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
作者：林子搜集
|
|
|
|
| |
|
|
| |||
|
|
| |||
|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
作者：林子搜集
|
|
| ||
|
| ||||
|
| ||||
|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 作者: 定宜庄 1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是《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根据官方文献档案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分析和叙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安置政策出台、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作者明确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不仅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而且与建国后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紧密相关，是各种政策施行造成的结果。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第二，“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但无论作为一项安置工作，还是以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运行机制上，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采取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做法。 第三，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明确区分知青。并对他们作出分别研究。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知青安置成为国家一项专门工作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以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知青的主体。但从广义来说，知青还应包括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他们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因此《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回乡知青群体与他们的经历。
作者简介：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为清史、满族史。著有《中国知青事典》（与刘小萌、史卫民、何岚合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讲述的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不仅映射着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随着“文革”的结束，它早已成为往事，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不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目录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第六章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附录
序言： 本书作为《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虽然在本书后面几章也详细叙述了“文革”期间“老三届”知青下乡之前的探索、下乡的源起以及下乡后的经历，但更多的篇幅，还是集中在“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上。尽管这一时期并不像后来“老三届”的活动那样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能够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可是既然本书的宗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思考这段历史，那么，探寻它最初的源起和发展脉络，就是一件不能避开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这样一个复杂丰富的事件进行全面的研究，远非这本小书所能胜任。本书不过是择取其中几个侧面，进行初步的拓荒而已。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除了“文革”期间有过短暂的脱轨之外，总的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对知识青年群体的讨论。众所周知，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这里的学校，指的是中小学，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即使被分配到边疆和农村，也以干部的身份出现，领取国家的工资。普通中小学的毕业生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理论上，他们是被作为农民的。这正是知识青年与其他到农村、边疆工作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即使是这样，知青也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系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文革”前后曾在党报、团报上名列显著位置，在一代青年中成为典范的知青先进人物，其中大多数，就都是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
这部《中国知青史》，包括我写的“初澜”和刘小萌的“大潮”，同时完稿子1996年，此后几经周折，终在1998年得以正式出版。当时知青文学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进行的学术研究，仅仅还是开始。人们都以为，随着这代人踏入历史舞台中心时刻的到来，他们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阶段——知青阶段的历史，也会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并会兴起一场记录、回顾和研究的高潮。因此我们都以为，这部书的作用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 未曾预料的是，从那时迄今，十几个年头悄然逝去，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而我们当年这部并不成熟的著作，竟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不多的几部学术专著之一。本人半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深知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讲述、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所以，尽量客观地、严肃认真地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史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在当今社会上对这段知青历史已经反响冷漠并出现种种误解、甚至被某些人蓄意美化的情势下。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慨然应允将此书再版。此次再版，除了修正个别讹脱衍误之外，并未作大的改动。在本书1998年版的结尾处我曾说过：“这部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也许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那么，就将它留下作为史料，哪怕只是心态史的史料也好”，这便是我此次再版时仍愿保留原貌的原因。 感谢多年来始终不渝地理解和支持我的各位朋友们，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有李南、杨健、张华、岳建一、任远、王汝晔、郭绮纹、张莉、陈爽、周洪等。我的丈夫吕志初与我有着共同的知青经历，多年以来相濡以沫，此书的写作离不开他的帮助和支持。此外，邱源媛、贺晓燕两位同学为此书的再版也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 本书的所有照片和宣传画都是陈爽先生从他多年收集的藏品中选择并提供给我的，也在此表达我的谢意。我还要感谢陈立旭先生为本书能够再版付出的努力。 谨以此作为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四十周年的纪念。
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从头说起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人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人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日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 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讲”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人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s0年代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3.教育形式的单一化50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人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教育部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