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

    1966年的国庆节，说是意义特别重大，各路游行队伍铺天盖地。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东单一带等候，全体席地而坐。女同学按要求都穿上漂亮的花裙子，一片花团锦簇。忽然，有同学悄悄推我说：

"你看，你看！"

我抬头一看，有个女人，不知怎么走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笑。

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一身蓝裤褂，中等偏高的身材，四十岁左右。她不看别人，单单盯着我看，嘴里还喃喃地低语着，边看边笑，边笑边看，可能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还不断点着头。我有些纳闷，这人怎么了，为什么总盯着我看？

我也不由自主地看着她，忽然，一个念头在心的深处闪动狂跳："是妈妈？是妈妈！那笑容，那眼神，是妈妈在看我！"

那是妈妈的笑容，含着鼓励与赞许。

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牙。被牙钻"嗞嗞"地钻着的滋味真不好受，周围很多孩子又哭又闹，搅得医生、护士和家长都手足无措。我尽管眼泪汪汪，到底忍住一声没哭。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最后医生嘱咐完注意事项，妈妈突然问：

"现在能给她吃冰棍吗？"

医生顿一了下，扭头看看我，笑了，说：

"冰棍？冰棍可以吃。注意不要吃硬的东西。"

走出医院大门，妈妈给我买了一根冰。她一向认为吃零食影响正常吃饭，任我们百般央求，从来不为所动。尤其这次牙上的小洞，她说就是吃甜东西吃坏的。可今天她居然打破她自己的禁令奖励了我，含着微笑看我吃冰棍。这微笑中所含的肯定与赞扬，像阳光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还有那眼神，那是妈妈的眼神，心疼而满含歉意。

那是一个星期天，妈妈带我们去公园玩。到了公园，弟妹们都跑开了，妈妈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把我叫到身边说着话。她穿一条淡紫色有花边的连衣裙，非常好看。我坐在椅上东张西望，嘴里"嗯、啊"地应着，心里急着想去玩。说了一会儿话，妈妈突然问我：

"你的脚还疼不疼了？"

我一楞，没听懂：什么脚疼不疼？

一转头，与妈妈目光中一种歉疚的神情撞了个满怀，我再一次楞住了。她俯下身摸着我的左脚踝骨说：

"让我看看，是打在这里了，还疼不疼？"

我才想起好几天以前，为了什么事，妈妈说我。我犟嘴，把她惹恼了，她正拿着一把刷子刷衣服，就把刷子朝地上猛地一甩，弹了起来，打在我的脚踝上。我蹲下抱着脚哭起来。妈妈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没有理我。

我哭过后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此时提起，连打到哪个脚都记不清了，犹犹豫豫地说：

"是右脚吧？"

"是左脚，我看见的，那天我在你左边。" 妈妈一边肯定地说着，一边仍摸着我的左脚踝问：

"还疼吗？"

我想了想，对，是左脚，扬起头看着她说：

"不疼啦，早都不疼啦！"

看着我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妈妈微笑着说：

"好，你去玩吧……，不要跑得太快！"

我一边答应一边站起来，飞跑着扑向花影掩映的深处找弟妹们玩去了。妈妈的那道爱怜混杂歉疚的目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背。

我正在这么痴痴地想着，周围忽然动荡起来，有口令声让我们站起来向前移动。我们熙熙攘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等候，我坐在队伍中，心神不宁。

不久，我又看见了她！一身蓝裤褂，隔着两排队伍站在那里，阳光照在她脸上，她微笑着，仍然只看着我，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引起了同学的诧异，旁边的同学问我：

"她干嘛老看着你呀？"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也顾不上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人，盯着她那笑意飘忽的脸和喃喃低语的嘴唇。

她说什么？她在说什么？是在讲述那次带学生下乡劳动的事？

妈妈是中学教师，1965年夏她带学生下乡劳动，我送妈妈去学校，下了公交车刚走几步就碰见了一群学生，马上有人走上来接过我提的小箱子和妈妈手上的网兜，热情地说："老师，我先帮您把东西送去。"

劳动回来，她拿回来几张学校里的油印小报，有一张上面表扬她在带学生下乡劳动中连夜给学生补划破的衣服，标题是："热爱学生的好老师"，旁边还配了一幅老师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插图。

妈妈把报放在桌上，没说什么。我看见了这条消息，拿着报去问她。她笑着讲，一个学生的衣服在劳动时挂破了，都是男生，谁也不会补（妈妈任教的学校是男生校），又只带了一件，所以她就赶着给补上了，还说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学生就记住了。但能看出，她说的时候很欣慰，并且因为受到表扬还有些不好意思。

也许，她是在说着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许诺？

我上高中那年，妈妈送我一个红色硬纸壳的日记本，她题词勉励我努力学习，不断争取进步。日记本的插页是当时刚刚上演不久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剧照。妈妈一页页地翻着，指点着告诉我，这些服装多么好看，这位演员的歌唱得多么好听……，最后满怀向往地说：

"听说这个舞剧特别好看，以后我一定带你们去看！"

妈妈永远也没能带我们去看，她的这句话永远带着喜悦与向往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就在9月8号，"文革"开始不久，妈妈就被她的学生打死了。（但愿不是她给补衣服的学生吧！）这一年她42岁，通知我们说她是"畏罪自杀"。父亲已经被关在"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大人只有祖母，我们姐妹兄弟四人，谁都没有哭。没有人命令不许哭，但那个时候，家里亲人被打死是不许哭的，这连刚上小学的妹妹都懂得.

妈妈离去已经快一个月了。她的话语、声音，她的动作、笑容，忽然间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今天，这个头发有些凌乱的、高高个子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身蓝裤褂，和妈妈差不多年纪。她一直把她的目光，笑容，还有她喃喃的低语全都*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她是谁？她到底是谁？是妈妈，她就是妈妈！

游行终于开始，我走在队伍中，只觉得木然昏沉。我知道，为了显示盛大的场面，今年的游行要求全体师生都参加，否则，会有一多半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被排除在外，我当然也在被排除之列。

那天夜晚照常放礼花，我带着弟弟妹妹到胡同口去看。那年的礼花红色的特别多，在远远的天空热闹地绽放。每次礼花升起，周围的人群就腾起一片欢呼，往年我和弟妹们也是这样，可今年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他们小小的身影靠着我，我们静静地看着，一声不响，礼花无比凄凉。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死去十二年的妈妈终于得到平反。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今年是妈妈的八十岁冥寿。我无论如何想不出八十岁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这么多年来，只要想起妈妈，我就会想起1966年游行队伍中那个女人，凌乱的头发，一身蓝裤褂。——哦，还有那件小外套。那是妈妈死后一年多，学校发回她的遗物，少得可怜的一堆东西里，有一张取衣单，按地址找去，是个裁缝铺，也兼改旧翻新。父亲的一件细毛料西服小了，妈妈将它拿去翻改成一件女式小外套，正是在那场可怕的风暴来临前夕。我去取衣服，衣服还在，铺子里的人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把衣服拿来包好递给了我。小外套改得很好，像新的一样，样式是妈妈自己选定的，尺寸大小都是按照妈妈的身材仔细量的。妈妈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得体而漂亮。她总是那么盯着我，她的微笑，她的眼神，还有那喃喃的低语，她在说什么？她到底是在说着什么？

也许，这三十八年来，她一直在询问：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做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做为老师，爱自己的学生。我只是想努力地工作，好好地生活。是什么东西剥夺了我这种最起码的权利？在和平年代，是什么东西，需要这些平凡人的生命当做它的祭品？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要夺走我的生命？

妈妈的女儿，我，如今已过知命之年，仍然觉得自己很年轻，觉得前面还有一段长长的多彩的生命。妈妈的生命却终止在四十二岁，当时在妈妈心里，与她的生命一起被扼杀的，又还有着多少五彩的追求与渴望啊。

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