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
作者：林小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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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
作者：林小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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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
人生如梦，这是我国宋代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的人生哲理，这也是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放豁达气度。我18岁到27岁，曾在大兴安岭群山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苏东坡的著名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曾激励我度过那段艰辛的日日夜夜。 在内蒙古阿荣旗，那座建在小山坡上的村落，那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生产队，春季满草甸子盛开的野花，夏季满山遍野的大豆玉米，秋季场院里高高的谷垛，冬季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和皑皑白雪，大兴安岭的红松、落叶松和柞树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蓝天白云和数以万计的马群、牛群、羊群，东北乡亲的纯朴、热情，如今都化作远去的往事。 2008年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我与当年下乡的伙伴相邀，在国庆节期间又一次回到我下乡的阿荣旗，承蒙同是北京知青的原呼盟政协副主席纪志国的帮助，在阿荣旗受到旗委、旗政府的热情接待。原阿荣旗旗委书记谭宏宇和原旗委组织部长林景章等人，五天里全程陪同。我下乡那个小山村熟悉的乡亲们更是涌到村头，热情的场面让陪同前往的梁文秋副旗长等人深深感动。 2008年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各种纪念会、研讨会、演唱会，接踵而至。而这一切多是民间活动，我也参加一些此类的聚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青们，四十年后差别的确很大。有的人还是那么意气风发，有的人却垂垂老矣，有的人疾世愤俗，有的人高谈阔论，有的人虚拟领袖状十足，有的人灰暗自卑。多数同龄人由于知青的经历将彼此真诚相连。在这方面许多知青网站、知青合唱团为此做出了贡献。这里包括我熟悉的《华夏知青网》、《北京知青网论坛》、《牧人合唱团》、《草原恋合唱团》、《卡林卡合唱团》的朋友们。我觉得和那些唱草原歌曲的知青伙伴聚会是件快乐的事情，悠扬的蒙古长调，动情的草原歌曲，古老的马头琴，将我们带回成吉思汗曾经驰骋的草原，带回敖包相会的蓝色蒙古高原，带回青春的知青年代。 即便对知青运动的评价，老知青们也大相径庭，经历不同，感悟不同，视觉角度不同，看问题的立场和结论往往也不同，有道是存在决定意识。我的三年文革生涯和九年知青岁月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发生在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只不过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一部分。十年浩劫中，有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小小年纪远离亲人，在贫瘠的农村，在遥远的边疆，在黄土高坡，在白山黑水，在农田耕耘，在草原放牧，在军垦拓荒，在雨林割胶，那里有知青们的汗水和热血，那里留下了我们那一代人忘我献身的青春和理想。我们这些四十年后还能聚在一起点评知青历史的人，比起那些在上山下乡中丧生的知青伙伴们已经是幸运者了。 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伴随着经济腾飞，国力迅猛增长，人们的思想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但在座谈中我对有些人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说成“有计划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决策”，不但不能苟同，且感觉可悲。文革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都飞到温都尔汗去了，将上千万只能称为大孩子的中学生赶出城市，赶到乡村，将国家的社会责任又一次转嫁给农村和农民，何来培养革命接班人？至于我们中的许多人由此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与之患难与共，增强了做人的能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其实知青这个群体经过几十年不同人生道路，差别已经很大了，他们中很多人结束辛勤奉献下岗退休，他们中也不乏仍在一线的企业界、文化界、科教界、法律界的出类拔萃之辈，就是中国高层现任政治精英中许多人都是当年的知青，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年轻时都上山下乡当过知青。但不能用个体知青的命运界定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我家的几千本藏书中，有五、六十本关于知青的书，《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情系黄土地》、《咱们老三届》、《中国知青梦》等许多知青回忆录。我觉得叶辛那本描写知青的小说《蹉跎岁月》，书名就很好地定位了当年1700万知青中大多数人的境遇，而最近刘晓航一本描写在云南边疆要求返城大规模知青抗争纪实报告文学，书名叫做《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这五个字真实反映了绝大多数知青当时的诉求。 我已经从插队的地方回城三十多年了，但有时还会在梦里，梦到青年点人去屋空，我们苦苦等待能否返回北京的窘迫场景。应该说即便是当知青，我们当年也是佼佼者，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二十几岁，在阿荣旗图布新公社当过三年生产队长，1975年、1976年我的生产队每天日值社员分3.15元，一个普通劳动力一年分一千多元，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也是一个小康的数目。我珍惜那段经历，在磨难中教会了我许多，但九年时间太长了，且那是一段政治迫害年代，我们不可能有其他职业或求学选择。 我热爱我留下青春汗水的呼伦贝尔草原，我依恋那块曾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中庇护过我的东北黑土地的人民。即便我离开那里很久，只要我能为那里做些什么，我都会尽我所能。知青中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将自己留下青春的那块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古往今来多少人感叹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在现时生活中，且不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即便是年长一些的人，能有我们这代人这么丰富人生经历的也不是很多。从北京故宫角楼阳光普照的金色学生时代，到文革中风起云涌的战火硝烟；从少年时代湘江边大串联足迹，到插队内蒙古九年的知青岁月；从北京语言学院返城待业的临时工，到活跃在羊绒衫厂的科室骨干；从十年团中央机关的高层历练，到十余年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掌门人的奉献；从中国化工集团大舞台的诱惑，到鬼使神差民企职业经理人的事业了断。六十年的风风雨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也多少能找回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征战归来的感觉。 2009年6月初，应山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郭良孝之邀，我陪我在团中央机关的老部长勾德元夫妇、原国家监察部部长李志伦的夫人王树梅老师、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艾玲，去了一趟山西广灵和灵丘，这两个县都在太行山上。良孝曾是我1981年就相识的山西团省委青工部长，一行人都在年轻时与共青团有缘，大家见面很亲。我们在灵丘县委书记张小立和广灵县委书记刘振国等人陪同下，参观了抗日战争平型关大捷的纪念馆。纪念馆的广场上有一排青铜雕塑，英姿勃发屹立着平型关大捷的主要参战将领，他们中间有林彪、聂荣臻、陈光、徐海东、李天佑、杨勇、杨成武、杨得志、肖华等。这些人都是共和国著名的开国将帅，1937年9月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林彪师长那年30岁，林彪40岁时统帅13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指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林彪被授元帅时也才48岁。平型关大捷日军被歼灭1000余人，而由中央红军改编的115师也有600多人牺牲，他们中很多人是爬雪山过草地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而且很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我想一个尊重英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尽管这些参战将帅们后来命运不尽相同，但他们当时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的历史，应该得到永远的尊重。 2008年6月，应山东临沂常务副市长杜德昌之邀，我也参观过孟良崮战役旧址，我曾在陈毅和粟裕雕塑下久久驻留。粟裕1947年5月在这里指挥华东野战军，纵横鲁西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歼灭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王牌军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令蒋介石落泪，国民党军队胆寒，而粟裕那年年仅40岁，参战将领中有许世友、谭启龙、叶飞、陶勇、王建安、王必成、陈士榘、皮定均等一批开国名将。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灭数倍于已的强敌。特别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当中，粟裕指挥60万人民解放军，击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创造了中外战史上的奇迹，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深有感慨的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而这位当之无愧元帅的中国第一大将，建国后政治命运却十分坎坷，当然比起许多开国将帅文革中的悲惨结局还算幸运。 我们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故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是英雄创造的。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曾与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同命运。在历史的岁月中，我走遍了祖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地方，也去过亚洲、欧洲、北美洲的近二十多个国家。我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这也应该感谢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改变了中国。但在现实生活中，吏制腐败的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等社会问题也日趋显现。有些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有些是不同社会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些则是现行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中国的许多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关头。我觉得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我们党的自身力量，现在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取代这种领导，也没有其他外力能作为主要推手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吴仪副总理退休时说的那句话，担任这么大国家的当家人不容易。在这几年我们国家大水灾、大疫情、大地震的危难关头，人民也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辛劳和压力，看到集中统一的国家力量。我对有些人评论时事以形而上学和偏激的方式评头评足大不以为然，常想换这些政客上台，国将不国。我很欣赏招商局集团前任领导人袁庚的那句话“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国家稳定是民族的大事，人民的大事。驾驭中国这条大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振兴经济，改进民生的同时，积极有成效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进步之路。我也有幸接触到许多不同立场的看法，见识过所谓的“新左派”和“新右派”思潮，有些政治立场近乎南辕北辙。但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稳定，民主法制确立，应该是绝大多数正直的中国人的共识和选择。 我从苏东坡想到宋代的另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辛弃疾，他不仅在词坛上与苏轼并驾齐驱，共为宋词中豪放派代表，且在民族危难，强敌入侵之时投笔从戎，少年英雄，曾任封疆大吏，更有被冷落得长年闲退生涯。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人生有许多无奈，历史上的伟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我辈。从英雄主义的壮怀激烈，到务实兴邦的实业报国，从世态炎凉的酸甜苦辣，到养家糊口的柴米油盐。我很仰慕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为国为民的伟人和英雄们，我曾戏言不能靠低俗文化来支撑民族的精神，我们更多的需要巍巍昆仑、太行，滔滔长江、黄河，要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伟大崛起，用制度创新支撑我们这个13亿人民的泱泱大国。 在众多开国元勋中，我十分敬佩彭德怀元帅，这位在战场上曾被毛泽东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开国元勋，在国家和人民处于危难的关头，1959年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在那个皇权思想泛滥、现代迷信猖獗的年代，需要何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但可惜的是，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使得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封住敢于谏言的知识分子的言路。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错误批判封住敢于谏言的党内干部的言路。而在庐山会议上那些跟着批判彭老总的人，哪里知道这将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十年动乱的深重灾难，这种灾难也带给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读刚直不阿的开国上将张爱萍儿子张胜的回忆录，《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将军曾身有感触的说：“做事要学周恩来，做人要学彭德怀”。这是一位从江西苏区红小鬼到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老将军的感言。从大跃进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磨难逆境中苦撑危局，内心有多少矛盾和痛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回首六十年，遗憾的是我没做过什么大事，但却幸运的经历过共和国发生的许多大事。我想作为一个平常人来说，我六十年的经历也算丰富多彩。2008年8月，我曾与友人去了一趟西藏，受到团中央机关时的同事张庆黎书记和尹德铭部长热情款待。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拉萨，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绿树鲜花映衬的罗布林卡，游人如织的八廓街，神圣的大昭寺，宽阔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所到之处都使人心旷神怡。最让人难忘的是被称为天湖的纳木错，我们翻越5000多米高山后，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湖面海拔4718米，人的心灵也得到一种升华，许多功利烦恼和世俗缠绕随风而去，壮丽的雪域高原，湛蓝如梦的湖水，纳木错周边是连绵的雪山，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了天堂一般。 我今年五月还去了一趟辽宁省朝阳市，我的好友朝阳市委书记陈铁新告诉我，朝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朝阳市博物馆内鱼、鸟、生物、动植物的古化石，将我们带回到1.4亿年前的地球。我站在朝阳古生物化石前，想着世界上第一只鸟从这里飞起，第一朵鲜花在这里绽开，真觉得自己六十年的人生实在是短得微不足道。我们在这颗蓝色的地球上不过才生存了六十年，而六十年的人生只是历史长河的一霎间，但我们也有过鲜花盛开的时候，也有过鹰击长空的理想。我们即便到了六十年回首的时候，也没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顾影自怜的状态。六十岁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的人已经老了，有的人却还能跃马奔驰，我和我许多属牛的伙伴属于后者。苏东坡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2009年开启了我们人生新的一页，祝愿地球和我的祖国，一切都更加美好。
2009年6月28日于北京
（此文为《林小仲杂感集》2009年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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