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八)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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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八)
第七十三章 我的爱好 第七十四章 回乡祭祖 第七十五章 难得的聚会 第七十六章 戈壁红柳 第七十七章 新的生命 第七十八章 三下新云厂 第七十九章 新世纪到来 第八十章 脑出血 第八十一章 丁正海,你在那里 第八十二章 母亲去世 第八十三章 祖籍地
小时候,要说爱好,那就是玩,所以学习不好,只能考个中专校。 后来在苏州蚕校上学,学校有个图书室,里边藏书不少,那时候就大书小书借着看,抚有《牛氓》、《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知道了戈果里、托尔斯泰还有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什么的。反正没事就看书,消化的不消化的,都囫囵吞枣“看”下去。常言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我并没有到“有神”的地步,但起码对我的作文有一点影响,使我对写文章至少有了点兴趣。再加上后来当了老师,对我更是有提高。 到振华公司后,公司有一份内部刊物《振华报》,后来,贵州省纪委、省监察厅办的《贵州党风廉政》杂志,也就成了我经常练笔的好“战场”。这时,我就结合工作,经常写点“消息报道”,写点“小小说”发过去。有的还被评了奖。 一篇《答卷》,就是结合省纪委组织全省百题知识竞赛时写下的,被评为一等奖。转录如下: 罗厂长从广州出差回来,下火车,挤公共汽车,又走了十多里山路,才到工厂。待他踏进家门,时间是4月28日晚。 他换上拖鞋,倒杯水,疲倦地坐在沙发上。妻子凤英就急火火地递过一份资料,说:“你再不回来,就过期限了。”“什么过期不过期,总得让我喘口气嘛!”凤英这才想起什么,忙问:“吃饭了吧?”“在火车上吃了份盒饭。”罗厂长边回答边看资料,见是《党风党纪知识百题竞赛试题》,连声称道:“"好,好!”凤英麻利地从厨房里进进出出,像变戏法似的在饭桌上摆满了菜碟,又斟了满满一杯红葡萄酒,说:“办公室小刘告诉我,说你今天回来,中午我就去巿场采购,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带鱼、这是烤鸭......来,先吃饭吧。”“免了,夫人。再不回来,就过期了。”罗厂长学着妻子的腔调调侃。 “你呀,老不正经。本来嘛,这次省纪委举办的党风党纪百题知识竞赛,截止期限4月30日,你不想想,今天都几号了?”妻子还说,厂纪委办公室的同志告诉她,这试卷厂纪委的同志先后去了三次省纪委,原本只是纪检干部和厂领导,后来扩大到中层党员干部,最后全体党员都参加。大家热情高涨,饭厅里、上下班路上都在讨论,隔壁陈副厂长出差把试卷带在火车上答,七车间张支书家两口子为一道题还辩论得脸红脖子粗,就差没到法院打离婚......说得罗厂长哈哈大笑:“对,对,我这就答。”老罗铺开试卷,掏出钢笔,端正地先在“参赛者姓名”栏写下“罗连颉”,“职务”栏写下“厂长”几个字。凤英悄悄走过来,从背后猛地抽去丈夫手中的钢笔,嗔怪道:“真是个急性子,你先吃饭,误不了你的期限。”罗厂长疑惑地瞪眼看着妻:“......?”凤英说:“我的一份试题答完还没交,待你吃完饭抄一遍就成,保险全对!”罗厂长仍瞪眼看着妻子,继而“嘿嘿”笑了起来:“我说今天夫人怎么啦,贤内助就这么当的?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滋味’,个中意思你不明白?”凤英说:“不就一份试题?我都花了三天时间才答完。你整天忙得家里待不上几个小时,热饭吃不上两口,今天办公室小刘用车去接你,你又是走回来。现在这么晚了,明天准又是开会。抄一遍好早点休息呗!”“好啦,牢骚太盛防肠断。”罗厂长深情地望着妻子,说:“厂里生产要发展,两三千职工要吃饭,我当个厂长能轻松?我忙一点,少睡一会儿,正是为了全厂职工睡得更香、更美!”他喝口水:“再说,厂长不光要抓生产经营,也得抓精神文明,抓党风党纪。省纪委这次知识竞赛,正是我学习党风党纪的一次极好机会,是衡量我能不能当一名合格厂长的一次考试。”罗厂长拉过妻子,抚摸着她的肩,接着说:“凤英,你先休息吧,我一个人答卷,安静点,效率高些,保准误不了期限。”凤英抬起头盯看着丈夫布满血丝的双眼,轻轻点点头,她又一次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她站起身给丈夫续了一杯热茶,然后转身走进内房。 罗厂长呷了两口热茶,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到厨房洗了把脸,重新坐到写字台前。 他抓起电话,先向生产副厂长了解了他出差期间主线车间的生产情况,又将明天(确切地讲应是“今天”,因为时间已过了零点)召开厂务会要研究的几项工作与党委书记通了通气。这才铺开试卷,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对待老师布置的每一道作业,边翻查有关资料边认真严肃地答卷。 夜深了,笔尖落纸的“沙沙沙”声伴着内房传出的妻子轻微鼾声,那么和谐、那么美妙!
第七十四章 回乡祭祖
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资产、财务、人员上与控股股东实行“三分离”,同时在思想观念、经营机制、内部管理诸方面规范进行整合。 公司提出2000年工作思路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改革统揽全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抢抓机遇,活用政策,创新求实,壮大科技,调整结构,狠抓规模,名牌拓巿,增创效益,人才为本,增强实力,全体员工,团结奋进,以新的姿态、新的风采、新的面貌、新的业绩、新的希望奔向新的世纪。 这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了解到儿子、儿媳他们单位的事不是太多,就让他俩去单位请了假。因为当初他俩结婚时,曾许愿让他们旅行结婚。我们全家就一起去上海和江苏老家探亲。当时,我和蕴玉两凭原来在南华厂子弟学校时的《教师工作证》,在航空公司买到两张75折票,小杰小燕就买了全价票,一起飞去了上海。 在上海虹桥机场,蕴玉的妹妹和妹夫来接我们。开始几天住在许昌路口辽原四村蕴玉她二姐蕴芳家,因为二姐夫董学富生病在家,后又搬到四平路四姐蕴兰家。四姐家也就是两室一厅,四姐和四姐夫王占咸一间,他儿子王伟儿媳杨峥一间,我们去了,四姐就让出来给我们,他们一家就挤在一间房里。我们也是一家挤在一间房里,我和蕴玉睡床上,小杰两人睡地铺,不过也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要说蕴玉大哥大哉家,就那么10来平米一间房,厨房、厕所与别人合用,老两口住了几十年了,当年还有孩子。不也就这么的过来了。要不会说上海是“寸土寸金”。 因为蕴玉父亲去世后,在上海不好安葬,后来到苏州找了个公墓安葬了。这一次蕴玉回去,正好碰上她二哥大智也回来,家人早有安排一起去苏州扫墓。由蕴玉大姐蕴芝家老二黄启源组织,租了两个车。启源在巿政府部门上班,人很精道,办事一丝不拘。几家人一起。那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大哥大嫂从天山路那边气喘吁吁地过来,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儿媳小燕,当小燕叫了他一声“大舅”,他高兴的嘴都合不拢,掏出一个“红包”给了小燕,说:“是我大舅该给的。第一次见,见面礼!”大家都高兴的附合着“哈哈”地笑。 车到苏州,拐来弯去,好不容易找到墓地,大家忙下车,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在蕴玉的父亲墓前,有的拔去杂草,有的忙着将前几天包好的“元宝”和香烛取出来。大姐蕴芝将烧好的菜、饭摆放在墓前的一片空地上,大哥大哉往酒杯里斟满酒,然后,各家取出准备好的纸钱,点着火,烧、供起来。又安辈份走上前磕拜,表示哀悼。这是自蕴玉的父亲去世后我们第一次给他老人家上坟,蕴玉满面愁容,内心一股伤感无法表达。 祭拜完后,车子进了城,去“虎丘山”游玩一番。第二天,又全体集中到启源家中大聚会。启源和夫人陈敏以及他们的弟媳储鸣一起,在家烧了丰盛的两桌菜肴,欢欢喜喜地渡过了一天。对小燕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简直是上了天堂。 然后,我们全家又坐车去了苏北老家。这时,我弟已经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据说买房时厂里给予了一定的补贴。 这时的姜堰已变化不小,原来的“坝口”往西成了“步行街”,北大街一片只留下“刘家桥巷”几处,其余房子全都拆了。北街对面,新盖了不少房子,叫什么“香园”、“詹园”、“北园”,我弟就搬在其中一临街的房子5楼。 一走进去,又宽敞又明亮。进门算个厅,然后,中间一小间我母亲住,小间外是个阳台。两边两个大卧室,“厅”右手边进去是厨房、洗手间。条件不错。我母亲和弟、弟媳都在家。蕴玉第一个进去,走到母亲面前,对她说: “妈,我对不起你。”母亲知道蕴玉说话的意思,就说:“不说了,不说了,事儿已过去了。”母亲是第一次见孙儿媳妇,用红纸包了200元给她;小杰小燕就懂事地拉着奶奶下楼去玩,小杰又硬塞给奶奶200元。 弟弟和弟媳很高兴我们全家回来,去买了好多好吃的烧给小杰小燕吃。 这时候,我弟还没找到新的工作,弟媳所在的“胜利布厂”也处在待关闭状态,虽然去厂,也只是报个到,就回来。所以,在弟的陪同下,我和蕴玉带小杰、小燕一起去了我父亲的墓地,烧了纸钱、祭拜后不几天就又回到上海。
所以,我们就采取迂回作战方法,白天我们都出去,上街活动,中午就在街上随便吃,挑自己喜欢、以前没见过的吃,晚上再回去。这样就省了好多麻烦。 小杰小燕他们就满天飞,找好玩的地方去玩、去吃。 这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是原新疆在学校一起当老师的同事打来的,因我们来上海后已经给他们取得了联系。她通知我们让我们在3月18日(星期日)9时在周浦镇康沈路上找一家“又一村”饭庄聚会。 这天,我和蕴玉两人换了两班车赶到周浦,来到“又一村”,一看,原来是原六团一中小学部老师房兰花和她先生钱宜开的。钱宜原在六团团部电工班工作,因和学校都住同一大院,他俩就相识,在新疆六团结了婚。后来返城回上海后,两人历尽艰辛,摆过地摊、贩过黄鱼,最后总算盘下这饭店,因为在周浦,“又一村”是独一无二,又别具特色,生意相当红火。现在,钱宜是又跑采购又操大厨,房兰花也是跑前跑后、整天忙的没时间上厕所。正因为他们家开饭店,学校老师已经不止一次在他这里聚会。反正他们是“大老板”。 这天,来的人不少。有祝校长、李国英两口,程天良、陆平两口,我们两口,赵丽娟、顾国峰两口,严国生、奚月蕴两口,鲍振淦、苏秋萍两口,以及汪凤英、徐大宝、孙金芳、刘德宝、程鹏南、班如锦等,摆了整整两桌。 这里要说的是顾国峰,他1964年进疆后,先在六团值班连当排长,后来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出席兵团召开的大会,受到表彰,之后当上值班连副指导员,1969年调团一中当支部副书记(专职),后来返回上海,他与儿子共同筹建了一沙轮加工厂,当上“老板”,厂子办的不错。鲍振淦原在学校教物理,回沪后到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当上了党委委员、副主任。大家边吃边聊,都很开心。 我给钱宜、房兰花说:“真的是感谢你们,不过你们是真正的实力派、大老板。”“那里,那里,我们这是小本生意。不过大家难得一次聚会,我们是应该的。”大家在新疆共事多年,现在所流露出来都是真情实感,没有一点虚假做作。人们不是说上海人“抠”,只要你是去过新疆,再回来,你就绝对不会那样做。据说上次是孙传斌(原学校图画老师)两口从连云港来,场面比这还大,人还多,也是钱宜、房兰花承包了。 这种聚会,有时是以原在新疆的单位(连队)或者片区或者是没有回到上海在外地来上海,只要知道,只要是以前的朋友,就要互相通知来一起聚一聚。 在前不久回到江苏老家姜堰,我一个电话打到老同学兰万生。他也是在返城的浪潮中带着妻、女回到他故乡--泰州巿。听到电话,他立即喊上原调来泰州的上门女婿莫璟骑自行车到了姜堰,第三天,我和蕴玉及小杰小燕也去了泰州,他们陪着吃了泰州的名点早茶,游玩了梅园(即“梅兰芳故居”)。 这样的聚会,在扩大;这样的见面,将越来越少。慢慢地人老了,不少人已经走了。 这次上海聚会才知道,原来与蕴玉在二连当老师同住一宿舍的孙金芳的老公刘新昌因为得了肝癌去世了,孙金芳回到上海后又重新嫁了一个本分、老实的赵林海师傅,两人恩爱如新婚。孙金芳带过来的一个女儿,跟老赵也相处亲密如亲生父亲。 当然有点遗憾的是,那次没有能遇见原六团一连的人,没有遇见我原来的那些学生,连一点音讯也没有。在老家也没有碰上李宝章、程万宝几个。
是的,在我的一生中,有十七年是在新疆渡过,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有着无尽的怀念,虽然1963、1964年先后怀着热烈的心情奔赴新疆的那些上海知青们,绝大部分都已按政策返回上海。但有一个人,他至今仍躺在那荒漠的沙堆里,仍在那坚守岗位,担当起“屯垦戍边”的重任。 这就是我所写下的《戈壁红柳》: 我早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纪念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小弟。可是感觉手中的笔太沉重,心情更是沉重,而久久下不了决心。 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用现代年轻人的观点,除非他是军人、警察、消防战士一类的特殊人物,可能是谁都无法想象得到的,谁都无法去干得了的。 一个人,早晨4、5点起床,赶着一辆破牛车,走几个小时,去荒芜人烟的戈壁沙滩深处挖红柳。然后,回到“家”已是晚上9、10点钟或者更晚...... 这就是当年上海知青赴疆屯垦戍边众多故事中的一朵小浪花。 故事说的是在生产建设兵团X师X团X营X连,一个叫许志强的..... 许志强,一个普通上海知青,家住上海闸北区,是解放初从苏北逃荒过来的,母亲因病早年去世,靠父亲在菜场贩卖小菜为生。家庭生活十分清苦,许志强在家排行老三,自幼言语不多但很懂事,上小学三、四年级时一放学就去帮父亲守摊卖菜,从小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性格。 1964年他17岁,刚初中毕业,便随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被分在X营X连。 这时的他,微黑的脸庞,戴一付圆圆的小眼镜,中等个头,不太结实的身材,一身略显肥大的绿军装,看上去有些稚嫩。我们都称他“小眼镜”或“小弟”。 X营X连,百分之八、九十的是1963年上海来的“阿哥”、“阿姐”们,经过一年的锻炼,大家已渡过劳动关、生活关、意志关、基本掌握了生产技能,无论是平地、打埂、灌水、堵口子,还是割麦、摘棉花,样样是“好把式”。所以,每天早点名时连长将当天各排工作布置后,就各排、班各自为战,均能完成任务。 许志强来连队后,感觉各方面条件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好,自己暗下决心:要好好干,自己是自愿报名来的,不能落在后边,不能给爸爸丢脸,不能给自己抹黑! 这小伙子从小就这脾性,说一不二。 他先被安排在大田劳动了半个月,他不怕苦不怕累,在一次棉花地灌水中,三天三夜不下岗,出色完成了800余亩地的浇灌任务,多次受到连队领导口头表扬。 两周后,他被正式分配到畜牧班。 畜牧班的工作是:负责连队养的34头牛和50来只羊。每天将它们放到戈壁滩有水草的地方,由它们“吃喝玩乐”,然后下班时再将它们赶回圈。再就是在牛羊赶走后,将圈里昨天铺垫经一夜牛羊拉屎踩踏的骆驼草、芨芨草、野苜蓿等杂草清理出来,堆积起来“沤肥”。然后再铺上新砍回的骆驼草之类。所以,不管是放牛放羊,还是砍草清圈,都不是轻松的活。 畜牧班共有六人,分两小组,放牛和垫圈每周一轮。许志强与一个叫陶招娣的女生和另一男生分在一组,他(她)们每天都背着军用水壶,带着干粮,翻过六、七道沙梁,走出二、三十公里的路放养牛羊。然后,牛羊自行吃草,可他们自己呢,那就没有事干。开始一次,小许带了本小说,边放边看书,结果牛羊走散了,把它们赶拢到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以放时什么也不能干,只有三人分三个点站在那守望着。特别是夏天烈日当空,沙漠被烤的如烧红的铁锅灸人难耐,一个夏天他们都要晒脱几层皮。 陶招娣较许志强大一岁,许志强来连队后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动了她,特别是知道许志强的身世后她更是待许志强如自己的小弟,处处关心着他,处处维护着他,把自己的草帽给他戴,把自己的好吃的留给他吃。许志强的劲头更足了,工作起来干劲更大,在班里总是重活累活争着干。 就这样,许志强在畜牧班干了整整两年,畜牧班年年超额完成积肥任务,放养的牛羊个个膘肥体壮。那年春节,连队让许志强去选了一头最大的羊,宰杀后全连包了一餐饺子,还有羊肉泡馍,吃的大家乐开了怀。 节后,连队领导决定,许志强去炊事班任班长。 一连建制,四个排外加一后勤排,一个排四个班,每班12人左右,全连就有二百五、六十人。除四排是个独立排,驻在三公里外的地方,还有少数老职工自己在家开伙外,在食堂就餐的人也有近二百人。炊事班每天早晨4点起床,上午6点半,中午11点半,下午6点一日三餐,虽然当时伙食简单,每餐就一个大大的包谷馒头和很少见到肉的蔬菜,但必须定时定量和保证热饭热水供应。炊事班有五男二女共七人,在班长小许带领下,个个干得生龙活虎。不曾想,不到半年,许志强的工作又变动了。 那一天副连长崔大勇找小许,通知让他去四排。工作是在食堂挖柴禾(红柳)。崔副连长征求小许的意见:“一个人去沙包,工作相当艰苦,你看能行吧?”许志强低着头,有些羞涩但很坚定地说:“副连长,你放心,我许志强从小就吃惯苦的,吃点苦我不怕;反正,工作都得有人干,我不去,那还不是要人去。”也正是由于连队领导发现小许的这一特点:自控能力特强,就是他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的监督,就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工作越是艰巨他工作的劲头越大,才研究决定将他放到那个位置。 四排,位于连部再往上三公里的地方,翻过七、八个沙包,眼前一亮,出现一片树荫。一条从沙包地上踩出来的大道,两边栽着排排沙枣树、胡杨树以及垂柳,再前边是三排平房,一个院落,边上一房间是伙房。四周也全是高大的沙枣树,再往上就是总干渠。 四排,主要种植蔬菜、红薯,及夏天种的哈密瓜、大西瓜和部分包谷。气候也比连部那边舒适。这里有人员四十多,除几个老同志,也全是上海知青。四排食堂原有一名炊事员,但因为这里四周的沙包里有着极为丰盛的柴禾------红柳,所以一直以来伙房都不烧煤。许志强调过来的任务,就是挖红柳。 稍许熟悉了一下环境,许志强第三天就带上砍土镘,一天的干粮和一麻袋牛吃的草料,单人赶着一挂破牛车出发了。好者老牛识路,吱吱呀呀走了大半天,经过维吾尔族老乡两个村寨,不知越过多少沟,跨过多少坎,来到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只见四周全是一座一座象小山样高耸的沙丘,一望无际,有的已经前人挖开,地上还躺着一些没有运走的红柳树根,有一人多长,干干的,用砍土镘一敲,“邦邦”响。这些红柳起码深埋在沙包里有上千年历史。许志强沿着这先人挖过的地方思量着,很快摸索出一条经验:找那些沙包的基部布满厚厚一层干枯的红柳叶,从沙包背阳的地方挖进去,肯定有家伙,是一根根一人长的干透了的红柳,见火就着;而朝阳一面挖出的往往是还有生长能力的活红柳。许志强就这样越挖越起劲,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排伙房门前的空地上红柳很快堆起了一座小山。 正如开头所讲:除每周星期天休息外,许志强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每天晚上八、九点以后回来,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转着。有的时候,头发长的很长也顾不得修理。因为他早出晚归,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只有陶招娣心里在惦记着他,每个星期天都从连部步行来到四排,为他拆洗被褥,把自己的毛巾和家人从上海寄来的糖果之类送给他,和他一起哼唱“给你一束沙枣花”,和他说悄悄话。 有一次,招娣问小许:“你最喜欢什么?”许志强不假思索回答:“红柳。”“为什么?”“我也说不好,我只觉得,红柳生命力特强,在那沙漠里又没有水,而红柳长得特茂盛,而且几百年干枯了还给人们当柴烧。我如果能像红柳一样就好了......”“别胡说。”招娣将话题引回来:“那你还喜欢谁?”“我.....张思德!”“你说谁?”“就《为人民服务》里的张思德,他在深山烧炭,没有豪言壮语,我喜欢他。”“.....还有?”招娣似乎有些失望。 “我......”没有说出。 “十三点。”招娣轻轻说了声,自己脸上却泛起一片红润。她很快转换话题,因为许志强这两天有些感冒,便关切地说:“你一个人去沙包,要小心!”“没事,你放心,我又不是小孩。”说着,他眉飞色舞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经常会有野兔从你身边窜过,还有像四脚蛇一样叫什么虫的在沙包上瞪眼看你,待你走过去它一下子就钻进沙子里了,....姐,有机会,你跟我一块去。”“还姐,不....不是说过嘛,以后叫我招娣。”“是,姐!一定改正。”许志强伸了伸舌头,做个怪脸,两人均哈哈笑起来。 就这样,许志强挖柴禾一挖就是四、五年时间。 1970年6月的一天,也就是这次谈话的第三天,许志强照老样4点过起床,赶着牛车走了。到目的地,他卸下牛套,支架起牛车,将麻袋里的苜蓿草和一包包谷籽放到车上,牵过牛让牠自由自在地吃着。然后自己扛起砍土镘向沙包深处走去。 他找到一个沙包,褪去外套,狠命地挖了起来。眼看一根根又粗又长的红柳显露出来,小许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然而,到中午时分,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黑沙滚滚,一会整个天空漆黑一团,下起瓢泼大雨,小许藏也没地方藏,就这样被淋成个落汤鸡。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空又恢复明朗,烈日当空。到下午,许志强感到一阵心口难受,但他咬了咬牙,又坚持挖了半天。然后装满整整一牛车比往常多得多的红柳,套上牛,“得儿....架”艰难在往回走去。 老牛开始还小跑了一段,后来,也有点吃劲起来,牠瞪着两眼,两只鼻孔“呼哧--呼哧”喘着大气,四条腿蹬在地上“趴达、趴达”直响。小许也在一边用绳子套在车上帮着拉。走着走着,天已全黑了。许志强感到从骨子眼往外透出一股凉意,肚子也有点饿。这时正好越过一条沟渠,往常只是“噢--!”大声一吼牛车就过去了,可今天牛在死命在往前拉,许志强在一侧往上推,车就是上不去。许志强本想卸下部分红柳,但天太黑了。他想,再冲一次。他又大吼一声,牛在猛使劲,他也在一侧使劲,不料这时牛车朝许志强这边侧翻过来,几十根红柳一下子砸在他身上,他两眼一黑......话分两头,四排长在办公室坐着,将近夜12点了,许志强还没回来,这......他感觉情况有些不妙,立即向连队报告。崔副连长马上带4、5个人骑马打着手电从连部赶过来,分析了一下情况,然后立即沿着牛车的辗印向前寻去,终于在一条沟渠边看到了,只见许志强躺倒在沟边,牛车侧翻,车上的有上千斤重的几十根红柳全都压在许志强的身上,有一根又粗又大的红柳砸在了他的头部,许志强已经停止了呼吸......只见那老牛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静静地匐伏在许志强身旁。看到这惊心的一幕,大家纷纷低下了头,流着眼泪,唏嘘叹息...... 在连队召开的追悼会上,原与许志强一同战斗过的畜牧班、炊事班的人全都换上一身新装,站立在小许遗体两侧,陶招娣更是哭得泪人一般;副连长崔大勇代表连部致悼词后,团政治部齐主任走上前,将一尚未来得及颁发的,盖有团部党委大红印章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的奖状轻轻地放在了许志强身上......
第七十七章 新的生命
2000年上半年、下半年我又分别参加了在四川绵阳由电子9所承办的片区会和在重庆由电子26所承办的电子分会年会。 重庆这次年会,是重庆26所与武汉710厂合办,游览了长江三峡。由重庆出发,顺水而下,会议等活动都安排在船上进行。船过三峡船闸时大约是清晨4、5点时,大家都涌到甲板上观看三峡大坝,只听得远处阵阵隆隆的机器轰鸣,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耸立着拦河大坝,灯火通明、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大家欢呼雀跃。然后船到武汉市,我们又游玩了黄鹤楼、汉正街,观看了长江大桥。 这年初,也就是在江苏老家时,我弟我弟媳见小杰小燕,就买好多好吃的,可这时的小燕开始不太想吃,有了反应。 这次去上海和江苏老家,反正他两是玩了个够,自己给自己买了不少好东西。 后来在上海买到85折机票,就一起坐飞机回了贵阳。 这时候,蕴玉虽然身体还是不太好,人照样的是瘦。都说可能是在装修特别是油漆那时的有毒气体物质侵入所致。但此时,她不再说关于孩子的事了。 这之前都已和“亲家”家说好了,小燕生养时去凯里,由她妈妈来照顾。 后来在10月份,小燕就请了休假,去凯里厂里待产。 11月10日上午9时40分,小燕在凯里418医院生下了一个胖小子,重6斤9两。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小杰从凯里打电话给我,特地告诉说,是医院妇产科专家级王主任医生亲自给接的生。 凯里418医院也是集团公司的下属单位,妇产科主任王燕甫是个专家级医生。她的父亲是公司遵义新风厂原工会主席王云峰,离休老干部,易地安置在石家庄电子54所。1995年我去石家庄开会,在凯里上了火车,当时王燕甫也正好去石家庄,在卧铺车厢,我俩碰上了。当听说我是老干部处的,要去石家庄开会,她立即拿出一叠材料交到我手中,说起他父亲王云峰的事。由于遵义新风厂单位从筹备到现在都没有正式验收,工厂十分困难,老干部的生活待遇根本无法落实。但不管怎样,后来我到54所开会期间,我又一次认真倾听了王云峰的自述,回贵阳后也找了厂里,部分解决了王云峰的困难。这件事王燕甫对我也很感激。这次小燕在418生养,她知道后,很重视,并亲手接生了我的小孙孙。虽然是顺产,本来一般医生就行了,用不着专家级的主任医生出手。我听了此事也很感激。 在孙孙满月那天,我特意去了凯里418医院,先在病房看望了小燕和孩子,小燕的母亲正在给小燕吃从家里捎来的鸡汤。 我第一次将孙孙抱在手中,只见软绵绵的粉团一个,两眼微闭,一张小嘴来回吸吮着,很是可爱。 我就又到医生办公室,对医院领导和妇产科的医生、护士表示感谢。晚上我在饭店要了一桌,专请了王燕甫以及院里有关领导,可这餐饭医院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出,他们说:“到了凯里,是我们的地盘,哪轮得上你来请客?”几个人将我控制好,他们去结了帐。真是没办法。
第七十八章 三下新云厂
经与工办一起研究,决定上报新云厂。工办意见罕匦胂热コЮ锾饧?BR>三月的贵州,仍是寒风凛冽,工办纪委书记杨学军、纪委办公室主任杜兰英和郝书记及我一起坐车,翻苗岭、过下司,来到新云厂。在认真听取党委成员的汇报后,又召开了中层一级干部会议。决定由我来完成上报材料。这样我又先后三次到厂收集资料。最后写成: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企业改革发展》。文章节录如下,多年来,新云厂党委始终围绕企业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努力探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以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取得了一定成绩。 从领导班子成员抓起 俗话说:群雁高飞头雁领。新云厂党委始终把狠抓班子成员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先后制定了《关于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关于加强民主管理、实行厂务公开的实施办法》等,厂党委要求全体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清正廉洁,思想上求真务实,工作上真抓实干,生活上艰苦朴素。坚持“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首先带头不做”。 原厂长兼党委书记率先垂范,他将集团公司奖给的经营承包奖1.9万元、凯里市政府奖给的“纳税大户奖”2.5万元,全部交财务处作为困难职工子女上学的助学金和引进人才基金。近几年,该厂党员、干部收受和拒收礼品、礼金达17人(次),收受和拒收的礼品、礼金折合人民币近万元。 几年来,新云厂党委按照中纪委“四条八不准”完善有关规章,先后对办公用车、电话费控制、差旅费使用和来客招待费等经常性活动作了进一步规范。工厂为10余名供销人员配备了手机,但全厂10余名厂级领导却无一人用公款配备手机。厂党委还坚持抓每年两次的党政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开展每年一次的党风廉政检查。 抓学习教育 新云厂党委始终坚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着力点:一是以党委中心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学习教育,二是以中层以上干部为重点对象的干部理论学习教育,三是由各支部组织对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的学习教育,四是对管钱管物单位人员进行有铚性的学习教育。党委中心组坚持每个星期学习一次。 在组织领导成员和中层以上干部的学习教育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防止凭文件资料就事论事,只谈干什么,不谈怎么干;只说问题,不说办法;只讲客观,不说主观。努力将学习教育与议事融合在一起,根据议事内容安排教育,使教育的内容离企业更近,贴自己更紧,使学习教育更加充实。 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一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学习邓小平理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形势任务教育,二是组织学习巿场经济理论,进行改革开放、转机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竞争意识和危机感方面的教育,三是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上级关于反腐倡廉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一系列规定,进行党纪、政纪,廉政勤政方面的教育,四是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孔繁森等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工厂党风廉政勤政的好人好事,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五是组织学习《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行党的宗旨、理想、信念教育,六是组织学习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江XX“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进一步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例,进行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教育。 抓热点问题的解决 “九五”调迁到贵阳,全厂700户职工于1993年参加集资,到97年在贵阳“国家高新经济开发区”建了10幢宿舍,解决了332户职工住宅问题。1988年底,工厂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款,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安居工程”又兴建11幢宿舍楼,可解决364户职工的住宅问题。宿舍修好后,如何分配一时成了职工议论最多的问题。为此厂党政领导先后10次,职代会4次研究讨论分配方案,并从方案的制定到最后实施,全部采用公开办法充分体现了民主、公开、公平的原则,广大职工情绪高涨,不但没影响生产,反而当月的产品产量、质量都超额完成计划。 建厂30年,厂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换了六届,但无论是新班子还是老班子,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积极探索各种投资渠道,内引外联,采取小步快跑、滚动式发展,使工厂的主导产品钽电解电容,从小到大,先后经历了从产品升级到产业升级再到技术创新三个阶段,使企业的产品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巿场份额、巿场潜力、衍生性能以及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兼容性等方面都具有了一定优势,军品涵盖航空、航天装备系统;民品遍及大江南北,使原来资产不足0.3亿元增值到3.2亿元,销售收入从不足千万元上升到1亿元以上。 材料报上后,结果:新云厂被评为贵州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第七十九章 新世纪到来
江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01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人类社会前进的航船就要驶入21世纪的新航程。中国人民进入了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新征程。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向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世纪第一个新年的祝贺!”这之前,我突然接到来自家乡《姜堰大众报社》的一份“联系函”,指出:“家乡的亲人难忘远方的游子,无论你走多远,永远也走不出家乡亲人的视线,走不出无限情意。在这世纪交替、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谨邀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写一篇思念家乡、祝福亲人的短文,以100-500字为宜......”,为此我写一篇《我是老姜堰》的短文登载在《姜堰大众报》2001年1月3日第一期(世纪珍藏版)“天涯共此时”栏目,如下: 面对来自家乡大众报社这浓浓情意,心中有千言万语,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1964年,20岁刚出头的我离乡去了新疆,一晃,数十年过去,岁月的磨练已使我双鬓白发,但思乡确实是令人魂牵梦萦。1980年曾有过一次回乡的机会,县人事局发出商调函,而同时得到来自贵州的一纸调令,使我与家乡擦肩而过,但终挣不脱对家乡的刻骨思念。 30多年来,我先后数次回过姜堰,一次一次地吸吮着家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2000年3月,我携妻(上海人)、儿(新疆出生)、儿媳(贵州人)回姜堰探望85岁的老母,面对家乡巨大的变化,我似乎感到陌生。当我用一种特别的“姜堰话”在商场购物时,售货员投来惊异的目光,我立即申明“我是老姜堰......”。我利用一切时间奔走在儿时走过的大街小巷,温习着往日的旧梦......如今我已祖孙三代,思乡之情更是迫切,我时时都在告诫自己:“我是老姜堰!”仅借《天涯共此时》专栏,祝福家乡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这年中国监察学会电子分会上半年活动由成都30所承办。通知书下达后,这一次郝书记决定和我一起前往参加。 他让我订好两张去成都的飞机票,但考虑成都双流机场比较远,我就想起成都十一设计院的组织部的补莎莉部长,因为我们以前一起开过多次会(她们部也负责老干部工作、纪检工作),一起游玩乐山大佛和西安兵马俑,算是熟识、也是朋友。就打个电话过去,她一听是这事,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因太忙,接机那天她来不了,特请别人在机场接我们。等我们开完会,那是7月13日晚上,补部长又专门来到30所招待所看望我们,还送我和我的领导一些土特产。那天晚上,虽然时间不久,而我们谈的很投机。她是四川绵阳人,穿一身花连衫衣裙,她的得体、大方、热情、好客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 这次会议安排在四川广汉,会议期间专门安排去了“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的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据说是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进入三星堆,一个硕大无比的人面铜像“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骨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多少有些类似埃及人、犹太人;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三星堆文化是与世界上的最兴盛的古文化时间相当的,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所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意义重大。 据说好多中央领导都来看过,我们都觉着来“三星堆遗址”很有价值。 也就在这后不久,大约是10月份,弟来电话告诉,说母亲身体又大不如前,有一天在家中厨房,突然人跌倒,不省人事,大便也拉了一身。 下半年年会安排在江苏无锡由华晶集团公司承办。我去了,开了个头,我就跟主管人员请了假坐车回了姜堰。一看母亲基本上还能自主活动,也就放心不少。 可这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电话铃声阵阵,我鞋也没顾上穿,走过去接电话,只听得电话里一阵呜咽声,是蕴玉!她断断续续,边哭着边说,似乎吓破了胆:“你,你,你快回来,我一个人在家,我怕,我怕.....”原来这天是孙孙满一周岁,亲家在凯里为他做周岁生日,请了不少人,儿子小杰下午也赶去了凯里,家中就蕴玉一个人。由于自己身体不好,平时胆子也小,所以到半夜,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灯光也忽闪忽闪,越睡不着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睡不着,这样就拿起电话打过去。可是我是在千里之外,我急得实在没了办法,就这三更半夜,给郝书记家打过去电话,告诉了他蕴玉的情况,请他帮助想办法。后来知道,郝书记半夜三更起了床,叫上一女同志,来到我家,让蕴玉去医院,可她又死活不去,最后是郝书记动了真火,下死命令,才将蕴玉连夜送去医院。
过后,到12月,一次正好集团公司召开各单位厂长会议,华联厂厂长黄光进来了,我给他打了个招呼,就用他的小车,我和蕴玉坐上去凯里厂里将小燕和孙孙(小杰起名叫“彬睿”)接了回来。小燕也正式上班了,家中就请了个保姆,和蕴玉一起带。 我去办公室也忙起自己的事。 为迎接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和中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理论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的学习,在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工作全年计划安排中已写下“年内组织党的基本知识竞赛”,后来,《中国监察》杂志社也下文,从5月下旬至7月1日组织开展《迎接十六大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有奖竞答活动》,我们考虑《中国监察》的知识竞答,一定要组织参加,但他是全国性的,中奖率肯定不高,所以我们决定,两个竞赛都要搞。以公司的竞赛促《中国监察》的竞赛,具体是:我们从公司行政要了些费用,用于对参加公司竞赛获奖人员的奖励,但对其中“单位组织奖中“《中国监察》的参赛人数”将是一主要依据。所以,各单位都很积极。认真组织党员学习有关知识作好充分的准备,保证了《中国监察》的参加的人数,到6月中旬,已有640名党员干部参加《中国监察》的答题,不少单位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也认真组织,全体厂级及党员干部都参加。最后,集团公司获《中国监察》颁发的《组织奖》奖牌。公司的知识竞赛也圆满成功,从100%正确的答卷中,由各单位纪委书记参加抽取,一等奖30名,二等奖50名,三等奖100名;“单位组织奖”5名。 这期间,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编印了一本简易《五笔汉拼字典》,收集了3625个汉字,以五笔和汉语拼音互查方法,具有简便、快捷特点,先是按汉字读音,取第一字母,再按汉字第一笔顺,按编印的“检索表”很快就能查到该字的五笔或汉语拼音打字方法。印好后,送了不少初学者,大家都称赞:一学就会,易学易懂。 可是不久,我与死神相遇,差一点就去见了阎王。 2002年7月31日,星期五。那天下午我和郝书记还在办公室研究准备去镇远那边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的事。我们纪委每年一般开两次工作会,一是开春,年度工作安排,二是下半年,对上半年工作小结和再布置下半年工作。这次去镇远是下半年会。去镇远是让大家出去长长世面。开了一下午,基本都定下来,就等下周具体落实。 晚上吃过晚饭,大约七点。也怪,以前这时候我都是坐下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可这天,我却下楼(我家住五楼)在院子里陪不满二岁的孙孙玩,我先带孙儿坐童车,后来儿媳下来就抱他出去了。 可不久,突然天空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哗啦啦”下起了大雨。我在楼道站了一会,雨还在下,感觉有点凉,脑子想要给孙儿送伞和衣服,就返身上楼。 待上到四楼,突然看到华联厂黄光进厂长的妻周学英和她女儿黄媛从四楼陈开芬家下来。陈开芬原是公司工会会计,周学英原在厂里也是厂工会干事,她们一直相处很好。 我立即邀周学英和她女儿到家坐。周学英有好久不见,她女儿黄媛是来公司报到,明天正式上班。当时我显得异常激动,也有点语无伦次,一边说:“祝贺祝贺,明天我请你们吃饭,”一边端茶切瓜又拿上雨伞和衣服,开门下楼。 待我走到四楼,我发觉左腿突然不听使唤,发软无力,我用手拉着楼梯扶手,抬起左腿想用力向前甩也甩不动。当时我也不清楚是怎样走到了二楼,就再也无法动腿了,我瘫坐在楼道上,嘴角不自觉流下口涎,我知道我这是中风了!我全身无力,口语不清地喊叫着,可无人回应,但我脑子清醒,我用右手拿出挂在裤腰上的手机,给妻打电话。 后来来了好多人七手八脚将我就近送到四一八医院在这开设的分院。但由于刚才的雷击,CT机无法扫描检查,只好将我安置到“特护室”留观。刚送去不久,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书”。 挨到第二天上班,公司来了不少人先从三楼将我抬到一楼做CT检查,继又抬上三楼。一会又来了不少人看望我。再一会,公司主要领导也全来了。这时,我心底里清楚,因原来我搞过老干部工作,清楚这主要领导来就是一种“临终告别”仪式。我问自己:大概是我真的不行了?可这时我的脑子很清楚,公司工会的龙小珊来了、办公室的蔡小兵、赵红梅来了......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个小护士进来说:“请大家出去,病人需要安静。”大家都不理。谁来了谁没有来,我都很清楚,但不管怎样,来了那么多的同事、朋友,我激动的眼泪也不自觉的流出来,“鸣、鸣”地哭了。妻蕴玉不知发生了什么,又赶紧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边哭边说:“你,你冷静点,不能激动,啊。” 不过,我还是挺过来了,经CT检查,医生说是丘脑出血。所好一是出血量不大,二是当时没有摔倒形成脑部损伤,三是送医及时。但就这样,医院还是先后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没有敢交给我妻蕴玉,而是送交给了郝书记。 总的一句话:是我的命大,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小时候去捞蝌蚪,掉到河里,第二次是在上中学时被电打,这在我《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描述。 这次脑出血,究其原因,还是饮酒过量。就在出事前,我去了凯里,在一些厂里“老朋友相见满三杯再说其他”,就这样,中午、晚上是逃不脱。酒喝多了肝火旺,这就有了那天见了朋友心情特别激动.....看来这酒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病后我也就戒了酒,做到滴酒不沾。 再说这脑出血后,我整个人一下老了有10多岁。一次,我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退休后二年),碰到一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年岁的老者。 他问:“你今年70几?”我诧异了,但立即回过神。 我开个玩笑:“快80了。”他说:“啊,看上去好年轻!”“好年轻?”---我的心好难受: 70几,80?可我才63......
我为什么要一再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几十年来,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我要感恩!特别是在我生病的时刻,我的思绪万千,想起很多往事,这事又特别的在我心头久久不愿离去,也因此,今天我要发出这《寻人启事》,请各位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你见到过这篇《寻人启事》的,你就一定要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来解除这块几十年的心病。 情况是这样的:丁正海男 江苏省如皋人 年龄约63--64 1959年考入江苏省苏州蚕桑学校 1961年应征入伍赴舟山群岛服役.......当时,我和丁正海同年考入苏州蚕校,同在一个班,住的上下铺,又都是苏北老乡,时间不长就成了知已,用现代的话就是“哥们儿”。 1961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们全班男生都参加了体检,结果只有包括丁正海、钱普东在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应征入伍,而我却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与征兵无缘。那时候的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时,就开始内心烦躁、面孔燥热。开始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还每天坚持着上课,有时实在不行便趴在课桌上,为这还受老师不少批评。当时正是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自己家庭经济条件太差,虽然学校属半供给制,不缴学费、伙食费,但吃的质量很差也吃不饱,常常没菜就喝可以照见人影的“酱油汤”,一度曾多数同学患上浮肿病。我当时的胃也不好,学校照顾每天中午一餐"病号饭"(一碗面条),常常吃饭后到学校医务室去喝一种“氢氧化铝”的药。 这些情况,我都在写给丁正海的书信中尽情倾诉,他也常常来信从精神上安慰我。 拖了有几个月,学校让我去医院复查,结果病情没有好转,学校决定给我配点药让我回家休养,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连回乡买一张车票的钱也拿不出,我只好又给正海写了一信,丁正海收到信后立马从邮局给我汇来了8元钱。要知道他们在舟山群岛服役,也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就一点点微薄的津贴费,他节省下来寄给了我...... 我回到家中,父母为我操心,而我却很烦躁,也就没有心思给正海写信。 休养不到两个月,学校又突然通知让回校提前参加毕业考试。 原来,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的中专技校被砍,全部下马、停办。考试完学校就放羊了,全校同学回家,毕业生也不分配。 我回家后,整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坐也坐不下来,慢慢我就断了与正海的书信往来...... 后来,我去了新疆,1981年又调到贵州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我常常思念,也曾经打听,可是有谁能告诉我? 丁正海,你现在哪里?你过的好吗?你能体验到我对你的思念吗?你知道我这几十年来内心的痛苦吗? 据当年去当兵的钱普东说,他们一批复员转业后都被安排在苏州工作,但不清楚丁正海分在哪。 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不知如何报答你,我想你也绝不会要求我对你的任何报答,而我也只想见你一面并当面对你轻轻地说一声:谢谢!只想让我们这种纯真的友情代代相传。 联系:QQ370210672
从一开始,我整个人的脑子是清醒的,讲话也没障碍,基本是口齿清楚。仅是左侧身体僵木,左手、左脚不听使唤,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这时吃饭什么的都是蕴玉在服侍我,喂我吃,帮我翻身。就这样躺了几个月。 在我住院期间,不少单位纪委的领导同志前来看望和慰问我,有省工办纪委书记杨学军、办公室主任杜兰英、有公司永光厂、宇光厂、红云厂、华联厂、418医院、都匀技校、凯里电校等。今天写在这里,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后来我能就慢慢地下床练走步,蕴玉扶住我像个初学步的幼儿那样,从起步开始练习,我恢复的还好,后遗症不大,整个前后有7、8个月,我就能拄着拐杖走了,我又继续去办公室。 我们又将孙儿彬睿接回来,继后就送了“宝宝乐园”托儿所。这时的蕴玉,身体似乎非常的好,不然我生病住院这么大的事,她是承受不了的,起码在精神上也是要垮的。大家说,这是自她带上孙儿以后,才有的变化,是孙儿给她带来的福音,使她的身体素质变好了。 也确实是,她的那“癫痫”病也就没有再犯过。 2003年3月,根据公司干部老化问题,公司按照“本人自愿干、群众拥护干、领导批准干”的原则,公开选拔、竞聘两总部部门领导职位,参加竞聘的人员达90多人,结果有20余人胜出并上任新的领导岗位,公司纪委副书记岗位由久达厂原党委书记夺得。像我这样的一批人被宣布“退居二线”,当调研员(还在纪委上班,只是没“岗位”)。公司纪委及时召集各部门新上任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党风廉政教育。郝振生书记在会上要求新任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确树立“三观”--“人生观、权力观、利益观”;严格把握“四慎”--“慎权、慎独、慎初、慎微”;认真执行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的“五个不准(字数太多,略)”。 当调研员期间,我还陪新上任的公司纪委副书记宋本源下厂转了一圈,到各单位熟悉情况。去了凯里华联厂、红州厂、都匀红星厂、南华厂。 到2004年1月我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成为一个真正的退休人员,“享受正处待遇”,在“社保”领取退休养老金。 这年春节,正月初九(即元月30日),我们全家正带着孙孙在贵阳街上商店里玩,忽然,手机响了,虽然我灵感告诉了我这是一噩耗,但当弟弟在电话那头,说: “妈妈她......走了。”我还是很吃惊、很伤心,我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回来。”当即从街上“打的”回到家中。经商量,由我和蕴玉回老家奔丧。 第二天,我们就坐上飞机,中午到达上海虹桥机场,然后乘坐机场通勤车到“徐家汇”,直接到去苏北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当晚5时到达姜堰弟家。 灵堂就布置在房外间“客厅”,我的母亲遗体已被安放在一张用门板搭起的床上,身上罩着白被单,脸上也盖面巾。我和蕴玉立即上前跪在一放好的棉垫上给母亲磕头,心中充满愧疚,泪水不由自主在滚落。心中有好多的话要给母亲讲,但此时只是边流着泪说:“妈,你老安息吧。”我南京二哥、二嫂已先我到达家中,弟弟、弟媳以及我舅家的几个孩子、我的表弟黄诚、黄俊、黄华等都在家中帮忙。 我舅与我母亲是同父异母,母亲年长我舅13岁,自小可以说舅是我母亲给带大的,可不清楚,我母亲去世,舅是一步也没跨进我弟家的门。 现在就等在内蒙的大哥回来,一直到31日夜里近11点过才到达,大哥、大嫂和他们的长子文华一起回来了。大哥似乎仍旧穿着1978年回姜堰时穿的那身蓝色羊皮袄,戴一顶毛线帽,一路颠簸回来,一脸倦意,更显苍老。 我们全家都在等着他们的到来。 大哥、大嫂先后在母亲遗体前磕拜,大哥说:“妈,不孝儿给你老磕头,儿回来晚了。”陈家长孙文华此时也上前磕头,口中喊叫着“奶奶”,嚎啕大哭。文华曾在高中一段在姜堰老家念书,奶奶对他是百般疼爱。 当晚,就将事先准备好的纸钱由我们弟兄给母亲烧了(按习俗在今晚一定要烧),一直烧了一个小时。 睡了个囫囵觉,大家又起床,护送母亲遗体去火化场火化。因是请的丧葬“一条龙”服务,很多事也省了我们麻烦。 火化后,我们又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去到“姜堰巿公墓”,举行了简单而又庄重的“合葬”,将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到父亲的墓穴中。大家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个个仪态凝重,看那些工友们在劳作,墓穴起封后,我们排着队在绕墓穴走着,随手将一些硬币扔放到墓穴中。 母亲平时节俭,存有一万余元,共四张存折存放在舅舅那里,二哥和弟先前去取了回来。就这母亲积攒下的一万余元成了处理自己丧事的全部费用。 从1962年我苏州蚕桑学校毕业,背着简易的行囊,回到父母身边,1964年9月启程去了新疆,到现今已满打满算有40个年头,40年风霜雪月,坎坎坷坷,我总算自己也已变成一个“老人”,自己也当上了父亲、爷爷。可对于我自己的父母,我没有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没有尽半点赡养责任,没能在老人需要的时刻陪伴在他们的身边,虽然每月按时寄一些微薄的区区几十元钱,可那又能解决什么?一个人老了的时候,他最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据说,母亲最后也只是摔了一跤,只是不省人事,但如果能及时送到医院,可能活过90岁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当时没能及时回到她老人家身边......在这样的时刻,心中充满愧意,想了很多很多,但我要感谢,苍天大地,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了我生命,带我到人间,是他们养育了我,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的道理和遗传给我的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那宽厚仁慈的品质,才使我有了40年的发达。 我要感谢新疆,是新疆的山、水滋润了我,是军垦农场的生活锻炼了我,是新疆的人民培育了我,有了新疆的17年,才有了我这40年! 同时,在我的40年中,我也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因为在我离开父母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我与她结婚后、在我生病之后,是她处处、时时陪伴着我、支撑着我,给予了我力量,使我能在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儿、我的儿媳,是他们为我生下了我的孙孙、我的生命的继承人。我还要感谢的是那些曾经是我工作中的领导和同事们,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和成果。我还要感谢一切的人们,是大家构筑了和谐、平安的社会,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 40年,一个人生命中宝贵的40年!人生中仅有的一次,没有第二回......
据有关资料,在中国,陈姓是一大姓。常言道:一笔难写两个陈,五百年前是一家。虽然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五百年前的陈姓氏族状况,难以断定姓陈的谁与谁本是一家,但五百年后的今天,作为陈姓的一个分支,从江苏姜堰又分杈内蒙、南京、贵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为让百年后陈姓后代知晓这分支、分杈的细枝末节,他们的根在何方,我们特记录下这《祖籍地》,一方面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情况告诉他们,一方面也有利于今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祭祀。 在江苏省苏北,有一个并不显眼的镇子---泰县姜堰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这里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祖祖辈辈衍生的地方。现在,她已经更名江苏省姜堰巿,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城巿,而且必将成为中国有名,世界知名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的祖籍地。 曾祖父陈肯堂(辈分以笔者计,无从再往上追溯,拟定为第一代)留有六个子女。其四子陈辅臣后来成了我们的祖父。其生于1886年,卒于1939年,职业为店员。因一次守夜值班中,一伙盗贼撬门入室被发觉,一把火烧毁了店铺和账本,祖父被逼变卖了祖房家产赔偿。从此一撅不振,于53岁时气绝身亡,时长孙2岁。 父亲陈墨林,生于1907年,卒于1978年,自幼学徒,一生平淡。解放后一直在泰县棉百商店任会计,解放前夕曾集体参加国民党。其共生有六子:第四、第五两子因病于1949年前夭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候,祖国并不强大、富裕,我们全家也随祖国一起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由于在祖父手中将祖上房产卖去,“陈”家就成了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镇乡结合处到处租借房屋,真正是颠簸流篱。到1950年三弟7岁时才搬到镇上,租住在房东(沾上一点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王家房子----姜堰镇北大街刘家桥巷4号,一直住了30余年。 在这30余年中,陈家在“刘家桥巷4号”历经了巨大演变:(按时间先后)长兄去内蒙、祖母去世、三弟去新疆、二弟结婚、父亲去世和随着房东六个儿子长大成家,母亲和四弟被迫搬出...... 由于家境贫寒,全家包括祖母、母亲、弟兄数人,全靠父亲一人每月36元的工资度日。长兄读完初中,下乡做了一段民办代课教师,于1956年支援边疆建设去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钢铁公司白云鄂博铁矿当了工人,并在那里成家生子,直至退休。(注:2007年8月3日因病在包头巿去世。)留有一女二子仍居住在白云,其长子武汉钢铁学院采矿工程学士学位,现任白去铁矿车间主任兼书记。 二哥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父母省吃俭用,克力培养,供其读上南京大学,后留校执教,由于其在数学教学方面有独特成就,升为教授。现有一女一子。其子1998年南大电子系本科毕业,2003年南大电子系硕、博连读毕业现南大任教。 三弟1962年毕业于江苏省苏州蚕桑学校,因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1964年分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六团工作,1981年调贵州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生有一子,现在贵州省贵阳市国营八七三厂110车间工作。 四弟初中毕业后,因文化大革命未继续升学,一直与父母共同在姜堰生活。由于三兄长都在外地,赡养老人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四弟身上,特别是搬出“刘家桥巷4号”后,一直居无定所,四处飘荡,又加之“三机厂”破产,失业在家,处境十分困难,所好继后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临时工作。其子大学毕业后也在南京谋到一份差事,已在南京买房结婚,心中安慰些许。 俗话说:叶落归根。但长年在外的人,又建立起自己的新的根基,要回去又谈何容易。现如今,我们都是过60岁的老人,大家感慨万端,相约十年后再聚姜堰。 虽然我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籍地。 而且,在我几十年内几次返乡,反复听到的一个关于“刘家桥巷”的传说,使家乡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直到2004年我又一次回到姜堰,再一次回到“刘家桥巷”我原来居住过的老屋,再一次聆听原来的房东,现已近九十高龄的王老伯讲起这传说,和亲眼看见那一批批的来到这“刘家桥巷1号”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人们,我终于是听懂了,相信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 解放前夕,在姜堰街上开有一家“胡记”茶叶店,店主胡敬之老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店内茶叶品种多,质量好,买卖不掺杂耍滑,生意十分红火.胡老先生是从安徽绩西过来的,当时就租住在“刘家桥巷1号”的一二层小楼上,膝下生有一男二女。该男孩就出生在这小楼上,5岁左右随亲人去了泰州,后来就在泰州上学。胡夫人李文瑞于1949年过世,年仅29岁;胡老先生1978年去世,享年59岁。1997年,二老的墓移至姜堰公墓内。 所以,前面我说,待有朝一日,当这一美丽的传说正式向世界公开之时,姜堰必将成为中国有名,世界知名的地方! 姜堰,历经数十年苍殇,现在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建起来,火车开到家门口,有了“城巿”的味道,虽然她留给我们记忆中的只是贫穷和辛酸,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祝愿她建设得更好,家乡人民生活的更好,我们弟兄甚至我们的后代还是会回“家”去看望她的,因为她终究是生我养我的故土、祖辈衍生的地方,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祖籍地”!!
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下午13时30分脱稿 三月十日修改完(陈泰)
(请继续阅读“后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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