我下去休息，他来接替指挥。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并非别的，只在于他终于明白过来了。眼瞧着此地必是相持状态，于是我回到文化宫，开上那部嘎斯69回学校去了。当然跟他说些鼓励的话。谁知到傍晚时分传来消息，说我们已经攻占技术馆了！我马上跳上车，带着副手，还有后勤的几名女将，管后勤的老龙从来没让人担心过，装着他准备好的烧肉、米饭、菜汤，车子塞得满满的，发动起来就出发了。 自从我们攻占二级站以后，这才发现“联指”为什么一直盘踞这些地方作为据点。这一片地方有医药、外贸、石油、机械等许多仓库，各种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烟草、白糖、酒类、药材、土特产等。九支队马上弄回来两部苏联产“乌拉尔－2”边三轮摩托车；后勤的老龙他们则发现了白糖、酒、牡丹香烟；机务段那帮人用人参煮面条，结果太难吃便倒掉了，被住在机务段的老人连汤带面一起刮干净；任树德还弄了个犀牛角刻图章。这股砸抢风直到我下令老龙率领六支队查封各仓库才止住。后来市内红总的人发现水池里有几条出口香港的娃娃鱼，每一条都有几十公分。开始不知道是啥，吓了一跳，经难民中有人指点，弄到食堂加菜吃掉了。 到文化宫时，见到“余修”。他并不很高兴地对我说，有点怪，我们从局长宿舍摸过去，没有任何动静。一直摸到技术馆，空无一人，他们全部自己撤走了。还有，竹鹅溪那边也撤走了，整个铁路局大院全都空了。是住在那边的居民来报告的。我们派人过去，真的全撤走光了，“袁猴”他们还在搜索，叫我回来跟你报告一声。我立即上二楼工机联总部，老桂守在那里，也报告了同样情况，并补充说，“钢联指”全部撤到柳北去了，现在用车皮把柳江铁路大桥给堵死了。 我立即判断，肯定是广西军区有指示给他们的，目的是以中断铁路运输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军区会向中央报告，说是我们中断铁路运输的。于是老桂开始紧张，我叫他赶紧派人把王反修、李振岭找来，并立即通知白鉴平、廖伟然，马上召开联席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老桂马上照办了。认真回想起来，这个傍晚是我在整个文革中头脑最清醒的时刻。大约晚上七点，在探矿厂造反大军总部，紧急会议召开了。白鉴平开始打官腔，首先庆祝胜利。我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胜利，如果硬打，我们未必打得过人家。现在他们主动撤退是个阴谋，目的是给我们栽赃！我们必须弄清楚详细情况，现在就必须确定紧急措施、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占领再多地盘也没用，中央一旦下个文件，我们肯定完蛋，预期的“求生存”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按照目前中央废黜老造反派的趋势，这种情况很可能马上发生。 白鉴平反驳我说，没理由凭想象散布悲观情绪，中央是不会抛弃老造反派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听信军区的报告。王反修、老桂则支持我的意见。争论还比较激烈。廖胡子后来发言，他说我的意见有道理，即使没有那么悲观，即使中央还继续支持我们，我们总得有相应的措施，总不能听凭军区谎报军情。从作战情况看，联指根本不是战败，继续打下去我们未必能打赢。他们突然全部撤退到柳北，里面绝对有阴谋。他说完之后，逐渐地多数意见站了过来。白鉴平说：你也不能光讲形势，有什么高见说出来我们听听。 我要求立即以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严正指出“钢联指”主动撤退柳北并中断铁路交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第二，马上组织武装纠察队，维护社会治安。对于任何私人住宅，无论观点属于哪一派的，都不许抄家、抢劫财物。任何组织未经总部批准，不得自行强占铁路局的任何单位。否则武装纠察队将予以严惩；第三，立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恢复柳南所有厂矿的生产。铁路由工机联负责，今晚就组织通车工作，柳北通不了就通南宁、贵阳，客、货运输都开通；第四，立即通过柳铁军管会向联指发出呼吁，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如果“钢联指”的人愿意返回柳南恢复铁路运输，热烈欢迎，保障人身安全决不伤害任何人。第五，马上组织恢复商业单位的供应工作，建立粮食供应系统，保障粮油供应，实现柳南地区社会稳定。 这些意见马上被通过了，接着散会，分头去落实。 我们回到文化宫，接着又开工机联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各单位分部全部回驻本单位，恢复本单位的正常生产，保护本单位的所有公、私财产，特别是撤退到柳北的“钢联指”人员的住宅；机务段、车辆段等原来住有地方难民的，要尽快动员他们搬出去，现在地盘大了，可以住进二级站、学校等有空房子的地方去，力争全部撤离铁路单位；马上由老桂组织运输系统人员，建立通车指挥部，尽快恢复通车，越快越好。王反修负责与铁路局军管会联系，经过他们呼吁“钢联指”人员返回，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 柳州铁路分局“工总”在老桂的率领下，马上开始了恢复铁路运输的工作。柳铁军管会在曹参谋长的亲自关照下，给通车以全力支持。尽管有生命危险，火车司机、列车乘务人员踊跃报名要求出乘，机务、车务、工务、电务、车辆、调度等部门也全力投入工作，很快我们就开出第一列旅客列车，往湛江、南宁方向。往贵阳方向的旅客列车也准备开通。 但我们显然斗不过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第一趟列车还没开到黎塘，就被他们命令“联指”以武装民兵的名义截住了，他们用枕木拦住轨道，还插着毛主席画像。我们的所有人员，包括随车的军管会人员、柳州分局“工总”负责人都被扣留。接着，往贵阳去的列车开车仅行进了一个区间，就被“洛满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民兵拦截了，他们自称奉广西军区、革筹的命令，要搜查武器，防止外流。尽管搜查结果并没有任何武器，也不准列车再开动一步！ 最后，广西军区与革筹干脆于6月12日发出通告：“哨卡是在县革委会人武部统一领导下，由民兵对不明身份的来往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明确命令各地农民可以拦截火车以防武器外流。而当时的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截车船，破坏交通运输”的。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必须加在我们头上！ 6月13日，中央关于恢复柳州地区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通知下达了。那个通知含糊其辞地指责破坏铁路运输，并要求立即恢复。这意味着，这个屎盆子已经在我们头上悬着，随时都会扣下来。我们当时流传一句话：中央文件无效，要等注解出来才有效。指的就是这一点：广西军区命令设立的哨卡堵着铁轨，“联指”的列车压在柳江铁路桥上，在军管会的协调下，代号为“45号”的援越物资列车一来，铁桥两边都会撤除障碍，那些列车确实畅行无阻。我曾经对曹参谋长说：既然“45号”列车能畅通，别的车也应该能通。他不置可否，只说试试看吧。其实，真要恢复通车，只需给广西军区一个死命令就全解决了，犯不着下达这个不着边际的“紧急通知”。 6月17日，周恩来为首，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我们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这是令任何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理解的。 我们还不到二十岁就亲身体会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含义！ 这一下便镇住了其他各县的民兵队伍，他们人心惶惶，再也不敢冒犯柳州了。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各地，才得知那些农民们传说得更玄，廖胡子变成妖魔鬼怪，武装部给补助也拉不起队伍来。后来发生的南宁、桂林、梧州等市的大屠杀，唯独在柳州没有发生。这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天知道是巧合还是计划，6月18日联指发动了反攻。东边的攻势因为前一天鹿寨民兵的土崩瓦解而变得风平浪静；南边的象州发表“严正声明”之后也无动静；北边有柳江阻隔，攻不了；只有西边由柳州市、柳铁以及南宁等地来的“志愿军”攻得厉害。而这边恰是我们铁路地区。他们占领了铁路木材防腐厂之后，也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立即在这个方向布置了防线。 副手恢复了昔日的活力，重新担负了联战的指挥责任。我则更多地参与柳州市和柳铁的联合指挥部工作，忙活了一阵通车白劳之后，我的心更多地操在如何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局面之上。我经常寻个空子到“丘八”和“老头子”那里去聊天，大家都很关心形势，而且他们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有更多的思考。“老头子”在反对倒旗协议时期与几乎整个联战意见相左，许多人甚至要求我批准开除他。我拒绝考虑。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意见，除了证明自己怯懦之外，还表示我们没有真理。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错了，我们就应该坦荡荡地服输。另一方面，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证明他是一个想问题的人，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而“丘八”则是我的盟友。早在文革前，因为他是先天性色盲，理工科大学不准报考，所以他初中便开始钻研文史哲。我虽然以几何与物理见长，但也不乏文史方面的兴趣，更何况我管着图书馆的事务，我们便经常讨论、争论。现在我跟他们两个经常分别进行讨论，只是对文革的看法。我们一致的意见是，文革肯定搞错了，在我后来被批斗的“恶毒攻击”言论里就有“文革上不了史册”，这是我们几个的共识。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中央现在正在开始清算造反派，毛需要为文革的正确寻找替罪羊；“丘八”同意我的一半意见，但对“找替罪羊”仍不敢确定；“老头子”则把文革的一切荒唐都归罪于江青，更隐蔽一些的，还有林彪。他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便没有那么多隐蔽，直接告诉我和其他一些同学：“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 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还有，我必须考虑如何争取更好的处境。在总部的会议上，我不只一次提出必须搞好宣传舆论，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使我们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还可以把真实散布于群众之中，以后总会有人记得。白鉴平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从来没行动。1967年他在北京住了大半年，有一些“通天”的渠道，把我们缴获的许多文字，军区布置武斗的文字材料全都用于“告御状”去了。每一次告诫，换来的都只是相信他有办法的承诺。我知道他的上告肯定能告到至少中央文革那里，但中央文革其实不过是毛主席的办事组，他老人家已经决定扑灭我们了，你还指望什么？在一次会议上，我发怒了，指着白的鼻子吼道：“白老眯，我告诉你，中央只会在造反派中选择个别人来代表这个势力，做个样子。其他的都在打击之列。但愿能选到你！” 不过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我在联战中同样是一言九鼎的，于是布置所有能写的人才，交代任务。我们有自己的报纸，还有印刷厂。同学们早就能够自己选字、排版、印刷，我要求写一系列文章，充分揭露事实真相。“丘八”高度评价我的决定，并决定执笔写文章。可惜他尚未写成，便阵亡了，实在是我最伤心的事情之一。“老头子”没有上战场，他执笔写了两篇文章，还有别的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李TZ，竟然报来一篇出色的文章，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老三届中学生，写的文章成为1968年9月《广西日报》批判的七篇“大毒草”中之六篇！这六篇的题目是：《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向何方》、《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必须全盘否定广西资产阶级派委会》、《二论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广西军区必须改组》。我自己亲自执笔写的《砸派的骄傲》没有入选。 话题还回到武斗上来。 6月19日防腐厂武斗有升级的趋势，我们联战布防到从铁路木材厂到铁路拘留所一线，足有好几公里。为了了解前线实际情况，我驾驶“乌拉尔”边三轮摩托车前往。到文化宫时，驻守在技术馆的一支队见“毛利”不在我身边，不放心，“袁猴”派“大冰棍”跟我随身护卫，他挎着伞兵枪，挺神气地跨进边斗。车行至防腐厂公路，我忽然发现急弯处端头路边高坡上有一座地堡，枪眼正对着我们。猛地觉得不妙，几乎没有思索，马上转90度弯冲下公路。地堡里的枪声几乎同时响了，听声音我就知道那是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的扫射。摩托车冲到路底下豆角地里，这里是死角，机枪打不到，它也不响了。机枪手看来是个老手，但不知他为何迟了一点，倘若早几秒钟，我俩死定了。 停下车，发现车斗有枪眼，再看“大冰棍”的外衣上有两个枪眼。我问他受伤没有，这小子说：“我这么瘦，子弹找不着我的。”车没坏，人没伤，实属万幸。“大冰棍”不解：“妈的，不是说这一片全都被我们占领了，怎么乱打枪？”我想可能情况有误，也许我们走错了地方。我把车发动起来，机枪马上又响了。接着听见路对面机枪也响了，这枪声是我们那挺“加拿大白管”，看来是在掩护我们。 我告诉“大冰棍”，注意点，那个地堡肯定是“联指”的，我们命大，没被它敲掉。必须冲出去，你得抓紧把手。我看准了一处斜坡，肯定冲得上去，危险只在冲上路面以后那几秒钟，只要冲过路对面，那个地堡就打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到达对面大楼。发动，加油，机枪骤密。连续加油减油，离合器捏死，车并不动。终于听见枪声突然停止，我知道他们的弹匣空了，马上松开离合，车子猛然加速冲上公路。几乎没看见路面又冲下对面路坡，这里是他们打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车子也陷在烂泥里，原来这边是一条大沟。于是弃车步行，钻过豆角地便走到我们占领的大楼旁边。这是我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大楼是五支队和二支队占据着。拿枪的人员多数都在前沿阵地，这里都是些后勤、医务人员。大家都还在议论刚才那一幕，“袁医土”（她自称已经达到医士水平，于是得了这个外号）几乎带着哭音诉说他们焦急的心情，但招呼我们却听不见。我问那挺白管机枪在哪儿？他们告诉说在楼顶。过了一会儿，副手被人叫来了，一见面就责怪我们不该上来，“大冰棍”就抱怨他没有说清楚情况。我制止他们的争执后，了解了战况和布防情况，他带我去看了一件“新式武器”。 那是一个氧气瓶，里边填满了TNT炸药。他告诉说这是联指发射过来的“炮弹”。我不由得有点惊讶。我们把灭火器壳填上炸药当炮弹，把氧气瓶割掉底当炮筒，发射定向炸药。没料到联指竟然把氧气瓶当炮弹了。“大嘴”说这样的炮弹一共发射了五六枚，一枚命中旁边那栋楼，炸垮了一角，这一枚没有爆炸，说着轻轻踢了两脚。已经把雷管拆了，因为我们并不很缺炸药，缴获非常多，所以没有急着把炸药弄出来。 20日有郊区菜农前来报告情况，说“联指”在防腐厂里开进许多各地来的武装人员，据说都是战场老手，大多数是复员军人。自从张春峰等被击毙，鹿寨的武斗团被打垮之后，消息震慑了其他县份的农民，虽然有十几个县的农民进城，但人数已经不很多，只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些转业、复员军人，不少“特等射手”之类“大比武”时代的尖子。而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逃亡来的县份造反大军成员，最典型的就数博白造反大军那十来位，其中有一个还是广州军区“大比武”的优秀射手。于是双方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21日傍晚，我在学校。老龙率领后勤人员给前边送饭，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西瓜，装了一筐。临出发，看见我和“丘八”在一起，老龙呼唤我们同往，我没表态，“丘八”却非常积极，说从未上过战场，去见识见识。我忽然发现李湘在汽车上，知道他俩暗恋着，就咬着他耳朵：怕是要找机会陪李湘吧？又对老龙喊，为什么要去那么多人？还都是些女将？老龙说，让她们去开开眼界，不然总是说我们重男轻女。九支队队长“闯将”开车，另一个支队长“老扁”还在前方。说笑间汽车开走了。 天黑下来时，电话里传来消息，前边交上火了，联指开始进攻。我跑去一问，送饭的汽车还没回来。接着开始下雨，我觉得情况有点令人担心。于是带上“毛利”，开车去文化宫总指挥部。到地方见到老桂，他向我汇报情况：设在铁路局党校的前线指挥部有王某指挥，王反修、李振岭到造反大军总部开会去了。看样子今天晚上联指有进攻的苗头，正在你们联战布防的防腐厂一线。柳州市那边，听说张公岭一带也有动静。 目前最激烈的进攻地点恰是我们防卫的区域，我叫“毛利”接通技术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余修”。问了情况之后，告诉他并叫他通知猿猴，我在文化宫总指挥部，有情况就马上报告过来。技术馆在柳江边，必须严加防范。“余修”答应了。再接着局党校来电话，王某告诉说，前边有一阵枪声，像是在铁路局木材厂方向。电话摇不通，情况不明。我叫他立即派人过去，一定要弄清楚。然后自己摇木材厂那边的电话，确实不通。心情一下子就坏下来，天在下雨，我的队伍在最前方，枪声都在木材厂那边，正是我们的防区，忧心忡忡是必然的。 没过多久，技术馆那边“袁猴”打来电话，一支队布在江边的岗哨发现有一条汽船，正沿着南岸缓行，看样子有登陆的企图。他请示该怎么办？我马上告诉他，把一支队拉几支枪到江边，所有枪都打它一梭子弹，让它明白这里有准备。否则他们在这里登陆就在我们战线的后腰捅了一刀！“袁猴”有点担忧，如果打枪就暴露了目标，而很长的一段防线只有一支队十几支枪，可能顶不住。我告诉他，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他们既然只有一条船，肯定装不了许多人。我们枪一响他们就必然会逃。相反，如果不开枪，他们很可能以为无防守而登陆，那样就必须硬打了。“袁猴”明白了，立即带队奔江边去了。后来打来电话，说那船是装甲的，子弹打上去当当响。还报告说，船果然往上游方向逃跑了。 我立即紧张起来，因为上游铁路桥边有地方519护桥部队的一个营房，这支部队铁杆支持联指，他们有可能利用军队营房作掩护，在营房下边登陆，接着可以从技术馆背后打过来，或者直接扑向党校前沿指挥部背后。甚至就这样切断我们前沿队伍的退路。于是马上摇电话到党校，命令王某立即组织一支队伍，从党校背后直插江边，见船就打，保住这一带不设防地区。他答应了，并马上行动。这时发现分局公安分处老金、老刘两位四野老兵到了指挥部，他们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我于是松了一口气。 可人算不如天算，我摇电话到铁路桥头阵地，六支队守在那里。最近江对面联指用四管高射机关炮朝我们乱扫，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机关炮，似乎还有打不完的子弹。这种机关炮威力极大，隔着近一公里的开阔江面还能把技术馆两层三七砖墙都打穿。六支队防地距离最近，被打得也最多。无奈，我把我们最威风的马克辛重机枪调给六支队，安装在江边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废碉堡里，让它跟江对岸的两挺机关炮对话。但我和六支队都忽视了一件事：他们阵地背后，仅隔着一股铁道，对面便是那个519护桥部队的营房。 再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首先是联指已经占领了磨滩村，而那里正是我们联战的前沿阵地；然后便是找不到总指挥；接着便是铁路木材厂通讯中断。最要命的消息是王某打来的电话：说联指有两条大船在铁路桥头登陆，上来了七、八百人。没等他说完，我就在电话里骂开了。那个地方是极平缓的卵石滩，就是一个人划的小船也靠不了岸的，几百人的大船根本开不过去！我命令他必须马上派人实地查看，不要胡乱猜想。 却不料一问才知道，开始我叫他派一支队伍到党校背后的江边去，他根本没有执行！理由是总部调司机学校的延安联战过来，他们至今没到，派出去党校就没队伍防卫了。这使我恼火万分，这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居然如此不负责任！“毛利”在旁边听见我发火，自报奋勇地要求从技术馆后边小桥抄近路兜过去看看。他一说倒提醒了我，马上摇电话到技术馆。接电话的是“余修”。我问清楚这边无动静之后，叫他让“袁猴”马上带一支队五、六个弟兄马上抄近路搜索江边，重点在党校后面的空白地带。并明确地说了我的担心：如果党校被偷袭，我们前方所有弟兄的退路都被切断了。 “余修”立即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说了句：找“袁猴”来不及了，我自己带队上！便挂了电话。我很感动，有这样的支队长，事情一定能办好。可是马上就接到王某的电话，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联指占领了水电段桥头阵地，马上进攻党校，要求撤退。我暴跳如雷，对着电话吼道：“王立和，你要撤出党校我就毙了你！”老金他们也结果电话跟他讲不能撤的道理，谁知电话挂上了，再摇便没人接听。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桥头阵地也摇不通电话，严重的局面使我烦躁，如果桥头阵地失守，不知道六支队弟兄们伤亡如何？更严重的是，它完全卡断了前方木材厂、磨滩村等阵地的退路，好几十人将面临可怕的境遇。我在屋里抽着烟、转着圈，“毛利”正按我的要求不停地摇党校电话，始终没人接听，看来王某真的逃跑了。这个混蛋！ 忽然“毛利”喊我，电话有人接了。我急忙接过耳机，说话时才知道是同学唐立行。他率领“小辫子”等两三个女生，专门负责拉电话线的。问过才知道，他们刚从前沿撤退下来，党校空无一人！唐说，就他妈的跟国民党逃跑去台湾似的，一塌糊涂。再一问，知道前边更惨，桥头确实失守了，六支队伤亡只知道“曹大个”伤得很重，听说“杨克思”和“方块”都死了。前边木材厂失踪了好几个，“丘八”、李能、李湘、“糖醋”；副手也下落不明。唐还支支吾吾地说：你老弟也失踪了。我打断他，问他有枪没有？他回答说只有一支冲锋枪。我叫他马上安排“小辫子”她们，分别守候在二楼四个角，他本人拿枪来回巡视，千万顶住，我马上带队伍过来。 我挂上电话，交代老桂负责守在总指挥部，老金协助他。我立即奔党校。老桂是个很负责的机关干部，做事也很有条不紊。从我到达文化宫总指挥部开始，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守候在旁，不停地按照我的吩咐四出联系。见我要离开，他也想跟着到党校去。所有的消息都说明，那是个极危险的地方，老桂也非常担心。但只有文化宫才可以与四面八方联系，这里是中枢，不可能没有人驻守。我告诉他，我从党校直接与他联系，这里只有靠他传递消息。 我要带的队伍此刻却没有，老桂希望我停留一下，司机学校和第三指挥所的队伍快要来到了，带着队伍上去会安全许多。不过形势明摆着，必须马上把党校控制住，这是成败的关键。于是告诉老桂，任何队伍到达就直接命令往党校开，不能迟延。出了文化宫大门才看见雨非常大，该死的老天！嘎斯69已经被九支队开上前线，至今未归，我跨上边三轮摩托，“毛利”坐进边斗里就出发了。 到达党校之前就不断遇见前线溃退下来的人群，我一路吆喝所有带枪的都跟我回党校去，没停车也没减速地开过去，不久便到达党校。唐立行还不错，已经纠集了好几条枪留在这里了。我一到达马上叫“毛利”带领他们出党校大门，守候在路上，把前线退下来的所有带枪的都截住，让他们进党校来集中。凡是不听命令的，人可以放走，枪必须缴下来。接着摇通文化宫电话，告诉老桂，本人已经平安到达，目前已经纠合了七八条枪了，还在截败兵，估计可以顶住。 没多久，“小龙”进来。我赶紧问前方的情况，他带着哭腔告诉说大多数人还守在印刷厂一带，退路已经没有了。前边乱成一团，关键是指挥没了，副手下落不明。我打住他的说话，因为“毛利”看来有点成效，进入党校的武装逐渐多起来，说这些丧气话于士气不利。我让大家排队，居然还凑了十几条枪。告诉大家目前的情况很严重，但我相信“联指”同样害怕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俩人对眼睛，谁先眨眼谁就输。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前面还有几十位战友，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救出来，下场会如何，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正说着，六支队支队长“大宋”喘吁吁跑来，手里挥舞着一支冲锋枪。原来他知道桥头阵地失守以后，纠集“杨克思”等三四个人，摸回桥头，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了。原来“杨克思”还健在，碉堡里的重机枪也在，连子弹都没少。这消息使大家振奋。我马上命令所有人都归“大宋”指挥，立即赶回桥头阵地去。 他们走了一会儿，首先是司机学校延安联战两个小队的武装到达，老桂叫他们来的。领头的请求分配任务，我叫“小龙”马上带领他们赶过印刷厂去，与我们的人汇合后，逐步向铁路木材厂反攻，能到哪儿就夺到哪儿。“小龙”迫不及待领着他们前往，我赶紧招呼道：“让‘闯将’ 总负责，禄山和‘老扁’配合。”这三个家伙平时就玩得来，“闯将”在攻打技术馆时就证明了他的勇敢、镇定和机智。我想，早要是任命他指挥作战，今天绝对不可能成这个局面。顺便补充一句，我们每个武装支队都有两个支队长，都是支队公认而形成的，为的是更方便，还有，万一战死一个，另一个可以继续指挥。 然后唐跑来报告，“袁猴”来电话。我接后他告诉我，“余修”他们搜索的结果，那片地方没有“联指”武装。当地菜农报告说，“联指”只有一条汽船在519部队守桥营房处登陆，上来十几个人，从营房那边直接到桥头那边去了。我直后悔自己大意，没有对营房加以防备，现在果然是从那里攻打了六支队的屁股，其实应该说是拦腰一击，六支队还有一半人跟“大宋”驻守水电段。“袁猴”接着要求分兵过来支援，我告诉他不必来，但必须分兵驻守党校背后，防止“联指”武装回头扑过党校来。 再就是老桂来电话，王反修在机务段把装甲列车搞好了，打算开出来助阵。我告诉他，可以开到磨滩村以北，我们的人正在收复木材厂和磨滩村。老桂建议只收复到木材厂算了，磨滩村以及防腐厂、一线队等的收复待总部重新研究作战方案以后。否则恐怕会打乱仗。他的意见显然是有道理的，再一问，是金常琨、刘道义两位四野老兵建议的，那就更不必说了。只因为我们还有“丘八”等下落不明，我仍然坚持打进磨摊村去。 这些败阵下来的溃兵很快就组织成为反攻的力量，按照部署开上各自的攻击地段。但接着又传来不好的消息，这消息是老龙带来的：他们到桥头六支队的阵地送饭时，听说木材厂那边失利了，而且技术馆也遭到攻击，联指有两条大船正准备在桥头阵地登陆。我打断他，谁告诉这个消息的？他说是方块接王某的电话后说的。我立即感觉这个抗美援朝时立功的老兵其实是个脓包！王反修安排他作为党校前沿指挥部的指挥是今晚失利的第一罪魁，而他自己逃跑后至今不知下落。我后悔开始时过分重视文化宫总指挥部了，我一开始就应该到党校来，因为前边的电话线都只拉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单线转文化宫。其实只要再拉一条技术馆到党校的电话线，线路不过千米，总指挥部完全应该设于此地。这有我自己的决策责任。 老龙继续说，知道形势紧张之后，他们全部后勤人员都留在桥头阵地协助防守，但注意力都集中到柳江江面上去了。没料到联指从守桥部队营房里打过来，正打击着桥头阵地的后方。副支队长杨首先被炸，他躺在铁轨边装死，联指从他身边攻过来，曹大个接着被手榴弹炸伤；糖醋冲过去救护，我看很危险，叫她别过去。她不听，硬是冲过去了。联指上来几个人，把她抓走了。老龙十分伤心：“我看着他们把她拉扯走的，上了柳江铁桥。她拼命挣扎拼命喊，我本来可以开枪扫射，那几个家伙一个也跑不了。我怕打着糖醋，怎么也扣不了扳机。她就在我眼皮底下给抓走了！”说着就流下眼泪。我责骂道：“你他妈的真窝囊！宁可打死她也不能让他们把她抓走啊！”老龙忽然对着我吼起来：“我他妈的下不了手！” 我们都知道“联指”是如何对待女俘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会把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地凌辱。而且被“联指”俘虏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特别是我们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五月下旬，南宁铁中两个老初三的女生与我的小学同学常刘弟一起来柳州，企图向我们求援一些武器。结果在柳州火车站被联指认出来抓走了，其中一个是我在南宁铁中同学的妹妹王惠平。这女孩十分漂亮，她妈妈从南宁跑来，几乎成天以泪洗面。我找军管会曹参谋长帮助救援他们三个，一直没有结果。六一那天傍晚，联指主动撤退，我们在火车站前面联指放弃的空大楼里发现了常刘弟的尸体，他赤裸着身子被反绑着双手，心脏部位有一个枪眼。后来另一个刘姓女孩跑回来了，她对我哭诉了那几天的遭遇：赤裸着被强迫跳舞、跑步，那些联指的武斗人员不时来凌辱一番。六一那天是柳州分局军管会一个军官乘乱把她救出来的，给她一套衣服叫她赶紧跑，这才得以逃生的。更让我担心的是，她与王惠平已经分开几天了，不知道王的下落。 我下令到处寻找，一定要找到，哪怕是一具尸体。但始终没有找到，活不见人，死没见尸。大约在六月十三四号，军管会来人通知，王惠平被释放了，但伤很重，要我们在铁桥头做好医护接人的准备。我马上通知医院，准备好一切可能的救护器材和车辆，王惠平的妈妈也亲自到铁桥头接她的女儿。两个解放军战士抬着担架过桥来，陪同的还有两名军官。我们的医生掀开白床单一看，下边是赤裸着奄奄一息的王惠平。这时护送她过来的军官才告诉我们的人，她是今天天刚亮时被一部汽车扔到柳州军分区门口的，当时就一丝不挂。 在救护车上，她睁开眼睛对母亲说了一句：“妈，给我报仇。”便咽气了。到林场我们的医院，老太颇去给尸体拍照，我也去了，身上明显的伤并不多，只有乳房上满是伤痕，下身流着十分腥臭的液体。我们安排由一位原公安法医验尸，后来曹参谋长也来了，听完法医的耳语之后，他骂了一声：“该死的畜生！”然后对着尸体立正并敬了一个严肃的军礼。王妈妈哭喊着要我替她女儿申冤，我心里十分明白，这冤屈永远难申的了。中央已经不会听我们说任何东西，再冤枉也将石沉大海。 王惠平之死，使我沉思了好几天。他哥哥是我初中高一届同学，因为乒乓球打得好，没毕业就进了自治区体工大队。小惠平是个活泼聪明的女孩，跳舞唱歌都挺出色，我们都觉得她长大了会是一个文艺尖子。我到柳州上高中就没见过她，不过三四年功夫，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结果居然如此悲惨！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对方原本也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许多人还是转业军人。是什么使本来善良的人变成野兽？ 我已经想了许久，始终没有想出个道道来。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武宣有人被挖肝吃掉我们已经听说，只是将信将疑。面对王惠平的尸体，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中央文件一再强调严禁“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越斗越厉害。我想，其实老毛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而且乐此不疲！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其实就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个被奉之为经典的阶级斗争学说，本质就是煽动仇恨的邪说，它使一切人的同情心丧失殆尽，并逐渐归于兽性。文革，正是这个理论登峰造极的演示，老毛就是这个邪恶运动的罪魁祸首。 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其手段的卑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利用天真无知的青少年来实现政治斗争的目标，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奸淫幼女！后来，尽管我的队伍没有任何人打过对方任何人，我们却成了“杀人放火”；而曹参谋长敬那个军礼，后来也成了“挑动武斗”的罪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这是我亲身经历教育我认识的结论，即使成为一堆骨灰，我也不会改变这个认识！ 现在我们的糖醋又被抓走了，她甚至比王惠平更漂亮，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当时我真的怨恨老龙没有开枪，如果她又成为第二个王惠平，怎么办？后来有一部电影展现了要击毙即将被日本兵俘虏的女战士的情景，我很理解，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也很清楚我们的任何牺牲都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换取以后更少牺牲而付出的代价罢了，不应该让她受到折磨，更何况开枪或许她只是受伤，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呢？也许我是错的，她后来安全地活着回来了，抓她的是柳铁联指，没我想象的那么野蛮。 没多久，电话传来消息，我们的人推进到木材厂了，没遇到抵抗。我松了口气，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联指”其实只是过来骚扰一下，他们其实并不打算进攻。如果没有硬仗要打，我们付出的牺牲就会减少。我期望这样。于是马上布置守着电话的小辫子：如果木材厂那边电话接通，告诉他们联指已经撤退，大胆地收复磨滩村，找到丘八、李湘他们。拂晓时分，“闯将”打来电话，他们已经控制了磨滩村。占领木材厂时电话没接通，他自作主张进入磨滩村的。没有任何交火，联指撤退了。看来他有点不解气：“他妈的，连一枪都没放！ 直到下午，我们只找到了丘八和李湘的尸体，还有李能没有找到。李湘是被柳北打过来的机关炮击中的，丘八为了寻找李湘，硬是不听劝阻冲上去的，连手榴弹也没拿一颗。赤手空拳上去后，显然被联指抓住了，双手被反绑着，一只脚掌被砍掉，然后被枪杀的，那几枪都打在脸上，我们无法辨认他的相貌，只是从衣着、体形上判断是他。这一对恋人，或许相互间还没有来得及表示爱意，便只能到地下去做连理枝了！我不由得想起出发前跟他开的玩笑，也后悔没有阻拦他。我的部下告诉我他们的尸体运回学校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看他一眼。堪称至交的好同学、好朋友，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不过20岁。我们却已经经历了许多老人也未能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接着，老龙来请示如何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冷漠地说：“别开了！就这么埋了吧。”老龙显然不理解，愣着看我。我告诉他：“追悼会一开，一切都交差了，都结束了。我真的不愿意就这么结束。”老龙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情，一言不发地退出去了。后来他们还是开了追悼会，不过形式变了，其实是在校园那块墓地上的葬礼。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用那台“钟声601”磁带录音机反复地播放莫兆明生前自弹自唱的《联合战队之歌》，是他作词作曲，经我修改了歌词的那首歌。一连几个小时，任凭眼泪默默地流，衣襟全都湿透了。 现在，李能在哪里呢？闯将判断是被抓到柳北去了，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相信的事情。闯将告诉我，无论谁喊他，他都会以为是李能回来了。但李能确实没有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联指”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重伤员，抢救上船运回柳北。没想到在江中间时，有人把他认出来了。于是被扔到江里，至今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或任何遗物。当人性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十恶不赦的罪状批判时，残忍是无产阶级必须的斗争精神，老毛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的雷锋叔叔也有言：“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那么，你还能指望文明世界的什么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坷！”在文革中我极度鄙视“联动”，不过却认同他们的一个口号：“活着干，死了算！”当一个又一个与你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朋友接连死去，昨天还在一起活蹦乱跳，今天就成为永远的过去，那份疼痛逐渐变得麻木。我们都不过20岁上下，今天同样年龄的孩子们几乎还都在撒娇。我于是常常惶惑，我们是否承受的太多了！ 23日，总部开始策划攻打柳南防腐厂、大修队一带联指盘踞的阵地。包括磨滩村后面那个村庄，记不清叫什么名了。我们联战的弟兄们坚决要求主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自己的死难兄弟姐妹报仇，那种心情只有我丝毫也无。我明白那仇根本报不了，需要的只是赶走这些家伙，巩固我们的地盘，给他们造成恐惧心理，待中央收拾我们的时候，他们没机会施展屠杀的手段。 一支队坚决请战，一伙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青工武装，也要求参加联战的队伍共同主攻。我们终于担负了磨滩阵地的主攻任务，其实就是我的一句话而已。那时我在总部已经一言九鼎的了，连柳州市的廖胡子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余修知道他们属于尖刀班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九支队属于另一路尖刀班，闯将却丝毫没有高兴的迹象。我问他是否有畏难情绪，要不就让二支队、六支队替换？他笑着回答：你要是敢换掉我们，弟兄们马上干掉你！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要是能救回李能就好了。” 25日夜晚，我亲自带队上阵。我在前几天的表现无疑给他们极好的印象，这使我感到极大温暖。还有什么能比弟兄们的信任更鼓舞人的呢？但他们到了铁路水电段就不许我前进了，前线指挥部设在那里。 这一仗打了三天，结果是把联指彻底赶出了柳南，而且我们真的连一个伤员都没有。这也是文革中武斗的最后一仗，后来《七三布告》下达了，联指知道他们胜局已定，不需要再打。我也清楚我们败局已定，只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每一次挣扎的机会。我们的报纸按照我的要求连续发表好几篇文章，为的是要在历史的记载中留下一点真实。 柳州的局面果然如我所期盼，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我们五个头全部在北京被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但留在家的负责人照样组织得很好，坚持先交枪后欢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大家也都明白，这不是为了照顾我们，而是为了照顾铁路畅通。
附：武斗记事Bhttp://hxzq05.d68.zgsj.net/Essay/3046.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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