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我的初衷

白水处士

    今年是那场“史无前例”爆发42周年，也是它结束30周年（官方把1976年作为文革末年，史称“10年动乱”。但从政治上评判，我以为应将1978年定为文革终结年，因为邓小平改革自此而始，并开始系统地改变之前毛 泽东的极左路线。）作为这场“运动”全过程的体历者，我们这代红色接班人从人到鬼，从天天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热血青年”到“心灰意冷、自甘堕落”的“不良青年”，或“万念俱灰”看不到前途而“对酒当歌、人生如梦”地看破红尘。

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王朔式“无主题文学”所以走红一时，因为它真实地反应了文革后期北京干部子弟的心理状况，所以真实则因为王朔本人就是这些人中一分子。王朔现象以卡通形式反映了那场以“大民主”为表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一代青年人的幻灭心理，与当时中共党内一些领导人称我们为“失去信仰的一代”相得益彰。

30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把亿万“真诚革命”的“热血青年”革的“看破红尘”呢？作为过来人，我个人以为从过程来讲，是对毛 泽东个人的迷信到怀疑，从哲学上讲，则是从盲目崇拜到独立思考。然而，这里所讲的独立思考与毛 泽东所期望的那个独立思考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没有想到他梦想让国人通过“大民主”的独立思考以底定其万世师表之定论的结果是他由神而人，甚至而鬼的悖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由于时代局限，加上为尊者讳的传统，并没有从文化、经济、哲学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甚至为了稳定，对文革的研究被设为禁区。这显然是错误的，巴金先生生前多次呼吁成立一文革博物馆，以古鉴今，教有后人。但政府一直不予支持。这种政治上的鸵鸟政策客观上起到了为文革张目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普及，一些文革中的打手混混和所谓“左派”“愤青”由含沙射影到公开叫嚣，褒毛贬邓，猖狂地反对改革，甚至公开为文革叫好翻案。这里摘录一篇搜狐网最近发布的文章，以见其一斑：

“研究文革的奥秘，应该先研究1945年毛 泽东同黄炎培讨论历史周期律时的一番说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般人注意的都是毛 泽东说话中的“民主”、“监督”等词语，但依我看来，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人人起来负责”中的“人人”两字。“人人”两字，最能体现毛 泽东说话的真意；“人人”两字，是毛 泽东全部政治学说的点睛之笔，是毛 泽东一生政治实践的目标所系，是毛 泽东之所以为毛 泽东而区别于其他政治人物的根本思想行为特征所在。　　

让“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仅仅让一部分权贵精英起来负责，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命题，有着丰富的涵义。在毛 泽东之前，“人人起来负责” 的政治体制不存在，“人人起来负责”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人人起来负责”的文化环境不自在， “人人起来负责”的道德境界不存在。毛 泽东文革实践所要做的，就是为“人人起来负责”的理想社会创造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环境、道德境界。从政治体制来说，文革要打破权贵专政、等级秩序，要人人参与、民主协商；从经济基础来说，文革要破除两极分化、贫富对立，要共同劳动、共同拥有、共同分配；从文化环境来说，文革要改造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社会意识，树立互助合作、友好竞赛的文化氛围；从道德境界来说，文革要改造自卑自傲、自私自利、冷漠封闭的心性，要挺立自尊自强、自觉自主、大公无私的心性。一句话，文革综合改造社会、文化、道德的根本目标就是：让卑贱者不再卑贱，让高贵者不再高贵，人人平等，人人合作，人人自觉，人人起来负责。　　

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文革是继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人类思想飞跃——无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从地主阶级的思想启蒙，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再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思想启蒙），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且合乎人性的人类文化进程。随着这个文化进程，人类觉醒的范围越来越大——由少数圣哲到广大民众；能够当家作主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由上层权贵到底层百姓；社会成员相互尊重的程度越来越高——由君主独裁到民主协商。这是一个由“一部分人起来负责”到“人人起来负责”的人类文明进程，文革在此文明进程中的政治哲学价值在于：它合乎历史要求地初步唤醒了全体社会成员的主人公意识、主体性精神、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观念、小我与大我一体的道德境界。文革无愧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全新的启蒙运动。　　

要看出文革的伟大意义，要有长远而开阔的哲学眼光。痴迷于政治权力的野心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去理解文革的文化价值；执着于文革恩仇的当事人，也难以跳出个人情感局限去发现文革的文化进步性；沉沦于人性自私的心性翳障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市民，也无法理解文革的崇高文化境界。

1966——1976年的文革是成功的。这个成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政治上的成功在于主动地分化了权力集团，暴露了其中的腐朽分子及他们的腐朽思想，并为下一阶段的文革准确打击这些腐朽分子及他们的腐朽思想准备了群众基础和政治、文化条件；文化上的成功则表现为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大面积传播了人民民主思想，大范围开启了群众当家作主、改造社会的民智，高水平开拓了互相帮助、大公无私的人类文化、道德新境界。如果说文革政治上的成功还可以因为其表面上的暂时“挫折”而为人们否定的话，那么文革的文化成功，则是绝对无法否定的。自从有了文革之后，广大群众就有了衡量社会、文化、道德发展状况、发展水平的最先进的标尺，就有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明确方向，就有了建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

文革是一个漫长的启蒙过程，是一个唤醒最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漫长过程，是一个通过唤醒人类而唤醒宇宙盎然生机、幸福境界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新文明新宇宙的过程。文革需要理想、青春、激情、汗水、奋斗、奉献、无畏、开阔的心胸，需要随时改正错误、随时进步，需要教师。毛 泽东就说过他的愿望是做一个教员，事实上，毛 泽东的文化理想、政治风格、思想言说、为人处事富有教师的特征，证明了他是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是一个呕心沥血的教育者、启蒙者。　　

历史会有反复。我们今天就处在历史反复的阶段。但是这个反复仅仅是人类文明前进路途中的小小回旋。走过弯路的人们终归会认清前进方向的。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无法阻挡，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无法阻挡，文化大革命的新启蒙照样也无法阻挡。　　

因此，我再一次建议治国者为国家前途、人类文明计，当早日主动地放开广大民众对文革的讨论。潮流已经开始奔腾，越禁制就越不能禁制。任何企图禁制文革讨论的荒唐言行，都是对未来文明犯罪，都会成为未来文明的笑柄。　　

同时，为充分理解文革的哲学意义、开拓文革的哲学境界，使文革学走出心地阴暗者形而下的阴谋学、权术学骚扰之境，我也提议建立一门“文革哲学”学科。

我不想浪费更多笔墨评论这篇只能用“指鹿为马”来形容的东西，只想说一句话：作者肯定没经历过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如果，他真想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我敢保证以他文章中所表露出来的性格，不出三年，肯定是“反革命”，其下场比遇罗克、张志新还要惨。

总而言之，现在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系统研究其内因外因及发起者动机及其社会作用的时候了。否则我们这代人都逝去后，这段历史就更说不清了。

这就是我建立《文革研究》的初衷。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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